一边是让盗贼心服的廉能，一边却是视人命如草芥的暴政，这让陈兆棠的真实面目变得扑朔迷离。其实，这时候的陈兆棠还远没有变得引人注目。光绪二十六年（1900），陈兆棠自崇庆州调署简州。没多久，他的表兄夏寿言由四川川东道升授四川按察使署布政使，陈兆棠按清制应援例回避，于是改官江西担任一个闲散的角色。这对正处于上升势头的陈兆棠来说是一个坏消息。到江西后，他“不事争竞，惟吟咏自娱”，一幅与世无争的姿态。令人惊讶的是，当了5年的地方官，陈兆棠似乎清贫如洗。据他的弟弟陈兆葵所写的《同怀澍甘先生五十寿叙》，陈兆棠“至贫，不能治行李、迎妻子，及岑少保督川，始得稍稍发摅。”也就是说，直到两年后岑少保（即岑春煊）的出现，他才走出这个低谷。

岑春煊对陈兆棠来说绝对是一个贵人。陈兆棠在崇庆州时，正值八国联军入都掠夺，各地百姓争毁教堂为快。陈兆棠在这节骨眼上判断非常正确，对所辖的教堂“竭力保护，认真拿犯，教民虽有损伤，教士并无受害”，因此躲过了清政府对清末教案的秋后算账。时任山西巡抚的岑春煊对清末教案的判断与陈兆棠可谓惊人一致。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成为慈禧太后红人的岑春煊晋为四川总督，即奏请将陈兆棠召回四川署邛州直隶州事。次年，岑调任两广总督，亦差遣陈兆棠随行入粤，统领武匡军。岑春煊按照规定送二千金给陈作统费，陈兆棠却“固辞不受”，还说“不要钱，不徇私，不任性”，自律自负如此。

当是时，广西全省饥旱，寇盗纷起，“大则屠城掠野，小则取财夺物”，“人民不堪其苦，官军亦莫能救”。岑春煊以陈兆棠素习兵法，让他招募桂阳子弟1500人组成 “两广棠字全军”，转战广西全省，破贼无算。陈兆棠身先士卒，“躬冒矢石，奋力前驱”，数年之间大小七十余战，“军威未尝稍损，西征诸军以公军为第一”。此时的陈兆棠，已成岑春煊在广西战局中得力主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西肃清，陈兆棠马上前往广东，奉岑春煊之命稽查广东全省各军，事业如日中天。

从一个小小的知县成为叱咤风云的一军统帅，陈兆棠完成了从文官到武官的转变。这种转变，无疑会将陈兆棠性格中暴力的一面无限放大。当他在广东奉命办理惠州军务兼惠州营务处，继而破格提拔为惠州知府，专门负责清乡行动时，惠州就陷入血雨腥风的恐怖之中，陈兆棠也就有了“屠伯”的绰号。

中文名：陈兆棠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族

出生地：湖南桂阳

出生日期：1859年

逝世日期：1911年

　陈兆棠(1859—1911)，字澍甘，湖南桂阳人，其父陈士杰是曾国藩重要幕僚。陈兆棠累官至潮州知府，同时他的罪恶一生的终点也在潮州，在任期间残杀百姓，奴役民众，杀人如麻，民怨沸腾。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轰动全国，潮州光复，陈兆棠也随之被革命军所擒。11月22日 恶贯满盈的陈兆棠被革命军枪决于署前的照壁下。临刑前，陈兆棠写好遗言：“不死于君，不死于国，死于因果。”陈兆棠伏法无疑是满清走向末路的一个最好的证明，同时也是陈兆棠一生中作茧自缚的因果报应。

　人物经历

　陈兆棠，字树甘，湖南桂阳州人。父陈士杰，山东巡抚。宣统三年，兆棠官惠州府知府。九月，粤中党人起应武昌，总督张鸣岐遁香港，民军遂踞省城，设军 。潮州镇赵国贤自尽死，所统防军扰乱，守、道、知县皆逃。士民惧，坚留兆棠收抚防军，部署未定，二十八日，民党纠众攻府署，火及宅门，左右挟兆棠出。民军悬赏购执，令输饷十万贷死，兆棠曰：“死则死耳，安有钜金助尔谋反”众怒，缚之柱，中十三枪乃绝。

　在大多数人眼里，陈兆棠正如《时事画报》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派人物。然而令人好奇的是，陈兆棠一生的游宦经历，所到之处几乎都留下了凶残嗜杀的恶名，百姓对其恨之入骨。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嗜杀成性而他草菅人命的背后，又是一个怎样的陈兆棠为了能够清晰地认识如此恶贯满盈的人物，通过大量地方文献，力图展现一个罪大恶极的陈兆棠供后人认识。

轶事典故

　名门之后捐纳入杂途

　桂阳泗州寨陈氏是当地最为显赫的名门望族之一。陈兆棠之父陈士杰居位通显，是清季鼎鼎大名的中兴名臣，在清代的洋务、海防、河工、教育等方面都作出过贡献。基于自己的经验，陈士杰尤其重视家族教育，把几个儿子的学业全部委托给晚清大儒王闿运。在王闿运的悉心教导下，陈氏子弟均获得很大的成就，其中陈兆葵、陈兆文均入翰林院编修，人称“一家兄弟两翰林”;陈兆奎虽以举人出身，但跟从王闿运学习长达30年，久负文名，官至法部总检察厅检察官。在兄弟们的光辉下，仅是廪贡生的陈兆棠多少显得有些失色。宣统三年(1911)，陈兆棠在潮州知府任上被革命军枪决的不光彩事实，使得后人在研究陈士杰家族时会有意无意地避开陈兆棠这个名字。

　有关陈兆棠最详细的历史传记见于《桂阳泗州寨陈氏续修宗谱》(民国六年惇庸堂刻本)的《清赠道员广东潮州府知府陈兆棠事略》，文长数千字，详细交代了陈兆棠的一生。众所周知，大多数族谱都有遮阴报喜的弊病，但是一些没有政治色彩的记述仍足以采信。

　陈兆棠“少有大志，长而能文，磊落瑰奇，激昂慷慨”，曾读书于泗州天苍巖、长沙岳麓书院、城南书院、屈子祠，历览天下名山大川，好学不倦，“以是知名当世”。但尽管他“以制艺名于时”，却始终无法敲开科举大门，“时论惜之”。光绪十五年(1889)，陈兆棠放弃了进入正途的科举道路，而是捐五品同知衔进入杂途，以知县选拔四川兴文县。但是，陈兆棠的仕途之始可谓一波三折，还没赴任就以母丧去官，服阕后再赴川井矾票盐局差次，又因父丧离任。据说陈士杰卒于衡州，陈兆棠仅用了12天就穿越路途艰难的蜀道到达衡州，一路平安，堪称神速，“盖纯孝之致”。

　重典治乱岁杀三百人

　光绪二十一年(1895)，守丧期满的陈兆棠终于可以放开手脚为仕途奋斗。他先是在四川云阳县办理票厘，次年题补大邑县调署威远县，“判决疑狱，案无留牍，月余大治”，他还捐廉修建经纬书院，聘名士张肇文任山长，文风始盛。从威远调回大邑本任时，“父老攀辕苦留，步行送五十余里，皆泣涕沾襟”。大邑县“素称难治，抢劫成风”，“盗风甚炽，人有戒心”。陈兆棠下车伊始，即大力整顿治安问题，制定相应的法制法规，兴办团练以保卫地方，“不盈一载，四境肃然”。在大邑，陈兆棠展示出剿匪的特殊才华。邑中有匪目张老光子屡犯巨案，但历任知县均悬赏未获，陈兆棠则拿他第一个开刀，使得其他匪徒畏威而改过自新。

　对大邑百姓来说，陈兆棠的最大政绩还不是剿匪，而是修建了平云书院，又捐俸银千两遣人到湖北官书局，购置经史子集等图书以广学生见闻，并在闲暇时到校与诸生诗文相乐，在当地传为佳话。陈兆棠在平云书院修成之日亲撰礼堂联：“痴心抱贾太傅爱国忧愁，环海吼波涛，无计请缨空痛哭;此地是范文忠吟诗故址，明经先器识，抗怀希古莫蹉跎。”流露出自己爱国而又报国无门的忧闷情怀。

　光绪二十五年(1899)，成都府知府刘心源看中了擅长剿匪的陈兆棠，把他调任到匪“强悍异常，历年不治”，“盗案岁千计”的崇庆州。陈兆棠在崇庆州如何治盗据清末四川著名干吏吴光耀所著的《 改流本末纪》记载，陈兆棠“重赏峻刑，盗绝迹。处己廉，故盗亦心服”。1926年出版的《崇庆县志》记述得更为具体：“以整顿保甲，清厘户口为先务。闻警即躬率健卒四出追捕，风驰电掣，擒馘甚多。”

　《 改流本末纪》是吴氏的晚年作品，写作时无所顾忌，直书对某人的看法、某事的评价，可信度极高。从吴氏的记述中，我们已能看到陈兆棠嗜杀的苗头。陈兆棠任崇庆州知州时，黎承礼任新都知县。陈、黎二人都是督抚之子，门当户对又相邻为官，故非常要好。有一次陈兆棠为儿子向黎承礼提亲，但是黎承礼听说陈兆棠“岁杀盗三百人”，认为“治盗纯用杀，非法也”，就推辞了这桩婚事。

　尽管如此，吴光耀眼中的陈兆棠仍不失为一个好官，因为自陈兆棠调离崇庆州后，接任者是“有严能名”的江油知县姜鹏程，但是相比之下，姜 “治效顿减”，“廉弗如也”。

　身先士卒文官成武官

　一边是让盗贼心服的廉能，一边却是视人命如草芥的暴政，这让陈兆棠的真实面目变得扑朔迷离。其实，这时候的陈兆棠还远没有变得引人注目。光绪二十六年(1900)，陈兆棠自崇庆州调署简州。没多久，他的表兄夏寿言由四川川东道升授四川按察使署布政使，陈兆棠按清制应援例回避，于是改官江西担任一个闲散的角色。这对正处于上升势头的陈兆棠来说是一个坏消息。到江西后，他“不事争竞，惟吟咏自娱”，一幅与世无争的姿态。令人惊讶的是，当了5年的地方官，陈兆棠似乎清贫如洗。据他的弟弟陈兆葵所写的《同怀澍甘先生五十寿叙》，陈兆棠“至贫，不能治行李、迎妻子，及岑少保督川，始得稍稍发摅。”也就是说，直到两年后岑少保(即岑春煊)的出现，他才走出这个低谷。

　岑春煊对陈兆棠来说绝对是一个贵人。陈兆棠在崇庆州时，正值八国联军入都掠夺，各地百姓争毁教堂为快。陈兆棠在这节骨眼上判断非常正确，对所辖的教堂“竭力保护，认真拿犯，教民虽有损伤，教士并无受害”，因此躲过了清 对清末教案的秋后算账。时任山西巡抚的岑春煊对清末教案的判断与陈兆棠可谓惊人一致。光绪二十八年(1902)，以成为慈禧太后红人的岑春煊晋为四川总督，即奏请将陈兆棠召回四川署邛州直隶州事。次年，岑调任两广总督，亦差遣陈兆棠随行入粤，统领武匡军。岑春煊按照规定送二千金给陈作统费，陈兆棠却“固辞不受”，还说“不要钱，不徇私，不任性”，自律自负如此。

　当是时，广西全省饥旱，寇盗纷起，“大则屠城掠野，小则取财夺物”，“人民不堪其苦，官军亦莫能救”。岑春煊以陈兆棠素习兵法，让他招募桂阳子弟1500人组成 “两广棠字全军”，转战广西全省，破贼无算。陈兆棠身先士卒，“躬冒矢石，奋力前驱”，数年之间大小七十余战，“军威未尝稍损，西征诸军以公军为第一”。此时的陈兆棠，已成岑春煊在广西战局中得力主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西肃清，陈兆棠马上前往广东，奉岑春煊之命稽查广东全省各军，事业如日中天。

　从一个小小的知县成为叱吒风云的一军统帅，陈兆棠完成了从文官到武官的转变。这种转变，无疑会将陈兆棠性格中暴力的一面无限放大。当他在广东奉命办理惠州军务兼惠州营务处，继而破格提拔为惠州知府，专门负责清乡行动时，惠州就陷入血雨腥风的恐怖之中，陈兆棠也就有了“屠伯”的绰号。

　草菅人命滥杀三千人

　19世纪末期，清王朝在广东的统治已面临严重的挑战，突出的盗匪问题就是主要表现之一。1899年11月的澳门 《知新报》的一篇文章称：“地球各国，盗贼之多，以中国为最;中国盗贼之多，以广东为最。”官方也不避讳广东多盗的事实，甚至多方渲染。比如1885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称：“粤东山海交错，民情犷悍，盗贼之炽，甲于他省。”陈兆棠在惠州办理军务时所要面对的匪乱，远甚于四川和广西。按照他自己的“成功经验”，那就是将四川时的重典治乱政策进行升级，变成了严刑峻法下的滥杀。

　陈兆棠的滥杀在广东是 “有法可依”的。早在光绪十一年(1885)，两广总督张之洞和广东巡抚倪文蔚为配合清乡，奏请在广东恢复就地正法。此后“就地正法”在广东一直伴随着清乡政策而沿用。在惠州，陈兆棠将“就地正法”发挥得淋漓尽致。据1907年8月20日《广州总商会报》的《惠府陈守办清乡示文照录》，陈兆棠发布告示要求各约绅房族，“务将族内各匪速行按名捆送惩办，以期拔尽根除”。言外之意就是由惠州绅商来指攻族内匪徒，以达到清乡的目的。然而，真正的江洋大盗怎么可能坐以待毙，因此清乡“就地正法”所杀者往往为“鼠窃狗偷”之辈，甚至是良民。

　《时事画报》中《惠州府草菅人命》的图画新闻就是最为典型的滥杀案例：惠州永安(今河源紫金县)农民罗宾二，向来在上义墟做点小生意谋生，1906年时被土匪吴火光纠劫并将其绑架。罗宾二之父罗国瓒到县府报案后，清乡营务处破案还算迅速，将罗宾二和土匪一起抓回。没想到土匪居然行贿营弁胡有德，反诬罗宾二为绑匪，结果当陈兆棠审案时，竟不分青红皂白立即将罗宾二就地正法。事后陈兆棠知道自己杀错人，才将胡有德收押，但死者已不能复生。对于此事，《时事画报》编辑发出了 “掷笔三叹”：“陈守滥杀，脍炙人口，惠属人士，咸能道之。呜呼!自就地正法之例实行，各属清乡，不知几许!罗宾二矣，生民无辜，遭此惨毒!”

　陈兆棠治惠三年一共杀了多少人，“令列属乡族，各自为册，注盗主名、区、处，兆棠按册捕诛，积三年，至三千余人，忌者腾毁，谓为‘屠伯’。”1909年11月27日，陈炯明在广东咨议局讨论停止就地正法议草时的发言也印证了这个可怕的数字：“观陈兆棠之治惠，杀三千余人，其间实有冤抑。”在汪精卫《论革命之趋势》一文中，甚至说“广东惠州府知州陈兆棠，莅任一月，所杀逾千人”。由此可见，说陈兆棠草菅人命，实在是无可厚非。

　死于因果命断潮州府

　应该说，清乡既成就了陈兆棠，也使他走上了不归路。在晚清，“清乡委员”如同常设的官员被派驻各地，两广总督也将清乡作为州县吏治考核的重要内容。而陈兆棠所特有的自卑心理——— 以廪贡生的出身进入仕途——— 让他不遗余力地奉行清乡政策，以获得进一步的晋升空间。难怪汪精卫说：“此宁嗜杀人之凶徒，必为虏廷所贵，使得益张其威福。故为地方官者，人人不期而为陈兆棠。”

　陈兆棠嗜杀的名声传到了恩师王闿运的耳中，这位深知陈兆棠品性的先生对他进行了一番规劝。光绪三十四年(1908)，陈兆棠正好50岁，王闿运有《作陈澍甘五十生日一联》：“五马一骢，弟兄衣绣;师鲸靖鳄，民物同春。”寄语陈兆棠官居高位后，应当师法韩愈贬为潮州刺史时，作《祭鳄鱼文》以驱鳄。只有用文治取代武治，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据王闿运之《湘绮楼日记》，此联之后还附有王闿运对陈兆棠的评价：“澍甘好杀，而不能杀洋人，故令其师鲸以靖鳄，不可杀也。”显然，他对陈兆棠的“好杀”感到忧虑。

　与王闿运持相反意见的是陈兆葵。陈兆葵同样是在为陈兆棠祝寿的文章中说：“(陈兆棠)督盗贼所论杀颇众，当时或疑为严峻，去后民辄思之。以是川粤之间，言循吏者交相推引，沈司使、王分巡虽齐名一时，皆自谓不逮也。”言外之意是陈兆棠的好杀，在很大程度上震慑了犯罪分子，使得百姓赖以为安。

　王闿运和陈兆葵分别分析了陈兆棠嗜杀的正反两面。事实上，历史证明王闿运更具有远见。因为杀人本来就是治标的手段，根本不可能根除盗源，而滥杀则又势必进一步激化矛盾。最终，普通百姓“为匪死，不为匪亦死”，“势必负隅相抗，作困兽之奋斗”。再加上此时清廷大厦将倾，草菅人命的陈兆棠也势必成为人民群众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至于陈兆棠在地方上的廉政和善政，早就被人遗忘得一干二净了。

　光绪三十四年八月，陈兆棠应两广总督张人骏之命调任潮州知府，一如既往地执行他的暴力哲学，“一日报诛三百人，郡中震怖”，令人齿寒。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轰动全国，潮州光复，陈兆棠也随之被革命军所擒。11月22日上午8时，革命军将陈兆棠缚于竹梯，梯顶悬挂著一长幅标语，上面写着“处决民贼陈兆棠以谢天下”。就这样，陈兆棠被押至署前的照壁下枪决。《清史稿》记为“中十三枪乃绝”，也有中19枪和中7枪之说，不管怎样，陈兆棠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临刑前，陈兆棠拟好遗言致其家属：“不死于君，不死于国，死于因果。”这番话，让人想起当年陈兆棠赴川任职前曾向王闿运告辞，王闿运看着眼前那位苦于报国无门的热血青年，发出了“究有何益，徒令人茫茫耳”的感触。或者可以这么认为，陈兆棠之死，何尝不是清朝统治末势下一个令人无语的悲惨结局。

说到陈兆棠这个人其实大家也应该知道的，很不简单的一个人，他最开始在历史上给人感觉是这个人好像非常的勤廉，但是之后他就不一样了，变得十分的变态，简直就是杀人魔王啊，那么有的人要问了这到底是为什么？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最后是惨死，到底是怎么作茧自缚，还是什么原因呢？下面跟随小编继续揭秘分析！

潮州知府陈兆棠是个作恶多端、顽固不化的坏人，他来潮州之前是惠州知府，镇压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惠州起义，并在起义失败后的清乡中，杀害无数人民，被清政府称为能员、而人民则骂为屠夫，当时要调整到潮州的消息传开，潮州人民非常害怕，托议长丘逢甲去探他的口气陈兆棠说惠州的富人比不上潮州的乞食，人穷生盗心，潮州向来称为易治，我到任后会以顺理治民、不伤百姓。但他到任之后，继续挥舞屠刀，采取镇压政策，大力清乡。

陈兆棠在清乡中任意捕杀群众，迫良为盗，还每天分配木枷若干，要捕到枷满为止，潮州有句俗语：就枷贼，指泛捕无辜，其源于此。在杀人时怕无辜群众骂他和革命义士作反清宣传、便制出鹅头大小的木块塞进犯人口中使其不能喊骂，这称咬柴鹅，潮州俗语也有嘴咬柴鹅——无能担也出实于此，喻含冤受屈而不能表白。由于要杀的人多，刽子手不够，就随便叫人担任，当时有个姓马的兵勇，手无力而且刀不利也被派为刽子手，结果砍一个人的头斩了几十刀还不掉下，故潮州也有俗语老马杀人——爱你死定，后喻不顾一切也要达到目的。

革命怒火是扑灭不了的，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武汉光复，两广总督张凤岐见大热血已去，逃往香港，潮州总兵赵国荣自缢，道台吴煦和海阳县令谢质都弃官逃命，只有陈兆棠不愿逃走，当时人称他柴浪(傻瓜)，有柴浪假镇定的俗语流传，其实他并不傻而是迷恋权力，希望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继续掌握大权。

当时潮汕各地都已恍复，革命军也先后入潮州城驻扎，陈兆棠表面欢迎，暗中排兵布阵，准备负隅反抗，由于赵国荣死后镇台的三营军队归陈兆棠指挥，而在潮州府衙前又占有府楼可控制城区，他更加有恃无恐。由于当时革命军内部不团结，进城后有本地部队和客属部队之分，部队又分驻金山书院，城南道台衙门和羊玉巷考院三入，陈兆棠更加肆，先指使部下在街上杀害八名宣传的学生军和一名教员，并准备11月19日(阴因九月廿九)凌晨三更造饭，五更出动，由镇台衙门的一营军队(逃剩二百人)进攻驻金山的本地革命军(二百多人)，在县衙的一营军队(一百多人)进攻羊玉巷的客属义军(一百多人)，府衙军队一营(逃剩二百多人)进攻驻道台的汕头革命军(约二百人)，但革命军在血的教训中团结起来，抢先一步行动，于凌晨一时迫镇台清兵投降，县衙清兵中立，夹墙攻进府衙，火烧府楼，陈兆棠虽负隅反抗，但不堪一击，只好化装逃走，潮州正式光复。

传说陈兆棠当时本来可乘乱逃脱，但因枉杀太多无辜群众，冤运魂缠身，当日要去西门坐火车往汕头又撞到南门，隔天想出东门坐船逃往梅县又走到西门，由于各门都有革命军把守和张贴抓他的布告出不了，第三天要出南门去乡间又转错到北门，这就是潮州俗语三日走唔出东门蒌，后喻家甸缠身走不开。

陈兆棠在城里团团转，因被冤鬼迷了心窍和蒙住双眼，走一夜来到金山脚时，天已快亮了，只见一间豆腐铺有灯光，便推门进去，要求歇宿，老板见是外江人而且满口金牙(因当时有金牙的人少)，觉得奇怪，正在犹豫之时见陈兆棠拿出很多银票说你容我，龙银多多送你。老板估计他是革命军要抓的知府，便假装答应并去买早点给他吃，出门去向革命军报告。当过知府的陈兆棠也算机灵，一听豆腐店主出门便跑的脚步声知道大事不好，金山书院驻有学生军，店主定去报告，急忙出店朝东跑往城墙上去，正如他估计一样，店主已向附近的革命军报告，革命军也赶到城上，只见陈兆棠正用扎腿布缚在城垛上沿布条堕落城下，革命军用九砍断布条，陈兆棠跌落城下，脚骨折断，被革命军抬住监狱，准备枪决。

据历史记载，陈兆棠是化装逃出东门楼时，被革命军肖公溥(潮阳人)认出抓住的。陈兆棠在狱中醉生梦死，遇有人前去看他时就转身面壁，不敢见人。革命军鉴于他民愤极大，决定在11月2日(阴历十月初二)把他抢决，由与他有血海深仇的弓蕉笋举执行，弓蕉笋姓孙，潮安县沙溪镇西林乡人，其兄弓蕉坝聚众反清，被陈兆棠咬柴鹅砍头，在弄场上当弓蕉笋枪瞄准时，陈兆棠大呼有遗言，监斩官准其请求，他便写道：不死君、不死国、不死罪、死于因果！这就使三日走唔出东门楼的传说更加流传。由于陈兆棠脚伤行走不便，革命军把他缚在一张长梯上，梯头贴有：枪决民贼，以谢国人！在潮州镇署前，弓蕉笋举起枪，瞄准他的头，刚好打在他的嘴上，满口金牙掉在地上。潮州各照像馆后有售出他被处决时的像片。

寒门子弟 苦学成俊杰陈士杰为曾国藩最重要的心腹幕僚之一，历任兵部侍郎、浙江巡抚、山东巡抚，在清代的洋务、海防、河工、教育等方面都作出过贡献。

陈士杰为衡永郴桂道桂阳县泗州寨人。少年时家境贫寒，苦读成才。小时候，陈士杰看牛时常将书挂在牛角上，牛走到哪里就读到哪里。他与兄长去衡州府（今衡阳市，衡永郴桂道首府）赶考时，母亲将三个盐鸭蛋用蓝布包了交给兄弟路上吃，当时去衡州府（今衡阳）要走水路，来回需一个多月，士杰兄弟考试回来，三个盐鸭蛋吃了两个，还留了一个带回来孝敬母亲。此后，陈士杰进入岳麓书院，1849年，24岁的他进北京参加考试，中廷试一等一名。这对于偏远的桂阳州来说是天大的喜事。而当报子来到泗州寨报喜时，夫人颜氏还在簸谷米。其家谱载：“夫人方簸揉，糠秕尚满身矣。”急忙放下簸箕，向左邻右舍借钱来打发“报子”，可见其时贫穷之状。

陈士杰中廷试头名后，便留在北京任七品小京官，同李鸿章一道常出入曾国藩的家中。史载：“酒罢投壶，惟侍郎与合肥李总督立三马。”果然后来两人都成为曾国藩器重的门生。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在衡阳组建湘军，手书招陈士杰到军中，为参谋大营的幕僚主事，信任有加。郭嵩焘在给陈士杰父亲的墓铭中曾提到：“文正公（曾国藩）所部吏士至，令先诣隽丞（陈士杰）。”即凡要想见曾国藩的人，都要先见陈士杰。曾国藩在湘的几次重要战役，如岳州之战、湘潭之战，都采用了陈士杰的意见。著名学者王凯运曾指出，曾国藩的靖港之战，不采纳陈士杰正确的谏议，方有水军大败，而曾本人也“欲自杀者数矣。”为陈士杰救解，并对曾“宽解甚慰，情谊益切。”不久，陈士杰随湘军进到武汉。此时，传来农民军进攻桂阳的消息，陈士杰念母心切，坚决要求离开湘军大营，乘一叶小舟回到了家乡，组织团练，号“广武军”。1859年，石达开军出天京后，经桂阳去贵州，在桂阳七孔桥处与陈士杰广武军大战，石达开不能胜，于是绕道未进桂阳城。晚年的陈士杰挂官归来，曾在七孔桥附近的凉亭上题联感慨此事：“荏苒半生，几度星霜催我老；纵横尺地，一番风雨庇人多。”

生逢乱世 大鹏展翅难

1862年胡文忠、曾文正大治兵，规复江南，每论荐人材，辄首及之。会江苏省城陷，朝议急完上海。文正以侍郎沉机有谋，奏荐。特简授江苏按察使，将所部四千人援苏松。侍郎自以前出时，家居为盗焚掠，惊忧太夫人，今边界日有游盗钞掠，而石达开党部往来郴永，以桂阳为衢道，不敢一日离。因请巡抚代奏请养，而书谢文正，以防遏上游为己任。

1881年，陈士杰升任浙江巡抚，他在浙江任上善于学习，思想开放，鼓吹洋务，派员采购西洋机器，还力主曾国藩支持容闳派遣幼童出洋学习。其时，钱塘潮水常为患，陈士杰“亲往勘工，改用巨桩长石，又改筑南头，方剥为圆形，以避潮冲。”又督修海口炮台，增筑镇海炮台和定海炮台。其后在帝国主义发动对沿海的侵略时，陈士杰督修的炮台在抵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史载：“其后法夷船至，镇海官军击沉其一舟，凭所建台也。”由于陈士杰在浙江的政绩，在他调任山东离开时，浙江人民皆不舍。

1882年，陈士杰在丁宝桢后接任敏感的山东巡抚、赐兵部侍郎。当时，丁宝桢刚刚处置太监安德海不久，山东未有总督，又靠近京都，朝廷对陈士杰的一举一动都很关注。而黄河水患严重，工程巨大，常常是堵了又漏，漏了又堵。朝廷赐命陈士杰为“治黄钦差大臣”，陈士杰为治黄心劳力竭，常是“青鞋徒步，昼夜寒暑无间。”史书又记载他：“乘小舟沿流视水。于上流数十丈下楗实之，堤遂不漏，众以为神。”说他不在漏水处下工夫，而在漏水的上流打桩夯实。这种聪明的做法，得益于少年时候在桂阳农村作田筑水的经验。陈士杰曾对王闿运说：“余幼时奉命视水，荷锄将筑塍，有老农曰：下有巨穴，筑坚土实之，水遂不漏。”

在陈士杰做巡抚时，桂阳一带去找他谋事的乡亲多达“数百人”。他为避“嫌疑”，在济南城外专门搭棚接待，从私人的俸禄中拿出钱来招待乡亲，给予回家路费，从不“假公款济之”或私下安排亲属。

1886年，陈士杰主动上书请求辞职回乡。上奏朝廷的原因是年老多病，其实他当时还不过61岁，在清末政界正是当年。隐退的真实原因可能与山东情势太复杂、教案之风渐起有关。陈士杰的老师曾国藩尚且因为天津教案，险些丢了一生英名，他的同窗李鸿章也正在对外洋务中进退两难，后来留下“卖国贼”的骂名。对陈士杰来说，引退无疑是最清醒的选择。

陈士杰的“规避”之法，即使他远离了“政治旋涡”，却也使他失去了许多施展才能的机会。曾国藩在选取他的接班人时，想到的第一个候选人是他的九弟曾国荃，但“九弟”一心想着攻克南京；第二个人选就是陈士杰。但当时陈士杰却自请回老家“保一方平安”去了。此时李鸿章主动请求“担此大任”，去上海开辟战场，联系洋务，以图将来。曾国藩只好选择了他，派兵、派钱，另组了淮军，并上书力荐，从此李鸿章一路攀升。

归隐桑梓 重学育英才

1886年，陈士杰从山东任上告老回桂阳后，做了许多善事：创建了“龙潭书院”（现桂阳一中），目前仍保留的“龙潭书院”四字，便是他题写的；在泗州附近建“塔峰书院”，曾国藩、彭玉麟、左宗棠为之题字；当时桂阳一带弃女婴的情况很多，陈士杰又特意办育婴堂，收养被弃的婴儿；当时桂阳常闹饥荒，陈士杰为此“设粥于路”，救助乞讨之人。

晚年，颜夫人去世后，他为兵部尚书彭玉麟所邀，居府城衡阳。

陈士杰基于一生经验，很重视子弟读书，陈氏子弟均获得很大的成就，其中儿子陈兆葵、侄子陈兆文科举进士出身，均入翰林院编修，人称“一家兄弟两翰林”，实为少见；儿子陈兆奎虽以举人出身，但跟从王闿运学习长达30年，久负文名，官至法部总检察厅检察官。儿子陈兆棠，廪贡生，光绪十五年（1889），捐五品同知衔进入仕途，以知县选拔四川兴文县。

陈士杰又支持衡阳“石鼓书院”的办学，与当时在石鼓书院讲学的国学大师、船山书院山长王凯运交游甚厚，两人结为亲家。后经石鼓书院王凯运传授而成的名人有：戊戌变法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榜眼夏寿田（陈士杰外甥巡抚夏时之子）、大画家齐白石、同盟会先驱杨度、学者陈六七……

陈士杰临终前仍不忘洋务救国，言“华夏之未来必在学夷长己”。遣其孙陈毓英留学德国学习铁路，陈毓英归国后主持修筑粤汉铁路的衡韶段，第一次打通了南岭隧道，从此使内地和南粤连通一体。

1893年，陈士杰病逝于衡州府城金陵巷（今衡阳市石鼓区），享年69岁。葬于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的衡阳岣嵝峰。陈士杰墓，现今被衡阳市旅游局列为历史文化景点，成为衡阳市岣嵝峰国家森林公园著名景区。

没有关系。

陈兆棠，清文宗咸丰九年（1859年）出生在湖南桂阳一个官宦人家，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潮州不久光复，陈兆棠也随之被革命党人所擒，11月22日上午8时处决。陈炯明（1878年1月13日－1933年9月22日），字竞存，广东海丰人，粤系军事将领，中华民国时期粤系军阀代表人物之一，主张“联省自治”，实则要割据称覇，与孙中山“大一统”的政治纲领不合，被国共讨伐后避居中国香港，1933年9月22日病逝于中国香港。所以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