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氏政权在乌江流域黔中地区的统治可以追溯到隋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刺史，止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 统治时间长达831年之久。开皇二年(582)，乌江下游的彭水（黔中）包括今黔东北一带，处于湖广、四川交界的“两不管“的地方，山峦起伏，地势险峻，交通极为不便，历史上称之为“蛮夷之地”，加之，“夷苗屡叛”，人民生活贫困并难以安宁。为了黔中“蛮夷之地”的治理，隋朝皇帝苦于无计可施。此时，大臣苏威保荐田宗显为黔中刺史。田宗显与子田惟康（田世康）到任一年多，黔中大治，政通人和。隋文帝大悦，于是封田宗显为国公节度使。后来，白莲教金头和尚任则天举行农民起义，朝廷再次调遣田宗显前往征伐。战争胜利后，田宗显奉命管理黔中一带，接着，又被加封为 宣慰荣禄节度使金龙护国公，子孙世袭。由此，田氏确立了对乌江流域的黔中包括黔东北地区的统治地位。

唐初太宗统治时，二世田惟康世袭为黔州刺史，因为平叛有功，又加封为黔潭二州节度使。三世田阳明平“贼”有功，授都督府大总管一职。四世田克昌能以恩威服夷，接受义军兵马使。经过田氏十多代人的努力，乌江流域的下游的治理已见成效。但今贵州境内的广大地区，虽然均为 黔中田氏政权所管辖，然而，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人民生活仍贫困而不能安宁。直到宋代大观元年(1107)，田宗显十四世孙蕃部长田祐恭入朝内附，愿为王民，始建思州治。田氏政权重心已经开始从黔中的彭水移到黔中的务川，据史料记载：思州之名始于唐代，唐武德年间，有因务川当牂牁要道而设务州的记载，属于羁縻州。贞观中，又以思邛水之名改为思州。又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思州辖有务川、思王、思邛三县，设址务川。政和八年（1118）以其地置思州，领务川、邛水、安夷3县。宣和元年（1119），田祐恭以镇压贵州境内少数民族有功，加封贵州防御使（贵州之名始于此），赠封为少师思国公。宣和四年（1122），废州县，改务川县为城，邛水、安夷2县为堡，属黔州。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复置思州和务川、邛水、安夷3县，为羁縻州，州治务川，仍属黔州。至此，黔东及黔东北才得到有效治理。

之后，无论是羁縻或经治思州，都是田氏为知州，田氏世为思州守。进入元代，中央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推行土司制度，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思州田谨贤以地归附，乃置万户府。后改置思州军民宣抚司，隶湖广行省。元至正间，田氏族属镇远州知州田茂安，始分据其地以献农民起义首领的明玉珍，创设思南道都元帅府，其慰徙治都坪，而思州分为二矣。元顺帝至二十五年(1365)，元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归附，朱元璋仍置思南宣慰司，田仁智仍为宣慰使；朱元璋改思州宣抚使为思南镇西等处宣慰使司，以田仁厚为宣慰使。下辖务川县、镇远府及十四州、五十二长官司。其地域“以今之地域观之，大致东起湖南永顺、保靖，西迄贵州务川、凤冈、施秉一线，北达四川酉阳，南至黔南荔波、从江，几乎占有贵州的三分之二兼及湘西之一部，地域辽阔，远远超出唐宋时代的思州（1）”。元代是思州田氏地方政权管辖范围最宽、级别最高的大土司，难怪明初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初期还说：“两广覃黄，思播田杨”，即指思州田氏、播州(今遵义)杨氏，势力之大也、强也。思州宣抚使在元代就分为思南宣慰使和思州宣抚司，故民国《贵州通志》卷6前事志曰：思州“自龙泉坪徒宣抚司治清江郡，因此称为思州，而改称故思州为思南”。可见，元至元时期(1264～1294年)思州田氏政权就一分为二了，其中一部分已迁入今思南。明代，思南宣慰司辖有水德江、蛮夷、沿河佑溪、思印江、朗溪、镇远溪洞金容金答、施秉、偏桥、邛水十五洞(团乐、得民、晓爱、陂带、邛水五长官司)、臻剖六洞横陂等处、铜仁、省溪、提溪、大万山、乌罗、平头著可、溶江芝子坪等17个长官司，加上思州宣慰司的地方，就相当于今天的岑巩、玉屏、石阡、凤冈、黎平、锦屏、从江、榕江、德江、沿河、印江、施秉、三穗、镇远、铜仁、江口、万山、松桃等县和重庆酉阳部分地方。这些地方与四川、湖广相邻，地处要冲，自元代以来，为湖广通往云南的驿道干线所经，有水陆通往四川、湖广，又是川盐入黔孔道之一，流寓以四川、陕西、湖广、江西为多，经济较为发展，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战略价值。

至此，思南、思州田氏宣慰司为贵州四大土司中的两大土司，思南、思州（今岑巩）分别成为黔东北和黔东的两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改土归流的直接发生地，其辖大片土地也为贵州建省奠定了地域基础 。

田氏土司自战国至汉至周，均是黔中地或思州之地的一大望族。

从《太平御览》的记载知：“涪陵蛮时，有冉氏，何氏、田氏。聚落最盛，大者万户，小者千户太和十七年（493），蛮帅田益宗率部曲四千户内附。”面对蛮夷地，土地之宽广，人烟稀少的黔中，能拥有四千户的民众，确实不易，这足以说明田氏系望族，拥有很大一片疆域。

北周保定四年（564），涪陵蛮帅田思鹤以地内附周，建德三年（574）改奉州为黔州。”

《沿河县志》载：“随文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刺史。”

又根据民国《沿河县志》引《田氏宗谱》载：“随文帝开皇二年（582），黔中夷苗屡叛，大臣苏威保奏（田）宗显为黔中刺史，同子惟康赴任年余，黔中大治，文帝诰封为国公节度使之职。旋陕西天鹅山白莲教金头和尚为乱，调宗显往征，兵至天鹅山与贼战，贼败奔四川、成都。宗显追至，贼复败走渝城朝天门，潜往小河，追及复战，贼又败。兵至漆地安营，访贼至石马，问往民何地，民以石马即庸州答之，宗显详观地形，山环水抱，下居焉。迨贼授首，奉命镇管黔中思州十八堡，沿治四十八渡。旋加封为宣慰荣禄节度使金龙护国公，子孙世袭宣慰职，军民两管。”

依据《元史》、《明史》、《贵州通志》、《思州府志》、《思南府志》、《镇远府志》、《沿河县志》、《铜仁市志》、《岑巩县志》、《田氏雁门堂记》等史料记载：

元至正二十五年七月初七（1365年7月27日），授思州军民宣抚使兼湖广行省左丞，以武功靖乱，加朝烈大夫，管古州八万军民事的田仁厚，派遣都事林宪、万户张思泉首先纳款，随即将田氏世守的二府、十县、三十四州（长官司）地方图册献纳明朝朱元璋。

思州田氏，是贵州历史上四大土司之一，而且是四大土司中势力范围最广的土司。在元朝和明朝初期，思州田氏占据了今天的铜仁、黔东南大部分地区，其面积大约是现在贵州省的三分之一。史学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的说法，足见当时思州田氏的地位重要。而在贵州历史上，有“先有思州，再有贵州”的说法，1413年，思州土司被废除，成为了贵州建省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思州田氏的来源

关于思州田氏的来源，历史上有不同的记载。嘉靖《贵州通志》记载思州田氏的始祖是从田克昌，在唐朝进入了思州，“唐有天下，田氏始祖克昌陟巴峡，绝志宦游，从事商贾，遂卜筑思州”。而《思南府志》则记载为隋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太守，后陟居巴峡，唐高宗时，其四世孙田克昌卜筑思州。”这又将思州田氏入黔的时间推移到了隋朝。不仅如此，田氏的家谱还将思州田氏和齐国田氏相联系。

思州古镇

在史料选择上，个人觉得地方方志只能作为官方史书的补充史料，其可信度是比不上官修史料的。《贵州通志》和《思州府志》认为田氏来源于中原，这是受到田氏攀附中原大姓的影响。同样的，播州杨氏和水东宋氏都会将自己的族谱和中原的豪门大姓联系，实际上，这些土司基本都是地方的传统势力。通过官方史料可以得出，思州田氏来源并非汉族，而是少数民族。从宋代诸籍的有关记载看,田祐恭应非汉人。《舆地纪胜思州》云:“徽宗即位八年，西南夷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成书于南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思、黔州巡检田祐恭，本思黔夷，所部土丁药箭手，悉其种族，轻捷习山险,知夷中事”。由此可见，思州田氏始祖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

德江龙泉坪思州宣慰司遗址

通过官修史书也可以证明，田氏的祖先很早就活动在乌江下游和武陵山一带。《南齐书蛮传》云:“永明初，向宗头与黔阳蛮田豆渠等五千人为寇”；《周书李迁哲传》又云:“黔阳蛮田乌度、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为百姓患”。可见早在南北朝时期，田氏就在此活动，被成为黔阳蛮，并且常常入寇周边地区。《周书蛮传》、《北史蛮传》记载田氏是当地最大的势力之一，云“有冉氏、向氏、田氏陬落尤盛”，他们常常称王称侯，占据三峡地区，阻断水路交通，进行抢劫活动。

思州城地图

隋朝建立后，田氏首次归顺于朝廷，隋朝在此设置了奉州，后来改为黔州、黔安郡。《元和郡县志》载:“黔州……本汉涪陵蛮田思鹤以地内附，因置奉州，建德三年，改为黔州，隋大业三年，又改为黔安郡。”《思州府志》记载，田宗显在隋朝开皇二年（482）被派遣来征讨黔州的蛮夷，接着被封为“黔州刺史”，这实际上就给了田氏抹去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并且和中原田氏攀附上了关系。唐朝建立后，田氏首领田惟康归顺，被册封为了黔潭二州节度使，到田阳明时，被册封为了黔州都督府大总管。可见田氏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不过终唐朝一带，田氏的势力始终局限在乌江下游一带，该时期不能叫做思州田氏，只能叫做“黔州田氏”。

二，宋元时代的思州田氏：走向鼎盛

思州之名，最早出现在唐朝。唐贞观四年（630年），设置思州，治所在务川县（今沿河），其管辖范围主要在渝东南和黔东北一角。宋朝时期，田氏势力开始强盛起来，控制范围从扩展到了今天的整个铜仁地区，而原本的思州也从务川（沿河）迁徙到了乌江中游的新务川（今务川县）。《方舆胜览》记载:“大观元年（1107），蕃部长

田祐恭

愿为王民，始置思州。”南宋之交，田氏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其首领田祐恭不断向黔南一带发展，“诸夷落皆降，拓土环二千里”，当时的贵州城（贵阳）也一度被其占据。1119年，田佑恭被册封为了贵州防御史。

沿河淇滩古镇

元朝建立后，贵州土司纷纷归属于元朝。1275年，思州土酋田景贤归附，元朝在此置思州安抚司，开始设治于水德江（今德江），后来又迁徙到了龙泉坪(今凤冈县)，在元朝后期迁徙到清江（今岑巩县）。于是，将新治清江称为“思州”，而旧思州称为“思南”。1284年，思州安抚司降为思州军民安抚司，受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节制。当时，思州地区已经划分为了一府、十四州县、五十二长官司。一府就是镇远府，而镇远府的知府也是思州田氏的人担任，是土知府。

贵州四大土司分布

宋元时代是思州田氏是其发展的顶峰。在势力范围上，思州的版图扩展到了最大，不仅占据了整个黔东北，还将黔东南和渝东南和湖南部分地区纳入了势力范围之内。而在经济和文化上，思州在宋元时代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思州靠近巴蜀和湖南，在战争期间，会有大量的流民进入思州，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播种工具以及劳动力，推动了思州地区的农业发展。元朝建立后，命令思州等地劝课农桑，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诏喻四川行省“抚治播州、务川西南诸蛮夷，官吏军民各从其俗，无失常业”，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诏渝思州宣抚司“因阅户惊逃者，使各安业”。在明朝之前，贵州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就是播州和思州两地。

思州古镇

思州地区物产十分丰富，这给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交通。据《太平寰宇记》所记载，思州地区产朱砂、腊等，其中朱砂被定为“元贡”。在今天铜仁万山有汞矿遗址，这里的汞矿储量和产量在古代曾经一度位居中国第一。另外，思州出产的茶叶也十分有名，《茶经》记载“茶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另外思州还出产石砚，是中国较早的八大石砚之一，苏东坡誉之为“珙璧”。由于乌江贯穿思州之地，因而思州地区成为了贵州水运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乌江沿岸的思南成为当时贵州的航运中心。除了乌江之外，思州境内还有清水江、都柳江、舞阳河、锦江等，都可以通航，因此思州也是贵州商业最为大大的地区之一。

镇远祝圣桥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文化的发展。思州地区靠近四川，在文化上也受到四川的影响。《思南府志》记载北宋时期田祐恭被召入觐，其行为举止不像蛮夷之人，宋徽宗十分好奇。田祐恭回答有门客夏大均教授。可见在宋朝时期思州就已经引进了中原文化。贵州省最早的书院，就是出现于宋朝时期沿河的鸾塘书院。宋代思州已经出现地方志书，如《思州图经》，《黔州图经》等。另外，中原文化传入思州的同时，佛教和道教文化也开始进入了此地。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宋代：“黔州佛教已盛”，田祐恭大境内建造了许多佛寺，思南地区出现唐宋古寺有白柱神庙、集福院、福常寺等寺庙、整山寺、常乐寺、昉龙寺。北宋乾德年间，在印江一带出现了贵州最早的道观，是道教传入贵州之始。

梵净山

二，思州田氏分裂和灭亡

1368年，明朝建立，到1381年朱元璋派遣大军远征云南，从此云贵高原已经被明朝控制。此后明朝在贵州大量驻扎军队，推行屯田，设立贵州都司等军事机构。为了加速贵州的发展，朱元璋还实行了“调北填南”，使得几十万移民涌入了贵州。此时，贵州的改土归流已经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土司制度必然会走向衰亡。

思南文庙

1362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镇远知州田茂安于是将北思州和镇远献明玉珍，被明玉珍在此设立思南都元帅府、思南宣慰司，从此思南田氏分裂为了思南和思州两部分。1365年，朱元璋的军队已经进入了湖南西部，通往贵州的大门已经敞开。在这种情况下，思南和思州均投降于朱元璋，朱元璋于是分别设立思南宣慰司和思州宣慰司。思州之地，是湖南通往云南的咽喉之地，如镇远一州，史称“欲据滇楚，必占镇远；欲通云贵，先守镇远”。田氏归附后，明朝就在其交通要道驻扎军队，设立卫所，包括包括镇远、偏桥、清桥、清浪、平溪、五开、铜鼓等卫，黎平、新化、新化亮寨、平茶屯等所。这些卫所的设立，使得田氏两大土司已经被明朝的军事实力牢牢的控制，一旦有机会，明朝必然会推行了“改土归流”。

在岑巩县注溪镇的龙江河畔，有一个古老的寨子，它叫衙院，这里居住着80余户土家族的田姓人家。

洪武末期到永乐初期，思南、思州二宣慰司又因为争夺土地而结怨，相互仇杀。1410年，思州宣慰使田琛联结原为思南司宣慰副使、后改辰州知府的黄禧进攻思南，杀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之弟，并发其祖宗坟基，并戮其母尸。田宗鼎于是到明朝上诉，于是明成祖朱棣派率兵5万剿灭思南土司。之后，朱棣又以田宗鼎缢杀亲母为借口，废除了思州宣慰司。至此，田氏的思南、思州两大宣慰司均宣告灭亡。明朝在思州之地设置了思州、石阡、黎平、新化四府，在思南之地设置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两大宣慰司的废除大大推动了黔东地区的改土归流进程，此后虽然还有几十个长官司，但是已经不成气候。

石阡万寿宫

永乐十一年（1413），朱棣正式设置贵州承宣布政司。第二年，就将思州府、黎平府、新化府、石阡府，思南府、镇远府、铜仁府、乌罗府纳入到了贵州省的范围。可见，思州土司的灭亡直接推动了贵州改土归流和建省，因此贵州民间有“先有思州，再有贵州”的说法。贵州省建立后，铜仁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思州土司曾经在宋元时代推动了铜仁地区的开发，但是在明朝却成为了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在讨论苗疆土司与苗族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弄清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那就是“苗疆土司”和“苗族土司”。简言之，凡苗族聚居区的土司均为“苗疆土司”，在这些土司中，由苗族充任的土司称为“苗族土司”。苗疆土司的外延，与苗疆的地域相重合；本文所说的苗疆，即苗族东部方言区，也就是史籍所称的红苗生息地。这块苗疆的地域如何？请看诸种史籍皆相同的记载：“红苗原出铜仁府，其族甚繁。东至辰州界，西至四川平头、平茶、酉阳土司、北至保靖，南至麻阳、东南至五寨司、经线三百里，纬线一百二十里，周千一百二十里，皆其族所居之所。”

按现在的地图计算，这块苗族聚居区的经线为360华里，纬线240华里，周围1200华里，面积21600平方公里，内含铜仁、松桃、秀山、酉阳、沅陵、泸溪、吉首、古丈、花垣、保靖、凤凰、麻阳等12个县市。除此之外，永顺、龙山、桑 植、大庸、以及鄂西边缘县份，尚有红苗寨落。

这块在历史上定格的苗疆，其地域一直保持相对稳定。明朝开国之后就着力于对苗族的镇抚，但37年后酉阳的生苗才开始归附。《明史》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指挥丁能、杜福抚谕亚坚等十一寨生苗一百三十六户，各遣子入朝，命隶酉阳宣抚司。”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官方镌刻的《移建安化县碑记》仍称“黔之东铜思所属有梵净山，高耸数千仞，绵延数百里，向为苗人所居。”

在这块土地上，统辖苗众的中小土司多由苗人充当，而担承治理责任的大土司，则多由汉人担任。民国二十年（1931年）编撰的《沅陵县志》，依旧沿引史籍的记载来陈述这种史实。该志有曰：“蛮部（指苗族）各有酋长，其酋皆各相雄长，不能统一。汉人之才智狡者，往往因而利用之，结合诸酋，使之承奉其号令。溪州之氏，盖汉人而为群蛮之所推尊者也。”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对这种史实有了新的说法。潘光旦教授在他的洋洋十余万言的专题报告中讲：“‘土司’不是一般的土官，而是‘土家人’所担任的‘土官’”改变了土司的内涵以后，对于它的构成成分，潘说：“元代以来，湘西的土司是一般的、十有八九的，由‘土家人’充当的”。尽管还有点闪烁其词，可他最后还是勇敢地过渡到预定的结论上，那就是：“元、明、清三代实行所谓‘土司’制度，一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为止，大小‘土司’几乎全部由‘土家’人承当，对当地的苗族，代表中原统治者经常‘约束’，随时镇压。”

历史果真如此吗？

历史上，汉族大土司对苗族没有起到“约束”和镇压作用。那位创导修筑长城来防御苗族的蔡复一，在公文中曾经强调过这种事实。

蔡氏字敬夫，福建同安人，万历进士，几次升迁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抚贵州，后总督贵州、云南、湖北军务。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蔡任湖广参政，分守湖北，带管辰沅兵备道，驻节沅州（今芷江县）。他在《边防条又议》“责担承”那段中写道：“永顺（土司）约束镇苗，保靖（土司）约束竿苗，每岁俱有担承认结到部，苗哨原设有抚苗防守舍巴头目，月食禀粮……今则担承毫无实效，认结只属虚文。就中草苗猖獗尤甚，历数冬春二季入犯，十（之）三镇苗，而十（之）七竿苗也。”不仅“受国恩世有爵土的”永顺、保靖两宣慰司奈何不得镇竿生苗，就连专事屯戍的营哨兵也如同虚设。明代官员马协在同类的公文中写道：“（哨官）不为自强之计，甘为媚苗之术。”“……真所谓畏苗如虎，自视如鼠也。”

这种情况到了清朝依然没有甚么改变。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湖广总督郭（左王右秀）在反映苗疆情势与防务的奏章中写道：“历任督抚提镇诸臣，止议永顺、保靖二土司分寨抚管，土司相距颇遥，且兵未经制，止可偶供征用，未便其永远抚管。”十年后，湖南巡抚赵申乔在《题六里苗民归镇溪所乾州同知抚管疏》中指出，土司的担承“毫无实济”。该疏曰：“镇竿有镇苗、竿苗之分，镇苗向系镇溪所管抚，竿苗即红苗，向系竿子坪长官司抚管。前明以镇苗令永顺司担承，竿苗令保靖司担承，苗乃叛服无常，二土司有担承之名，毫无实济”。就是这道奏疏，取消了永保两土司担承“约束”苗族的虚名，改土归流。

为何汉族土司无法约束苗民？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苗族的社会结构与其他民族不同。苗族是个崇尚自由、强调自我意识的民族，它的尊卑全由实力的强弱来决定，无精神方面的因素，所以其社会管理框架属多系统的不稳定型结构，由于不是稳固的宝塔形模式，使异族统治者无法提纲挚领。关于这点，史籍中有许多记载。明代曾任贵州巡抚的郭子章在《黔记·诸夷》中写道：“诸苗夷有囤峒而无城廓，有头目而无君长。”清代凤凰敬修书院山长孙均铨在《苗蛮辨》中写道：“蛮犹有上下之分，苗则无所统纪。”关于苗族社会的特点，《永绥厅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述：“生苗各分寨落……有部落无酋长，其俗不以人命为重，寨中有父子兄弟数人数十人，强梁健斗或能见官讲客话者，则寨中畏之，共推为寨长；如寨中再有一人一户，则又各自为党。或一寨一长或一寨数长，皆以盛衰强弱迭更易，不如他部之有酋长世受统辖也。”

二是苗族的生存环境，外族难以适应。溆浦人严如煜，嘉庆元年（1796年）征举孝廉方正，廷试第一，以知县试用陕西，后随军到湘西镇压苗民起义，著有《苗防备览》、《苗疆风俗考》等多种关于苗族的文献。他在《总论苗境事宜务为筑堡议》中写道：“……又溪涧之水，夫马既多，腥秽不可入口。其泉水稍清洌者，俱为岩浆，极寒，败人脾胃，兵役饮之，水土不服，多生疟痢二疾，或痨黄肿，四肢无力，地势使之然也。”

三是苗人的战术斗技，精于他族，难以制服。对此，严如煜在他那篇《议》中写道：“他省近边夷人，以弓弩为武器，易为遮御。苗人本寨好打冤家。苗人五六岁即习鸟枪，种山赶场，寸步不离。”严氏还说苗地向产土磺、洞硝，苗人配制火药的技术“精于内地”，“放火器非诸夷所能及。”关于苗人的战术，严氏写道：“我军施放火炮，彼则挖坎伏避；即不能避，而三五分队，中毙者亦少。”为让官军高度重视苗人的战术，《苗防杂识》在印证了严氏的记述后写道：“（苗）遇敌必先择土坎岩窠，伏身暗中，放枪后，即从莽草中退十余步潜避他所，以防反击。”它的结论是“苗人火枪最难提防。”

严如煜在《议》中还写道：“苗人所居之险，猱崖猿壁，非人迹所能到。外间劲旗，扳援一峻坡，已喘息不能行动，安能与之追蹑？”而苗人在这种险竣的山地又表现如何呢？请看《乾州厅志》的记载：“而苗人走崖谷往来如猱，或明东暗西，堤防少疏，一营有事，数营震动矣。”

古代苗族社会的各种条件决定，大土司以下的中小土司大部分得由苗族来充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对苗族起到一定的统辖和约束作用。至于“大小‘土司’几乎全部由‘土家’人承当”的说法，只是潘光旦教授个人的认定，并非历史的真象。但是，这种说法却被少数学者当成科学论断，将人导入误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主要是“五姓真苗说”的影响，以及图解民族压迫的结果。

“五姓真苗说”人为地缩小了苗族的范畴，使我们把一些苗族土司作为异族。此说先见于孙均铨的《苗蛮辨》，其中有曰：“其时蛮中大姓则有彭氏、舒氏、向氏、冉氏、田氏，各有分土，中环五种土酋，有石、陇、吴、麻等姓，今苗姓有此，疑即是苗。”到了嘉庆年间，严如煜在《平苗议》中写道：“统计三种苗，惟吴、龙、石、麻、廖五姓为真苗，其欧阳、彭、洪等姓乃外民入赘，习其俗久遂成族类。”这就把五种土酋为苗的说法深化为“五姓为真苗”，即五姓真苗说。此说被后人承袭，谬误留传后世。其实苗族自己就有削、没（芈）、边（卞）、管、卡、来（莱）、刊等七大苗姓，他们使用的汉姓不计其数，若按多少来决定大小的话，那彭、向、田也是苗族中的大姓。关于这些情况，笔者曾在《红苗姓氏与风俗》中作了比较详细和阐述（见《吉首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按照现代的观点，为了体现民族压迫，苗疆土司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把它们都视为异族是不会引起非议的。也就是说，至少苗族学者不会去关注这种界定是否客观。另一方面，由于“土司”与“土家”早先就被潘光旦混为一谈，于是那种界定又容易被人渲染，这样，就弄得苗疆土司中似乎不存在苗族土司了。

为了矫正视听，我们还是来正视一下史实。先谈几个没有争议之处的苗族土司。

吴毕朗，明宣德年间为竿子坪长官司土司，宣德五年（1430年）率苗众造反。

廖彪，明永乐三年（1405年）为竿子坪长官司土司，曾与其他苗族土司一起遣子入朝进贡。

杨二，明洪武初年的“卢溪苗长”。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卢溪县的辖区很宽，包括如今的泸溪、花垣、吉首三县市，以及古丈、凤凰的部分地区，那时，朝廷企图对该县的苗民实施籍户口、派赋税的统治措施，引起苗民的反抗。为了平息苗疆的骚乱，“卢溪县主簿孙应龙入峒招渝，领苗长杨二赴奏，准轻赋，始割上五都蛮民分为十里，置镇溪军民千户所，隶辰州卫。”关于此事，《明史》、《湖南通志》，以及湘西的多种地方史志均有记载。杨二进京面圣的结果是：要苗民缴纳的一万一千石粮食减去一万石，对卢溪苗民分而治之，割124寨为十里，为清康熙年间永绥厅（上六里今花垣县）、乾州厅（下四里，今吉首市）的问世铸定雏形。镇抚十里苗民的镇溪军民千户所建置后，杨二和其他“苗之渠首”被任命为百夫长，以约束苗民。

至于田姓土司中是否有苗族土司，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关于首任田姓土司田儒铭的族属，笔者在《红苗姓氏与风俗》中已举证说明他是苗族，此处不再重复。为证实那种说明并非妄断，下面以《湖南通志》和乾州、凤凰、芷江三厅县的志书记载，再铺陈两位田姓土司的情况，从中亦可见苗族土司的特征——叛服无常。

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都指挥邵鉴诬诌竿子坪乌牌寨（属今凤凰县）苗人陇老恰、陇党叟，称其替川黔叛苗窝脏。于是镇竿守备陈表令土司田兴爵诱出二苗，解辰沅备道府衙（今芷江）监候。十八年（1539年），陇母叟因其父陇老恰屈死狱中，遂率苗众造反，守备陈表被弹劾离职。第二年，雅酉寨（属今花垣县）苗头陇求儿，乘势邀集川黔苗众造反。是年，田兴爵与镇溪土指挥田应朝，统领所部土兵，随大队军官到暴木营（凤凰县禾库镇吉寅村）参予剿抚造反苗民。史籍所称之“土兵”，实为凤凰、吉首、花垣三地的苗兵。由于二田的作用，官军得以利用廖羊保等苗族头人四处招谕，用“抚”的办法使战役尽快结束。这时，田兴爵、田应朝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发挥土司的职能，以苗剿苗。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田兴爵因开罪官府被关押在辰州（今沅陵县）狱中，后经一些苗人暗中贿赂官吏将其救出，藏于生苗腹地腊尔山。第二年，田兴爵便率领苗众称兵反叛。田是一条无情无义的色狼，他仗势到处奸*妇女，并恩将仇报，虐待营救自己出狱的苗人。这家伙，有一次到土官隆歹家，因“呼其妇不至”，便把土官为求子而用来祭祖的猪杀了。后来，因为满足色欲，强夺阿留弟媳，“负以牛，将入山”。这时，土官隆歹率领被虐之苗众一齐杀来，田见寡不敌众，“乃挟刀且战且走”。从田兴爵在腊尔山苗寨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出，这位土司是通苗语、谙苗情的，否则，就不会有“呼其妇不至”的情节，也不敢独自用牛驮上美妇人入山享乐，尤其是他敢于“且战且走”，独自在生苗腹地闯荡。就是到了四五十年代，整连整排荷枪实弹的军队，若没有苗族作向导，也是不敢闯进腊尔山的

就在田兴爵狼奔鼠窜的时候，平头（属今松桃县）长官司土官携带印信与“所部诸苗逃奔蜡尔”。原因是苗族群众拖欠赋税，并在铜仁知府督催缴纳时逃亡他乡，于是知府责成土司偿还，土司也只得一走了之。当平头土司与所率之苗同田兴爵相遇后，便联合称兵造反，“围麻阳县，执知县，官军讨之不能克”（见《乾州厅志》，上同）。这时，田兴爵又完全背叛了朝廷。

就在田兴爵称兵造反时，田应朝仍然在为朝廷效力，在副将都御史万镗的统率下，参予剿抚“湖广蜡尔山蛮叛”（见《明史》）。万镗采纳了田应朝的计策，软硬兼施，对苗族首领晓以厉害，诱以利禄，后来如《湖南通志》所载：“镇溪土司田应朝等，招出（陇）求儿等五十余人。”余下苗众，被官军各个击破，苗疆得到短时期的安静。

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各种史料一方面承认田应朝的能量，一方面又说他“狡黠多诈”。确实如此，作为异族，田应朝没有孝忠皇上的意识，顺从只是表面的，那只是为了谋求切身利益，反叛的本质，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显现。对于异族土司，他毫无感情可言，暗中制造矛盾，挑唆是非，让永顺、保靖两土司相互仇杀，自己坐山观虎斗，并从中两面讨好，两面收受贿赂。除此之外，他还暗中勾结和支持田兴爵与平头土司称兵造反。此次苗叛平息后，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他又如法炮制，阴结贵州苗酋龙许保等为乱。田应朝知道自己只是朝廷的一只猫，如果老鼠不闹事，猫便会丧失原有的地位。这家伙“战则庇贼冒功，抚则反复要重资”（见《乾州厅志》），使平苗之役久而不克，给官府施加压力。

嘉靖三十年（1551年），龙许保、吴黑苗再次统率湘黔苗民造反，攻陷思州府。掠执知县李允简等官员。苗民此次起兵反抗，得到了酉阳冉姓土司的暗中支持。这时，田应朝反叛朝廷，率部合酉阳土司兵在平茶一带多次阻挠官军。奉旨征苗的都御史张岳，多次派人召田应朝罢兵来见，田不听从。后来张岳侦知田之叔田勉，饶勇悍桀，常被应朝恃为后盾，便设计将其捕来乱棍打死。此时田应朝有些畏惧，派人向张岳表示改过自新，张许其以功赎罪，但田又变卦不出山，张岳便削掉他的土指挥职务。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官军的围剿下，田应朝感到形势窘迫难以维持，便到永顺宣慰司见张岳表示归顺。张岳先以军棍仗之以示惩罚，再令其随同官军征苗，后来还是把他杀掉，悬首于市，以惩戒其他苗酋。

从有关史料可以看出，由汉族充当的苗疆大土司，对苗族的直接影响力不大他们只负一个“承担”和“约束”苗民的虚名，只是在朝廷调集官军镇压苗民反抗时，率部随军进剿，依靠由苗人充当的中小土司，发挥前锋作用。由苗人充任的中小土司，能对苗族起到直接作用，而他们又具有时顺时叛的两面性。在顺从朝廷协同镇压造反苗民时，他们因熟悉地形，了解战术，通晓语言，总是作打头阵的尖兵，但是，他们往往都是用献策招抚苗族首领的办法来结束战事。这样，官军可尽快撤离，苗族也能保存实力，因此每次战后的安定都只是短暂的。从总体上看苗疆一直动荡不安，于是土司也就才能乱中取势，直到改土归流。苗族土司一旦反叛朝廷，结局都是削职杀头，所以史籍中出现的中小苗族土司，能世袭其职的不多。

爱_杂谈何氏家族（家史&家史）

何氏家族家史&家史

目录

何氏家谱 -------------------------------------------------------- 2

立 派 -------------------------------------------------------- 2

家 规 -------------------------------------------------------- 3

礼义严耻 -------------------------------------------------------- 3

族 谱 -------------------------------------------------------- 4

何氏家史 -------------------------------------------------------- 7

前 言 -------------------------------------------------------- 7

一、解放前家庭情况 ----------------------------------------- 7

二、解放后家庭慨况 ----------------------------------------- 9

1、政府在农村展开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斗争 ------------ 9

2、实行土改后家庭情况 ------------------------------------ 9

3、1964年改变家庭成份是难忘的家庭旧史

━━━冤、假、错惨桉 ------------------- 11

4、1968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开狮子岩祖坟的

━━━经过、情景 ------------------ 15

5、1979年中央下令平反纠正冤桉后家庭生活 -------- 16

三、作者何远溢胞兄家情况 -------------------------------- 17

1、胞兄何远柔家庭情况 ------------------------------------ 17

2、何远柔之长子何裕海家庭情况 ------------------------ 17

结束语 ----------------------------------------------------------- 18

何氏家谱

立派：二十字

韩宗少先祖，

久远裕秀昆；

道德元亨泰，

礼义寿荣光。

孝友怀忠怒，

声名显仕班；

修齐平治本，

心正守贤良。

又立一百字取本友：

韩宗少先祖，久远玉秀昆；

生忠孝家邦，正仁恩怒信；

诚礼义定安，静齐修心治；

勤俭长富贵，荞宽福寿荣；

治道据大德，爱亲振声名；

朝廷尊爵禄，才艺尚奇英；

清泰元吉美，广教守其真；

敏学郭伦叙，同微化育成；

克体希贤圣，舒怀曷得情；

世代文光天，武成章进善。

家规：

一、 孝敬父母。

二、 勤习正业。

三、 尊敬长上。

四、 团结兄弟。

五、 亲睦宗族。

六、 和睦邻里。

七、 情选婚姻。

八、 遵守法纪。

九、 讲究卫生。

十、 破除迷信。

礼义严耻：

是规矩的态度；

是正当的行为；

是切实的讲究；

是清白的辩别。

族谱：

……

何祖仑之孙，何久烈之次子

何远溢，号需霖，于民国十七年（戊辰）润岁二月二十七日戌时风归迁生。一九九七年农历七月初七与世长辞，葬楠木湾。（注：职业，人民教师）

配冉氏（冉淑环），大井坝冉懋行之么女。生三子，诚、辉、新生；三女，华、仙、芳。（注：冉懋行之妻秦氏廷英，小坝龙池人）

何远溢之长子

何裕诚（乳名长春），于一九五二年农历二月初三未时风归迁生。（注：职业，农民）

配冉氏（冉水仙），花田乡过路塘村（沟脚）人。冉绍武之长女贺氏生，一九八七年腊月初六于归。生二子，涛、江。

何远溢之次子

何裕辉（又名新民），于一九五四年农历四月十六亥时风归迁生。过房何远毕家为子，未婚。养女：何秋霞。（注：职业，农民）

何远溢之三子

何新生，一九五七年闰八月二十五日戌时风归迁生。（注：职业，人民教师）

配贺氏（贺荣华），铜鼓乡红井村（吴家沟）人。贺胜云之女胡氏于丙申年腊月二十四日生，一九八五年于归。生二子，波、继承，一女，秋霞。

何远溢之长女

何菊华，于一九六三年（癸卯）九月十四日风归迁生，于一九八八年农历腊月初二与花田乡何家岩村（朱砂坝）冉玉光结婚。一九八九年长女冉莉于朱砂坝受生，一九九四年长子冉鹏于朱砂坝受生，二零零四年次子冉嘉兴于朱砂坝受生。

何远溢之次女

何菊仙，于一九六七年（丁未）二月十七日风归迁生，于一九九零年农历十月十三与酉酬偏柏乡苗坝村朱章兴结婚。一九九零年长子朱磊与苗坝场口受生，一九九四年次子朱欠受生。（注：现在新疆居住）

何远溢之三女

何菊芳，于一九七零年（庚戌）四月初五风归迁生，于一九九二年农历腊月初八与花田乡花田堡村（小河）齐贵波结婚。一九九四年长子齐建军于小河受生，一九九九年次子齐杰于河北省受生。

何远溢之孙，何裕诚之长子

何涛（乳名黎明），又名何秀涛，于一九八九年西历十月二十日，农历九月二十日卯时风归迁受生。

何远溢之孙，何裕诚之次子

何长江，又名何秀江，于一九九四年西历十月二十日，农历九月二十日卯时风归迁受生。

何远溢之孙，何新生之长子

何波（乳名顺利），于一九八六年农历五月十二日午时风归迁受生。

何远溢之孙，何新生之次子

何继承，于一九九一年农历六月初十戌时风归迁受生。

何远溢之孙，何新生之女

何秋霞，于一九九四年农历八月十四日酉时风归迁受生。现过房寄居何裕辉家为女。

一、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在清雍正十三年（1735），建的县。

清雍正十三年（1735），改土归流，废酉阳宣慰司为酉阳县，隶黔彭厅。乾隆元年（1736），升酉阳县为酉阳直隶州，实行以州代县。时酉阳州领秀山、黔江、彭水三县。是年，酉阳州改隶四川省。

二、民国二年（1913），改酉阳州为酉阳县，隶川东道。民国二十四年（1935），酉阳为第八行政专员公署，辖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南川、涪陵、石柱、丰都、武隆9县。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酉阳县隶川东酉阳地区专员公署。1952年，撤酉阳专区，酉阳县改隶涪陵专区。1983年11月11日，成立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仍隶涪陵专区。1988年，改隶黔江地区。1997年6月18日，随黔江地区改隶重庆市。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酉阳县隶川东酉阳地区专员公署。1952年，撤酉阳专区，酉阳县改隶涪陵专区。1983年11月11日，成立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仍隶涪陵专区。1988年，改隶黔江地区。1997年6月18日，随黔江地区改隶重庆市。

我的认为在湖南省石门县，周、杨是土家族的姓氏，而且是大姓氏。邱姓有可能是土家族姓氏。

附：

湖南常德太青山（乡）杨氏居民源流的推测

我是杨氏子孙，祖籍常德澧县太青山（乡）。去年清明我们举家回乡祭祖，偶尔和长辈谈起当地杨氏族人源流，我对有些提法存在疑问，最近上网搜集资料求索，略有收获，于是尝试猜想湖南常德澧县太青山（乡）部分杨氏族人源流。

一、洪武年间江西填湖广 —祖辈口口相传的氏族源流

湖南很多杨氏人称自己的祖先是在明朝洪武年间从江西迁到湖南的，有的甚至很明确地指出从江西居吉安府吉水县东安乡杨家庄出发迁来的。湖南常德澧县太青山（乡）部分杨氏族人的近代祖先口口相传的说法和上述情况一致，当地的杨氏是从江西迁过来的，在迁到常德澧县太青山（乡）前，那里只有少数人家。

但从以下因素分析，我认为常德澧县太青山（乡）的杨姓其源流或许不单一来源江西，其主流是土家杨氏。1、江西填湖广的移民大多选择两湖平原肥沃的荒芜土地上定居，深入湘北山区的人数不多；2、常德澧县太青山（乡）与土家族聚居地接壤；3、常德澧县太青山（乡）居民使用西南官话，语言、民俗遗存与土家族相近却与江西迥异；4、武陵山脉原汉族改土家族杨氏的传承时间长且范围覆盖常德澧县太青山（乡）；5、血型分布特点与江西接近但同时也与土家族接近。从上述种种因素分析，我认为常德澧县太青山（乡）的杨姓的源流或许不单一来源江西，其主流是土家族杨氏。

二、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深入湘北的人数少。

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在两湖的分布，由东向西逐渐减少。湖南北部的家族中，江西移民占60％左右，中部有80％强，而西部只有41％。常德位于湖南北部，以此推算移民约占60%，而移民多选择在两湖平原肥沃的荒芜土地上定居，选择在常德西北部的山区落户的移民，估计不会超过40%。

三、与土家族聚居地相连

土家族居住地在湘、鄂、渝、黔比邻地区，以武陵东脉和清江流域为中心，西抵贵州梵净山和乌江，东接彝陵和江汉，北接巫山长江，南控兰澧芷沅。

常德澧县太青山（乡）地处武陵山脉东北部，如将常德澧县太青山（乡）与湖南湘西土家族自治州、湖北恩施土家族自治州连线，这个三角区域正是我国土家族最密集的土家族聚居地。常德澧县太青山（乡）临近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和松滋市多个土家族乡，滋市卸甲坪土家族乡，与湖南石门县子良乡，湖南石门县太平镇两个土家族人口较多的乡镇接壤（太平镇土家族人口在60%以上）。

四、语言、民俗保留大量土家族遗存，却没有明显的江西遗存。

1、语言与赣方言迥异。

常德北部的方言是西南官话属北方语系，与赣方言完全不属于一个语系。

大多数土家族人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很早就开始使用汉语、汉文，只有少数偏远聚居地还完整地保留着土家语。使用西南官话的分布区域几乎涵盖所有土家族人聚居地。

2、常德澧县太青山（乡）的民俗保留着土家族的遗存。

①从我父亲保存的珍贵照片看在上世纪60年代常德澧县太青山（乡）居民还穿着具有土家族民族特点的服饰。

②常德澧县太青山（乡）的老房子建有火塘（部分地区称火坑），具有土家人火塘的特点。土家人火塘内的火，四季不熄。冬天围塘取暖，平时就火用鼎罐做饭。常德澧县太青山（乡）深秋、冬天和初春火塘里的火种保持至少半年。在我脑海里还残存着70年代父亲带我回乡探亲，冬天围塘烧水、取暖的儿时记忆。直至今天常德澧县太青山（乡）的居民还用火塘烧水、做饭。

③改土归流至民国时期，土家族丧葬由道士主持，停尸三、五、七日后，由道士根据主人家境做不同等级的道场，有“小十王”、“大十王”、“隔夜素堂”、“一竖桅”、“二竖桅”、“七竖桅”等名称。一般道场都履行下柳床、开路、荐亡、交牲、上熟、散花辞解、解灯、打烧棺、辞灵、扫堂等具体操作程序。直至现在常德澧县太青山（乡）丧葬仍由道士主持，仪式繁复。

五、武陵山脉杨氏的传承

1、 “七字杨”（再正通光昌胜秀）是当今全国杨姓各世系中最大支派。

杨姓是汉族改土家族的，是现今当地土家族的八大姓之一。杨氏八十二世：杨再思，唐未、五代时期“飞山蛮”酋长，号十峒首领，人称“飞山太公”，湖南靖州人。生于唐咸通十年(869)农历六月初六日，卒于后周显德四年(957)农历十月二十六日，寿88岁，葬于贵州省黎平县长岭岗。亲立“再正通光昌胜秀”杨氏字辈，为天下“七字杨”的共同祖先，其后裔遍布世界，是当今全国杨姓各世系中最大支派，“靖州杨氏”始祖。生十子，政隆、政韬、政修、政约、政款、政绾、政岩、政嵩、政权、政钦（俭）。

八十三世：杨政韬，思公次子，字怀玉，镇胡耳，授武功大夫。系黔东、湘西、渝南“土家族杨氏”始祖。生四子，通声、通威、通盛、通温。

在土家族杨姓的神龛上标了宗族源流：“四知遗训自关西，七字流芳由宋北”，字背排列是“再正通光昌胜秀”。是杨再兴的后裔，祖上是赫赫有名的杨家将杨业，再往上是隋朝的开国杨氏帝王家系。土家杨氏的辈分和山东曹州（曹县）杨氏、山西代州、陕西华阴、神木杨氏的族谱可以序上。

2、“七字杨”杨氏祖先的历史记载

由于杨再思的事迹没有载入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人们对“七字杨”祖先杨再思的史实和族别争论较多。杨再思的事迹宋史有记载，历史确实有杨再思其人。《资治通鉴》描述：“承磊族人杨再兴（疑为杨再思之误）以其地附于楚。”十峒首领"最早的出处在《宋史•诚徽州传》：“诚徽州，唐溪洞州。宋初，杨氏居之，号十峒首领，以其族姓散掌州峒。”。关于杨再思的族别，有说是汉族的、有说是侗族的，这些说法不影响湘川黔边杨氏融入土家族的事实。

秀山杨氏的老祖宗们为了“赶苗拓业”来到秀山，在1984年恢复民族成分时,秀山杨氏均为土家族。方志记载： 淳佑十二年(1252年)．今属四川的平茶、邑梅．石耶诸洞内讧，杨通晟（杨再思九世孙）奉诏率诸子平定后遂有其地，世为土长。

至今分布在湘、黔、川、鄂、桂、豫等七省市十一个地区七十余个县(市)杨姓同属于始祖杨再思的后裔。常德澧县太青山（乡）地处武陵山脉东北边缘，杨再思的后裔后裔聚居地覆盖了太青山（乡）全境，据此推断常德澧县太青山（乡）杨姓或是杨再思的后裔。

2、太青山（乡）杨姓的班辈排行或与土家族相关。

从民族融合的情况看。杨氏迁入秀山之前,这一带已有了以土家先民为主的一些民族居住。杨氏的南北面分别是田氏土司和冉氏土司长期统治的范围。杨氏进入这一区域后,朝廷授命冉氏土司节制邑梅、石耶、平茶、地坝4个杨氏长官司,而田氏土司则节制省溪的杨氏长官司和提溪长官司等小土司。因此,杨氏统治的这一区域,其上受制于土家族的冉、田二姓大土司,其下又统治着众多的土家臣民,作为来源于侗人的杨氏,自不能不顺应时势,变服从俗而治之。经年积月,这支侗人自然便融入到土家人当中。这既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民族关系中常见的一种规律。

父亲说，太青山（乡）杨姓有3支，我们这支班辈是：“一站子登顺，永远正太兴，君明开美景，万方佩朝廷，华国文章大，福禄自天生”。其中顺、正、华、国、文、章等多字与土家族班辈相关。

4、杨幺族人或是常德北部山区居民

杨姓族人很少提及南宋初年活跃在常德地区的农民起义首领杨幺，而这位义军首领极有可能与世居在常德澧县太青山（乡）的杨氏有血脉关系。义军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纲领道把农民起义推到了一个新高峰。几百年来杨幺被诬为勾结北齐的奸贼、被诬为匪，其实不然，看了下述括号内史书记载的文字，您应该清楚杨幺是有民族气节、有抱负的英雄，杨氏应以此为荣。（李成命辩士说杨幺，协力略地，以倾宋室。杨幺骂曰：“吾之所以倔起于阡陌，盖欲内涤瑕秽，外歼丑虏，此心耿耿，神人共知。李成逆赋，屈膝虏延，虔刘蒸民，吾切齿久矣！汝速归，毋污吾刃”。）南宋初年在洞庭湖、澧水、沅江、资水流域转战的杨幺族人极可能在以后历次战祸中迁到湘北山区避祸。

六、土家族的血型。

湖南血型分布特点与江西很接近，一方面印证了明未清初的江西迁湖南的史实，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细节，湖南的A型血比例要比江西高约2%，我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或许源自土家族。有资料显示在湖南的重要少数民族土家族，其A型血占：37%。

七、常德澧县太青山（乡）的姓氏多见于土家族。

太青山（乡）的姓氏有杨、张、陈、田、李，这些姓氏既是汉族常见的姓氏，也是土家族常见的姓氏。

八、相当部分常德澧县太青山（乡）杨氏先民极可能虽然经战乱，但是从来不曾离开故土。

逃避战乱是人们离开故土的主要原因。我国有史以来近代历经最大战乱莫过于造成3500多万中国人伤亡的日本侵华战争了，我父亲、母亲的家乡都曾经经历这场兵祸。

发生于1943年11月至12月的常德会战是是抗日战争时期大规模的会战之一，也是抗战以来最有意义的胜利之一，在整个抗日战争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具有一定地位。在常德的战事是抗日战争最惨烈的战事之一，中日军队对常德的争夺一直打到1945年。大部分老百姓以逃难的方式逃避战争。据我父亲回忆日本侵华战争也波及到了常德澧县太青山（乡），当时常德澧县太青山（乡）山高林密，常有豺狼甚至老虎出没，日本兵前来扫荡，当地人只要离开村寨逃入山林，日本兵就不敢轻易进入。据当过军人的父亲回忆，日本兵抓了自己家里的猪，当场屠宰杀了吃后，有两名村民以为日本兵退去，就下山那些猪下水吃，结果被两名殿后日本兵发现，点射打死了两名村民。日军撤退以后，常德澧县太青山（乡）居民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村寨。单兵作战了能力高、灭绝人性的日本军队尚不能赶尽杀绝常德澧县太青山（乡）居民。在冷兵器时代的洪武皇帝军队更不可能赶尽杀绝那些世居世居山野，没有犯上作乱的常德澧县太青山（乡）居民。

母亲的家乡也曾经经历日本侵华战争的兵祸，外公赴缅甸作战，虽然外婆带领一家人从广东台山逃难到韶关，战后辗转到了广州，但是广东台山的很多居民一直在台山经历着战祸，从未离开过。

故土难离、生生不息，可以推断千百年来生活在常德澧县太青山（乡）的相当部分杨氏原住民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故乡，他们与迁入者共同壮大杨氏家族。

九、改土归流的影响

常德澧县太青山（乡）杨氏的字辈谱众多，有的一条村竟存在3种以上不同的字辈谱。相当部分常德澧县太青山（乡）杨氏的字辈谱可上溯300多年的清朝康雍乾盛世。清朝雍正年间全国广泛地区实行的改土归流，雍正9年已基本实现废除了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可能推动了土家族杨氏族人的汉化步伐，加速提高其汉文化水平，土家族杨氏文人群体因此壮大，纷纷开始自主编写字辈谱。

十、常德澧县太青山（乡）的杨氏源流的猜想

以上的资料说明常德澧县太青山（乡）杨氏源流极有可能主要来源于祖先为汉族的土家族杨氏。根据上述情况，我尝试猜想常德澧县太青山（乡）部分杨姓氏族源流如下：

1、江西填湖广

明朝洪武年间从江西迁到常德澧县太青山（乡）的移民可能不多，江西填湖广不可能是这一地区的单一杨氏源流，甚至不可能是主流。

2、土家杨姓原住民

常德澧县太青山（乡）是土家族的聚居地，土家族杨姓估计是这一地区杨姓氏族构成的主体。

3、湖区杨姓氏族迁移

相当部分常德澧县太青山（乡）湖区杨姓氏族，为躲避战祸，向山区迁移，与当地土家族杨姓氏族、江西填湖广的杨姓氏族融合。大部分常德澧县太青山（乡）湖区的居民使用西南官话，他们可能为躲避历代战祸（包括洪武年间的战祸），从湖区就近迁入常德澧县太青山（乡）。

我认为常德澧县太青山（乡）的杨氏源流来自当地土家族杨姓原住民、常德北部湖区杨姓氏族、江西迁入杨姓氏族。这些杨姓族人融合构成了现代该地区杨姓氏族的主体。

十一、部分常德澧县太青山（乡）的杨氏源流误判的推测。

从江西迁入杨姓不可能是常德澧县太青山（乡）杨姓单一源流。推测常德澧县太青山（乡）部分杨姓氏族误会源自江西吉安的原由如下：

1、从常德北部湖区迁入山区的杨姓氏族，可能集中在江西填湖广时期迁入常德澧县太青山（乡），由于有江西填湖广的史实支持，这部分从常德北部湖区迁入的移民极有可能让后人误会为是在同时期从江西出发迁入湖广的移民。

2、明朝时期江西吉安籍宰相较多（包括杨士奇、杨廷和等），在明清两朝，人们很可能以祖籍江西吉安（宰相故里）为荣，不排除部分源流模糊的杨姓氏族移民（包括已融入汉族，自称为汉人的土家族杨姓氏族）推断自己源自江西吉安的可能。

从我儿子算起，我们家已经离开祖籍地3代了，我们的乡情、血缘正在不可避免地被稀释。在物理距离上，我们离我们的祖籍太青山，已经渐行渐远了。人是不能忘记过去的，忘记过去等于背叛，因此我尽可能多地把祖先的历史捡回来，尽管有些我或许捡错了。为挽救一些即将磨灭的记忆（尽管记忆终将消逝），我撰写了此文，算是立此存照吧。

我是一个离开祖籍地的杨姓小字辈，对家族源流确实知之甚少。尽管我本着溯本清源，弄清自己家族源流之心，尽可能在网上搜集客观资料，用心地撰写本文，但缺乏深入调查研究，资料掌握也不全面，本人知识水平相当有限，本文或许存在大量谬误和胡乱猜想的地方，权当抛砖引玉，恳请大家批驳、指正。

以下引用网上资料：

石门县各姓氏共401姓。以土家族为主体的姓氏，上万人的有覃、陈、王、唐、向、黄、伍、郑8个姓，千人以上的有吴、文、邓、丁、曾、盛、万、夏、邢、柳10个姓。另外，同姓不同民族的主要有：李姓土家族12666人，张姓土家族12418人，田姓土家族3132人，彭姓家族1589人。

族谱是封建社会注重家庭世系的结果和表现之一。族谱本来是记录宗法大家族血缘系统的，但后世无论大家小族，大多修谱。因此，族谱是我国传统家庭文化中一项重要内容。族谱内容是记录本家族世系，从先祖一直到当世人，分辈记录，明确族人间的关系，。在族谱中，全面记载一段时期内一个宗族父系亲属的全部人口姓名，生卒年月日时，所有同姓人，都按辈排列，不分贵贱尊卑，只对显赫人物有专门详细的生平事迹介绍。每部族谱，都有该姓姓氏来源、分支繁衍、世代迁徙的历史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考察价值。

对上述引用的两段以土家族为主体的姓氏的描述我存在疑问，我在《2013湖南常德高考享受少数民族优惠加分考生名单公示二》中发现土家族杨姓考生竟多达41位，都可以组成一个班了，周姓也不少，可推测周、杨两个姓氏在湖南省石门县的土家族人口是很多的，应该有近万人，只不过可能由于汉化的原因，周、杨两个姓氏在湖南省石门县的土家族没有占该姓氏的主体地位。

综上所述，我的认为在湖南省石门县，周、杨是土家族的姓氏，而且是大姓氏。邱姓有可能是土家族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