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先秦时，社会上流传有《周官》、《世本》等谱学通书；秦汉以后，又出现了《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谱学著作。到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隋唐五代后，修谱之风更从官方流行于民间，以至遍及各个家族，出现了家家有谱牒、户户有家乘，并且一修再修、无休无止。因此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但第一部家谱是什么样子？修撰于何朝何代？是官修还是是私修？因为历史上缺泛记载，至今尚不得而知。到了宋代，由于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风气开始兴盛。于是家谱也日益多了起来。在这一时期的家谱中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若想知道谱中某人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一看此图便即了然；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结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使人知其本源，而世系表也因此更加完整；第三部分为附录。对研究姓氏的源流、迁徙、分布、文化等都有较大价值。

家谱究竟有多大数量，至今还没有人作出确切统计。因为家谱像其他所有私家家谱一样，还有秘不示人的家规。每当家谱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后，旧的家谱除留下极少几套保存在宗祠或族长手中外，其余都要全部销切，而代之以新的家谱。这种特殊的风俗习惯，当然为古老家谱的保存制造了人为障碍。不过，尽管如此，家谱作为生活轨迹的记录，仍有不少被保存了下来。至于散落在民间的家谱，无疑还有更大的数量。

作为宗族的神圣符号，家谱一直深藏民间、秘不示人。中国姓氏文化研究委员会秘书长于丽黎介绍说：“家谱是中国5000年文明的见证。在过去它是一种家族制度规范，能够规范人伦，是对社会法律和制度的一种重要补充。对于当代来说，家谱可以作为传统文化展示，可以重温先祖的优秀文化。家谱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具有文学、社会、史料价值。正史的记录毕竟是有限的，范围也太广，而家谱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有利补充，更加生动。如果我们现在珍视和珍藏好家谱，那么也是将来子孙了解我们的一个范本。”

关于中国家谱的起源问题，历来就有几种说法：一说起源于周代，一说起源于战国秦汉时期，一说起源于宋代，更有一说起源于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家谱甚至更以前的口头家谱和结绳家谱。我们认为，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本世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证，中国家谱起源于商、周时期比较可信。尊重家谱是尊敬祖先的表现，中国人有很朴素的祖先信仰，不仅中国，而且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国家，也都存在浓厚的祖先信仰。韩国保存了很多完好的家谱，他们的总统卢武铉、卢太愚都曾经到中国山东来认祖寻根。

家谱名称繁多，大致有宗谱、世谱、族谱、家乘、会通谱、统宗谱、支谱、房谱等称法。从中国家谱发展的历史看，宋代以后修谱的宗旨发生了变化，此前家谱作为官吏铨选和巨姓望族婚姻门第参考的依据作用已逐渐丧失，编纂家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世系、序长幼、辨亲疏、尊祖敬宗、睦族收族，且比较关注亲亲之道的提倡。家谱的编纂也逐渐由官方垄断走向民间私修。总的来看，宋元时代民间私修家谱尚未形成风气，并不普遍，而这一情形的转变主要是在明代。家谱、族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它不仅记录着该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罗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

先秦时，社会上流传有《周官》、《世本》等谱学通书；秦汉以后，又出现了《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谱学著作。到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隋唐五代后，修谱之风更从官方流行于民间，以至遍及各个家族，出现了家家有谱牒、户户有家乘，并且一修再修、无休无止。因此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关于《严氏宗谱》的编撰及祖先落业时间的考略

家谱实录

一．乾隆四年（1739年）谱序文

严天柱《序》：自洪策公迁豫章奉新后，钧举公任黄州路始居黄颡口，爱其山谷灵秀，涧水清漪而落业焉，由宋历我朝。

严天开《谱叙》：其著姓兴国始祖，仲玠公自奉新石巷徙居黄颡口，至贤公始出户焉，历元而迄我朝。

严存祺《叙》：吾族始祖仲玠公，本豫章奉新故郡，于元顺帝四年徙楚之兴国（元朝称永安，即今阳新兴国城关）黄颡口镇，传三世而我贤公字可雄者，始出户焉，由元而迄我朝十有五世年，历四百发祥，可谓远矣。

严存启《序》：吾族失谱历今九十余年矣。

“亨淑公”条目：黑龙公之子，行继一，生子四，宣一、宣二姑、宣三、宣四、宣五。公生于元顺宗末，殁于洪武廿五年。吾祖乃吾宗继业垂统第一也，先世不纲，陈友谅陷兴国，建都九江，实以附近居民。祖方十余岁，亦随迁例，我太祖高皇龙兴，癸卯八月大捷鄱阳湖，伪都倾覆，祖同邻人葛氏潜回。天下初定，洪武初年，赖舅氏刘七斋送祖归，做屋于旧居之所，辑累旧业，即所居是也。

二．嘉庆十三年（1808年）谱序文

1．严守期《重修家谱序》：自1736年（乾隆元年）丙辰年岁纂修以来，经年累月，综而计之，至今七十三载，凡五世矣。

2．严守敏《续修宗谱序》：吾族家乘，自乾隆元年刊修以来。

三．“仲玠公”条目：公出贸淮安，因遭风，转居辛亭里（注：湖广兴国州地名黄颡口），后元至正年（1341-1370）举茂才任黄州路提领。

“光魁公（1500-1583）”条目：宏达公次子，字伟卿，号松山，行贞八，创业祖居。

四．仕宦

严公钧举（仲玠公），1341-1370（元至正时）时举茂才官至黄州路提领，因刘福通乱麻城，徙居兴国州黄颡口而家焉。

五．逸士篇

严光魁：开拓鸿基，课子克家，躬行孝友，对霜露而哀笃双亲，秉阳和而慈蓄家众。

六．人物传

严达《祖母黄孺人节烈传》：无何“献闯”二贼先后纵横带甲满地杀人如麻，父莫保子，兄莫保弟，各纷纷潜逃……此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居黄隆五年，迄我朝鼎定，方敢回家及诣庐室，兵灾之后，蓬蒿满目，田废园荒。

七．大冶下圻严氏宗谱

①璋品、鹏程《续修宗谱序》：吾先祖原居江右籍，初，世居吴头楚尾，后，迁居兴国州黄颡口。

②《谱跋》：粤稽吾祖宗绩公自江右迁居兴国州黄颡口系马墩，传九世至伯瑞公，复迁冶邑下圻。

③《甲子年谱说》：兴国黄颡口系马墩，系宗绩公自江右以来，落业居住之所。

分析思考

一．上述谱文中，都说到一个共同的祖居地—黄颡口，在这里“黄颡口”一词仅仅是指地名而非治所名，具体地说就是指今天的黄颡口镇政府所在地。至于祖居地，在乾隆四年的几篇谱序里没有一篇是说“落业严家塆”，或“落业黄颡口严家塆”的，应该说，严家塆并不是我们落业此地的第一祖居地。在“仲玠公”条目中并且明白无误地写着“因遭风转居（注：湖广兴国州地名黄颡口）辛亭里”。

二．其一，至正（1341-1370）是元惠宗（即元顺帝）的第三个年号，也是元朝的最后一个年号，在此期间，有“仲玠公举茂才任黄州路提领”一事。

其二，“仲玠公”条目中说“公出贸淮安因遭风转居辛亭里”，这里的“转居”应该是指一个暂时性的住所，同时也说明了严氏最初在1336年前后落业黄颡口的缘由。之后，直到后元至正（1341-1370）年间，仲玠公举茂才任黄州路提领，因元末农民起义（刘福通）阻乱未归，才真正落业黄颡口。

三．“元顺宗四年”应该是指1336年，假如严存祺《叙》中说“于元顺□四年徙楚之兴国黄颡口镇”没有错的话，1336年就是我们落业黄颡口的时间，“由元而迄我朝十有五世年，历四百发祥”这话也是正确的。乾隆四年（1739年）减去四百年，即1336年前后，时间相吻合。从1336年算起，我们落业此地已经有660多年了。

四．既然严家塆不是我们第一个落业祖居地，那么第一个落业祖居地到底在哪里？据天开《谱叙》和存祺《叙》中都说，“至贤公始出户焉”、“ 传三世而我贤公字可雄者始出户焉”，这里的“出户”应该是从家里出来的意思，成语“足不出户”中的“出户”也有此意。那么这里的“家”到底在什么地方呢？这里的“家”也只能是黄颡口。“ 传三世而我贤公字可雄者始出户焉”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落业此地后过了三代，“贤公字可雄者”才从家里搬出，自立门户。“贤公字可雄者”是严姓落业严家塆的第一始祖。大冶下圻是“九世而出”（ 嘉靖初年），可以说，黄颡口系马墩应该是大冶和严家塆共同的祖居地。

五．“亨淑公”条目中说“公生于元顺宗末（1350年前后），殁于洪武廿五年（1392年），吾祖乃吾宗继业垂统第一也”、“ 做屋于旧居之所，辑累旧业，即所居是也”，“ 旧居”乃前人居住过的地方，应该是“可雄公” 的“旧居”， 因此说亨淑公“乃吾宗继业垂统第一也”，那年是洪武初年即1368年。从“亨淑公”条目上我们还可不难推测出，亨淑公的生平大约在1348年左右至1392年之间。

六．严存启《序》中说“吾族失谱历今九十余年矣”，按照这个时间计算，从1739年（乾隆四年）上推90余年，谱失时间应该是在1645年前后。也就是说从1645年到1739年首修家谱这90多年的时间里严家塆是没有谱的。另，据有关资料显示：l645年，这年清军大举入侵江南；是年，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在湖北阳新、江西九江连遭重大挫折；同年6月15日多尔衮再次颁“剃发令”，规定：“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发。”其执行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一规定激起了许多汉人的反抗。如史上有名的“扬州十日”事件（满清军队在扬州城内至少屠杀了30万人）也是发生在1645年。

七．据严达《黄孺人节烈传》描述:“无何献闯二贼先后从黄带甲满地杀人如麻，父莫保子，兄莫保弟，各纷纷潜逃……此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居黄隆五年，迄我朝鼎定,方敢回家及庐室，兵灾之后，蓬蒿满目，田废园荒。”这里的“献闯”是指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和李自成二人。据史载：1645年，清军大举入侵江南，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在湖北阳新、江西九江一带在清军的围剿中遭重大挫折。为了躲避战乱，此时的严家塆也是“蓬蒿满目，田废园荒”。一直到清朝建立后，天下太平，才陆续回家，重建家园。我们的家谱也应该是这个时候因兵灾而毁。

严守期《重修家谱序》中说“自乾隆元年（1736年）丙辰年岁纂修以来，经年累月，综而计之，至今七十三载，凡五世矣。”也就是说第二次修谱距离第一次修谱的时间也有73年的时间。

八．从1645年谱失到1808年（嘉庆十三年）一共有160年左右的时间，期间，严家塆只修过一次家谱。160多年的时间甚是漫长，期间，可以发生很多的事，也能够让人忘记很多事，据此看来，我们的谱肯定有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

九．据大冶下圻家谱记载：大冶严氏是在1522年至1527年之间（大约在嘉靖初年）迁过去的，谱里说，其原居地在兴国黄颡口系马墩。这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既然“历九世”（近200年的时间），我们可以推算双方落业的时间基本上是相同的，且落业的地点也相同，都在黄颡口（系马墩也在黄颡口）。同时我们还可以推算，大冶下圻一支在黄颡口至少居住了近200年的时间，也是一段较为久远的历史。

十．我们的谱是在1645年前后丢失的，而大冶下圻严氏是在嘉靖初年（1522年至1527年左右）迁过去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在我们的家谱丢失之前就过去了，所以说他们的谱是比较可信的（这期间，假如没有和别的严姓家族合谱的话）。

十一．大冶下圻严氏家谱里有严公光治的序文，也是可信的。根据严公光治和严公凤山两个人的墓表可以考证出，1522年（壬午）光治公中湖广乡试，1545年（乙巳）弃养归田，1546年（丙午）闲居在家，1547（丁未）年疾作，1548年（戊申）4月离世，期间适逢族中修谱，严公光治的序文乃同年2月刊印。但序文里的正德年号纯属错误记载，正确的时间应该是1548年（嘉靖二十七年戊申岁）4月。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出，大冶下圻严氏家谱要么是嘉靖初年搬过去以后再回来合修的，要么是1548年以后搬过去的。

十二．严公光魁（1500-1583）条目里说其“创业祖居”，“ 逸士篇”里说其“开拓鸿基”，据此推测，光魁公应该是继贤公之后，开创严家塆祖居基业比较重要的一个人物。

可以看出，我们和大冶下圻一支应该有很大的渊源关系。

十三．元顺宗和元顺帝之辨：①孛儿只斤·答剌麻八剌（1264年－1292年），元朝太子真金之次子，元武宗、元仁宗之父。1285年（至元二十二年），真金去世，元世祖属意孙子答剌麻八剌为继承人（事实上并没有继位）。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元世祖令答剌麻八剌出镇怀州，1292年初，在京去世。元武宗即位后，追封其父真金庙号顺宗，谥号昭圣衍孝皇帝。②元顺帝即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惠宗。之所以又叫元顺帝，是因为明太祖攻打大都时，元惠宗不进行抵抗，仅带部分家眷逃往上都，后又逃至应昌，因为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抵抗，“大明皇帝（指明太祖）以帝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号曰顺帝”（元史卷·四十七·顺帝十）。明代修撰的元史中即以明太祖上的谥号称呼。

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

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家谱的起源

关于家谱的起源，虽然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

家谱的起始与士族门阀制度有重要的关系。自魏晋以后，谱牒之学大盛，一些士族门官都以此互为夸耀。但隋唐及其以前得到谱牒早已亡佚殆尽，宋、元及明朝的家谱也所存寥寥。现在能见到的，主要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家谱。家谱的名称很多，大体唐以前都称家谱、家传的，宋代又有宗谱或族谱之谓。到了明代，特别是清代以后，名称更多，如宗谱、世牒、世谱、家谱、家乘、家志、谱录等。

家谱的形式

家谱的形式有多种。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后来，人们有的用图表裱制垂挂于中堂的，也有的装订成册供家人翻阅的。历史上，官宦人家一般都是采用装订成册的家谱。而平民百姓、经商士绅、豪门则多为悬挂供后人供奉的图表式家谱。

家谱的内容和作用

上古时期的家谱，仅为君王诸侯和贵族所独有，家谱的作用仅为血统的证明，是为袭爵和继承财产服务的，其内容也比较单一，仅为世系的说明。

魏晋以后，选官、婚姻以至社会交往都要看门第，这样一来，家谱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大大增强，家谱的内容也比以往有所增加。

到了宋代，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的风气更加兴盛，这时的家谱在政治生活中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其作用转移到尊祖、敬宗、睦族上。家谱经常被反复修撰，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到了明清两代，家谱修撰的结构已基本定型，流传到现在的家谱也极为丰富。

家谱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既某人的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绍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第三部分为附录。

有些家谱，在立谱时，便确定了家族世系命名的辈分序列，而且事先标定字号，辈分清楚，乡间名之为“排辈”，实则是排资论辈的意思。由于历史上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男子在起“大名”时，必须以预定的某字作为名字的一部分。这个字要放在全名三字的中间或最末，各个辈数层次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有着约定俗成的规矩。

家谱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一 、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关于家谱的起源，目前学术界众说纷坛，从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碑文等中国早期文字及史类文献对家谱起源的考证，家谱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周代已有史官修谱制度并撰有《世本·帝系篇》。尽管先秦《世本》早已亡供，今本《世本》是清人所辑，但从辑有的篇目可见，《世本》汇集了中国自黄帝到春秋各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世族谱系，是一部对前代和当代各血缘集团系谱进行综合、总结的全国性的总谱，《世本》的意义还在于证实谱学研究发轫于周代，是家谱研究的源头。

就家谱的形式而言，唐代以前的古谱和现存的以欧阳修、苏洵创制编撰体例为特征的明清家谱有所不同，但家谱作为绵延不绝的人类历史象征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究其原因除了追本溯源寻根问祖的目的以外，还在于对家谱重要价值的认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有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之说，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可见其重要。古代家谱研究的内容主要在于对谱学的本身，包括谱例的撰写以及家谱发展历史的研究等方面。

家谱的应用研究始于汉代，《史记》中有关帝王谱牒的记载，说明汉代司马迁已经把家谱资料应用到史学领域一纪传体史书的撰写中去。后代史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后代编撰的纪传体断代史如班固撰《汉书》、陈寿撰《三国》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谱牒资料。中国古代对家谱资料的应用主要在史书、方志和人物评传的撰写过程，体现了谱牒的史料价值。

二 、到了本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科学新领域的开拓，有学者从人口学、优生学、遗传学等新学科的角度肯定家谱的重要价值，并倡导对家谱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著名史学家梁启超在1923年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欲考族制组织法，欲考各时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龄，平均寿数，欲考父母两系遗传，欲考男女产生两性比例，欲考出生率与死亡率比较等等无数问题，恐除了族谱家谱外，更无他途可以得资料。"为此他提出厂收家谱并对家谱进行研究，"我国乡乡家家皆有家谱，实可谓史界瑰，如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谱，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古史辩派的创始人、著名学者顾须刚也说："我国历史资料浩如渊海，但尚有二个金矿未曾开发，一为方志，一为族谱。"肯定了家谱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梁启超等的倡导下，学术界出现了研究谱牒的热潮，北京图书馆致函社会各界广征家谱。(1945年杨殿殉撰《中国家谱学通论》就是利用馆藏家谱撰写的研究论文。)1931年南京国学图书馆馆长柳治徵撰《族谱研究举例》一文可视为对梁文的呼应，该文中有将太仓王氏与武进庄氏比较，分析人口的数量与增殖的例子，开了利用家谱资料进行人口问题研究的先例。利用谱牒资料对人口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有潭其骧，其著《湖南人由来考》系根据氏族谱系资料对湖南7个县的人口来源作了考证。建国以前在谱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有潘光旦、罗香林等人。潘光旦从192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中国家谱学略史》以后，数年间陆续发表了《家谱与宗法》、《家谱还有些什么意义》、《说家谱作法》等论文，还就遗传与人才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人文选择与中华民族》、《近代苏州的人才》等；罗香林30年代起就重视家谱研究，1971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族谱研究》论文集，大多为早年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对谱学理论的普及与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热情是由史学领域的变革引起的。近代史学的显著特征是打破了以往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史学研究传统，将史学研究转为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注。新史家们认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梁启超语)史学研究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仅从正史中寻找史料的传统局限，拓展史料收集的范围。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特别重视新史料的发现，包括地下发掘的考古资料和异域发现的史料记载都是他们关注和搜集的目标。家谱作为在家族内部编撰的、不公开发行的史籍，又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史研究的史料价值，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史学观念的更新与史料范围的扩展是引发谱学研究的直接原因。

由于战乱等原因，建国前的谱学研究展开得并不充分。其中谱牒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不得轻易示人的祖规家训的警戒厂，家谱资料的搜集比较困难，以北京图书馆为例，从1928年到1945年总共收集到家谱247种，仅占馆藏的十分之一。大图书馆尚且如此，一般研究机构要获得研究资料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三 、解放以后，家谱作为封建残余受到人们的唾弃，对家谱的研究也理所当然地停顿下来。60年代出于对封建族权的批判，有人写了《封建家谱谈》，这是至今所见祖国大陆解放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唯一的一篇关于家谱的论文，家谱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但作为家谱的搜集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土地改革、批判封建宗族，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使藏于深阁的家谱被作为封建残余扫地出门，从上海图书馆成为全国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来看，其家谱有许多来自造纸厂回收的废纸堆。这种情况也见于其他图书馆，比如北京图书馆，解放初统计为353种，到1985年清点馆藏已有2228种，大多为土改时期和文革时期所得。正是有识之士对这批历史遗产的保存，才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个宝藏，值得好好发掘。海外华人的寻根意识及对家谱文化的重视则对祖国大陆家谱研究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日益加强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家谱研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当前，家谱研究呈现一派方兴末艾之势。经过10来年的研究，其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家谱资料的整理开发。80年代家谱研究的兴起首先是文献资料的成功开发，北京图书馆在1985年开始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经过数年时间，在完成编撰馆藏家谱目录和家谱提要2228种的基础上，成立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辑出版家谱的二次文献、资料丛编。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家谱原件 11200种、83000余册，为世界收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目前已成立专门机构，加强馆藏家谱的开发、利用及其研究。除了图书馆加快馆藏家谱的开发整理，社会各界也从各个方面促进家谱资料的开发整理。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档案局二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联合编纂《中国族谱联合目录》共收家谱目录12000多种。

2关于家谱的研究。在家谱资料整理开发的基础上，学术界出现了不少家谱研究的论文。许多论文对家谱的源流、沿革及编撰体例、记事内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对一些重要姓氏宗族的家谱作了研究。比如家谱研究中有专文对古代人物白居易、曹雪芹、郑和，近现代人物洪秀全、傅斯年、鲁迅等人的家谱进行研究。在谱学史研究方面，不少学者对前人提出的并为学术界所接受的观点进行了挑战，比如对中国家谱起源的年代研究，前人一般都认为中国家谱起源于周代，而现在有学者根据周代以前的文字记录即甲骨文、金文等资料，以及大量的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得出中国家谱的起源远远早于周代的结论。关于家谱的形式，有的学者提出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就有口授家谱和结绳家谱，将家谱的形式扩展到书写范围之外。还有对汉代谱学的理解，过去一般都认为"汉朝帝王将相出身草野，不知家世，故不需谱牒学，此为不兴时期。"现在有学者从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的自叙家谱及现存的汉代石刻为依，提出汉代并不是谱学的消沉时期和静止时期，而是谱学的活跃时期和发展时期。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还有待检验，但其勇于探讨的精神和扎实的研究方法却值得提倡。他们的研究对家谱研究朝纵深方向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3关于家谱应用的研究。从这段时期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籍来看，家谱资料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无论是在人口学、民族学、人才学、社会学、经济史、华侨史、法制史、伦理学史等方面都有应用家谱资料进行研究的上乘之作。其中利用家谱资料最多，研究成果最大的是社会史的研究。社会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属于微观史学研究范畴。过去史学界重视宏观研究，偏重于讨论社会、朝代发展更替的原因。现在随着家谱资料的重见天日，以家谱作为重要史料基础的社会史研究得到发展。以1996年社会史研究为例，有不少论著是以家谱作为史料基础的。如《中国古代的家》、《中国古代的宗族和祠堂》、《中国的宗族社会》等。还有是姓氏学方面，利用家谱资料梳理血缘亲族的源流的著作有《中国姓氏通书》，详细介绍每一个血缘亲族的起源、演变、分支、迁徒、繁衍的历史，以及家族独特的风俗礼仪、家族文化等。

历代帝王修谱昭

明太祖乡谱诏

朕承天底定，抚辑承民，宵肝站兢恐难保，又咨尔意兆，各具天良，务立矩，度之防快，睹维新之命，溯芳规于及祖考，懿行于前贤，敦厚本原，懋昭上理，虽扎乐俟诸世以而孝弟木，诸人心苟能自克振拔，则可治之，不淳如或即此奋心，亦何不古，率土钦哉，毋负腾意。

译文，我得助天力，平定天下，抚慰人民。但每晚站兢，惟恐难保永久。又问过别人的意见，认为各人都具有天理良心，务必要订立规矩，引度他们，要防止急噪图快，看来要完成维护新朝的使命，就要追本溯源，从我们祖先父辈那里寻找治国之道，实行前辈的德贤，忠诚于本源，劝恳地讲明道理。虽有历代礼乐法规，等待人们世世代世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但人多心杂，不能人人都自觉克制自己，振作起来，怎么办要使不淳厚的人从此发奋图强，为什么不用过的祖训教育他们，成为全国都敬佩的人不要辜负我的意愿。��

宋宁宗修谱圣谕�

联闻唐人重姓氏，而谱谍具，后世文儒贵戚之家浸以论湮而难考，然自犁锄之卿相，降为录率之世家，视其子孙，自立和如耳，诚能自立虽微而浸著，不能自立虽著而微，人家子孙百世之各能自立，庶几于厥祖也。此联之所以改望于天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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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顺治乡谱诏

敦孝弟以重人论，笃宗族以昭雍睦，训子弟以禁非为，明礼仪厚风俗。

译文：修谱的目的是：敦促人们孝顺父母，爱护兄弟，以重视搞好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忠实的对待宗族，以显示内部的和睦，教训孩子的年轻人，禁止他们为非作歹，明白礼貌和谦让，以养成浓厚的良好习惯。��

清顺治规定六训�

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祖孙；�各安生理，无诈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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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圣谕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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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照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家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

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

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善良。�

惩慝逃已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

联保甲以弭盗贼，解警岔以重身命。

先儒修谱论�

程子曰：家法坏，谱谍尚有遗风，谱谍坏，人家不知来处，故谱不可不修。�

致堂胡氏曰：谱谍身之根本也，根本不明颠倒无据或妄委其姓氏，古人户贯而混，亡宗支，何上托汉婿，而骨姓刘以朱耶，而附李属籍者也。

五峰胡氏曰：甚矣!谱之不可作也，谱谍作照而穆有序，而亲疏不遗，百世之下犹足，以知其一本，而万殊谱谍不作喜，不庆忧，不吊不以至亲相识如途人者先矣!

景濂宋氏曰：甚矣，谱之难稽也，君子当尽其心于所，不知信其心于所，可古人有古，三世不修谱为不孝。

新安程氏曰：扑之修要在明一本而浚其源，所以尊祖敬宗也!究万派而清其流，所以别亲疏之远近也!辨隆杀之等，别亲疏运近之识尊卑之次次弟也，行吉凶庆吊之礼，敦孝友睦姻任恤之行，所以崇宗族之典礼也。

兆溪陈氏曰：凡作谱者为祖宗重也，人之重乎，祖宗则所存，惟仁而匪仁。不存所行，为义而匪义，不行恐得罪于祖宗也。

深山董氏曰：先祖有善而弗明，日不智，而弗佛日：不仁，止谱之由作也。

白涯彭氏曰：谱之保姓受氏也，天子赐之，司农协之，宗法已联属之，而后孝弟之，教成朝廷之，势尊天下之，家正保族者，保天下之道也，个保其族而天下治矣。

山谷黄氏曰：世之巨族者。微有谱则失其所从也，考其所由分世日益远，族日益繁，必至于不想维而昭穆之辨淆矣。

一峰罗氏曰：自宗法废而谱乘兴矣，其本之所出尊尊也，别其支所由分亲亲也，尊尊亲亲只道尽而族之，大本立也。

修谱的作用

� 一、寻根、留本。古人云：“谱谍身之本也。”意思是谱能告诉你，你是谁你从哪来。人们常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但你并不知道其中的由来，通过修谱追根溯源，你就会知道了你从哪里来。

人从娘腹中十月怀胎，呱呱落地，在世上几十年，但总要静静地离开人世，古人云：“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名”就是人之本，人生一世死了，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在世上，若干年之后自己的子孙连祖先是谁都不知道，那不是枉活一生，白活一世，换言而之，你的孩子也就是失去了根本。

过去和现在，有很多人为自己的父母、祖父母打碑，一者表示后人的孝心，二者是不忘先人，但它又能保藏多外世代变迁，人为的损坏，年代长久日月的风化，也就失去了树碑的作用。而几千年谱书之风，代代相传”从远古至历朝历代，乃至到今天，先祖的名字流传至今，着不是修谱的作用吗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你的根底在哪里万里江水，源起何处一个人连自己的根源都不了解，岂不负先人养你特别我飞鹏卢氏，已有100多年没有修谱了，早我们采方中发现不知道自己祖父母名字的人为数不少，更谈不到自己是哪支哪房，所以说这次修谱，意义重大，一者可以帮你查清你的祖先是谁，让你的名字与先祖一起流芳千古，二者你如果真的断线，把你的祖辈、父辈和你一周记载下来，让你的后人代代相传，永远知道你们是他们的先祖，将来和他们一起流芳千古。

二、清缘、备查。古人云：“子孙不知姓氏所从来，以昧昭穆之序者，禽兽不如也。”意思是说，姓氏是一种血缘关系的标志，人兽之别，就在于他们对于有血缘关系的本族人，有一种生生相息的寻根意识，使这个家庭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一个人不管漂泊多远，总是望不了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埋葬着他们的祖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人们有着他自己祖宗的事迹记录下来传给后人的习惯，这就是谱，只要有了谱书，凡与族人有关的人和事，谱上都有记载，比如，你要知道卢氏来由、远祖世系，可查卢氏由来，这次续谱，这套资料来之不易，她是我卢氏修谱中贡献最大的无名英雄，他叫卢本立，桃源县清林乡人，在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他耗费数千元，利用节假日三次飞往北京查寻复印下来的，我卢氏族人要感谢他对我族续谱工作中无私的贡献。你要知道范阳堂到底是回什么事可查范阳堂—卢姓的堂号。你要知道老、新派别，可查老新语录。你想给自己的子女取个好名字，你想了解卢氏先人在各个历史朝代的功绩和对社会的贡献，一套谱书在手，卢氏家族的情况都有。

三、增知、育人。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几十年来由于对自己子女缺乏家族观念的教育，导致现在有很多人没有家庭观念和人伦的教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上下不分，孝义全无，有老不养，有子不教，嫖娼有余，赌不竭力，吃喝玩乐无度，为官不体恤黎民，馋奢无底，为民不尊师长，横蛮逆行，用什么教育他们，谱书中很好的教材，家训族规中规范了卢氏后人的言行。谱书中很好的教材，家训族规中规范了卢氏后人的言行。谱书中收录了历代经典，不如，如何立志如何敬业如何治学如何治家如何做人等等，有很多东西在学校里学不到的。她能很好的陶冶我们的情操鼓舞我们热爱生活，奋发向上，为国贡献，为族争光。

四、血肉联情。俗话说：“亲不亲，故乡情。”“多个朋友多条路。”在大流通的社会中，在国际一体化世代，人们不可能禁锢封闭。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这是今后人子孙必行之路，通过联宗族谱，本族同一血脉的同胞更进一步加深了解。一个人走在外，路人(路上随意向隅的人)不如乡人(自己家乡的人)，乡人怎与血肉之情相比。经济开发中的往来，生死祸福的降临，人与人之间自然也非常必要相互提携、帮助，有了谱书，哪怕你走到天涯海角，哪怕相见恨晚，血肉亲情一定更好、更深厚。

五、承前启后。这里有双重含义，一是上对先人，二是下对后辈，先人千心万苦创业，育人，为卢氏家谱为社会创下了丰功伟绩，不能从我们这一代丢掉，必须通过修谱，为他们立传，把他们的精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作为永久的纪念，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

对后人来说，我们应该给他们留点什么是金钱美女房屋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美如玉。”先人只能留给后人知识，精神财富，思想财富，留给他们祖宗的品德，儿孙们才有生财之道，才能发迹万贯，这些都溶聚在我们的谱书之中，只有把这些留给他们，才能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后人。

综上所述，修谱何用回答是：寻根留本，清缘备查，增知育人，血肉联情，承前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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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评的历史观？ 一般来说，历史学家分为两种，一种是历史著作者，另一种是历史考证者。前者根据所见所闻所感，依据一些原始的材料，编纂出一个时代的史书；后者根据文物、史料、遗迹等新出土的材料，对前者的记载进行辨析。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指出，那些写作史书的人，他们写作历史的目的在于如实的记录下真实发生的事情，以供后人知晓及借鉴。实事求是是他们的基本精神，也是修史的初衷。不过由于史料不足、个人水平限制等因素的影响，历史著作者可能未能够全面如实的记载历史，会留下不少矛盾和疑案。这就需要后世的历史考证者来进行辨析，这些考证者的历史观被称为「 ”批评的历史观”。 黑格尔对批评的历史观进行解释： 「 ”它是对各种历史记述的一种批判，和对于它们的真实性、可靠性的一种检查。” 批评的历史观就是对原来的历史进行再次反思，对史书做增删修改、查漏补缺。其目的是纠正史书的谬误，将实事求是精神贯彻到底。中国历史上，在考证的时候，大部分人停留在故纸堆上，而少部分具有天才智慧的考证家则提炼出了「 ”经世致用”思想。 「 ”批评的历史观”用来对史书进行批判和检查 研究历史的目的不在于褒贬人物 人们会顾名思义，以为「 ”批评的历史观”就是对人物进行褒贬批评，其实并非如此，研究历史的目的不在于褒贬人物。 在二十四史中，每篇本纪、列传、志和表后面都有史官的赞和论，对历史人物进行褒贬和评价，这是批评历史观的早期萌芽，它的目的在于褒贬人物，给予盖棺定论。 但是，对于一个活人，即使他就生活在我们身边，我们也难以给予全面的评价，何况是那些跟我们素不相识、已经死去多年的古人呢？况且，每个人的价值观念不同，对历史人物的褒贬自然也千差万别。史书对人物的褒贬，其实反映的是当时的主流价值观。 随着时代的变迁，主流价值观也跟着发生变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就不是固定的。而所谓的史评其实就像往他人脸上抹粉一样，我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打扮历史人物，可真实的他们却并非如此。许多翻案性的史评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他们所表达的只是翻案者背离主流价值观念的个体性思想而已。 例如有些人吹捧商纣和秦皇，要改变主流价值观对他们所形成的专制、独夫形象。翻案者片面地吹捧他们的功绩，这恰恰反映出这个翻案者其实是一个充满野心、渴望功名却又碌碌无为的无能之人，他背离主流价值观，提出自己偏激的想法。对于他们这种歌颂独夫的想法，鲁迅在《拿破仑与隋那》中不讽刺地说： 「 ”拿破仑的战绩，和我们什么相干呢，我们却总敬服他的英雄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也还要吃苦的。” 在鲁迅的价值观中，建立功名大业的拿破仑还不如发明牛痘接种的隋那伟大。前者的功绩与我们并无大关系，后者的发明却实实在在保卫了我们的健康，是真英雄。 因此，历史观不能停留在评价之上，不然它就会陷入主观性和偶然性的泥潭中，流为价值观之争。 翻案的目的大多不在于还原历史，而是挑战主流价值观 纠正史料错误，贯彻实事求是精神 批评的历史观最为重视的是对历史书的批判和检查，而不是对人物的褒贬。 在史籍的发展过程中，随着注书手法的引入，许多注家开始通过对史书加注的方式来对史书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晋代的陈寿撰《三国志》，内容显得过于简陋而且偏向曹魏，到了南朝宋时，裴松之开始通过注解《三国志》的方式对陈寿的历史观进行了反思。在裴松之的注中，既包括补充《三国志》史料方面的残缺，又混有许多裴松之的注解、分析、辨伪、存异。裴松之对《三国志》作注就是运用批评历史观的过程，是对陈寿的历史观进行批判性考察。裴松之评论《三国志》说：「 ”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所以他的注首先要查漏补缺，进行检查。 其次，他对陈寿的实事求是精神略有质疑。例如在《诸葛亮传》中，裴松之对陈寿进行直接的批评，说陈寿由于曾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的下属，受到过诸葛瞻的侮辱，因而在修《三国志》时，夹杂了主观爱憎，说蜀国宦官黄皓做恶，并把责任推给诸葛瞻，责备诸葛瞻不能匡矫，这是对陈寿历史观的批判。 到了唐朝，为史书加注一时成为一种流行的风气，颜师古注解《汉书》、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张守节作《史记正义》，就连皇家贵族章怀太子李贤也参与了《后汉书》的注解工作，这反映出在唐朝时我国的历史观已经普遍进展到了批评历史观的阶段，在这个时代还出现了《史通》这样的大著作。各种注书作者研究历史都有同样的目的，那就是纠正史料错误，贯彻实事求是精神。这种精神固然好，但是如果停留在其中，只与故纸堆打交道，就会变成书呆子，不切实用。 批评的历史观经过宋元的发展，到达明末的时候才进入了一个最高峰，许多学者开始从故纸堆中走出来，提出了「 ”经世致用”的思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顾炎武。 顾炎武治史的核心思想是「 ”经世致用” 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 ”经世致用” 顾炎武批评的历史观是以明朝灭亡为背景而产生的，面对亡天下的悲剧，他开始全面的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人文风俗、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和历史精神。他的历史观与唐朝的注书者、宋朝的理学家不同，他对历史的研究没有停留在故纸堆里，而是强调「 ”经世致用”。 明朝灭亡后，人们厌弃从王阳明开始的心学清谈之风，「 ”经世致用”成为了当时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是顾炎武考察历史的哲学基础。他认为研究的历史的目的在于要从历史中发掘出有用的经验，就是从山里提炼出铜铁来一样，要从史料中提炼出宝贵的历史经验，服务于社会现实。 顾炎武把历史观与社会现实密切联系起来，他的《日知录》通过对社会风俗、历史资料、赋税、边防、水利、城池、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等进行广泛的考察，结合当时的社会弊病，提出对策。《日知录》前七卷研究四书五经，后面各卷依次论述政事的历史变迁，世风古今变化，论礼制的发展，科举制度，并对经济层面的土地所有制、货币、工商业的历史进行了分析，几乎可以算做是小型的商业史、货币史。 从崇祯年间起，顾炎武就开始了网罗史料的工作，他先取《大明一统志》为底，然后旁抄全国各省府州县的地方志，再与二十一史互相对照，一共摘录了一千多本书，整理成一部经世大著作。其中专门记载地理的部分就是《肇域志》，而分析利病的部分则为《天下郡国利病书》。前者网罗古代地理史料，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分析了天下户口强弱处，考察各省市地理条件、驻军情况、人文风俗，使死气沉沉的史料变成了「 ”致用”的法宝。实乃了解中国、治理中国的必备读物。 「 ”经世致用”的代表作《天下郡国利病书》 从「 ”经世致用”到「 ”考证癖” 顾炎武的治学方法有两个方面，体现在《日知录》里，一方面就是「 ”经世致用”，另一方面是对历史资料的考证，后者是的手段，前者才是目的。 顾炎武是清代朴学的开山鼻祖，朴学是儒学考据训诂之学发展的新阶段。《日知录》中遍布着各种考证精神，对传统的史书、经书、各类文献真伪、错讹进行考据。在历史方面是重新批判性的考察历史材料，在《日知录》的二十六、二十七卷中，几乎是涉及到了所有官史的纠错和检查。对这些历史材料的重新分析，目的是弥补普遍历史观的错漏之处，还愿历史的真相。但是，还原一万个真相，也不如一个「 ”致用”来得实在。 从历史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来看，顾炎武的历史观被后世所继承和发展的是考证方面而不是致用方面，这与满清的高压统治有关，在文字狱的压迫下，学者们对政治大多采用了冷漠的回避态度，纷纷躲到故纸堆里避难，使「 ”经世致用”精神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是人畜无害的考证训诂了。 到了民国，由考据学代表的批评历史观发展到了它的最末阶段。那时，西学传入，西方的实证主义方法和中国的训诂传统相结合，大兴考据之风，疑古几乎成为了当时知识界的时代精神。考据虽然能够发现一些传统记载的错漏，但必须承认，由于考据带有太大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所带来的错误可能会比记载中的错漏更大。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 ”所谓‘高等的批判’，不但统治着语言学的领域，而且占领了我们的历史的著作。人们曾经假借了‘高等批评’之名，就荒诞的想象之所及，来推行一切反历史的妄想谬说。” 黑格尔认为考据一方面能检查错误，另一方面也会带来新的错误 把考据的荒谬方面推向高峰的是康有为，他的《新学伪经考》几乎把中国传统的经书全部贬为伪书，说成是西汉刘歆的伪作。康有为的本来目的是为维新的政治理念做舆论准备，但在客观上助长了思想界的历史虚无主义之风。民国初年的古史辨派基本承袭了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风气，对中国传统典籍进行大批评、大批判，把许多经书、子书都简单地斥为伪书，历史本身被搅得模糊不清了，批评的历史观陷入无穷无尽的疑古、无限的考据中，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患上了「 ”考证癖”。 黑格尔又说：「 ”我们又添了另一种方法，使过去成为一种活跃的现实，就是以主观的幻想来代替历史的纪录，幻想愈是大胆，根基愈是薄弱，愈是与确定的史实背道而驰，然而他们却认为愈是有价值。” 黑格尔的这段话直击考证的缺点，这话倒是是让我们联想到了一个人，他叫胡适，胡适曾说过：「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可惜许多患有考证癖的人往往都是假设得越来越大胆，考证得却越来越粗心，此乃历史研究之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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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源自网络，出处不详。网络语言是伴随着网络的发展而新兴的一种有别于传统平面媒介的语言形式。它以简洁生动的形式，一诞生就得到了广大网友的偏爱，发展神速。目前正在广泛使用的网络语言版本是"浮云水版"。网络语言包括拼音或者英文字母的缩写。含有某种特定意义的数字以及形象生动的网络动画和，起初主要是网虫们为了提高网上聊天的效率或某种特定的需要而采取的方式，久而久之就形成特定语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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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络语言是伴随着网络的发展而新兴的一种有别于传统平面媒介的语言形式。它以简洁生动的形式，一诞生就得到了广大网友的偏爱，发展神速。目前正在广泛使用的网络语言版本是"浮云水版"。网络语言包括拼音或者英文字母的缩写。含有某种特定意义的数字以及形象生动的网络动画和，起初主要是网虫们为了提高网上聊天的效率或某种特定的需要而采取的方式，久而久之就形成特定语言了。网络上冒出的新词汇主要取决于它自身的生命力，如果那些充满活力的网络语言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约定俗成后我们就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