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槐树的来历

洪洞大槐树，又叫古大槐树，位于山西省洪洞县城西北二公里的贾村西侧的大槐树公园内，在洪洞这里虽然没有什么宏伟的建筑，但是不论严寒的冬天，还是酷热的炎夏，游客络绎不绝，有的赋诗题词，抒发“饮水思源”之幽情，有的仰望古槐，盘桓眷恋，久久不肯离去。正如诗云：“拔地巨槐冲碧汉,相承一脉密分枝;树身即使高千丈,落叶归根也有期。”

历史起源

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且是交通集聚地，明朝政府便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的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寺旁的大槐树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为此，大槐树和树上的老鹳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

“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鹤窝。”数百年来，这首民谣在我国许多地区广为流传。来自山东、河南等18个省市的移民后裔也经常聚首古槐遗址，缅怀600多年前大槐树百万大移民的沧桑历史，形成了“大槐树寻根”的独特风俗。 

根据相关的统计，全国有18个省份，都有大槐树移民。通过这些移民的家谱、碑刻，墓志铭和老人口述，移民涉及的姓氏多达1230个。

相关介绍：

在这一场大移民中，不只是把“百家姓”一网打尽了，还额外多出来上千个相对冷门的姓氏。

“大槐树”浪漫的起源很血腥蒙古人建立元朝后，没能完全处理好民族矛盾。当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造成大量饥民之时。整个矛盾被完全激化，大约是从公元1351年开始，元朝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战乱。

在这场战乱中，有起义的农民军和元朝的中央军对抗杀戮，也有农民军之间为了利益瓜分而互相干架。当朱元璋打败同样是农民军出身的对手陈友谅、张士城、方国珍，并于公元1367年前后成功完成北伐，驱赶元朝皇族回草原。

元末争霸中，各方势力为了补充士兵，可谓是把所有青壮年都消耗一空，尤其争夺最激烈的中原地区。《明太祖实录》记载中原地区是“积骸成丘，居民鲜少”、“多是无人之地”。

面对“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的现实，朱元璋当政立国后，做的头等大事，就是重新分配全国的劳动力。

人口多的地区，向人口少的迁移。由于迁移目的地，都是较为富饶的地区，老百姓并没有大规模抵触，非常乐意接受，尤其是那些在当地没有资产的“无产人士”，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这即为“大槐树”浪漫产生的土壤与背景。

洪洞县大槐树的历史来历：位于中国山西省洪洞县城西北二公里的贾村西侧的大槐树公园内，是明代的一处移民基地。

明代时，当时将山西境内的许多移民集中到此地，再分批迁往其他省份。根据《明史》、《明实录》等史书记载，自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50年内，先后共计从山西移民移民18次，其中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

这些移民迁往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陕西、甘肃等十余省，500多个县市。

主要景点

“根雕大门”是寻根祭祖园的正门，为槐根造型，东西跨度20米，高13米，其造型古老沧桑、伟岸厚重、支根入土、虬劲有力，寓意大槐树后裔同门、同根、同祖、同心。

象征大槐树儿女舍小家，取大义，扎根神州大地，为国家繁荣、民族昌盛孜孜不倦地艰辛劳作和奋斗拼搏。诠释的是移民后裔共同的根，共同的老家，是大槐树儿女的魂。

四川老百姓中，谓祖上从“麻城县孝感乡”迁川的杨姓有不少。如新都杨升庵祖上就是从麻城县孝感乡迁来的。崇州、雅安雨城区的杨姓人家中也有不少称其祖上也是迁自麻城孝感乡（雨城区中里镇扬姓称，祖上迁自麻成孝感乡苦竹碥）。虽然同姓杨，同迁自麻城孝感乡，但不一定是同宗同祖，也不一定是近亲。即使各有杨氏族谱，也不一定可以联宗。

问者称祖上入川时间为1370年，这个时间是元朝至正三十年、明玉珍大夏政权开熙五年，朱元璋洪武三年。这个时间朱元璋还未入川，在四川主政的是大夏政权。洪武四年之前确有大批移民从麻城县或经由麻城县分别陆续迁川，投奔相对开明的大夏政权。各支杨氏祖上在洪武四年之前在不同时期迁川，是事实。如：有一个叫“杨泗”的湖南长沙人，元末参加了红巾农民起义军，并成为一个带兵的将帅。杨泗就曾带兵驻守在湖北麻城县北部大山的兵寨中，此寨就叫“杨泗寨”（位于今天麻城市乘马岗镇境内）。后来，随红巾军另一将领明玉珍入川，转战川陕各地。杨泗善水战，常疏通河道，兴修水利，给老百姓生产生活带来了利益，深受老百姓爱戴。杨泗去逝后，很多地方都修了“杨泗庙”、“镇江王爷庙”、“平浪宫”……以祭祀他。今天汉源县老县城附近有一个叫“杨泗营”的地方。那是洪武四年后，朱元璋调用了明玉珍旧部，杨泗被安置在这里“军屯”。

至于“高坎堰后山老院子”这个地名，“高坎堰”有的称“高阶堰”、“高杆堰”……其实就是今天麻城市举水河中段的“高安河”。“高安河”尤如山西“大槐树”一样，是移民较集中的出发地。至于“后山老院子”这要亲自到麻城市查访了。

中国文化5000年，最具有传承性的就是姓氏，姓氏在炎黄二帝就已经出现，皇帝住在姬水以姬为姓，炎帝住在姜水以姜为姓，姬姓，姜姓也是最古老的姓氏之一，《三语》中记载：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十四人得十二姓为：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衣，这十二姓也不断的衍生，光是记载的《百家姓》504个姓氏，就有411个姬姓分支，在不断迁移当中，姓氏也在发展，最大的一次迁移就是明永乐大迁移。

元末明初，战乱不断，一旦战乱掀起，水灾、旱灾、蝗虫就接连不断，根据《元史》记载元末年间，光是雨旱灾，山东就发生了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都有8次。

在《元史》或者《元史五行志》当中都可以看到：“禾不入地、人相食”的字眼，为了避免霍乱，百姓开始向南迁移，明朝建立之后，中原地区严重缺少劳动力，明太祖时期为了引入劳动力就采用移民屯田。

虽然中原恢复了一些生机，可是靖难之役就借着爆发，明成祖一路带兵打了进来，中原再次迁移，他们一路到了山西一带，洪武十四年左右，山西人口达到了403万，而河南只有180万人口，河北189万。

明成祖也不会坐视不管这种不平衡，永乐元年，明成祖下诏，将发往边疆的人改为发往北京，在北京戴罪种田，但这仅仅并不能使中原恢复生机，于是明成祖就下令强行迁移，各地官员都为了完成任务就散布了“诳山计”。

他们跟逃难的人说，山西只有洪洞县，在河北只有枣强县的人不往山东迁移，其他各县的人都往山东迁移，逃难的百姓信以为真，就纷纷逃往洪洞县和枣强县，很快各地百姓都聚集起来。

等到时机差不多，官兵就将他们围住，一个个都绑起来，强行押送山东，这些人都哭着不肯走，于是官兵为了能够让他们以后方便寻根，就将他们集中在大槐树下，并往小脚趾上砍了一刀，因此山西就有了“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举目鸹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一说。

明永乐大迁移是我国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的一次迁移，这次迁移长达50年之久，涉及了812个姓氏，由这里迁往各地的后裔，数以万计，因此每年都有人到大槐树认祖归宗。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 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颖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掠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顺帝本纪》)，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五月黄河决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十月，黄河泛滥。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六月已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胶州大水。七月，高密县大水。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稼……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蓟州大水……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秋，蓟州县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元史纪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把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极不平衡。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却多达40304万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25万。再从人口密度来看，同样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这样，山西“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连朱元璋也认识到“山西民众而地狭”。这时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应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郑州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晋府致仕长史桂彦良上《太平治要》20条。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侍郎刘九皋又奏请迁移山西之民以实中原，终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于是拉开了—场轰轰烈烈移民活动的序幕。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说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走的，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根据《明史》记载，“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办法进行移民。这个范围是相当大的，包括现在的晋中、晋南、吕梁和晋东南等地区。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区划，所谓太原指太原府，辖6个州20个县；平阳即平阳府，辖6个州29个县；泽是泽州，为省直隶州，辖4个县；辽是辽州，省直隶州，辖2县；沁指沁州，省直隶州，辖2县；潞是潞州，省直隶州，辖6县；汾指汾州，省直隶州，辖3县。这样，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个县。在当时关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条件下，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没必要也不可能的。但是，由于洪洞大槐树下是当时最大的移民“点行地”，在后来的历史上影响特别大，移民后裔们自然也就乐于认同这样一个出发地了。 关于移民的次数，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经学者们的反复考证，洪武、永乐两朝共有17次。简单的情况是： 洪武六年(1373年)，从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凤阳垦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从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凤阳垦荒。因为是冬天，政府发给移民过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从山西招募24万户百姓从军，后又都复员为老百姓，就地安置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从山西的泽州、潞州，挑选“田少丁多”或无田之家，迁往彰德、正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地垦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116户自愿外迁屯田，户部给予奖励，让他们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后军都督朱荣向朝廷报告：由山西迁居到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给他们26万顷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迁移山西百姓，到彰德、卫辉、归德、临清、东昌等地栽桑种枣，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德与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从军，共设16个卫所。大约是平阳府选了9卫，太原、辽、沁、汾选了7卫，每卫5600人，共有9万余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徐礼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户，分别迁至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6万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户部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迁至北平各府、州、县。 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从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从以上地区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县吏李懋等214户人愿到北京为民，户部给他们发了安家费。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户部从山西的平阳、泽、潞及山东的登、莱等州，招募了5000户到北京的上林苑监，牧养栽种。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向朝廷申请到北京、广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宫等府州县为民，开荒种地，依律交税，得到政府的奖励和资助。 综上所述，明初从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半个世纪中，从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前后人数达到100万以上。回顾我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汉代仅限于屯垦戍边，并没有形成全国规模；三国割据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垦兴盛，但安史之乱以后废弛；宋代重文轻武，屯田时盛时衰；元代全国兴屯，但很快天下大乱。所以说，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那时候还创造了一个词叫“解手”，一直流传到现在仍然使用，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百姓们被迫登记以后，为了防止他们途中逃亡，官兵们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串连起来。那时候，迁徙路上，到处是一串串的移民，他们一步三回头，天愁地也愁。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人们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绳子拴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报告说：“老爷，请解手，我要大小便。”这样子日复一日，人复一人，次数多了，日渐简化，只要说上一声：“老爷，我要解手。” 明初有个袁公正，字成甫，曾随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官拜镇威将军。明朝统一后，首要的大计，是移民垦荒。袁公正又自动报名，举家从洪洞迁至山东曹县黄岗集落户。当时彳艮受朱元璋欣赏，亲赐一块“袁氏题名玉碑”，还给他提升了三级头衔。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约20公里处的关王庙北土岗上安下家来，取名“袁家固堆”，并题词曰：“洪洞分枝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 陕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较多，大概是与山西一河之隔距离近的缘故。据征集的谱谍看，武功县的戴氏、麟游县的赵氏、邢氏、扶风县的刘氏、彬县的陈氏、固源县的郑氏、米脂县的杨氏、并氏、眉县的刘氏，其先祖都是明初从洪洞迁去的。 综前所述，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当初直接迁入地是豫、鲁、冀、京、皖、苏、鄂、陕、甘、宁、晋等省市。然而数百年间，峰回路转，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辗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港台等地。特别是近几十年里，迁移的浪潮此起彼伏。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关东”、“下南洋”，建国后的城市知青“支边”、“上山下乡”，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探亲、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后裔的足迹，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

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鹞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扩展资料：

洪洞大槐树，位于洪洞县城西北二公里的贾村西侧的大槐树公园内，这里洪洞虽然没有什么宏伟的建筑，但是不论严寒的冬天，还是酷热的炎夏，游客络绎不绝，有的赋诗题词，抒发“饮水思源”之幽情，有的仰望古槐，盘桓眷恋，久久不肯离去。

槐，又名国槐，树型高大，其羽状复叶和刺槐相似。花为淡**，可烹调食用，也可作中药或染料。荚果俗称“槐米”，是一种中药。花期在夏末，和其他树种花期不同，是一种重要的蜜源植物。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