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或“湖广行省”、“湖广省”，为元朝和明朝时期直属中国中央政府管辖的国家一级行政区。

　　湖广行中书省，全称为湖广等处行中书省，为元朝时直属中央政府的一级行政区，简称“湖广”或“湖广省”，在当时曾被称为鄂州行省，潭州行省，湖广行省。

　　元朝至元十一年(1274年)置荆湖等路行中书省，因拟取鄂州而别称鄂州行省。十四年(1277年)，并鄂州行省入潭州行省，治所长沙。十八年(1281年)，迁省治到鄂州，治所武昌（今武汉武昌）。

　　湖广行中书省为全国的10个行中书省之一，辖境包括今长江以南、湖南大部、湖北部分，广西、海南全省及 贵州大部、广东雷州半岛，下辖武昌、岳州、常德、澧州、辰州、沅州、兴国等30路。今湖北、湖南西部、陕西南部地区属于四川行省管辖。

　　湖广承宣布政使司，其他称谓有“湖广布政使司”、“湖广布政司”，简称“湖广”，民间简称“湖广行省”或“湖广省”，明朝时期直属中央政府管辖的行政区，治所武昌（今武汉武昌），为明朝15个“布政使司”（即“承宣布政使司”，即当时的2京13省）之一，辖地为今湖北、湖南全境，下辖16个府。（武昌府、汉阳府、黄州府、承天府、辰州府、德安府、岳州府、荆州府、襄阳府、宝庆府、郧阳府、长沙府、常德府、衡州府、永州府、宝庆府 ）。

　　明代分长江以北、大别山、桐柏山以南的河南行省南部并入“湖广”，长江不再成为行政区划的界限；明初，两广与江西、湖南分开。由于广西壮、黎、瑶三个民族反明起义猛烈，明朝皇帝朱元璋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把黎族聚居的海南及广西门户钦、廉州划归广东。

　　“湖广填四川”是指在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四川由于战乱、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本文对麻城移民在“湖广填四川”中的地位和作用谈点看法。

　　一、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二、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形式和人数

　　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 从地理位置来看，湖北省地理位置离四川最近，又有长江通入四川盆地，在古代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人最多。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

　　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

　　移民入川的形式 一是奉旨入川。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着水沟插占务农。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麻城移民人数 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

　　三、麻城移民入川的管理和作用

　　第一，麻城移民的相对集中管理。如在云阳“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者，北岸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较多”。（咸丰《云阳县志》）对入籍移民，加强户口管理，印照验收，编入保甲，使其安心务农。

　　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 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 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四、一些县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 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 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 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 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

　　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此外南充县、潼南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五、麻城移民中优秀人才中以居官、文学者较多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之路》第二辑，载有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的文章《八十春秋的回忆》，文章说：我的祖先本来是湖北省麻城县人。因为明代末年，张献忠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后来被政府军镇压，致使四川土著人民稀少，大部分土地被荒芜起来，无人耕种。于是清朝政府采取移民入川政策，我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康熙年间从湖北麻城县搬到四川来的（现在四川人，其祖籍多半都是从外省移居过来的）。

　　据《深圳特区报》曾载杨泉撰写的文章《延河之子李鹏》，其中写道：“据李家的家谱记载，李家的老家原在湖北省麻城县，后来才迁居四川庆符县，在什么年代迁居，不得而知。”据麻城派人到四川高县庆符镇调查，找到1936年《重修庆符李氏族谱》，其序中说：“吾庆之李，自湖北麻城迁居于此，已数百年。到今家世耕读，代有其人。”宗谱跋言中说“吾家在楚时宗派，自明季兵灾，遂不可考”。

　　前面提到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总兵包永才、著名作家马识途、艾芜等其祖籍都是麻城人。

　　“湖广”一词，最早是指元代设立的“湖广行省”，相当于湘、鄂、桂及粤黔部分地区，元末明初，因连年战乱，湖广一带田园荒芜，人口减少，明朝政府将江西等省民众迁徙至湖广地区，允许其“插旗占地”，明末清初，历经战乱的四川荒凉凋敝，地旷人稀，清政府鼓励外省人入川垦荒，这就是广泛流传于巴蜀地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民谣的历史背景。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中国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的湖南、湖北（即湖广行省）、广东（主要是客家人）等省的居民迁居到四川各地的移民潮。根据考证表明，还有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迁入。 清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经重庆到泸州,沿途巡查,乘船组了好多天,张德地都没有看到几个人,为此感到好生奇怪:当地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随从回答:都死了。 原来，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 张德地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朝廷。康熙下旨，鼓励向四川（包括重庆）大规模移民，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浩浩荡荡往四川涌来，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由此拉开序幕。 《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湖广填四川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湖广填四川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背景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此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深。 所谓“湖广”，是指湖广行省。元初时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四川局部；元末时辖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区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部；明朝时辖今湖北、湖南两省。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四川历史上历经七次大移民。第一次是在秦灭蜀、巴之后，秦移民万家入蜀，约四、五万人；第二次是从西晋末年开始，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在此期间，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候，陕、甘移民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这次以湖北、湖南（当时行政区叫“湖广省”，还辖广西一部份）移民最多，移民人口达100多万，而今民间传说的“湖广填四川”，是在老川人血泪快要流尽的时候发生的大移民，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即指这次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大移民。第六次是抗日战争前期到全国解放，有不少人逃难或“南下干部”定居四川；第七次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三峡大移民，有许多人落户四川。 《湖广填四川》

　　那么，为什么会有"湖广填四川"呢？

　　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湖广填四川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此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贵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瘟疫、灾害接踵而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撕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

　　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 湖广填四川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形式和人数

　　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麻城移民入川占有重要地位。 麻城移民入川的条件 从地理位置来看，湖北省地理位置离四川最近，又有长江通入四川盆地，在古代的条件下，是最佳进入四川的路线了。所以湖北麻城从元代至清前期的移民填四川中，进入四川落业的人最多。麻城移民条件有三：一是麻城离重庆不远；二是麻城移民历史悠久，在元代、明代初年就有大 量的麻城移民入川。三是与张献忠农民起义有关。张献忠在鄂屯兵时间长，后又转战湖广、江西，特别是麻城，有许多农民入伍。故张献忠部下不少是麻城人。张献忠失败后，有一部分人隐姓埋名留在四川。 移民入川的形式 一是奉旨入川。四川南川县的移民都是来自湖广省，尤其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明初麻城设四个乡，明成化年间并孝感乡入仙居乡内）为多。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今忠县）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这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二是求生存入蜀。著名作家艾芜的祖先原籍麻城孝感乡，以种田为生。但因失掉了土地，康熙中叶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背景下，只有到西蜀去求生存，于是携妻带子，从长江水路进入四川，最终选在成都府的新繁县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着水沟插占务农。三是经商入蜀。清前期湖北与邻省四川的贸易十分方便，有的就近入蜀定居。如原籍湖北麻城的从事贸易的刘廷奇，在康熙39年命家人刘俊臣到中江“相土”定宅，之后偕妻沿途贸易到中江定居。四是为官改籍定居。如四川龙安营都司梁光裕，原籍湖广麻城人，入四川后任都司改职后，遂家于江油县全门乡五甲三木里。 麻城移民人数 整个明末清初的移民达一百多万人，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左右。麻城无疑占有重要比重。但麻城入四川多少人，笔者查阅麻城清代历朝县志，对移民这件大事均无记载。据清光绪8年刻本《麻城县志》户口记载：明嘉靖35年册定麻城人口148240人。明万历47年册定人口116234人。清代年初册定人口110287人。从这个数字推论，明末清初有37953人可能是移民方式到了四川。当然这里面还包括参加张献忠农民起义人员在内。但估计移民人数有3万人左右。这个数字如果属实，占到湖北移民人数的10%。在县级当中应当是较多的。这还不包括明代初年入四川的人数。如果算在一起估计不下10万人。据四川大学教授胡昭曦多年前就重庆、合川、南溪、广安四地58份族谱作了研究，清代以前入四川的118户，其中湖广占有85户，而这85户中有65户来自麻城。 湖广填四川

　　麻城移民入川的管理和作用

　　第一，麻城移民的相对集中管理。如在云阳“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民皆明洪武时由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者，北岸则皆康熙、雍正间外来寄籍者，亦惟湖北、湖南人较多”。（咸丰《云阳县志》）对入籍移民，加强户口管理，印照验收，编入保甲，使其安心务农。 第二，引进新的农作物和种植技术。如麻城的红薯、甘蔗、蚕桑、种烟等农作物和技术被移民传至四川。 第三，促进商业发展。麻城籍商人从事山货、粮食等重点行业，还从事铁锅、布行、麻行、酒行、猪行、磁器、杂粮等货物交易。 第四，人口繁衍。如邻水县甘氏“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湖北麻城孝感乡甘承先率领同族移住复盛甘 家沟，历数百年，子孙繁衍，发展成为邻水人数较多的姓氏。现集中分布于复盛、丰禾、八耳、石永等地。并散居在县内各地”。 第五，传播文化。如麻城人阚昌言，是雍正8年进士，乾隆5年（1740年）任四川德阳县知县。他在任内“常巡视陇亩，劝课农桑”，根据四川的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写成了《家事说》一书。该书就天时、地 利、人力三方面，分别讲述抓紧农时、改良土壤、讲究耕作技术诸多农事。 第六，移民户与麻城保持着联系。著名作家艾芜的家族汤氏，其入四川始祖在清初从麻城到新繁定居，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的，后代相传。到艾芜的父亲一辈是“坤”字辈，已是清代末年，人丁繁衍，编排名字不够用，便又派人到麻城去访问祖先的家族，才带回好些韵文，印到族谱里去。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他被其父亲取名为汤道耕。 麻城

　　一些县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 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 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 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 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 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此外南充县、潼南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五、麻城移民中优秀人才中以居官、文学者较多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之路》第二辑，载有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的文章《八十春秋的回忆》，文章说：我的祖先本来是湖北省麻城县人。因为明代末年，张献忠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后来被政府军镇压，致使四川土著人民稀少，大部分土地被荒芜起来，无人耕种。于是清朝政府采取移民入川政策，我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康熙年间从湖北麻城县搬到四川来的（现在四川人，其祖籍多半都是从外省移居过来的）。 据《深圳特区报》曾载杨泉撰写的文章《延河之子李鹏》，其中写道：“据李家的家谱记载，李家的老家原在湖北省麻城县，后来才迁居四川庆符县，在什么年代迁居，不得而知。”据麻城派人到四川高县庆符镇调查，找到1936年《重修庆符李氏族谱》，其序中说：“吾庆之李，自湖北麻城迁居于此，已数百年。到今家世耕读，代有其人。”宗谱跋言中说“吾家在楚时宗派，自明季兵灾，遂不可考”。 前面提到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总兵包永才、著名作家马识途、艾芜等其祖籍都是麻城人。

　　编辑本段影响

　　三百多年前的“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四川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甚至四川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同化力也正是来源于厚重的移民文化，这些外省移民还成为多数四川人的先祖。然而，前不久省社科院客家研究中心向国家社科办提交的研究成果《“湖广填四川”与西部生态环境及社会变迁研究》却表明，“湖广填四川”对四川的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破坏“痕迹”，难道这些有名的历史移民真的是破坏四川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

　　植被资源破坏严重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长年研究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曾对当时情况作出推测：“清初广大的成都平原和浅丘地区曾是农耕垦殖地区，但灌丛林、茂草和次生林的覆盖率已经恢复到50%左右，盆地内其他长期的垦殖地区此时也多为灌丛、茂林覆盖。顺治八年，川耕地不足12万公顷。”陈世松也介绍，从战后到移民高潮来临前的这一时期，森林植被有了短暂的恢复。“城市鞠为茂草，村尽变丛林”，就连曾经繁荣一时的成都府也变成了“城中杂树蓊郁成林”。清初川北巴山地区主要分布的是以楠木、松柏为主的针阔混交林。 而移民入川后，四川的农业垦殖从最初平原荒芜地的复垦，逐步向丘陵中部、山地推进，垦殖范围进而到达丘陵顶部、半山上部，当时山田盛行，梯田出现，水土流失严重。总耕地面积上百万公顷，而森林植被则破坏严重。

　　华南虎等物种逐渐消失

　　专家一致认为，乾隆元年时期，移民开发把耕地范围扩张到了山地、丘陵，这是农田垦殖突破传统范围的标志，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逐渐萎靡的开始。在森林物种资源方面，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生物数量乃至物种不断消失。明代川北出没寻常的华南虎消失就是很好的例证。清初关于虎患的记载有：“直至清初，华南虎在四川分布广泛，说明那时垦殖率还比较低，森林相对茂密。”“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等地均有虎食人。”乾隆以来，蜀道沿线各府线仍有虎患，但较清初已经锐减。因此随着移民的涌入，物种消失的进程显著加快。

　　旱灾发生频繁

　　研究发现，大移民以来，地质地貌灾害、旱涝灾害等在四川地区发生得更为频繁。16世纪至17世纪是整个明清时期发生干旱灾害最为频繁的时期，尤其是17世纪盆地东部地区。陈世松等相关专家整合相关的史料时发现，大移民时期是盆地的大旱年份，平均每3年左右就要出现一次。这与《四川历史旱灾表》统计的结论保持了一致：16世纪平均33年一次，17世纪平均3年一次，18世纪平均37年一次，19世纪平均12年一次。

薛（Xuē）,一个中国人的姓氏,在百家姓中排68位

姓氏渊源折叠编辑本段

薛（Xuē）姓源出有三：

薛姓图腾

1、出自任姓，为黄帝之子禺阳第十二世孙奚仲之后，以国名为氏。相传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分别得十二个姓，其中一支叫禺阳的，被封于任地（约今山东省济宁），得任姓。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通志·氏族略》等所载，黄帝之子禺阳封于任，其十二世孙奚仲为夏车正，禹封其于薛国（今山东省薛城），后世子孙以国为氏。曾一度迁邳（今山东省微山西北）。奚仲十二世孙仲虺，在商汤时任左相，复居薛。其裔孙成，徙国于挚，更号挚国。商末，周伯季历娶挚国之女太任为妻，生姬昌，即周文王。周武王灭商后，又封成的后裔为薛侯。春秋后期，薛国再次迁到下邳（今江苏省邳县西南）。薛国历夏、商、周三朝，共六十四世，至战国时为齐国所灭，公子登到楚国为官，因以国名为氏。

2、出自妫姓，为虞舜后裔孟尝君（田文）之后，以封邑名为氏。据《吴录》所载，孟尝君是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其父齐相田婴被齐缗王封于薛（即任姓薛国旧地），田婴死后，田文袭封，仍以薛为食邑。至秦灭六国，失封，子孙分散。西汉初，田文之孙田国、田陵到竹邑（今安徽省宿县北）居住，以封邑命氏，遂为薛氏。

3、出自他姓或他族改姓而来：

① 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将鲜卑的复姓叱干氏改单姓薛。

② 出自周文王的姬姓冯氏之后裔。唐时有薛怀义，本姓冯。

③ 据《通志·氏族略》所载，辽西有薛姓。

④ 今满、蒙、土家、朝鲜族有此姓。

得姓始祖：奚仲。薛姓出自黄帝的任姓，黄帝共有二十五子，分别得十二个姓，其中有一子名禺阳，因被封在任（今山东济宁市）而得任姓。任姓传到十二世孙奚仲，奚仲在夏禹时任车正，为车的创造者，居住在薛，称为薛侯。其后人祖已的七世孙曰成，举国迁于挚，改号为挚国。商末时，周伯季历娶挚国女大任为妻，生子姬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到武王克商，复封为薛侯。春秋时，齐桓公称霸诸侯，惟有薛侯不从，被黜为伯爵。春秋后期，薛公子登在楚国做官，薛人迁往下邳（今江苏邳州），楚怀王赐沛地为其食邑。薛国历夏、商、周三代，凡六十四世，战国时亡国，其后子孙以国为氏，称薛姓。他们尊奚仲为薛姓的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折叠编辑本段

薛姓

1秦、汉时期： 薛氏自春秋战国得姓以后，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山东是薛氏的发源地，地处中原东部，薛氏人由山东向周边地区扩散，活动地域大致在赵、宋、楚、齐、秦诸国所地，相当于今湖北、湖南、江苏、河南、河北、陕西、山东的部分地区。

春秋时有薛邦，兖州人，孔子弟子。战国至秦，散布于中原各地的薛氏就已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战国末期任姓薛氏裔孙薛倪为楚令尹。战国时赵国(建都今河北邯郸)有处士薛公，为寓居赵国的魏公子信陵君之友。泰国大举攻魏，魏王派人请信陵君回国统兵御秦，信陵君因与魏王有矛盾，不肯应命。经薛公苦心劝说，信陵君无忌才从赵返魏，带兵遣将击破秦军，解救魏国。宋国(今河南商丘)有高士薛居洲，居于当时中华文明的中心，主张长幼尊库皆应有序，被时人奉为道德楷模；秦国(今陕西)有薛炬，相传他剑术精湛，为一代宗师。

秦及两汉，薛氏经过长期的繁衍发展，人口大为增加，一些人因仕宦等原因而分居于各地，使薛氏的分布地域得以扩大。这一时期，黄淮流域下游仍是薛氏族人重要的居住地，但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黄河中下游，越来越多的薛氏人，或为官，或经商而迁至中原腹地，尤以今河南省境内为甚，为薛氏的河南郡望形成奠定了基础。

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位改制，但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西汉末期的政治危机，反而使社会经济日益恶化，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终于爆发了绿林赤眉起义，后来变成各种军阀势力的混战。这一时期，一部分薛氏为避战乱，自黄淮流域南迁至长江流域。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中原烽烟再起，一支薛氏人在首领薛永的带领下追随蜀先主刘备进入四川，薛永父子为蜀汉重臣，薛氏人亦在蜀地扎下根来，蓬勃发展，世号蜀薛。

秦汉四百多年的历史时期，薛氏名人频出。楚汉相争之时，项羽部下有薛公，骁勇善战。刘邦手下有将军薛欧，追随汉王，功成名就。西汉建立后，汉高祖封薛欧为广平敬侯，在汉高祖所封的汉初十八位侯爵中名列第十五位，食邑四千五百户。汉高祖五年任典客，掌管祭祀、外交。儿子薛山为靖侯，孙子薛泽继封为平棘侯，曾孙薛穰为平棘节侯，玄孙薛去病在汉宣帝时任大夫。汉元帝时御史大夫薛广德，不记荣辱，正直敢言。西汉末年，齐人薛方，字子容，时值外戚王莽把持朝政大权，阴谋篡夺汉室江山，他一方面排斥异己，残酷打击忠于汉室、不归附他的大臣，另一方面，他又采取笼络人心的伎俩，封官许愿，加官进爵，还邀请当时通晓礼仪、博古知今的清明方正之士到朝为官。薛方也是其中被征之一，但薛方看破王莽虚假伪善的面目，拒绝了王莽的一再征请，居家讲经授文，写诗作赋，保全了自己的清白声誉。东汉政权建立后，世祖刘秀久闻薛方清高正直，征用之，薛方欣然受命，可惜途中病逝世。王莽时还有博士薛顺。西汉末年，洛阳有富商薛子仲。洛阳是西汉东都，地处中原，物产丰饶，人员辐辏，交通便捷，自先秦即为水陆商业中心，薛子仲依靠洛阳优越的经商条件，穿梭往来于全国各地，拥有家财万贯，富甲全国。王莽见其致富有方，甚至邀请他去商讨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西汉时平陵人薛恭，以孝举为县令，是为关中薛氏。

薛姓

东汉时期，豪强割据，薛氏一族在社会动荡中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迁徙。从此，在蛮夷居多的西南部蜀地有了薛氏的踪迹，并很快发展为蜀地大姓，世号蜀薛。 东汉末年，政治日趋腐朽，皇帝幼弱无知，外戚宦官擅权专制，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安，不堪重压的农民奋起反抗，爆发了波澜壮阔的黄巾军大起义，东汉中央集权势力大大削弱，而州郡官吏和地方豪强却乘机发展割据势力。—时群雄并起，天下大乱。中原逐鹿，生灵涂炭，兵荒马乱之中，人民流离失所，避难他乡，纷纷向江南和巴蜀流徙。

在庞大的逃难人群中，有一支薛氏人随刘备进入蜀地，这支薛氏族人的首领叫薛永。薛永的父亲薛兰是西汉御史大夫薛广德的十世孙，曾任兖州别驾，后被曹操所杀。父亲惨逝世后，薛永遂转而投奔当时占据徐州一带的刘备。刘备旋即败于吕布、曹操，几经辗转，被迫到荆州牧刘表手下谋事。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大军南下，据有荆襄九郡之地，刘备于湖北当阳再次败于曹军，最后只得联合江东孙权，在赤壁大败曹军，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复夺得荆州大部，才算有了落脚之地。面对曹操和孙权两大军事集团的压力，刘备惟有向西发展以求自保。在公元211～214年间，刘备终于打败了益州牧刘璋，据有西川之地，为以后蜀国建立奠定了基础。而在此过程中，薛永恪尽职守，忠心佑主，始终追随于刘备左右，南征北战，立下了卓越功勋。大批薛氏族人也随着薛永往返迁徙，逐渐进入巴蜀。

从历史记载上看，这或许是薛氏宗族第一次大规模的移动，尽管史书对此语焉不详，但由蜀汉王朝建立后，薛永升受刘备蜀郡太守、其子薛齐官拜巴郡太守的情况来看，他们父子能同时掌管号为蜀地大郡、朝廷屏翼的巴、蜀重郡，说明他们不仅居功至伟，而且足可担当御敌戍边的重责。蜀地不少人因感念其惠，遂以薛为姓。大概也因此原因，薛氏在川北各地影响深远，并留下了不少与薛氏有关的地名。直至隋唐之际，属于剑南道的维州仍有薛城县的记载，入宋后方改名为保宁。据专家考证，这可能就是薛氏一族旧日的聚居地。公元263年曹魏发兵灭蜀，当时薛氏投降的竟达五千户之多，势力之大，亦可窥知薛氏在蜀汉时期占据相当重要的政治地位。

蜀汉灭亡后，为了彻底断绝刘氏宗族恢复故国的企图，曹魏决定采取移民空地的政策，大举将蜀地百姓内迁中原各地。这时，薛齐虽然降魏，受封为光禄大夫，然而也在迁徙之列，随同薛氏宗族一道迁至河东郡汾阴居住。尽管这些薛氏族人原本大多不是蜀人，由于薛永勤政爱民，深得当地蜀人拥戴，因他们迁自蜀地，所以世人共谓之“蜀薛”。成为后来河东望族薛氏的先祖之一。

2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薛氏呈现出全面发展的势头，薛氏族人已遍及北方的黄淮流域，很大一部分集中于今山西、河南、山东、安徽北部等地，并形成了薛氏的主要繁衍中心。

在三国时期魏、蜀、吴三个政权里，就有薛氏人任职。魏国有天水人薛夏，魏文帝时官至秘书丞，曹操对他颇为器重。常与之谈古论今，并尊称他为“薛君”。薛灵芸，为魏文帝宫中美人，对裁剪针工有独到之处，能在没有灯光的房间里，很快地裁制衣服，宫中称之为“针神”。蜀国薛氏宗族领袖薛齐为巴、蜀二郡太守。竹邑人薛综至孙子薛兼三代任太子少傅，“由综至兼，世传东宫，谈者美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河东薛氏在魏晋时期形成，并逐渐发展成当地的名门望族。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盛行，无论汉族政权，或是少数民族政权，要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都必须依靠当时的名门望族，于是他们纷纷拉拢、吸收中原望族参加到自己的政权里。河东薛氏，作为关东著姓，也是各个政权积极争取笼络的对象，作为统治集团的中坚力量，薛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到南北朝时，薛氏在各方面则大放异彩。河东汾阴人薛安都是南朝宋著名将领，归附北魏后被封为镇南大将军、徐州刺’史，并赐爵河东公。其子薛渊为南朝齐重要军事将领。薛安都侄子薛深任南朝宋骠骑将军，薛真度历任荆州、豫州、扬州刺史，又授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能抚恤百姓，深得北魏宣武帝的信任。后来落籍在河南洛阳的代北薛豹子，本是鲜卑族叱干氏，在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中改姓薛，于北魏任徐州刺史，刚正不阿，“在州甚多惠政”，深受百姓爱戴。其子薛椒，风度翩翩，遵礼行教，举止得当，拜七兵尚书。太原人薛提，北魏初年因有政绩，迁晋兵将军、冀州刺史，封太原公。河东汾阴人薛强原为后秦右光禄大夫、七兵尚书，封冯翊公，其子薛辩为北魏平西将军、东雍州刺史，赐爵汾阴侯。薛辩子薛谨为北魏河东太守，袭爵汾阳侯。薛辩长子初古拔，因功任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河东公。学者薛憕，曾为北魏征虏将军、中散大夫，西魏时进爵为伯，升任中书侍郎、安东将军。汾阴人薛实，西魏时领著作佐郎，修国史，迁中书令，北周时因功进爵为侯，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等不一而足。

一些在北朝任职的薛氏人，在随后的隋唐时期继续担任官职。北周司金大夫、文城郡公薛胄在隋文帝时任兖州刺史。义兴(治所在今江苏宜兴)薛士通为隋膺扬郎将，唐初归降，授东武州刺史、平辅公，后改任泉州刺史。长期主持中枢的河东汾阴人薛道衡，深受隋文帝器重，道衡的兄弟、五个儿子及族叔、堂侄等多在朝廷任职，且委以重任。隋朝河东汾阴薛氏因薛道衡家族而发迹，成为闻名全国的望族。

西晋末年出现永嘉之乱，大批中原士族随晋室南渡，河东人薛推迁至江南，传至薛贺，于南朝梁天监年间徙居福建晋安。

薛姓

3隋、唐时期： 隋唐时薛氏除在黄淮流域中下游继续发展外，更称盛于中国西北部部。南北朝时，薛氏族人主要沿自东向西北部的路线传播，三国时魏有天水人(今甘肃天水)薛夏，说明此时已有薛氏人居住在今甘肃省。至隋唐时，甘肃省薛氏已形成壮大之势，金城(今甘肃兰州)薛举家财万贯，隋朝末年曾起兵反隋，后一度称帝。

及至唐朝，薛氏家族达到了空前繁荣。薛氏郡望已全部形成。唐朝的政治中心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因为有薛氏人多在朝中为官，因此，大量的薛氏族人迁居关中，今陕西关中地区成为薛氏一个重要繁衍地，从而跻身关中望族。武则天女儿太平公主嫁给源于河东薛氏家族的薛绍，既是恩宠，也是唐王朝对薛氏家族的拉拢。

唐末，河南薛氏又有随王潮、王审知入闽者。

4宋、元、明、清时期：

五代时期有薛怀让，其先世为戎人，说明他是由少数民族加入薛氏的。他自幼勇敢，在后唐庄宗时任军职，唐明宗时任神武厢都校、州刺史。后晋时历任宿州团练使。后汉时安国军节度使，后移镇同州。后周时加同平章事衔，任左屯卫上将军、左武卫上将军。

宋朝建立后，国家重新统一，人民又得以过上较为安定平稳的生活。这一时期，薛氏散居于全国各地，发展相对稳定，其中北宋初年薛居正家族比较显赫。

明清时期，薛氏规模日盛，族人已遍及大江南北，尤其向南迁徙的进度更快、规模更庞大了。自南宋开始，福建薛氏又分衍出广东海阳、五华、兴宁、梅州等支派。元朝有薛信，由宁化转徙粤之平远，其后复由平远转徙程乡(今福建程乡)。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有着辉煌事迹的家族，这一时期的薛氏人不逊先辈，以多姿多彩的形象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

自南宋开始，福建薛氏又分衍出广东海阳，五华，兴宁，梅州等支派。

从清康熙时始，闽、粤薛氏陆续有迁入者，此后有的又远播海外。

5迁入台湾：

自明清起，于东南部沿海的薛氏已零星迁入台湾。清康熙年间，派兵攻灭台湾郑氏政权，随即在台驻军，设置府县。当时台湾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对于地窄人稠的闽粤居民很有吸引力，于是陆续有人从闽、粤两地入台垦殖，其中也有薛氏人士。大约在公元1710年前后，有一个入垦打猎东堡的人，名叫薛大；另有一位粤籍人薛昌贵，定居于淡水。乾隆年间又有薛君隆从广东到桃园的大桃村开垦，广东的薛华梅到台中县的东势镇定居。近代以来，特别是公元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后，大陆与台湾的联系一度中断达五十年之久，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台湾方才回到祖国的怀抱。其间薛氏极少有移居台湾者。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后，党、政、军、科、教、文各界有大批人员自大陆迁台，其中就有为数不少的薛氏人，如国民党高级将领薛岳、资深报人薛心熔等。

6迁徙海外：

薛氏人在清朝迁往台湾的同时，也开始有人涉洋过海，向东南部亚等地迁徙，成为当地华侨。进入近代，由于世界奴隶制的废除，欧美各国及其殖民地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而此时清政府也由于政局不稳，世事多变，且急需外汇弥补巨额贸易赤字。如清光绪十年(公元1886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上奏称，每年需要总数二千万银元(合一千四百万两白银)的侨汇，已相当于光绪后期每年关税收入的65％，所以不但解除清初的禁海令，同时大力鼓励华人出洋劳务。这样又极大刺激了中国向海外移民的热情，进一步壮大了华侨的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到光绪末年，全球华侨及华裔已达四百多万人，其中就包括大量的薛氏族人。

如今，薛氏族人已广布全国，其分布以江苏、山西、陕西、河北、福建等省为多，这几个地区的薛氏占到全国汉族薛氏人口的63％。薛氏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四十八位的大姓，人口约六百七十二万余，占全国人口的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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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姓

1郡望： 河东郡：

古代河东郡有四：一是指今整个山西省。二是秦朝初期(公元前221年)置郡，治所在安邑(今山西夏县)，其时辖地在今山西省夏县、临汾市、万荣县、永济市、闻喜县一带地区。东晋时期移治到蒲坂(今山西永济蒲州镇)。隋、唐两朝为蒲州河东郡。隋朝时期又分蒲坂，置河东县为治所。在明朝被并河东县，划入蒲州。三是唐朝时期有河东道，又设河东节度使，道治在蒲州，节度使治所在太原(今山西太原)。四是宋朝时期有河东路，治所在并州(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其时辖地北以内长城为限，而兼有今陕西东北角。大金国时期分为河东南路、河东北路，南路的治所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北路的治所在太原府，其时辖地在今山西省黄河以东夏县一带地区。明朝时期并河东县入蒲州。

新蔡郡：

原为周朝时期吕国的地域，即今河南省新蔡一带。春秋时期蔡平侯从上蔡迁都到下蔡，故名，也称为新蔡。汉朝设置新蔡县。晋惠帝从汝阴郡分出置新蔡郡，即治新蔡(今河南新蔡)。北齐时期改为广宁郡。隋朝时期又改名为蔡州。

沛郡：

也称沛国郡、沛县，始建于汉朝初期。西汉建立后，汉高祖刘邦将家乡泅水郡改为沛郡，治所在相县(今安徽濉溪)。王莽改为吾符郡，东汉改为沛国。三国魏移治沛县(今江苏沛县)。西晋还旧治，后复为郡，又移治沛县。南朝宋移治萧县(今安徽萧县)。北齐时废。早期沛郡所辖范围，包括今安徽淮河以北，西肥河以东，河南夏邑、永城和江苏省沛县、丰县等地。东汉时改为国，后又改回沛郡，所辖地域大为缩小，而且郡治屡有迁移。

北平郡：

战国时期燕国始置。秦国灭燕国后沿用，辖地在河北东北部和辽宁西部，治所在蓟县，现在北京当时属广阳郡，与右北平之间隔着渔阳郡。西汉时期北平属广阳国，东汉复为广阳郡，均与右北平隔着渔阳郡。《史记·李将军列传》有“广居右北平”。三国时期北平属燕国，右北平北部为东鲜卑(后为宇文部)所侵，其地日狭，渔阳不变。西晋时期，燕国并渔阳郡。右北平郡改称北平郡，辖地不变。东晋十六国时三郡辖地多有变化，燕国时称燕国时称燕郡，渔阳时设时撤，北平较稳定。晋、魏时期，北平郡迁新昌(今河北卢龙)属平州(州治在辽西郡)，今地当时为燕郡，为幽州州治所在。渔阳属幽州。隋朝时期，撤辽西郡，北平郡治不变。渔阳郡治还至现蓟县。今地属涿郡，辖地广大，自天津向西北延伸出长城与突厥相接，郡治时称蓟县。唐朝时期北平郡改为平州，公元714～743年为安东都护府，渔阳分为蓟州和檀州，北平为幽州治所，辖大约今天京、津两市，置范阳节度使，至此“北平”第一次消失。梁国时，北京称幽州，置卢龙节度使。后唐依旧。晋朝时期割与契丹。辽国时期，实行五京制，有上京、东京、西京、南京、中京，其地为南京析津府，属平州。金国时期，亦实行五京制，有上京、东京、西京、南京、北京，其中“北京”在今内蒙古赤峰南、宁城西，称北京大定府。今北京为中都大兴府。“北京”第一次出现。北平未出现，原地为平州。元朝时期，今北京为大都路，辖大约京津两市。北平未出现，原地为永平路。北京未出现。明朝初期，北京称北平，北平至此重新出现。明成祖迁都前改北平为北京，实行两京制，迁都后亦称京师。“北京”出现，“北平”再度消失。清朝入关，袭用明朝称法。清帝逊位，袁世凯窃权，拒绝南下，国民政府被迫迁往北京，北京名称不变，北平未出现。北洋政府倒台后，国民政府驻南京，北京改称北平。1949年己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复改北平为北京，定都于此。“北平”至此消失。

高平郡：

原为高平县(今宁夏固原)，西晋朝泰始元年(乙酉，公元265年)，将汉朝原有的山阳郡改为高平郡，治所昌邑(今山东巨野)，辖七县，统辖范围包括今山东巨野、金乡、嘉祥、兖州、鱼台、邹县等地。两汉、十六国、北魏均有此县。北周改为平高郡(今宁夏固原)。汉朝时期有“高平第一城”之称，言其险固。北魏时期在这一带置军镇，置郡，皆称高平。南朝宋移治高平(今山东微山)，北齐移治任城(今山东济宁)，隋朝开皇初年废止。

2堂号：

河东堂：以望立堂。

新蔡堂：以望立堂。

沛国堂：以望立堂。

高平堂：以望立堂。

忠谏堂：汉朝时候，沛人薛广德为御史大夫，敢于直谏。汉元帝要做楼船供自己玩乐，薛广德脱帽子谏阻，如果汉元帝不听，他打算光着头向皇帝乘辇的车轮上碰。结果皇帝采纳了他的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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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姓

家乘谱牒，即记录氏族世系的书，简言之即家谱，又称族谱、宗谱、家牒、家乘、世谱，一般多指用来记载宗族世系事迹的历史典籍或图表，举凡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人口兴衰、人物掌故、风土人情都可以入谱，可以说是宗族的发展史。由于家族不同，反映在谱中的内容也各有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家谱的续修、重修家谱的形制越来越完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于是便相应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家谱文化。 薛氏宗族虽然历史悠久、谱系绵长，但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其家族修撰家谱始于何时，今已无从考证。不过从北朝薛安都家族事迹来看，当不晚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与当时盛行的门阀谱系之学有关。目前保存最早的薛氏族谱为唐朝姓氏史学家林宝的《元和姓纂》，该书对中唐以前姓氏族望，记载颇详。其论得姓受氏，多源于史籍《世本》、《风俗通义》、《三辅决录》及《姓苑》。这些书后世颇多失传，赖《元和姓纂》之征引，后世学者方得以了解姓氏梗概。北宋欧阳修等人在编撰《新唐书》时，参考了史籍《元和姓纂》，其《薛氏世系表》较为系统地记述了薛氏二大主支任姓薛氏、妫姓薛氏的源流始末。

目前存世的家谱多为修谱盛行时期的明清两代家谱。这些家谱大多有固定的体例和格式，包括谱名、谱序、凡例、谱论、遗像、恩荣录、先世考、族规家法、礼堂、五服图、世系、传记、族产、契据文约、坟茔、字辈谱、续后谱、领谱字号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