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

老子即李耳，字聃，一字或曰谥伯阳。汉族，楚国苦县历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1]）人，约生活于前571年至471年之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被唐朝帝王追认为李姓始祖。老子故里鹿邑县亦因老子先后由苦县更名为真源县、卫真县、鹿邑县，并在鹿邑县境内留下许多与老子息息相关的珍贵文物。老子乃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存世有《道德经》（又称《老子》），其作品的精华是朴素的辩证法，主张无为而治，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在道教中老子被尊为道教始祖。老子与后世的庄子并称老庄[1]。

1人物简介

老子（约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字伯阳，谥号聃，又称李耳（古时“老”和“李”同音；“聃”和“耳”同义），楚国苦县历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

老子

太清宫镇）[1]人。 曾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官”（管理藏书的官员），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被道教尊为教祖，世界文化名人。老子的思想主张是“无为”，《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是为“反者道之动”，“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他关于民众的格言有：“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中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他的身份，还有人认为他是老莱子，也是楚国人，跟孔子同时，曾著书十五篇宣传道家之用；还有人认为是周太史儋（dān），生活在孔子死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中即说明了当时对老子何其人有过此两种猜测。“或曰：老子亦老莱子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当时司马迁也疑老子即为老莱子，并不是道家创始人。

老聃长寿，一百六十余岁仙逝，邻里皆来吊唁。老人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念老子顺民之性、随民之情、与世无争、柔慈待人的大德大恩，皆悲不自胜。老聃好友秦佚来吊唁，至老子灵旁，不跪不拜，拱

老子骑牛图立轴[1]

手致意，哭号三声即止。待其欲转身回去时，邻人拦住问道：“汝非老子好友乎？”秦佚答道；“当然。”邻人道：“既为老子好友，如此薄情少礼，可乎？”秦佚道；“有何不可？”邻人闻言，由怒转，大声责问道：“其理何在？”秦佚笑道：“吾友老聃有言，生亦不喜，死亦不悲。汝可闻乎？昔日老聃之生也，由无至有，聚气而成，顺时而来，合自然之理，有何喜哉？今日老聃之死也，由有归无，散气而灭，顺时而去，合自然之理也。有何悲哉？生而喜者，是以为不当喜而喜也；死而悲者，是以为不当悲而悲也，放生时贵生，死时怕死，皆是以己之意愿而强求生来、强求死去也，皆背自然之理而任己之情也。如安时而处顺，则哀乐不能入也。而背自然、违天理，合于道乎？不合于道，可为老聃好友乎？老聃好友者，遵其言而动、顺于道而行者也。吾既为老聃之友，故能以理化情，故不悲。”

邻人闻之，似有所悟，又问：“汝既不悲，何以哭号三声？”秦佚笑道：“吾哭号三声，非因悲也，是与老聃辞别也。一号，言其生而应时，合自然之理也。二号，言其死而应时，合自然之理也；三号，言其在世传自然无为之道，合自然之理也。老聃举足而应时，动止而合道，吾有何悲哉？”众邻闻之，皆言秦佚乃老聃真友，故推其为主葬之人。合土之时，秦佚颂悼文道：“老聃大圣，替天行道，游神大同，千古流芳。”

2主要著作

《老子道德经一则》窦中亮

老子在出函谷关前著有五千言的《老子》一书，又名《道德经》或《道德真经》。《道德经》、《易经》和《论语》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最深远的三部思想巨著。《道德经》分为上下两册，共81章，前37章为上篇道经，第38章以下属下篇德经，全书的思想结构是：道是德的“体”，德是道的“用”。全文共计五千字左右。

《道德经》是后来的称谓，最初这本书称为《老子》而无《道德经》之名。其成书年代过去多有争论，至今仍无法确定，不过根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年代推算，成书年代至少在战国中前期。楚简《老子》校注，参看丁四新著《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等书。

《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除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老子》一书中还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此外，书中也有大量的民本思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3思想体系

哲学思想

老子试图建立一个囊括宇宙万物的理论。

老子认为一切事物都遵循这样的规律（道）：

事物本身的内部不是单一的、静止的，而是相对复杂和变化的。事物本身即是阴阳的统一体。

相互对立的事物会互相转化，即是阴阳转化。

老子授经图卷（局部）

方法（德）来源于事物的规律（道）。

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以“无为”为目的，而是以“有为”为目的。因为根据之前提到的“道”，“无为”会转化为“有为”。

这种思想的高明之处在于，虽然主观上不以取得利益为目的，客观上却可以更好地实现利益。

从“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见于下文 老子故事孔子问礼第4段）可见：

老子所说的“自然”不是类似于神的概念，万物的规律（道）由自然来指定，即是“道法自然”。有人误解了此处自然的意思。

应当注意到：

事实上，人活着犹如宇宙之存在，没有人能理性地指出其目的。

老子画像[2]

因此，非理性地选择某个（些）目标成为唯一的选择。

老子是站在道这个无穷高的位置来看问题。

因此，老子只说了“方法”，但没有指出“目的”。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人何必为刻意达到目的而痛苦不堪。无为，逍遥亦是一种为人处世之道。

关于老子的宇宙观，根据之前的道，“无”与“有”（万物存在即是“有”）会相互转化。因此老子认为宇宙万物来自虚无，也走向虚无。比如：人的生与死（可参见下文 老子故事圣人辞世 “昔日老聃之生也，由无至有”、“今日老聃之死也，由有归无”）。

思想渊源

老子既是周的史官，因此《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此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至于班固的诸子均出于王官说，又当别论。金德建《老聃学说出于史官考》认为："老聃学说的来历，大约是因为做周史的缘故"。他列举了《左传》、《国语》、《论语》、《大戴礼记》等书中史官属于格言形式的话，并将16条有关材料与《老子》相对照。比如"《左传》成公二年：'仲尼闻之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昭公三十二年：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这些话，显然是《老子》的'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第三十六章）的语意所本。"。。从这些材料的对比中，说明《老子》的语句，是"史官们向来保存的知识"。可见，《老子》与史官的知识有其思想上的渊源。

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 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即农历八月廿七~农历二月十一），名丘，字仲尼，汉族，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南辛镇）人，先祖为宋国（今河南商丘市夏邑县）[1-2]贵族。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大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 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中国、儒家文化圈及世界有深远的影响。全中国各地都有孔庙祭祀孔子，当代作家华轩居士在多篇作品中颂扬孔丘。

孔门十哲

德行

▪ 颜回 ▪ 闵子骞 ▪ 冉耕 ▪ 冉雍

政事

▪ 冉有 ▪ 仲由

言语

▪ 宰予 ▪ 端木赐

文学

▪ 言偃 ▪ 卜商

1生平经历

孔丘，孔氏，子姓，名丘，字仲尼[3]于鲁襄（xiang)公二十二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申时（儒略历西元前551年

10月4日，以今格里历则为西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生辰八字为庚戌年、乙酉月、庚子日、甲申时）在山东曲阜降生，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原籍河南商丘[1]，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后来宋国人孔防叔，生了伯夏，伯夏生了叔梁纥（hé）。孔子七世祖孔父嘉在宫廷内乱中被华督所杀（存疑），其子木金父为避难逃到鲁国邹邑，从此以后木金父以其父亲的字为孔我氏。相传孔子曾修《诗》、《书》、《礼》、《乐》，序《周易》，撰写《春秋》。他一生从事传道、授业、解惑，被中国人尊称“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死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著名的儒家学派经典的《论语》。

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3]，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孔子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孔子和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被后世称为“孔孟”。孔孟两者思想的结合，形成了儒家思想中的“孔孟之道”。[4]

贵族出身

孔子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的后代，是商朝的宗室。武王伐纣建立周朝，

孔子[5]

为安抚商朝的贵族，封于亳，国号宋，即宋国，所以是殷商的贵族后裔。

三监之乱后，周公以周成王之命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国，死后葬于宋国故地（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建有微子祠。 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

微仲去世后，子宋公稽继立；宋公稽去世后，子丁公申继立。宋丁公去世后，子湣公共继立。宋湣公去世后，弟炀公熙自立，太子弗父何不得立。于是弗父何之弟公子鲋祀杀炀公，欲立弗父何，弗父何拒之，于是公子鲋祀成为国君，是为宋厉公。弗父何成为正卿。

弗父何死，子宋父周立；宋父周死，世子胜继立，世子胜生正考父。正考父事宋国戴、武、宣三位国君，以恭敬著称，“一命而偻，二命而伛，三命俯“。正考父尝朝周，取回《商颂》，进行了一些整理，补充了在宋国已经亡失的篇章。

正考父死，子孔父嘉继立。孔父嘉事宋穆公。穆公临死前，不立己子公子冯，而立兄子公子与夷，以报兄长宣公让国之恩。去世前遗命孔父嘉辅佐与夷（宋殇公）。孔父嘉事殇公与夷，屡次对郑、卫等国作战，但多以失败告终，引起国人不满。孔父嘉有妻十分貌美，引起另一主政大夫华父督的垂涎。于是华父督借国人不满，发动兵变，杀掉了孔父嘉与宋殇公。孔父嘉之子木金父逃到鲁国，从此孔家成为鲁国人。

袁鹏飞作孔子论道图

木金父生祈父睾夷，祈父生孔防叔，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是为孔子的父亲，是鲁国著名的武士。前563年晋国荀莹率十一国联军进攻小国逼阳（今山东枣庄市中区），逼阳诈降，联军入城后即降下城门准备袭击联军，而此时叔梁纥则进前托住城门，使联军安然退出逼阳。孟献子称赞他：“《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6]

圣人降世

叔梁纥正妻施氏，生九女而无子，妾生长子孟皮，但孟皮有足疾，不能为嗣，于是叔梁纥求于颜氏。颜氏有三女，且欲与叔梁纥为婚，但又念叔梁年老且性情急躁，于是征求三个女儿的意见。两长女皆不愿，唯小女颜征在愿嫁叔梁纥。

颜征在时年十八，而叔梁纥已经七十二岁，年龄相差悬殊，两人为婚于《周礼》不合，夫妻在尼山居住并且怀孕，故谓之“野合”。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八月孔子降生。孔子生而头上圩顶，而又因其母曾祷于尼山，故名“丘”。

早年生活

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葬于防。叔梁纥死后，颜征在失去庇佑，为叔梁纥正妻施氏所逐，于是带孔子庶兄孟皮与孔子至曲埠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孔子长大后，亦不得不为生活做许多粗活。孔子后来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虽然家庭贫困，但孔子仍然勤奋好学。幼年的孔子常将祭祀用的礼器（俎豆）摆设起来，练习行礼演礼，作为一种游戏。孔子长成后，身高九尺有六寸，因此乡人称其为“长人”。季氏曾飨士，孔子也前去，但为季氏家臣阳虎所绌，于是孔子返回。

政治生涯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经常思考治理国家的诸多问题，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

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

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 51岁了。

孔子治理中都（今汶上县）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隳（hui，音辉）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隳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

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孙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周游列国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 万，但并没给他什

周游列国

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

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

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由于身处乱世，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入东周向老子请教[7]。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贤士。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这“七十二贤士”中，又数颜回，是孔子最爱的弟子。

驾鹤西去

这段期间孔子专注于教育和古籍整理。鲁哀公十二年冬，孔鲤先孔子而死。鲁哀公十四年，颜回先他而去。孔子有所感慨：“昔从我於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哀公十四年夏，齐国陈恒弑其君，孔子斋戒沐浴三天，向哀公恳请伐齐，哀公让他“告季孙”，孔子又向季孙请求出兵，结果遭

孔子雕像

到拒绝。

前480年，孔子另一得意门生子路死于卫国内乱，而且还被剁成肉酱。经过一这系列打击后，孔子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前479年的一天，子贡来见孔子，孔子柱杖依于门前遥遥相望。他对子贡说：“赐，你自怎么来得这么晚？”于是叹息道：“太山（即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说完，流下眼泪。接着他又对子贡说：“夏人殡于东阶，周人殡于西阶，殷人殡于两柱间。我昨晚梦到奠于两柱之间。我是殷人。”

七天后，孔子逝世，终年七十三岁，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众弟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为孔子守坟6年。[8]

2主要成就

教学特点

①创办私学，

孔子讲学图

广收门徒。

②“因材施教”,善于启发学生思考问题。

③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

④他要求学生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

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知难而退，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

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孔子所处的东周王朝春秋时代，西周社会以血缘氏族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崩溃瓦解，而基于文化认同的汉民族共同体正在形成。这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最初发生的年代，古典成为时尚，一些人开始思考天道、人生和世界秩序等方面的问题，原先由贵族所垄断的文化教育也正逐渐流入民间。孔子正是这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与集大成者，遂开战国诸子百家之先河。

《论语》是了解其思想的主要著作。

4史书记载

主词条: 孔子世家

参见：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

5家族成员

孔子祖籍位于宋国（今河南商丘）[1]，祖居地今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城北六公里王公楼村[2]。父亲叔梁纥居于鲁昌平乡邹邑，为邹邑大夫。叔梁纥与元配施氏连出9个女儿，他望子心切，于是续娶一妾，得一子名孟皮，却脚有残疾。叔梁纥在72岁时三娶18岁的颜征在，生孔丘仲尼。为得子，叔梁纥曾在尼丘山求拜，故取名丘，字仲尼。

孔子身后，七世单传，至第九代才有孔鲋、孔腾、孔树兄弟三人。孔子后裔秉承祖先“诗礼传家”之祖训，在文学、经学等方面都有较大成就，在明清时期更因为得到皇帝扶持，成为“天下第一家”。孔子家谱经过5次重修，历经2500多年，记录的非常详细，各代名字取法也极有说道。现如今孔子的后裔约300万人，以山东曲阜为中心，遍及中国及海外。孔繁森、孔祥熙、孔令辉等名人均是孔子的后人。

孔子生平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其学说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进程，还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成为东方人品格和心理的理论基础。以孔子为代表创立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基础,时至今日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积极作用。孔子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代，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孔子早年丧父，家境衰落。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曾做过“委吏”（管理仓廪）与“乘田”（管放牧牛羊）。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乡人也赞他“博学”。

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鲁君的兵符军权。孔了曾对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说：“政在节财。”齐政权操在大夫陈氏，景公虽悦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齐不得志，遂又返鲁，“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从远方来求学的，几乎遍及各诸候国。其时鲁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孔子不满这种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不愿出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孔子思想

孔子面对春秋末期急剧变革的社会现实，汲取夏商的文化营养，继承周代的文化传统，创造了以“礼”、“仁”、“中庸”、“教”与“学”为主要内容，包括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等思想在内的完整学说。孔子的学说内涵丰富，自成系统，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礼”

礼”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礼”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由来已久。孔子曾经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认为，到了周代，“礼”发展得最完备，因此，他最为崇奉的是周礼。在孔子看来，“礼”是从天子到庶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孔子所谓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在《礼记·哀公问》中，他明确指出：“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所以，他认为讲礼，更重要的不在于形式，而在贯彻其内在精神。

“仁”

孔子特别强调“仁”的价值和作用。他认为，“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对个人修养，他主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教导学生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向“仁”的方向努力。对于为政施治，他倡导立足于对人的关心爱护，以教化的方式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

“中庸”

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又具有品德修养的意义。就方法论来说，其要点有二：一是“中”，二是“和”。对于这种“中”与“和”的思想，孔子主张不仅要作为一种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方法来看待，而且还应该通过修养和锻炼，把它融入自己的性行和品质中，成为人的美德。他曾经感叹地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所以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他自己在为人的风格上也做到了“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受到弟子们的尊敬。

“教”与“学”

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与“学”的思想是他思想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以前“学在官府”，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贵族。孔子创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改变了“学在官府”的旧局面，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孔子自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他的学生来自十一个诸侯国，有各种出身的人。对于学习目的，孔子通过弟子的言论提出“学而优则仕”的主张，支持平民出身的学生从政施展才能。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善于发现学生各自在性格和学业上的特点，主张因材施教。他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他循循善诱，注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

老子

公元前571年农历2月15日，在世界的东方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即现在的河南省鹿邑太清宫镇降生了一位伟人老子。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学家派的创始人，被当代评为世界百位名人之一。大家知道在老子之前，社会上仅有一些哲学观点出现，从《老子》开始形成了系统的哲学理论。因此，鹿邑这块宝地，即是降圣的仙乡，又是东方哲学的发源地。

据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号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司马贞《史记索隐》云：“苦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司马贞《史记索隐》云：“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郦道元《水经注》称：“边韶老子碑云老子楚相人也，相虚荒，今属苦，城犹存，在赖游乡之东，涡水处其阳”，（元初涡河由太清宫南边改道走太清宫北边）。翻阅历代国史，各种词书，名人论著以及《河南省志》、《归德府志》、《鹿邑县志》、《江南通志》、《安徽省通志》、《毫州志》都明确记载，老子生地在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史学界、哲学界、宗教界及研老专家，或著书立说，或撰写老证论文，认为老子生于鹿邑太清宫镇证据凿凿。据《毫州志》记载：“太清宫在城西四十五里，今属鹿邑，老子所生地”。《江南通志》（清顺治时期，今安徽与江苏合称江南省）卷二百，有一项“辨讹”，专门考证旧志中的讹错其中有对李耳的考证。结论是：“李耳，归德鹿邑人，非今江南地。唐宋之毫州，邻六县，惟谯、城父二县今江南境，余俱属河南。旧志载李耳凤阳人物中，误矣”。在重修《安徽省通志》卷二百六十，却有这样两段记载：“太清宫在毫州西四十五里，老子所妊之地，基地犹存，旧名紫极宫，唐天宝二年改”。再一段是：“陈抟为毫州真源人，今河南归德府鹿邑县地，旧志收入颖州，与老子误同，兹并削之”。写得明明白白，自动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记载。一九九一年，新华社合肥五月十日电，报道安徽毫州决定举行世界老子学术研讨会的消息称：“生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老子，又称聃，是与孔子同时代并齐名的一位古代思想家，也是中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家乡在与毫州毗邻的今河南省鹿邑县”。实事求是，是我们传统的学风，应该发扬光大。

老子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宗教史上都是有巨大影响的人物。老子是人，但要从宗教文化去研究，他又是神，是道教的教主。群众尊称为老君爷。老子由人而神有一个历史衍化过程。唐代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非突然而来，盖早有“太上玄元”之名。从司马迁讲“盖老子百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说明西汉时已流传着老子修道养寿是活了几百岁的活神仙了。东汉边韶《老子铭》曰：“老子先天地而生”，又曰“老子离合于混沌元气，与三光为始”。老子在后汉时期，已经完全神化，成为尊神、教主，所以汉桓帝于宫中产黄老浮屠之祠，把黄老与浮屠并列，前者是道教的教主，后者是佛教的教主。这里所谓的“黄老”即指老子而言。因此在汉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命中常侍左官到苦县（鹿邑）祭祀老子。延熹九年（166年）桓帝在濯龙宫亲祠老子。可见这时老子已经成为神圣的教主。现在全国各地都有道教宫观，鹿邑的太清宫始建于汉延熹八年，老君台始建于唐初，香火久盛不衰，老子以太上老君受到群众的尊奉。

老子留下的五千言《道德经》，博大精深，中国文化的大宝藏—也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第一部名著。其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兵学、美学、医学、社会学、伦理学、天文学、养生学，被誉为百科全书。他的清静无为的学说，一物两项的转变率的辩证理论，深邃的天人之际的哲理，两千五非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行为。作为文化基因，渗透到人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影响着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生死观等各种文化观念。《道德经》不但影响了汉代以来两千年的思想史，而且也受到西方思想家的重视，已成为世界哲学宝典之一。从古至今注释者三千余家，出版发行量居世界第二。当今，兴起了全球的“老子”热，老学研究空前高涨。最近几年各地连续召开国际性的老子学术研讨会议。一九九三年德国举办老子国际学术研讨会议；一九九四年鹿邑举办老子国际学术研讨会议；一九九五年中国社科院在西安举办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议。这样频繁的国际性研老活动，历史上是没有的，它樗着老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达到了新的水平。

老子思想所以能够发生这样巨大的历史影响，一方面是由于对远古以来的文化传统作了系统的概括和总结，有着极其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是老子在继承的基础上又开拓了文化发展的新方向，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创立了以“道”为本体论的哲学体系，为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老子思想对中国文化发生了全主位的影响，并对现代文化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指出了作为宇宙万物本原及其存在的根据的形上之“道”，创立了以“道”为核心，包括体体论、辨证法、认识论和人生哲学等内容的系统的哲学思想体系。老子的本体思考和方法思考，使“道”真正成为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从先秦道家、两汉黄老

孔门弟子的分裂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在孔子生前，孔门弟子虽然相互之间也存在不少的介蒂和矛盾，但或许因为孔子个人人格的感召力，孔门弟子相对说来还是一个比较团结的利益集团。顾颉刚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中说：“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热诚的人，所以众望所归大家希望他成为一个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来救济天下。在孔子成名以前原已有过许多民众的中心人物，如宋国的子罕，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卫国的遽伯玉都是。但是他们一生做官，没有余力来教诲弟子。惟有孔子，因为他一生不曾得大志，他收的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自孔子殃后，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种极大的势力，号为儒家。”于此可知，孔门势力之强大，除了客观环境使然外，实与孔子的个人人格有着莫大的关系。

孔子毕生有心为政而不果，只好广收门徒从事教育，正是他们如众星拱月般地推崇孔子，也正是他们一传再传彰扬光大孔子的学说。可以设想，假如孔子没有这些忠实的弟子，他个人或许依然可以成为圣人，但其学说则未必能如后来那样流传久远与广大。

当然，这数千名弟子并不是同时师事孔子，否则按当时的物质条件去推想，这些人的饮食起居似乎都将成为重大问题。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些弟子在孔子生命的不同阶段师事孔子，早期弟子与晚期弟子或许不曾接触或不曾谋面。而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所受到孔子的影响，当然也应该随着孔子思想境界的演进而有所不同，或各有所长。按照孔子晚年的自我评价，在他这些及门弟子中，如若粗略分类，大概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状况，一是在德行方面表现出众的，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二是在政事方面颇为出众的，有冉有、季路；三是在言语方面成就出众的，如宰我、子贡；四是在文学方面可堪造就并有突出成绩的，有子游、子夏。至于其他一些颇负盛名的弟子，孔子的评价是："师(子张）也辟，参(曾参）也鲁，柴也愚，由(子路）也 ，回(颜回）也屡空。赐(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看来都是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或许因为孔子对这些及门弟子出众者有真切的认识和了解，故而孔子在对他们的教育与训练中，便格外注意因材施教，注意培养学有专长、术有专精的专门人才。他说："中上之人，可以语上；中人之下，不可以语上也。"因此，我们从现有文献中不难发现，孔子就同一问题，在不同场合，或因面对的对象不同而解释与回答的侧重点一般也就不同。这样一来，不仅孔子的教育方法颇富个性与特色，而且对我们将要讨论的问题来说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孔门弟子之所以学有专长、术有专攻，除了他们的天赋、个性等原因外，也与孔子的因材施教、分别培养密切相关。更进一步说，孔门后学在学术上的分野与分化，除了外界环境使然外，恐怕也与孔子的这一教育方法有或多或少的关联。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孔子在教学内容上对弟子们分别对待，或有高低不同的差别呢其实，根据比较可信的记载，孔子整理的那些经典主要是用来教授弟子的，弟子们所凭借的"课本"恐怕都是经孔子删定的那些文献，《孔子世家》说quot;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齐、战、疾。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愤不启，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凡此种种，都可证明孔子在对弟子们进行因材施教的同时，依然有着共同的原则和教学内容。换言之，孔子在对弟子进行教育时，一方面遵循某些共同的原则和价值准则，从而使这些弟子具有共同的信仰和价值标准，而这些信仰与标准便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孔学传人和成就早期儒家集团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孔子格外注意弟子们的个性与天赋，在进行共同教育的同时，似乎也根据弟子们的不同情况而有所区别对待。

基于后一个考虑，我们看到孔门弟子在孔子生前虽不曾另立门户，但事实上这些及门弟子由于学有所长、术有专攻，这便为儒家的后来发展与分化埋了了伏笔。陶潜《圣贤群辅录》说，颜氏传《诗》，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疏通致远之儒；公孙氏传《易》，为洁静精微之儒。这种详尽而明白的说法虽然晚出，并不具有可靠的史料价值，当然不必尽信。但揆诸情理，我们应该相信孔子的及门弟子之所谓学有专精；恐怕正是指他们各人守一个或几个学术领域，从事某一项或几项专门研究。刘师培《经学教科书》据秦汉时的文献分析孔门情况说：孔子弟子三千人，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故曾子作《孝经》以记孔子论孝之言；子夏诸人复荟萃孔子绪言纂为《论语》，而六经之学亦各有专书，《易经》由孔子授商矍，再传而为子弓，复三传而为田何；《书经》之学由孔子授漆雕开，然师说无传，惟孔氏世传其书，九传而至孔鲋；《诗经》之学由孔子授子夏，六传而至荀卿。《春秋》之学自左丘明作传，六传而至荀卿。《公羊》、《觳梁》二传成为子夏所传，一出于夏授公羊高，一出于夏授觳梁赤。

《礼》、《乐》三经，孔门弟子传其学者尤多，如子夏、子贡等皆深于《乐》，曾子、子游、孺悲皆深于《礼》，六国之时传《礼经》者复有公孙尼子、五史氏诸人，而孔门弟子复为《礼经》作记(如子夏作《丧服记》)，又杂采古代记礼之书以及孔子论礼之言，依类排列，荟萃成书(即今《大戴礼记》、《小戴礼记》)；而子思作《中庸》，七十子之徒作《大学》；又有子夏之徒赓续《尔雅》，以释六经之言。刘师培的这些排比，虽然于细节也不可尽信，但它足以说明儒学在后来的发展与分化决不是偶然的，就其学术渊源而言，实得力于孔子的因材施教以及孔门弟子的学有所长、术有专精。

如前所述，由孔子弟子的基本状况已可看到儒学必然分化的端倪。但这种分化毕竟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公元前479年，即鲁哀公十六年夏历二月十一日，孔子终于走完七十三年的坎坷道路，溘然长逝。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葬于鲁城北泅上，弟子皆服丧三年。叉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唯子赣(贡)庐于家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家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词孔子家，而诸儒亦讲礼乡饮于孔子家。显而易见，孔门弟子虽然学有不同，但他们出于对孔子的同样尊敬，估计他们在为孔子眼三年之丧，守三年心表的时候，可能尚未发生别立门户等分化现象。

孔门后学的分化大概发生在弟子们为孔子眼三年之丧结束的时候或之后。据《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孔门弟子为孔子服丧三年的时候，"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然后归。子贡返，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并要求曾子同意。而曾子坚决反对。他说，"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

本来，按照孔子生前形成的基本格局，在孔子死后，孔门弟子作为一种利益集团或学术团体，似不必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分裂。子贡即使没有担当孔门领袖的资格和能耐，但他毕竟是孔子晚年最得意的门生，二者之间的深厚情意似乎也有助于子贡在孔子死后团结维系孔门弟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quot;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曰：“赐，妆来何其晚也”显然，孔子对子贡寄予相当的期望。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原因以及子贡超越其他弟子的治事能力，我们看到，在孔子死后，孔子的丧葬之事似乎也由子贡主持和料理。他不仅出面批评鲁哀公为孔子致悼词并不合乎情理，以为生不能用，死而悼之，非礼也；称一人，非名也。而且筑室于场，为孔子守六年之丧。因此，当其他弟子守丧三年治任将归之时，皆大揖于子贡，相向而哭。于此我们感到，尽管子贡没有名正言顺地举起孔门"帅旗"，但其在孔门弟子中的突出地位似乎也已基本确定。

然而出人预料的是，当子贡的地位逐渐确立，孔门之内并没有发生太大问题的时候，子夏、子张、子游等人却以有若的外在形象似孔子，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显而易见，这是一场不动声色的政变，他们期望以有若来取代于贡将要获得的盟主地位。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这样做呢欲明白个中的奥秘，至少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从子贡方面说，由于其"利口巧辩"，性格使然，"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恶"，似乎在某种场合得罪过子夏等人。尤其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当子贡的地位在孔子死后逐步上升的过程中，子贡过于忽略子夏等人的存在，似乎遇事并不愿意与子夏等人商量，因而引起子夏等人的反感，遂欲以有若取代子贡。另一方面，如果从子夏等人的立场来观察，他们对有若的推举，除了出于对子贡的反感外，似乎也与孔门弟子的凝聚力日趋削弱有关，因而他们才推quot;似圣人"的有若作为"盟主"，以期重振孔门声威。

子夏、子游、子张等人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曾子的响应和支持。其中的原因，除了前述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外，似乎也和曾子与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我们知道，曾子虽是孔门弟子中谨遵师说的忠诚弟子，但他和子张、子夏等人并不是关系非常密切。《论语·子张》记曾子日："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表面上对子张似乎很推崇，但实际上也不无贬损之意。至于对子夏，《札记·檀弓》、《论衡·祸虚》都曾记载曾子指责子夏的事：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无罪也吾与汝事夫子于诛泗之间，退而老于西阿之上，使西阿之民疑妆于夫子，尔罪一也；丧而亲，使岛未有异闻，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日妆何无罪欤”？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群而索居，亦以久矣！"曾子的这段指责虽然晚出，但他们之间缺少共同的信念和人生原则，似为事实。那么又怎能指望曾子赞同子夏的主张，推举有若为孔门盟主呢更何况有若无论如何貌似孔子，但其思想见解、人格修养都不可能真正与孔子相比。

有若没有成为孔门弟子的新领袖，曾子由于天生具有一种战战兢兢严守孔门遗视而绝不自标宗旨的人生态度，故而曾子既无能力，也无兴趣成为孔门弟子的新领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曾子反对子夏等人推举有若的建议时，孔门弟子的分裂便已从一种潜在的危险而表面化，弟子中的强者实际上都各奔东西，自谋前程，自立门户去了。

其实，如果从学术史的观点看，孔门弟子在孔子之后发生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大凡显赫一时的思想家在其身后莫不如此，因为思想的解说原本没有固定的模式，思想的继承更取决于后来者所处时代的需要以及继承者各人的才学识德等方面的主客观因素。更何况孔子教人因材施教，并没有统一的解说和范式呢因此，孔门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不仅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文化现象，而且是学术史上的必然趋势。

至于孔门弟子的实际分化情况，《韩非子·显学篇》有一个大概的描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民之儒，有孟民之儒，有漆雕民之儒，有仲良民之儒，有孙民之儒，有东正民之儒。臼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民之墨，有相夫民之墨，有邓陵民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入，墨离为二，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显然，这里的儒学八派已不仅指孔子的及门弟子，而且应该包括韩非所处的时代即战国时期的儒学情况。因此，儒家八派的那些弟子们我们暂且勿论，还是让我们先看看那些及问弟子在孔子之后的分化情况。

在孔问及问弟子中，应该有所作为的子贡原本以"言语"著称，似乎在学术见解、思想见识方面也应该能有所作为。但是，可能由于发生前述的那些不偷快事件，子贡在为孔子守了六年丧礼之后便基本上与孔门弟子失去联系，而投身于实际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之中，并没有在学术上作出什么突出的贡献。

有可能在思想文化方面作出贡献且未被归大儒家八派的还有曾子、有子、子游、子夏等。曾子为孔子的晚年弟子，相传他的天赋并不高，经常受到孔子的批评。但他格外注意道德修养，坚持"吾日三省吾身"，终于成为孔门弟子中除颜回之外最重要的道德楷模。在孔子去世之后，曾子先是反对子夏等人推举有若作领袖的企图，继则可能聚徒讲学，从事著述，从孝道、伦理道德方面阐释和宣传孔子的遗说。《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有《曾子》十八篇，王应麋《汉志考证》称："《隋志》、《唐志》二卷，参与弟子公明仪、乐正子春、单居离、曾元、曾华之徒论立身孝行之要，天地万物之理。"今存十篇，收入《大戴礼记》。其学术要旨只是阐发儒家关于孝的观念，以孝为人生哲学的第一义，是"天地之大经"，是"众之本教"等等。在思想倾向方面，似已偏离孔子的路线，当然也更合乎曾子"战战兢兢"的本然性格。

有子也是孔子的晚年弟子，荀子在《解蔽》中说，"有子恶卧而淬掌，可谓能自忍矣。"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勤勉与好学，使他颇得孔子的赏识与喜爱，不时受到孔子的夸奖。在学术见解上，有子也大体继承了孔子的学说，重视孝悌道德，主张和为贵，强调以礼为本。《论语·学而》记载，有子曰quot;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钦。"虽不若曾子极端重视孝道，但也强调孝悌是仁的基础。他还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还强调，"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固不失其亲，亦可亲也。"由此可见，有若不仅在相貌上关于孔子，其见解似亦得孔子真传。有子后来的情况史枫有问，不得而知。但最可能的情况是承袭孔子的遗教，聚徒讲学。只是由于经过同门弟子的打击，其学难以显赫而已。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他日，弟子进问曰：‘昔大子当行，使弟子执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寓于毕，傅涝陀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竟不雨。商翟年长元子，其母为取室。孔子使之齐，翟母请之。孔子曰：无忧。翟年四十后当有五仗夫子。已而果然。敢问夫子何以如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有子经此打击，其后当然声望不显，恐也难创造什么宗派了。子游，胜言名偃，字子游。据说少孔子四十八岁，但由于勤奋好学，深得孔子的赏识，被孔子列为文学第一，对古典文献及礼乐教化似乎深有研究，与子夏齐名，故而应对孔子学说的发展与传播作过相当的贡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可见子游的名声、贡献实不在子夏、子张之下。《札记·礼运篇》记载，背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堰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者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或许正是得之于这种难得而又特殊的机会，我们相信儒家们所谓大同小康的社会理想，即便不一定是子游及其门人所记录，但由于是子游亲耳所闻，想必在其思想宗旨方面一定占有极其重要的分量。故而康有为《孟子微》自序说，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深得孔子《春秋》之学而神明之。

显然，子游之学应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而值得我们格外重视。和子游一样，子夏也是孔子晚年的得意门生。他姓卜客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荀子·大略》说，子夏家贫，平时穿得破破烂烂。有人问他：“子何不仕？”子夏说："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争利如早甲而丧其掌。"可见其性格略有点怪异，而向志于学，故被孔子誉为文学第一，与子游同列。

在孔门弟子中，子夏的勤奋好学是相当突出的，并因此获得孔子的赞赏和鼓励，孔子也尽可能地加以引导和训练，从而使子夏在孔门弟子中似乎是最全面地掌握了乃师的学说。如果仅仅从这一方面说，子夏在孔子去世之后，最有资格统领孔门弟子。然而由于其怪异的性格，使其与其他弟子并不能友好地相处。他在孔子去世之后策划推举有若而未果，只好离开孔门，前往他国聚徒讲学。

子夏的怪异性格是相当突出的。早在他追随孔子问学的时候，好谈论别人是非的子贡就问孔子，"子张与子夏相比孰贤"孔子答日："子张也过，子夏也不及。"又问："然则子张愈与"日："过犹不及。"孔子的这种评价令人寻味，子夏的性格弱点似乎相当明白。朱熹在注这段话时说："子张才高意广，而好为苛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遵守，而规模狭隘，故常不及。"而且，孔子也曾当面告诫子夏："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种告诫虽不能说是针对子夏的弱点而来，但按照孔子因材施教的原则，决不至于无的放矢，随意闲谈。

从《论语·子张》的记载看，子张，子游等人似乎也瞧不起子夏的为、人，子游说过，"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当子夏之门人间交于子张，子张问道："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怒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大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再则，如果从我们前面已反复谈到的子夏策划推举有若看，子夏并不是以学术才识道德素养作为标准，肯定别有人际关系的原因在。

基于这样一种背景，子夏在孔子去世之后便离开了鲁国，先在卫国为卫灵公做些事情，然后应邀去魏国西河讲学，名声由此大振，弟子众多，甚者如曾子后来所指责的那样，西阿之民一度将子夏比拟为孔子再生而尊敬之，可见其影响之大。其知名弟子可考者，有魏文侯、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黎等等。故而前辈学者如梁启超等人谈到子夏西河传经时都给予高度重视，以为此一环节在儒学发展过程中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梁氏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当孔子之在世，其学未见重于时君也。及魏文侯受经子夏，继以段干木、田子方，于是儒教始大行于西阿。魏文侯初置博士官，实为以国力推行孔教之始。儒教第一功臣，舍魏文侯则别无他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子夏西阿传经的情况略作说明。

子夏西阿传经时在孔子辞世、孔门弟子发生分化之后，其详细情况四史阙有间无法详述。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子夏得到孔子的学术真传，因此，儒家的一些重要经典不仅差不多都经过他的传授，而且许多重要典籍甚至可能还是由他和他的弟子一起整理成定本。东汉学者徐防说quot;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也就是说，所谓儒家经典，其大部分都和子夏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关系。

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续笔卷十四"子夏经学"一节中说得更明白，"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正传而至大毛公。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买受之于子夏。觳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木。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quot;综合徐防、洪迈二人的说法可知，后世所谓儒家经典最主要的部分，如《诗》、《书》、《礼》、《乐》、《易》、《春秋》，以及《论语》、《公羊》、《觳梁》等都和子夏有关。

徐防、洪迈的说法当然不必尽信。但当我们尚不能提出有力的反证之前，我们也不必过于怀疑，姑且存之。我们现在的兴趣是，如果按照徐防、洪迈的说法，儒家重要经典与子夏无关者似为《左传》，而我们如果稍加考定，就不难发现《左传》实际上也与子夏有相当的关联。

关于《左传》的作者及其早期传授系统，学术界向有争议。《经典释文·叙录》指出，"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侍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锋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这个传授系统大体可信，但对若干细节比如左丘明其人则均不明了而存在分歧。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quot;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俱弟子从异端，各安其意，失真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锋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来《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正相，亦上观尚吉，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子、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招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记。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由此看来，《春秋》原本是孔子据旧史而删定的当代史，但限于政治气氛与环境，七十子之徒只能口授其传旨，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耳相传总不是办法，于是有鲁君子左丘明"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还有锋椒、虞卿等人出于其他原因也著有类似的著作。

左丘明作过《左氏春秋》不必怀疑，问题在于这个左丘明的情况实在模糊。《汉书·艺文志》自注渭：左丘明，鲁大夫。《颜氏春秋·观周篇》及《孔子家谱》都指出，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左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果如是，左丘明身为鲁史，又在孔门弟子之列，与孔子同修《春秋》经。只是如《经典释文·叙录》所说，担心弟子退而异言，恐怕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显然，此左丘明非孔子弟子者莫属。

然而，遍考孔门诸弟子，知名且有能力作《左传》者似乎尚未见。《论语·公冶长》确实提到过一个左丘明，但关于此人的情况依然模糊。子曰quot;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由于孔子在此一再引左丘明以自重，因而使许多学者都怀疑此左丘明不可能是孔子的弟子，而是孔子之前的一位贤者。如杨伯峻《论语译注》即作如此判断。然而我们就此想指出的是，孔子引左丘明以自重，并不能证明左丘明一定早于孔子，更不能证明左丘明定非孔子弟子。因为孔子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对同时代人乃至自已的学生并不乏赞美之辞。如《论语》同篇中关于"闻知"的问题，孔子就对子贡说："弗如也。吾与汝(指子贡，弗如(颜回，也。"我们当然不能由此说颜回的年代早于孔子，且不在孔门弟子之列。要言之，左丘明确为孔子之门人，而他的才学也一定是孔门弟子之中最出众者。

但是，说到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即左丘明是以"左"为姓抑或以"左丘"为复姓，实在也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孔颖达《春秋左氏传序疏》以为姓"左"，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九主张以"左丘"为复姓，而俞正燮《癸巳类稿·左丘明子孙姓氏论》则认为，左是官名，正是姓。如此分歧，真令人不知所从。于是乎，便有人否认左丘明确有其人，而是别人的假冒。

那么，这个假冒的人又是谁呢章太炎《春秋左传读》据《韩非子·外储说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以及《内储说上》“乃以左氏易之”等语推断quot;《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真学，故名之日《左氏春秋》。"怀疑《左传》或成于吴起之手。钱穆《吴起传(左氏春秋，考》更明白地说："然则所谓《左氏春秋》者，岂即以吴起为左氏人故称，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耶？”并进而推断："此《左氏传》出吴起，不出左丘明之说也。"显然，这些猜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自圆其说，也使我们不必怀疑吴起是否真的有能力有时间作《左氏传》。但是我们由此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既已相信《左传》作于吴起，那么如何理解太史公所说的"左丘失明，乃传《国语》的说法呢太史公之所以这样说，显然是有根据的。因此，《左传》作于吴起说，虽能自圆其说，但总有使人不能满意的地方。其证据不足，多为推测之辞。当然，他们的探讨无疑也是一个方向，离问题的解决已经不远了。

循太史公的提示，再阅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的子夏材料，使我们突然觉得《左氏传》不是作于吴起，而是吴起的老师子夏。所谓左丘明者，也不是吴起以左为姓而来的，而是子夏晚年的自号或别称。故而《左传》便极有可能出于子夏之手或出子夏历传。

《仲尼弟子列传》说，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既殃，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其子死，哭之失明。《正义》云quot;西阿郡，今汾州也，…子夏所教处也。"西阿，战国魏地，一说在今昔、陕黄河左右。实际郡治在洛水以东

孔门弟子的分裂是孔子去世之后的事。在孔子生前，孔门弟子虽然相互之间也存在不少的介蒂和矛盾，但或许因为孔子个人人格的感召力，孔门弟子相对说来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