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帝生前曾经放出话来：最先攻下金陵者封王。

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曾国荃率湘军吉字营攻下太平天国京城天京（今南京）。然而，朝廷却食言而肥，不打算认帐了。

此一时彼一时。以前，朝廷有求于湘军，倚重湘军。现在太平天国已灭，湘军的作用就不如从前了。现在，朝廷最大隐忧，正是湘军。

曾国藩也只封了个一等侯爵。曾国藩当然不爽了，那又能怎样？反了不成？以曾国藩的心性，明面上是不会表示什么的。而九弟曾国荃打下天京首功，只封了个一等威毅伯，封赏之下还带着严厉的指斥。

给“糖”吃又不忘敲打的做法，让脾气火爆的曾国荃非常恼怒。他可是喜怒形于色的性情中人。

曾国藩深谙“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为了避祸，尽快裁撤湘军。对于九弟，安慰并劝告，让其务必暂时“退圈”。在哥哥的多方劝说下，曾国荃回到了荷叶塘老家养病。

当时的曾国荃，是不会明白曾国藩“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之策略的。曾国藩是审时度势，以退为进。

同治四年（1865年），朝廷为了剿灭捻军，准备启用打仗凶猛的曾国荃。这年六月，慈禧发下谕旨，任命曾国荃为山西巡抚。曾国荃乐呵呵准备上任，却被曾国藩拦下了。他告诉九弟，蜇伏是为了等待时机。山西贫瘠之地，不是好地方，不如养病养到底，等待更好时机。曾国荃这次听哥哥的。

谁着急谁被动。朝廷见曾国荃“纹丝不动”，又颁下谕旨，让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湖北战略要地，又近湘军总部。这次，曾国荃不再迟疑，立即赴任。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虽老家养病多时，曾国荃依然未改“飞扬跋扈为谁雄”的脾性。

人还没到任，就公开召集原来部属郭松林、彭毓橘等人，又招兵买马，人数达到六千人。之后，曾国荃带着这些人，大摇大摆向武昌城进发。一到武昌城，曾国荃就开始搞事了。这次，他把目标对准了湖广总督官文。为何？因为曾国荃和官文有着“新仇旧恨”。新仇—湘军拼死拼活立下的大功，官文垂手而得去，轻轻松松就捞了个一等伯爵，属于贪“湘”之功；旧恨—当年李续宾、曾国华（曾国荃亲兄弟）部被围，官文拒不派兵搭救，致使李续宾、曾国华部全军覆没。

曾国荃要痛痛快快地找官文“麻烦”。

曾国荃不跟朝廷打招呼，就自个儿做主，强行解散没什么战斗力的湖北绿营，编练新招来的湘勇。又把湖北粮道改成了军需总局，将盐厘各项归厘金局核收。也就是把财政“油水”都自个儿撸了，一点也不给官文留。

官文也是官场上的老油条，一看就知曾国荃就是冲着他来的。官文暗骂：好你个曾老九，我不惹你倒罢了，你竟惹起我来了。我不跟你来明，我跟你玩阴的，看谁玩得过谁。督抚争斗的戏码来了。

官文玩阴的效果很显现出来。彭毓橘军粮被截留，前方军心大乱，彭毓橘惨败，彭本人被捻军悬首示众。

曾国荃收到消息，悲愤得肝胆俱裂。火爆脾气上来了。于是，他全力收集官文的黑材料，发誓要参死官文。还好，曾国荃还没有鲁莽到带兵攻打官文总督府的地步。

官文也是不好惹的，也着手反击，手段更为阴毒。官文上奏朝廷，说什么湖北敌情严重，请任命曾国荃为帮办军务，让其带兵到离敌更近的襄阳。

朝廷准奏。

看到朝廷赏官，又是官文请奏的结果，曾国荃以为官文怕了，怂了，心里美着呢。一高兴，就想着和大哥曾国藩分享。于是，在给朝廷上谢恩折前，给大哥写了一封信，顺道问问军务帮办是啥官，有多大。

官文的险恶伎俩，当然瞒不过曾国藩。官文阴着呢！此伎俩表面认输实则羞辱曾国荃，又让其滚蛋，一举多得。

曾国藩写信给九弟，帮办军务是专门授给降将的，接了掉价，不要上谢恩折。

据说，曾国荃知道后，当时就“炸”了，发誓不雪此耻辱，誓不为人。

刚好，曾国藩儿子曾纪泽正在武昌。曾国荃拉来侄儿，让其代拟奏折狠参官文。曾纪泽当时年轻，也想扬名立万，洋洋洒洒就写了三千字的奏折。“炮火凶猛”—欺罔徇私、笼络军机、肃党遗孽等等。官场中人，一看就孟浪。炮火猛归猛，炮打不是地方，不痛不痒。

奏折递上去后，犹如捅了马蜂窝。“马蜂群”飞向曾国荃，而不是官文。曾国荃这次注定不遍体鳞伤，也要鼻青脸肿。

曾国荃把官场中“黑”的一幕揭出来了，能不受官场中人的联合攻击么？况且，这些人大都身居高位，能量大得很。

官文也不示弱，参了曾国荃两点：其一，曾国荃诬陷，理应反坐；其二，借机推卸剿捻失利的责任，理当严惩不怠。

九弟有难，当哥哥的当然不会䄂手旁观。曾国藩一边劝诫弟弟千万不要硬碰硬，以免惹来更大的风波，一边苦思着对策。

此时，曾国藩其实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和稀泥；中策，曾国藩什么都不说，不表态，朝廷掂量着办；下策，力挺自己的九弟，较量一番。

以曾国藩的修为，当然会选择上策。具体怎么做呢？

恰好，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来徐州视察。曾国藩派人找李鸿章，问问李有什么法子。李鸿章早已是官场腾挪的高手。李鸿章给老师支了一招：由老师出面，批斥九帅，密保官文，极力打圆场。

曾国藩也觉得此法甚妙，于是按李鸿章的意思写了奏折。

意外的是，左宗棠也上了份奏折，抢在曾国藩的奏折前。左的奏折上大赞曾国荃弹劾官文的做法，称是第一等好事。曾国藩和左宗棠是不是商量好的演“双簧”，今人是没法知道的了。

慈禧刚看左宗棠的折子，曾国藩密保官文、批斥曾国荃的折子也到了。慈禧看了两份奏折，认为湘军内部意见并不统一，特别曾、左二人在一些事情上，并没“尿”到一个壶里去，这挺好。朝廷从来忌讳封疆大吏们一团和气。臣不斗，君不稳，慈禧当然懂。而且，这两份奏折，一份有敲打之意，一份有和稀泥之心，慈禧除了赞叹，还能说什么呢？跟着和稀泥呗。还有，前线捻情紧急，还得倚重曾氏兄弟啊！

不久，官文调回京师，曾国荃啥事都没有。

曾国藩解救曾国荃的手法，让多方满意，又了无痕迹，能不让人钦佩不已吗？

岐山寺位于福建省闽侯县（福州市）南通镇新岐村，踏进寺门，迎面悬挂着四个烫金苍劲有力的大字牌匾：“大雄宝殿”。牌匾在若明若暗的山中阳光映衬下栩栩生辉，光彩夺目，给大殿增添了雄风。这四个大字是谁题写的呢？细看落款：原来是光绪年间一品顶戴、两江总督曾国荃题写的。相传曾国荃当年随着兄长曾国藩统领膘悍、骁勇善战的湘军，南征北战平乱安邦，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替清廷效劳，立下了汗马功劳，有“无湘不成军”之说，使湘军名声日振。以致于官封巡抚、总督。但就是这位总督政治军事上得志，家庭生活却给他造成烦恼。家室二位夫人，婚后多年至今仍无子嗣。作为饱学儒术之道的总督，封建卫道士思想尤为严重，他想：若无子嗣，我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挣来的功名，显赫的地位，万贯家财，谁来继承呢？总督的二位夫人，在家供奉菩萨，日夜香火不断，虔诚信佛，并常常叨念，要丈夫信佛求子，经常外出求佛。曾国荃随行，车来车往每年出入于名寺古刹，久而久之，他也潜移默化，信仰佛教了。

恰在这时，江南名刹岐山禅寺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恩赐。因祸得福，重新修复火灾后的寺院，光绪钦赐寺名“岐山万寿仁瑞寺”并赐镇山宝物三件，拨府库金银若干，半副鸾驾，一路浩浩荡荡由京城北京运往岐山，并晓喻沿途百官，夹道迎送，诣旨：“着两江总督曾国荃具体督办。”曾氏喜不自胜，随携夫人共同前往进香，一路来到了岐山仁瑞寺。后应岐山主持高僧之邀，为新落成的“大雄宝殿”题写了匾额。曾总督时值春风得意，年轻气盛且写得一手好字，所以这块牌匾，入木三分，刚劲有力。揭彩挂匾之日博得百官、地方豪绅以及众僧和香客们的喝彩声。传说他的所作所为感动了佛祖，后来这位总督，果然子孙旺盛，但其显赫的权威和地位却不能世代相传了。曾国荃作为一代湘军名将，能够千里迢迢来到岐山，诚心敬佛留下一段美好的佳话。

南京，古代称作金陵，是中国历史上四大古都之一。它处于长江中下游，北有长江天险为屏障，同时还有燕子矶、采石矶、紫金山等山川环绕，关隘险要又巧夺天工，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池。明朝早期，朱元璋把南京作为都城，为了江山永固，他不惜动用全国之力，征集近三十万民工，动用数亿块的砖头，用糯米熬成粘液增加城墙的稳固，一块一块地垒砌而成。为了保证质量，朱元璋还想出了“砖块实名制”的办法，即每一块砖上都记载了修筑者的姓名等。由此可见，南京城固若金汤，绝不是一句空话。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改名为“天京”，并以此为大本营，发起了西征、东征及北伐行动，军事上进入了全盛时期。石达开等人主导的西征，一度攻下武昌城，把江西、湖北大部分划进了太平天国的版图，李开芳、林凤祥率领的北伐，孤军深入，一路打到了清朝京师近郊，而功败垂成。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陷入“朝中无人”的困境，实力大损。曾国藩的湘军在与太平军对阵的过程中，虽然吃了很多亏，但主力始终存在，并且逐渐成了对抗太平军的排头兵。1860年，也就是天京事变4年后，曾国荃趁着太平天国式微，先是围攻南京上游的门户安庆，并用了近五个月的时间攻下了安庆，还因此获得了清朝的黄马褂及“巴图鲁”称号。又两年之后，雄心勃勃的曾国荃一路进军，攻下了南京外围的很多城池，并把军营扎在了离南京近数十公里的雨花台，直接威胁太平天国天京安危。

为此，太平天国后期将领李秀成，领兵十万围攻曾国荃所在的雨花台，大战六十四天却没能消灭相对弱小的曾国荃，不仅无功而返，甚至还战死了好几个王侯。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太平军没有战斗力。

第二年，当曾国荃站稳脚跟后，便定了直接攻取天京的计划。在他看来，进攻天京，其它地方的太平军一定前来救援，能打乱太平军的军事部署；同时，也能吸引大部分太平军兵力，而且一旦成功，何止功名永传？基于最后一点，曾国荃打定主意要独自攻下天京，并且十分排斥其他人来抢功。

不过，以曾国荃的实力，围困攻破天京，绝非易事。天京城墙太坚固了，而曾国荃又缺少野炮，依靠人海战术，不但不能靠近城墙，甚至还会遭到李秀成的出奇反击；地上不行，曾国荃转向地下，挖了很多地道，想要直达城墙下，然后爆破。不过，曾国荃的对手，李秀成的防守也是十分严密，他以牙还牙，从城内挖地道出来，而且还挖了换成水沟。想要攻破天京，太难了。

湘军历经千辛万苦，却屡战屡败，军心逐渐动摇，也不怎么卖力攻城了。曾国荃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为了立功，他下了一道命令，许诺攻下南京城后，城内的一切财物、女人见者有份，绝不禁止。这相当于下了一道屠城令，作为太平天国的都城，南京自然有很多金银珠宝，因此城破之后，湘军焚烧抢掠了七个昼夜，人人肩挑手提，大获而归。

岳阳楼自建好后就多灾多难，历史上有据可查的重修就达32次之多。除张说，滕子京重修外，据史料记载，1078年又遭大火，楼被大火烧毁，楼内的“四绝雕屏”毁于一旦。

1079年，代理郡守郑民瞻又重修了岳阳楼，他作记并赋诗抒怀：

遍历江山只此楼，名传自古又今修。却观湘水浮新景，重对君山说旧游。风月依然如故友，轩窗今复冠南州。远追张相滕侯迹，幸蹑前观状胜游。

1129年，岳州发生大火，岳阳楼受损。1138年，当时的岳州知州重新修整了岳阳楼。1178年，诗人陆游路经岳州，写有《登岳阳楼》等诗。1224年6月下旬，岳州连遭火灾，岳阳楼毁于火，不久被修复。元朝时，时任岳州官员李应春在至元年间曾重修岳阳楼。这一时期的岳阳楼是一座两层三檐的建筑。在元朝，中原地区是来自草原的蒙古族所统治，所以，元代的岳阳楼就带有一些蒙古族的风格特点。

1426到1438年间，明威将军、岳州卫指挥佥事刘彦真整修岳阳楼。至此以后，岳州知府易善编刻《岳阳楼诗集》。1506年，岳州知府刘焕重刻“四绝碑”。明嘉靖二年（1523年），岳州知府韩士英重修岳阳楼，编刻《岳阳楼诗集》，徐文华作《岳阳楼诗集序》。后来，岳州遭逢暴雨，大水成灾，岳阳楼楼柱被雷击破，楼体下半部分被水浸泡，看上去似乎有倒塌趋势，失去了昔日的美观。1567年，岳州知府李是渐修缮城墙，并重修了岳阳楼。后在《三才图绘》中写道：

岳阳楼，其制三层，四面突轩，状如十字，面各二溜水。今制，架楼二层，高四丈五尺。

1639年，岳阳楼又一次毁于战火。岳州府推官陶宗孔于第二年重建岳阳楼。明代的岳阳楼是非常有特色的，它是一个六边形的建筑，花纹装饰特别繁杂，上面还铸有宝顶，带有非常浓厚的宗教色彩。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当皇帝之前，曾在皇觉寺当过一段时间的和尚。他当上皇帝以后，就非常推崇宗教文化。所以，明代的岳阳楼就富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至清朝时，岳阳楼又经历多次重修。1683年春，岳州知府李遇时、巴陵知县赵士珩倡捐重建岳阳楼，另加修楼右侧的净土庵，楼左侧的仙梅亭。楼修复后，当时的名士李遇时、杨柱朝还写下了《重修岳阳楼记》。1740年，当时的湖广总督拨银6000多两，修缮岳州府城垣及岳阳楼。岳州知府田尔易、巴陵知县张世芳兴工重修岳阳楼及城垣，并于第二年完工。重建的岳阳楼一共3层，楼右侧建有客栈。黄凝道在任岳州知府期间，对岳阳楼再次进行修葺，并捐资修建客栈前厅。1743年，岳州知府黄凝道请刑部尚书张照书写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勒于楼屏。张照，江苏华彦人，官至刑部尚书，清乾隆时著名宫廷书家。当时，岳州新任知府黄凝道对岳阳楼进行了维修，工程竣工后，想找一个大书法家书写《岳阳楼记》雕屏。黄凝道偶然听说因书法独具一格，被乾隆皇帝钦点为探花的张照解运粮草经过岳州，因张照恃才傲物，黄凝道担心他不肯留墨，便亲自去洞庭庙烧香，求洞庭王爷保佑到时湖上刮三天三夜大风，让张照的船过不了湖。第三天，张照的船队到达岳州，船一靠岸，张照便对黄凝道说：皇命在身，登楼解愿即走。黄凝道非常失望，没想到，张照登完楼正要离去，突然狂风四起，乌云翻滚。张照没办法，只好歇下来。黄凝道乘机求墨，张照只得接过笔墨纸砚。刚一书完，洞庭湖上已是雨过天晴，此时，张照就告别了黄凝道乘舟离去。张照所书写的《岳阳楼记》雕屏就悬在岳阳楼的二楼，以供人们观赏。雕屏由12块巨大紫檀木拼成，文章、书法、刻工、木料全属珍品，人称“四绝”。1774年，岳州知府兰第锡、巴陵知县熊懋奖请求修葺府城。经湖南巡抚梁国治、按察使敦福、布政使农起等先后具奏，共拨帑银69820两，修葺府城垣及岳阳楼、文星阁。1775年，巴陵知县熊懋奖承修岳阳楼，并于楼右侧建望仙阁，于楼左侧重建仙梅亭。后来，岳州代理知府翟声诰修葺岳阳楼，并修建了斗姆阁。教谕王可权于仙梅亭在左新建宸翰亭，摹勒“印心石屋”字碑置于亭内。1867年，曾国荃拨岳州的卡厘税重修岳阳楼。将斗姆阁改建为三醉亭。修复经亭，何绍基书“留仙亭”字匾，悬于亭额。后来，岳州知府张德容在劝捐整修岳阳楼的同时，下令重修了宸翰亭。1880年，岳州知府张德容又重建岳阳楼，将楼址东移近20米。同时，重新修建了仙梅亭、三醉亭，加固湖边驳岸及城上雉堞。于正月动工，12月竣工。岳阳楼虽然数遭水患兵燹，屡圯屡修，但最终还是确定了其形制，保留了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