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会灭关羽满门不一定是真的，因为陈寿的《三国志》并未记载此事，只有《蜀记》记载的有。

咱们先来说说这件事吧，庞会是庞德之子。庞德我们应该都知道吧，关羽发动襄樊之战时，曹操派于禁与庞德前去阻拦关羽，但最终关羽通过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而庞会灭关羽满门就是为了替父报仇，三国后期司马昭派钟会与邓艾前去灭蜀，邓艾与钟会兵分两路，邓艾偷渡阴平进攻成都，后主刘禅最后投降。

邓艾领军到成都城内后，庞会便带着手下前去找关羽后人，将关羽满门全杀了，夷三族。这便是整个事情的经过，但这件事是真是假一直都存在争议。首先记录这件事是王隐所写的《蜀记》，王隐是出了名的尊曹贬刘的，而这片《蜀记》中有很多事情都是他杜撰的，所以王隐的《蜀记》并不能为其作证。

还有就是这件事在《三国志》中并未记载，陈寿所写的《三国志》是比较靠谱的史料，陈寿此人非常严谨，只记录真正的历史，而且陈寿离三国那段历史也是比较近的。这么一件大事，为何陈寿没写在《三国志》中呢。

而且不要忘了，当时邓艾灭蜀之后是借魏帝之名赦免刘禅君臣的，邓艾这么做是为了稳定人心，但庞会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邓艾的想法，为何邓艾不阻止或者不惩罚庞会？据史书记载庞会颇有其父之风，非常忠勇，这样一位人会做出灭关羽满门的事吗？是不是过于残忍了？庞会是一位勇将，为何在灭蜀中，他并没有参与战斗，这也是疑点。总之庞会灭关羽一族确实有很多漏洞，值得讨论。

秦始皇的评价对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究竟如何评价？

自秦亡后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人盛赞他为“千古一帝”（李贽《藏书·卷二目录》）；有的人说秦始皇“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章太炎《秦政记》）；有人歌颂秦始皇的统一事业：“秦主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自《秦王扫六合》）他们都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功绩，肯定其对历史的作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另一些人则咒骂秦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 “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新书·过秦论》）；“始皇暴虐，至子而亡”（《贞观政要》卷八）；“始皇刚毅戾深，乐以刑杀为威，专任狱吏而亲幸之，海内愁困无聊”（引自陈登原《国史旧闻》）。他们都指斥秦始皇统治的残酷，是暴君。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评论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也都有其片面性。

应当历史地看问题，即把秦始皇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他的功过是非，去研究他的贡献和罪恶。而在研究秦始皇所处的历史环境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战国末期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尤其要注意秦国自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历史特点，以及它们对秦始皇的影响。这后一点是迄今以来，对秦始皇评价中被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问题。当我们系统地研究过秦史以后，再评价秦始皇，则可望避免以往的片面性，得出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

根据这样的观察，应当说，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残酷的暴君。他的功绩是主要方面，但不能因此掩盖罪恶；他的罪恶是深重的，但也不应因此抹煞其巨大的历史功绩。

秦始皇的最重要历史功绩，在于完成了统一事业，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当然，秦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客观形势已经为统一造成条件，秦始皇是在统一果实成熟了的时候来到果园中的。但这种历史必然性并非意味个人的作用无足轻重。为什么统一由秦国来实现？完成统一的时间为何在公元前二二一年？在这些方面显示了秦始皇的个人作用。

除了作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以外，秦始皇对统一的贡献，在于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有些评论家盛赞秦始皇的“军事指挥才能”，这种评价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比起他的先辈，如秦穆公、秦武公等曾多次亲率军队作战的君主，秦始皇几乎可以说没有直接指挥过打仗；但是，秦始皇却取得了比他前辈更辉煌的成就，这除了历史给他造成的机运以外，主要在于他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在统一中国前夕，秦国聚集了几乎是全中国所有的第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这里有王翦、王贲、尉缭、李斯、姚贾、顿弱等等，他们大都并非秦国人，却在尽心地为秦效力。一切克敌制胜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计划，都是由他们制定和实现的。秦始皇的作用在于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 听从他们的劝谏和有错勇于改。如灭楚时，他开始误用李信遭到失败后，马上改过，亲请王翦出征，并倾全国之兵交付与王翦，结果取得胜利。这种情况，若与赵国国君不信李牧，齐国国君轻信谗言，致使国亡的情况相对照，更可看出秦始皇作为一个君主，善于用人和勇于改过，对于历史发展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秦始皇的贡献还在于奠定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基础。秦统一后实行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有的不仅影响至以后二千年的封建社会，而且及于现在，如文字的统一就是一例。秦始皇采取的各种统一措施和制度，对当时的历史发展来说，是一种大胆的革新，他不仅改变割据状态的政治和文化，从而使封建的社会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 。而且在很多方面改变了秦国固有的历史传统，如秦国以前一直被中原诸国视为西方落后地区，秦孝公也曾为此面苦恼，昭王以后虽然秦国势力进入中原，但主要统治地 区、根据地仍不出关中。到秦始皇时期，其国土竟达到空前广大的程度，而临这种局面，秦始皇以秦国制度为基础，创建各种制度，他并未囿于秦国固有的制度和传统，表现其政治眼光较为远大。从秦代制定的一些制度大部分为后来所继承，可以证明：这些制度和措施是适应当时历史形势的。而创建这些制度的秦始皇，其政治视野若不超出地处西陲的秦国的局限，则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在秦国的历史上，继秦穆公、商鞅以后，秦始皇是对秦国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也是开创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但秦始皇还是一个稀世的暴君。秦始皇的残暴不能仅仅用“地主阶级本性”这种一般性的原因去解释。唐甄曾说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这种看法是对的。但秦始皇这个“贼”似乎比其他帝王更暴虐，其罪过更大。他不仅穷侈极欲，造成了广大人民的苦难；就是施行的一些有利于统一的措施，虽然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社会发展，而在当时则成了一场浩劫，如修长城，经年累月征发数十万人进行着极为沉重劳动。这种摇役负担给人民造成的痛苦，从下述记载就可看出达到多么可怕的程度。清人杨廷烈著《房县志》记载：有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据说他们的祖先乃是逃避秦始皇筑长城劳役的民夫，由于躲入深山老林，年长日久，全身长出毛，传说当碰到毛人时，他先问你：“长城筑完乎？秦皇还在么？”只要回答：“长城未筑完，秦始皇还在！”“毛人”就会吓跑。这个记载当然只能视为人民群众的一种传说，然而如果历史上根本没有那样残酷的现实，绝不会出现这种可怕的传说。它反映了秦始皇的作为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和压榨之上的，而这种剥削和压榨远远超过社会所能承担的程度，致使社会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下去，所以就连对历史发展有利的一些措施，也给当时的人民造成灾难。

秦始皇统治的残酷，与秦国历史传统有密切关系。秦是以一游牧民族立国。从立国之日起，秦就处于同敌人战斗的环境中。“秦人耐苦战”是历史造成的，统治者的“酷烈”也是同这种战争的残酷现实相一致的。从秦襄公到商鞅、到秦始皇，其统治手段始终是极为残酷的：“夷三族”、“夷九族”，这在其它诸侯国是极为罕见的，殉人多至上百也仅见于对秦的记载。秦始皇完成了先代国君统一中国的计划，同时也把秦国残酷统治的手段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强调秦国的传统，决不意味着开脱秦始皇个人的罪责，他个人性格残忍，好大喜功，尤其是统一以后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以及恣意享乐，乃是加重人民灾难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也是由于他把当时的社会经济推到崩溃的地步，使秦王朝又成为历史上一个极其黑暗的朝代。

秦始皇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既是一个有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暴君。

太子刘据全家被杀，汉武帝怎么确定刘病己是曾孙？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回答，因为当时皇室所有后代的出生，都会有专门的部门负责记录登记的。当然，如果要说出点证据来，我们可以结合《汉书·宣帝纪》里面的记载分析一下。

汉宣帝剧照

首先，从时间上来说。《宣帝纪》是这么说的：“生数月，遭巫蛊事，太子、良娣、皇孙、王夫人皆遇害。”注意这里说的是生数月，也就是说巫蛊事发是在宣帝出生几个月以后，这就排除了因为巫蛊之祸，导致宣帝出生来不及登记，或者来不及让武帝知道的情况。

汉宣帝剧照

其次，关键人物邴吉的做法。从《宣帝纪》里可以看出，宣帝能够躲过巫蛊之祸，邴吉是有大功的：“曾孙虽在襁褓，犹坐收系郡邸狱。而邴吉为廷尉监，治巫蛊于郡邸，怜曾孙之亡辜，使女徒复作淮阳赵征卿、渭城胡组更乳养，私给衣食，视遇甚有恩。”可见这个尚在襁褓的孩子的身份，当时并不是什么特别机密的事情，邴吉能知道，武帝怎么就不能知道呢？

再次，邴吉把宣帝送到宣帝的姥姥史家，“后有诏掖庭养视，上属籍宗正。时掖庭令张贺尝事戾太子，思顾旧恩，哀曾孙，奉养甚谨，以私钱供给教书。”然后宣帝在民间长大，遇到许平君等人。可能有些朋友受影视剧影响，觉得长在民间，那就得是谁都不知道他的身份。实际上从这些记载能看出，身边的人是知道宣帝的皇曾孙身份的，而且也正式在宗正备案了。只是后来他能机缘巧合当上皇帝，这可能确实出人意料。

宣帝和许平君

以上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蒙恬有后代。

　　从《蒙氏家谱源流》及诸多蒙氏族谱看，都有“蒙得姓于周先王封后裔以东蒙主，祀遂因以为氏，至秦有蒙骜、蒙恬。晋时有其昌者由关西安定徒金陵”的记载。《史记》有“蒙骜自齐事秦昭王，官至上卿”之记。按《史记·蒙恬列传》关于蒙恬与蒙毅之说，蒙氏蒙恬一门早在秦时，已经在关西“定定”这块风水宝地安居乐业了。据史料记载，族谱记录，近人研究，一致认为，中国蒙氏应是得姓于山东，族发于安定。

　　那么，“安定”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呢？

　　从《秦代关中地图》标注的关西“定安”看，尽管此地是指今日的甘陕交界处，然归秦所辖。西汉宁夏泾川县泾河北岸的“安定郡”的地理位置，按汉制，也属秦辖陕管。从历史源头看，蒙氏一族今全国各地近60万人之多，均分别因当时情势所逼，从陕西迁徙他地的。

　　蒙氏蒙恬一族家谱上有“居上林”一说。据考，全国“上林”之地颇多，陕西就有多处。如长安“上林”，泛指长安到咸阳这块地方。淳化县甘泉山“上林”，史载在甘泉山南侧（今淳化县铁王乡凉武帝村一带）。此地有先秦君王所建的甘泉宫，秦始皇、汉武帝时修葺扩建，秦二世在旁曾建林光宫。

　　甘泉宫隶属秦汉离宫。臣不离君，作为秦军统帅的蒙恬以及蒙府，必然居住于甘泉山“上林”凉武帝村周围之地。据蒙姓相关家谱记载，蒙恬和蒙毅遇难后，“蒙家军”的后代逃离安定（郡），流落于中原诸地。蒙恬之妻原配胡氏，携长子蒙崇德，次子蒙宜德，长孙蒙淡云及其家人，也随之从“上林”蒙府逃出，一路向西而去，只是未曾逃远。

　　在今淳化县十里塬西北2公里处，有一个叫蒙家村的地方。该村现有人口3000余人，蒙姓人口占到90%以上。经过多次访贤（和年长者座谈）得知，百年来，这儿夏季多发暴雨，村里的耕地经常会被突降的暴雨冲刷成渠。雨后，村民总会在被冲刷的田地里捡到大量的古钱币，经辨认，其多半为秦时的秦半两。且曾挖出秦陶罐和大量的秦砖。

　　上述记载与文物（出土实物）表明，秦时，这个村落就已经存在，且居住的是蒙姓先民。从蒙家村位置看，距甘泉山“上林”古云阳城址（凉武帝村）约10公里。其间仅有南北走向的沟豁两道。蒙恬死后，居住在“上林”蒙府的妻儿老小，逃难“向西”自然应该是越沟翻豁，落脚在十里塬这儿的蒙家村。

　　在今咸阳市境内，以“蒙家”命名的村子，除淳化县十里塬蒙家村外，还有旬邑县原底蒙家村，三原县马额镇蒙家村，泾阳县蒋路乡蒙家沟村，泾阳县白王镇下蒙村，泾阳县泾干镇蒙家村（今吉原村）共五个。但据《咸阳市志》记载，并考证相关蒙氏家谱，上述蒙姓村落，均于明中叶之后成村，且均是从淳化县十里塬蒙家村移民而来。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十里塬的蒙家村，就是2200年前蒙恬家人逃难落脚之地；这里的蒙姓村民，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坚守了2200多年、历经艰难困苦而不离不弃的蒙恬后裔。

韩信死了以后，萧何是怎么对待他的儿子的？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6年），韩信被吕后及萧何杀害与长乐宫钟室，随后被夷三族。两千多年来，无数人对这一位“战神”之死感到惋惜，然而在明朝，广西却有人自称为韩信的后人，并拿出秘传的萧何写给南越王赵佗的密信以及赵佗赐给韩信后人的铁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末文人来元成写过一本名为《樵书》的笔记，他在里面详述了韩信后人的故事：当韩信已经被杀，并要被夷灭三族之时，有一位韩信的门客偷偷将韩信三岁的儿子藏匿起来。风声过去之后，这位门客找到了萧何，充满愧疚的萧何悲感流涕，于是写了密信送给南越王赵佗，将韩信之子托付给他。赵佗向来对韩信非常看重，于是欣然接下这个任务，并赐给韩信之子丹书铁券。韩信之子从此定居在广西，并取“韩”字之半，以“韦”为姓，韩信的这个儿子，名为韦天贡。

他们自称韩信后人

除了来元成的《樵书》，民国时期的《淮阴志征访稿》也曾经写到广西有一位姓韦的土司家族一直供奉韩信，并将他作为韦氏的始祖，他们的祖祠从汉代建立，世世代代从未间断。他们家中还保存有当年萧何写给赵佗的信件以及赵佗赐的丹书铁券。而现在仍有大量的广西韦氏自称韩信的后代，在清朝时甚至有很多人迁到山东一带，并且复姓为韩。

其实《淮阴志征访稿》中记载的故事基本上是脱胎于《樵书》，所以只能当做孤证来看待，信服力并不是很强。而且当年韦姓土司所保存的丹书铁券以及信件早已不可寻觅，更为韩信后裔的考证增加了疑点。

另一方面，明清时期所修的家谱多有“攀龙附凤”的嫌疑，可信性更是大大降低。

不管怎么说，韩信的一生充满传奇，他从一个衣食不保的市井少年，忍受羞辱与埋没，最终成为名传千古的传奇“战神”，他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