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时期——儒学的开创

开创者孔子

1、核心思想是“仁”，即“爱人”、“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协调人际关系的伦理学说;他反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出现的苛政暴政，要求统治者“以德治民”、“为政以德”、“节用而爱人”，包含民本思想。

2、提出“礼”。针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他又强调以“礼”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号召“克己复礼”，即恢复理想中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以实现社会稳定，同时以中庸思想和“和而不同”来协调礼和仁的关系。

3、教育方面：创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等，打破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扩大的教育对象的范围;他以“成人”、“君子”为教育目标，提出“因材施教”等诸多重要教育原则。

4、文献方面：他整理编订文献“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有利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传承。

二、战国时期——儒学得到丰富和发展

代表人物孟子、荀子

孟子：

1、提出了以“仁”、“义”、“礼”、“智”为基本内容的道德规范体系，以“仁义”为最高道德原则。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2、发展了孔子“仁”、“以德治民”的观点，提出较为完整的“仁政”理论，要求统治者停止兼并战争，减轻赋税，制民之产，尊贤使能。

3、发挥了“民本”思想，提出了以“民贵君轻论”为代表的民本学说，成为其思想体系中最为宝贵的成份。最典型的是言论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4、伦理观上主张“性向善”，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

荀子：

1、天人关系：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主张“治天命”、“裁万物”、“骋能而化之”的思想。荀子明确的宣称，制天命而用之，认识天道就是为了能够支配天道而宰制自然世界。

2、认为学习的最高目标是掌握“礼”;认为治国应以礼教为主，强调礼法并用;。

3、君民关系：舟水之说(君舟民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4、主张“性恶论”。

三、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代表人物董仲舒

1、针对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2、针对加强君权的需要，提出“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

3、针对土地兼并严重的现实，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针对为人处世标准，提出“三纲五常”、孝道。

四、宋明时期儒学上升到新高度

北宋时期儒家学者融合佛道思想解释儒家义理，将儒学上升到新高度即理学：

程朱理学(客观唯心主义)

1、程颢、程颐(北宋)：理是万物的本源，理的核心是“仁”;人伦道德、尊卑等级都是天理;仁是与万物俱生的。

2、朱熹(南宋)：建立了庞大而严密的理学体系，是理学的集大成者

主要观点有：理气论(理和气浑然一体，不可分离)、“存天理，灭(或去)人欲”、心性论(性无不善，情也应当从善)。

陆王心学(主观唯心主义)：反对理学的繁琐回归本心。

1、陆九渊(南宋)心学的创立者：“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

2、王阳明(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宣扬“心即理也”“心外无物”等;致良知;知行合一。

五、明清之际的儒学新发展

明清时期儒学新发展的表现：反正统反权威;反对君主专制;反对重农抑商，提倡工商皆本。

1、李贽(明后期)否定儒家经典和孔子的权威，认为人人都有权做出自己的判断;批判道学家的虚伪说教，肯定人的正常需要，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2、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提出君臣平等，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认为工商皆本。

3、顾炎武：批判君主专制，提出“众治”的主张，梁启超归结其思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经世致用，注重实学。

4、王夫之：“循天下之公”，深刻揭露历代帝王把天下作为私产的做法，提出耕者有其田;尊重物质运动规律的自然史观和社会史观，唯物主义者。

扩展资料

儒家影响：

儒家是中国古代自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最有影响的学派。做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虽然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但也只是诸子百家之一，与其它诸子百家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中国人代代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

中国人基因中的责任思想(以天下为己任)、忠孝思想(仁、义、礼、智、信)、恕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伦理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儒家思想与专制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到现在还是华人的主流思想。

儒家对中国科技以及世界文明的贡献特别巨大。据《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1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约有300项，其中175项是中国人发明的。

正是这些重大的发明(包括发现)，使中国的农耕、纺织、冶金、手工制造技术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而儒家也留下了一大批世界知名的科学著作如《考工记》、《天工开物》等等。

-儒家思想

生辰：1525年5月24日农历503

忌日：1582年7月09日农历620

张居正，汉族，字叔大，少名白圭，号太岳，谥号“文忠”，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内阁首辅，明代最伟大的政治家。

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 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辚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16岁中了举人，23岁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隆庆时与高拱并为宰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万历初年，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当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居正主持裁决，前后当国10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他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亦颇有成效。万历十年（1582年）卒，赠上柱国，谥文忠。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诚及守旧官僚所攻讦，籍其家；至天启时方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等。

明朝文臣，内阁首辅，因其辅佐皇帝治理有效，具有重大历史功绩。

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丽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宰相)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

编辑本段“风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嘉靖四年(1525年)，当张居正在荆州江陵(今属湖北)的一位秀才的家里呱呱坠地的时候，其先祖的余荫对他早已不能关怀庇护，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个白龟梦。梦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白圭的确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十二岁的白圭报考生员，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他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这一年，居正补府学生。四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又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湖广巡抚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说：“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个少年成名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后可赐编修。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的结果是夏言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自然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国事，亲身接触农民。家境本就贫寒的居正，在乡间体会到了人民的辛劳、饥寒和痛苦。他在《荆州府题名记》(《张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这时的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三年，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深谋远虑的徐阶荐居正为裕玉朱载垕的侍讲侍读。逾德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玉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在裕邸期间，“王甚货之，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这一年，世宗殁，裕王即位，是为明穆宗。张居正的机会来了。隆庆元年(1567年)，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放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土。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此时的他大概不会忘记自己十三岁写下的诗句“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三十年后，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手”了。

编辑本段“摄夷蛮骚乱，锄当路芝兰”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自鸣得意。这时的明王朝，内则土地兼并，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

而更使张居正感到担心的还是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篙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但不久，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高拱当政期间，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己，后发生嫌隙。高拱又和权宦冯保不和。隆庆六年，穆宗病殁，年仅十个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遂联合冯保，勾结后妃，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这样，张居正就成了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

平心而论，徐阶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朗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张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还在隆庆年间，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固巩边防的工作。

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祟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

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张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鉴川策俺答之始》)然后，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双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

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穆宗在后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

编辑本段“以心奉尘刹，不求自身利 ”

作为—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认识的。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张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而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张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更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张居正认为人“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竞“汰冗员二三”。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贡互市，保持边境安定，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到万历二年，北边“三镇二岁之中，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还通过减客兵，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岁所省，儿得数十百万”。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株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

对于自己的用度，张居正也是力戒奢华。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

编辑本段“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与青天”

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张居正深知只顾节流尚不足以解决问题。而要彻底改善国家财政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

但张居正反对通过“开利源”来理财，因为在他看来，“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他早年曾较多接触下层人民，深深懂得安民养民后国富的道理，他指出：“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那么，如何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呢当时明王朝的庞大机器都由田赋支撑，而田赋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而很难增加。为此，张居正提出惩办贪污，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

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当时，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本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如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还有江南的“十段锦”，以及有些地区的“一条鞭法”等。

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傅汉臣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王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

万历五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但由于这种做法 触犯了官绅的利益，他们便制造浮言，户科部给事中光懋说：“至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人户贫富，一例摊派；……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近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请敕有司，赋仍三等，差由户丁，并将白栋纪过劣处。”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东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实。于是张居正拟旨答复：“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又致书支持白栋的左都御史李世达：“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国普遍推广。万历九年，他终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这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编辑本段“面劳瘁于国事，人亡而政息 ”

张居正于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连十九年末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他都未能服丧守制。万历九年(1581年)，五十七岁的居正，终于劳累病倒。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居正病逝，舍弃了他十六年始终不放的权力，十年来竭诚拥裁的皇帝，撒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已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而神宗呢 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据传，一日万历读书，念到“色勃如也”时，误将“勃”读成了“背”。突然听见身边一声大吼：“这个字应该读‘背’！”居正这一声大吼，让万历真的有些“勃如”了。但碍于居正当权，没有发作。但从此，居正在万历心里便不是敬爱，而是敬畏了。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帝王的逻辑！居正既死，神宗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

不久，言宫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竞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

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

编辑本段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沙市郊区)人，明嘉靖中叶进士。隆庆元年(1567年)入阁，万历元年(1573年)神宗即位，为内阁首辅，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最负盛名的改革家。

张居正少年时聪颖过人，十五岁为诸生。巡抚顾璘极其欣赏他的文章，中进士后改为庶吉士，每日探讨研究国家典制掌故，受到徐阶的器重。徐阶代严嵩当了内阁首辅后，很多事与张居正商议，张居正也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不到一年，又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进入了内阁。张居正眉清目秀，胡须奇长，敢于做事，自信豪放，又城府很深。入阁后非常傲慢，从不采纳九卿的意见。每一出语，又很得要领，大家都敬畏他。

高拱排挤走了首辅徐阶，作了首辅。高拱与张居正本为好友，便高拱高傲独断，不把张居正这个当年的老部下放在眼里。张居正本以为皇帝年幼，他可以一展抱负，推行变革，可高拱保守，不肯采纳张居正的变革建议，张居正虽对高拱很不满，却外表跟从前一样，对高拱十分恭敬。司礼秉笔监冯保，深得两宫太后和皇帝的庞爱，他与高拱早有矛盾。有一天，一个司礼监的太监到内阁传旨，高拱斜着眼对传旨太监说：“这圣旨出自何人难道十岁的孩童会下圣旨吗!”(当时皇帝仅十岁)还威胁说：“这都是你们这些太监干的，等着有一天我要把你们都赶走。”传旨太监回去后把高拱的话告诉了冯保，冯保很气愤。高拱已看出冯保的擅权，就召集阁臣张居正、高仪商议除去冯保，张居正平时就与冯保很要好，又认为此时是除去高拱的好机会，就把内阁商议的事悄悄告诉了冯保，冯保去找两宫太后哭诉，两宫太后平日就知高拱跋扈，在内阁唯我独尊，又觉得首辅连个内监都不能容，哪里有宰相肚量于是传旨召集群臣，下诏说大学士高拱揽政擅权，威福自专，命回原籍闲住，即刻起程，不许停留，就这样高拱被驱走了，不久高仪也死了，张居正也就做了内阁首辅。

张居正为了取得皇上信任，决定每十天的经宴由自己来主讲。明朝有个“经宴”的制度，“经”是由翰林学士或有学问的大臣给皇帝讲解经书，“宴”是讲经已毕皇帝赏参加的官员们一顿饭吃。张居正要用讲经来影响皇帝，树立自己的威信，经宴日是每月2日、12日、22日，讲经时高级官员都出席，只有皇帝一人坐着，其他的听众和讲官全部肃立，张居正每次除讲经外，还讲《贞观政要》，他要让小皇帝做一个象李世民那样开明皇帝，他也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了。

心学在当时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影响很大，远播海外，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以很大的影响。最早受其影响的是日本心学的创立者近江人中江藤树（公元1608－1648年），也被称为“近江圣人”。

日本心学在中江藤树开创之后，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是具有强烈内省性格的德教派（一说存养派），另一派则注重实践，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事功派。

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多年中，始终处于官学统治地位的是朱子学，心学则作为下级武士和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而处于被压抑、受排挤的地位。

然而，在幕府末年心学成了维新志士所普遍信奉的一种哲学，并因此为维新运动造就了一批叱咤风云、雄飞庙堂的思想家和***。

他们以心学作为解放思想的武器，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等主张，打破了朱子学固守儒学的孤陋习气，开启了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新风，为瓦解日本封建体制的倒幕运动做了充分的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

由此日本社会开启了通向近代化的大门，而受心学影响的明治开国元勋伊藤博文、西乡隆盛则直接提倡民权、民主、废藩置县，为日本实现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

这在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上确实是值得一书并须进一步加以研究的一章。

扩展资料：

根据王守仁一生中的经历，其受到道家的影响明显多于佛家，但其终究不离儒学本质，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

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心学

黄姓家谱介绍

黄姓谱牒源起于何时，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传说早在商朝，便有陆终第四十四代孙黄成德，创修最早的黄氏宗谱传后。黄成德的第十一世孙黄飞虎，因逃避商纣王迫害而改从母姓"王”氏。后黄飞虎曾孙黄爱辅、黄爱弼等以家藏谱牒上呈周武王，得以复姓“黄”氏。商周时期，黄国已是一个独立的小邦，作为一个国家，已有专门记录黄国王族历史和世系的谱牒了，因而商周时期便应有黄姓谱牒。

传说战国末年楚相春申君黄歇也曾删改增修黄氏族谱，并将谱系上呈御览，又亲自制定了黄姓最早的字派。

汉魏之始，门第始兴。谱牒学也于此时开始发达起来。江夏黄氏，这时才开始了确实可信的家史族谱在民间流传。六朝隋唐是中国谱牒之学始盛时期，但因为当时黄姓的衰落，黄氏族谱也就不见于《魏书·官氏志》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官方正史，仍在民间流行。

直到宋代，随着黄姓的兴旺，也出现了黄氏谱牒的繁荣。各地黄氏纷纷立祠修谱，家传、谱序，多见于当时名人文集中。

明清以来，黄姓谱牒之学更加发达，长盛不衰。这一时期的许多族谱，至今仍被流传和保存下来。“文革”破“四旧”时期，大陆中断修谱，许多谱牒也遭焚毁，而港台、南洋则未曾中断，许多家谱还被公开出版发行。如台湾即于1961年、1964年、1965年曾有黄氏族谱公开出版。近年来，在大陆内地兴起了修谱和寻根之热。

目前，有较大价值的黄姓族谱，一是《竹桥黄氏族谱》20册，民国十五年浙江余姚“悼伦堂”第五次重修。该谱修撰极精，卷首有大理学家王阳明的序，又载有自汉丞相黄霸以后历代名人画像计80幅。族谱体例，“寓纪事于《编年》，以《世表》为伦次”。编年、世表之外，又另立《列传》一门，入传者有81人之多。此谱现存浙江余姚市梨洲文献馆。二是《经铿黄氏家谱》，该谱为清光绪“敦睦堂”第七次修谱，计30卷，现存武昌辛亥革命纪念馆。三是《禾坪黄氏大成宗谱》4卷，清光绪十五年版，是研究邵武黄氏的重要史料，现存当地黄峭山裔孙处。四是《渠阳黄氏世谱》18卷，1989年湖南靖州黄氏总祠“江夏堂”第八次重修，是研究南宋大臣黄龟年家族的重要史料，主要流传于湘黔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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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姓家谱文献目录

（引自《中华姓氏通史》 刘佑平 东方出版社 200012）

〖北京市〗

北京大兴·黄氏顺天支谱不分卷：美国（清）黄承林纂辑 清光绪十八年（1892）刊本一册 藏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吉林省〗

吉林黄氏诚正堂伯房祖宗世系一卷：清钞本一册 藏地：江苏苏州市图书馆

〖上海市〗

上海。金山黄氏族谱：（清）黄玠 黄端履编纂清宣统二年（1910）上海中国图书公司 铅印本 二册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日本 美国

上海嘉定·重辑[上海]黄氏雪谷公支谱：（民国）黄士焕重纂 1948年三鑫印务局铅印本 藏地：江苏常州市图书馆(存1、3、4卷)

上海崇明·黄氏家乘二十二卷：（清）黄汉荣修 清同治九年（1810）务本堂刊本 藏地：上海文化管理委员会 美国

〖江苏省〗

江苏丰县·九华堂黄氏族谱十卷： （清）黄火敦 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石印本 藏地：江苏丰县顺河乡黄庄村

江苏江都·维安阜洲黄氏重修族谱十二卷：（民国）黄承良修 刘崇泉纂辑 1931年中宜堂活字本 十二册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美国

江苏南通·黄氏支谱不分卷：（清）黄世谦编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敦礼堂刻本 一册 藏地：江苏南通市图书馆

江苏海门·黄氏家乘：木刻本 藏地：苏州大学（存二册）

江苏武进·浮桥黄氏宗谱二十卷：（清）黄元鹏续纂 清咸丰二年（1852）木活字本二十四册 藏地：日本美国

江苏武进·毗陵黄氏宗谱十二卷：（清）黄敦懿等修 清光绪十一年（1855）敦本堂活字本八册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武进·毗陵东直黄氏玉林公宗谱四卷：（清）黄永全等重修 清光绪十五年（1889）木活字本四册 藏地：日本美国

江苏江阴·青畅黄氏宗谱二十二卷首一卷：黄震宏修 黄淡佳编辑 1947年立木堂活字本 二十册 藏地：吉林大学

〖浙江省〗

浙江杭州·武林黄氏宗谱：清光绪间礼耕堂钞本 一册 藏地：美国

浙江余杭·黄氏宗谱四卷：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木活字本 藏地：浙江余杭县文化管理委员会

浙江萧山·黄氏族谱三十卷：清嘉庆五年（1800）萃焕堂刊本 四十三册 藏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残缺三册）

浙江萧山·黄氏备遗录附昭潜录二卷：（清）黄春林等编 清嘉庆十二年（1807）萃涣堂木活字本 一册 藏地：日本美国

浙江·萧山埭上黄氏家谱三十卷：(清)黄尊编 清道光六年（1826）刊本二十一册 藏地：浙江省图书馆（存二十五卷）

浙江·萧山埭上黄氏家谱二十四卷：刻本 二十一册 藏地：上海图书馆

浙江·萧山埭上黄氏家谱三十卷首一卷续寻一卷搜遗寻一卷词翰录四卷备遗录二卷词翰续 录二卷：（清）黄中咸等修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萃涣堂活字本 三十二册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省图书馆 日本美国

浙江·萧山埭上黄氏家谱三十卷首一卷词翰录四卷备遗录二卷词翰续录二卷：黄伯英编辑 1925年萃涣堂活字本 四十四册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鄞县·四明石桥黄氏宗谱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民国)陈宪曾 黄敬贤等纂修 17年世锦堂木活字本 十四册 藏地：浙江宁波天一阁文物保管所

浙江慈溪·湖山黄氏宗谱八卷首一卷末一卷：（清）黄博汝 黄时清重修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木刻本二十册 藏地：河北大学

浙江慈溪·湖山黄氏宗谱八卷：（民国）王醒华 黄恒泰纂 1936年刊本 藏地：浙江慈溪县档案馆（存二卷）

浙江象山·马坡黄氏谱一卷：（民国）屠耀台续修 1921年钞本 藏地：浙江象山县文化管理委员会

浙江象山·溪沿黄氏族谱一卷：（清）鲍之交新修 据清嘉庆十六年（1811）钞本 藏地：浙江象山县文化管理委员会

浙江象山·黄氏宗谱一卷：清光绪十八年（1892）木刻本 藏地：浙江象山县文化管理委员会

浙江绍兴·汤浦岭下黄氏宗谱四卷：（清）黄锡元修 清同治七年（1868）木刻本四册 藏地：河北大学

浙江绍兴·会稽汤浦岭下黄氏宗谱四卷：（民国）黄永和 黄大堃等重修 1917年望烟堂活字本 四册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省图书馆

浙江绍兴·会稽陈村黄氏宗谱十卷：（清）黄培清等续修 清同治十一年（1872）五桂堂活字本 十册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绍兴·会稽陈村黄氏宗谱十卷：（清）黄秀甫等续修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桂堂了本 十册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兰溪柏山黄氏宗谱四册：1928年木刻本 藏地：浙江兰溪县伯社乡井头村

浙江·兰溪金黄氏宗谱六卷：1940年木刻本 藏地：浙江兰溪县屏山乡何夏庄

浙江·兰溪蛟湖黄氏宗谱十卷：1940年木刻本 藏地：浙江兰溪县新周乡（二部，其一残）

浙江·兰溪黄氏宗谱三卷：1919年木刻本 藏地：浙江兰溪县朱家乡

浙江义乌·赤山黄氏宗谱三卷：琴堂等纂修 清光绪十四年（1888）馀庆堂木刻本 藏地：浙江金华市文化管理委员会（存卷1）

浙江·义乌黄氏宗谱四卷：黄庆荣等重修 1928年活字本 四册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浙江衢县·东坑仓黄氏宗谱三卷： （民国）黄金声修 1943年顺德堂木活字木 一册 藏地：浙江衢州市文化管理委

浙江·临海黄氏宗谱口口卷：（清）黄瑞纂 清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 藏地：浙江临海县博物馆（存卷1、5、6、13）

浙江·临海芙蓉黄氏宗谱十二卷首一卷：1917年木活字本 藏地：浙江临海县博物馆（存卷10）浙江临海县桃渚乡芙蓉村（存卷首、1）

浙江常山·黄氏宗谱一卷：（清）吴敬先重修 清光绪十年（1884）木刻本 藏地：浙江常山县毛良坞乡溪源山村

浙江常山·黄氏族谱一卷：（清）谢耕来重修 清光绪十四年（1888）木刻本 藏地：浙江常山县东鲁乡林坂坞（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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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姓字辈

派语 （字辈、字派）：

黄姓字派一般为四言、五言、七言一句，每一字派又分别由四句、八句或多句组成。以清同治十二年湖北“慎明堂”第三次续修《黄氏宗谱》字派为：

源远流长世绪昌，本深枝茂振纲常，文章道德天心佑，继述从先永庆康。

湖南醴陵丁家坊黄氏四修族谱字派为：

良庆诒谋远，谟猷一本传，发祥徵孝友，积善启英贤，锦绪宜增美，芳声永绍先，恢宏昭世德，国士克长绵。后又续派语为：立志光庭训，信心金石坚，山川钟毓秀，日月复周全，慎修垂典范，敬业守清廉，兰桂馨香继，诗书福禄延。

湖南常德市回族黄氏字派为：

隆德从景，朝廷友绍，门民之自，世家文盛，

修善纯仁，贤为国瑞，有道方享，树高声远，

本固枝荣，先泽孔长，万代永典。

江西龙山黄氏宗谱字派为：

基业恢广，嗣续延绵，顶理永盛，礼全资顺，荣华富贵，金玉满堂，贤良方正，

智仁信义，中和孝友，睦姻任恤，宽裕温柔，发强刚毅，博厚高明，悠久远定，

继往开来，奕叶衍庆。

湖南靖州渠阳黄氏字派为：

俊秀仁公定，真良均同透，万元再通光，昌传汉保进。

后又续百字派语为：

大费生民始，渊源少昊长。名官怀德远，佑后作虞良。

受命垂型日，承家食采方。发祥同子姒，肇锡类姬姜。

善欲功钦衍，分封域共江。会齐交自正，在楚祚弥昌。

国仰春申义，篇成博士章。中山闻诏语，东观启书藏。

西代通侯贵，千秋且叶光。合宗文书续，先业炳淮阳。

浙江陡亹黄氏字派为：

积善允征祥百世，应怀祖泽；立心思济同一源，共振家声。

关于多氏在甘肃灵台、陕西渭南的情况。从家谱上可知，陕西渭南多氏是从甘肃省灵台县迁过去的。关于灵台多氏来由，据此间老辈人口传，是因时任元朝大臣的祖上获罪，有俩兄弟被好心仆人从元大都（现北京）救出去后定居在灵台的。因灵台家谱被毁于19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此说无从考据。在家谱上，多家可以追溯的始祖为多艺（字彦礼）及妻姚氏，其以下有十人名讳，分别是多才兴、当伯道，蛮达达、天仲名、毛彦才、多道明、虎得林、多远、都文秀、多复礼。其中有一半的人不再姓多，改姓他姓，原因不详，但蛮达达、都文秀等人，可推断是在元朝期间，与当权的蒙人关系密切，或被赐姓蒙姓，或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改姓蒙姓，就像中国人到了外国取个外国名字一样。另家谱记载，贵祖（就是现在阜城多氏第一世祖多贵，多彦礼后人，生活在元末明初）以下有六人名讳不知详情，其中一人名多七，按当时军队的花名册，他在明洪武四年，因为四丁抽一的政策，被抽充为城都府右卫军，后来（家谱记为正德九年，应为误记，因正德九年距洪武四年143年，多七不可能有这么大年龄，更不可能以这么大的年龄仍在服兵役，推测为洪武九年），改调到顺天府武功右卫巾帽局。另有三十二人，只存名讳，不知世系，只知其中一人叫高经，住在西安三桥镇，现在这个地方仍然存在，在西安市西北，西宝高速公路入口处。在灵台家谱（传说多氏从大都迁灵台时原有一家谱，称为老谱，在灵台又重新续谱，称灵台谱）上，勉强可以考查出世系一到十三世的人中，第一世为丛善（从家谱及现在灵台后人所存资料推断，丛善祖为现在灵台县多氏后人第一世祖，妻子为冯氏，生活年代与多贵基本相同或稍早，同为多艺祖后人，因多艺祖以下世系不清，只好自丛善排起），曾当过寿官；二世宣，是个生员；五世多岩、六世多荣，任寿官；六世多玉，任城都教授；七世多学，字识，妻王氏（在家名慈君），明朝嘉靖年间人，《华亭县志-民国版》载：多学为明洪武年（应为误记）进士，并注明为文举，没说其当御史。《甘肃省志》介绍多学为华亭县人（古人重原籍，推测灵台多氏可能源自华亭，两县相距不远，也可能是误记，待考），是明进士（属误记，查《明清进士录》，无多学记录），先后任四川成都经历、监察御史、山东省巡案；七世多孚，是个庠生，八世多允中，任新乐知县，八世多建中，任兰州教授；九世多名臣，任崞县县丞；九世多宗臣、多盖臣，是庠生，多侨臣，是武生；十世多大受，号敬修，任洛州教授（在1646年，即顺治三年秋天，曾与阜城七世祖多嘉祯会面，两人就家族的事情进行了长谈，因明朝时灵台属陕西，所以多嘉祯将多大受称之为陕西宗人，也可以看出在明末清初，灵台、阜城两地的多氏族人间还有来往，灵台的家谱在当时记载得也比较完善，曾附录于阜城多氏家谱一续谱后面，但现在一续谱早已丢失，当时的灵台谱也随之亡佚）；十世多大任，号元贵，顺治六年任三原县教谕，后任占化县知县（升知府衔）；十世多大祚，号永锡，顺治九年为贡生，后任南宫县县丞；十世多大观，康熙十七年岁贡，廪生；十一世多士桢（多大任之子，士桢子多煦），号克生，是个廪生；十一世多秉枢，是个拔贡生。十一世多士武，《泾阳县志》载：贡生，雍正五年，任泾阳训导。另据现灵台后人多春海、多传科、多清彦、多明玉、多凌洲等人在2003年后考证：在灵台十一世“士”字辈后，分别排列有（煦）、全、锡、泽、立、应、万、金、玉、培、积、士、建，现传至第26世。其中第十一世多士朴，1685年（乙丑科）贡生，任兴平县教谕，多士栻为康熙39年贡生，任泾阳训导（与泾阳县志载多士武是否为一人，待考），1700年任德化县知县，十三世多全美，雍正九年岁贡，后任榆林府怀远县训导；十四世多锡庆，嘉庆四年岁贡。现灵台多姓主要分布于中台镇，西屯乡，独店多家庄，什字镇等地。

在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现共有五支多姓家族。据庆阳环县多氏宗人多辉考证：十八世丕祖昆仲、十九世仲祖昆仲、十九世祖妣均自灵台县迁入；十九世存福祖、二十世仕善祖先后自泾川县玉都镇迁入。离开灵台均在清朝光绪年间。迁徙原因基本都是天灾人祸。

在甘肃省民勤县还有大量多姓存在，据民勤家谱记载：民勤多姓始祖多宁，在清朝雍正年间从山西曲沃经商至此，娶祖夫人生儿育女后返回原籍，无下落，曲沃之前传承待考。宗谱自乾隆庚辰年（公元1760年）首创，嘉庆、道光、光绪、民国三十三（公元1944）年、1989年，前后共修六次。在近代历经战争、六十年代的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和七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后，许多民勤族人远走新疆，或定居内蒙阿盟左旗、右旗、额济纳旗、河套等多处。其中内蒙阿盟人数比较多。 河南省淅川县多氏来历。在淅川县大石桥乡磨峪湾村多氏人数也比较多，现发展至近2000人，后人遍布全国十八个省（市、自治区）。乾隆年间，因洪水影响，磨峪湾村四兄弟迁居15里外菊花岭，现也繁衍至300余人。据淅川宗人介绍，老辈人传说，淅川多氏起源于明朝中前期，始祖通公生于洪熙年（1425年），其出身于官宦之家，书香门第，因在京城犯事，通公被高管家从家宅水道口背出，一路南下至淅川磨峪湾村。又传通公兄弟三人，在明朝永乐初年大移民中，长兄多贵一家迁居河间府阜城县建桥镇，老二多安一家迁居黄河北某地，老三即多通迁居河南淅川县。淅川多氏自通公至今，已繁衍至二十二世。从淅川家谱宗族来源传说分析，如为第一种情况，通公生于洪熙年（洪熙这个年号只有1425年使用，使用者明仁宗朱高炽是明代第四位皇帝，为明成祖朱棣长子。永乐二十二年，即1424年八月登基，次年改元“洪熙”。他身体较弱，在位仅十月，于洪熙元年，即1425年五月暴死，终年47岁），现传至第二十二世，比阜城少三世，年代基本吻合（在1425年，阜城应已传至第三世）；如为第二种情况，通公生于洪熙年应为误记，实际可能是卒于1425年。因淅川族人在历史上苦难较多，世系传承稍慢，现传至第二十二世，也在情理之中。淅川多氏600年来，人才辈出，第六世族人多成璠富甲淅川，老县城的城墙及多所建筑赖其捐资修缮。明末李自成起义四过淅川，多氏族人为保国保家，响应明廷，惨遭祸害，第六世族人兄弟四十二个，遇难三十六人，故老谱称之为“闯贼”“闯王之乱”，仅余六支自清代传至今天，实在可惜。清末民初，第十五世族人多佐智居危济世，出任县丞，兴办义学，资助贤才，名扬豫鄂陕三省之地。十六世族人多仁声，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六期，1938年参加抗战，于1947年赴台，国军将领，至中将衔。抗日英雄多宝三，以百姓之躯与日军对抗，记入当代《淅川县志》。

另：在明代江西庐陵（现江西吉安市），也曾有多氏存在。王阳明传记中载：王阳明（1510年，升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在处理一个案件时，有两名当事人为多家兄弟。 四川泸州、宜宾江安多氏情况。在泸州和江安，有部分多氏后人存在，据传，他们是在清朝初年，从甘肃迁到湖北，又从湖北迁到四川的，具体情况待考。现这一支人数也比较多。

另北京市、天津市等地也有大量多姓存在，多为建国后各地多氏聚居区宗人因工作、生活等原因，迁移到此，也有民国甚至以前就迁到京津，留传至今，如北京立水桥等地多氏。

至今，多氏族人已遍布全国甚至世界各地，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在各地落地、生根、发芽、壮大。 傣族：即云南多姓，系剁姓所改。剁姓，原来是少数民族不满朝廷的统治，拉起队伍造反，后被镇压，为了教训起义的这些人，当地和官员就强令这些人改姓剁，即“让刀剁”之意，让他们以此为鉴，不再反抗朝廷，但这些人的后代大多改到了别的姓，其中就有部分人改姓多，这部分人与其它多姓人没有什么联系。但傣族多姓在历史上是比较有名气的，明代陇川土司多思顺、多歪孟，当代抗日英雄多永安、多英培。

达斡尔族：系“德贡”氏改，盖取其首音谐“多”而为单姓，系出敖拉“哈拉”，这一支在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人数较多。

满族：一是多尔衮氏后代，二是多罗宏氏，世居那木都鲁（俄罗斯滨海地区），后有人取姓氏首音谐音汉字“多”为姓氏，称多氏。三是满族多罗氏后代，世居叶赫。四是满族多秦氏后代，世居黑龙江。五是满族多兴氏后代，世居讷殷(今吉林抚松)。

蒙古族：斡罗纳尔氏、多尔塔喇氏后代，世居黑龙江，汉化姓氏为多氏。多罗科氏后代，世居义州，汉化姓氏为多氏。名人有民国时期革命先烈多松年。

鄂温克族：多尔托尔氏，有学者疑为是“多拉尔”音转，后有人取姓氏首音谐音汉字“多”为姓氏，称多氏。

夜郞古国：汉代，夜郞王先后有多同、多兴，都被汉朝消灭，一般认为夜郞是现代彝、苗、仡佬、布依等少数民族祖先，有历史姓氏资料猜测多姓源自夜郞王多同，可能性很小，从现在资料看他们与汉族多姓关联不大。 关于多氏的记载还见于中国大陆向日本的移民中。日本历史上有过4次移民高潮，其中大举迁入日本的汉族移民，最著名的是秦人集团和汉人集团。汉人集团的首领史称阿知使主（又做阿智使主），阿知使主是汉灵帝后裔，《续日本纪》说是曾孙。西晋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刘阿知见当时天下混乱之像已生，便于农历五月初一决定率其家族东渡，前往日本避难。据9世纪中叶的《阪上系图》，阿知使主带来的汉人共分7姓，即段姓、李姓、郭姓、朱姓、多姓、皂姓、高姓。作为汉人集团的多氏家族，后来在音乐方面成就较高，成为日本雅乐世家，在宫廷担任掌握雅乐的朝臣，从唐朝延续至近代。当代雅乐演奏名家仍以多氏家族为主（如多忠辉、多忠完等，有一说掌握雅乐的多氏家族是在唐代迁移到日本的，相关资料待考），且仍沿用“多”作为自己的姓氏，这在日本汉移民中是绝无仅有的（其他姓氏，如最大的刘姓，都不再用汉姓，而是分化为现代的高桥、大藏、原田、坂上等数十个姓氏，日本有秦、刘、关、张、段、郭、王等单姓，基本都是近、现代到日本的移民或其后代，在日本单姓资料中，只有“多”姓注明为古汉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