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生活在农村的话，应该经常就会见到树上有很多鸟窝。在我们常见的几种鸟窝里，喜鹊的窝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喜鹊的窝盖的非常高，并且看上去也非常乱，是一团团的树枝。很多人都好奇喜鹊为什么要把窝盖在这么高的地方，在刮大风的时候不怕掉下来吗？其实只要知道了一些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喜鹊相比于燕子和麻雀，麻雀一般会在墙洞里面来做自己的鸟窝，而燕子一般喜欢在人类房屋的屋檐下来做鸟窝，这样一来也可以更好的遮风挡雨。为什么喜鹊偏偏要把窝盖在那么高的地方？其实也并不是喜鹊傻。众所周知，喜鹊的体型比燕子和麻雀都要大，为了匹配自己的体型，喜鹊的窝当然要盖的大一些。其实在自然界中，鸟类筑巢也是很有讲究的，甚至有时候鸟窝上还有封顶，不仅可以透露阳光，还可以更好地阻挡雨水。

但是喜鹊的鸟窝和一般的鸟窝看起来非常不一样，喜鹊的鸟窝看起来就像是很多杂乱的树枝堆积在一起，实际上，喜鹊在盖窝的时候也有它们的讲究。喜鹊的鸟窝在鸟窝中是属于一种支架巢穴的，虽然喜鹊的鸟窝表面上看上去是一团团杂乱的树枝，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些树枝盖起来的窝才会更加的结实。因为喜鹊在盖窝的时候很喜欢选择一些分叉的树枝，盖窝时就把这些分散的树枝互相都卡在一起，鸟窝自然也就十分牢固了，因此刮大风的时候也不会害怕掉下来。

也有很多人会说，喜鹊把窝盖在这么高的地方，肯定是无法阻挡雨水的。其实喜鹊并不害怕雨水侵入，因为喜鹊的羽毛差不多就跟鸭子一样，非常防水。只要太阳一出来，天气晴朗，喜鹊的鸟窝，很快就会变得干燥起来，所以喜鹊是不用担心鸟窝被雨水侵入的。

对风水的确没有影响。

但这个“事件”则可以称为一个“预兆”。

壬辰日己酉时问大门。

几种可能：

1看看住宅（包括祖上阴宅）是否有漏水的地方。

2如果你在策划一件事情，宜放缓。

山西洪桐移民的历史背景－大槐树传说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

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颍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略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顺帝本纪》)，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五月黄河决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颍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十月，黄河泛滥。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六月己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胶州大水。七月，高密县大水。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稼……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蓟州大水……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秋，蓟州县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元史纪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把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极不平衡。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却多达40304万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25万。再从人口密度来看，同样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这样，山西“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连朱元璋也认识到“山西民众而地狭”。这时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应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郑州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晋府致仕长史桂彦良上《太平治要》20条。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侍郎刘九皋又奏请迁移山西之民以实中原，终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于是拉开了—场轰轰烈烈移民活动的序幕。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说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走的，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根据《明史》记载，“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办法进行移民。这个范围是相当大的，包括现在的晋中、晋南、吕梁和晋东南等地区。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区划，所谓太原指太原府，辖6个州20个县；平阳即平阳府，辖6个州29个县；泽是泽州，为省直隶州，辖4个县；辽是辽州，省直隶州，辖2县；沁指沁州，省直隶州，辖2县；潞是潞州，省直隶州，辖6县；汾指汾州，省直隶州，辖3县。这样，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个县。在当时关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条件下，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没必要也不可能的。但是，由于洪洞大槐树下是当时最大的移民“点行地”，在后来的历史上影响特别大，移民后裔们自然也就乐于认同这样一个出发地了。

关于移民的次数，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经学者们的反复考证，洪武、永乐两朝共有17次。简单的情况是：

洪武六年(1373年)，从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凤阳垦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从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凤阳垦荒。因为是冬天，政府发给移民过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从山西招募24万户百姓从军，后又都复员为老百姓，就地安置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从山西的泽州、潞州，挑选“田少丁多”或无田之家，迁往彰德、正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地垦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116户自愿外迁屯田，户部给予奖励，让他们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后军都督朱荣向朝廷报告：由山西迁居到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给他们26万顷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迁移山西百姓，到彰德、卫辉、归德、临清、东昌等地栽桑种枣，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德与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从军，共设16个卫所。大约是平阳府选了9卫，太原、辽、沁、汾选了7卫，每卫5600人，共有9万余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徐礼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户，分别迁至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6万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户部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迁至北平各府、州、县。

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从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从以上地区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县吏李懋等214户人愿到北京为民，户部给他们发了安家费。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户部从山西的平阳、泽、潞及山东的登、莱等州，招募了5000户到北京的上林苑监，牧养栽种。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向朝廷申请到北京、广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宫等府州县为民，开荒种地，依律交税，得到政府的奖励和资助。

综上所述，明初从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半个世纪中，从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前后人数达到100万以上。回顾我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汉代仅限于屯垦戍边，并没有形成全国规模；三国割据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垦兴盛，但安史之乱以后废弛；宋代重文轻武，屯田时盛时衰；元代全国兴屯，但很快天下大乱。所以说，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那时候还创造了一个词叫“解手”，一直流传到现在仍然使用，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百姓们被迫登记以后，为了防止他们途中逃亡，官兵们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串连起来。那时候，迁徙路上，到处是一串串的移民，他们一步三回头，天愁地也愁。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人们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绳子拴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报告说：“老爷，请解手，我要大小便。”这样子日复一日，人复一人，次数多了，日渐简化，只要说上一声：“老爷，我要解手。”

明初有个袁公正，字成甫，曾随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官拜镇威将军。明朝统一后，首要的大计，是移民垦荒。袁公正又自动报名，举家从洪洞迁至山东曹县黄岗集落户。当时很受朱元璋欣赏，亲赐一块“袁氏题名玉碑”，还给他提升了三级头衔。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约20公里处的关王庙北土岗上安下家来，取名“袁家固堆”，并题词曰：“洪洞分枝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

陕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较多，大概是与山西一河之隔距离近的缘故。据征集的谱谍看，武功县的戴氏、麟游县的赵氏、邢氏、扶风县的刘氏、彬县的陈氏、固源县的郑氏、米脂县的杨氏、并氏、眉县的刘氏，其先祖都是明初从洪洞迁去的。

综前所述，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当初直接迁入地是豫、鲁、冀、京、皖、苏、鄂、陕、甘、宁、晋等省市。然而数百年间，峰回路转，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辗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港台等地。特别是近几十年里，迁移的浪潮此起彼伏。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关东”、“下南洋”，建国后的城市知青“支边”、“上山下乡”，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探亲、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后裔的足迹，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参见： 山西洪桐县寻根网 全文阅读洪桐大搬迁考证进入wwwyuanscncom

喜兆。

其一喜鹊本来就是寓意着吉祥的鸟。

其二喜鹊为什么在家里搭窝，主要是因为喜鹊的窝主要就是泥做的，所以建窝必须要能遮风挡雨，而野外这样的地方比较少，所以就形成了喜鹊在家里搭窝的现象。

其三喜鹊搭窝也不是哪家都可以，还需要经过它的“考核”，因为喜鹊是一种喜欢安静环境的鸟类，所以选择的都是和和睦睦的家庭，如果是不和睦的家庭肯定会吵吵闹闹的，喜鹊是不会选择的。

所以如果喜鹊在你家搭窝是好事哦，一定要善待它们

　　大约是“洪洞移民”

　　当时的迁民是强迫性的。明政府广帖告示，欺骗百姓说 ：“不愿迁移者，到大槐

　　树下集合，须在三天内赶到。愿迁移者，可在家等待。”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纷纷赶往古

　　槐树下，晋北人来了，晋南、晋东南人也来了。第三天，古大槐树四周集中了十几万人，

　　他们拖家带口，熙熙攘攘，暗中祷告上苍祈求保佑他们平安无事。突然，一大队官兵包围

　　了大槐树下手无寸铁的百姓，数员将簇拥着一个官员，那官员大声宣布道 ：“大明皇帝敕

　　命，凡来大槐树之下者，一律迁走。” 这道命令好似晴天霹雳，人们都惊呆了，但不久就

　　醒悟过来：他们受骗了！人们有哭的、有叫的、有破口大骂的、 有呼儿唤女的、有哭爹叫

　　娘的，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接着官兵强迫人们登记发给凭照，每登记一个，就让被迁的

　　人脱掉鞋，用刀子在每只脚小趾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以防逃跑，人们的哭喊声惊天动地。

　　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

　　。”你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看。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皖北、苏北、甘肃普遍传说

　　，凡是从洪洞迁来之民，脚小趾甲中有一裂缝，好像是两个指甲，不是古槐迁者，均无此

　　特征，时至今日仍为复形指甲。

　　——据先辈传，当时凡同族近亲是在洪洞大槐树下分路而迁。牛氏兄弟在分迁时砸破一

　　口大锅，每人拿一块碎铁为纪念，人称“打锅牛”。河北、河南等地也有打锅牛的传说。

山东喜鹊窝究竟在哪，空口无凭，必须要有史料映证。据泗洪地方志介绍，泗洪西周前期为徐国，而徐国最早就是从山东迁移来的。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实行郡县制，以淮北地区置泗水郡，泗水郡的郡治就是如今山东省泗水县。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如今泗洪县名首字即源于山东泗水的“泗”。据《洪泽湖志》记载：“晋末至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繁，洪泽湖区“有平阳石鳖，田稻丰饶”，是流民南徙的重要过渡滞留区。”其中不乏一部分流民滞留在洪泽湖一带垦茺种田，以谋生路。之后，唐、宋、元、明、清时期，洪泽湖地区不断开荒屯田，围湖垦滩，招引无田流民。山东临近淮北地区为流徙江南农民必经之地，况且这里又有大片肥田沃土可种。除农民外，还有一部分渔民、草民也是从山东迁来的。《洪泽湖志》第十四篇“湖区社会”中介绍，洪泽湖地区的渔民来自全国13个省、市68个县（市），鲁、皖、苏3省为主，其中鲁南、皖北、苏北为数最多。有一部分原为山东沂水流域的微山湖地区漂泊而来的渔民。以砍草卖草为生的草民也有不少山东人，洪泽湖的草民有自己的“帮”，其中就有“山东帮”，他们的人数最多，约占草民总数的三分之一，湖东湖西芦苇区较密，光临淮头、老子山、黄码头三处，民国时期就有一万多人。其中临淮头街西有山东帮的东乡和西乡，各有草民600户，抗日战争期间，这里还专门设立了山东乡。《泗洪县文史资料》第六辑第《垫湖五十年》一文中有段引文，其中提到了垫湖人与“山东喜鹊窝”的话题。据《增批袁了凡王凤州纲鉴合篡明纪纲目》记载：明朝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清兵围大凌城，大明朝政府命令山东登州游击孔有德率部赴援，闰11月，孔有德在途中造反，自德州回兵东进，占领沿途各县，“屠青州新城。次年春，占领登州，围困莱州。因此，山东青州府诸城县一带就陷入了战乱之中，诸城县喜鹊窝村的百姓纷纷出逃，其中任、周两姓人家于1632年春天，逃到凤阳府泗州西北65公里处的沧湖西涯上（即今日的泗洪县车门乡车门，现属上塘镇境内的垫湖村），在那儿垦荒定居。他们的后代历经沧桑，在此地生活了数百年，至今，村里老人们仍说“家住山东喜鹊窝”。另悉，在圣人孔子的故乡山东曲阜一带亦有“喜鹊窝村”，曲阜城里还有阙里街阙与鹊谐音。明朝末年，由于李自成等农民起义，亦有不少渔民从微山湖逃到泗州一带谋生，如现在在洪泽湖上的渔民就有不少人家是从山东曲阜一带逃避战乱时跑过来的。这部分山东移民自称是山东喜鹊窝来的，理所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光原来那部分移民自称是“山东喜鹊窝”的，就连当地老地丁，因年代久远，搞不清自家的祖籍在什么地方，也随大流称自己老家在“山东喜鹊窝”。究其原因，不难理解，古代人尊孔，苏北人亦不例外，泗州本地人听说这一批移民是来自“山东喜鹊窝”的，是孔老夫子的同乡，便不会冷眼相看。还有一种说法，喜鹊窝在山东微山湖一带，凡是正宗喜鹊窝的人，左脚的小拇指均有一团黑色的斑点，否则就不是。验明正身者居然屡试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