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

鲁班姓公输，名班。因他是山东人，又叫鲁班。

鲁迅姓周，名树人。鲁迅是他的笔名。

孔子的后人现在还在山东，有家谱流传。鲁班的后人则一直查找不到。

鲁迅是浙江周姓家族人，家族有家谱流传，一直姓周，肯定不是鲁班后人。

在1938年武汉举行的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周恩来说：“在血统上我也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1952年周恩来对许广平说：“排起辈分来，我应该叫你婶母哩。”1969年周恩来对周建人说：“我已查过哉，你是绍兴周氏20世孙，我是绍兴周氏21世孙，你是我长辈，我要叫你叔叔哩！”估计是哪位本家或亲戚“查过”什么记载告诉周恩来的，但这样明确的记载还没有被发现。　然而，周恩来的说法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在鲁迅和周恩来家世关系研究中，取得成绩而值得注目的有三人：张能耿先生、裘士雄先生和吴长华女士。　张能耿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担任绍兴鲁迅纪念馆馆长，几十年研究鲁迅，出版有《鲁迅的青少年时代》等著作。近年，他参与主编的《周恩来家世》、《鲁迅家世》都是皇皇大著，史料丰富，学术分量很重，对两家家世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并附有多种详明的世系表。　裘士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担任绍兴鲁迅纪念馆馆长，研究鲁迅也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出版有《鲁海拾贝》、《文史掇拾》等著作。在《鲁海拾贝》中有《鲁迅与周恩来之关系研究二题》一文，以精炼的笔墨把两家家世说得清清楚楚，并列有两家家世表，一目了然。　张、裘两位都认为，周恩来所属的绍兴保佑桥周家和鲁迅所属的绍兴鱼化桥周家共同的祖先是1263年出生的周澳。周澳生有四子：周德、完一、完二、完三。鲁迅是周德之后，周恩来是完一之后。裘士雄指出，根据现有史料，从周澳到周恩来的世系是清楚的，如将周澳作为1世，周恩来是24世。但从周澳到鲁迅的世系不清楚，原因是从鲁迅倒数上去14代即周逸斋是清楚的，而周澳到周逸斋之间到底是几代，却缺少记载。因此，在目前条件下，鲁迅周恩来之间排辈分是不可能的。　这时出来了吴长华。吴长华是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员，出版有《冯雪峰评传》等专著，发表鲁迅研究论文甚丰。她在1998年出版的《上海鲁迅研究》第9辑上，发表《周恩来与鲁迅》一文，认为既已查出周澳是共同祖先，那“周恩来与鲁迅的家世已清楚了”。她在文末列了一个两家世系对照的《鲁迅周恩来世系表》，以周澳为1世，鲁迅为23世，周恩来为24世，鲁迅正好是叔叔。她没有解说她这世系表是怎么列出来的。很可能，她根据周恩来说的鲁迅是叔辈，就把鲁迅锁定在比周恩来高一世的位置上，然后用“倒计时”的办法，从鲁迅出发，上逆经周逸斋到周澳划上一条线，表就制成。至于从周澳到周逸斋到底隔了几代的问题，她文中没有论及，表中只注上“不明”两字。　从周澳到周逸斋相隔多少时间呢？周澳生于1263年，他的长子周德生于1280年；周逸斋生年不详，其妻赵氏生于1489年，夫妻年龄大致相仿。从1280年至1489年共209年，吴长华的《鲁迅周恩来世系表》中，在这209年中虽注上“不明”两字，但参照周恩来那边的世系表，这209年必须是8代，那她的两家对照世系表方能成立。209年分8代，平均每代之间相隔261岁。这岁数大致是可能的，是合理的，并不离谱。这不能不令人佩服：吴长华的大胆地快刀斩乱麻式地制订的《鲁迅周恩来世系表》，极富创意，极具参考价值。　但是，历史是具体的。平均数只能“毛估”某种历史现象，而不能准确地说明历史事实。封建社会富裕点的人家早婚很普遍，如果每代之间平均相隔是23岁呢，那209年就成了9代，鲁迅就成了24世，和周恩来平辈了。如果每代之间平均相隔21岁呢，那209年差不多是10代，鲁迅就成了25世，反而周恩来是叔叔鲁迅是侄辈了。过去有人说过30年为一代，如果每代间隔是29岁呢，那209年是7代，鲁迅就成了周恩来的叔祖。何况，落实到具体的人，各代间隔的岁数真可说是五花八门，如鲁迅父亲是21岁生鲁迅的，两人相隔20岁；而鲁迅自己“五十得子”，他和海婴之间相隔48岁，如按“平均数”算，他们父子俩会被当作三代人了。所以，那209年到底是几代，还是一个未知数；鲁迅到底是周恩来的哪一辈人？叔祖？叔叔？平辈？侄儿？实在不可能定论，还有待史料的进一步发现。　近见王锡荣撰《鲁迅生平疑案》一书，其第一篇就是《鲁迅与周恩来究竟是什么关系》。本来这个问题经过几位研究者的努力，来龙去脉和症结所在已很清楚，可到了王先生笔下，却被写得繁杂纠缠。“纠缠”几乎成了此书的“特点”。对于王先生所写，笔者在此谈三点看法：　1、王先生在文中明明说：“我们还是没法明白准确地画出从周敦颐到鲁迅的整个世系表”，“只能期待新的资料发现来解决问题”，但他在文末还是列了《鲁迅周恩来家族世系表》，把鲁迅周恩来写成叔侄关系。表前表后都没有说明此表仅是学术探讨中的一家之言。笔者在此要提醒读者：请不要由此而以为鲁迅周恩来真是叔叔和侄儿；请注意“以讹传讹”的问题。

鲁迅姓周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鲁迅的笔名有181个，其中：

一字笔名有16个：卂、飞、树、俟、独、洛、干、豫、L、干、敖、隼、旁、迅、直、庚

二字笔名有116个：翁隼、唐俟、旅隼、朔尔、家干、苇索、杜斐、何干、一尊、余铭、译者、张沛、阿二、阿法、苗挺、直入、明瑟、罗怃、佩韦、周树、周悼、庚辰、庚言、孟弧、封余、荀继、茹莼、树人候堂、飞斐、冬华、乐文、洛文、乐贲、乐雯、品音、记者、家斡、宴教、冥昭、焉于、黄棘、梦文、雪之、常庚、曼雪、崇巽、符灵、康郁、隋文、越丁、越山、越侨、越容、楮冠、鲁迅、尊古、游光、遐观、编者、虞明、豫才、燕客、霍冲、孺牛LS、丁珰丁萌、士繇、EL、及锋、之达、子明、丰瑜、元艮、元期、不堂、中头、中拉、长庚、公汗、风声、巴人、龙刚尤刚、且介、且文、史赉、史癖、白舌、白道令飞、自树、许遐、许霞、鲁行、迅行、独立、姜珂、洛丈、神飞、敖者、莫朕、桃椎、索士、索子、晓角、动轩、仲度、华圉、阿张、豫山、樟寿、豫亭、符买、俟堂

三字笔名有37个：华约瑟、齐物论唐丰瑜、唐元期、黄凯音、戛剑生、康伯（白）度、隋洛文、葛何德、董季荷、敬一尊、朝花社、编辑者、编纂者、纂述者、杜德机、何家干、何家斡、即鲁迅、张承禄、张禄如、周玉才、周动轩、小孩子、丰之余（瑜）、韦士、邓当世、白在宣、周树人、周樟寿、周豫才、宓子章、赵令仪、某生者、倪朔尔、栾廷石、孺子牛

四字笔名有5个：宴之教者、宴之敖者、ELEF、旅沪记者、楮冠病叟

五字笔名有7个：朝花社同人、中国教育社、奔流社同人、诸夏怀霜社、译文社同人、铁木艺术社、旅沪一记者

六字笔名有1个：上海三闲书屋。

鲁迅虽然笔名众多，但是很多都是即用即弃的，主要和他当时的处境有关，一来经常被F杀，而来不想给发他文章的报刊惹麻烦。

早年与厉绥之和钱均夫同赴日本公费留学，于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鲁迅”，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最为广泛的笔名。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以下是 整理的《鲁迅祖父周福清为何谎报年龄》，希望大家喜欢！

鲁迅祖父周福清，原名致福，字震生，号介孚，同治丁卯（1867）并补甲子科举人，辛未（1871）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四川荣昌县、江西金溪县知县，钦加同知升衔，光绪丙子科江西同考官。周福清的翰林院庶吉士头衔，俗称“半个翰林”。按当时制度，庶吉士是要散馆考试的，能留下的授职为编修、检讨，才是真正的翰林官。不能留馆的，称为“散坏馆”，分配任各部主事或知县，周福清就是散馆后改任外地知县的。

翰林院庶吉士这个头衔曾给周家带来荣光，绍兴鲁迅纪念馆还藏有周福清的一块翰林匾。周福清生平没有做过什么阔官，晚年遭遇也很不好，最为人所知的是曾因科场贿赂案系狱多年。这次家变对鲁迅的影响很大，高阳先生写过一篇《鲁迅心头的烙痕》，即描述这次家难对鲁迅的影响。学界对鲁迅祖父的研究多集中在科场贿赂案上，而对于其早年生平，有些问题尚待考证说明。周福清的生年问题就是一例。

周福清的官年与生年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一书中说“介孚公于甲辰年夏天去世，年六十八岁”，由此推论，周福清生年应是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最早发现周福清生年存在误差问题的，是美国的房兆楹先生。他在《关于周福清的史料》（台湾《大陆杂志》第15卷12期）一文中举出《同治辛未会试年齿录》，这种齿录是会试同年编梓印行的，所以里面的履历可能是周福清自己填写的，齿录中云：“（周福清）谱名致福，字震生，号介孚，一号梅仙，行八又行一。道光甲辰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吉时生。浙江绍兴府、会稽县学附生，民籍。方略馆誊录。”道光甲辰为1844年，按此可知比周作人所述生年，整整小了七岁。房兆楹指出了周福清年龄中的官年问题，即按当时官场习惯，读书人通籍多报年龄是为了多保持几年官位。

我当时读到这段材料，觉着房氏还有考察未尽的地方。例如，关于周福清的生年，除了周作人一书和会试年齿录，还有其他档案如乡试朱卷和家谱可以查。我在绍兴鲁迅纪念馆官方网站上，发现该馆藏有周福清乡试朱卷。周福清中式浙江乡试同治丁卯并补甲子科第八十六名举人，按照清代科举习俗，新中式的举人和进士，需要把自己的试卷刻印分赠给亲朋好友，称之为朱卷。这份《浙江乡试朱卷同治丁卯科补行甲子科》载：“（周福清）原名致福，字震生，一字介福，号梅仙，行八，道光辛丑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吉时生浙江绍兴府会稽县学附生，民籍。”道光辛丑年为1841年，周福清乡试朱卷自述履历与上述两种生年资料所记年龄均异。如果按周作人所述的生年，那么周福清考举人时年龄少报了四岁，考进士时少报了七岁。

周福清乡试朱卷

对于这一问题，在《越城周氏支谱》中可以找到答案（《清代民国名人年谱选刊》，第25册）。《越城周氏支谱》由周以均（系周福清族伯）撰，周锡嘉编订，据谱前序云，此书在乾隆癸丑始有草谱，“厥后历经族之耆旧考订修明”，在道光己亥庚子间曾经族人“详加纂辑”。直到同治丁卯（1867）才由周以均与其弟以增“积三年之久，粗成大略”，而未及刻印，周以均就作古了。光绪三年才由其子周锡嘉编竣刻印。

此书修于鲁迅出生之前，故谱中仅及鲁迅之父周凤仪。其中“周福清”谱下为：“福清原名致福，字震生，号介孚，行八，同治丁卯并补甲子科举人，辛未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四川荣昌县、江西金溪县知县，钦加同知升衔，光绪丙子科江西同考官，生道光丁酉十二月二十七日午时。”家谱修订于周福清去世之前，谱中周福清生年和周作人所云生年相同，均是丁酉年。此书由周福清族人修订，里面的生年没必要造假，资料可信，所以大致可以认定周福清的生年为道光丁酉十二月二十七日。

越城周氏支谱“周福清”条

瞒报年龄，自然在日后的履历中有一定的延续性。周福清中进士后当了三年的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原选四川荣昌县知县，据孔祥吉先生《鲁迅祖父周福清出任金溪知县考》（《光明日报》2009年3月31日）考证，周福清以“亲老”为由不去上任，改选江西金溪县县令。在《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二十八日有这样一条档案：“臣周福清，浙江绍兴府会稽县进士，年三十一，由庶吉士散馆即用知县，原四川荣昌县知县。亲老题明，改选近省，分签掣江西抚州府金溪县知县缺，敬缮履历恭。”1874年三十一岁，其生年正好是会试填报的1844年。

周福清会试填报的生年一直延续到其内阁中书时期，据秦国经《内阁中书周福清——新发现的关于鲁迅祖父的档案材料》（《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4月）一文，周福清在光绪十四年（1888）应戊子科乡试考试试差人员时，上报材料为：“未经考过试差同知衔内阁中书周福清，现年四十五岁。”秦氏所举出的其他档案材料，亦可推出周福清所报为会试生年。

生日未造假带来的误解

有意思的是，周福清虽然虚报年龄，但是生日没有造假，均填十二月二十七日。日本的村田俊裕先生在《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回绕着所谓科场贿赂事件（上）》一文中（《野草》杂志第24号，1979年10月1日），闹了个误会，认为周福清年龄造假，月日也是假的，原因是周福清会试填报生日与其异年及第的同乡李慈铭竟然是一样的。其实考察下李慈铭的乡会试朱卷可以发现，李慈铭和周福清生日相同只是巧合而已。

按《清代朱卷集成》载李慈铭浙江乡试同治庚午科朱卷：“（李慈铭）字爱伯，号越缦，又号霞川，小字莼客，行一，道光乙未年（1835）十二月二十七日辰时生。”（见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第257册）其光绪庚辰科会试朱卷云：“（李慈铭）字爱伯，号越缦，又号霞川，小字莼客，行一，道光己丑年（1829）十二月二十七日辰时生。”（《清代朱卷集成》，第48册）而在《越缦堂日记》第一册前附有李慈铭亲撰《大事记》，类似简略年谱：“宣宗成皇帝九年（1829），岁在己丑冬十二月二十七日，辰时，余生。”可见李慈铭真实出生年龄是道光己丑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其乡试少报年龄六岁，会试没瞒报年龄。其生辰和周福清月日相同纯属巧合，并不是村田所云年龄造假。

为何要瞒报年龄

类似周福清这种“官年”现象由来已久，与科举选拔考试制度有关，可以远溯至汉魏，宋代亦复常见，于科举定型之明清为极盛。如康熙年间王士祯《池北偶谈》云：“三十年来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岁，甚或减至十余年；即同人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可谓薄俗。”可见，在清初科场瞒报年龄已经是士人普遍行为。近来学者对《清代朱卷集成》进行分析，发现清代初中晚三期士子朱卷履历中均存在着大量年龄造假行为。

总的来说，延长为官和追求“早达”的虚荣心理是改动年龄的两个重要因素。科举时代士人登籍年龄较晚，例如前述的李慈铭“七次乡试落第，四次会试落第”。反复落第，内心的紧迫感也随之增加，改小年龄在考试荐卷和选拔官员中都有优势，故成科场陋习。如《清朝文献通考》所云，“自唐以后务浮华而少本实，魏晋专重阀阅故家，弊俗相沿，贵少贱老，轻寒门而重世族，是以登科录中亦复习于作伪。”

“贵少贱老，轻寒门而重士族”可谓士人改动年龄的心理原因，例如周福清，幼年家贫好学却无力延师，鲁迅堂叔观鱼（周冠五）《回忆鲁迅房族和社会环境35年间（1902-1936）的演变》一文云，周福清幼年经常去门族家塾里旁听塾师讲课，他天分高，易于领会，所得最多，族人誉之为“收晾晒”（趁便得利的意思）。就是这样苦学，周福清三十岁才中举。

周福清参加的浙江乡试同治丁卯科补行甲子科，是一个两科合并的乡试。同治甲子（1864）浙江刚从太平军手里夺回来，处于军事时期，故此乡试延期三年，和丁卯科合并在杭州举行。两科的人才挤一块了，所以中式难度增加。如果乡试落解，“秋风又报三年息”。周福清年龄少报四年，故为此计。周福清中举之后没有联捷，在方略馆当了三年誊录才于同治辛未年（1871）考中进士。通观周福清科举生涯，不能说是一帆风顺。周福清乡会试改动生年，主要还是借此延长官场生涯，有更多的仕途机会。

科场陋习：乡试会试均有人造假

周福清的乡试同年朱彭年、陶方琦，会试同年瞿鸿禨朱卷上也有类似的“官年”问题。朱彭年是浙江乡试同治丁卯科补行甲子科的解元，他的乡试朱卷自述履历为：“（朱彭年）字莘潜，行二，道光己亥年（1839）三月二十三日生。”（《清代朱卷集成》，第253册）而其手订的《春渚草堂居士年谱》（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3册），述及生年时却云：“道光十七年（1837）丁酉三月二十三日居士生。”年谱为朱氏手订，生年自不会记错，可知其参加乡试瞒报了两岁。

周福清另一位乡试同年陶方琦，乡试会试均存在年龄造假。陶氏乡试朱卷自述履历云：“（陶方琦）字仲珣，号子珍，行六，道光丁未年（1847）十月二十八日吉时生。”（《清代朱卷集成》，第254册）其中式光绪丙子（1876）恩科进士，会试朱卷自述履历：“（陶方琦）字汉肯，号子缜。行六，道光己酉（1849）年十月二十八日吉时生。”（《清代朱卷集成》，第40册）陶氏死后，好友谭献（也是陶方琦、周福清乡榜同年）为之作传（谭献《陶编修家传》，见缪荃孙编《续碑传集》卷81），云：“光绪十年（1884）十二月卒于京邸，年甫四十。”谭献为陶方琦至交，对陶氏生年不太可能弄错，可以推出陶方琦的真实生年为1844年，可知其乡试少填报三岁，会试少填报了五岁。

此外，周福清会试同年瞿鸿禨，日后位至军机大臣，是清季政坛赫赫有名的“止庵相国”（瞿鸿禨号止庵），而其会试朱卷也存在造假问题。其会试朱卷云：“（瞿鸿禨）字子玖，行三大行九，年十九岁，癸丑六月十五日生。”（《清代朱卷集成》，第35册），可推算所填生年为1853年。而其手订的《止庵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1册）则云：“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岁，六月十五日丑时生于长沙东城吉庆街寓宅。”道光三十年为1850年，可见其会试年龄瞒报了三岁。瞿鸿禨二十二岁中进士，不可不谓早达，之所以虚报年龄，只能说是“薄俗”移人，科举风习如此。

由上述的分析可以得知，周福清的乡试、会试同榜均存在年龄造假，可见瞒报年龄问题在晚清科举考试中之常见。士人存在官年生年现象，这对于我们考证古人生卒年有指导作用。现在不少资料对古人的年龄记载不一，其实多是搞混了古人的官年和生年。通过对家谱、年谱、碑传、乡试会试朱卷及履历档案等资料的核对考证，可以补正古人生平事略，推算出其真实生卒年，周福清的生年问题即是一例。

鲁迅简介

鲁迅(1881—1936)，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一生写作了许多小说、杂 文、散文、诗歌、日记、书信、论著，还翻译了不少作品，这些都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宝贵财富。

藤野先生生平

藤野先生，姓藤野，名严，排行第九。1874年生于福井县一位医生家里，名古屋爱知县立医学专门学校毕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04年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教书。1915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改为东北医科大学，藤野先生因没有进过大学，不合“资格”要求而离职，到东京泉桥慈善医院工作，并学耳、鼻科，一年后回到家乡福井县木村自设诊所。1945年8月11日逝世，享年72岁。

鲁迅留日经历

1902年4月，去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积极参加反清爱国活动，在《自题小像》诗中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1904年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两年后弃医从文，想从改变国民精神入手，挽救民族危亡。

1906年到东京开始文学活动。翻译、介绍俄国、东欧和其他一些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并写《人的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

1908年从章太炎学《说文解字》，并加入光复会。

1909年8月，由日本回国。

《朝花夕拾》简介

本书为鲁迅一九二六年所作回忆散文的结集，共十篇。前五篇写于北京，后五篇写于厦门。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上。一九二七年七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改名《朝花夕拾》，于一九二八年九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一九二九年二月再版。一九三二年九月第三版改由上海北新书局重排出版。书的封面为陶元庆所绘。

这十篇散文，是“回忆的记事”〔《三闲集·〈自选集〉自序》〕，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地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至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这些篇章，文笔深沉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关于翻译本书，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信中说：“《朝花夕拾》如有出版处所，译出来也好，但其中有关中国风俗和琐事太多，不多加注释恐不易看懂，注释一多，读起来又乏味了。”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提到增田涉和佐藤春夫合译《鲁迅选集》时说：“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范爱农》写法较差，还是割爱为好。”

本书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范爱农》等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谨忆周树人君

藤野严九郎

鲁迅写过一篇有名的散文《藤野先生》，回忆他在日本仙台医专留学时的老师藤野先生。（《藤野先生》最初发表于1926年12月10日《莽原》半月刊上）。鲁迅逝世后，藤野先生也写了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发表于昭和十二年（1937年）三月号的《文学案内》上。以下是该文的译文。

因为是多年前的旧事了，所以记忆不是很清楚。但我可以确定我从爱知医学专门学校转职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末的事。在那之后两年或三年，周树人君作为第一个从支那来的留学生进入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因为是留学生，不需要参加入学考试，周树人君和一百人左右的新入校生以及三十多人的留级生一起听课。

周君身材不高，脸圆圆的，看上去人很聪明。记得那时周君的身体就不太好，脸色不是健康的血色。当时我主讲人体解剖学，周君上课时虽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从他入学时还不能充分地听、说日语的情况来看，学习上大概很吃力。

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如果是在东京，周君大概会有很多留学生同胞，可是在仙台，因为只有周君一个支那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可是周君并没有让人感到他寂寞，只记得他上课时非常努力。

如果留下来当时的记录的话，就会知道周君的成绩，可惜现在什么记录也没留下来。在我的记忆中周君不是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

那时我在仙台的空崛街买了房子，周君虽然也到我家里来玩过，但已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了。如果过世的妻子还在世的话，或许还可以回忆起一些事情。前年，我的长子藤野达也在福井中学时，主讲汉文的管先生对他说“这本书上写了你父亲的事，你拿去看看。如果真是那么回事，给我们也讲一讲那些事情”。于是长子达也借回了周君写的书让我看，这些作品似乎都是佐藤翻译的。

这以后大概过了半年，管先生来和我会面，也谈到了书中所讲的那些事情。从管先生那里，我知道周君回国之后成了优秀的文学家。管先生去年去世了。听说在姬路师范当老师的前田先生也说过周君的一些事情。

让我再回到前面的话题。周君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总共只学习了一年，以后就看不到他了，现在回忆起来好象当初周君学医就不是他内心的真正目标。周君临别时来我家道别，不过我忘记这次最后会面的具体时间了。据说周君直到去世一直把我的照片挂在寓所的墙上，我真感到很高兴。可是我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把这张照片赠送给周君的了。

如果是毕业生的话，我会和他们一起拍纪念照，可是一次也没和周君一起照过像。周君是怎样得到我这张照片的呢？说不定是妻子赠送给他的。周君文中写了我照片的事情，被他一写，我现在也很想看看自己当时的样子。我虽然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但我所作的只不过是给他添改了一些笔记。因此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周君来日本的时候正好是日清战争以后。尽管日清战争已过去多年，不幸的是那时社会上还有日本人把支那人骂为“梳辫子和尚”，说支那人坏话的风气。所以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

少年时代我向福井藩校毕业的野坂先生学习过汉文，所以我很尊敬支那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这大概就是我让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吧。周君在小说里、或是对他的朋友，都把我称为恩师，如果我能早些读到他的这些作品就好了。听说周君直到逝世前都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君联系上的话，周君会该有多么欢喜啊。

可是现在什么也无济于事了，真是遗憾。我退休后居住在偏僻的农村里，对外面的世界不甚了解，尤其对文学是个完全不懂的门外汉。前些天从报纸上得知周君鲁迅去世的消息，让我回忆起上面所说的那些事情。不知周君的家人现在如何生活？周君有没有孩子？

深切吊唁把我这些微不足道的亲切当作莫大恩情加以感激的周君之灵，同时祈祷周君家人健康安泰。

《呐喊》自序

·鲁迅·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己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①，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②，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己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③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④。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⑤，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注释：

①N指南京，K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作者于1898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肄业，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毕业后即由清政府派赴日本留学，1904年进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1906年中止学医，回东京准备从事文艺运动。参看《朝花夕拾》中《琐记》及《藤野先生》二文。

②作者对中医的看法，可参看《朝花夕拾》中《父亲的病》。

③S会馆指绍兴县馆，在北京宣武门外。从1912年5月到1919年11月，作者住在这会馆里。

④鲁迅寓居绍兴县馆时，常于公余〔当时他在教育部工作〕荟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造像及墓志等金石拓本，后来辑成《六朝造像目录》和《六朝墓志目录》两种〔后者未完成〕。在寓居县馆期间，他还曾经从事中国文学古籍的纂辑和校勘工作，成书的有谢承《后汉书》、《嵇康集》等。

⑤金心异指钱玄同，当时《新青年》的编辑委员之一。《新青年》提倡文化革命后不久，林纾曾写过一篇笔记体小说《荆生》，痛骂文化革命的提倡者，其中有一个人物叫“金心异”，即影射钱玄同。

“鲁迅”笔名的由来

鲁迅，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阿张、周樟寿、豫山、周树人，1881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当时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当抱孙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恰巧张之洞来访，于是其祖父便以所遇为孙取名“阿张”，之后又以同音异义的字取作大名“樟寿”，号“豫山”。鲁迅7岁进私塾就以此为名。绍兴话“豫山”和“雨伞”音近，同学们常以此取笑他，便请祖父改名，后改名豫亭，再改豫才。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了家乡，来到南京，投奔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入了江南水师学堂。

周椒生本人在水师学堂做官，却对这种洋务学堂极为蔑视，认为本族的后辈不走光宗耀祖的正路，而跑到这里来准备当一名摇旗呐喊的水兵，实在有失“名门”之雅。为了不给九泉之下的祖宗丢脸，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遂将“樟寿”的本名改为“树人”，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意。

1918年5月，在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下，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首次使用笔名“鲁迅”。在“鲁迅”之前，还曾用过“迅行”的笔名。鲁迅一生用了140多个笔名，而以笔名“鲁迅”闻达于天下。

许寿裳曾对此作过解释：“（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访日见闻录之鲁迅

国人无不知道鲁迅，也就无不知道这位中国大文豪的《藤野先生》一文。1904年至1906年间，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今日本 东北大学）听了藤野先生的课。今天，鲁迅先生的雕像立在他日本母校如盖的松荫下，成为中日友好往来的象征。

我们在鲁迅听课的那个阶梯教室，聆听90年前年他留在这里的读书声，感受他弃医从文、以文医国的情感律动。在当年使用过的升降式双层黑板上，今天写满了中国来访者的题词和名字，这些粉笔字表述的已不是当年令鲁迅不喜欢的解剖学知识，而是国人对他的敬仰和缅怀。校方告诉我们，每当一块黑板写满了字，就要拍成照片，做个像框挂起来，然后把黑板擦干净，等着后来者继续书写。果然，在黑板的两侧分别悬挂着数幅这样的照片。

鲁迅第一学年的成绩表陈列在东北大学纪念资料室的橱窗里，那门他最不喜欢的解剖学课只得了个“丁”。与这份1905年的成绩表同样发黄的是一幅植物写生图，这是鲁迅和他的同窗们的作品。鲁迅终于毅然放下小小的手术刀和画笔，擎起了一支如投枪、如匕首的如椽大笔，向病若膏肓的祖国、向不幸不争的同胞献上满腔赤子情怀。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8年到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论文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杰作。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北洋军阀政府所通缉，南下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1927年1月，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1927年10月到达上海，开始与其学生许广平同居。1929年，儿子周海婴出世。1930年起，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抗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迫害。从1927年到1936年，创作了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收辑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编》、《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乙种〕、《莽原》、《语丝》、《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的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等。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迅著译已分别编为《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二卷〕，《鲁迅书信集》，并重印鲁迅编校的古籍多种。1981年出版了《鲁迅全集》〔十六卷〕。北京、上海、绍兴、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小说《祝福》、《阿Q正传》、《药》等先后被改编成**。

鲁迅先生的《风波》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剪辫子”多少人经历过了，也写过了，但没有产生广泛影响，而《风波》却成功了，是因为鲁迅把握住了剪辫子这一具有历史特征的细节，并写出了人物的心理真实没辫子还怎么生活？怎么见人？留辫子时代的社会心理秩序被打乱了，剪了辫子，心理上有了恐慌，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秩序，这就推动了新的社会这一笔可谓光彩照人。赵七爷的一条辫子，活灵活现地展示了时代的变革和那个时代特有的气象；赵七爷的一条辫子，也生生道出了所有小人物的无奈：变革是上头的事情，小人物没有自主的权利，一个不小心还要人头落地，只能取中庸之道，明哲保身。其实在现实社会，我们很多人依然是“赵七爷”，或多或少有赵七爷的因子。

秩序、道德、审美标准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