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文化的功能及现实意义？

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是我国乡土建筑中的礼制性建筑，是乡土文化的根，是家族的象征和中心。

祠堂文化既蕴涵淳朴的传统内容，也埋藏深厚的人文根基，它涵盖有祠堂、祠产、祠约、祠堂建筑规制、祠堂陈列格式、祭祀礼仪，以及宗谱家乘、行派世系、传记事略等广泛领域，是中国重要的传统文化。

当前在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祠堂变身为农村文化室、老人之家、农家书屋等，祠堂以其独特的存在演绎着现代文明。因此，在农村先进文化建设中探讨祠堂文化的社会功能和现实意义尤为重要。

一、祠堂文化的社会功能

（一）教化功能：是指以祠堂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对族众教育、感化的活动。

祠堂，以宗族血缘为基础，建构的目的是通过对先祖的祭祀供奉收宗睦族，增强本宗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以求宗族的兴旺发达，通过祠堂之筑、堂号堂联、仪式活动、配以宗谱家谱的修订和族规民约的制定严格地梳理了本宗族的血脉源流关系，达到明彝伦、序昭穆、正名份、辩尊卑的目的，向后人昭示道德情感、伦理法治和文明教化。

祠堂建筑，一般强调伦理道德、儒家耕读为本、亲仁孝悌、科举功名，人丁兴旺之理念，其形制、雕刻、绘画内容大多以此为主题。从平面布置看，祠堂采取建立中轴线，两边对称的建筑格局，这充分显示出父子、君臣伦理教化的特征。其四合院式的建筑形制，把“四水归堂”的文化概念，融入到祠堂的二进间、三进间的建筑模式。

祭祀是族众间的一条精神联系的纽带，通过祠堂仪式活动，加强了血缘关系，联系了族众感情，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特别是通过祭祖强调了家族内部上下尊卑伦序，宣传了以孝悌忠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提倡了子女对父母、子孙对祖先的孝道。这样家族的儿童成员从幼年起，长幼之序，孝悌之礼等礼仪就在其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堂号就是祠堂的名称、称号。堂号的意义主要在于区别姓氏、区分宗派，劝善薄恶，教育族人。如“叙伦堂”，“叙，次弟也；伦，辈也”叙伦，就是对后人进行 “明伦倡序”、“知书达礼”的教化。堂联，就是祠堂里的对联，其主要以训勉后人，激励后人向上、不断进取为内容。堂号、堂联是民间家族文化中的一种用以慎终追远、团结血亲、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它不仅具有向后代灌输一种文化意识的内涵，还具有“敦促后代重视农业生产、重视教育、培养好下一代”的教化功能。

族谱记载着一个宗族的源流、始祖的功绩、辗转的迁徙过程和他们族支的世系承传与繁衍。各宗族的族谱多通过叙传、碑记等记叙历代祖先出类拔萃的事迹，如显宦名儒、孝子顺孙、烈女节妇等，为后人树立起效法的楷模，以激励后人奋发努力，耀祖光宗。

族规民约以伦理纲常之道，制定家族成员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如其关于“忠”、“孝”、“节”、“义”、“礼”、“名分”的规定，关于修身、齐家、敦本、和亲之道，关于“职业当勤”、“崇尚节俭”、“重视教育”、“济贫救灾”等规定，充分反映了族规民约对族众的教化功能。

当然，祠堂文化教化功能最直接体现在：有的宗祠附设学校，族人子弟就集中在这里上学，让祠堂变为传授知识的课堂。

(二)规范功能：指祠堂文化对族众中每个成员的行为方式所起的约束作用。其作用在于根据特定条件，将某种方式予以肯定和强化，使之成为一种群体或标准模式，从而使社会生活有规则地进行。

邓河《论近代社会宗族组织的存留与演变》指出：“祠堂之功能是‘上奠祖先之灵，下规后嗣之则’”。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因祠堂文化中的精神与国家儒家文化思想相一。同时，我国地域辽阔，广大地处偏僻的农村是封建行政权力的“盲区”，法律推行的“空白区”。为了更好地管理，统治阶级也默认了祠堂作为封建法庭的存在，代为执行国家意志。

祠堂是族人的议事场所和司法机构。祠堂作为本族的大型公共空间，族内的大型活动及其他族内重大事务的商议都在祠堂内进行。在根据族规所定，本姓族人的日常行为不得违反族规，一旦触犯，或发生纠纷、治安等案件，先由族长等人召集全族人于祠堂进行审议，教导其及时悔改并给予相应的惩罚，若犯事严重，则可能驱除出族，甚至在祠堂中被剥夺生命,让全族人引以为鉴。在此，祠堂便充当着如今“法庭”的角色，族长便是法官。

祠堂是村落的法庭，那么祠规民约便是“法律”。祠规民约是族众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维护生产和生活需要，将一些宗族观念和习俗，如仪式、禁忌、族规、习惯、良俗等，逐步固定为族条祠规祖训，成为家族、村落或社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其内容广阔，包括职业、婚姻、伦理、交友、娱乐等；其形式多样，有禁忌、族条、祠规、家训、禁碑、风俗。在祠规中，包含了一些封建性的东西，如妇女不得随意入，族人修建居室不得有碍祠堂风水等。但更多的是一些积极的内容，像族人损坏祠堂物件必须赔偿，族人之间要和睦相处，严禁行窃、嫖娼、赌博、狼狈为奸、仵逆尊长等有违家族道德的行为等，对违反者进行教育，使之改过迁善。当在祠堂审判犯法的族人时，族众都要去旁听，借此引以为鉴。虽然．随着我国法制社会的健全，这种族规的作用已经有些弱化，但毕竟还是在农村社会中发挥着一定程度上道德规范的作用。

(三)维系功能：指祠堂文化起着统一族众的行为与思想的作用，使社会生活保持稳定，使族众群体内所有成员保持向心力与凝聚力。

祠堂一盖就是数百载，族谱一修就是几千年，作为我国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祠堂文化是华夏各民族带着明显的血缘地特征的标志，一条维系着各宗族姓氏之间的血脉，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架起穿越时空的桥梁。

祠堂供奉先祖，是祭祖先的场所。由于历史的变迁，宗族人口日益增多，很多家族不但有族祠(宗祠、总祠)，支祠(房祠、分祠)，而且有跨越地域的大宗祠，甚至有跨国的宗祠。祠堂就这样把不同地域的有血缘的族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祠堂祭祖有季祭、节祭、生辰忌日祭等。一般来说，无论巨族或寒族，对祠祭都十分郑重。如精心安排日期，定有庄严司祭仪式，一般要读族谱，使族众了解家族的光荣历史，讲述先祖的“光辉业绩”，以励族人；还要宣读族规、家训，以教育族众；参加祭祀的人要思念祖宗遗训及其遗范，以教育自己下一代，祭毕，族人间还要行礼，后辈向前辈行礼。可见，祠堂祭祀是一个精神联系的韧带。通过祠堂祭祖活动，加强了血缘关系，联系了族属感情，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族谱是宗族用来记载本族源流、世系发展、族规家法，族产族田等情况的簿籍，是维系封建宗族制度的精神上的纽带，是确认族众的血缘关系亲疏远近、防止血缘关系混乱的依据。

一个家族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形成凝聚力，但是修谱建谱是最有凝聚力的途径之一。过修撰家谱过程中的反复登门拜访，不断了解情况，追根溯源，寻祖问宗，加强了家族内部人员和家庭之间的交流沟通，增进了家族内部的彼此了解和信任，凝聚了人心。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今天，族谱，承载着义无反顾的民族凝聚力。做好侨乡族谱的普查和整理工作，特别是将其中出洋族人的世系沿革、居地变迁，人口流动，族人业绩等有关内容汇总成编，进一步为海外侨亲寻根竭祖提供方便，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调节功能：通过祠堂文化活动中的娱乐、宣泄、补偿等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心理本能得到调剂的功能。

族规是宗祠规范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既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调节手段和机制，用于调整和规范族人的生活和行为。在缺乏法制治理的近代社会，族规在社会中往往起到法律的作用。弥补了国家、社会在教育、救济、赡养和治安等方面的职能缺陷。祠堂这一执法场所一一“民间法庭”也在追求公平公正的决断，对于一族中房派、邻里或众家出现的纠纷，祠堂可以仲裁者的身份，进行调解并作出权威性的裁决，涉及双方都必须执行。邻族之间的纠纷，或者族人侵犯邻族利益或个人间的案件，一般是由两族祠堂来协商解决的。而没有经过祠堂处理，族民个人是不能直接向官府告状的。可见，祠堂通过祠规民约的制定和对族民约束，对社会各种矛盾排解，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节，族民利益冲突的调节起着难以想象的作用。

祠堂是婚丧嫁娶的公共场所，也是开展娱乐活动的场所。祠堂一般设有上、中、下厅，上厅为享堂，放置祖宗牌位；中厅为祀堂，用来举行祭祀仪式或喜庆活动；下厅设有“万年台”，为吹鼓奏乐之地，也可以演戏。凡是婚丧寿喜，一般都有在祠堂进行拜祭活动，仪式结束后，就在祠堂大摆宴席，设宴就餐，酒、菜非常丰盛。族人们相聚在宗祠，饮水思源，缅怀祖先业绩，颂扬祖先恩德，思祖之情融于佳酿，崇祖观念进一步地得到强化。逢年过节,有的祠堂装饰一新，族人带着自家做的果子、酒来到祠堂，大家坐在一块，相互问好，大人喝酒、聊天、下棋，小孩嬉闹玩耍，其乐也融融。有的地方祠堂还搭台唱戏庆贺。每次演戏,不会是演一、二天，而是演一段时间，短至三、五天，长至一、两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添丁上灯之日，鞭炮齐响，醒狮起舞，主人大宴亲友，还会有戏曲表演或醒狮武术表演，令众亲友心情欢庆。

综上所述，祠堂文化在历史上发挥其巨大的作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各种运动的开展，祠堂作为“四旧”彻底被破坏了，其社会功能也逐步消失，直至80年代，改革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寻根热”的兴起，祠堂又得以复兴。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各地方政府都根据各地的情况，把祠堂文化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心。引领农村先进文化的发展。祠堂文化也被赋于了新的内涵。

二、祠堂文化的现实意义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主要内容整理现代社会中的宗族祠堂基本都已经剔除宗族传统内容中的糟粕，如何发掘其有利于当代社会的文化内涵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成为重要的任务。

（一）各级政府十分重视祠堂这个特殊“载体”，充分利用祠堂资源，挖掘祠堂文化积淀和传统道德积淀，把祠堂变成为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和先进思想文化传播的阵地；在农村，群众对姓氏宗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为强烈，许多祠堂都设立了诸如理事会、监事会、老人会等民间管理机构，其成员作为祠堂活动的“掌舵人”，为灌输新鲜血液、拓宽文化内涵、调解邻里纠纷、宣传思想道德和科普知识身体力行、不辞奔波，对社会安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祠堂文化作为地方传统文化，是最具个性特征的文化，有着突出的地域性，它所承载的是千百年来历史文化的积淀。不少村两委也不失时机地引导祠堂活动，发挥祠堂文化“以德育人”功能，培育时代道德风尚，为用先进文化占领农村祠堂阵地作了有益的探索。摒弃祠堂内的菩萨、神位等东西，在祠堂举办成年宣誓仪式、尊老爱幼、移风易俗教育等宣传教育活动，以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如设立计划生育婚育新风先进文化"七室一栏"，即计生电教室、图书室、阅览室、书画室、活动陈列室、功德榜室、计生戏曲宣传排练室、计生宣传栏。不少祠堂引入功德榜、能人榜、成才榜、好样榜、寿星榜等"五榜"，评选表彰各类典型，一年一评，未上榜的见贤思齐；有条件的祠堂可设置阅览室、电视室、棋牌室等活动场所，平时对居民开放，节假日可举办象棋赛和书画展等文娱活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特别是乡风文明建设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保留古老的乡村祠堂风，发展旅游和休闲观光业。随着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群众生活的日趋富裕，对年代久远、保存较好、具有一定建筑文化价值、体现地方特色的农村祠堂，加以保护和整修，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方，以祠堂为中心进行的旅游景点开发以及展览馆、博物馆的改造。通过大量的报道、或文字展示等，让民众加深了对祠堂历史、文化、建筑审美价值的认识，同时也增强了村民对祠堂的保护意识。其合理的利用与开发不仅有利于文物的长久保护，并拉动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当代的祠堂其名称或许还沿用了旧制，但它们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祠堂变成为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和先进思想文化传播的阵地。在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正确认识祠堂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性，继承和弘扬祠堂文化成为研究当代农村建设的新课题。

当今中国祠堂兴建的原因

（1）经济发展——兴建祠堂的经济原因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经济收入地增长了。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不少打工农民赚到了大钱。党和政府又重视“三农”问题，在农村实行“免征农业税”和“减轻农民负担”的惠农政策，我国农业和农村有了巨大的发展，农民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农民有了钱，就为祠堂的兴建提供了资金来源。

（2）草根意识——兴建祠堂的文化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开放的文化指导方针，使得人们的儒家思想观念回潮，从而激发了人们心灵深处的家族观念。中国农村宗族文化在当代虽有演变、转型甚至消亡，但是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根深蒂固。它都会有一个不变的内核——对血缘原则和“报本敬宗”理念的坚持。“寻根问祖”、“叶落归根”的思想在农村流行。催生了农村宗族文化的复兴与转型。祠堂作为农村宗族文化的“载体”和本村（或者本堂）的“心理场域”，在农村有着重要的地位。

（3）文化资本——兴建祠堂的突出角色

田北村三座祠堂的兴建，充分体现了文化资本的力量。主张祠堂的兴建，有三类人在起核心作用：一类是村干部、一类是富裕人、一类是退休干部和教师。这三类人是祠堂修建理事组成人员，在修建祠堂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

（4）心理场域——祠堂的心理动态

村落中的祠堂就是一个具有“正价”的点场。村落的整个心理场都是以宗祠为中心层层扩展的，这种具有“正价”的引力场不仅使宗祠成为村民日常活动的中心，如各种祭祀、议事、喜庆等村中大事均在祠堂里进行，而且使宗祠成为村民心目中的精神文化中心。田北村村落组织按血缘关系以祭祖尊先的场所——宗祠堂（敦本堂）为中心进行布局，全村按血缘关系派生出三个支系，各支系都有一定的空间且有各自的支祠堂——叙伦堂、奎观堂、菊记堂。

（5）政治真空——兴建祠堂的政治氛围

我国在农村实行“村民委员会”建制，这以群众自治性组织的设立，实行村民自治，农民在各个方面有自主权。当地政府对农村修建祠堂的做法“不闻不问”，这为祠堂的兴建和宗族文化的复兴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真空。另外，国家对乡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新农村建设的开展，为祠堂的兴建提供了契机。田北村三座祠堂的兴建也有这样的因素。

2 祠堂教化功能的载体

（1） 堂号堂联

祠联、堂号，是祠堂文化的典型产物，反映祠堂教育功能。堂联、堂号的立足点则是从训勉后人的角度出发，告诫子孙珍惜家族声望，努力进取，不要辱没了列祖列宗。

（2） 仪式活动

祠堂为祭祖的圣地，通过繁琐而又严肃的祭典，使族人受到孝悌人伦的教育和训练。通过祭祖强调了家族内部的上下尊卑伦序，宣传了以孝悌忠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提倡了子女对父母、子孙对祖先的孝道。

（3） 族谱

族谱是教科书，各宗族的族谱多通过叙传、碑记等记叙历代祖先出类拔萃的事迹，如显宦名儒、孝子顺孙、烈女节妇等，为后人树立起效法的楷模，以激励后人奋发努力，耀祖光宗。宗谱家谱的修订，严格地梳理了本宗族的血脉源流关系，达到明彝伦、序昭穆、正名份、辩尊卑的目的。族谱不仅是对宗族历史时间的叙述，而且要通过其严格的入谱规则和谱式图序确定宗族成员的界限和等级，表明宗族成员的血缘和身份组织关系，同时通过族规族训完成对宗族成员的道德教化和管理。

（4） 祠规民约

族规是宗族权力的具体体现，具有劝谕和强制的作用。由于祠规禁止族人有违犯社会公德的行为，加强了家庭道德和行为的纯洁性，起到了劝善扬德的效果。家法族规规定遵纪守法、尊长敬老、自尊自爱、孝顺父母、教育子孙、和睦相处、重家庭、讲信义、保护公有族产、强调责任义务、重视血缘亲情与血族关系、极力维护稳定的政权、反对社会动荡等，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目前基层政府工作中的某些薄弱环节。现代各宗族组织的家法族规，虽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规定对其族人实施各种惩罚，但在注重教育感化的基础上，普遍强调以惩代罚，各种经济制裁、名誉罚还是存在的，如训斥、赔礼道歉、罚款、记过等，这种惩罚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国家现行立法中惩罚体系的内容，对我国现行法律加以补充。

3 祠堂教化功能的体现

（1） 集体意识和民族认同的培养

以宗祠为中心在本宗族人中开展的纵向活动，主要是祭祖；以宗祠为基本单位与远宗开展的横向活动，主要是联宗。这些祭祖和联宗活动，所追求的实际上就是对同宗文化的认同，宗祠每开展一次这样的活动，都会强化宗人的集体意识和民族认心理，并将这种文化心理积淀传输到下一代。尤其是宗祠开展的横向联宗活动，其着力证明公祖、校正班辈、再立祖碑，这都是对民族文化认同心理的有力刺激。（2） 个体社会化的过程

祠堂承担着个体社会化的功能。祠堂祭祀是一个精神联系的纽带，通过祠堂祭祖活动，加强了血缘关系，联系了族属感情，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特别是通过祭祖强调了家族内部上下尊卑伦序，宣传了以孝悌忠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提倡了子女对父母、子孙对祖先的孝道。通过祠堂祭祀之礼，外则教之以尊君长，内则教之以孝其亲。这样家族的儿童成员从幼年起，长幼之序，孝梯之礼等礼仪就在其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另外，通过祠堂的祠规、族规的制定和族规的执行宣传封建礼法，维护了封建伦理纲常，很多家族成员改邪归正，成为社会的优良分子，族中每位成员也都明确了自己的社会角色。

（3） 文化传递与选择

礼堂建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物化现象。它的建筑规模、格式包含有向后一代灌输一种文化意识的内涵，这在宗祠内的灵牌、堂号堂联尤为明显。

（4） 道德法治的教化

祠堂是‘祖宗神灵所依’的地方，这里有祖先对子孙的审视，族长在这里代祖宗立言，对犯错子孙进行惩罚，同时也对其他子孙有警示告诫的作用。祠堂是传统伦理道德的载体，对社会越轨行为起控制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祠堂是一种“规训和惩罚”的空间。

祠堂文化非常有必要传承和发展。

祠堂文化也包括家谱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祠是为纪念祖先，以及伟人、名人而修建的供舍，相当于纪念堂，与庙有类似的地方。人们习惯性地把同族子孙祭祀祖先的地方叫祠堂。

最早的祠堂记录，在汉代，据《汉书·循吏传》记载，“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及时祭礼不绝。”到东汉末，兴建祠堂，成为抬高家族门第名望的象征，且蔚然成风。

宗祠，即祠堂、宗庙、祖庙、祖祠，是供奉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是儒家传统文化的象征。

祠堂分很多种，起先，庙祠区别不大，后来细分，有求福祈寿的，叫报赛，聚诸神一起，供大家参拜，叫神祠，给未死之人立祠，叫生祠，还有宗族祠堂，家族祠堂等等。

建祠有很多讲究，管理祠堂有规则，也有相应的一些制度，祠堂会开展很多活动，建祠堂和管理祠堂都有很多的禁忌，不全部列举。

祠堂在广东，广西，福建，湖南，安徽，江西，浙江，四川等南部地区分布居多，最出名的有江南第一祠诚敬堂，漳州的江氏济阳堂，潮阳的吴氏著存堂，龙川的胡氏宗祠，客家祠堂，广州刘氏家庙，闽侯刘氏宗祠等等，山区的乡村，也有自己的小祠堂。

家谱文化是以家族为主的人文资料等方面的内容，对研究历史，民俗，人口，社会和经济，有独特价值。

家谱也称族谱，宗谱，以表谱的形式存在，主要记录一个家族的繁衍传代，本族成长起来的重要人物，和他们的事迹，供后人学习，敬仰，有较好的教育意义，也是一种文献。

由于动荡，战乱，朝代更替等原因，很多人丁兴旺的大家族，那些记录详实完整的家谱，资料，几乎丧失殆尽，能够流传和保存下来的，都已成为宝贵的文献。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继承传统文化，是我们永不动摇的决心，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是我们永不停步的追求！

中文：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俄语：Росси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библиотека

英语：Russian State Library

1795年5月27日叶卡捷琳娜女皇二世正式批准了由建筑师叶戈尔·索克洛夫为帝国公共图书馆设计的大楼，同时即日起着手兴建。女皇饬令对招标、建筑材料、工人雇佣、基金均有完整叙述。馆址位于市中心涅瓦大街附近毗邻皇宫的一个主要十字路口，距繁忙的商业街不远。创建一所公共图书馆的念头已经酝酿很久了，18世纪收集图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俄罗斯历史早期，图书馆是贵族财富的象征。但私人藏书对形成俄罗斯知识阶层和贵族启蒙意义不大，当18世纪上半叶图书馆成为科学院和艺术学院一部分时，情况才有所改观。由于意识到时代的需要并认为自己是彼得大帝改革事业的继承人，独具慧眼的叶卡捷琳娜二世认为公共图书馆是缺少大众教育的俄罗斯所迫切需要的，这所供公众使用的俄罗斯图书馆也是国家保存本库。国家图书馆是俄罗斯帝国强大的象征，符合启蒙时代的思想。保存俄罗斯的出版物和手稿、保存俄罗斯的档案和杰出文化作品的愿望被俄罗斯一代代图书馆长们延续下来。1811年任命了首任馆长A·N·奥列宁（1763-1853），他制订的一些基本方针直到今天仍在发挥效用——“为了热爱学问的人和启蒙的利益”及为“俄罗斯国民进行社会启蒙”是奥列宁的原则。 1814年1月14日图书馆向社会开放，彼得堡的公共图书馆事实上成为俄罗斯的第二大学，那些为俄国科学、文学、艺术带来荣誉的不朽人物，大多是它的毕业生。

1864年，图书馆俄罗斯部著名的目录学家弗拉基米尔·梅若夫与书报审查官员及其他机构联系，寻求设法制订法律给图书馆每种出版物1册，他们努力的成果是从1864年起收集到90%俄语出版物，使俄文藏书一跃为该馆第一大馆藏。

从19世纪50年代起，捐赠者逐渐增多，图书馆还设法获得使捐赠者不必支付邮费的法律。每年图书馆的年报上都将捐赠人的名单予以披露，报刊也时常发表评论，既增加图书馆的知名度又扩大了捐赠的队伍。当时几乎没有阅览室，而读者潮水般涌来。在具有远见的科尔夫的领导下图书馆的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图书馆不仅面向专家学者，也为那些没机会受教育的阶层服务。购买、交换和捐赠使图书馆每年增加的图书在1000到2000卷之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图书馆也大有斩获。随着社会改革，19世纪下半叶，读者群进一步扩大，商人、小资产阶级、农民迅速增加，女性读者也显著增长，从19世纪末的18%增长到20世纪的28-30%。最多的是学生，20世纪初为33%，到1910年彼得堡的1/3中学生和大学生都成为图书馆的读者。该馆真正成为俄罗斯学者的第二大学和研究中心，这时它隶属于公共教育部。 随着馆藏的日益增加，藏书卫生和保护问题提到日程上来，1934年成立了一个小组，主要采取卫生措施，后来逐渐演变成修复中心。1948年图书馆成立了研究实验室，到20世纪50年代，实验室和卫生/修复组合并为专门机构。同时设置有所发展，分为：研究室、卫生/除虫组、修复组。此后研制了一些机械替代了完全手工操作，随着人们的重视，世界范围内纸浆成分也所改变。保护措施也有变化，实验室对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资料的持久性、生物稳定性等进行测定，并投入使用新设计的设备、设施；专业人员水平提高、队伍扩大，还加强了培训和资格认证。在国家制订的5项文献保护标准中有3项是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作为主持人进行制订的。

按照文化部令，该馆实施“全国馆藏保护计划”，总体提高了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保护水准。这涉及到方法、组织、协调、培训、标准规范性文献以及提供专家检查馆藏、亲身参与修复，所以需要大量人员（66-80）。1994-1997年中心举行了两次国际会议，办了6次培训班和一个研究生班，对全国图书馆在方法论方面予以咨询性支持。 制订和执行完整的图书馆藏书保护政策；

提出保护理论；

开发本馆的具体方针；

贮备藏书领域的标准规范文件；

研制新的保护方法措施；

建立科学的保护方法；

继续设立个地区保护中心并进行功能协调；

为保护馆藏提高信息、方法与实践支持；

进行培训教育。 从1795年帝国图书馆成立伊始，艺术作品就进入其收藏范围，19世纪中叶这些艺术品集中在艺术品与技术部。作为专藏扩充的结果，于20世纪50年代成立了部。

19世纪中叶只有东方组，收集东方语言及俄罗斯境内东部语言的出版物。革命前，藏品以国外东方语言资料为主。20世纪30年代后苏联内部东方语言出版物大量涌现，于是1953年该部一分为二：俄罗斯联邦国内语言文献部和亚非部，各自成为独立的综合性专藏图书馆，分别进行编目加工和提供服务。 ·社会发展部

·战略发展部 ·复制与翻译部

·采选部

·机械化与自动化部

·书目参考部

·舆图部：该部收藏始于图书印刷在俄罗斯飞速发展的18世纪，可以说彼得大帝时为其初创期，收藏范围包括军事地形图，关于圣彼得堡早期的外国设计图纸就有千件之多。该部分馆藏除了缴送外，相当部分来自各种组织机构以至于政府部门。如修道院、俄罗斯地理学会和军事地形测绘部门等。目前藏品约180,000件。 ·报纸部：负责收集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国内外报纸，并提供服务与保存。该部专业职员39人，负责对馆藏进行研究、实施书目控制、提供信息与书目服务。

·部：作为专藏的结果，该部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负责为其收藏的各种各样书画刻印艺术品：雕版画、平版画、通俗版画、招贴画、照片、藏书票、美术明信片、实用艺术品编目和举办艺术展览、出相册。

·公共关系服务部：1936年在咨询/书目服务范畴，就研究/公共关系建立起来的部门。主要就展览、旅游导游、举办会议和讲座等一系列公共事务进行研究和科学方法讨论。 ·亚非文献部：作为独立和综合图书馆部门建于1953年，当时苏联国内少数民族和东方收藏分别放在东方部下的苏联国内文献部和亚非文献部。亚非部除了有丰富的中文、日文、印度文（含梵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作品外，还收集有朝文、越南文、蒙古文、波斯文、突厥文及其他亚非语言的著作。该部门不但进行上述文种书刊的采集、加工、流通阅览，还进行研究工作。并出版了《16-17世纪欧洲闪米特语研究史》、《现代阿拉伯文献目录学》、《印度-支拿音韵学文献目录学》等。

·印刷本乐谱与录音部：为俄罗斯该方面的权威部门之一，负责收集、加工、编目、参考与研究。该部门负责编辑两种回溯性联合目录：《17-20世纪全国印刷本乐谱联合目录》和《16-20世纪外国印刷本乐谱联合目录》。 ·书目与区域研究部：下设国家书目组、参考书目与文献研究组、历史书目组、区域与书目学书目组。

·研究与方法部：下设图书馆管理组、阅读、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服务社会学组、馆藏分析组。

·手稿部（斯拉夫手稿、西方手稿、东方手稿、18-20世纪手稿）

·图书馆学部：研究合作与方法组、图书馆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历史组、社会学组、信息分析组。

·家谱研究所 ·法律信息中心

·联邦保存中心 2001年3月23日政府通过并批准了作为联邦机构的国家图书馆章程。

职能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提供各种服务，包括信息、书目、编目、馆际互借和国际图书交换。所有的图书馆资料以及目录和中央参考图书馆都免费供用户在阅览室使用，还有其他收费或免费的服务。 员工总数：1596名（19981）。

朱氏家谱全部的字辈为：君、全、法、贞、虞、坤、仲、罗、舒、烈、曾、明、典、容、黄、殷、虞、泽、宋、叶、陆、铁、润、白、杨、袁、程。

朱姓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人口众多的姓氏。朱人口居全国第13位，主要分布在江西、浙江、安徽，总人口约1500万。朱家族历来重视家谱的发展。

最早的朱家谱是什么时候造的，无从考证。但汉魏六朝时期，朱氏家族已经有了传家宝和家谱。在明代，一个名为玉蝶的皇家家谱是在明太祖时期编纂的。朱的族谱应该是二三十年一编。

我们的家谱延续至今，一般都保存在图书馆里。国内外有许多公私收藏和新建的朱氏宗谱，四川省、河北省、上海市等13个城市都有朱氏宗谱的文献。

迁徙传播：

朱姓发源于今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一带。西周时，周武王封曹挟于邾（今山东曲阜东南），后部分邾人南迁至安徽丹阳、江苏丹徒等地；战国中叶，楚宣王灭邾国，迁邾人于楚（今湖北黄冈西北）。

秦汉时期，朱姓已遍布于中原和华东地区。魏晋时期，朱姓继续南迁，但主要繁衍地仍在淮河及长江下游大部分地区。唐朝时，朱姓已出现在广东。

明朝是朱姓的鼎盛时期，朱姓迅速地向全国发展，居住在闽、粤等沿海地区的朱氏，陆续有人移居台湾。清朝时，进而又有人远徙东南亚及欧美一些国家和地区。

-朱姓

河南南阳安氏宗亲安家万提供家谱如下：

安姓一族早在汉朝就“盛大了”，从汉朝到现在（指1964年），很多人“居住在国内各地，其中也有游历到国外的”。

聂家庄（今属梅厂镇）的安氏祖先原籍山东省清光县。明朝初起的时候，其先祖在京城为官，退休后居住在安次县的栗庄（今团结村）。

到了清朝顺治年间，安氏族人的一个支脉安建（字恭）由栗庄分迁至天津的上蒲口村。安建被称为一世祖。安建生子五人，长子迁至马家口（今属黄庄街），二子留住本地未留子嗣，三子迁至古北口（今张家口一带），四子、五子则迁至聂家庄。

聂家庄的安氏是在康熙年间分迁至武清县聂家庄的，当时“人口很是兴旺，一直居住到现在”。安品（字玉珍）是安建第四子，被称为二世祖。安品有二子，长子起龙、二子起凤。

起龙为三世祖，居聂家庄，起凤回上蒲口村守祖。起龙埋葬于聂家庄西北之曾子地（祖坟）。起龙生子二人，长子自成（字化生），为四世祖，次子自立（字室）。自成生子二人，安荣（字德华）、安贵（字殿魁），自立无子。

安荣、安贵为五世祖，二人共生子5人，为六世祖。六世祖生子7人，为七世祖。七世祖有子嗣15人，为八世祖。八世祖有子嗣14人，为九世祖。十世祖的资料不全。

而到了安维烈这一代，是十一世祖。安维烈有同胞兄弟5人，分别是维烈（长子），老二至老五，分别是维纶、维荃、维翰、维钧等。据1988年出版的《武清姓氏》一书载，聂庄子全乡安氏计有18户、89人。

扩展资料：

安姓族人：安维烈

安维烈生于1898年，卒于1997年3月。他是一位医生，1949年以前曾在天津行医30年。他一生奔波劳顿，曾与全家人一起数次迁徙。

1962年，一家人迁往王庆坨，先后在变电所职工宿舍、胜利街幸福院及东西大街定居。1970年3月，全家人搬回了聂家庄。安家祖训是“读书务农工商业，行浅才薄别作官”。

所以，近代以来，包括安维烈在内的安氏族人秉承了家训，多受到了良好教育，且多以务农、经商为业，做官的很少。

安维烈喜欢买书、看书，“自己省吃俭用，有富余钱就买书”。另外，安维烈热心公益和后人教育，先后四次修编族谱，为弘扬家风、传承家训、教育后人作出了贡献。

安氏族人也有为官的。安维藩是安维烈之堂兄，生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曾在天津市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毕业后在天津裕元纱厂就业，掌管该厂动力电机长达13年，后应约赴四川省某机械厂任要职5年。

返乡后，又先后在蓟县电话局、通县电话局任职，一度担任通县电话局局长职务。有意思的是，安维藩退休后，仍回乡务农，并利用他的专长帮助乡亲们兴修水利、打机井。

据安氏族谱载，1964年11月，“聂庄村里打机井，他每天都去帮工。十一月二十号，机井完成。二十三号抽水，他仍旧去帮工。

到了上午十一点，他偶然感到身体不舒服，回到家里打算稍微休息片时，再去帮工。不料到家以后，他就昏迷不醒。

家里人赶紧去请大夫给他医治，等到大夫来了，他就已经死去了。从得病到病死不到一个小时，享年六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