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峡夔门，巴楚要冲，交万壑而耸千峰。

顽强的李氏祖先，自康熙二年（公元一六六三年）移民入川，即在巫山错开峡谷天堑之间，薄土砾石之上，与天地开乐土，与地斗丰仓禀。四百五十余年间，裔孙繁衍，族大丁繁，已遍布祖国大江南北。

人类寻根之薮，实乃人性本源。我族裔孙，感念四百余年来，湖北李氏族裔两送谱书入川，但后历经战乱，又因年代久远时境变迁，终无家谱传世，实为天下之大憾。无家谱，就像游子飘零，也如无根浮萍。

恰逢盛世，又因二零一二年三公合叙，念我族裔孙，失联已久，彼此“相见不相识，相遇两不知”，其状也可憾可惜！二零一六年，湖北李氏族裔再送重修谱书《李氏宗谱》一套，此举重若千钧！叩谢即使分隔千山万水数十代，仍视我支族裔孙血浓于水一家亲！

泪目之下，遂将修续巫奉李氏裔孙家谱大事提上议事日程。

家谱的修续，涉及每一位族人。因为有族人才有家族，众多的家族繁衍生息汇成家史，家史的聚集浓缩最终形成国史。国史便是家史的精华荟萃，中国数千年历史，李氏族裔名垂青史无数便是明证。

修谱之事千头万绪，我们都未亲历其中，但翻阅厚厚五百多页家谱，八易其稿终审定。每位名字的一笔一划，每个分支族裔的点线相连，我们仿佛看见编委成员们夙兴夜寐，眼观远祖生平血脉，宵衣旰食，日思谋划集散成家链的劳碌无怨。每个名字每张照片背后流淌着的汗水，是他们三年多来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跋山涉水地寻找核对、编撰校订的艰辛。其间展示给我族裔孙的是其浓烈的家国情怀，超凡的宗族大义和无私的家族大爱。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必将激励李氏族裔后代子孙以届堂先贤为镜，追寻其遗志，传承其教化，遇苦难时隐忍奋斗蓄势待发，且得志时谦逊尊贤回报家国。

我们知道，修续家谱犹如史海钩沉，因历史大浪淘沙，先辈留给后辈的资料甚少，其状之艰。编委会成员们所做的，就是让后人能看到过去历史的完整记录和今日正在发生和进行的历史。每一代人，都是经过二十年、三十年以至整个人生才能在家谱中落笔。从记载的每一个家庭的每一代人，就了解了这个家庭二十年、三十年以至更长时间生命传承的历史。我们深知，若是在当代，一个名字的两三个字很容易写，但把过去几百年间的李氏族裔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准确无误写出来，却是很辛苦的事。

为尽力完善家谱，梳理四百多年间祖先的血脉族系，不使一户一人漏册，保证每一次落笔都尽量与事实相符，每一个所载名字的准确无误，编委会成员遍寻族人，数钻深山寻坟茔，访耆问宿，还兼现代通讯网络电话联系，反复核准校订。欣慰的是不管在相邻咫尺的近村，还是到数百里之外的远落，只要遇到李氏族人后裔，即使素昧平生，也都热情有加，昭穆有序，这充分凸显出我李氏家族数百年来崇尚礼法，孝悌为先的美德。这些工作，也保证了家谱中所录得的每一个人的名字和事实都尽趋准确。

在当代的问题上编委会亦不省不略，他们秉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代的就会成为历史，而历史会有很多不解之谜，足够清晰地描述当代就是为未来所言的历史负责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原了李氏族裔不断发展兴盛逐渐壮大的脉络。当然，他们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未解之谜未竟之事甚多，还得留给后世子孙去继续研究核实和完善。

一部中华文明的传承史，其实就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史，而中华传统文化已深植我们的家族传统之中。四百多年来，巫奉及周边区域的李氏裔孙，战天斗地与恶劣的生存环境，与贫瘠的自然条件做斗争，艰苦卓绝地不懈努力，逃过了炮火连天的战乱，也熬过了蚀骨侵腹的饥荒，让薪火相传，血脉宗亲连绵不绝，枝繁叶茂，实在可歌可泣。

纵观家谱全册，严谨而完整地收录了《李氏宗谱》的部分内容，也创新性地新增了与巫奉地域有关的三台八景十二峰、民歌民俗、家书、健康养生常识等。其内容丰富纷呈，品味甚高。细细拜读，感触如下：

一是纲目清晰，结构严谨。谱书分为前言、凡例、纲目篇、感赋篇、祖德篇、人物篇、芳名篇、世系篇、组织篇、徽献篇、编后篇共十一章。从李姓由来，到数千年脉络延续，经世事变迁族人徙迁，直至历代经世之才，还录圣贤语录、家训、义学记教化后代，更呈此次修撰详尽事宜等，为后世悉知李氏族裔数千年历史中，族事发展，也为回答“天地之间人之为人，来自哪里又去向何处”等宏大的人生哲学命题，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二是资料翔实，信而有证。此次续修族谱，是在湖北嘉鱼宗亲提供的家谱基础之上，巫奉及周边族裔后人合力而为。修谱编委会成员是在修谱理事会成立之后，认真遴选，反复斟酌推选出来的，由热心家族事务、德高望重之辈组成。修谱三年多时间，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在详尽调查研究中审慎完成。宗谱纵贯四百多年历史浮沉，横通各支脉族裔数千人员，实事求是，难能可贵。

三是白话呈现，通俗易懂。历代谱书均用文言，但世事发展应顺应时代。无论是湖北三公合一修撰《李氏族谱》，还是我巫奉接力续编，都用白话文呈现。谱书每章经编者整理完善，都朗朗上口且通俗易懂，为后世裔孙查阅家谱甚至再续家谱提供了方便，也作出了表率。

四是以谱为例，教化育人。族人的兴盛繁荣，离不开绵延不绝的宗亲文化，更离不开历代先贤的率先垂范。初有春秋老子李耳、后有盛唐李氏帝王将相数百人，再有当代各行各业精英荟萃，无不体现出过去数千年来李氏族裔对中华民族发展的卓越贡献。谱例中对此一一记录再现，表达出裔孙誓要继承先贤遗志，重教育、兴文化，教化李氏后裔勤学上进、开拓进取，福报千秋万代的深切心愿。

五是谱例严谨，制作精良。谱书续修过程中，得到了县域地方文化研究会、姓氏文化研究资深研究人员、县志编撰研究办公室等的指导和支持，使谱书既有老谱书的传统风格，又有浓郁的时代气息，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谱苑珍品。

今逢新谱问世，裔孙盛会，承蒙耄耋之年祖父重托，不敢推却，但甚觉千钧。恭读宗谱数度，几番垂泪。感念白发苍髯为子孙竭尽心力，后世裔孙当效忠家国报此恩。郑重提笔，抒写心绪，是感悟亦是对列祖列宗的尊崇。

江山代有才人出，族风永续传万代！谨此复命！

璠公三十四世孙永梅

于公元二O一九年五月四日

　　摘 要:近三十年,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文章先回顾了家谱的历史演变,再分析了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并以家谱的“前言”、“后记”来例证。　　关键词:家谱 重修 原因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7(a)-0220-01

　家谱,也称宗谱、族谱、世谱、家书等,是记载一个家族迁徙、繁衍、兴衰历史,褒扬家族功德人物的史实资料,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近三十年来,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这股热潮,其声势之大、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编修家谱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这股编修新谱的热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可以从新修的家谱的“前言”、“序”、“后记”等中得到印证。

　1 家谱的演变

　最早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在甲骨、青铜器上简单刻有父子兄弟世系,这是中国最古老、最原始形态的家谱。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家谱适应世家豪族的政治需要处于兴盛期,成为了世族之间通婚和做官的主要依据。唐代,谱学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官修谱牒巨大,私修家谱亦十分兴盛。宋代为家谱的转型期,官修谱牒废绝,私修家谱兴盛。家谱作为用来区别门第身份的政治功能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尊祖、敬宗、收族”和“尊尊亲亲之道”的道德教化功能,并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欧式谱例和苏式谱例。进入明代,中国家谱发展趋于成熟,编修家谱的体例、内容更加完善,并基本定型。明代修谱进一步发展以朱熹“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作为修谱的指导思想。清代及民国时期,编修家谱的活动在民间非常普及。新中国成立后的50～70年代,编撰家谱一度停止,大量的旧谱牒遭到了破坏。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率先出现了重修家谱现象,很快遍及全国各地。

　2 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例证

　21 主观愿望——敬宗睦族,惟有修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极为深刻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农村人口流动的增长,即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经商、求学日曾增多。各家族子孙迁居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而家谱,就是家族群体联系感情、亲情的纽带。族中老人希望通过修家谱,达到“敬宗睦族”的目的。浙江海宁《褚氏家谱》的“前言”中写到:“当大部分子孙汇集硖石参加迁葬时,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尤其是少、青、壮年一代对褚氏根从何来、对家史一无所知。所有健在老人都为自己重任深感不安和内疚。后经合计,一致认为,有续修家谱刻不容缓的急切愿望,因此开始筹编。”修谱可以使民族源流清晰,能得到族人相互提携帮助。……吾族之谱,自公元一九二四年第四届续修至今,屈指已八十有六载,由于年代久远,族内后裔或谋生外迁,或经商发迹,子孙繁衍,徙居各地,昭穆既远。当今后裔辈份不清,祖宗支派不明,犹如陌路之人,如何将族内之人团结起来,惟有修谱。”

　22 客观基础——盛世修谱,势在必行

　中国有句古话:盛世修史,明时修志。盛世也为修谱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冲破了“左”的思想牢笼,思想大解放使人们打破了精神枷锁,营造了宽松的文化氛围,让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新生的政治条件;二是经济快速发展,国力日益增强,百姓日益富裕,为修谱的各项费用提供了物质基础。《上虞管溪徐氏宗谱》序:“盛世修志,盛世修谱。可以说,政通人和,太平盛世赋予编史修志著谱的神圣使命和高度的责任感。”

　23 推动因素——“两个通知”的发布

　1984年,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等单位联合编撰《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为使这项涉及全国各图书、档案、文化部门的联合目录编撰顺利,国家档案局会同教育部、文化部联名向大陆地区各文化厅、文管会、档案局等单位发出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国档会字(1984)7号)。为了增加大陆以及海外收藏的中国家谱目录,2000年国家决定编撰《中国家谱总目》。为了推动此项工作进展。文化部办公厅于2001年2月发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办社图函[2001]29号)。“两个通知”的发布对近三十年来的家谱编修意义十分重大,推动了家谱重修的盛行。

　首先,家谱的价值重新得到了确认。在“”时期,家谱被认为是封建糟粕,不要说是修谱,连收藏的旧家谱也遭到了破坏。而在“两个通知”中,明确指出:家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钱塘孔氏宗谱》重修宗谱新凡例中说:“家谱,是记载一个家族繁衍迁徙的历史文献,曾经被作为维系宗法制度和祖先祭祀的工具而被奉为圣物。然而在上世纪中叶的“”中被作为“旧时代”的遗物而惨遭毁灭。浩劫之后,家谱的性质和现实意义重新被人们所认识,被认为与国史和地方史志同为民族历史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

　第二,为农村修谱提供了契机,成为了修谱宗旨。需要敬宗睦族,修谱有了主观愿望。思想解放、物质丰富,修谱有基础。而家谱目录整理工作的开展,为修谱者重修家谱提供了契机。家谱目录专业工作人员为了对各地家谱资源进行调查、征集和著录工作,深入城乡,宣传家谱的价值、家谱工作的意义,民间私藏家谱被公诸于世。在家谱目录整理工作开展之际,各族人认为有必要对自家的家谱进行重修,并把“两个通知”精神定为修谱的宗旨。广西北流《郑氏族谱》凡例第十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编好《中国家谱总目录》等文件精神编好士球公宗支系族谱。并在书前附有“两个通知”的原文。《齐贤镇西徐巷村樊氏家谱》“谱例”第一条:遵循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国档会字[1984]第7号联合通知“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也是建筑自己的血缘关系……”之精神,作为编修本谱之宗旨。

　编修新谱是历史上续修家谱的继续与发展,是适应社会需要、民众需求的一个文化现象。新修的家谱跟旧家谱相比,有继承、有批判、有创新。我们应对其进行引导,使新谱编修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健康向前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担当起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功能。

　参考文献

　[1] 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 赵小玲家谱征集工作的实践和体会[J]当代图书馆,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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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家谱

作者：李军钢

第一章 老祖宗

更新时间2009-9-6 15:12:43 字数：3377

　家谱

　　前言

　　我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河上有座石板桥。

　　一天，大雨倾盆，小河里水流湍急，把石板桥冲垮了。大雨过后，大水消退，膝盖深的清水缓缓地，哗哗地从石板上冲刷而过。

　　乡亲们重新搭建石板桥，忽然一人惊呼：“这个石碑上有很多字！”大石碑像是一个值钱文物，大家立刻围拢过来，鉴定它的价值。大石碑上起头有一段前言，随后就是密密麻麻的名字，全姓严，原来这是我们严姓家族最古老的一段家谱，我们村二百多名姓严的人都来自同一个老祖宗，老祖宗的名字就在最上面。然而，这个刻满祖宗名字的大石碑却被铺在桥面上，大家每天踩着祖宗的名字，在桥上走过来，走过去，老祖宗名符其实地做了后世子孙的铺路石。

　　于是有人提议把石碑保存起来，竖立起来，让石碑告诉大家：大家是一家人。有人说石板不够用，坚持要用石碑修桥。一位白须老者摇头叹气说：“现在家家都关门过日子，哪里还像一家人？”老者说的是实情，家家户户各扫自家门前雪，不管别人瓦上霜，夜里谁家遭贼偷，除了狗咬贼之外，没有邻居出来撵贼。只有很少人对大石碑有热情，大多数人对大石碑很冷淡。如果不用这个大石碑修桥，那么谁也不肯从自己家里献出一块石板来修桥，更没有人愿意自掏腰包，买一块大石板来替代大石碑。最后，大石碑只好仍然坚守自己的原有岗位，老祖宗的名字继续充当后世子孙脚下的铺路石。……

分类：  草堂话谱

潘光旦撰序的《王氏宗谱》

潘光旦先生是我国现代家谱学的创立者之一。他书房里那一副很有名的对联“寻自身快乐，光他姓门楣”，我拿来当作了座右铭。潘先生出梁启超门下，学贯中西，率先对家谱学史予以梳理，并从家谱与宗法的关系、家谱的效用、家谱方法论三个方面提出了新的家谱学理论。读他的文字总有一种睿智让我惊喜，总有一种哲理让我叹服。有时候看到不谋而合的地方，还会有一种荣幸——原来潘先生也是这样想的。

在旧书店里看到这部多达四十册的修于民国三十六年的三槐堂木活字本黄冈《王氏宗谱》首册前面的序言时，就觉得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序为手书上版，应是油印，且为现代白话文。看多了木活字本的旧家谱，看油印本就会耳目一新，这毫不稀奇，但旧家谱中白话文且分段并标点的序言并不多见。翻到后面，落款为“民国三十六年五月二日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潘光旦敬撰”，那份惊喜就无法形容了。

王氏为湖北黄冈望族，始祖贞一，字坚珉，源自太仓，至宋迁江西饶州府，明洪武初茂材，历任黄郡司马，治绩丕著，大协民心，遂占籍黄冈，后裔散居黄冈各处，尤以赤山潭为大宗。这个家族仅从入清后的十世算起，在谱中《科名录》记载进士就有一十四人。入民国后，毕业于黄浦军官学校、北海警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江西将校讲习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湖北官佐子弟学校、湖北警官学校、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东三省讲武厅、中央军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陆军大学及各大学者更是指不胜屈。如请潘光旦先生作序的子寿，名康，就毕业国立西南联立大学，其时为北平清华大学研究所研究员。潘先生在序中说：“清华研究所同学王君子寿，最近谈起他的父亲，觉民先生，主持族中修谱事将近告成，要我写一篇序文，正式的序文我不便写，因为谱稿远在黄冈，我无法看到，没有依据，子寿所交阅的以前若干次修谱时几篇序文以及子寿所转述的一些话是不够作依据的，不得已，与子寿商量，写了一篇关于家谱的意义的文稿，作为代序”。

潘先生的这一篇《家谱还有什么意义？——湖北黄冈王氏家谱代序》的论文，后来收录于《潘光旦文集·第十卷》。他在序中提出了家谱的七个意义：

一、尊祖；

二、敬宗；

三、收族或联族；

四、婚姻严姓氏之防；

五、选择官员；

六、爱重门第；

七、选择婚姻。

然后逐一分折，认为不合时宜者大可放弃或改进。在第三条“收族或联族”，他说“收族的意义，与尊祖一样，也还是值得保留的，……应有一个限制，即亦应以真有血缘关系以至于确有实际的团体生活关系者为度。前此大姓人家喜欢编制所谓《通谱》的，凡属同姓的派系，照单全收，不特不问是否同出一源，且不问是否属于传统的所谓汉族，于是，即就王氏而论，其间于姬姓之王而外，更有赐姓之王、易姓之王、虏姓之王，甚至于连带有王字的复姓，如王官、王孙之类也一并网罗在内。为了实践收族的至意，作此种努力的人，可以说是其志可嘉，其心可谅，而其愚妄为不可及了”。想起前些天与上林兄在金华参加“寻根文化研讨会”，就餐时坐在我旁边的正好是“中华王氏文化研究中心”的理事长王听兰先生，他们正在编绘《中华王氏统宗世系图》和编撰《中华王氏大通谱》，他们的“中华王氏文化研究中心的会员已经复盖全国23个省（市），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团队”。听说我手上有不少王氏家谱，说以后一定要跟我联系。对王先生这样执着的热心人，我一直是敬重的，我在答应他的同时，提出了“姓氏的来源各异，你们是怎么来分辩各支的派系的”这样的问题，后来不知谁转迁了话题，没有再讨论下去。我想，王听兰先生们也许就是潘先生所说“其志可嘉”的那些人，他们的努力，与潘先生所说的那些前辈们似乎一脉相承。

潘先生又说：“四种比较新鲜的意义或功用值得分别提出：一是培植所谓谨始怀来的优生意识；二是增进个人对于一己品性的认识；三是帮助人类遗传的研究；四是在史学中多确立一个专精的部门。”并设计了如何实施的方案，但自己也承认：“上文所论的种种意义，一时当然还说不上，事实上，在流行的家牒里，无论中外，能兼筹并顾到这许多意义的怕是一种都找不到”。所以，潘先生又寄望：“我更相信，将来的家谱，包括黄冈王氏，下一次的续修本在内，一定可以把上文所论的若干意义逐渐的表达出来”。

恐怕要让潘先生失望的是，到目前为止，能接近以前旧家谱质量的新修家谱也难得一见，更不要遑论新修谱能超过或有所改进了。

潘先生在后面又提到了在黄冈的其它王氏，他说：“黄冈王氏不止一族，其中著称的派系不一而足，从《明史》、《黄州府志》和《黄冈县志》所可考见者，有明嘉、万间户部尚书王廷瞻之系……”，巧的是，记载王廷瞻世系的黄冈《王氏宗谱》我也藏一部，与王子寿家族的王氏同时成谱，也是民国三十六年的修本，共五十册，为孝友堂木活字本，这个家族当地称为“赤膊龙王氏”，也是元末自江西饶州府迁来。

潘先生的这一篇《家谱还有什么意义？——湖北黄冈王氏家谱代序》论文，学者、专家看过的怕是不少，但又有几位看到过这篇序原出处的黄冈《王氏宗谱》呢？潘先生的序多达四千余言，序虽不必因谱而传，但家谱因序言而成名谱，却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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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族谱，是八字单，记载的是出生年月时及其所属五行生克。乾表示男性，坤表示女性。生辰八字，现代人不重视，在古代是家庭中的重要文书，子女的嫁娶，老年人的丧葬礼仪都要用到八字单。如男女婚配，要看双方的八字是否相和，老人下葬，要看老人的生辰八字与所葬地的方位是否相和、立碑、做道场、入家谱等都需要生卒年月日时这些资料。

文/王相刚

公元二千年，余父业已供销社退休、赋闲在家，常与族伯显富饮茶叙谈。时族兄相文初提续谱之议，父与族伯以此议甚好：“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树高千丈，落叶归根，　中国素有“盛世修谱”之传统。“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家谱不仅是历史遗产的重要组成，且在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多个方面皆有研究价值，遂向本村王氏各支倡修谱之事、筹修谱之资。

时余而立之年，尚忙于事事，无暇及此。十六年后，偶与兄相虎谈及家谱之事、又垂询父亲，始知家谱始成三本：余父、显富、相文各执一本。

今阅家谱，感慨良多，始觉先辈修谱之切切，当为吾辈后世之楷模。揽十二世祖阶之《祖茔方向》与《祖茔地界》，始知先人陵寝之阔、守茔之责；读先祖幼新、君兴、淳撰《家谱序》，知家谱如江汉之有源、树木之有本，本立而道生之理。读先祖谨、信、庚龄之《家谱序》，知先祖续谱考究之严谨。读先祖居敬《家谱序》始知先祖“祖之名号失传、宗族之源莫遡”之忧和张公艺、陈冱洲九世同居之乐，先祖拳拳之心昭昭可鉴。读先祖德水《失谱序》始知家谱辗转流传之不易及先人负疚之心。读先祖宸阶之《修祖茔记》，始知祖茔乃世世发祥之地、祖宗之形魄所寄，修茔是为“礼”。以及谱牒不序，渐至少凌长、卑犯尊、视骨肉如途人之忧。先祖廷琛之《重修家谱序》引证考究、记述详尽，先祖之惮精竭虑修谱之责，跃然纸上。

一本家谱，即一部家族的发展史，沧海桑田、时世变迁可略见一斑；一本家谱，即一部家族发展的教育史，藉以了解文化礼仪、昭示后人遵照践行；一本家谱，即一部家族兴旺的文化史，可从中领略先祖之睿思哲语、精妙文笔、书法情趣。惜古时先祖之墨宝难以留存以供后世观瞻，此余观家谱之所憾事之一。加之古今语言差异、文字繁简演化不衔接、手工抄写有缪误和古今书写习惯差异，致使难以广泛流传。《新谱前言》由吾父廷极起草，采用白话文形式记修谱之事，策划人为二十一世孙显富、廷极；修谱组长显富、廷极；成员为相文、禄极、显昌、显其、元富、恭富六人。二十世孙允贵定居内蒙古，抗日战争期间立下不朽功勋，建国后任乌苏等三县县委书记、县长和第一副师长之职，闻修谱之事，率先捐寄三佰元；族伯显富捐壹佰五十元；吾父廷极捐壹佰元；相文捐伍拾元；显其捐拾伍元；元富捐拾元资金。吾父廷极草拟《新谱前言》后，吟于修谱小组成员，数次修改后定稿，由族兄相文书写。今日读来，仍感有不通顺之处及其中时间歧义，于是改为“抗日战争时期、建国前、建国后”三种称乎，初文中所记人物以十六年前所载为准，未行增补，只是个别用词稍改。特此记之，此为记一。

名讳中丰厚的文化气息，可为吾辈效仿。家谱所载二世祖名讳“思孔”，可见始祖对后人教育期盼之殷；三世祖兆鹏兆麟，其中一字为“好仁”，记载不详，吾以为为先祖兆鹏之字讳，《说文》解“鹏”，亦古文凤。“化而为鸟，其名为鹏。”见《庄子·逍遥游》。至五世为五祖，愚以为“天叙”为先祖“整”之字讳。先人名与字联系密不可分，“整”，有秩序，“敍”，次第也；清戴名世《恭纪睿赐慈额序》：“今东宫所赐，慈教二言，举凡天秩、天敍、人纲、人纪，先王之至德要道，皆包含囊括其中”。由此可见，先人名讳中沉积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吾辈后人取名不可草率，要学先祖；且不可冒犯先祖之名讳，此亦为叙谱之意义之一也。至六世亦有五祖，其一祖名为“辶”+“丸”字，遍查古今字典无果。吾疑为“迅”字久传误写，应取自《论语》中的“迅雷风烈”。十四世祖“垲”，音“慨”，查之不易，应取自《左传》中山垲垲以“赤页”兮，日萧条而无色。其中“赤页”是一字，今无见也，亦不知其读音，只能揣摩其义而知一二也。

先祖名讳之雅令后辈唏嘘不已。遍观家谱，对所载不详也有疑惑之处，今记之，以期他人相机比对而后校之。例如：十九世祖青田嗣子柏年和蓝田子柏年是否为一人？二十世又现柽年更名修年，柽年何出？家谱无记，吾疑为祖蓝田子柏年与柽年为一人也。观吾家谱，吾父尚有一疑，为：吾曾祖父贵麟谱记为贵田，而先祖环生子三，二子贵麟，与吾曾祖可为一人？续谱时族兄相文也有疑问？吾遍查家谱嗣子之事，多为亲兄弟过继，情同手足、同气连枝，吾曾祖贵麟与彼贵麟为两支且在五服上，相去甚远，是为其一。其二，吾十八世祖玘配氏育有四子，贵田为老大，何必嗣子？其三，曾祖曾以“三义成”之名号开过酒铺做生意，曾名振一方，讳字贵麟乃做生意所需而更名，应是家谱未补记而已。其四，先祖环生贵麟并无出嗣记载，仅重名耳。写至此吾释然，父亦释然。重名者家谱中并不鲜见。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嗣子与出嗣之风渐无，王家人丁兴旺，老死不相往来者不在少数。二十一世后，重名者如：相德、军、伟、磊……重名者很多，鲜见出嗣和嗣子之说，如有重名之惑，如谨慎辨之无不解。此为记二。今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之吾辈，因国家计生的政策调控，生男生女已无异样。吾以为家谱之传以子居住地固定便于记载只记丁男而已。从现代遗传学而言，男女结合，子代体貌性格来自父方母方的各占半，女子亦可传家，诚望后世之人在续家谱时详细记载丁女去向，以全家谱，消除重男轻女思想。出嗣与嗣子已成为历史，谱记丁男亦记丁女。此为记三。

修谱可以：明辨世系，尊祖敬宗；教化子孙，传承文明；凝聚族人，和谐社会；血肉联情，承前启后。家谱序言，前人之述备矣；谨记斯言，以备后人考也。

公元二零一六年夏月二十二世孙   相刚   谨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