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1888年8月22日—1951年8月16日），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上最富有传奇性的一个人物，有“三百年帮会第一人”、“上帝”之称。

他从一个小瘪三混进老上海滩场，成为上海最大的黑帮大佬；他出身低微却又成为涉足娱乐、文化、教育、金融、新闻各业的财富大亨，他是上海滩黑社会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有着传奇人生。

杜月笙为什么在上海滩，最终超越黄金荣和张啸林，并且成为青帮老大呢？

其实靠的就是这三碗面：

第一碗面，场面。就是讲气场，排场，成名后的杜月笙，非常讲究人生的场面。

1931年举行的杜家祠堂落成典礼，是杜月笙一生摆的最大的场面。

除了杜祠落成典礼外，最能体现杜氏之场面的，是他的兼职。鼎盛时期的杜月笙身兼70多个企业、银行、公司的董事长、理事长，可谓风光无限，够场面了。

第二碗面，体面。就是自己衣表行为言语的体面，不仅给别人看，也是让自己有礼。

杜月笙讲过：“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气；末等人，没本事，大脾气。”中年后的杜月笙为人处世谨慎小心，比年轻时少了一分咄咄逼人的霸气。

都知道他是一名地道的流氓出身，但这可和别的流氓不一样，他特别讲究体面，身穿长衫，谈吐举止儒雅，看起来和书生一样，佩戴香囊，身上还飘着一股淡淡的清香。故有了“杜先生”的称谓。

不仅如此，杜月笙还为抗日战争提供了不少的物资和钱财。

第三碗面，情面。凡事给别人面子，留给他人有情面。

都说文人清高，看不起流氓，但国学大师章太炎却是杜公馆的座上宾，多受杜月笙的接济，他不但为杜月笙改名，更给其修家谱，而另一个国学大牛人章士钊更是公然自认杜月笙的门客，“吃流氓饭”

不但是名流，就是对乞丐，杜月笙也考虑到面子问题，别人给乞丐接济时怕乞丐重复领钱就派人专门看管，而杜月笙从不如此，他说乞丐也是要面子的，不能让他们丢了面子。

可见杜月笙做人的“情面”，无怪在上海滩三大佬当中，有人说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

杜月笙会做人，还体现在他处理矛盾和冲突上。

按说身为流氓黑社会，和别人有了冲突，拿着斧头刀子上去砍人就是了，要是什么都讲理，还要流氓干什么。

但杜月笙的聪明就在于此。

当年，张啸林的侄子、杜月笙的门徒因为争夺一艘轮船和“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起了冲突。从战力来说，王亚樵不过区区五百人，而杜月笙这边随便招招手就能召集几千人马。

可是呢，杜月笙却主动示弱，不但亲自给王亚樵赔钱、赔船，更要给他在饭店摆桌酒席赔礼道歉，实际上王亚樵也不占理啊，但以杜月笙的地位和实力能给他这么大面子，他也就见好就收了。

后来张啸林要派人干掉王亚樵，杜月笙不同意，他说我们家大业大，目标太大，而王亚樵是亡命之徒，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们和他拼命是太亏本了。只有那些命贱的人才不珍惜自己的性命，随随便便就给人家搏命相斗。

所以，虽然杜月笙是看似被占了便宜，却被人认为是大人有大量，能够容人。

你看，就是流氓也不能够为所欲为，也必须能够忍人所不能忍。

《水浒传》里就有两个很仗义疏财的人，一个是小旋风柴进，一个是及时雨宋江。柴进对待人的态度是：江湖上普通人士投靠，基本上是简单地招待；如果是遇到江湖上有名望的人，于是就很热情地接待。武松刚投靠的时候，柴进好吃好喝地招待，时间久了，柴进就渐渐地冷落了武松。武松越待待下去，就越窝火，索性就离开了。而宋江呢，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基本上都一样。杜月笙就是这样的人，这叫情面。你不是在外面让人觉得好看，而是在心里有一杆秤。

这就是江湖啊。

实际上，这两句话，一个人一辈子的修养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就非常成功了——世事都很洞明，都看得很透彻，这是真学问；练达就是锻炼过，经验很多，所以对于人情世故很通达，这是大文章。

生活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人情世故，人面、场面和情面，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啊。

你不能因为所谓的“看穿了”，就轻浮地对待它们。

要知道，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也真。，人生就是一场借假修真。

杜月笙（1888-1951），原名月生，后改名镛，号月笙。1888年8月22日（清光绪十四年七月十五日）生于上海县高桥镇小商人家。杜月笙两岁丧母，四岁其父杜文庆去世，八岁时继母张氏神秘失踪，年幼的杜月笙只得靠亲戚为生。因无人管束，他与镇上的无赖少年混迹于茶馆赌场，很快便将父母遗留下来的一点微薄家产折腾精光，遭到亲友们的唾弃。14岁时，杜月笙孤身一人来到上海滩闯荡。初在水果店里当学徒，旋因盗窃聚赌，为水果店老板驱逐。后又拜妓院老鸨为“干妈”，再拜清帮“通”字辈流氓陈世昌为老头子，依仗帮会势力，与清帮流氓们合伙在轮船码头干些敲诈勒索、走私贩毒的行当。同时，以其在上海滩上黑社会内历练时久，为法租界巡捕房雇为包探。

1918年，30岁的杜月笙经陈世昌的同辈弟兄黄振亿的介绍，到当时上海滩大流氓头子、时任法租界警务处督察长的黄金荣家里做杂务。依靠他的头脑灵活、八面玲珑，杜月笙很快讨得黄金荣的老婆林桂生赏识。当时淞沪护军都督使何丰林等人私下集资开办了一家包运贩卖鸦片的公司，杜月笙认为这个公司有军阀为后台，肯定能够赚钱，遂鼓动林桂生以黄金荣的名义入股，不出两年，即为黄金荣赚得200万元。由此，黄金荣对杜月笙的“才干”始加注意，并赏其5万元为酬谢。此后，黄金荣又推举其在法租界内运销鸦片，聚敛钱财。

当时，上海的烟土走私由以英租界探目沈杏山为首的“大八股党”操控。他们先从抢劫烟土开始，渐与土商达成协议，由土商支付数额巨大的“保护费”，由大八股党负责烟土运送安全。杜月笙欲与大八股党争夺烟土之利，乃找来顾嘉棠、叶焯山、高鑫宝、芮庆荣、杨启堂、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等八人，组织“小八股党”，建成一支流氓武装。此小八股党人人心狠手辣，武功高强，在与大八股党的争夺中，他们或明抢，或暗劫，至1919年初，“小八股党”最终取代“大八股党”，执上海烟土行业之牛耳，杜月笙由此名声大振。

1925年，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等联合潮州帮烟土商，办起了专营鸦片的“三鑫公司”，由该公司派遣保镖人员，包办法租界的烟土经销。所定之保险费为鸦片价值的10％，每箱鸦片可收取数百元之保险费，如果烟土被人盗劫，则由公司出面追讨或赔偿。当时因黄金荣身为法租界的督察长，不宜公开出面办这个公司，便由杜月笙担任公司的总经理，张啸林与杜月笙的清帮弟兄范回春担任副总经理。其后何丰林与军警头目俞叶封见该公司有利可图，亦相继入股。公司的总资本约270万元。

一次，黄金荣因在看戏时与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争风吃醋，开罪了这位公子，被淞沪护军使何丰林遣众便衣痛打一顿。之后，又将其绑架至龙华护军使署看守所里。杜月笙与上海三大亨之另一角色张啸林居间设法营救。杜月笙向法租界各大土商索取巨款，由张啸林出面向何丰林、卢小嘉赔礼求情，再由杜月笙往请清帮“大”字辈的老头子张镜湖出面疏通，终于平息了卢小嘉的怒气，把黄金荣放了出来。黄金荣为感谢杜月笙、张啸林之“救命之恩”，乃与二人结拜成把兄弟。由此，黄金荣、杜月笙与张啸林这三位上海滩头的大流氓头子联合一体，成为当时上海黑社会中最具影响的势力。杜月笙也从此开始独当一面，自立门户了。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1927年3月21日，中国***发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随即控制上海。蒋介石派杨虎和陈群联络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欲借助上海的流氓势力发动反革命政变，镇压上海的工人运动。杜月笙与黄金荣等积极招兵买马，收罗党羽，组织“中华共进会”，充当蒋介石反共走卒，并在四一二政变前夜，由杜月笙亲自出面诱杀了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汪寿华。4月12日，杜月笙亲自督战，组织流氓恶棍从南、北两路袭击工人纠察队。此外，杜月笙还将获取的情报预先通知蒋介石，使得工人游行队伍在宝山路三德里附近，遭到预伏的蒋介石军队镇压，造成骇人听闻的宝山路大屠杀事件。杜月笙还派弟子芮庆荣率领“行动大队”，仅在4月14日一天，便捕捉***人和进步群众一千多人。4月下旬，杜月笙亲率“行动大队”专程去宁波协助蒋鼎文“清党”。通过四一二政变，杜月笙攀附上新贵蒋介石集团，成为他日后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跳板。为表彰杜月笙等人在上海“清共之役”的功劳，蒋介石委任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并单独召见杜月笙。从此，杜月笙建立了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蒋介石一些不便出面的事，也由杜月笙代劳。

为巩固在上海滩的地位，扩展在全国的影响，凡国民党的党国要人，如宋子文、孔祥熙、吴铁城，杜月笙莫不曲意奉承，极力巴结。他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特别是上海市重要部门的官员更是打成一片。不仅如此，杜月笙还特别注意取悦法租界的外国权贵，1927年7月，杜月笙被任命为法租界公董局临时华董顾问，1929年7月，又被推举为公董局华董，坐上了中国人在法租界可能坐上的最高位置，他在上海滩乃至全国的影响和地位迅速提高，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大亨”。1931年6月，杜月笙举行杜祠落成典礼，蒋介石送了一方“孝思不匮”匾额和一幅祝词，并派代表行礼。

于右任、张学良、王宠惠等国民党要人，以及吴佩孚、段祺瑞、曹锟等下野名流都送了匾额。吴铁城、宋子良还到场向杜氏祖宗牌位行礼。

尽管杜月笙在上海滩春风得意、红得发紫，但他知道那些达官贵人们与他交往只是利用他，实际上并不把他视为上流社会中人。因此，杜月笙极力想开辟“正当”的经济来源，并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经钱新之建议，他于1929年开办中汇银行，并以此为基础，采用笼络金融界人士、仰仗官僚资本、动用流氓势力等手法，相继担任了中国、交通银行董事以及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与此同时，他还采取同样手法，插足面粉、航运、棉纱业，获得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大达轮船公司董事长、上海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等头衔。最终，杜月笙通过打、拉市商会中的有力人物王晓籁、骆清华，使得当时的商会会长虞洽卿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渐生退意。经过杜月笙一番活动后，王晓籁被推举为上海市商会会长。而杜月笙则在幕后操纵，其在上海金融工商界的权势炙手可热。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与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相连的杜月笙也卷入了抗日的洪流中，他参与发起了“上海市抗日救国会”，并担任常任委员，也做过一些抵制、查禁日货的工作。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日军企图通过诱骗国民政府与之谈判，行缓兵之计。杜月笙则居中为这次外交谈判穿针引线。但在全国人民和第十九路军的抗日热潮的推动下，杜月笙参加了从事与抗战有关的慰劳、救济任务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和“上海市地方协会”。在淞沪抗战期间，他会同黄炎培等代表上海各界慰劳第十九路军。

通过这些活动，杜月笙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各方人士，包括知识界、金融工商界、文化艺术界，甚至国民党一些相当地位的官员，都纷纷与其交结，向他投靠。随着自己影响和地位的提高，杜月笙此时不便再以“白相人”面目出现，而试图以“工商业者”、“慈善家”、“政客”等“正当”身份出现。于是，他于1933年11月22日，组织成立了为自己效力的社团组织“恒社”。恒，取义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的典故，并暗含杜月笙名字中的“月”字。恒社吸纳了一大批金融、工商的老板和政府机关的官员和军警。杜月笙担任恒社的名誉理事长，实际上所有重大问题都由杜月笙及其最亲信弟子陆京士决定。凡加入恒社者，都要向杜月笙递帖子，举行隆重的拜师仪式。杜月笙由此网罗了大量可资利用的人物，羽翼亦更加丰满。1934年11月，“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史量才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杜月笙趁机攫取了会长之职，同时还当上了“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1935年4月，他又当上了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

一二·九运动之际，杜月笙协助上海市长吴铁城破坏爱国学生的示威游行，阻挠学生去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1936年11月下旬，杜月笙与国民党当局联手策划，逮捕了力主抗日的救国会领袖“七君子”，其后又对“七君子”多次进行政治诱降和迫降。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时，他致电以前的好友张学良，向他施加压力，宣称愿意自身为人质换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杜月笙又专程赴南京晋谒蒋介石，向蒋介石表示慰问。

由于其在江浙金融工商界的显赫地位，杜月笙成为日本人拉拢的目标。

1937年初，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从欧洲归国途中，特至上海与杜月笙会面，向他提出诱人的条件，进行经济诱降。杜月笙基于民族立场，同时考虑到自己与蒋介石集团的利害关系等综合因素，对此予以拒绝。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1937年7月22日，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出面，杜月笙参与组织成立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并担任该会主席团成员及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他及众人的努力下，共筹得救国捐150余万元，认购救国公债7500万元，几乎占全部发行量的1／6。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每当有国民党军队开到上海，杜月笙必定带上大批上海人民捐献的慰劳品，前去慰劳军队。同时，他也利用这个机会竭力与国民党高级将领拉关系。他曾以劳军名义，个人出资1万多元买了一辆装甲汽车送给淞沪战场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两人交情由此加深。此间，杜月笙也曾对***表示过合作的态度。1937年10月，他领导的抗敌救援会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向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赠送了防毒面具1000套。

1937年10月间，杜月笙与戴笠合谋，利用帮会组织建立了“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委员会”，由其任主任，辖下建立“淞沪别动总队司令部”，拥有一支有一万人参加的“别动队”。5个支队中第一、二、三支队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门生，其中，第三支队在青浦参加了与日军的战斗。1938年，这支“别动队”经戴笠改编为“忠义救国军”。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本侵华当局考虑到杜月笙在上海的显赫地位和影响，对其多方进行拉拢。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杜月笙能够坚持民族立场，审时度势，离开上海，只身前往香港避难。12月初，他又专程赶赴武汉面见蒋介石，被蒋委任为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分管第九赈济区事务。领命之后，杜月笙回香港，成立了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自任主任。同时还在港挂出了中国红十字总会办事处的牌子，以此为掩护，从事动员、组织、安排一些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迁居香港，并负责沟通国民政府与上海等沦陷区的联系。此外，他还与戴笠合伙成立了“港记公司”，负责运销国民政府在川、康、滇一带以禁烟为名掠夺的鸦片烟土。1939年夏，CC系分子吴开先奉命至上海整顿国民党地下组织，成立了“上海党政统一委员会”，吴自任书记长，杜月笙则以其在上海的金融工商、党政、特务系统及黑帮势力中的特殊影响，被蒋介石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杜月笙坐镇香港，指挥其留在上海的门徒，迫使虞洽卿等人离沪赴渝。同时他还制止黄金荣公开出任伪职，并请其协助吴开先在上海活动。

约在1939年底，杜月笙成功地策反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汪精卫集团，蒋介石为此特拨款20万元给杜月笙以为酬劳。除此以外，杜月笙还积极支持军统局上海区的锄奸活动。1940年10月，杜月笙党徒成功策动朱升源将时任伪上海市市长的傅筱庵杀死。此前，与黄金荣、杜月笙同为上海三大亨的张啸林由于公开投敌，被杜月笙的徒弟林怀部刺杀。尽管杜月笙对此事一向讳莫如深，但事前必经他默认无疑。

1941年冬，香港沦陷，杜月笙迁居重庆。他在重庆重建恒社总社，并在西南各重要城市建立分社。1942年3月，他在重庆设立“中华实业信托公司”，自任董事长，由华中各地抢购物资内运经销。同时他还将中国通商银行迁到重庆，自任总经理。同年秋，他又亲至内江、成都、宝鸡、西安、洛阳等地，设立通商银行分行，各分行内皆设恒社分社。1943年，杜月笙又与戴笠商议、并经蒋介石认可成立通济公司，以国统区的战略物资换取沦陷区的棉纱，被人们指责为趁机大发“国难财”，同时这种行为还大大缓解了日本侵略军战略物资的匮乏。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之初，杜月笙还费尽心机，对国民党军政势力未抵达上海前的重大问题，“均周密策划”，积极协助蒋介石争夺胜利果实。9月，杜月笙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后，杜月笙从10月开始，即着手整顿“恒社”。整顿后的“恒社”，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发展分支组织，人数亦大大增加，社员上至中央部长、司长，下至董事长、报社社长、律师、特务，遍布全国。这一时期，杜月笙踌躇满志，势力进一步膨胀，获得的各种各样的职衔计70个左右。

除“国大”代表、上海市参议员等公职外，所任职衔，涉及文化教育、金融工商、交通电气等各行各业。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江阴机毁人亡，杜月笙在邀宠蒋介石方面，失去一个有力支持者和合作者。4月，上海市参议会选举。在选举前夕，杜月笙发动其徒众，四处收买拉拢，威胁利诱，当选为议长。但恰在此时，杜的心腹万墨林因囤积居奇，被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逮捕。杜月笙迫于蒋介石的压力，无奈让出已到手的议长职位。这两件事，使得杜月笙大发牢骚，“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

同年10月，杜月笙又与军统负责人郑介民勾结，将所谓的“人民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任常务理事，积极指挥帮会组织，配合国民党特务，打击***和进步力量。

1948年夏，蒋经国至上海“打老虎”，进行币制改革。9月初，杜月笙的三儿子杜维屏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的罪名逮捕。此外，蒋经国还将万墨林传去训话。杜月笙凄凉地感到“该是他们（蒋介石集团）要我下台的时候了”。后来，杜月笙指使其门下四处收罗证据，证明孔祥熙长子孔令侃所拥有的扬子公司也从事同样勾当，逼蒋经国就范。蒋经国无法，只得将杜维屏判处6个月徒刑，此事草草收场。

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使得杜月笙很快就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虽然在此之前，他也曾跟李济深等民主人士有过接触，协商去留。但由于他因有在四一二政变中骗杀汪寿华、大肆屠杀***人的血案的思想包袱，亦深知蒋介石决不会允许他留在上海“变节投敌”，遂决定既不留上海，也不随蒋赴台。1949年5月1日，在解放军围攻上海前夕，杜月笙黯然离开大陆，逃往香港。

杜月笙避居香港后，不仅为虎落平阳、身价贬值而深感烦恼，还为财源日益紧缩而忧虑，一再发出“香港居，大不易”的感慨。往日的颐指气使、风光体面已成过眼云烟。对前途的悲观忧虑，使他不得不求助于问卜算卦，维持心理上的平衡。但心理上的落寞烦恼和生理上的重病缠身，双重打击使得作风一向强悍精明的杜月笙，终于在1951年8月16日客死他乡，死时63岁。

前些天跟老同事联络，想起以前工作的经历。十年前，我还在上海，公司位于浦东的外高桥。某天下班后跟同事在厂区附近闲逛，发现一处绿树掩映的清幽所在，甚喜，抬腿刚要逛逛，面前忽然闪现出两个着黑衣，带墨镜的汉子，拦住我们，生硬的问：有预约吗？我被问的一愣，下意识抬头看了一下房前的匾额，上写：杜月笙祠堂。登时被唬了一跳，讪讪而归。

这件事印象很深，因为当时实在是一个小白，只隐约知道杜老板是一个黑帮老大，还以为杜家组织穿越了！

后来百度了一下杜月笙，发现此人简直是一部历史剧！

杜老板真的出生在浦东外高桥，不过民国时的外高桥，比之现在的自贸区外高桥那可的是一天一地，连穷山沟都不如（在那年头搭几个破烂棚子圈个院子啥的，要搁到今天可乖乖不得了，几千万到手啦！），非常穷的地方，杜月笙两岁娘去世，五岁爹去世，八岁继母被拐走，孤苦伶仃，吃百家饭长到十几岁去混上海滩，从一个小瘪三起步，一飞冲天，在上海滩呼风唤雨，成为跟蒋介石称兄道弟的大佬。

杜发达后，对外高桥的老乡是涌泉相报，修桥铺路盖房子都不说，几百户老乡，每家每户月月都能到杜公馆去领一份很高的薪水！后来杜就回乡修了这座杜家祠堂，绵延至今（要说杜老板真有眼光，看祠堂这占地面积，也是身家亿万呀）。

让人欷吁的是，杜本人在解放前逃到了香港，家财散尽，穷困潦倒，而后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