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洪洞大槐树的移民有812个姓氏，迁徙的区域共涉及18个省市500多个县，例如：李氏家谱、王氏家谱、张氏家谱、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罗等等。

一、洪洞大槐树的移民由来

中原地区自春秋战国到北宋时期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政治中心，然而到了北宋灭亡之后，中原地带自然灾害频发，加之战乱不断，导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元朝残酷统治更是加剧了这一局面。朱元璋结束了元朝统治建国大明后，由于常年的战乱，天灾人祸，导致人口锐减，生产废置，国库空虚，老百姓饥寒交迫，国家建设迫切需要百废待兴，于是一场全国性的“大移民，大迁徙”活动便呼之欲出。经过一番分析对比后，明太祖朱元璋决定将移民起点定在了山西洪洞县。由于这里自然环境优越，战乱等天灾人祸也很少波及到，因此这里老百姓休养生息的很好，人口增长迅速，这里社会安定，风调雨顺，而且随着各地灾民的涌入，给这里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

二、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故事

如果仔细观察各地流传的大槐树传说，就会发现它们各不相同，大致有这样几个版本：《胡大海复仇》版的故事发生在元末，胡大海早年在河南要饭时遭当地人侮辱，后在朱元璋的军队中屡建奇功，朱元璋当皇帝后允他一箭之地报仇雪恨。谁知这箭恰好命中飞来的鸿雁，胡大海统兵随大雁向前杀去。河南和山东的百姓倒了血霉，当地尸积如山，后来朱元璋只好下令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向这些地方迁民。

现在的一些方言和习俗也被附会上大槐树的传说。据说当时的老百姓是在官府的强迫或欺骗下迁徙的。官兵每登记一人，就在他的小脚指甲上划一刀作为记号，所以现在很多人小脚指甲上有一分瓣。

家谱世代传承基本上是从最有本事、名望、财势的一代为第一代，比如著名的秦始皇，接下来是秦二世。如果不是中途被刘邦、项羽夺了权，秦三世、秦四世都会流传下去。

但其实在秦始皇成为始皇帝完成统一之前，秦国已经存在了几百年，著名的《芈月传》中芈月的老公秦惠文王等秦始皇的前几辈子秦国之主的努力，才使秦国成为始皇帝，但秦始皇是第一个完成统一的皇帝，因此他实际上就是秦一世。

再说乞丐皇帝朱元璋，朱家祖先也只会从朱元璋作为朱家的第一代，或者朱元璋为了孝心，尊他的父母为朱家第一世，再往上，就没有记录了。但很明显，朱元璋也会有爷爷、曾爷爷，但因为太过碌碌无名，因此基本不会出现在朱家自朱元璋之后的皇族家谱里。

皇家如此，世家大族更是如此。中华第一家族孔家，家谱第一世就是孔子，一代一代传下来。至今还有孔子第77世孙孔德成。

除了声名财势显赫的祖先能成为第一世孙，普通家族的第一世可能源于搬迁，比如著名的洪武年间的山西洪洞大移民，河南、河北、安徽等地都有从洪洞老槐树下迁移过来的移民，他们在各地开荒立祖，开枝散叶、延绵子孙，有的一户人家就能发展一个村庄，那么这个第一个立祖的人就是家谱的第一世。

家谱是中华民族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重要的情感维系，每个家族对自己第一世立祖人的选择，实际也是一种弃恶扬善的选择，毕竟，谁都不愿让臭名昭著的人作为自己的第一世祖先。

现代流行着一种说法：山西洪洞大槐树是汉人祖先的源头，很多地区的老百姓都是从那里迁出来的。

因此，如果要落叶归根，就必须魂归大槐树。那么，这种说法有依据吗？山西洪洞，大槐树到底流出来多少个姓氏？

自古以来，大槐树的对外移民都是非常少的，不足以承担起作为汉族祖先的地位。

古代的移民是很困难的，成本很高。一般而言，大规模的移民潮会发生于以下两种情况：

1、朝廷崩溃，老百姓必须逃难；

2、朝廷迁徙某地的老百姓，到另外一个地区垦殖。

大槐树的移民就属于第二种，这一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发生于明朝。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将大槐树的598户人家，迁徙到河南的开封、彰德。

尽管在朱元璋以后，明朝还迁出了几次大槐树的老百姓，但人口数量都不多。

根据目前的人口统计，河南省有人口9559万。大家可以动脑子想想，那么点迁出的人口，怎么可能在短短几百年间，发展到近亿的数量级？

由此可见，所谓汉族为大槐树移民一说，在逻辑上和科学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大槐树的移民规模，还不可能对其他地区的人口遗传基因带来根本性的影响。

事实上，这种想法与其说是事实，倒不如说是一种对不知道来历的祖先的想象。

现今很多家族的家谱，其实都是编写于清朝初年。

清初历经战乱，很多人流离失所，到新的地方居住，繁衍子孙，总要给自己找个来处。

由于大槐树的移民是明朝曾经宣传过的，所以这些不清楚祖先来历的人，就把自己的祖先归附到了大槐树。

请大家谨记：家谱不能反映真实的历史，因为家谱也是人写的啊，并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

元朝末年，由于统治阶段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加之天灾不断，最终引起全国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经过十余年的战乱，中原大地一片荒芜，人口稀少。朱元璋建立明政权以后，为了恢复经济，发展生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大规模移民，即从地窄人密地区向地广人稀地区迁徙人口。此次移民时间长，包括地区多，迁出地主要是山西，迁往地主要是豫、冀、鲁、皖等省。河南洛阳自然是移民的重要地区之一。因此，至今在洛阳城乡流传着“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的歌谣，祖籍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已成为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共同根源。那么，移民与大槐树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需要从元朝末年说起。

　元朝自世祖忽必烈入主中原，至元顺帝从大都(今北京)败逃塞外，历时不足百年，虽也曾盛极一时，但其内部矛盾重重，冲突及自相残杀不断。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到顺帝即位(1333年)的25年中，元朝九易其主，故有“席不暇暖”之说。　特别是到元朝末期，由于蒙汉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农民不断流亡，造成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加之黄淮多次决口泛滥，农民无法生存，揭竿而起反抗压迫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1351年终于爆发了元末最大规模的红巾起义，韩山童、刘福通在颖州起义。随后，郭子兴、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纷纷响应。经过十几年的征战，朱元璋逐渐消灭了其它势力，推翻了元朝统治，并于1368年建立了明政权。　但是，以朱元璋为首的明朝统治者面临的是一个满目疮痍、残破不堪的局面。由于多年的战乱，战争最惨烈的中原地区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死的死，逃的逃。据清乾隆《偃师县志》记载，早在“至正五年(1345年)，伊洛河泛滥，淹没千家，生灵涂炭，十室九空”，“至正廿二年(1362年)，洛阳、偃师、孟津大旱，人相食”。天灾人祸并至，遂致河南、河北、山东、皖北等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渐绝”((明太祖实录)卷廿九)。而这个时期，相对远离战区的山西却是另一番景象，“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比较繁荣，所以人丁兴旺，并逐渐出现了地窄人密的矛盾。　针对这一现状，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发展经济，首要解决的便是劳动力与土地的矛盾。明太祖朱元璋果断地从洪武初年开始了大规模移民，山西就被指定为最主要的移民迁出地。令“疏散山西两府(平阳、太原)五州(汾、辽、蒲、潞、沁)五十一县之民遣送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陕甘等广大地区”，使生产得到了一定发展。但好景不长，接着又发生了“靖难之役”，战乱达四年之久，天下被破坏的程度，甚于明太祖时代，结果造成“中原田多荒”(《明史、食货志》)，再次加剧了中原地区地广人稀的荒凉局面。于是，明成祖朱棣不得不继续大量移民，补充人烟稀少的地方。因此，移民高潮历三朝五十年，这在我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明初移民的事实，在《明史》、(明实录)、《续文献通考》、《日知录》等文献中都有记载。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政府对移民采取了鼓励和奖励政策，被迁徙的老百姓每户发给银锭二十两，作为安家费，使其置耕牛、种子、建房等，并免其三年或五年的赋役。　那么，山西迁民，为什么仅洪洞大槐树影响最大呢这是由于山西人口之稠密，首推晋南，而洪洞县正位于山西省南部临汾盆地北端。它地处南北交通咽喉，北达幽燕，东接齐鲁，南通秦蜀，西临河陇，且是晋南平阳一带人口最为稠密之县。明代迁民虽不是专迁洪洞人，但作为迁民重点是很自然的。　洪洞县西周为杨侯国，秦汉置杨县，隋代改为洪洞县至今。在县城北郊贾村西，有一处公园式建筑。据(洪洞县志)记载，明朝时，这里是广济寺，为唐贞观二年所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济济，香客往来不绝，唐宋以来，又建有驿站，房舍宽广，常驻驿官，办理公差。在广济寺旁有一株“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阳关古道即从树下通过。　为此，明政府便在广济寺和大槐树下设局驻员，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并发给移民“凭照川资”。　元末河南的大部分地区因天灾战乱，造成人烟稀少、田地荒芜，中原地区又是明政府的重要根据地，所以，河南必然成为移民的重点。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河南全省63个县有移民。我国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山西迁民于河南者，以彰德府(今安阳)、怀庆府(今沁阳)、归德府(今商丘)为最多，河南府(今洛阳)、汝宁府(今汝南)、南阳府(今南阳)也不少。”洛阳所在的河南府中，据记载永宁(洛宁县)、孟津、偃师、洛阳县山西迁民为数不少。据一些氏族家谱、碑文上看，都记载有迁民的历史。从时间上看，多数正是在洪武、永乐年间迁来，虽然有些村庄氏族无所记载，但他们都知道是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明通化《河南通志》记载：明初洛阳县有人口82841人，永乐十年(1412年)83124人，成化十八年(1482年)85124人。《偃师县志》记载：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全县3961户，29125人，永乐十年(1412年)4017户，30000余人。这些都是迁民以后的数字。　现就看到的部分家谱、石碑所记载的情况，摘录如下：偃师山化乡游殿村道光二十三年十月续写的(滑氏家谱)载：“吾滑氏聚族邙上，自明初洪武六年由山西迁徙而来，至今四百余年。……考《明史》洪武朝户部郎中刘元皋上疏，古狭乡之民，迁于宽乡，欲地无余利，人无失业也。上从其言，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则滑氏之来偃，其在明初无疑矣!”游殿村西滑氏老坟有一碑载：“自山西洪铜(洞)迁来……”。　偃师寇店韩寨《赵氏族谱。引》：“自山西平阳府洪洞县迁于河南府洛阳县东南路偏五里孙贺庄，后改名杨裴屯。”韩寨{大明处士张公大老之墓碑}载：“大老系张氏始祖也，原籍山西长子县南和村人也，因国祸世乱，随母到偃师县治。”　洛阳《王氏祠堂碑》载：“洪武元年，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处，迁到河南省洛阳府北窑天华岭……明中期由洛阳北窑迁到洛阳府高崖寨。”　清道光廿四年所修偃师山化乡王窑村《王氏家谱·序》载：“吾王氏聚族邙山角下，洛河北岸，自明初洪武三年山西长子县迁移已来至四百余年。”山化乡关窑《王氏家谱·序》及祖茔碑文均记载：“祖讳贵，原籍山西阳城县大王庄人，于明洪武初年迁偃，至今六百余年。”　宜阳县城关乡河下村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所立《创修谷氏祖庙碑记》载：“明初，谷氏仁美公自山西洪洞迁居宜阳县寿安之左，迄今四百余年。” 据宜阳《裴氏家谱》载：其先祖于明洪武二年自山西闻喜迁来，当时是裴成夫妇携五子，现已繁衍到2700多人，分布于三乡的可乐湾、杨圪塔、赵堡乡的油路口及盐镇等地。　宜阳《许氏老八门家谱》载：先祖于明洪武七年由山西迁入宜阳鱼泉，至今已繁衍至19代。　宜阳莲庄《王氏家谱》载：王氏先祖于明初由山西夏邑小李庄迁入。当初仅为母子四人，现已繁衍到1927人，分布于宜阳县的莲庄、张坞、韩城、盐镇、石陵、赵堡等乡。明嘉靖年间兵部尚书王邦瑞即为此支王氏之名人。　东赵保(张氏祖茔碑文)载：始祖友谅公系山西洪洞县八政村人，于大明永乐年间迁至河南省宜阳县东赵保。”　新安县《陈氏宗谱》载：先祖于明代由蒲坂迁至河南省新安县窨兴村。六百年来，人口繁衍流迁，今分布于宜阳、新安、济源、渑池、孟津、洛阳、嵩县、卢氏等地。　由以上所列资料看，洛阳一带在明初有许多山西迁民，说明大槐树处集中迁民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究竟有多少人，则无从查考，有待于进一步调查考证。也许有些已不知由山西何处迁来，但大家公认是大槐树处迁民的后裔。迁民到了新的居住点后，他们大多在新居的院子里或大门口栽种槐树，借以寄托对家乡的思念。　总之，明朝初年大规模迁民，客观上缓解了土地与人口的矛盾，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生产逐步得到恢复，社会秩序渐趋稳定。因此，迁民政策应该说是一项成功的政策。　有关当时大槐树迁民，还流传着不少传说故事，其中“复形小脚趾甲”、“背手走路”、“解手”的来历最为生动形象。　“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据说凡是洪洞迁来之民，脚小趾甲中都有一裂缝好象是两个小趾盖。据说明朝政府为实行迁民垦田政策，也实行了优惠政策，如发给川资盘缠及安家费，但人们故土难舍，谁不留恋自己的家，而去千里迢迢投奔异乡因此，明政府在迁民前广贴告示，欺骗百姓说：“不愿迁移者到大槐树下集合，须在三日内赶到。愿迁者可在家等待。”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晋南、晋东南、晋中的人都来了。第三天，大槐树四周集中了十几万人，他们拖家带口，暗中祈求神灵保佑平安无事。突然，一大队官兵包围了大槐树下手无寸铁的百姓，一大官员在官兵簇拥下宣布：“大明皇帝敕令，凡来大槐树之下者，一律迁走。”这道命令犹如晴天霹雳，他们这才明白上当受骗了。人们哭着、骂着、呼爹唤娘，混乱一片。但这都无济于事。接着，官兵强迫人们登记，发给凭照。每登记一个，就让被迁者脱掉鞋子，用刀子在每只脚小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以防逃跑。因此，至今移民后裔的脚小趾甲都是复形，据说就是被砍一刀的缘故。　在押解迁民时，为防止逃跑，被迁者都用绳反绑，然后用一长绳联结起来。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告诉小孩子：“这里就是咱的老家，这里就是咱的故乡。”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被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久而久之就习惯了。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一习惯。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路上自然要经常有人要大小便，这时，只好央求官兵：“老爷，请解手，我要拉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明白了。以后，“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代名词。

812个姓氏。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出姓氏有：

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罗、梁、宋、郑、谢、韩、唐、冯、于、董、萧、程、曹、袁、邓、许、傅、沈、曾、彭、吕、苏、蒋、贾、丁、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钟、汪、田、任、姜。

范、方、石、姚、谭、廖、邹、熊、金、陆、郝、孔、白、崔、康、毛、邱、秦、江、史、顾、侯、邵、孟、龙、万、段、雷、钱、汤、尹、黎、易、常、武、乔、贺、赖、龚、文、庞、樊、殷、施、陶、洪、翟、安、颜、倪、严、牛、温、芦、季、俞、章、鲁、葛、韦等等。

注意：

在史料记载中,洪武初年到永乐十五年这五十余年间，山西省洪洞县就一共组织了十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这八次的移民活动规模之大涉及18个省，500个县市，812个姓氏。下图是有族谱记录的100个主要姓氏。

中原地区由于连年的天灾人祸，比如说水灾、旱灾、蝗灾和各种规模的战争冲突，让原本繁华的中原，变成了片片杳无人烟的荒地，使得百姓的生存都成困难，民不聊生，所以中原的百姓急需一个能属于自己安生立命之地。

历史上的山西，由于地形等因素，处于较少受到战争波及的地带，成功地吸引了中原百姓大批地迁入山西，也因此，山西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人口流入大省。

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次的移民活动，这些移民之所以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其他地方，或许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有因为生存的，也有因为当时的政策安排的，或者还有其他原因。而在各种移民中，洪洞县大槐树应该是很多人都听说过的吧。明朝时期，这里经历过多次的移民，从这里走出去的大约有1230个姓氏，那么你知道这些姓氏究竟是哪些吗？里面有没有你的姓氏呢？

1大槐树移民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安徽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把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是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

2大槐树走出了多少个姓氏

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旅游景区位于山西省洪洞县，是全国以寻根和祭祖为主题的唯一民祭圣地，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大槐树祭祖习俗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景区分为移民古迹区、祭祖活动区、民俗游览区和汾河生态区四大主题区域，有碑亭、二、三代大槐树、千年槐根、祭祖堂、广济寺、石经幢、移民浮雕图、中华姓氏苑等60余处风景文化景点。

从明洪武3年至永乐15年，近50年的时间里大槐树下就发生大规模官方移民18次，主要迁往京、冀、豫、鲁、皖、苏等18个省，500多个县市。经过六百年的辗转迁徙，繁衍生息，而今全球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树移民的后裔。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早已在炎黄子孙心中深深扎下了认祖归宗之根，被当作家、称作祖、看作根。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的大移民，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有组织、有计划的一次迁徙。这对恢复生产、增加人口、发展经济、开发边疆、民族团结、文化交流等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迁徙长达50年之久，涉及1230个姓氏，由这里迁往各地的移民后裔，数以亿计。

2019年3月29日，以崇宗尊祖·德孝中华为主题的第二十九届洪洞大槐树文化节开幕。文化节期间陆续举办第二十九届洪洞大槐树文化节开幕式、《小戏骨之洪洞大槐树寻根记》开机仪式、第十二届洪洞名优小吃节、传统戏曲表演、第二十九届洪洞大槐树文化节寻根祭祖大典、重走移民路等多项活动。

3移民次数

洪洞大槐树移民：从明朝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至明朝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共进行了十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是明初大移民的重要部分。

关于移民的次数，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经学者们的反复考证，洪武、永乐两朝共有17次。简单的情况是：

洪武六年(1373年)，从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凤阳垦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从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凤阳垦荒。因为是冬天，政府发给移民过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从山西招募24万户百姓从军，后又都复员为老百姓，就地安置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从山西的泽州、潞州，挑选田少丁多或无田之家，迁往彰德、正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地垦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116户自愿外迁屯田，户部给予奖励，让他们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后军都督朱荣向朝廷报告：由山西迁居到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给他们26万顷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迁移山西百姓，到彰德、卫辉、归德、临清、东昌等地栽桑种枣，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德与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从军，共设16个卫所。大约是平阳府选了9卫，太原、辽、沁、汾选了7卫，每卫5600人，共有9万余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徐礼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户，分别迁至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6万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户部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迁至北平各府、州、县。

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从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从以上地区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县吏李懋等214户人愿到北京为民，户部给他们发了安家费。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户部从山西的平阳、泽、潞及山东的登、莱等州，招募了5000户到北京的上林苑监，牧养栽种。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向朝廷申请到北京、广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宫等府州县为民，开荒种地，依律交税，得到政府的奖励和资助。

综上所述，明初从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半个世纪中，从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前后人数达到100万以上。回顾中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汉代仅限于屯垦戍边，并没有形成全国规模；三国割据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垦兴盛，但安史之乱以后废弛；宋代重文轻武，屯田时盛时衰；元代全国兴屯，但很快天下大乱。所以说，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