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宗族的族谱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包罗内容最丰富、谱系最完整的族谱。孔氏宗族视修谱为合族大事，通过修谱可以把居住分散、血缘关系相对疏远的孔氏族人组成一体，从而达到“详世系、联疏亲、厚伦谊、严冒紊、序照穆、备遗忘”的目的，修谱还可以有效地防止和清查“外孔”的渗入。

最初的孔氏家乘，只是以抄本传世，记载世袭奉祀的宗子名字。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官居朝议大夫的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翰深感个别抄本易于散失，而且每代仅录一人，使家族中许多贤达之士未能载入史册，年代久远后必被湮没，决定广收资料，创修孔氏族谱。这是孔氏宗族的第一部族谱，将本族嫡系及支庶一并收入，正式镂版印刷。

孔宗翰之后的四百年间，宋、金、元历朝更替，屡值兵燹战乱，其间孔氏谱牒虽曾进行过重修，但没有正式刊刻。明代弘治二年(1489年)，才又一次组织重修并付印。这次重修的族谱接受以往濒于失传的教训，特对修谱之事作了文字上的规定：此后族谱“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大修以甲子为期”。按此规定，应当在嘉庆四十年(1561年)左右修谱，但由于种种原因，修谱工作比规定时间向后拖了六十多年，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才纂修族谱，这距上次修谱已有133年的时间。而后的康熙、乾隆朝的甲子年均按时修谱，但乾隆甲子(1744年)负责修谱的是孔继汾，他后来因被告触犯了清朝《会典》而陷入文字狱，充军到新疆伊犁。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没有再大修过族谱，直到民国九年(1920年)倡修全族大谱，经土7年努力，在民国二十六年方大功告成。这部民国族谱是最大规模的一个孔氏全国合族大谱。

北宋元丰及明弘治年间所修的孔氏族谱，久已亡佚，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天启、康熙、乾隆和民国所修的四部。从这四部族谱的纂修人员的设定来看，可以发现，随着世代推移，修谱机构的设定规模逐渐扩大。

为确保修谱工作的顺利进行，衍圣公府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如乾隆九年(1744年)修谱时，设立鉴定一人，由衍圣公担任;监修二人，由三品执事官和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担任;提调二人，由正一品荫生候选员外郎和曲阜县世职知县担任;以下编次、掌收、校阅、誉录、督刊、收发等职，也是各由四品执事官、候选州同知之类有官职者及有科名的人员担任。到民国时期最后一次大修时，衍圣公孔德成主持，专门设立了“曲阜全国孔氏合族修谱办事处”(简称“谱馆”，古时称：“纂局”)，孔德成任总裁，由族长孔传蜻等三人主持日常工作，谱馆有职员66名，另有一些勤杂员役。

修谱时，衍圣公府要先行制订条规、颁布榜示，制订统一格册和修谱誓词。然后择吉日举行仪式，告庙致祭后，各执事人员进入修谱的专设机构纂局内办公。族谱纂修完成，要在孔庙举行隆重的告祭仪式。各户族众按规定领到新谱后，即将旧谱交至族长，立即焚瘗。如有失落旧谱者，即声明，该户头户举出具证明，刻附谱后。

孔氏历代修谱都非常严格，明天启年间修谱规定义子不能入谱，违者重究。清康熙时修谱，规定更加详细：一，凡不孝、不悌、犯义、僧道、邪巫、优卒、贱役等，都被认为是“辱祖玷宗，丧名败节，皆不准入谱”;二，因修谱都是集资，所以规定族人每丁交银八分，违者不准入谱;三，孔氏子孙不仅行辈字有一定规定，即使用字亦随行辈而定，不准乱用。修谱时，如有不依规定乱取用者，必须改正，否则不得入谱。乾隆甲子修谱除继承康熙时的规定外，又提出凡“养异姓为子、赘婿冒姓、子随母嫁携来同居”者，亦不得入谱。对以上各方面，不仅各户头要认真作保证，而且还发动族人知情者履行检举之责。

在孔氏宗族中，除大宗主衍圣公主持纂修的全谱外，各户、各支派还有自己纂修的小谱或支谱。这些谱牒各具特色，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比如，《林前户支谱》记载了从汉至清历代皇帝对孔氏优免赋役的敕文，并收入嘉庆年间立于孔庙毓粹门下的蠲免碑文。《大宗支谱》则收入了更为详细的资料，在人名之下不仅载有字号、功名官职，还有妻妾娶自何家、其子娶何家之女、其女嫁与何家之男等内容。由于支谱所刊印数量较少，留存下来的仅有八部，它们是：《东家小谱》、《嫡系小谱》、《续修支谱》二种，《大宗支谱》二种，《林前户支谱》、《林前户重修孔子世家谱》。

凡是流寓外地的孔氏族人纂修的支谱，必须获得衍圣公的批准，加盖衍圣公府大印后才能成立。各级官府主要根据衍圣公府钤印的有无，来判断内孔与外孔，决定是否给予优免差徭及有别于齐民的特权。

内孔和外孔

一般说来，作为圣裔的孔氏宗族常常自称“内孔”或“真孔”，而把同姓不同宗的孔氏称为“外孔”或“伪孔”。这里的里外、真伪，是以圣脉的流传作为对照的。

圣裔们所强调区别的“外孔”，其情况大致有二：

一是与圣裔同姓不同宗的孔氏。如本书第一章中所述，在古代，也有几支孔姓并非出于子姓之后，在孔父嘉至孔子一系后世的繁衍、扩大的同时，这些“圣裔”之外的孔姓渐渐淹没无闻，也无世系资料存世，然而这为数不多非圣裔的孔氏有时会想方设法混进圣裔中去，以图享受到朝廷对孔子后裔的优厚待遇。正是“累朝优礼”、“与常人异”的待遇，在孔氏宗族史上引起了大量伪孔冒宗的现象，在曲阜县之外的其他州县，时有和孔子后裔并非一脉的外孔假冒“圣裔”，以期得以优免地方差徭，这种情况每朝每代都有发生。而在曲阜，由于管理严格，冒宗易于识别，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一是出于衍圣公府的奴仆孔末所传的后代。据载，孔仁玉的后裔在北宋时期传至五十三代而分为“孔氏五位”的同时，洒扫户孔末的子孙也已立为“五院”，分布在曲阜的小薛社、张阳社、西隅社、东忠社、西忠社。到清代，这些所谓“仆随主姓”的外孔，又发展到曲阜之外的邹县等地。既然同属一姓，又并非同脉，为了明确主仆、圣裔庶民之区别，以衍圣公府为代表的孔氏宗族“不准其随钦赐行辈取名，以免混乱”。外孔如冒宗续谱，则要因“冒宗谱，滥邀恩崇”而获罪。

孔姓在自孔子之后的两千多年里，族属繁衍日众，遍及全国各州府县。为了使族属代代不乱，长幼有序，老少尊卑各有条理，孔氏宗族逐渐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规范条例。

在明代以前，孔氏后裔没有固定的行辈，那时人数尚少，各家取名很随意。从四十五代起，已注意订定行辈，但还不严格，同辈人多采用同一偏旁或同一字作行辈字。明代初年，太祖朱元璋先后赐给孔氏十字作为行辈字，从五十六代起排，此后孔氏族人不准随便取名。衍圣公府还专门颁布了《孔氏行辈告示》：“……今依所定吉字开列于后，凡我族人俱当遵照所开列行辈，取名训字。有不钦依世次随意妄呼者，不准入谱。”明崇祯年间，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报请皇帝，又立十字十辈。清同治年间，七十五代衍圣公孔祥珂经皇帝核准，又立十字十辈。1919年，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由中华民国内务部备案续立二十字二十辈。以上几次订定的行辈字计五十字五十辈，为五十六代到一百零五代，依次为：

希言公彦承弘(宏)闻贞尚胤(衍)

兴毓传继广 昭宪庆繁祥

令德维垂佑 钦绍念显扬

建道敦安定 懋修肇彝常

裕文焕景瑞 永锡世绪昌

以上第六十五代本为“胤”字，衍圣公孔胤植为避皇帝庙讳，而将“胤”字改为“衍”字。 到20世纪90年代，曲阜当地的孔氏已传至八十代“佑”字辈，以下尚有25字可续。

曲阜衍圣公府的历代衍圣公，是孔子嫡系后裔中的长子长孙，长子是诸兄弟中的老大，往往是长子已经结婚生子，而幼子却是年龄很小的孩童，长此以往，同辈之间的年龄距离越拉越远。从孔子算起到20世纪40年代，二千余年中，在曲阜的孔氏族人上下已相差到12代之多，当时辈份最大的是六十六代的“兴”字辈，最小的是孔子嫡裔孔德成之子孔维益，为七十八代。到 90年代，在曲阜孔氏族人中上下相差11代，最大的是六十九代的“继”字辈，最小的是八十代的“佑”字辈。因此，孔姓中人见面，有时不好称呼，因为按孔氏家规规定，同姓同宗不能乱称，晚辈见到长辈一定要按辈份来称呼。衍圣公府里面不用孔姓为佣人，主要的原因就是衍圣公往往比大多数同里同宗穷人辈份要低几辈，面对面时虽是主仆关系，但依家规又应按辈份称呼，彼此都易尴尬。但实际上，由于衍圣公府里做活待遇高，可以养家糊口，一些孔姓贫穷人家便改名换姓进府为奴，改姓一般是改成母姓。

孔孟家谱顺序如下：

1、明初:

朱元璋赐孔氏八个辈字：公、彦、承、弘、闻、贞、尚、胤，供起名用。

2、明天启年间

后续二十个字即：“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

3、民国八年

“建道敦安定，懋修肈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4、现在

现在为止已知最小辈是“钦”字辈。因此，不少孔孟后人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辈分大小。

孔孟辈数的由来和礼节

据《清稗类钞》记载，孔子嫡传子孙，不论世居曲阜，还是迁居外地，命名都按照同一字派，这种排行的办法，开始于元仁宗的时候，世袭衍圣公，孔子第五十四代孙孔思晦。

他规定：凡是五十四代孙，都以“思”字为派，“思”下面为“克”字，“克”字下面，开始为“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衍”十派，再次为“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十派。

又次为“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十派。依次类推，循环往复。我大概计算了一下，轮回一次，大约需要6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