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程是清朝开国重臣，清朝早期的规章制度大多出自范文程之手，所以范文程也被称为是清初文臣之首。不过范文程是汉族人，他为何要主动求见努尔哈赤，想投靠后金呢？范文程一生历经清太祖、清太宗、清世祖和清圣祖四代帝王，也是皇太极最为倚重的谋臣，但他的身份却让他饱受质疑。当然范文程会这样做，也有他自己的原因，下面就为大家简单讲讲范文程生平，一起来看看吧。

一、活着可能是导致范文程人生第一站投靠满洲的原因，由此开启了历经满洲四朝元老历程。

对于所有人来讲，辱没先人的声名是一个道德上最大的耻辱，对于祖上是著名文臣范仲淹的后人范文程来讲或许这种沉重压力更为强大。尽管到了他这代已经相隔数百年，但是范仲淹实在是太出色了，出色到几乎所有读书人都以楷模的地步，读书人对范仲淹的崇拜地步已经到了无可附加的地步，在踏入满洲军营之前，想必范文程更是因此而感到自豪，这个家族虽然辉煌，到了范文程这时已经出现家道中落的情况。他的曾祖范锪，官至兵部尚书，因与严嵩抵触被迫辞官；他的祖父任职沈阳卫指挥同知。范文程年少聪颖，举止稳重，好读书，领悟力强，擅写文章。

万历四十三年(1615)他考进沈阳县学秀才，次年回抚顺奔丧。转年正是努尔哈赤宣布与大明决裂，建立大金的关键时期，而攻克抚顺成了努尔哈赤的第一个手笔。这年范文程被努尔哈赤的部队掠到降民之列，据说当把范文程和其他人打算处死时，努尔哈赤看他仪表堂堂问：你识字吗？回答是生员，询问后才知道范文程显赫的家世，于是太祖喜，对贝勒说：此名臣子孙也，其善遇之。《范文程传》此后范文程为了活命，在努尔哈赤帐下做个文员，而真正让他迎来了他政治春天则是皇太极的继位。天聪三年(1629)范文程被选拔到刚成立的文馆做书房官，由此走进了皇太极的视野，此后范文程的才华被皇太极不断重视，由此开启了范文程此后深刻影响满洲政治形态的布局，最终让其历经四朝，成了开国元老中最重要的软实力人物。

二、范文程到底有多重要？几乎参与了后金所有军国重大事务，上阵可杀敌，下阵定国策。

范文程多次在与明军交锋时冲锋陷阵，经常是突围力战，拔之，不失一人，在关键时刻配合了皇太极扭转危局的关键助手，成为皇太极不可一日失去的左膀右臂。

天聪七年，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担任要渡海投靠，范文程以其辩才不断坚定了他们的归降之心。此后在降服洪承畴范文程均出力最大。不久八旗汉军建立，当时许多人推荐范文程为固山额朕，皇太极认为：范章京才诚胜此，然固山一军职耳，朕方资为心臂，其别议之。意思是范文程的才能超过额真职务，何况还是个军务，由此将他以内阁中枢机构方面进行培养，可见皇太极用人相当高明。

崇德元年(1636)范文程被晋升为内秘书院大学士，成为皇太极唯一的心腹幕僚。由于皇太极对其高度重视，他虽然不再议政大臣之列，但几乎能参与所有机密和决策，对清政府内外方针的政策制定，国家机构改革和完善，对官员的任免，均有重大话语权。每次研究重大问题时，皇太极必说：范章京知否？、何不与范章京议之？甚至范文程有病不能履职，皇太极也要等他康复后再进征求他的意见裁决。当初，皇太极还要审阅把关，后来只要范文程缮写的军务，皇太极就不再审阅，还说不会有谬处的。《清太宗实录》

三、范文程的隐忍，在关键时刻推出入关论成了历史转折的一个重大战略事件。

然而接下来因为皇太极的猝然去世，导致了范文程仕途的骇浪，甚至他的妻子也被多铎霸占，对此范文程只能忍气吞声。如果皇太极在位，相信多铎无论如何也不敢有此妄举。面对奇耻大辱，范文程却未见有什么抗议反应，据载，他照常入值，气宇洪深，入罔窥其喜怒。《范文肃公墓志铭》

在多尔衮摄政期间对范文程即使用又不放心，因为范文程是站在维护小皇帝顺治的立场，又因多铎与多尔衮一母同胞，虽然痛恨多铎，又眼见多尔衮专权，内心愈加不安，遂更为谨慎小心，表面上虽然对多尔衮恭顺，实际上却时刻注意与多尔衮保持距离，时称疾家居两人的关系遂呈现出微妙与复杂，冷淡中合作，合作中有疏远，若即若离。不久，当多尔衮讨伐明大军行至辽河时，收到了明朝灭亡的确切消息，在紧急时刻，多尔衮紧急召见成病在家的范文程商讨对策。

范文程建议立刻入关，进攻李自成大顺政权，他断言李自成有三个原因可攻，加上大顺军行之以骄可以一战破也。当时，无论是皇太极还是多尔衮，在与明朝作最后斗争前夕，都想联合李自成共同夺取明朝，唯有范文程抓住明朝新亡，李自成军队立足未稳这样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当机立断，果断出兵的入关论，果然事情的发展按照范文程的预料那般，不久清朝全面入关，可见范文程的作用之大。

顺治十一年，范文程多次上疏请求退休，福临下旨暂令解任谢事，病好后以需招用，为表彰其攻击，两次加封他为太傅兼太子太师。康熙五年，范文程病卒，享年七十岁。称赞他元辅高风，甚至在清人后来的评价里将他比作汉之张良，明之刘伯温。对于自己的评价是，范文程说他我大明骨，大清肉耳想必，对于自己的一生必将掀起巨大争议早有了心理准备。

顺治的祖父，是统一满族女真各部、在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政权的努尔哈赤。其疆土东到东海，北到蒙古、嫩江，南到鸭绿江，都城建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自己的出生地。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本来是明朝建州左卫都指挥，父亲塔克世任指挥，也就是说，都是明朝政府管辖下满族聚集区域的满族官员，但他们在随明朝军队平息建州右卫的反叛过程中却被误杀。努尔哈赤就是因为这个缘由起兵反抗明朝统治的。努尔哈赤去世后，他的第八个儿子皇太极即位，此时的后金已迁都盛京（今辽宁沈阳）。皇太极在清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四月，将国号改为“清”，称了皇帝。同时他征服朝鲜，统一漠南蒙古，并通过清崇德五年六年（明崇祯十三年、十四年，1640、1641年）的松山锦州之战，彻底削弱了明军的精锐力量，使进取中原成为指日可待的事情。

皇太极在将自己的势力推进到山海关的时候突然病逝了，帝位传给了第九个儿子福临。

福临在清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二年）正月三十日（1638年3月15日）生在盛京，母亲是孝庄文皇后（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的女儿，姓博尔济吉特氏）。他于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1643年10月8日）在盛京继帝位时，年龄尚不足六岁，由叔父济尔哈朗和多尔衮辅政，年号则在第二年改称“顺治”。如此，就有了以后的“顺治皇帝”这一称谓。

当顺治在襁褓中长成，还不知自己未来帝座之上的命运的时候，明朝的崇祯皇帝，正在为烽火连天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寝食难安。而顺治登上大清国帝座不足一年，大明国的崇祯皇帝就在手刃了一家数口后，自己也在煤山（北京景山）自缢了。那是明崇祯十七年（1644），原因是李自成的大顺军攻进了明朝都城北京。

明朝的皇帝死了，但军队还在。驻守在山海关、以防备清军为责任的辽东总兵吴三桂，在得知爱妾陈圆圆被农民军挟持以迫自己归降后，选择了放清军进关，协同明军剿灭农民军的道路。但大清军的铁骑一经踏入中原的土地，在剿灭农民军的同时，也就收服了本属于明朝的政权和军队。顺治元年（1644）九月，辅政的叔父多尔衮在前面拼杀，顺治帝就在另一辅政的叔父济尔哈朗的护送下，从沈阳抵达北京，诏告天下，开始努力实现对这片土地的统治。中国历史，进入了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统治的清王朝。顺治帝是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个皇帝。

因为摄政王多尔衮的突然病逝，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1651年2月1日），顺治帝实现了提前亲政，这一年，他才十四岁。鉴于多尔衮的擅权给自己造成的多年压制和伤害，顺治帝毅然决定从此亲自处理一切政务。为了克服阅读汉文奏章的困难，广泛吸收中国历代帝王的治国经验，他在政务之余，开始孜孜不倦地苦苦学习，涉猎十分广泛。在领悟了文教治天下的道理后，开始学习用汉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不断完善自己对国家的统治。同时，他深知帝王临御天下，必须以国计民生为首务，所以推行招降弥乱、以抚助剿的军事政策，推行屯田开荒、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并且注重整顿吏治，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机构。到顺治十六年（1659）春天，除地处东南沿海一隅的郑成功外，讨平了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武装力量，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从而实现了祖父和父亲关于迈过山海关统治这片美丽富饶的国土的梦想。

然而，对于这样一位承袭着满族勇猛顽强又容纳了汉族文治民生思想、刻意求治又实现了权力统治的年轻皇帝，为什么会有弃位出家的说法呢？

一是说顺治并非在二十四岁亡于天花，而是在这一年脱去龙袍换上袈裟，于五台山修身向佛，并于康熙五十年（1711）左右圆寂。期间，康熙皇帝曾经数次前往五台觐见父亲，但都没有得到顺治的相认，所以康熙才会写出“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的诗篇。至于其出家的原因，则是因为爱妃董鄂氏，也就是被掳献进宫的江南名妓董小宛的去世。选择五台山修行，则是因为梦见董小宛在那里。这种说法的有关记录，主要存在于《顺治演义》、《顺治与康熙》等野史和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当时著名才子吴伟业（梅村）写的一组《清凉山赞佛诗》，诗文影射顺治在五台修行，并用“双成”的典故和“千里草”代指“董”姓。由于吴伟业的诗素有“史诗”之称，而他苦恋着的，是与董小宛齐名、才高气傲的名妓卞玉京，所以信者云云。而这一切，又可以在五台山找到相关的附会。

另一种说法，来自于《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年谱》、《旅庵和尚奏录》、《敕赐圆照茆溪森禅师语录》、《北游集》、《续指月录》等僧侣书籍的记载。这些书用语录及偈语的形式，记载顺治曾经在十七年（1660）十月中旬于宫中，由湖州（浙江吴兴）报恩寺和尚茆溪森为其举行了净发仪式。但剃了光头本已出家的顺治，又在茆溪森的师父、报恩寺主持玉林L的谆谆诱导和要烧死茆溪森的胁迫下，回心转意，蓄发留俗了。

如此，我们首先需要搞清的，是顺治帝在二十四岁那年，是不是真的去世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明朝、清朝遗留的原始档案一千余万件。在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中，最受其时皇家尊崇保护的，是《实录》、《圣训》和《玉牒》。它们在漫长的清朝统治时期，被单独专门保护在皇史k（位于北京南池子）的金匮里，由专职守尉看护。其中的《实录》，是由继位的皇帝组织人员，依据各种文书档案，按照年月日的顺序，为去世的皇帝编写的事实记录。由于精心的保护，《清世祖实录》金**的绫面到现在还像新的一样。在该《实录》卷一百四十四，这样记录着：“顺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辛亥朔，上不视朝。免诸王文武群臣行庆贺礼。孟春时享太庙，遣都统穆理玛行礼。壬子，上不豫……丙辰，谕礼部：大享殿合祀大典，朕本欲亲诣行礼，用展诚敬。兹朕躬偶尔违和，未能亲诣，应遣官恭代。著开列应遣官职名具奏。尔部即遵谕行。上大渐，遣内大臣苏克萨哈传谕：京城内，除十恶死罪外，其余死罪，及各项罪犯，悉行释放。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这段话的意思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顺治帝免去群臣的朝贺礼仪，而且当日应该举行的春季第一月祭祀太庙的礼仪，也派官员前往。初二日，顺治帝身体不适。初六日，顺治帝传谕，应该由自己参加的大享殿礼仪，因为身体不适，需要派官员代祀，让礼部列出代祀官员的名单，并且因为病情迅速加剧，又传谕赦免京城内十恶死罪以外的一切罪犯。初七日的凌晨相当于现在零点到一点这段时间内，顺治帝就去世了。

从以上《清世祖实录》的详细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顺治皇帝被明确记载患病，是在初二日，而初六日，则“大渐”了。“大渐”这个词在皇帝身上应用，应该是非常慎重的。因为这个词表示病情急剧加重而且很危险。至于去世的具体时间，记载是“丁巳，夜，子刻”。这里，“丁巳”是初七日的天干地支记日。“子刻”，虽然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三点到一点，但在旧历的记时方法中，表示的是“开始”——记时是从“子时”开始往后按子丑寅卯的顺序推算。所以“丁巳子刻”，应该是初七这一天的凌晨零点或一点的时候。中间的“夜”字，只是表示深夜而已。但在大部分的史学研究专著中，都解释成是初七的深夜，也就是将顺治的去世时间，拖延了十二小时。这样，从原始的《清世祖实录》这一史料中证明，顺治皇帝病逝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子刻。但病因未述。

档案馆藏有的《玉牒》，则是清朝皇帝的家谱。它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开始记录。塔克世子孙后代这一支，称“宗室”，使用**；塔克世兄弟的子孙各支，称“觉罗”，使用红色，而且在家谱格式上，分“横格”和“竖格”两种版式。横格玉牒只简单记录世系，竖格玉牒则不仅有世系的表述，而且还详细记录该人的生卒和婚姻。记录顺治皇帝情况的《玉牒》，其去世的时间，与《清世祖实录》的记载相同，但同样没有说明病因。

另外，档案馆还存有顺治皇帝的《遗诏》。该《遗诏》长五百四十八厘米，宽九十三厘米，黄纸墨迹，卷轴状保存。遗诏中，顺治皇帝对自己渐习汉俗、早逝无法尽孝、与亲友隔阂等事做了自责，同时宣布由八岁的儿子玄烨即皇帝位。这份遗诏，由于充满了自责，使不少人猜度它并非出自顺治帝，而是出自顺治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因为自责的内容，多是皇太后对顺治帝的不满之处。但仅以自责内容就判定《遗诏》并非出自顺治帝，也有些牵强。如果沿着顺治帝的成长轨迹去摸索他的思想感情基础和思维方式，这种白责也并非解释不通。首先，顺治是一个初主中原的满族皇帝，对这片土地与人民、生活与文化充满陌生，要实施统治，就不得不尽力熟悉与适应它，并且迅速地背离自身的传统，这是一种深深的矛盾困扰，其自责，在情理之中。另外，顺治早年曾深受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思想影响，一度笃信基督教，形成了感恩所得、自我忏悔的性格。在位期间，他经常把各种灾害或者动乱归于自己的“政教不修，经纶无术”，屡次下诏白责，并要求各种文书不能称自己为“圣”。在十六年1659正月讨平李定国实现一统大业后，面对各种举行祝贺的请求，他冷淡地说能有今天的这种事业，并不是自己的德行所能实现的，拒绝贺礼。十七年1660，在祭告天地、宗庙时，他对自己在位的十七年做过简单的总结，通篇是自谴自责之词，并且下令暂时终止官员上给自己的庆贺表章。这些史实都可以在《清世祖实录》中翻看到。所以说，这份《遗诏》充满自责，也并不完全违背顺治皇帝的思维方式。

这份《遗诏》的撰拟，在《清圣祖实录》康熙帝实录卷一中记录，是在初六日召原任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到养心殿，奉完旨意后在乾清门撰拟的。这段记载，又有奉写遗诏的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王熙的《自撰年谱》为佐证。年谱中，王熙记述了被传旨召入养心殿、聆听完顺治帝旨意后起草诏书、三次进呈三蒙钦定的全过程。王熙在《自撰年谱》还写到，在进入养心殿之后，顺治帝对王熙说，我得了痘症，恐怕是好不了了。另外，在兵部督捕主事张宸的《平圃杂记》中记录，初六日，也就是《实录》中记录皇帝“大渐”的那一天，在传谕大赦的同时，还传谕民间不得炒豆，不得点灯，不得倒垃圾。因为这种禁忌只有在皇帝“出痘”——患“天花”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所以人们佐证顺治帝是因为罹患天花而去世的。但是，又有学者提出，“天花”这种急性传染病的症状是高烧昏迷，病人在死前是不太可能神志清醒的，所以顺治帝不可能像王熙写的那样，亲自口授《遗诏》。

《遗诏》是否出自顺治帝本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从档案馆保存的《清圣祖实录》和其他文献保存单位的一些僧侣文献中可以看到，顺治帝是病逝了。

在《清圣祖实录》卷一中我们可以看到，安放顺治帝遗体的梓宫棺材，在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二日1661年3月2日）被移放到景山寿皇殿。其后，继位的康熙皇帝在所有应该致祭的日期都前往致祭。卷二中又记载，在四月十七日这一天，康熙皇帝来到安放着顺治帝梓宫的景山寿皇殿，在举行了百日致祭礼以后，将顺治帝的神位奉入了乾清宫，以等待选择吉日奉入太庙。二十一日，则举行了“奉安宝宫礼”。这说明，到二十一日时，顺治帝已经被火化了，因为“宝宫”二字的意思，是骨灰罐。

关于顺治皇帝被火化的详细记录，在官方记载的档案里尚无记录，但《旅庵和尚奏录》中则写明，临终前，顺治帝对近身的僧侣特别嘱托，因为祖制是火葬，而且自己又信奉佛禅，所以希望如果茆溪森和尚能赶到，就由茆和尚主持火化，如果赶不到，则由位于北京的善果寺和隆安寺来主持。旅庵和尚即本月旅庵，是宁波天童寺主持木陈氲牡茏印D境朐谟φ偃刖┦卑阉带到了顺治帝的身边，同另外一些入宫的和尚一起，为顺治帝宣讲佛法。本月旅庵的奏录，记录的是自己及他人与顺治帝的奏对，真实性极强。而顺治帝提到的茆溪森和尚，是湖州浙江吴兴报恩寺主持玉林L的弟子。茆溪森对佛法的阐释，曾深深打动了顺治帝并由此得到深度信任。据《五灯全书》记载，茆溪森和尚在接到旨意后兼程赶抵北京，于四月十七日的一百祭日，为顺治帝举行了火化仪式。这就与《清世祖实录》记录的百日祭奠、逢迎神位和安放宝宫相吻合。

所以说，顺治帝是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的子刻，逝世于养心殿。病因可能是天花。他的遗体在四月十七日被火化，骨灰存于“宝宫”内。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清圣祖实录》卷九记载，该“宝宫”在康熙二年四月二十四日1663年5月30日）黎明，被起程移奉孝陵，在六月初六日的戌时十九点至二十一点，同孝康皇后和端敬皇后的宝宫一起，被安放在地宫的石床上，并掩上了石门。

由此，关于顺治帝在二十四岁这年离宫出家、朝廷以其病逝为托词的猜度，不过是一个充满想像力的传奇故事而已。但顺治帝在十七年（1660年）十月，于西苑（中南海）万善殿，由茆溪森和尚为其举行了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则是史实。只不过剃光头发意欲出家的顺治帝，最终在茆溪森的师傅玉林L谆谆规劝和要烧死茆溪森的压力下，又决定留俗了。这一史实的记载虽然不见于官方档案，但广泛见于本文上述的僧侣著作中。这些著书立说的僧侣，都是被顺治帝邀请入宫阐释佛法的著名人士。由于他们在记述净发的时期内，生活在顺治帝的周围，而且是各自著作中的分别记录，所以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因此普遍为史学研究者所认可。在关于规劝顺治还俗的语录记录中，最被人称道而且看起来最见效的一段劝导是，面对顺治帝的提问——佛祖释迦牟尼和禅祖达摩，不都舍弃王位出家了吗？玉林L回答，他们是悟立佛禅，而现在从出世法来看，最需要您在世间护持佛法正义，护持一切菩萨的寄身处所，所以，您应该继续做皇帝。正是这段规劝，最终令顺治帝回心转意，蓄发还俗了。

我们现在需要寻找的，是顺治帝出家行为的思想感情基础。

顺治在宫中净发出家，其首要原因，是受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

入关前，顺治对佛教一无所知。作为与明政权相抗衡的、统治着广大东北地区的清政权的承继者，其满族文化传统中，并没有一种系统的可供信仰的宗教理论。他们在祭祀活动中崇拜的，是自然的万物多神。由于主持祭祀的人，按满语称为“萨满”、“萨玛”、“萨麻”、“珊蛮”等，这种宗教就被称为“萨满教”。它产生于远古，没有统一的教理教义，是一种原始的自然宗教。而顺治入关后，由于其朝政被做摄政王的叔父多尔衮所把持，多尔衮对顺治的教育，又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所以顺治的幼年和少年时期，像所有满族孩子一样，热心于骑马、射箭和围猎，对汉文化一片茫然。据《清世祖实录》卷三、卷九、卷十五等处的记载，就顺治接受汉文化教育的问题，都察院承政满达海、给事中郝杰、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人，都曾经先后向多尔衮上疏，请求选择有学识的人辅导顺治的学习，但都被多尔衮以顺治年幼的理由拒绝了。后来，多尔衮对这种建议索性置之不理。只是因为多尔衮在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突然逝世，才使顺治的汉化教育一下成为必然。面对如此丰富而悠久的汉文化和历史，出于实施统治的需求，顺治在几乎不识汉字的基础上孜孜求学。但最先植入他头脑中的宗教，却并非是已被汉文化深深吸纳和包容的佛教，而是没能融入汉文化的基督教。

基督教在唐朝、元朝都曾断续传入中国，在明朝万历十年（1582），因耶稣会传教士的努力，则再度传入。顺治亲政的第一年，为了学习一些日食、月食、彗星、流星、历法等天文、物理知识，就接受了大学士范文程的引见，召见了在钦天监任职的北京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渊博高深的学识，得到了顺治帝的尊敬。而汤若望在得到这种教习机会后，在解释科学知识的同时，开始向顺治帝传输基督教教义。其教义中关于人类起源、人类苦难、人类救赎的阐释，使对这些问题存有深深疑惑的顺治折服了。教义中关于一切罪过都可以通过忏悔而获得天主宽恕、并免遭审判的思想，也随之植入了顺治的心灵。但汤若望在顺治头脑中苦心营造的这一信仰，终因缺少这片广阔土地的文化滋养而坍塌了——在这片土地上被深深滋养着的佛教，其关于相同问题及出路的阐释，最终征服了顺治帝，并成为了他的人生信仰。

史学界人士曾普遍认为，顺治帝接触佛教，开始于同京师海会寺主持憨璞聪的会晤。那一年，是顺治十四年（1657）。但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的佐证，晏子友先生论证了顺治帝应该是在八年的秋冬，通过认识在河北遵化景忠山石洞内静修的别山法师而开始了解佛教的。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五世纪的印度，创始人为迦吡罗卫国的王子悉达多乔达摩（释迦牟尼）。其基本教义认为人生是无常的、无我的、痛苦的。造成痛苦的根源，在于人自身的欲望和行为。而这种欲望和行为，又导致生命轮回的善恶报应的结果。每个人就生活在这种无常无我的轮回报应中，要想摆脱这种痛苦，只有通过修悟，彻底转变自己世俗的欲望和认识，才能超出生死轮回的报应获得解脱。这种基本教义在漫长的传播发展过程中，因为传播者对其思想戒律在理解上产生了众多的分歧，而分化为许多教派。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其中的大乘教派。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发展，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并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天台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主要宗派。其中的禅宗，又是影响力最大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派。“禅”是梵文的音译，其意是心绪宁静专注地思虑。“禅宗”主张，用这种静心思虑的方法，来悟出佛法和得到彻底解脱。而禅宗在发展中，又分化为曹洞、云门、法眼、沩仰、临济五宗。其中，临济、曹洞又是流传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两个宗派。在景忠山上修行的，正是曹洞宗的僧人。他们同顺治之间的往来，被记载在景忠山上众多的碑文石刻上。上面记载着在顺治八年（1651），顺治因为出猎来到景忠山，在碧霞元君殿会见了主持海寿法师，得知“知止洞”内，有一位别山禅师已经在洞内静修了九年，就非常敬佩。在探望之后，回宫即在西苑（中南海）的椒园（又名蕉园）辟出万善殿，召别山法师入宫，供其修身。但法师在礼节性地入宫后，就拒绝了顺治的好意，回到景忠山继续住在石洞内修行了。这件事，使顺治帝知道了佛教，知道了佛教中有一些高世独立的人，他们的信仰与追求，是自己所不了解的。于是，顺治陆续延请了一些佛门中人入住万善殿，开始了同佛教的接触。而那位回了山洞的别山法师，由于给顺治的印象非常深刻，在顺治十年（1653）又被诏入西苑椒园，赐号“慧善普应禅师”，并在椒园住了下来。

但是仅凭碑文石刻的记载，多少有些孤证，而《清世祖实录》等汉文的官方档案中，又没有顺治曾经在八年驾临景忠山的记载。好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册在获得翻译后，为其提供了宝贵的佐证史料：上面记载，顺治八年十一月初七日（1651年12月19日），顺治帝与皇太后、皇后一起行猎，驻于河北遵化。初八日住在高家庄，并在这一天，去了娘娘庙，赏和尚海寿千两银子。等到从滦州回銮的途中，在十二月初三（1652年1月13日），再次去了娘娘庙，“赐京宗山……南洞之和尚伯三银一百两”。这里，娘娘庙是碧霞元君殿的原称，海寿即该殿的主持法师，而“京宗山”就是“景忠山”，“伯三”就是“别山”，只是因为在将满文翻译成汉文时，地名、人名的翻译使用的是音译方法，因之所选的音译汉字不同而已。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册”，是清朝初期内国史院这个政府机构为纂修国史而辑录的满文档案材料，它按年月日的顺序编辑。由于修史角度的不同，档册所辑录的事件内容就详略不同。尽管是简单的记载，但将其与碑文石刻相对照，其登山原因、时间、别山法师修行处所都是吻合的，正佐证了碑文石刻所述事实的真实性。

但可能是因为曹洞宗的参佛方法着重于从个体去体悟佛性，不是很适合顺治当时正值少年的文化基础，而且这种教派的修身方法，也决定了海寿、别山等僧人的不善言辞，所以当顺治在十四年（1657）结识了禅宗中的另一主要教派临济宗的一些僧人后，曾说，一开始我虽然尊崇佛教，却并不知道有教法派别的区分，也不知道各个教派中的高僧，知道这些，是从憨璞聪开始。

憨璞聪，福建延平人，是临济宗的高僧。他在顺治十三年（1656）的五月，被位于京师城南的海会寺请来做主持，从而使临济宗的宗风在京师大振。临济宗的教法，重在通过师生问答的方法衡量双方悟境的深浅，并针对不同的悟境程度，对参学者进行说教，提倡通过交流使人省悟。这种重在交流而不是自省的方法，很适合顺治了解佛教。所以在几次长谈后，顺治就对佛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请憨璞聪奏列了江南各大名刹的高僧姓名和情况，开始延请临济宗的高僧入宫阐释佛法。其中对顺治影响很大的僧人，是浙江湖州报恩寺主持玉林L，浙江宁波天童寺主持木陈耄以及玉林L引荐的弟子茆溪森，木陈胍荐的弟子旅庵、山晓等人。在这些僧人的包围阐释下，顺治从佛教中得到了深深的精神寄慰，并转变成自身的思想信仰。他认玉林L为师，请其为自己起了法名“行痴”，西苑万善殿就成了他参禅拜佛和与这些僧人讨论佛法的处所。玉林L的大弟子茆溪森，不仅成了他的师兄，更因为自身学识和修行的高深而得到顺治的深深信赖。有关顺治帝与这些僧人在一起的活动和交谈，都可以从这些人的著作中找到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顺治帝在思想上，已经完全接受了佛教关于生命轮回、个人承担着自身一世的善恶报应、如想脱离轮回只能依靠悟修佛法的教义。由此他相信，自己的皇帝之位，不过是过眼烟云，来生并不知会在何处立命。所以他在受重创后意欲出家，是其思想信仰的必然结果。

顺治在宫中净发出家，其另一个原因，是感情上受到了重创——他的爱妃董鄂氏去世了。

据《清史稿后妃传》记载，董鄂妃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在顺治十三年（1656）的夏天，年已十八岁的时候，入宫侍奉顺治帝。再据《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记载，夏天入宫的她，在七月份就准备立妃。卷一百三记载，在八月二十二日，则被正式册立为贤妃。册文中顺治帝称赞她“性资敏慧，轨度端和”。在九月二十八日，又越过“贵妃”这一级别，准备立她为“皇贵妃”了。卷一百五，则对十二月初六日举行的正式册礼，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册文中，顺治帝再次称赞董鄂妃“敏慧夙成，谦恭有度，椒涂敷秀，弘昭四德之修”，并且为了这次册立，颁发诏书，大赦天下，将自己喜悦的心情推及到了全国。该诏书长一百九十厘米，宽九十三厘米，目前仍然完好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样，董鄂氏从入宫到晋升为等级最高的嫔妃——皇贵妃，不过用了半年的时间，况且因其册立之事还颁发了大赦诏书。颁诏这种礼遇，通常只发生在册立皇后的时候。但她确也做了皇后——是在死后被追封的，时间是顺治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1660年9月25日）她病逝后的第三天，谥号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这个时候，顺治的皇后尚在位上，那是孝惠皇后，是科尔沁贝勒绰尔济的女儿，名叫博尔济吉特氏这位经历了董鄂妃的被宠幸而险些被废的孝惠皇后，一直活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才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这样，如果取谥号的前两字，董鄂妃又是“孝献皇后”；取后两字，也就称“端敬皇后”了。

董鄂妃的去世，令顺治帝非常难过。在《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九记载，去世的当天，顺治帝传谕，亲王以下，满汉四品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命妇等人，全部聚集到景运门哭临，这就是全部的皇亲国戚了。而移送梓宫的时候，这些人又必须随同护送。卷一百四十记载，顺治帝为董鄂妃的去世辍朝五天，穿了十二天的丧服，朝廷官员和命妇们为此穿的丧服，直到二十七天才被允许脱下。卷一百四十二记载，到了百日祭奠这天，又是诸王以下、文武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各官命妇以上，全部齐集举哀。另外从他亲撰的四千字的《端敬皇后行状》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借小小的笔端，用日常生活串起了董鄂妃的优良品行，并倾注了自己的绵绵爱意。如此不同寻常的晋升速度和如此不同寻常的礼遇，只说明，顺治深深爱着这位董鄂妃。但这位极度受宠的董鄂妃，因为记载她来到顺治身边的年龄是十八岁，就引起了后人对她入宫前的身份的猜测。因为基本概念是：她是不可能通过报选秀女这个正常渠道直接走近顺治的。清朝相关的法规限定，报选秀女的年龄是十三到十六岁。如果隐瞒不报，身为满族军官的她父亲，是要依照相关法规受到处罚的。所以，她这样的年龄，是从什么渠道入宫的呢？最广泛的猜测演义，就是说，她是被掳献入宫的江南名妓董小宛。

正史记载，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1638年3月15日—1661年2月5日），清世祖，清朝第三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以来第一位皇帝，年号“顺治”。于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1638年）戌时生于盛京，为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的第九子，母为孝庄文皇后，在位18年（1643—1661年）。顺治七年，叔父摄政王多尔衮去世，很快十四岁的顺治帝开始亲政，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逝于禁宫内，时年二十四岁，遗诏传位于第三子玄烨，即康熙帝，葬于河北遵化清东陵的孝陵。然而在民间及野史中记载却是顺治帝出家为僧，那么顺治帝如若出家为何会舍近求远选择五台山呢？

北京作为全国的经济政治中心在清朝已经极其发达，佛法昌盛，寺庙众多；比如皇家律宗寺院法源寺、 京郊最大的皇家寺院潭柘寺、北京皇家寺院碧云寺，这其中不乏得道高僧。

顺治最早是受到天主教的影响。顺治八年（1651年），大学士范文程引见居住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钦天监监正汤若望，这位传教士因学识高深很快获得了幼龄君主顺治的好感和敬仰，又因孝庄文太后曾认汤若望为“义父”，所以顺治尊称汤若望为“玛法”，即“爷爷”之意。

顺治十四年（1657年），可能是由于身边人的鼓动，20岁的顺治召见佛教高僧憨璞聪，从此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渐渐疏远了天主教。自此以后，南方高僧玉林琇、茚溪森、玄水杲等先后应召至京，在宫中论经说法，大谈佛理。顺治还请玉林琇为他起了法名“行痴”，号“行痴道人”。顺治与僧徒往来甚密、尊礼备至，又广购佛像，可以说他崇信佛教，极为虔笃。而后，顺治因爱妃董鄂病死而消沉出家。

顺治帝之所以选择五台山必然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是有传言董鄂妃去世，顺治帝伤心过度精神恍惚，因董鄂妃托梦而选择五台山。这一说法明显缺乏依据，很难站得住脚。另一方面就要从五台山的历史说开了，远在东汉永平年间佛教传入我国时，有两位从印度来的和尚，云游中国后，看中了这座山，便上书皇帝，说释迦牟尼在经书上说，文殊菩萨的道场原来就在中国的五台山。于是皇帝便恩准在此修庙，从此历代香火相传，极盛时庙宇竟达三百多处，地方志上有此记载。五台山佛史悠久，且为文殊菩萨的道场，更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在佛家的地位无比尊崇；顺治出家本为避世离开北京实属常情，而出家之前贵为九五之尊，选择五台山这一佛教圣地也便符合自己的身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