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漳，读音作zhāng(ㄓㄤ)]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黄帝赐封的十二个基本姓氏之一妊姓，属于因故改姓为氏。

据史籍《元和姓纂》记载，妊姓是黄帝赐封的十二个基本姓氏之一，始祖为黄帝的长子。又据《左传》说，妊姓出自风姓，是太昊伏羲氏的后裔。黄帝二十五子，得姓十二，其一为妊，而谢、章、薛、舒、吕、终、泉、毕、过、祝十姓，都是出自最初的妊姓。因此，章氏推溯起来当然是五千年前黄帝的后裔，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姓氏。

章氏祖先原居零陵(今湖南邵阳一带)，后有一支族人迁至龙城(今湖南湘乡地区)，为与原章氏一族有所区别，遂改加“氵”偏旁而称漳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二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古代漳水流域，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漳水，河流名称。

在典籍《周礼·夏官·职方氏》中记载：“冀州，其川漳。”在奠基《山海经》中记载：“漳水，发鸠之山，漳水出焉。又东北百二十里曰少山，淸漳水出焉。又水出南郡临沮。荆山，漳水出焉。”在《说文解字》中注释：“浊漳，出上党长子鹿谷山，东入清漳。清漳，出沾山大要谷，北入河。南漳，出南郡临沮。”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称漳水者，著名的有五条：

一称浊漳水，发源于今山西省长子县，东北流向至襄垣县北，东南流入河南省林县北界，与清漳水汇合。

二称清漳水，发源于今山西省昔阳县，南向流入河南省林县北界，与浊漳汇合。

三称漳江，亦称云霄溪，发源于今福建平和县博平岭山脉东麓大峰山，东向于云霄县接纳顶溪和南溪后注入东山湾，流向台湾海峡，注入东海。

四称漳河，位于今湖北省荆门、宜昌、襄樊三市交界处三国时期古战场的中心地带，为长江中游北岸支流沮漳河的东支，流过今湖南省桃源县城，形成“桃源八景”之一后汇入沅水。

五称漳江，发源于今贵州南部的黔桂边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是水春河峡谷的中下游河段，至龙王洞入地下暗河。

古代，居于漳水流域近岸的住民，从先秦时期至两汉之际即有以漳水为姓氏者，称漳氏，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第三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唐朝时期古漳州，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漳州，为州名，即今福建省漳州市地区。

漳州是古老的文化名城，早于一万年前就有中国古先民在该地区繁衍生息。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漳州被列入秦朝中央版图，隶属于闽中郡。汉朝时期以梁山为界，分属南越、闽越两个地方政权，延至隋朝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归于一统。

唐朝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则天大圣皇帝武则天将福州西南境区拆出，建漳州，迄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历史。其后，在五代乱世之时，中原许多民众为避战乱灾祸，纷迁闽南地区，其居漳州地区者，有以居地名称为姓氏者，称漳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满族扎拉哩氏，亦称查拉里氏、贾拉喇氏，源于元朝时期女真扎剌儿部族，以部为氏，满语为Jalari Hala，世居瓦尔喀(今南自长白山、图门江以北，北自黑龙江下游乌扎拉地方以南，东海岸则自俄罗斯滨海地区南，包括赫席赫、鄂漠和苏鲁、佛讷赫托克索等地，一说为乌苏里江流域)、乌拉(今吉林永吉)、扎库木(今辽宁新宾下营子)等地。清朝初期，扎拉哩氏族有将领扎拉哩·阿布善，满洲正蓝旗人，世居瓦尔喀，参与郑成功的军队作战，在攻漳州过程中阵亡，被康熙大帝追赠为云骑尉。扎拉哩·阿布善的后裔子孙中，有悼念先祖战功事件者，以阵亡之帝为姓氏，称漳氏。满族扎拉哩氏，在清朝晚期以后，后多冠汉姓为张氏、漳氏、詹氏、年氏、白氏等。

据史籍《满汉名臣传》记载，满族卓佳氏，满语为Jogiya Hala，为满族脱谱姓氏。清朝中期，卓佳氏族有将领卓佳·常泰，满洲正蓝旗人，清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从征蒙古准噶尔部，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又从征大小金川，他作战骁勇，皆立有战功，乾隆大帝对其很是赞赏，累官升迁至福建漳州总兵。在卓佳·常泰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作在为姓氏者，称漳氏。满族卓佳氏在清朝晚期以后，多冠汉姓为卓氏，唯有卓佳·常泰家族例外。

二郡望：

零陵郡：零陵、永州是两个重要的古地名。永州在隋朝以前称零陵。隋朝以后，永州、零陵成为一地二名。零陵得名于舜葬九疑。《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这里所说的零陵，实际上就是舜陵，或者说是舜陵的别称或美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立零陵县，也有纪念舜帝之意。三国时期孙吴国置郡，为黄盖之族所建。唐朝初年废黜。隋文帝统一中国后，按“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废除州、郡、县制，实行州、县制。因郡西南有“永山永水”，将零陵郡改置永州总管府。从置永州总管府到现在，永州这一地名和行政区划名称，已经存在一千四百多年了。1949年10～11月，永州各县先后解放，永州专区于10月正式成立。1950年5月，永州专区改名零陵专区。1952年11月，衡阳、零陵、郴州三个专区合并为湘南行政区。1954年7月，湘南行政区撤销，原零陵专区所属各县，除新田划归郴县专区外，其余县全部划归衡阳专区。1962年12月底，恢复零陵专区，专员公署设零陵县芝城镇(今芝山区)，辖八县：零陵、东安、道县、宁远、江永、江华、新田、蓝山。原零陵专区的祁阳、祁东二县划归衡阳专区。1964年5月，划零陵、道县的十二个公社和九个国营林场，设置潇水林区管理局。1968年9月，改零陵专区为零陵地区。1979年，零陵县东风镇改名永州镇，由地区直接领导。1982年1月，改永州镇为县级永州市。1983年2月，祁阳县重新划归零陵地区管辖。1984年6月，撤销零陵县，恢复县级冷水滩市。至此，零陵地区辖永州、冷水滩两市和祁阳、东安、双牌、道县、宁远、江永、江华、新田、蓝山等九县。1995年11月21日，国务院以国函[1995]110号函批复湖南省人民 ，同意撤销零陵地区和县级永州市、冷水滩市，设立地级永州市。原县级永州市改名芝山区，原冷水滩市改名冷水滩区。地级永州市辖原零陵地区的九县和芝山、冷水滩两区，市委、市人民 驻芝山区。1997年7～8月，市委、市人民 先后迁驻冷水滩区。

龙　城：即今湖南省湘乡市。湘乡在春秋战国时期属楚国，秦朝属长沙郡湘南县。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长沙郡。后于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封长沙王的儿子刘昌为湘乡侯。自此始有湘乡之名。东汉时改长沙郡，原湘乡侯领地改为湘乡县。西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皇帝刘欣将涟水流域赐给长沙王子刘昌，封他作湘乡侯，这是湘乡建置之始。东汉建武初年，原湘乡侯领地置湘乡县，原荆州零陵郡，县治就在今市城。三国时期孙吴属衡阳郡，并为衡阳郡治所在。南朝宋永初三年(公元442年)并连道入湘乡县，县域扩大，仍属衡阳郡。隋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撤衡阳郡，将湘乡、湘西、衡山三县合并为衡山县，属潭州总管府。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改潭州总管府为长沙郡。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析衡山县复置湘乡县。元朝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升为湘乡州。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湘乡州降为湘乡县。清代，湘乡县属长沙府。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改府州建制为道，湘乡县属湘江道。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废道制，湘乡县直属省辖。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属湖南省第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邵阳)，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4月改属湖南省第五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设益阳)。在习惯上，湘乡有“新湘乡”和“老湘乡”的区别。将现在的湘乡称作新湘乡，将1952年拆县前的湘乡，称作“老湘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湘乡县属益阳专区。1952年，湘乡县划出现在的双峰县全境及涟源一部分，余下仍称湘乡，次年11月湘乡改属邵阳专区。1965年7月改属湘潭专区。1983年2月湘潭撤地建市，湘乡改由湘潭市管辖。1987年3月6日，湘乡县正式改为湘乡市。

漳　州：即今福建省漳州市。漳州具有悠久的历史。唐武后垂拱(公元685～688年)以前，这个地方还没有建制。秦、汉时只在闽粤通道的盘陀岭设蒲葵关；晋朝初年在梁山下建绥安县；梁天监(公元502～519年)年间在荆城(今靖城)建兰水县；梁大同六年(公元504年)在九龙江畔建置龙溪县。隋朝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并绥安，兰水入龙溪县。唐朝高宗总章(公元668～760年)年间，闽粤一带少数民族常连结一起反抗唐王朝。至唐仪凤(公元676～679年)年间，唐高宗诏令玉铃卫翌府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率府兵二千多入闽，并统领岭南行军奋力征战。陈政死后，其子陈元光继承父志，率领其众，平定了闽粤边境，在云霄县的漳水之北且耕且。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陈元光经奏准在泉、潮二州之间设置一州，州治最初设在云霄县的西林，因旁漳江，所以定名为“漳州”。同时，在绥安故地设置漳浦县。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漳州治移到李澳川(今福建漳浦)，到唐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又迁往龙溪(今福建漳州芗城)，改称漳州郡。元朝时期改称漳州路。明、清两朝称漳州府。民国初年并为汀漳龙道；民国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改为福建省第五行政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福建省第六行政区，又叫龙溪专区；1969年改为龙溪地区。1985年7月实行地改市、市管县行政体制，原来的龙溪地区改为漳州市。漳州建置后，沿革多变，管辖范围和县份不一。唐垂拱年间时，分出泉州所辖龙溪县一部分隶漳州，分置漳浦和怀恩两县；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废怀恩县，割龙溪县来属。宋朝乾德(公元963～968年)时，领县除龙溪、漳浦外，还有龙岩、长泰，共四县；元时增设南胜县(后改为南靖县)。明朝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增加漳平县；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析出平和县；明嘉靖九年(公元1734年)龙岩分出升为直隶州，并管辖漳平、宁洋两个县，漳州府范围剩下七个县。民国以后，从漳浦分出了云霄县，划漳浦和诏安的一部分建置东山县，复从龙溪县分出了华安县，这时管辖又增加为十个县了。1951年6月1日，在行政专员公署所在地建立了漳州市；1960年春，龙溪县与海澄县合并为龙海市；1985年6月，地市合并改称漳州市，原漳州市建制改为芗城区。1993年6月，龙海撤县建市(县级市)1997年1月，龙海市、芗城区各划出一部分辖区成立龙文区。漳州市遂辖八县一市二区，即漳浦、云霄、东山、诏安、平和、南靖、华安、长泰县和龙海市、芗城区、龙文区。

“东乡武术” 虽然在全国武林中没有另立门户，确也曾响当当的威震八皖。它的源流何在，有什么地方特色，何以能自成一家具有神威的魅力？

从枞阳周家潭章、周大姓的家谱中，才可以找到这个武术系统的蛛丝马迹。据周潭镇永兴村《鹞石周氏宗谱》记载，其祖“文一讳仕龙，生失考。省考中解元，有名登龙虎榜。文武双全，学博渊源，精通子史，更懂汉字五音之学。武有三十六翻身，七十二变化之妙术。宋季附籍桐城县清净乡杨都湖上鹞石山下，设教馆授生徒，而四方远近者争师之。”“清净乡”即宋、元、明、清时期桐城东乡的称谓，“杨都湖”即今天周潭镇和陈瑶湖镇境内的陈瑶湖、枫沙湖水系。由此可见，周氏早在宋代就迁移到枞阳县周潭镇，并成为东乡武术起源流派之一。据章氏族谱所载，章姓始祖可追溯到秦朝大将章邯。唐朝的先祖为仔钧公，系名将，有15个儿子，他的后代有一支迁至安徽泾县，宋时也出过一些武官，元朝时泾县章家天武、天禄兄弟迁来周潭乡大山（原名发洪山）定居。在大山繁衍的后代有武艺高手，如章慕斌，就是清嘉庆甲子科第二名武举人。章氏祖传的武艺，原属福建少林门派。（因先祖也曾在福建蒲城住过）

约在明朝前期，周氏第三世祖与章家联姻，周姓武术又掺入河南少林、湖北武当的套路，所以在明末时萌芽的“东乡武术”，已是南拳北腿的混合流派。它既有南拳“拳打卧牛之地”的步伐稳健、刚劲有力的特点，又有北派拳的跌打滚翻，以腿功见长的风格。它以中低架势为主，低盘为多。步型以马弓步和震脚为多。它以刚劲为主，出手快捷、灵活多变，勇猛凶悍为特色。

“东乡武术”形成后主要用于防卫守土，注重实用，不搞花架子。因为习武者都是农家子弟，除了上百种的拳路套数，十八般武器外，他们还结合农家生产工具，甚至日常生活用品，使之由非武器而化为武艺。我读初中时，有一些东乡同学，几乎都在原籍学过武术，其中有一种叫“板凳花”的套路，真是闻所未闻。它教你坐在长条木板凳时，遇到战斗需要时，立记得转身用两手紧握板凳腿，举起一条板凳便成了武器，只见上下翻腾，左右抵挡，就变出不少攻防的架式来。这便是板凳花。

干农活用的钉耙、扁担、叉子，都被精通武术者设计了武艺动作，成为套路。也是幼小时，还听说一位农家拳的高手发明了用半个钉耙战斗的狠招，他名字即称某半耙。武侠影视中乾隆爷以纸扇做武器，出神入鬼，东乡的神手们以干活擦汗的大毛巾也能甩出攻防的招数，可惜金庸之辈还是没有看过或听说我们东乡拳的活学活用还有那么多他们想像不到的神奇。

“东乡武术”还有不少神奇、神秘的“功”法，如轻功，“贴壁挂画”即是其中的一种。另有“二龙戏珠”、点穴法、铁砂掌、硬功等都是最难学的。在三十六教头中，都或多或少各有所长地掌握了不同的奇功绝技，可惜这些“功”都无文字传承下来，加上过去我国古代习武练功历来有“家传不外传”、“传媳不传姑”的规矩，所以它们几乎全都失传了。

今天，我们重温祖国武化遗产，主要为了自卫、健身，也可对现代反恐擒拿，武装侦察的技艺中注入古典武艺精华的有益元素，使其重放光芒。这也是一种实用的“古为今用”吧！

东乡武术 简介

渊源

据周潭镇永兴村《鹞石周氏宗谱》记载，其祖“文一讳仕龙，生失考。省考中解元，有名登龙虎榜。文武双全，学博渊源，精通子史，更懂汉字五音之学。武有三十六翻身，七十二变化之妙术。宋季附籍桐城县清净乡杨都湖上鹞石山下，设教馆授生徒，而四方远近者争师之。”“清净乡”即宋、元、明、清时期桐城东乡的称谓，“杨都湖”即今天周潭镇和陈瑶湖镇境内的陈瑶湖、枫沙湖水系。由此可见，周氏早在宋代就迁移到枞阳县周潭镇，成为东乡武术起源流派之一。据《章氏族谱》记载，元代，有天武、天禄兄弟二人迁周潭定居，并带来福建的南少林武功。此后，经周、章两大家族世代扩散融合，习武之风不断，到了清初，以周潭为中心，周围50里的居民都争相习武，习武之风遍及整个东乡，形成了“东乡武术”。

特点

东乡武术发展巅峰时期，定居在周潭镇永兴、大山、彭桥、七井、施湾、吴桥等村的周、章、陆、邓、谢、王、汪、吴这几个家族，男女老少嗜武成性，家家备有刀枪棍棒，奇拳怪招，高手如云。

东乡武术融“南拳北腿”于一体，特别注重功法，拳械术套路虽不多，但比较复杂，善于破解对方阵式和路数，拆招散打，攻防合一。

明清之际，东乡武术南北拳种包容兼收，在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中，又创出了许多新拳种，举手投足都能显现高深的功力，普通的生产生活工具都能当兵器，譬如：拳术中的三掌、三踏、三炮、双盖、摸刀鱼、甩菜瓜、奤子走路、走趟对打等，器械中的半耙、铁尺、板凳花、扁担花、手巾花等等。

东乡武术主要以低盘架势为主，走趟田字形、一字形为多。步型以马弓步和震脚为多，辗转幅度小，正所谓拳打卧牛之地、棍探龙潭虎穴。肢体动作以拳、掌、肘、上肢动作为主。劲力刚猛，行拳迅速，灵活多变。看似朴实无华，但精妙绝伦，往往能一招制敌，出手便是绝杀，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因此，东乡流传着“畈畈有好田，村村有好拳”的谚语，由此可窥一斑。

在称霸文坛三百年的桐城派故里安庆市枞阳县(原属桐城)，也有着习武的风气，当地有句俗话“文不过南乡，武不过东乡”。在2013年中国体育文化·体育旅游博览会上，来自该县的“东乡武术”，被评为首批“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项目”。 11月12日，记者专程来到东乡武术的发源地枞阳县周潭镇探访，发现曾经名满江湖的东乡武术，正面临失传的困境，亟需保护。

习武之风犹存

娃们体育课上学武术

　　老校长章友武同时也是东乡武术的传承人，他告诉记者东乡武术已经作为彭桥小学体育课的内容之一。　素有“武术之乡”美誉的周潭镇是东乡武术的发源地。 13年11月12日下午4点半，正值放学时间，该镇彭桥小学操场上老校长章友武正冒着细雨义务教授学生东乡武术。有近20名小“功夫迷”，都是3年级以上的学生。

走在周潭镇，你无处不感受到当地的习武之风，家家有刀枪棍棒，上了年纪的老人，不分男女大都会耍几拳。在该镇大山村，文化墙上印着拳谱。在习武堂，还有一把有上百年历史的关公刀，系清朝武举人章慕斌马上兵器。

老翁三顾茅庐学绝技

69岁的章根苗是东乡武术首席传承人。这几天他都在忙活着一件事——拜师学艺。

章根苗告诉记者，他正想学的是“毛巾花”，这是一种用毛巾作为武器的功夫，只有村里82岁的章老先生会，但他还保留着过去老拳师的传统，无缘不教拳，“我现在一有空就到他家串门，记不清去了多少次，我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 ”

据章根苗介绍，东乡武术有三十多种套路，现今只剩下约20种套路了，很多绝学已经失传。

氏家谱字辈：思、文、柔、孚，予、汝、庆、长，传、之、百、世，启、明、印、清，开、承、述、继，宗、德、绍、光，永、延、亦、绪。

河北卢龙任氏族谱三卷，（清）任保合纂，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河北省卢龙县地名办、河北卢龙县文物管理所。

江苏江都任氏南渡分支集族谱八卷，（明）任钦始修于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清）任承烈续修，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铅印本八册。现被收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源自黄帝

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为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嬛、依等十二姓，其中有四人分属二姓。

《国语·晋语》中胥臣解释说：“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衣是也。”

《史记》载：黄帝，少典之子。任姓出自黄帝少子禺阳的后代，属于帝王赐姓、以国名为氏。

据《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左传正义》记载，任氏是五千余年前黄帝赐封的十二个基本姓氏之一，是一个十分古老而又具有光荣传统的姓氏。

隐公十一年左传疏：“任姓，谢、章、薛、舒、吕、祝、终、泉、毕、过，言此十国皆任姓也。”

因黄帝造车，任姓自称轩辕氏、人皇、皇族，又因奚仲造车，任姓自称轩辕皇族。西周初期，有谢氏、章氏、薛氏、舒氏、吕氏、祝氏、终氏、泉氏、毕氏、过氏这十个姓氏。

都是任氏后裔的封国，是由任氏分支出来的。又据《左传》上有一句话说：“不敢与诸任齿”，其中所谓的“诸任”，指的就是这十个姓氏，为西周贵族大姓，因此不敢与其争辩，可见当时任氏族的显赫。

传说轩辕黄帝敕建任国，并将任国赐予少子禺阳，禺阳以此赐姓任，传说任国，民风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无官无吏，无兵无征，无税无赋，无贫无富，无贵无贱，民无害人之心，也无欲无求，却怡然自乐，太平永寿，任国的子民都愿生生世世为任国人，是远古时代的大同世界。

以上内容参考    任氏

三通学·郑樵与《通志》

《通志》二百卷，是我国古代继《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

作者郑樵字渔仲，号溪西遗民，因其在夹漈山结庐读书、讲学30余年，故时人又称他为夹漈先生，他是福建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据近人考证，他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59岁。他一生不事科举，专门读书。16岁丧父之后，更加远离人事，与堂兄郑厚筑室夹漈山，“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并认为，“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夹漈遗稿》中《献皇帝书》)虽然，其堂兄郑厚中途弃学就仕，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郑樵读书的初衷，他一直在这里潜心用功了30来年。在这30来年中，他边读书边著述，名气越来越大。这时，他有感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恐君百岁后，泯灭人不闻。赖藏中秘书，百代无湮沦。”他把自己的著作抄写了一份，并写了一通《献皇帝书》，一齐上奏朝廷。他在《献皇帝书》中，详叙了他的治学和著述情况：

臣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

十年为经旨之学。以其所得者，作《书考》，作 《书辨讹》，作 《诗传》，作 《诗辨妄》，作《春秋传》，作《春秋考》，作《诸经略》，作《刊谬正俗跋》。(按即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宋避“匡” 字而改。)

三年为礼乐之学。以其所得者，作《谥法》，作《运祀仪》，作《乡饮礼》，作《乡饮驳议》，作《系声乐府》。

三年为文字之学。以其所得者，作 《象类书》，作《字始连环》，作《续汗简》，作《石鼓文考》，作 《梵书编》，作 《分音》 之类。

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图》，作 《春秋列国图》，作 《分野记》，作 《大象略》; 以虫鱼草木之所得者，作《尔雅注》，作《诗名物志》，作《本草成书》，作《本草外类》;以方书之所得者，作《鹤顶方》，作《食鉴》，作 《采冶录》，作 《畏恶录》。

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 《群书会纪》，作《校雠备论》，作《书目正讹》;以图谱之所得者，作 《图谱志》，作 《图书谱有无记》，作 《氏族源》; 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阙记》，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此皆已成之书也。(见 《夹漈遗稿》卷二)

据上可知，郑樵在30年间，共完成了四十二种著作。他当时还有一些未完成的著作，他在《献皇帝书》中继续写道：

其未成之书，在礼乐，则有《器服图》;在文字，则有《字书》，有《音读》之书;在天文，则有《天文志》;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在虫鱼草木，则有《动植志》; 在图谱，则有《氏族志》;在亡书，则有《亡书备载》。(同上)

这里提到了八种书，合已完成的四十二种，恰是五十种书。

据《宋史》卷四三六《郑樵传》，我们知道郑樵向朝廷献书是绍兴十九年(1149)的事，其时，郑樵46岁。由于其所上书，“诏藏秘府”，郑樵“益厉所学”(以上引文均见《宋史·郑樵传》)。他在继续完成未竟著作的同时，逐步产生了修一部“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的史书的打算。(见《夹漈遗稿》卷二《寄方礼部书》)由于历史上的前车和现实处境，郑樵向朝廷提出了两点要求：①史书“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同上)②“庶沾寸禄，乃克修济”。(《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其实，郑樵的要求并不高，他只是希望朝廷援引对待陈烈、徐积与胡瑷的先例，“以一命，官本州学教授”;或者援引唐朝对待蒋乂、李雍的先例，“与集贤小职，亦可以校雠，亦可以博极群书”(《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郑樵所要求的，不过是要解决温饱和著述的笔札而已，元人修《宋史》，据此说郑樵“独切切于仕进”(《宋史·郑樵传》)，实在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无稽之谈。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由于侍讲王纶和贺允中的推荐，宋高宗赵构召见了郑樵，并授他为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这是朝廷较低级的文职官员。但由于遭人弹劾，郑樵连这个芝麻官都没有当成，最后“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宋史》卷436《郑樵传》)这时，他已55岁。回家以后，他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通志》的撰著和抄写，完稿后的次年春天，即绍兴32年(1162)三月，郑樵便与世长辞了。

《通志》共有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十五卷，载记八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本书上起三皇五帝，但其下限全书并不一致。郑樵说：

《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通志·总序》)

《通志》的纪、传等部分，主要取资于宋及宋以前的正史，郑樵虽对旧的史文有所剪裁，但总的来看主要是因袭而缺乏新意。而其书的二十略则不同，二十略是郑樵用毕生精力研究的成果。二十略共包括： 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这二十略都源于郑樵相应的著作，郑樵在《上宰相书》中透露了这一信息，他说：

观《春秋地名》，则樵之《地理志》异乎诸史之《地理》;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观樵《分野记》、《大象略》之类，则《天文志》可知;观樵《谥法》、《运祀议》、《乡饮礼》、《系声乐府》 之类，则《礼乐志》可知; 观樵《象类书》、《论梵书》之类，则知樵所作《字书》，非许慎之徒所得而闻;观樵之《分音类韵》、《字始连环》之类，则知樵所作韵书，非沈约之徒所得而闻; 观 《本草成书》、《尔雅》注、《诗名物志》之类，则知樵所识鸟兽草木之名，于陆机、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长;观《图书志》、《集古系时录》、《校雠备论》，则知樵校雠之集于刘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长。( 《夹漈遗稿》 卷三)

可以看出，《通志·二十略》，几乎都是郑樵已有著述的改易，或者说，其内容全部本之于郑樵的已有著述，而这些著述恰是郑樵30年潜心研读的结果，都是他的真知卓见。

对于这二十略，郑樵颇为自负，认为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又说： “其五略(按指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同上)郑樵的话显然过于夸张，其实，在所谓“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十五略中，天文、艺文以及灾祥，在郑樵以前的史籍中都有相应的“志”，尽管所记内容的范围、角度或有差别，但它们不属郑樵创造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礼略、谥略、器服略等，都在《通典》中属于《礼》典的内容，它们显然也不是郑樵所创造。但在二十略中，确有“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内容，这就是郑樵所增益的都邑、氏族、六书、七音、校雠、金石、图谱、草木昆虫八略。不过，早在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即已提出，史书“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则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史通》卷三《书志》) 可见在这八略之中，其发明权也不都属郑樵。属于郑樵独创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是《校雠略》、《金石略》与《图谱略》。

以性质而论，《校雠略》应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研究的理论性著作，它探讨了文献的收辑、文献的分类和文献的著录等等问题。汉代刘向编制书目以前，必先进行校雠(即今天说的校勘)，这虽是简册时代的特殊情况，但郑樵仍守其遗制，视目录为校雠，《校雠略》 的取名盖本于此。

书有散佚，自古皆然，故孔子有 “文献不足”，“杞不足微”之叹。但从历史上考察，郑樵认为，不少亡书只是散在了民间而已，其实并没有亡。他说：

古之书籍，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古文尚书音》，唐世与宋朝并无，今出于漳州之吴氏。陆机《正训》，隋唐二志并无，今出于荆州之田氏。《三坟》 自是一种古书，至熙、丰间始出于野堂村校。按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家有数件古书，皆三馆四库所无者，臣已收入求书类矣。又《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义》十卷、《京房易钞》一卷，今世之所传者，皆出吴氏。应知古书散落人间者可胜记哉! 求之之道未至耳。(《校雠略·亡书出于民间论一篇》)

他在《校雠略·收书之多论一篇》中，亦明确指出，堂堂的天府，不能尽有天下之图书，别无它因，“患不求耳”!“是求之道未至耳”!那么，怎么访求民间的遗书呢郑樵提出了八种方法，这就是：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

所谓即类以求，说通俗点，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向相应的专家去访求。郑樵举例说：“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灵台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星历者;太常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律者……”，这就是即类以求。

所谓旁类以求，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和另一些行业的人有关系，可向这些相关的行业去求。如“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周易》之书多藏于卜筮家，《洪范》之书多藏于五行家……”

所谓因地以求，是指地方文献，则在其地访求。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

所谓因家以求，即求之于某些文献作者的后代或家乡。郑樵举例说，如《钱氏庆系图》，即可求于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谱》，即可求之于申公之后。他说，徐寅的 《文赋》，今蒲田有之，以其家在蒲田;《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居长乐。

所谓求之公，即求之于有关官府，这主要是指“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等，因这些书大都是官府必备必用之书，只要这些官府未经兵火洗劫，一般都会保存的。

所谓求之私，即面向民间，面向民间的私人藏书家。据郑樵说，这些私人藏书家向来都准备两个书目，其中一个书目是专门给别人看的，一般不载奇书秘籍;而另一个书目则是秘不示人的。郑樵说：“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足见向民间求书并不容易，但却是一条重要途径。

所谓因人以求，即因某人有名家之旧藏，迹其所从来，专追寻这些旧藏的下落。郑樵说：“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其有《荆州田氏目录》。若迹其守官，知所由来，容或有焉。”

所谓因代而求，即是按其书时代的远近而求之。一般说来，“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人之手，何不可求之有”(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

郑樵的求书八法，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他一生求书的经验总结。他在《与景伟兄投宇文枢密书》中说：“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见《夹漈遗稿》卷二)因此，他熟知求书的途径和方法，这八法，应该说都是经过他实践证明而行之有效的。

郑樵同时指出，求书只凭个人之力是微乎其微的，因而他向朝廷提出了“求书遣使，校书久任”的建议。就是说，国家需要设立求书之官，派遣他们到民间去求书;国家还需要设立校雠之官，使他们久任专职，成为这方面的专门家，这将对搜天下遗书大有好处。郑樵说：“汉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久矣。至成帝时，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开皇间，奇章公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后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禄山之变，尺简无存，乃命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朝，遂有十二库之书;唐之季年，犹遣监察御史诸道搜求遗书。知古人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薮泽可以无遗。”(《校雠略·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一篇》) 可见郑樵的求书遣使说，是从历史上总结而来的。至于校书久任，郑樵列举了司马迁父子、刘向父子等，以为“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同上)久司其职则必学有专功，这对保存和整理文献当然是极重要的。他在《编书必谨类例论六篇》 中指出：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这里虽然强调的是“编书必谨类例”，即注重图书分类，但要对图书进行分类，就必须要“明书”，即了解有关图书的内容，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学有专长。从这个逻辑关系上看，郑樵显然认为学有专长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它都无从说起，这是与“校书久任” 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在具体著录图书方面，郑樵首先强调对图书进行分类，他认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同上)把图书分类比喻作率领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恰当的，也很形象。试想军队若是没有队列，岂不成了乌合之众同样，图书如不进行分类，也便成了一堆乱书，无法利用。

对于著录图书，郑樵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

首先是著录图书时的“类书”与“类人”问题。所谓“类书”，即“以人类书”，著录时以书名为主，作者用小字系于书名之下;而所谓“类人”，即“以书类人”，著录时以人为主，作者在书名之前，都用同一大小的字书写。《新唐书·艺文志》就是采用的后一种办法。郑樵批评说：

《唐志》以人置于书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辂传》三卷，《唐》省文，例去 “作”字，则当曰“管辰管辂传”，是二人共传也; 如李邕作《狄仁杰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邕狄仁杰传”，是二人共传也。又如李翰作《张巡姚訚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翰张巡姚訚传”，是三人共传也……《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乃王睿撰，若从《唐志》之例，则当曰“王睿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是王睿复为注解之人矣。(《校雠略·不类书而类人论三篇》)

郑樵通过对《唐志》的批评，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以人类书”的原则，就是著录时以书名为主，复注作者于其下。这一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它将避免不少不必要的混乱。

郑樵第二个意见是，著录图书时不要“见名不见书”，亦不要“看前不看后”揣测书的内容。郑樵举例说：

《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颜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篇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后……按《刊谬正俗》当入“经解类”。(《校雠略·见名不见书论二篇》)

郑樵在这里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认真核实内容的原则，不能掉以轻心、马虎从事。这一原则无疑是很重要的，它将保障著录图书，特别是在图书分类上少出错误。

郑樵的第三个意见是，编次书目不要失书。他说：

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

郑樵举例说，《唐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星书，但没有日月风云气候之书，郑樵反问：“岂有唐朝而无风云气候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又举宋《崇文总目》说，它倒是有风云气候书，却没有日月之书，“岂有宋朝而无日月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编次失书论五篇》)这一意见和前面的意见很有关联，但侧重点却不完全相同。因为很清楚，编次要做到不失书，除上条强调的要认真，不草率行事外，还需要有一个总体观念和全局的认识，靠这种认识来把握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这样才有可能保证著录全面，不使任何一方面偶或遗落。

郑樵最后一个意见是，“编次必记亡书”。著录已经亡佚的书，不是为了备篇幅，而是为了以后访求遗书提供依据和参考。

郑樵的 《校雠略》虽然只有《秦不绝儒学论二篇》等二十一题，为文不过几千言，远非皇皇巨制，但却字字甘苦，每一题都是自身实践的经验总结。他结合历史，把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提出了一些卓有见地的看法，这正是《校雠略》的价值所在。

在《通志》二十略中，郑樵既设了《艺文略》，著录古今图书，又在《艺文略》之外，设了本可包容于《艺文略》的《图谱略》和《金石略》，其中的深意很值得研究。尤其是《图谱略》，不过区区一卷，著录图谱总计不足三百种。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小类，如《孝经类》，仅收《应端图》一种; 《刑法类》亦仅路仁恕《五刑旁通图》一种;其《时令》、《算术》、《食货》三类，也是各著录一种图书。至于《论语类》，也不过 《井田义图》、《论语世谱》两种而已，其它如《易类》、《诗类》、《经学类》、《小学类》等，也都同此，大有强为立目之意。那么郑樵为什么非要立《图谱》一略呢 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1)从学术上说，郑樵深诋刘、班。他说：“歆、向之罪上通于天。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图谱略·索象》)很清楚，郑樵把图谱不传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刘向父子及班固等人。郑樵十分强调图谱的作用，他甚至说：“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同上)郑樵列举了两个实例，以说明图谱的重要：

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 《汉宫室图》焉。

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 焉。

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图谱略·原学》

勿庸置疑，对某些问题，图谱的确有直观的效应，如器物形状、地理方位、宫室布局等，较之文字，图至少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特别是器物的形状、文字很难曲尽其妙，在这方面便非图莫属了。但图与文字不同，文字是人所共识、人所共用的，而画图则需要一定的技艺，因而较为难传。郑樵似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是力诋刘、班，这当是他立《图谱略》的原因之一。

(2)从时代背景上说，郑樵的一生，主要处于靖康之变以后、高宗中兴的时期。由于宋金战事的需要，具有军事价值的地形图显得十分重要，诚如郑樵所指出：“非图无以明关要。”(《图谱略·明用》)事实上，自从宋与辽、金南北对峙以来，宋便十分注重辽、金的地理形势。如北宋神宗熙宁间，沈括使辽，他便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成《熙宁使契丹图抄》，上之朝廷。南宋张棣的《金虏图经》，顾名思义，其书原必有图，可惜图于今不传，而记述由宋至金的驿站里程文字，却完好地保存《三朝北盟会编》与《大金国志》之中。在《图谱略》中著录有：《大辽对境图》、《大金接境图》、《契丹地理图》、《西夏贺兰山图》等等，不用说，显然都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实用价值。这应是郑樵立《图谱略》的又一个原因。

(3)从个人情怀上说，郑樵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一个一心想报效朝廷的志士。靖康之变，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而北，这时，郑樵与他的堂兄郑厚给在朝显宦宇文虚中写了封信，他们在信中慷慨陈辞说：

然则厚也樵也何人也 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谓能死义之士也。谓人生世间一死耳，得功而死，死无悔!得名而死，死无悔!得义而死，死无悔! 得知己而死，死无悔! 死固无难，恨未得死所耳。今天子蒙尘，苍生鼎沸，典午兴亡，卜在深源一人耳。厚兄弟用甘一死，以售功、售名、售义、售知己。故比见阁下，以求其所也。(《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

字里行间充满了为功名、大义的献身精神。可惜的是，郑樵兄弟的愿望未能实现，更可惜的是，宋作为失败者，将淮河以北大片领土归属了金朝，连京城汴梁都成了金朝的南京，宋高宗只好避居杭州，更名临安，成了宋的都城。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宋朝臣民的故国乔木之思，《东京梦华录》等著述，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不过，文字毕竟是文字，不如《宋朝宫阙图》、《汴京图》等来得更直观。值得注意的是，《图谱略》首先著录的恰是这些宋宫阙图之类，其用意是不难理解的。这也应该是郑樵为什么要立《图谱略》原因之一。

从实际情况看，图和文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特别是图的直观作用，是文字很难取代的，因此，郑樵重视图的著录和流传显然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谱，则是文字表述的一种体裁，谱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文字的表达与图表的直观结合了起来，对叙世系，年谱等都有很好的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注重门第，因而谱学兴盛。但“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而废绝。”这是欧阳修在《欧阳氏谱图序》中说的话，说明谱学在北宋时已经衰微。但自吕大防于元丰间写了《韩文公集年谱》、《杜工部年谱》，又把谱学引入了学术研究领域，谱学又以年谱这种形式再度兴起。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录》，也是采用的谱表形式，以后刘恕的《疑年》、《略年》相继而出，都说明北宋后期谱表这种形式又开始在学术界勃兴，郑樵重视图谱，亦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金石学是宋代兴盛起来的一门科学。近代大师王国维说：“古器之出，盖无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于郡国山川者虽颇见于史，然以识之者寡，而记之者复不详，故其文之略存于今者，唯美阳、仲山父二鼎与秦权莽量而已。赵宋以后，古器物愈出，秘阁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刘原父 (恕)、欧阳永叔(修)辈亦复搜罗古器、征求墨本;复有杨南仲辈为之考释，古文之学勃焉中兴。伯时与叔复图而释之，政宣之间流风益煽，《籀史》所载著录金文之书至三十余家，南渡后诸家之书犹多不与焉，可谓盛矣。”(《宋代金文著录表序》)金石是一种特殊文献，也就是其本身是带有文物价值的文献。郑樵十分重视这种文献，他以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金石略·序》) 又说：

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 (同上)

这里，郑樵强调了具有文物价值的金石文献有方册不可比拟的特点。首先，方册在流传过程中不能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讹误，而金石则大都是原物或原物拓本，没有或少有方册在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那些弊病。其次，方册是古人的“语言”，只闻声，不见其形，而金石文献则大都是古人原作，时代风貌具存。真可谓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这正是金石文献的独家特点。

由于金石文献大部分同时又是文物，因此，它不是《艺文略》所完全包容得了的，因此《艺文略》不能著录器物、碑刻或造像等等。换言之，《艺术略》只著录“书”，而不著录书以外的文献。但是，金石文献又是极其珍贵的文献，如果说在宋以前，人们对这些文献的价值认识还有不足的话，那么宋人已完全认识了这些文献的价值，并开始大规模地临摹、著录、评论、考释这些文献，以至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即金石学。郑樵《金石略》的创立，敏锐地反映了这一事实，这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还不能不提及，靖康之变以后，宋金划淮为界，不仅宋都汴京的大批金石收藏被金人席卷而北，而且，尤其为历代皇帝珍视的泰山及其山上的石刻，也都落入了金人之手。至于宋金石家的个人收藏，也因颠沛流离，损失惨重。因此，《金石略》的编撰，便不能不另有深意了。

郑樵的《通志》，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它的主要成就在于其中的“二十略”。宋末元初，《通志二十略》首先被单独刊行，很反映了人们对这一书的基本看法。当然，这不是说其纪传部分毫无价值，事实上，郑樵对正史史文的任何损益，都可反映出他对历史的看法，都是很有价值的。只是这些纪传文字，毕竟主要因袭旧史史文，故不大被人看重罢了。退一步说，即便 《通志》纪传部分的史文价值不大，但其体现出来的“会通”思想，也是在史学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的。

：龚氏家谱（总）

一世

遂公，字少卿，西汉南平阳（今山东邹县）人，是见于史籍记载的第一位

龚姓名人。西汉时任渤海太守，敢于谏诤。渤海临郡饥荒时，曾开仓

借粮。后世把他和黄霸作为封建“循吏”代表，称为“龚黄”。

宣帝即位-73年，不久，渤海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禽制。

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遂可用，上以为渤海太守。时，遂年

七十余，可能生于－150年，以上引自《汉书》

二世

谔公，仕参军，妣刘氏，子一，廷。

三世

廷公，妣李氏，子一，林。

四世

林公，妣高氏，子二，讳、旭。

五世

讳公，妣杨氏，

旭公，妣练氏，子三，胜、舍、金。

六世

胜公，字君实，哀帝时三举孝廉，仕谏议大夫，享年79，王莽召不仕，

不食而卒。妣陈氏，子四，仲达、秀达、吉达、志达。

王莽建新朝，公元10年去世，79，可能生于－69年。

舍公，字君清，仕光禄大夫，享年68，与夫人合葬小高山子午向，

与胜公合传，妣李氏，子一，著礼。

金公，子三，伯达、显达、叔达。

七世

仲达，子三，轼、辙、辂。

吉达，子一，昌期，妣梁氏。

著礼，妣周氏，子一，昌济。

显达，子二，辅、轺。

八世

轼，子二，云梯、云集。

辙，子一，云技。

昌期，妣张氏，合葬竹庄山，子一，歆。

昌济，妣郗氏，子一，绰。

辅，子三，云栋、云标、云榜。

九世

云梯，子一，珍。

云集，子一，珠。

歆，妣杨氏，子一，虔。

绰，妣杨氏，子一，乘。

云栋，子二，珊、瑚。

云榜，子二，璋、瑜。

十世

珍，子二，德仁、德义。

珠，子一，德忠。

虔，妣伍氏，子一，玉舒。

乘，妣江氏，子二，孟璘，孟夔。

珊，子二，德信、德彰。

瑜，子一，德文。

作者： 天机云锦 2008-4-20 20:5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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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复：龚氏家谱（总）

十一世

德仁，子三，景、旻、昱。

德仪，子一，旦。

德忠，子二，都、郁。

玉舒，妣杨氏，子二，易、直。

德彰，子二，邦郢。

德文，子一，邦礼。

十二世

景公，青州太守，子一，居思。《三国演义》有此人。

旦公，子一，居正。

都公，献帝时为汝南侯，子一，居易，沔邑远祖。《三国演义》有此人。

郁公，竞陵远祖，子一，居士。

易公，妣梁氏，子一，履素。

直公，妣孙氏，子一，履高。

礼公，潜江远祖。

十三世

居思，子二，祖威、祖武。

居正，子二，祖德，祖宽。

履高，妣李氏，子二，实、崧。

十四世

祖威，子二，坚、基。

祖德，子一，褆。

祖宽，子二，坤、坦。

菘公，妣唐氏，子二，资、浒。

十五世

坚公，子三，邦基、邦定、邦实。

基公，子一，邦昌。

坤公，子二，邦国、邦和。

资公，妣周氏，子二，祚、祈。

十六世

邦基，子二，俊、杰。

邦昌，子一，例。

邦国，子二，修、征。

祈公，妣白氏，子一，岳。

十七世

俊公，子一，吉人。

杰公，子二，吉卿、吉臣。

修公，子一，吉士。

岳公，妣尹氏，子二，廉公、晋仙。

作者： 天机云锦 2008-4-20 20:5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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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复：龚氏家谱（总）

廿二世 南朝齐时人

柏秀，子二，谏、诗。

柏吉，子一，训。

柏祥，子一，诚。

柏昌，子一，论。

柏共，子一，说。

柏有，子一，讲。

聪公，妣刘氏，子一，鼎臣。

廿三世 南朝梁时人

谏公，子二，秉行、秉圻。

训公，梁武帝时封侯伯

诚公，子一，秉文。

说公，子一，秉辅。

讲公，子一，秉玢。

鼎臣，子一，秉宏。

廿五四世

秉行，子二，祯、祥。

秉圻，子一，祉。

秉文，子二，福、祺。

秉辅，子一，禄。

秉玢，子一，礼。

秉宏，子二，节、涣

廿五世

祯公，子二，大富、大贵。

祉公，子二，大宝、大贤。

祺公，子二，大广、大方。

节公，妣吉氏，子一，郏。

涣公，妣高氏，子一，义。

廿六世 隋时人

大贵：子一，起龙。

大常，子二，起鹏、起鲲。

大方，子二，起凤、起鸣。

郯公，妣闵氏，子二，潮、瀚。

义公，妣章氏，嗣子瀚。

廿七世，唐时人

起龙，子三，文权、文广、文亮。

起鹏，子二，文富、文华。

起鲲，子二，文贵、文忠。

起鸣，子一，文荣。

瀚公，妣舒氏，子一，宋。

廿八世

文权，子一，锡。

文广，子二，链、铬。

文亮，子二，钟、铸。

宋公，豫章太守，官御史，丞相翰愈题有像赞，妣褚氏，子二，琂、达。

廿九世

锡公，子一，春。

链公，子三，懋云、懋元、懋龙。

钟公，子二，懋鹏、懋鹤。

达公，妣贾氏，生子一，开。

三十世

春，子二，愉、恂。

懋元，子二，怡、性。

懋鹏，子一，恪。

懋鹤，子一，快。

开公，妣马氏，子二，婴、束。

作者： 天机云锦 2008-4-20 21:00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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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复：龚氏家谱（总）

三十一世

愉公，子一，泽明。

性公，子二，泽长、泽远。

恪公，子三，泽厚、泽仁、泽宏。

快公，子一，泽源。

束公，妣洪氏，子二，肃、培。

卅二世

泽明，子一，岭。

泽远，子二，岸、峰。

泽仁，子一，嵩。

肃公，妣包氏，子一，权。

培公，迁朝鲜。

卅三世

岭公，子二，懋道、懋英。

岸公，子一，懋祉。

嵩公，子二，懋云，懋宦。

权公，妣熊氏，子一，淑。

泉山，字国瑞，唐大中辛未进士，为建安令，生子一，延朗。809

卅四世

懋道，子一，松。

懋英，子一，柏。

懋祉，子二，樟、榔。

懋云，子一，桂。

懋宦，子二，柱、杭。

淑公，妣袁氏，子一，友福。

延朗，乾符乙未进士，子一，仲淹。

卅五世

松公，子二，儒仁、儒义。

桂公，子一，儒礼。

樟公，子一，儒智。

榔公，子二，儒信、儒吉。

友福，妣吴氏，子一，茂。

仲淹，为鱼台令，子一，琪。

作者： 天机云锦 2008-4-20 21:0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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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回复：龚氏家谱（总）

卅六世

儒仁，子二，冠、惠。

儒礼，子一，志。

儒信，子二，忠、悫。

儒部，名琪，字季藩，迁居邵武邵陇口即移涧，子二，愈, 潮。

燔公娶吴院吴氏十一娘，又娶城西周氏五娘，二人皆有娠， 887年三月十三日，

公夜梦见一神谓之曰：“子不识我乎？昔谏迎佛骨

者我也，汝祖国瑞亦曾谏迎轩辕集，今特来汝家投胎。”公曰：“谏迎佛骨者，

乃韩吏部也，圣贤精英，百世不爽，今来我家投胎

，亦缘因果之。”神拂衣而去。公思二夫人将临，始悟梦中之言，因名一子为

卅七世 愈，一子为潮。愈后封越国公，知发祥之有也。

龚姓为吴地望族，祖籍福建邵武。

一世龚质美（南唐赠光禄大夫同中书门下三品）起家邵武和

二世龚愈（仕南唐官太子傅）迁居钟陵外，从

三世龚慎仪迁居吴地（仕南唐历礼部郎中给事中，终歙州刺使宋赠正议大夫）开始，

以后的十八代人中，大多数散居在吴地的苏州、昆山葛隆、嘉定、石冈、华

亭等。并且均在官府中担任较高地位的官职。薪俸颇厚。如

四世龚识 字默甫,为北宋端拱元年（988年）进士，官殿中侍御史，终平江军节度副使

四世龚纬，为北宋淳化三年922进士，入嘉定籍；

四世龚纪，为北宋咸平三年（1000）进士，至中奉大夫职方郎中；

五世龚宗元（字会之）为北宋天圣五年1027进士，官至都官员外郎迁居黄姑湾入籍嘉定

五世龚会元（宗元弟）为北宋咸平三年（1000）进士；

六世龚程（字信民）为北宋熙宁六年（1073）进士；历西安丞终桐庐令卒赠左朝议大夫

七世龚况（字俊子），为北宋崇宁五年（1106）进士，仕终祠部员外郎；

八世龚明之（字熙仲），为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终宣教郎；

十世龚天定，为南宋咸淳七年（1271）进士；

十六世龚弘（字元之）为明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工部尚书致仕，恩眷赐金存问。

作者： 天机云锦 2008-4-20 21:0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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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复：龚氏家谱（总）

卅七世 五代时人

冠公，子二，朝宰、朝相。

惠公，子二，朝文、朝忠。

忠公，子一，朝佐。

悫公，子一，朝信。

愈公，居福建邵武府光泽县牛田里，仕南唐，金紫光禄大夫，大子太傅，封越国公

，赐紫金 鱼袋，食邑千户，子五，朂、慎仪、保贞

卿耀、定言。

卅八世

朝宰，子一，云

朝相，子二，霹、雳。

朝文，子一，霞。

朝信，子一，霆。

朝佐，子一，雪。

朂公，仁房，迁居牛田，妣危氏，子二，颖、顺，侧室苏氏，子五，仲传、仲偃、仲兴、仲制、仲镇。

慎仪，义房，南唐勤政殿大学士，礼部侍郎，妣李氏，同葬姑苏山，子一，颜、茂、诵

保贞，理房，南唐大理寺丞，妣黄氏，子四。续妣蔡氏，同葬严寺，子一，绘。

耀卿，智房，博学多识，细行不苟，轻财重义，南唐司户参军，人呼为铁使军，子六，谊、询、谈、顼

定言，信房，南唐卫尉少卿，妣张氏，同葬游舍林，子八，纬、纪、维、绩、绍、神、经、继。

卅九世，宋时，以前多居福建，以后多居江西。

云公，子二，茂林、茂宗。

霞公，子三，茂芝、茂兰、茂莲。

霆公，子二，茂芳、茂云。

颖公，仕宋，加上柱国，晋爵琅琊侯，子三，桂、梓、权。

顺公，宋淳化壬辰进士，仕镇南节度判官，转隆兴郎，为江西戟溪始祖，子三，槐、椿、杞。

颜公，迁歙州，扈州汉县令

伟公，子二，邦兴、邦杰。

康公，子一，本仁。

识公，居岳州平江，宋端拱己丑进士，官监察御史，子一，宗元。

诵公，宋淳化壬辰进士，官太常少卿，子一，会元。

凯公，宋至道间为处州功曹。

缓公，宋端拱已丑进士，官礼部尚书。

淑公，为湖口令。

绘公，宋著作郎

谊公，由封建官临川，家洛安，子一，懋。

赞公，宋军州令，子一，士元。

颢公，宋端拱已丑科进士。

纬公，宋连州桂阳令，子四，高、宏、

福公，妣呈氏，子一，茂。

四十世

梓公，子一，

权公，殿中丞，子八，茂、左、贤、真、贵、室、庆、贺。

槐公，端州教授，子三，焕、璨、杰。

椿公，端拱已丑进士，官吏部侍郎，子二，宋、宥。

杞公，至道乙未进士，殿中侍御史，子二，宝、实。

宗元 宋天圣丁卯进士，员外郎，子一，饼。

士元，子一，

茂公，字实之，号德泉，宋淳化进士，仕秘书省，官至参政，吏部、

礼部尚书，拜丞相，子六：日新、日政、日严、日堪、日堤、日安，

继妣陶氏，子五，日章、日宣、日华、日元、日秀，后九子八尚书，

享年75，夫妇同葬甫田城外金凤山西南十五里，未丑向。

作者： 天机云锦 2008-4-20 21:0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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