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译文：王曾高中状元，回到青州故乡。当地的府帅李继昌听说他回来，让城里的父老乡亲在近郊迎接他。王曾听说了这件事情，于是换了衣服，编了姓名，骑着一头小毛驴从另一个城门进了城。

他谒见李知州时， 李继昌甚感惊讶，问道：“听说你来，我已派人迎接，可是城门那里没有回复，你怎么就来了？”王曾说：“我有幸及第登科，又怎么敢劳烦郡守和乡亲们来迎接？这是加重我的罪过，因此改换了姓名，骗了远来迎接的人和门司来拜访您。“李继昌叹曰：“你才是真正的状元啊。”

二、原文： 出自南宋 吴曾《能改斋漫录》

王沂公曾状元及第，还青州故郡。府帅闻其归，命父老娼乐迎于近郊，公乃易服乘小卫由他门入，遽谒守。守惊曰：“闻君来，已遣人奉迎，门司未报，君至何为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岂敢烦太守父老致迓，是重其过也。故变姓名，诳迎者与门司而上谒。”守叹曰：“君所谓真状元矣！”

扩展资料

一、人物简介：

王曾（978年12月27日—1038年12月12日），字孝先，青州益都（今山东青州）人，北宋名相。

王曾少年孤苦，善作文辞。咸平年间，王曾连中三元（发解试、省试、殿试皆第一），以将作监丞通判济州。累官吏部侍郎，两拜参知政事。曾规谏宋真宗造天书、修宫殿之事。宋仁宗即位后，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计智逐丁谓，朝廷倚以为重。后罢知青州。景祐元年（1034年），召入为枢密使，次年再次拜相，封沂国公。因与吕夷简不和，一同被罢免，王曾出判郓州。

宝元元年（1038年），王曾在郓州去世，年六十一。获赠侍中，谥号“文正”。有《王文正公笔录》。

二、作品简介：《能改斋漫录》

笔记集。南宋吴曾撰。吴曾，字虑臣，一说字虎臣（疑误）。崇仁（今属江西）人。生卒年不详。博闻强记，知名当时。因应试不第,于绍兴十一年(1141)献书秦桧,得补右迪功郎，后改右承奉郎、宗正寺主簿、太常丞、玉牒检讨官，迁工部郎中，出知严州，后辞官。

下及元明，刊本又绝。今所见者为明人从秘阁抄出,共18卷,分13门：事始、辨误、事实、沿袭、地理、议论、记诗、记事、记文、类对、方物、乐府、神仙鬼怪。记载史事，辨证诗文典故，解析名物制度，资料丰富，援引广泛，且保存了不少已佚文献，因而为后世文史研究者所重视。诸家考证之文，往往征引其说。但作者党附秦桧，曲意取媚，在书中亦有所表现。考证也有不少失实处，故曾遭到同时代人普遍指摘。今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对此有详细评述。

北宋丁谓怙恶不悛，权倾一时，被贬到崖州并死在了那里。 最终落得身败名裂。

宋真宗死后，刘太后和年幼的仁宗身居宫中，出于对丁谓的信任，凡朝中大事小情，悉数交给其办理。然而，丁谓为人狡诈阴险，欺上瞒下，做了不少坏事。而刘太后和幼主仁宗并不知情，一直被他蒙在鼓里。丁谓见状，更是有恃无恐了，根本不把朝中大臣放在自己眼里，一时权倾朝野，俨然一副趾高气扬、颐指气使的样子。

王曾作为丁谓的手下，对其所作所为不屑一顾，非常不满他的做派，又苦于没有计策对付。整天思索着如何除掉丁谓，以保大宋江山。

不久，计上心来的王曾找到宰相丁谓。一见面，就哭哭啼啼，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不免让人心生怜悯之情。丁谓就问他：“为何这般可怜？”王曾就说自己有个外甥想脱离军籍。因为北宋时期军人没有文人的地位高，人们往往将兵丁视为小卒子。 丁谓听了之后，就让王曾去找太后诉情。可是，每到关键时刻，王曾就躲起来了，似乎很怕的样子，没有踏进宫门一步。丁谓见到这种状况，也多次劝其尽快进宫，让太后和皇帝免除其外甥的军籍。

几次三番之后，王曾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一次早朝过后，丁谓非常着急王曾情况。单独把王曾留了下来，趁退朝的机会，将其打发到了皇宫中，一再叮嘱其好好地把自己外甥的问题解决了，千万不可错失良机。

王曾到了宫中后，就历陈了丁谓的种种不是。在殿外久候的丁谓不见王曾出来，方知上当了。

没过多久，丁谓就被贬外放了。他后来也死在了外地。

　　《宋史·王曾传》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宋仁宗在一次开会时，提到了曾经两次担任宰相的王钦若。宋仁宗说，王钦若在政事堂工作了很久，我看他的所作所为，称得上是奸邪之人。宰相王曾接过话来说：“王钦若和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规，被人们称为‘五鬼’。他们奸邪险伪，真如陛下所言。”

宋仁宗

　　“五鬼用事”的说法，就不胫而走。

　　先简单介绍一下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规5人。

　　王钦若，字定国，临江军新喻县(今江西省新余市)人，生于962年，992年考中进士，分别在宋真宗和宋仁宗年间出任宰相。1025年，王钦若病逝，时年63岁。

　　丁谓，字公言，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生于966年，992年考中进士，在宋真宗和宋仁宗年间出任宰相。1037年，丁谓病逝，时年71岁。

　　林特，字士奇，南剑州顺昌县(今福建省顺昌县)人，生于951年，曾经在南唐任职。南唐灭亡后，林特归顺北宋，在宰相吕蒙正的推荐下，得到重用，累迁至刑部尚书、翰林侍读学士。1023年，林特病逝，时年72岁。

　　陈彭年，字永年，建昌军南城县(今江西省南城县)人，生于961年，985年考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1017年，陈彭年病逝，时年46岁。

　　刘承规，字大方，楚州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人，生于949年。刘承规是宦官出身，官至昭宣使、长州防御使。1012年，刘承规病逝，时年63岁。

　　在这5人中，最为大家熟知的，应该是王钦若和丁谓了。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人之所以“青史留名”，都与寇准有关。

　寇准

　　先说王钦若的事情。

　　1004年，辽国萧太后率领大军南侵，北宋朝廷震动，人心惶惶。宋真宗一见势头不妙，打算逃出京城，迁都到其他地方。当时，王钦若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王钦若是江南地区的人，主张迁都到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枢密副使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迁都到成都去。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坚持抵抗，并提出谁建议逃跑，就杀他的头。在寇准的威严之下，王钦若和陈尧叟战战兢兢，不敢说话。

　　最终，在寇准的鼓励下，宋真宗没有逃跑，而是御驾亲征，打击了辽军的嚣张气焰，促成了让北宋和辽国保持和平100多年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

　　再说丁谓的事情。

　　丁谓在出任参知政事时，宰相是寇准。丁谓在寇准面前表现得毕恭毕敬，对他唯命是从。有一天，政事堂召开会议，会议结束后寇准和副宰相们一起吃饭。寇准喝汤时，不小心汤水沾到胡须上。丁谓马上站起来，为寇准弄顺胡须。寇准笑着说：“参知政事的国家大臣，怎么能为长官拂须呢？”

　　一番话，说得丁谓又羞又恼。此后，丁谓对寇准怀恨于心。

　　其实，公允地说，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规都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他们在为官时期，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绩。

　　王钦若主导编纂的《册府元龟》，是研究上古至五代的重要文献资料。丁谓多才多艺，堪比苏轼，在担任地方官时兴修水利，减免税赋，为老百姓干了不少实事。林特是一名长期在财政系统任职的官员，参与了恢复旧盐商贩、制定新茶法等利国利民的决策。陈彭年有廉洁之风，当他死后，宋真宗到他家里吊唁，发现家居简陋破旧，不由感慨。刘承规长期在内藏库任职，对度量衡很有研究，主导了权衡改制，制作了两种新称。

我认为，王曾之所以说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规“奸邪险伪”，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特征，就是一味迎合皇帝的喜好。皇帝喜欢什么，他们就积极做什么。《澶渊之盟》签订后，王钦若见宋真宗既好大喜功，又害怕打仗，就鼓动他进行封禅泰山。其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规又以各种方式参与进来，最终促成了这场贻笑大方的封禅闹剧。

　　在王曾为代表的宋朝主流知识分子看来，大臣应该忠于职守，尽心竭力地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事，而不是去讨好皇帝，按照皇帝的喜欢去做事。当皇帝做错事时，大臣还要犯言直谏，纠正皇帝的言行，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就是历代士大夫津津乐道的“文死谏，武死战”。

　　王曾本人就是这样做的。

　王曾

　　王曾在主管审刑院时，有人违反了制书(皇帝颁发的诏令)。王曾以此人不是接受皇帝亲自下命令的人为由，以过失罪而不是故意罪论处(过失罪的处罚轻于故意罪)。宋真宗很生气，说：“如果像你这样处理，天下就没有人会因为违反制书遭到处罚。”王曾据理力争：“天下很大，又怎能人人都知道皇帝的诏令？像陛下所说，也不再有犯过失罪的人了(大家都会被处以故意罪)。”

　　在王曾的力争下，宋真宗意识到王曾做法是正确的，采取了他的建议。

唐诗宋词，犹如一道道划过历史夜空的流星，它们是如此的绚烂瑰丽，又是如此的发人深省。时隔千年，再次拜读，仍然会使人引发很深的共鸣。其中，既有悲怆壮烈的家国情怀，又有精湛细腻的文学风采。

唐宋两代，涌现出了很多的文人，有人将其中的八人并称为唐宋八大家，也叫散文八大家。他们分别是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再就是北宋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

这些人既擅长吟诗作对，又痴迷于写文著书。唐朝的两位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而北宋的王安石和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

这八大家中，其中有六位都是北宋人士，同时他们和仁宗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曾巩与苏轼还有苏辙都是仁宗嘉佑二年的进士，而他们的主考官就是欧阳修。

曾巩是欧阳修的得意弟子，苏洵是二苏的父亲。王安石虽然与苏轼的立场不同，但两人都是惺惺相惜的好友。所以，宋朝的六大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同仕仁宗朝，世人皆通晓

在这六人中苏洵年龄最大，他出生在真宗朝，不过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仁宗朝度过。剩下的五人，也都曾在仁宗朝中为官，其中很多人都当上了三朝元老。其中，还有很多著名的事件。比如王安石变法，还有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抱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态度"此心安处是吾乡"。

他们的经历虽然不同，但是每个人都在文学上有着巨大的成就。很多人的作品，也都被收录进语文课本中。

苏轼的最多，比如《水调歌头》《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等等，王安石的也不少《泊船瓜洲》、《金陵怀古》、《伤仲永》还有苏洵的《六国论》。

这些人的文学作品，比比皆是。其实，这六个人只是北宋文绩斐然代表。除了他们还有范仲淹，韩琦，富弼，晏殊，晏几道，黄庭坚，蔡襄，数不胜数。这些人大都曾在仁宗朝生活过，与赵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实北宋文学的辉煌，全仰仗着仁宗打下了好的基础。那么，为何在那个时期，频繁的涌现出名师大家，文采奕奕之辈？换句话说，为何北宋仁宗年间文坛如此兴盛？

2 上有所好，而下必甚焉

"穆穆仁宗，实惟盛德。奉身清约，议论恳恻。学勤讲筵，治法无逸"。北宋文坛风气昌隆，离不开统治者的支持。太祖太宗年间，忙着四处征伐，无暇顾及文学事宜。而真宗又急于应付契丹，以及处理太宗的未竟之业，根本没有空余时间应付。

同时，他们三位小时候并没有受到多好的教育，因此在文化水平方面也是一般。而赵祯则不同，他从小就被当成接班人培养。更有晏殊这样的大儒辅佐，不管与谁交谈，都能对答如流。抛却官家的身份不讲，他更像是一个饱读诗书的翩翩君子。

因为他自己喜欢文学，所以也希望周边的大臣们都是文人出身的士大夫。官员们想在皇帝面前，从容不迫，首先自己也得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正是在仁宗的感召之下，天下文人们逐渐增多。这既是他们修身立命的途径，也是培养自身素质的方法。

况且仁宗本人也有很多的文学作品流传于世，想要和皇帝有共同语言，自己就得先修得一身本事。

所以，宋朝文坛兴盛，与皇帝喜爱文学密不可分。不管是为了投其所好也好，为了仕途顺利也罢或者是出于热爱，总之，在当时学习文化成了一种政治正确。

唐朝是文武兼备，而北宋则不然，它是只侧重于文人。当年赵匡胤早就提出过要与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还明确规定了不得对文人处以死刑。

所以，文人地位的抬高是关键因素。同时，北宋又再度完善了科举制度，让更多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得以成真。

1 地位太高事关紧，世人急忙沐春风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北宋的文官集团地位很高，他们可以坐着和皇帝商讨国事，也可以不顾君臣之礼，与皇帝争执。尤其在仁宗年间，这样的例子不尽其数。

而仁宗本身就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士人们想说服他，自然要在文学水平上超过他。很多的官员，他首先是一个文人，其次才是士大夫。

那宋朝的六大家，个个都曾经身居高位。此外，仁宗广开言路，纳谏如流，再一次的提高的文官们的地位。

如此一来，大家敢说，敢写，自然就会充实北宋的文坛。很多朝代都没有形成自己引以为傲的流派，就是因为君主们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看的太重。

很多帝王都习惯性的不让人说话，不让说实话，所以文风自然无法兴盛。仁宗年间则是鼓励你说，想说什么，想写什么，只要不是太过分，都无关紧要。

况且，反正没有死刑，那些桀骜不驯的文人士大夫们敢怒敢言，可以自由自在的将自己的委屈或者治国理政的想法，写出来。

2 以老携新，文风正气代代传

文人之间都有惺惺相惜的感觉，有些功成名就的文豪们，看到后世出现了可塑之才，便会心生恻隐之心，有意无意的提拔，点拨他们。

如此一来，这种风气就一代代的流传了下去。当时苏轼兄弟进京赶考，欧阳修为其文笔所惊艳，此后他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苏轼兄弟，也从欧阳文忠公这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这种提携后人的精神，就自此流传了下来。苏轼他们看到文采不凡之辈，自然也会学着欧阳修，无私的为他们提供帮助。如此一来，在社会上就形成了崇文重道的风气。

很多文人之间虽然政见不同，但为国服务的初心都是一致的。他们为了大宋的发展，为了自己集团的壮大，也会去提携那些后人。有了前辈们的帮助，在仕途上自然是少走很多弯路，同时在文笔上也会有很大的进步。

北宋文坛的兴盛，主要还是来自于统治者的倡导，才产生了如此多的文人士大夫，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一些后起之秀，来传承这份文化精神。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正因为仁宗当政年间的勤政务国，致使国家经济空前繁荣，再加上文人士大夫们地位的不断抬高，他们才有了时间，也有了条件去忙着洞悉生活本质，可以自由的抒发所思所想。

1 厚禄养官，有了空闲

苏轼号东坡先生，就是因为他曾经在东坡种地，还自己创造出了东坡肉。很多人以为他是被流放，逼的没有办法，才不得已这么做。其实不然，北宋的官员薪资制度达到了历朝之最，还因此出现了冗费的现象。

即使流放中的苏轼，也是不愁吃喝，他做那些不过是为了打磨时间，过的肯定比一般百姓要好的多。

明朝没有涌现出那么多的文人士大夫，就是因为明朝的工资实在是太少。官员们连一家老小的温饱都保障不了，哪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游山玩水，他们得先顾着把一家人的生活问题解决，才有闲暇吟诗作对。

此外，北宋的市井文化也是文坛兴盛的重要因素。当时仁宗开放了宵禁，再加上一系列的刺激经济发展政策，使得汴梁成了全球最大都市。

文人们吃喝玩乐有了去处，也可以顺便见识下人生百态。他们多愁善感，便将那时的所思所想写在纸上，如此就成了文学作品。

2 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

"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北宋文坛兴盛，首先得益于仁宗这个好皇帝。他遵循祖宗家法，不断的推崇文学，致使文坛上熠熠生辉。同时，他又开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文人士大夫们得以在这个环境中创作。

试想，如果整日打仗，内忧外患，那么肯定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整日花前月下，吟诗作对。"仁宗之驾驭中外，未尝不明，而失之于柔"。

当然，他给辽国增加岁币，又答应了西夏求和的请求，的确显得有些妇人之仁，但是那也总好过发动战争，让黎民百姓都深受其害。

那唐宋八大家其中的六人，只是北宋文人的代表。在那个环境当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已经深入人心。无数的有识之士，前赴后继，纷纷为文坛的兴盛做出自己的努力。

仁宗朝就是北宋兴盛的一个开端，他在位四十余年，政治清明而且广开言路，不断地提高文人士大夫的地位。同时，他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那些文人士大夫闲来无事就是游山玩水，花前月下，当他们遭受不公正待遇时，也敢于直言不讳的说出来。

李迪(971年-1047年11月1日 )，字复古，先祖为赵郡人，后迁家至濮州。真宗景德二年，举进士第一，历通判。后来两度官至宰相。多次出入内外，以太子太傅致仕。庆历七年(1047年)卒，年七十七。谥文定。《全宋诗》录其诗两首。

　　柳开：公辅材也。

　　赵恒：真所谓颇、牧在禁中矣。

　　张方平：侍中刚塞，蕴涵纯德。发为正色，隐然柱石。章圣惠哲，察公忠烈。可临大节，托之喉舌。遂付宰柄，爰属之政。实受端命，宾傅储圣。孽臣专朝，僻讹奸骄。钩连日嚣，我心郁焦。感愤中激，志除邪逼。乃诚靖国，以宁社稷。缀衣出庭，遘闵南征。不远湘衡，顾怀周京。大人继照，图旧广孝。显扬辅导，俄还廊庙。乃平泰阶，谟明弼谐。若作梓材，尔惟盐梅。师戍羌落，帝念辽漠。公在河朔，敌崩厥角。宣力中外，文武尽瘁。若时进退，道德益大。攻夺为利，太息为义。处心云异，于道同敝。公冲而用，不激不耸。率诚以动，不勉伊中。岩廊穆清，轸念老成。俾扬颂声，式昭典刑。

　　王十朋：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质、赵普之徒，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时，有若李沆、王旦、寇凖。在仁宗时，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6]

脱脱：李迪、王曾、张知白、杜衍，皆贤相也。四人风烈，往往相似。方仁宗初立，章献临朝，颇挟其才，将有专制之患。迪、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习，不敢窥觎;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献亦全令名，古人所谓社稷臣，于斯见之。宋之贤相，莫盛于真、仁之世，汉魏相，唐宋璟、杨绾，岂得专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