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宗族的族谱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包罗内容最丰富、谱系最完整的族谱。孔氏宗族视修谱为合族大事，通过修谱可以把居住分散、血缘关系相对疏远的孔氏族人组成一体，从而达到“详世系、联疏亲、厚伦谊、严冒紊、序照穆、备遗忘”的目的，修谱还可以有效地防止和清查“外孔”的渗入。

最初的孔氏家乘，只是以抄本传世，记载世袭奉祀的宗子名字。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官居朝议大夫的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翰深感个别抄本易于散失，而且每代仅录一人，使家族中许多贤达之士未能载入史册，年代久远后必被湮没，决定广收资料，创修孔氏族谱。这是孔氏宗族的第一部族谱，将本族嫡系及支庶一并收入，正式镂版印刷。

孔宗翰之后的四百年间，宋、金、元历朝更替，屡值兵燹战乱，其间孔氏谱牒虽曾进行过重修，但没有正式刊刻。明代弘治二年(1489年)，才又一次组织重修并付印。这次重修的族谱接受以往濒于失传的教训，特对修谱之事作了文字上的规定：此后族谱“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大修以甲子为期”。按此规定，应当在嘉庆四十年(1561年)左右修谱，但由于种种原因，修谱工作比规定时间向后拖了六十多年，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才纂修族谱，这距上次修谱已有133年的时间。而后的康熙、乾隆朝的甲子年均按时修谱，但乾隆甲子(1744年)负责修谱的是孔继汾，他后来因被告触犯了清朝《会典》而陷入文字狱，充军到新疆伊犁。在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没有再大修过族谱，直到民国九年(1920年)倡修全族大谱，经土7年努力，在民国二十六年方大功告成。这部民国族谱是最大规模的一个孔氏全国合族大谱。

北宋元丰及明弘治年间所修的孔氏族谱，久已亡佚，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天启、康熙、乾隆和民国所修的四部。从这四部族谱的纂修人员的设置来看，可以发现，随着世代推移，修谱机构的设置规模逐渐扩大。

为确保修谱工作的顺利进行，衍圣公府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安排，如乾隆九年(1744年)修谱时，设立鉴定一人，由衍圣公担任；监修二人，由三品执事官和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担任；提调二人，由正一品荫生候选员外郎和曲阜县世职知县担任；以下编次、掌收、校阅、誉录、督刊、收发等职，也是各由四品执事官、候选州同知之类有官职者及有科名的人员担任。到民国时期最后一次大修时，衍圣公孔德成主持，专门设立了“曲阜全国孔氏合族修谱办事处”(简称“谱馆”，古时称：“纂局”)，孔德成任总裁，由族长孔传蜻等三人主持日常工作，谱馆有职员66名，另有一些勤杂员役。

修谱时，衍圣公府要先行制订条规、颁布榜示，制订统一格册和修谱誓词。然后择吉日举行仪式，告庙致祭后，各执事人员进入修谱的专设机构纂局内办公。族谱纂修完成，要在孔庙举行隆重的告祭仪式。各户族众按规定领到新谱后，即将旧谱交至族长，立即焚瘗。如有失落旧谱者，即声明，该户头户举出具证明，刻附谱后。

孔氏历代修谱都非常严格，明天启年间修谱规定义子不能入谱，违者重究。清康熙时修谱，规定更加详细：一，凡不孝、不悌、犯义、僧道、邪巫、优卒、贱役等，都被认为是“辱祖玷宗，丧名败节，皆不准入谱”；二，因修谱都是集资，所以规定族人每丁交银八分，违者不准入谱；三，孔氏子孙不仅行辈字有一定规定，即使用字亦随行辈而定，不准乱用。修谱时，如有不依规定乱取用者，必须改正，否则不得入谱。乾隆甲子修谱除继承康熙时的规定外，又提出凡“养异姓为子、赘婿冒姓、子随母嫁携来同居”者，亦不得入谱。对以上各方面，不仅各户头要认真作保证，而且还发动族人知情者履行检举之责。

在孔氏宗族中，除大宗主衍圣公主持纂修的全谱外，各户、各支派还有自己纂修的小谱或支谱。这些谱牒各具特色，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比如，《林前户支谱》记载了从汉至清历代皇帝对孔氏优免赋役的敕文，并收入嘉庆年间立于孔庙毓粹门下的蠲免碑文。《大宗支谱》则收入了更为详细的资料，在人名之下不仅载有字号、功名官职，还有妻妾娶自何家、其子娶何家之女、其女嫁与何家之男等内容。由于支谱所刊印数量较少，留存下来的仅有八部，它们是：《东家小谱》、《嫡系小谱》、《续修支谱》二种，《大宗支谱》二种，《林前户支谱》、《林前户重修孔子世家谱》。

凡是流寓外地的孔氏族人纂修的支谱，必须获得衍圣公的批准，加盖衍圣公府大印后才能成立。各级官府主要根据衍圣公府钤印的有无，来判断内孔与外孔，决定是否给予优免差徭及有别于齐民的特权。

内孔和外孔

一般说来，作为圣裔的孔氏宗族常常自称“内孔”或“真孔”，而把同姓不同宗的孔氏称为“外孔”或“伪孔”。这里的里外、真伪，是以圣脉的流传作为对照的。

圣裔们所强调区别的“外孔”，其情况大致有二：

一是与圣裔同姓不同宗的孔氏。如本书第一章中所述，在古代，也有几支孔姓并非出于子姓之后，在孔父嘉至孔子一系后世的繁衍、扩大的同时，这些“圣裔”之外的孔姓渐渐淹没无闻，也无世系资料存世，然而这为数不多非圣裔的孔氏有时会想方设法混进圣裔中去，以图享受到朝廷对孔子后裔的优厚待遇。正是“累朝优礼”、“与常人异”的待遇，在孔氏宗族史上引起了大量伪孔冒宗的现象，在曲阜县之外的其他州县，时有和孔子后裔并非一脉的外孔假冒“圣裔”，以期得以优免地方差徭，这种情况每朝每代都有发生。而在曲阜，由于管理严格，冒宗易于识别，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一是出于衍圣公府的奴仆孔末所传的后代。据载，孔仁玉的后裔在北宋时期传至五十三代而分为“孔氏五位”的同时，洒扫户孔末的子孙也已立为“五院”，分布在曲阜的小薛社、张阳社、西隅社、东忠社、西忠社。到清代，这些所谓“仆随主姓”的外孔，又发展到曲阜之外的邹县等地。既然同属一姓，又并非同脉，为了明确主仆、圣裔庶民之区别，以衍圣公府为代表的孔氏宗族“不准其随钦赐行辈取名，以免混乱”。外孔如冒宗续谱，则要因“冒宗谱，滥邀恩崇”而获罪。

孔府档案

1来源及形成

孔府档案属于私家档案，由于历代帝王对孔子后裔逐步封官加爵，官至一品，因此，孔府与皇帝关系逐渐密切，上下行文接连不断，全国各州府衙亦相继行文接洽关系。而用于孔府祭祀孔子的祀田达三十六万亩，分布在五省数百个县，因此县级政府与孔府间的关系亦非常多，再加上土地纠纷处理，更是文案复杂。孔府是一品官的衍圣公府，府内除三大公堂外，还有十大厅办事机构，各机构都有日常的工作文件，再加上祭林庙的各种帐册、府内生活的规定及帐册等，因此，资料极为丰富。

孔府档案以其历史长、数量多、内涵丰富而成为中国著名的私家档案。由于战乱孔府档案过去曾有损失，现存档案记录了孔府从明代嘉靖十三年(1534年)至1948年8月400余年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宗族等方面的情况，是研究历代衍圣公府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我国封建社会的珍贵原始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孔府档案也为中国文献档案学提供了一个特有的典型范例，在档案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档案整理

文件的保存原来较为分散，孔府凡属于上下及各州府县行文均保存在掌书厅书房内，由典籍官掌管，地亩册、契约、收租册，均保存在册房内；婚丧嫁娶及林庙祭祀酒席帐、祭品帐均保存在司房内；内务日常开支、工资帐和来往宾客帐均保存在帐房庶务室内；呈禀号簿、收文簿、发文簿、送文簿均保存在启事厅承启处内。以下族长衙门、百户衙门、管勾衙门、礼学、乐学、古乐传习所等，各厅房均有零星文件。1948年8月古物保管所成立后，把这些零星文件均收归书房保存。

1956年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同志来曲阜检查文物保护工作时，发现了这批历史文物档案。回京后，派专家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士元专门整理档案，故宫博物院保管部主任李鸿庆专门整理文物。把文物分成33大类，以后由文管会继续整理；把档案分存后五间房，单独列项，专库保管，以便以后整理。1956年 8月开始，国家文物局委托国家档案馆，派南京档案史料整理处 (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专家常住曲阜进行分类整理，由金佳任组长，成员有郭鹏、丁家襄，参加整理的还有南京装裱工程先道。第一次整理工作截止于1958年9月。1959年夏季至国庆节，孔府进行复原陈列，将档案由后五间迁移至东大楼下保管，并批拨50方香樟木制成档案箱保护。1960年春中央委员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同志来曲阜检查档案工作，指示：“要片纸不丢，只字不损，把档案保护下来。”从此又加强人力糊耳装订，至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停止。1972年夏季又开始裱糊装订，建新帐登册，至1987年已编至9200余卷号。以后继续整理裱糊装订，现在还有部分残破卷页没有整理。

3现存档案的基本内涵

按照南京档案馆协助整理的分类，共分八个阶段(解放前孔府档案分类是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八个阶段时：明代、清代、民国、北洋军阀、国民党、敌伪时期、1946年解放、解放战争时期，始于嘉靖十三年，止于1948年8月。

每一阶段又各有分类，多寡不同，清代最多。每个阶段分类是：袭封、祀典、先贤、宗族、家谱、属员、庙庭官员、府内官员、学录、庶务、租税、林庙管理、徭役、刑讼、宫廷灾异、财务、文书等。

孔府档案内容非常丰富，涉及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

宫廷政治方面的资料，记载了封建王朝登基、建储、巡幸、崩逝、柑庙配天、庆典朝贺等皇室大事，以及各种典籍制度。形式有奏折、京报、邸抄、公文簿册等。

祀典方面的资料，记载皇帝驾幸阙里，御祭孔子，赐给供器、匾联，遣官祭祀等。

袭封方面资料，记载孔氏子孙袭爵受封，设置孔氏职官以及家学、庙学职官、奉祀各先贤等。

宗族方面的资料，记载孔氏宗族支谱宗法族规、家庭事务，优免孔氏杂差徭役赋税等。

另外还有林庙管理、庄务管理、府务管理等。

家谱文件

孔姓字辈

孔姓在自孔子之后的两千多年里，族属繁衍日众，遍及全国各州府县。为了使族属代代不乱，长幼有序，老少尊卑各有条理，孔氏宗族逐渐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规范条例。

在明代以前，孔氏后裔没有固定的行辈，那时人数尚少，各家取名很随意。从四十五代起，已注意订定行辈，但还不严格，同辈人多采用同一偏旁或同一字作行辈字。明代初年，太祖朱元璋先后赐给孔氏十字作为行辈字，从五十六代起排，此后孔氏族人不准随便取名。衍圣公府还专门颁布了《孔氏行辈告示》：“……今依所定吉字开列于后，凡我族人俱当遵照所开列行辈，取名训字。有不钦依世次随意妄呼者，不准入谱。”明崇祯年间，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报请皇帝，又立十字十辈。清同治年间，七十五代衍圣公孔祥珂经皇帝核准，又立十字十辈。1919年，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由中华民国内务部备案续立二十字二十辈。以上几次订定的行辈字计五十字五十辈，为五十六代到一百零五代，依次为：

希言公彦承弘(宏)闻贞尚胤(衍)

兴毓传继广 昭宪庆繁祥

令德维垂佑 钦绍念显扬

建道敦安定 懋修肇彝常

裕文焕景瑞 永锡世绪昌

以上第六十五代本为“胤”字，衍圣公孔胤植为避皇帝庙讳，而将“胤”字改为“衍”字。

到20世纪90年代，曲阜当地的孔氏已传至八十代“佑”字辈，以下尚有25字可续。

曲阜衍圣公府的历代衍圣公，是孔孑嫡系后裔中的长子长孙，长子是诸兄弟中的老大，往往是长子已经结婚生子，而幼子却是年龄很小的孩童，长此以往，同辈之间的年龄距离越拉越远。从孔子算起到20世纪40年代，二千余年中，在曲阜的孔氏族人上下已相差到12代之多，当时辈份最大的是六十六代的“兴”字辈，最小的是孔子嫡裔孔德成之子孔维益，为七十八代。到 90年代，在曲阜孔氏族人中上下相差11代，最大的是六十九代的“继”字辈，最小的是八十代的“佑”字辈。因此，孔姓中人见面，有时不好称呼，因为按孔氏家规规定，同姓同宗不能乱称，晚辈见到长辈一定要按辈份来称呼。衍圣公府里面不用孔姓为佣人，主要的原因就是衍圣公往往比大多数同里同宗穷人辈份要低几辈，面对面时虽是主仆关系，但依家规又应按辈份称呼，彼此都易尴尬。但实际上，由于衍圣公府里做活待遇高，可以养家糊口，一些孔姓贫穷人家便改名换姓进府为奴，改姓一般是改成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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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姓出自殷商 三千悠久历史

实际上，孔姓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姓氏，他们的祖先，可以远远地追溯到4400多年以前的帝喾高辛氏。帝喾是黄帝的孙子，曾经继黄帝及其父少昊之后，领导中华民族70年，因此孔姓的人，当然也是黄帝的后裔。

关于孔姓的来源，《广韵》上面有这样的记载：“殷汤之后，本自帝喾次妃兰狄吞乙卵生契，赐姓子氏；至成汤以其祖吞乙卵而生故名履，字太乙，后代以子加乙，始为孔氏。至宋孔父嘉，遭华父督之难，其子奔鲁，故孔子生于鲁。”

由此看来，孔性是出自殷商的子姓，而殷商的开国之君殷汤，则是帝喾的次妃所生的儿子契的后代，殷汤为了纪念自己的祖先是吞乙卵而生，就取字为乙，传了若干代，到了春秋时代，在宋国的孔父嘉，为华督所杀，他的儿子就跑到鲁国避难，并且在鲁国定居，所以孔子才会是鲁国人。

《史记孔子世家》上面，对于孔姓的渊源，有更为详细的说明：“孔子，宋微子之后，宋襄公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姓孔氏。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睾夷，睾夷生防叔，防叔畏华氏之逼，奔鲁。”

从这段记载，可以明显的看出，殷汤的后代以孔为姓，是始自孔父嘉。孔父嘉是春秋时代宋国的人，所以孔氏之得姓，应该也已经有了三千年的悠长历史。

《广韵》和《史记》上面对于孔姓的记载，内容大致相同，唯一的不同，是关于孔父嘉的后代奔鲁的记述：《广韵》上说，避华督之祸跑到鲁国的是孔父嘉的儿子木金父；《史记》上则说，奔鲁的是孔父嘉的孙子睾夷。实际上究竟是谁最先到鲁国开基，迄今仍众说纷纭，找不到确定的答案。

不过，无论哪一位才是鲁国孔氏的真正开山始祖，孔子之为孔父嘉的六世孙，已经是个不争之论。据考证，孔子的父亲是叔梁纥，祖父是伯夏，伯夏则是防叔之子。由此可见，孔父嘉不但是孔姓的创造人，而且的确是2000多年来举世同钦的至圣先师孔子的六世祖。

孔子以下的孔氏家谱，历2000余年如一日，把每一代子孙都记载得源源本本。因此，孔子的历代子孙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各种史书上的记载也未曾间断过，而且交代得清清楚楚。

像这样，能够把孔氏的世系追溯得分毫不爽，岂不是孔姓的人比别姓的人幸运，而又足以自豪自傲的地方！孔，的的确确是一个尊荣无比的汉族姓氏。

孔姓辈份：

惟/戈 温 扌/纟 昭/昌 光 仁 宀/曰 延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宗 若 端 王 扌/应 元 之/万 氵 思 克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以下由中央政府颁布

希 言 公 彦 承 弘/宏 闻 贞 尚 胤/衍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兴 毓 传 继 广 昭 宪 庆 繁 祥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令 德 维 垂 佑 钦 绍 念 显 扬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建 道 敦 安 定 懋 修 肈 彝 常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裕 文 焕 景 瑞 永 锡 世 绪 昌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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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孔氏家族自孔子以来，已有约二千五百年之久。这个由同一始祖孔子繁衍下来的庞大家族，在每一个世纪、每一个王朝，都实实在在地享有特殊的荣誉与封位。而具有绝对权位的历代皇族，在更迭中时如骄阳、时如粪土，惟有孔氏家族历代不衰。华夏书画网将为孔维克先生开设专栏。

所谓：“家法古礼也，三代以降存者鲜矣，惟我孔氏受封爵之奉祀事，历代相传，积然不紊。”二千五百年的昌盛，二千五百年的同姓族人，世世代代都恪守着：“立行辈所以分尊卑，定表字所以别长幼”的族谱，连绵不绝地延续血脉，阐释着祖上的思想与操行，这真可谓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家族。为“分真伪、辩远近”，自第56代衍圣公孔希学先生始，天下孔姓分为20派60大户，其中以被列为第一派第一户的大宗户为嫡系后裔。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著名画家孔维克即是这个庞大家族中落在家谱大宗户上的第七十八代裔孙。按辈分行字算，“维”之前是“德”，之后是“垂”。孔维克生于山东省汶上县（汶上县在春秋时称为“中都国”。鲁定公九年，孔子曾在此地做中都宰），祖上是六十三代衍圣公孔贞干之弟孔贞宁。

1956年的孔维克其整个成长时期正值对孔子“大不敬”的特殊年月，其家庭受到迫害，作为医生的父亲流亡东北，但他却仍然得到母亲的支持，得以专心学习。即使失学在家，也未曾放弃绘画这一爱好，这不能不归于家庭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在其母亲身上庄严而又骄傲地延续着。

孔维克是孔子后裔中唯一活跃在现代中国画坛，成就卓著的人物画家。此话不虚。 孔维克，1956年6月12日生于山东汶上，祖籍曲阜。为孔子第78代嫡系裔孙。

擅长中国人物画，工笔写意兼能，1997年被中国文联、中国美协授予中国画坛百杰画家称号。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山东画院院长，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山东省政协常委，民革山东省委副主委，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

孔维克擅长中国画，除绘画外，还涉猎书法领域，几十年来临池不掇，在楷书、篆隶、甲骨、汉简等书体方面均用工深研，其书作获得行家的广泛好评；他注重独立的艺术思考，常常写一些随笔札记及美术评论文章，散见于诸报章期刊。2002年出版的艺术文集《砚耕堂随笔》获山东省第二届刘勰文艺评论奖；他无论工作再繁忙，也坚持长期画生活速写，这些来自生活的鲜活感觉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厚的艺术营养。

先后在北京、深圳、日本、新加坡、台湾、美国、韩国、奥地利、法国、德国等举办作品联展，在北京、曲阜、济南、澳大利亚、新西兰举办个人画展。 出版有《孔维克画集》《孔维克画辑》《孔维克扇面集》《孔维克古典人物画集》《孔维克书法集》《孔维克作品评论集》《孔维克艺术文集》等画集和文集15种。

自1987年调山东美协近20年来，历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副主席、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参与策划或具体实施了山东所有的重大美术展事、学术研讨及公益美术活动。山东美术近20年来的发展和繁荣均与其具体的工作分不开。同时他还主编了《山东美术通讯》和大量画集、画册，策划并组织了历年来的山东美术创作培训等教学活动。 作为孔裔后代，孔维克以其深蕴文化内涵和浓缩艺术张力的作品，从具体的感情中演绎出客观的图像，确切地表述了灵魂中对儒家风范永存的信仰；或者还有对他早年求学求知的艰难路途的追溯和不可或缺的纪念。作品在笔墨上求“古”，在组合及观念上求“新”。

孔维克“图解”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是孔子教习儒生必修的功课，也是孔子思想中具有“实践”意义的部分。孔维克认为“六艺”是孔子生涯中最令其舒畅和最能表达其精神所在的华彩乐章。所以，孔维克的作品基本是以六种情致去构思画面的。笔墨上采用了文人画中小品的情趣和结构，形象是以具体的孔子来演示六艺的形态。《六艺图》的六幅团扇形画面，虽然不是孔维克的代表作，但“人物简古灵妙，亦庄亦谐；景物清奇舒逸，疏密有致·”也不失一种雅趣。尤其形式上的古旧色调，再加上同画幅大小一般的文字相增益，委实充满了隽秀、典雅，充分展示了孔维克学养上的灵气，以及建立在良好的艺术感觉和审美情趣中的个人风格。

儒家思想在悠长而散漫的中国文化史的进程中，其基石与支柱的力量，常常是在潜移默化中分散和注入到每一类人文事物中的。今天我们理解的当是一种教习与传统的影响。但相对于孔维克，则又增加了另外一种因素，这便是绝对无法取代和作伪的血脉，也是他绘画中不可或缺的意识。我们注意到自1993起，孔维克便不间断地创作孔子题材的作品，同时，作品中的“使命感”也愈益凸显和强烈。

孔维克采用大全景的布局，包容下长天大野、古道巨岩、老树飞鸟、旅人行车，使人看到了二千年前的巨岩巍巍、大野荡荡、古道漫漫、长天茫茫；看到了苍凉与悲壮；看到了乱世中哲人独思治国济世、匡正伦常的坚毅抱负和宏壮的历史使命感。展卷细续，又可发现这幅作品笔到神到，每个细节都可见其功力与才华。孔维克是个灵活并善于融会贯通的人，这也是儒家的“大道”之理。他将油画表现大题材、大环境的长处，移用到工笔画的造型和处理中，也就有了“意匠经营、九朽一罢，多层晕染，整体铺陈，垂线平涂、装饰风味”等特色。具体到实处，譬如构图，他选取开阔的大全景，在四分之一处横裁天地的地平线扩展视野，平添了视觉张力；在局部上，虬枝横斜、岩石错落、土路曲折，其苍凉和悲壮也触目惊心。

画路技法

孔维克画路较宽，从人物本身及其画面配景看，中国画的三大科——人物、山水、花鸟诸方面他都下了相当深的功夫；从画面技巧看无论工笔手法还是写意技法，他均能驾驭自如；从题材看，无论是古典题材还是现代题材，抑或农村或城市题材，也无论是大型题材还是抒情小品，他都找到合适的语言去表现；他既能画大画如《白英点泉》(10米×3米)《孔子与弟子72贤图》(25米×54米)《公车上书》(2米×2米)，也能画盈尺册页、扇面，还出版过扇面画集。

孔维克在著文的同时，也在另一形式上再一次发挥了他对“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舍身成仁的报国赤忱”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公车上书》，它虽然不是直接述及先祖的画作，但其精神和情感却与儒家情操并无二致，仍旧表述了他对“成教化、助人伦”儒家艺术观的崇尚与实践。这幅作品是孔维克的另一代表作，有人将这幅作品与《孔子周游列国图》并论为：同样充满着儒家思想的大智大勇的阳刚之气，只不过情感基调已从激昂蹈厉转变为勃郁沉雄。事实上《公车上书》是他对儒家风范，特别是孔子舍身取义之说的一种直抒胸臆。　孔维克在艺术思想上追求将东方博大的人文关怀、包容的天人合一、诗化的古典情结，与现代的审美意识，文化趋向、生存理念相契合。他在画面的形式构成、笔墨的审美嬗变、线条的表现技巧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研究和多方面的探索，其一系列的作品诠释着他在这几方面的深层次思考。其作品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获得画家和艺评家们广泛关注和佳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