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小说《家》

　　创作背景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男，汉族，1904年11月生，四川成都人，无党派，1921年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肄业。 巴金先生 图

　　1927年至1929年赴法国留学。1929年回国后，从事文学创作。曾先后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1977年至1983年任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3年11月，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曾获1982年意大利国际但丁奖、1983年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85年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外国院士称号、1990年苏联人民友谊勋章。

　　1999年6月9日，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以8315号小行星发现者的身份向国际小行星中心申报，经国际天文联合会下属的小天体命名委员会的批准，该小行星被命名为“巴金星”，这是一项崇高的国际性永久荣誉。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

　　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巴金是一位有热情、有进步思想、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文学巨匠之一。1928年，旅居法国的巴金在巴黎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此后，他陆续创作了一系列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卓越影响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

　　30年代是巴金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这期间，他先后完成的长篇小说有《死去的太阳》、《海底梦》、《砂丁》、《春天里的秋天》、《雪》（即《萌芽》）、《新生》、“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等。在这些作品中，“激流三部曲”代表了他此时创作的最高成就。30年代，巴金还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其中短篇小说集有《复仇》、《光明》、《电椅》、《抹布》、《将军》、《沉默》、《神·鬼·人》、《沉落》、《发的故事》等。巴金的短篇小说题材非常广泛，涉及的生活面也很宽。它们广泛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倾诉了民众的呼声；有些作品还表现了外国人民的生活。 抗战期间，巴金主要在后方从事文化界的抗日救亡工作。40年代，他的小说创作出现了第二个高峰期。这期间，他创作的有重要影响的小说有“抗战三部曲”《火》及《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另外还有7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寒夜》是巴金于40年代创作的最有成就的作品，它标志着作者写作技巧的进一步成熟。 《家》是巴金30年代创作的“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它从1931年问世至今，一直以其特有的反封建的思想光辉和动人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广大读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主要情节与主题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是他长篇系列小说《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中最成功的一部，也是现代文学中描写封建大家族兴衰史的优秀长篇。它深刻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家族制度的特征、弊端和罪恶，指出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一座丰碑。

　　《家》中的故事发生于“五四”前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风起云涌、激烈动荡的历史转折时期。背景是中国当时还很封闭的内地——四川成都。那里有一个官僚地主阶级的大家族——高公馆，公馆中除了老太爷，还有五房分支。小说主要以长房中的三兄弟：觉新、觉民、觉慧的故事为经，以各房以及亲戚中的各种人物为纬，描绘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画面，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封建大家族衰落、败坏以至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新文学问世以来，以揭露旧家庭旧礼教为题材的创作很多，但以长篇系列小说的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规模，对封建家族在现代逐步走向崩溃过程做系统深入描写的，《家》以及《春》《秋》还是第一次，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小说写了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写了几对年轻人——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之间的恋爱、婚姻纠葛，写了他们不同的遭遇；写了学生请愿，觉慧被关禁闭，兵变惊乱，鸣凤、梅芬、瑞珏相继惨死，觉民逃婚，觉慧出走……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在作者看来，觉慧与婢女鸣凤的恋爱悲剧，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之间的婚姻悲剧，其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写这部小说，目的在于他要以笔为武器，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诉”： 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的一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我有过觉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姊（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在1931年年底写完了《家》，我对于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愤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所以我在1937年写的一篇“代序”中大胆地说：“我来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accuse（我控诉）。”我还说，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溃的这个信念鼓舞我写这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这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后还有两个续篇：《春》和《秋》。 （选自《和读者谈谈〈家〉》，《巴金研究资料》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第五单元家族的记忆《家》我不要单给我们的家族写一部特殊的历史。我所写的应该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历史。这里面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们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的。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逼近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青年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我最后还要写一个叛徒，一个幼稚的然而大胆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在那旧家庭里面我们是闷得缓不过气来了。 （选自巴金《关于〈家〉十版改订本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

　　巴金是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正像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当时“我如饥似渴地抢购各种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处写信要求人给我指一条明确的出路，只要能推翻旧的，建设新的，就是赴汤蹈火，我也甘愿……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可以说，是“五四”给了他一双看世界的眼睛。而他自己的家族故事则为他提供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实的材料库。正是通过讲述这样一个“小社会”在1919—1924年间的故事，巴金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五四运动的产儿”的不无矛盾的社会观和文化观。

　　一方面，小说描写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并将他们设置为新旧两大阵营。一边是以高老太爷、冯乐山、高克明、周伯涛以及高克安、高克定为代表的老一辈统治者，他们专横颟顸，虚伪顽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说中所有不幸的制造者，而以高觉民、高觉慧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以叛逆者的形象构成与父（祖）辈的尖锐对立： 他（觉慧）把祖父的瘦长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几眼。忽然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的脑子里。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知道他们，这祖孙两代，是永远不能够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一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

　　这一场景成为小说中人物关系的一个颇有意味的象征。人生道路与价值观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说中，道德风貌的高下被认为是区分两代人的最大标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轻一代代表着正义、良知，而老一代则代表着虚伪无耻和残忍邪恶，二者善恶分明。小说中总是立足于年轻人的叙述视角将这一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立足于“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 制度以及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的价值立场。由这种立场出发，小说猛烈地抨击“巫师捉鬼”和“血光之灾”的封建迷信，对丧礼和婚礼繁琐的风俗也大加嘲讽，斥之为“滑稽”。“从情绪上来说，这部小说是一张控诉状，写出了旧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恶，如爱情的不自由、个性的压抑、礼教的残忍、长者的绝对权威和卫道者的无耻。”见罗成琰、阎真《儒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而配合着这种情绪，小说采用了一种相当感情化和色彩化的语言，书中人物常常以情感夸饰的直白句如“我痛苦……我控诉……”来形容他们的心理状态，表达他们的个人心绪，从而使这种个人宣泄变成一种社会抗议行为。而所有其他复杂的人生情绪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种情感化色彩化的语言形态是在激进的反传统反专制的30年代文化心态下形成的，但同时它又成为这一种文化心态能够延续和发展的基本载体。”见许子东《巴金与“青年革命心态”》，载《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这样一种情节模式正是现实生活的矛盾在文学中的反映。《家》所诞生的时代，正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落后挨打的形势下寻求自强自立、重建文明的时期。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洋务运动对富国强兵的追求，维新变法改革制度文化的努力，皆相继归于失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却流于形式，中国社会陷入更加混乱失序的局面。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看来，在于中国自身，正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阻碍着中华民族走向强盛。中国要想摆脱落后的命运，必须与这个传统彻底决裂。而这种决裂只有通过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和极力丑化才能实现。因此，在他们的笔下，传统成了罪魁、元凶、魔鬼、食人者。“启蒙思想家们几乎一开始就被安置在替辛亥革命补理论课，为民主共和制所象征的意识形态寻找价值合法性的角色位置上。”见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321页。但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是不可能轻易消失的，它必然会与新兴力量产生尖锐的对立和冲突。而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往往会转弯抹角地凝结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观念，意识形态中的对立观念又势必表现为作品形式结构上的特点。《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正是现实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矛盾的具象化，而小说中子一代的出走与封建家长的死亡、封建大家族的崩溃，正是对这一矛盾的想像态解决。

　　《家》这种讲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启蒙主义话语中非常典型，它对后来的家族小说创作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对传统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彻底否定也成为这类小说一个持久而强大的主题。像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继承下来。

　　《激流三部曲》之二《春》

　　觉慧逃出家庭后获得了自由，但家中的悲剧还在一幕幕上演。觉新兄弟的继母周氏的娘家人来到成都，要为觉新的表妹蕙完婚。蕙是聪明美丽的女孩，却被顽固的父亲许给荒*的郑家的孙少爷郑国光，大家都替她惋惜，觉新在她身上看到梅与珏的影子，却无力帮助。这时，觉新的爱子海儿不幸病死，他对生活更加没有了信心。觉民与琴则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鼓励家中的弟妹走出家庭。

　　三房的淑英被父亲许给陈家的第二个儿子，她极力想挣脱不幸的命运，甚至想过效仿鸣凤去死，觉民与琴决心帮助她脱离家庭，去上海找觉慧。蕙完婚后过着不幸的生活，很快就患病，因为婆家不肯请西医耽误了医治，默默地死去。蕙的死再次刺激了觉新，也使他开始支持觉民等人的计划。最终，淑英在觉民等人的帮助下，被护送到了上海。在《春》的结尾，觉新等人收到她从上海的来信，信中倾吐了她获得自由后的幸福。

　　《春》写了一个女孩如何鼓起勇气走出家门，它无疑给了许多年轻人以叛逆的勇气，巴金因此也成了许多想要叛离家庭的年轻人的“咨询对象”，在众多的咨询者中，有一个女孩寄给他一张照片并约他见面谈谈。一见面，这个女孩就谈起自己守旧的父亲，并表示想脱离家庭。巴金诚恳地劝说女孩不要冲动，认为年轻人羽翼未丰前不宜轻易地踏入复杂的社会。此后，这个女孩遇到麻烦时，常常找他倾诉。她就是萧珊，后来成为巴金的妻子。

　　《秋》-《激流三部曲》之三（巴金） 故事梗概 蕙的灵柩停在庙中已经一年多，她的丈夫忙着续弦，根本没想到要让她入土为安。在觉新与觉民的“威胁”下，蕙才得到存身之地。她糊涂的父亲又将儿子枚推入火坑，枚才17岁，就有了肺病的迹象，父亲周伯涛不愿承认儿子有病，却忙着给他娶了冯家的**为妻，两人感情不错，但妻子脾气很大，枚夹在她与长辈间受气，婚后不久就因病去世，留下新婚的妻子和她腹中的胎儿。 三房的克明在女儿跑后有所悔悟。两个弟弟却想卖掉公馆分家，儿子又不争气，克明在郁闷中丢下怀孕的妻子去世。淑英的丫头翠环敬佩觉新为人，三太太决定将她给觉新。 高公馆卖掉了，高家四分五裂，在觉新给觉慧与淑英的信中，他写到各房的情况。四房五房继续着荒诞的生活，几个堂弟依然顽劣成性。三房与他们住得很近，保持着亲密关系。他自己娶了翠环并将她当作妻子看待，至于觉民与琴，也按他们的意愿举行了新式婚礼并即将出外工作。

有关巴金的小说《家》的论述

《激流三部曲》是巴金的代表作，它包括《家》（1931年在《时报》连载，1933年5月开明书店初版）、《春》（1938年3月开明书店初版）、《秋》（1940年4月开明书店初版）。作品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揭示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及其罪恶；也描写了革命思潮激荡下的年青一代，歌颂了他门的觉醒和抗争。

作品以“五四”新思潮冲击下的四川成都为背景，写了豪门高氏的腐败和溃烂。表面上它是诗书传家，历代为官，实则家内各房之间明争暗斗。家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维护封建礼法，压制一切新生事物，不惜牺牲青年的幸福和前途。作者歌颂了青年的反抗精神，鞭挞和批判了封建家族的罪恶。

《激流三部曲》以《家》为代表，以其强大的感染力和批判精神，曾教育和激励过无数青年走上革命之路。在《家》里，作者描写了众多的青年男女的形象，表现了他们的压抑、反抗和斗争。高家三兄弟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人物。

大哥觉新，是《家》中第一个重要人物，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主人公。在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熏陶和毒害下，觉新失掉了反抗精神。他善良、待人诚恳，受过新式教育，在他心中善恶和是非的界限是清楚的。但他不敢反抗，用“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对待一切。觉新与表妹钱梅芬恋爱，就因为两位母亲在牌桌上斗气，钱母用拒婚来做报复手段，便扼杀了这段恋情。对此，觉新并不反抗，父亲为他订了李家的亲事，他只能点头表示顺从，然后回房蒙头大哭。他不反击，也不想反抗，只悲悼自己的命运。然后结了婚，忘掉了另一个少女。在这个大家庭里，谁都可以在觉新身上出气。两个弟弟做了祖父、叔伯父不高兴的事，便责骂觉新，命令他去管教弟弟，他便按长辈的话去做。如觉慧参加学生运动，被祖父训斥，觉慧分辩了两句，祖父便叫来觉新，加以训斥，并叫他看管弟弟。觉慧对此不眼，依然要出门去，觉新也没有办法，只是说：“结果不过是我多挨几次骂就是了。”在哥哥的感比下，觉慧同意暂不出门。觉新是旧礼教下的受害者，值得同情；但同时他又扮演了一个旧制度维护者的角色。他的不抵抗，再典型不过的是瑞珏的。祖父后，陈姨太为了“复仇”，造出了“血光之灾”的迷信说法，不许瑞珏在家里生小孩。虽然觉新觉得是“一个晴天霹雳”，但还是和平地接受了，没有一句反抗的话。尽管两个弟弟极力反对，多方劝阻，觉新还是把瑞珏送到城外荒郊的茅屋中去，不敢承担“不孝”的罪名。瑞珏就是这样了，被封建迷信断送了生命。对于两个弟弟，觉新是爱之甚深的。他的性格也是复杂的。诸如觉民的逃婚，觉慧的离家出走，他都曾暗中支持。觉新是以巴金的大哥为原型塑造的形象，作者对他充满了爱和同情。

觉民和觉慧，则是家庭的两个叛逆者，两个人道主义者，是高家两个出门不肯坐轿子的人。他们接受“五四”民主精神，敢于反抗家庭，反抗封建的束缚，有正义感，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在婚姻问题上，觉民不像大哥那样逆来顺受、任人摆布，敢干自己决定恋爱和结婚。与琴相爱，这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用逃婚抗拒包办婚姻，使祖父屈服，为他解除婚约。最后，得到个人的幸福，不像觉新和梅那样成为悲剧，表现了觉民的反抗精神。觉慧更为勇敢，他参加学生运动，办刊物，宣传“五四”精神。反对大哥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在这高家的封建堡垒里，他“不顾忌，不害伯，不妥协”，是民主力量的代表，最后离开家庭，表示与腐朽、反动的大家庭决裂。

如果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觉民与觉慧的性格上，有很大差异。觉民更为成熟，办事也更为冷静、沉着。例如，在逃婚的前前后后，周密安排，取得成功。觉慧则更为激烈，更为热情，虽然不乏幼稚的表现，他毕竟是高家最富斗争性和反抗精神的人物。他是作品中第二个主要人物，是作者笔下新思想的代表。比起觉慧来，觉民的心胸不够宽阔，对剑云的冷淡，带有妒忌的味道。沉浸在和琴的爱恋中，对周围有些冷淡，连民主运动也很少参加。而觉慧则更热情坦诚，勇于斗争，有时不免急躁，但那年青人的激情，最为可贵。他最富正义感，全力帮助觉民的逃婚，对于祖父的恼怒、三叔的教训、继母的央求、大哥的劝说，都不动摇，终于使觉民取得斗争的胜利。表现了觉慧性格中可贵的方面。觉慧与鸣凤的恋爱这件事，反映了觉慧性格的一个方面。写觉慧与鸣凤的感情，小说中极为细腻真实。开始，觉慧头脑中出现了两个少女的面影，认为“这简直不是爱，不过好玩罢了”。

《家》简介：

故事发生在辛亥革命以后。长江上游某大城市有个官僚地主家庭高公馆。一家之主的高老太爷，封建专制，顽固不化。

长房长孙觉新，为人厚道，却很软弱，原与梅表姐相爱，后屈从于老太爷之命而与李瑞珏结婚。觉新的胞弟觉民、觉慧积极参加爱国运动，从而和冯公馆的冯乐山成了死对头。觉慧爱上聪明伶俐的婢女鸣凤，但冯乐山却指名要娶鸣凤为妾，鸣凤坚决不从，投湖自尽。

老太爷又为觉民聘定了冯乐山的侄孙女，但觉民与琴久已相爱，在觉慧的鼓励下，觉民离家出走。老太爷的四子克安、五子克定，皆酒色之徒，在外胡闹事发，以致阖家不宁。

继又发生家产之争，老太爷在气愤中去世，陈姨太以封建邪说为由，强迫瑞珏去乡间分娩，致使瑞珏难产而死。至此，觉新才有所觉醒，而觉慧则毅然脱离家庭，投身革命。

扩展资料：

《家》人物简介：

1、觉慧

受“五四”新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代表。封建大家庭“幼稚而大胆的叛徒”，觉新、觉民的弟弟。参加了具体的反封建、反专制的斗争，坚决反对“作揖主义”与“无抵抗主义”，蔑视等级制度与丫头鸣凤相爱，反对包办婚姻支持觉民逃婚，大胆揭穿迷信的捉鬼、血光之灾等邪说，最后义无反顾地从封建大家庭出走。

2、觉新

高家的长房长孙，觉民、觉慧的大哥，是一个长期接受封建教育，深受封建礼教制度的迫害，但又渴望幸福生活，具有“二重人格的人”。他同情新思潮又自甘落伍，不满旧礼教又奉行“作揖主义”，具有复杂而丰富的性格内涵。

3、觉民

高家二少爷，琴的恋人，受“五四”新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他在觉慧帮助下大胆反抗封建家长的包办婚姻，最后取得胜利。

小说写了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写了几对年轻人不同的遭遇；以觉新、觉民、觉慧的故事为主，以各房以及亲戚中的各种人物为纬，描绘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画面，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封建大家族衰落、败坏以至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

在《家》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

-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