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

续修家谱完成后需要祭谱（有的地方也叫圆谱）。

步骤也因地域不同而不尽相同，可以去找找其他姓氏族长或者他们的祠堂去问问，应该都知道的，可以顺便通过他们寻找一位先生来主持这个事情，一般修谱先生也都会。

有疑问可以继续追问~

关于张氏的姓氏来源说法为下：--少昊子挥造弓箭，姓源启自黄帝赐 出自黄帝之后挥。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黄帝少昊青阳氏弟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由此可知，曾经是重要武器弓的发明者挥，其后有以张为姓氏的。是为河北张氏。 出自黄帝姬姓的后代，据《通志。氏族略》所载，春秋时，晋国有大夫解张，字张侯，其子孙以字命氏，也称张氏。又载，张氏世仕晋，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后，除部分留在原地外，大部分随着三国迁都而迁移。是为山西、河北、河南之张氏。 出自赐姓或他姓、他族改姓。世居云南的南蛮酋长龙佑那，于三国时被蜀相诸葛亮赐姓张，以后其子孙便以张为氏。魏国大将张辽本姓聂，后改为张氏。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改姓张氏的。 家乘谱牒 河北：南皮张氏东门家谱不分卷、南皮张氏族谱、南皮张氏西门家谱、张氏族谱不分卷、南皮张氏四门弟十八支家谱。 山西：张氏家谱不分卷、张氏家谱一卷、宗阳张氏家谱四卷、定阳张氏家谱四卷。 辽宁：广宁张氏家谱不分卷、顺天张氏家谱不分卷、张氏家谱一卷。 上海：申浦张氏宗谱六卷、奉贤张氏家谱六卷首一卷、云间张氏家谱一卷、云间张氏家谱续卷一卷、南塘张氏族谱八卷。 江苏：张氏宗谱十卷、铜山张氏家传、张氏族谱二卷、张氏家谱六卷、淮阴张氏宗谱九卷。 浙江：清河张氏支谱不分卷、张氏家谱一卷、甬上张氏宗谱、清河张氏宗谱二十二卷。 河北张氏是张家的族长。

楼主说的可能是《玉牒》，即皇帝的家谱，清代玉牒的内容很难见到，清朝皇室玉牒重达115公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着2600多册玉牒，详细记录了清朝历代所修的皇族人口及宗法谱系，堪称无价之宝。

现将玉牒的介绍附上。

清 代 玉 牒

皇族的族谱称作玉牒。清代玉牒，即清代皇族的族谱。

中国历代王朝，均修玉牒。可惜清代以前各王朝玉牒，均未流传于世。清代玉牒是唯一完整系统保存至今的皇族族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清代各类玉牒二千六百余册，辽宁省档案馆也保存大体相同的一份。这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它对于清代的典章制度、宫廷历史、皇族户籍，以及人口学，谱牒学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纂修族谱，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修族谱，始终是豪门望族维护其族权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用以正名分、别远近，并作为承袭爵产的依据。而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更将纂修玉牒视为关系王朝政权统治的一件要事。每逢修玉牒之年分，即设立专门机构—— “玉牒馆”，并由皇帝钦派大员充任总裁，专司其事。

清代玉牒的纂修及其规则

顺治十二年议准，玉牒每十年纂修一次。但实际情况是，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因计算方法不同，将上届纂修之年计算在内，所以每次纂修递减一年，实际只隔九年，乾隆朝才改为不计算上届纂修年分。还有两次例外情况：一是乾隆七年重修后，应十七年再修，但事隔五年，即乾隆十二年又提前重修一次。再一次是清朝被推翻后，溥仪小朝廷于一九二一年最后修了一次玉牒。从顺治十八年初次纂修玉牒开始，有清一代，共修玉牒二十八次。

每次修玉牒，要用红笔在上次玉牒末尾添加上新生者，在修上次玉牒后死亡者，要用墨笔将红名改为黑色，即史书上所言 “存者朱书，殁者墨书。”从现存玉牒内容分析，后期所修玉牒较比前期内容要多些；两次玉牒纂修时间相距愈近，其内容差别就愈小。例如以光绪、宣统年间所修各次玉牒相对照，除每次在末尾增加几个新名和个别红名改黑外，内容基本一致。

玉牒修成后，要举行隆重的恭贮仪式。顺治十三年题准，将玉牒缮写三部，皇史窚、宗人府、礼部各藏一份。乾隆二十五年改为缮写西部，分别存于皇史窚和盛京。送贮之前，先由钦天监选择吉日，于宗人府搭设彩亭，用黄盖龙旗仪仗，乐部奏乐；玉牒馆总裁率纂修官员，俱穿朝服，恭奉玉牒，行三跪九叩礼，满汉文武官员于午门外跪迎；皇帝阅毕，内监捧出，再由王公于太和门外金水桥跪送，彩亭由东华门出，护送至皇史窚。玉牒送贮盛京，除了送行时仍用隆重礼节外，还要求所经地方，设彩棚奉安；出山海关后，盛京将军派官员率满洲兵丁护送，地方文武官员，俱穿朝服出郭跪迎跪送，至崇政殿陈设后，再送往敬典阁恭贮。

清代玉牒的纂修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尊卑观念，并充分反映了封建的纲常伦理，它表现在皇族命名、排列顺序及编修方法等多方面。

顺治九年规定：宗室觉罗所生子女，由各旗首领、族长亲加查询之后，于每年正月初十日前造册报送宗人府，分别载入宗室黄册和觉罗红册。后因皇族人口剧增，乾隆二十九年又改定：宗室觉罗所生子女，每三月一次，一年共分四次，查明造册报府，再由府详查注册。凡生子不报，以有作无；或本无子嗣，捏名抱养，以无作有，不但本家要被治罪，连负责官员和族长也要承担罪责。

在封建社会，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在宗室玉牒中，以带系为统；按照辈分为序，每一辈首列皇帝，自近支推及远支。皇帝之名，必须避讳，玉牒中凡出现皇帝名字之处，必用小块黄绫盖住，以表敬重。多数情况只写皇帝年号或庙号，而不直书皇帝名字。

清初满族刚入关时，尚保留其固有淳俗，命名不排字辈。康熙朝开始，排字辈命名，皇子第一字皆用“胤”字，第二字皆用“示”旁；皇孙第一字皆用“弘”字，第二字皆用“日”旁。以后乾隆又在弘字辈下，亲选“永、绵、奕、载”四字，依次命名。道光又在载字辈分下，亲选“溥、毓、恒、启”四字，咸丰又在启字辈分下，亲选“焘、闿、增、祺”四字。所以，清代从雍正始，其辈分用字顺序为：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但这些字，“只有近支宗室，才能依此命名，其支派稍远者，命名即不得依此行辈。”1 所谓近支远支，是依与皇帝关系之亲疏而定。近支指皇帝的直系本支，当朝皇帝兄弟之子女，即皇侄，也算近支；其余宗室，皆为远支。当然，觉罗更在远支宗室以外，只能算做皇族中的沾亲带故者。嘉庆初年，因绵亿违反近支宗室命名规定，私用“金“字偏旁为长子取名“奕铭”，次子取名“奕镰”，遭嘉庆谴责：“自同疏远，是何居心？伊既以疏远自待，朕亦不以亲侄待伊，亲近差事，不便交伊管领。”除将“奕铭”、“奕镰”分别改名为“奕绘”、“奕演”外，还命绵亿退出乾清门；革去领侍卫内大臣、管围大臣职务，处分可谓相当严厉。为了避免近支宗室自行起名的混乱现象，嘉庆七年又特降谕：“朕之亲兄弟，其子孙俱朕命名。”2 这样，不仅诸皇子，连诸皇侄也都要恭候钦定赐名了。

近支宗室名字在满文的书写上，也要特殊。满文系拼音文字，不像汉文可用同音字区别尊卑，而只能从拼写方式上加以区别。近支宗室人名，满文可以单拼，远支宗室、觉罗直至普通满族人名，满文必须连拼。乾隆二十五年特为此事通谕八旗：“嗣后满洲字名字，俱行连写，如有复行单写者治罪，至宗室等名字，单写者多，然近派宗室名字，尚可单写，远派宗室，亦不可如此单写，此亦是分别尊卑之一道，著通行传谕。”3

还应指出，清统治者为了防止满族汉化，还在满族人命名上作了严格规定。满族人用汉字命名，不准用汉姓，名字只准用二字。乾隆三十二年，乾隆帝接见满保之子满吉善，当即训斥：“满保之子，竟以满为姓，照依汉人起名，是何道理。”并亲将满吉善之名，改为吉善。嘉庆帝有一次发现题本内有满族人名清永泰，和坤保，当即将和坤保之名改为和保，清永泰之名改为永泰。因此，查阅玉牒上人名，汉文名字均为二字。当然，满文名字译成汉字对音，则不受此限制，如明安达礼、托莫尔欢、多伦泰。不过满族人起汉名，只准用二字，而满族人命名又偏爱用“安、泰，福、永、全、保，和、富、贵，崇、厚、裕、禄、常，荣、龄、桂、祥”等表示吉祥之意的汉字，结果造成同名者甚多。康熙三十二年规定：“王以下闲散宗室以上，一有同名者，令卑者、幼者更改。”乾隆也曾感叹“今官员兵丁内与王公大臣同名者甚多，此皆该管大臣平素并不留心，一任属员兵丁等率意命名所致。”为此谕令各部、八旗、内务府查明，宗室觉罗旗员兵丁内，有与王公大臣同名者，俱著更改。尽管如此三令五申，但同名者仍时有所闻。嘉庆十一年，又发现昌吉县知县景安与湖南巡抚景安同名，立即谕令前者按满文语气改名。清末民初，满族语言习俗多已改变，相率改满姓为汉姓，如“瓜尔佳”氏改姓“关”，“富察，氏改姓“富”，“那拉”氏改姓“那”或“纳”，“扎思胡里”氏改姓“扎”。清王朝被推翻后，大部分清皇族也改了姓，一部分改姓“赵”，取百家姓第一姓；一部分改姓“金”，取“爱新觉罗”本义(“爱新”，满语意为“金”)；“觉罗”，满语意为“国族”)。

清代玉牒的种类及其特点

从编修方法上看，清代玉牒分为直格玉牒和横格玉牒两大类，直格表示辈分、横格表示支系，记叙方法虽大不相同，但各有所长，互为补充。

直格玉牒每页画十六行竖格，一般一至二格记载一个人名项，反映同一辈宗室觉罗男女的详细情况，原则上每一辈修订一册，但也有几代合订的特厚玉牒。直格玉牒包括有宗室子孙直格玉牒(亦称列祖子孙直格玉牒)、觉罗子孙直格玉牒、宗室女孙直格玉牒(亦称列祖女孙直格玉牒)、觉罗女孙直格玉牒四种，其格式大同小异。前西种记载了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胤字辈)、高宗(弘字辈)、仁宗(永字辈)、宜宗(绵字辈)、文宗(奕字辈)各代皇帝及同辈宗室觉罗子孙情况。穆宗与德宗是同辈人，所以都收在载字辈玉牒中，再加上溥字辈、毓字辈、恒字辈玉牒，共体现十三辈人名。记载内容包括姓名、封爵、授职、生卒年月日时、享年、生母姓氏、妻妾姓氏及岳父姓名职衔等。皇子还记有封谥等情况。而有关皇帝的记载尤为详细，通常要占去二、三页，除上述各项外，还包括被立为皇太子年月、即位年月日，谥号庙号、生母姓氏及其徽号，以及后妃的晋封情况。但是，并非所有后妃都能载入玉牒内皇帝一栏中。道光十七年以前，后妃生有子女，才准载入玉牒；道光十七年改定，皇后无论有无子女，俱著载入玉牒，皇贵妃以下生有子女者载入，无子女者概不载入。这样，既体现尊卑有别，也符合“母以子贵”的传统观念。

男女不同册，宗室觉罗女子，单修宗室女孙直格玉牒和觉罗女孙直格玉牒，其内容记载也比子孙玉牒简略，只包括封号、生卒年月日时、享年、生母姓氏、外祖父姓名职衔、成婚年月及夫婿姓名职衔。女子名字不准书于玉牒。玉牒中只能写某某第几女，以示区别；有封号者可将封号署于下面。

横格玉牒，其形式为每页画有十三行横格，每横格代表一个辈分，辈分最高者写于卷首第一横格，其子孙后裔依辈分递降。内容记载极为简略，只有姓名，职衔，封号。横格玉牒同样也包括宗室和觉罗两种，帝系和星源集庆可算做宗室横格玉牒的附类。

宗室横格玉牒记载了从显祖到文宗各代皇子的后裔情况(文宗以后的几代皇帝均无后嗣)。每一皇子为一支系，显祖、太祖每一皇子支系单修一册，太宗第十至第四子合修一册，第五至第十一子合修一册，世祖以下，便是每代皇帝所有皇子合修一册，但仍按长幼顺序，各成支系，不相混淆。宗室横格玉牒不记载皇帝本人情况，皇帝直系，单独编成帝系玉牒，自肇祖原皇帝起，至当朝皇帝，按照辈分为序，每代皇帝及其皇子为一页。 “星源集庆”实质上也是一种汉文宗室横格玉牒，但只记高宗以后各代皇帝的子女后裔情况，实际上只有四代，所以范围很窄，其装帧为经折式，也与一般玉牒装帧不同。

觉罗横格玉牒则记载了兴祖、景祖各子的后裔情况(不包括兴祖第四子景祖觉昌安和景祖第四子显祖塔克世)，也是一子一册，单成支系，其版本格式均与宗室相同，只是封面及包装均为红色。

皇族女子不载入横格玉牒，只能载入按辈分编修的直格玉牒。

清代玉牒具有两大特点，在内容上，有宗室觉罗之分；在文字上，有满汉文之分。

清代皇族，奉太祖努尔哈赤的父亲显祖塔克世为大宗，称其直系子孙为“宗室”，对其伯叔兄弟的旁支子孙，则称为“觉罗”。换言之，对兴祖、景祖的后代，称为“觉罗”。据玉牒序言内称：“兴祖、太祖、太宗时，未论世代远近。顺治时，以兴祖长子德世库，次子刘阐，三子索长阿、五子包朗阿、六子宝实，景祖长子礼敦巴图鲁、五子塔察篇古等子孙，因其世代相远，出宗室为觉罗。”4可知清代皇族，由顺治年间起，根据与开国皇帝清太祖关系之远近，而分为宗室和觉罗两大支系。宗室腰束金**带为标记，又称黄带子；觉罗腰束红带，又称红带子。而清代玉牒，同样也分为宗室玉牒和觉罗玉牒两大类，前者封面为**，后者封面为红色，以示区别远近。

清王朝本满洲贵族所创建。满族为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但统治疆域辽阔。清初局势复杂动荡，统治未稳，清廷对于汉官，不敢轻信，其前期重要文书，俱用满文书写，不准汉官参与。修玉牒也是如此，故顺治、康熙两朝所修玉牒，仅有满文。雍正元年，才批准增设汉主事二人，于进士内遴选，经皇帝引见后，补授职官。以后每年宗室觉罗子女开列送府时，即以满汉两种文字造入册籍。因此，清代玉牒，除少数前期者外，基本上都以满汉两种文字写成，其格式内容完全一致。

祠堂文化的功能及现实意义？

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是我国乡土建筑中的礼制性建筑，是乡土文化的根，是家族的象征和中心。

祠堂文化既蕴涵淳朴的传统内容，也埋藏深厚的人文根基，它涵盖有祠堂、祠产、祠约、祠堂建筑规制、祠堂陈列格式、祭祀礼仪，以及宗谱家乘、行派世系、传记事略等广泛领域，是中国重要的传统文化。

当前在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祠堂变身为农村文化室、老人之家、农家书屋等，祠堂以其独特的存在演绎着现代文明。因此，在农村先进文化建设中探讨祠堂文化的社会功能和现实意义尤为重要。

一、祠堂文化的社会功能

（一）教化功能：是指以祠堂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对族众教育、感化的活动。

祠堂，以宗族血缘为基础，建构的目的是通过对先祖的祭祀供奉收宗睦族，增强本宗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以求宗族的兴旺发达，通过祠堂之筑、堂号堂联、仪式活动、配以宗谱家谱的修订和族规民约的制定严格地梳理了本宗族的血脉源流关系，达到明彝伦、序昭穆、正名份、辩尊卑的目的，向后人昭示道德情感、伦理法治和文明教化。

祠堂建筑，一般强调伦理道德、儒家耕读为本、亲仁孝悌、科举功名，人丁兴旺之理念，其形制、雕刻、绘画内容大多以此为主题。从平面布置看，祠堂采取建立中轴线，两边对称的建筑格局，这充分显示出父子、君臣伦理教化的特征。其四合院式的建筑形制，把“四水归堂”的文化概念，融入到祠堂的二进间、三进间的建筑模式。

祭祀是族众间的一条精神联系的纽带，通过祠堂仪式活动，加强了血缘关系，联系了族众感情，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特别是通过祭祖强调了家族内部上下尊卑伦序，宣传了以孝悌忠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提倡了子女对父母、子孙对祖先的孝道。这样家族的儿童成员从幼年起，长幼之序，孝悌之礼等礼仪就在其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堂号就是祠堂的名称、称号。堂号的意义主要在于区别姓氏、区分宗派，劝善薄恶，教育族人。如“叙伦堂”，“叙，次弟也；伦，辈也”叙伦，就是对后人进行 “明伦倡序”、“知书达礼”的教化。堂联，就是祠堂里的对联，其主要以训勉后人，激励后人向上、不断进取为内容。堂号、堂联是民间家族文化中的一种用以慎终追远、团结血亲、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它不仅具有向后代灌输一种文化意识的内涵，还具有“敦促后代重视农业生产、重视教育、培养好下一代”的教化功能。

族谱记载着一个宗族的源流、始祖的功绩、辗转的迁徙过程和他们族支的世系承传与繁衍。各宗族的族谱多通过叙传、碑记等记叙历代祖先出类拔萃的事迹，如显宦名儒、孝子顺孙、烈女节妇等，为后人树立起效法的楷模，以激励后人奋发努力，耀祖光宗。

族规民约以伦理纲常之道，制定家族成员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如其关于“忠”、“孝”、“节”、“义”、“礼”、“名分”的规定，关于修身、齐家、敦本、和亲之道，关于“职业当勤”、“崇尚节俭”、“重视教育”、“济贫救灾”等规定，充分反映了族规民约对族众的教化功能。

当然，祠堂文化教化功能最直接体现在：有的宗祠附设学校，族人子弟就集中在这里上学，让祠堂变为传授知识的课堂。

(二)规范功能：指祠堂文化对族众中每个成员的行为方式所起的约束作用。其作用在于根据特定条件，将某种方式予以肯定和强化，使之成为一种群体或标准模式，从而使社会生活有规则地进行。

邓河《论近代社会宗族组织的存留与演变》指出：“祠堂之功能是‘上奠祖先之灵，下规后嗣之则’”。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因祠堂文化中的精神与国家儒家文化思想相一。同时，我国地域辽阔，广大地处偏僻的农村是封建行政权力的“盲区”，法律推行的“空白区”。为了更好地管理，统治阶级也默认了祠堂作为封建法庭的存在，代为执行国家意志。

祠堂是族人的议事场所和司法机构。祠堂作为本族的大型公共空间，族内的大型活动及其他族内重大事务的商议都在祠堂内进行。在根据族规所定，本姓族人的日常行为不得违反族规，一旦触犯，或发生纠纷、治安等案件，先由族长等人召集全族人于祠堂进行审议，教导其及时悔改并给予相应的惩罚，若犯事严重，则可能驱除出族，甚至在祠堂中被剥夺生命,让全族人引以为鉴。在此，祠堂便充当着如今“法庭”的角色，族长便是法官。

祠堂是村落的法庭，那么祠规民约便是“法律”。祠规民约是族众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维护生产和生活需要，将一些宗族观念和习俗，如仪式、禁忌、族规、习惯、良俗等，逐步固定为族条祠规祖训，成为家族、村落或社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其内容广阔，包括职业、婚姻、伦理、交友、娱乐等；其形式多样，有禁忌、族条、祠规、家训、禁碑、风俗。在祠规中，包含了一些封建性的东西，如妇女不得随意入，族人修建居室不得有碍祠堂风水等。但更多的是一些积极的内容，像族人损坏祠堂物件必须赔偿，族人之间要和睦相处，严禁行窃、嫖娼、赌博、狼狈为奸、仵逆尊长等有违家族道德的行为等，对违反者进行教育，使之改过迁善。当在祠堂审判犯法的族人时，族众都要去旁听，借此引以为鉴。虽然．随着我国法制社会的健全，这种族规的作用已经有些弱化，但毕竟还是在农村社会中发挥着一定程度上道德规范的作用。

(三)维系功能：指祠堂文化起着统一族众的行为与思想的作用，使社会生活保持稳定，使族众群体内所有成员保持向心力与凝聚力。

祠堂一盖就是数百载，族谱一修就是几千年，作为我国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祠堂文化是华夏各民族带着明显的血缘地特征的标志，一条维系着各宗族姓氏之间的血脉，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架起穿越时空的桥梁。

祠堂供奉先祖，是祭祖先的场所。由于历史的变迁，宗族人口日益增多，很多家族不但有族祠(宗祠、总祠)，支祠(房祠、分祠)，而且有跨越地域的大宗祠，甚至有跨国的宗祠。祠堂就这样把不同地域的有血缘的族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祠堂祭祖有季祭、节祭、生辰忌日祭等。一般来说，无论巨族或寒族，对祠祭都十分郑重。如精心安排日期，定有庄严司祭仪式，一般要读族谱，使族众了解家族的光荣历史，讲述先祖的“光辉业绩”，以励族人；还要宣读族规、家训，以教育族众；参加祭祀的人要思念祖宗遗训及其遗范，以教育自己下一代，祭毕，族人间还要行礼，后辈向前辈行礼。可见，祠堂祭祀是一个精神联系的韧带。通过祠堂祭祖活动，加强了血缘关系，联系了族属感情，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族谱是宗族用来记载本族源流、世系发展、族规家法，族产族田等情况的簿籍，是维系封建宗族制度的精神上的纽带，是确认族众的血缘关系亲疏远近、防止血缘关系混乱的依据。

一个家族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形成凝聚力，但是修谱建谱是最有凝聚力的途径之一。过修撰家谱过程中的反复登门拜访，不断了解情况，追根溯源，寻祖问宗，加强了家族内部人员和家庭之间的交流沟通，增进了家族内部的彼此了解和信任，凝聚了人心。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今天，族谱，承载着义无反顾的民族凝聚力。做好侨乡族谱的普查和整理工作，特别是将其中出洋族人的世系沿革、居地变迁，人口流动，族人业绩等有关内容汇总成编，进一步为海外侨亲寻根竭祖提供方便，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调节功能：通过祠堂文化活动中的娱乐、宣泄、补偿等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心理本能得到调剂的功能。

族规是宗祠规范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既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调节手段和机制，用于调整和规范族人的生活和行为。在缺乏法制治理的近代社会，族规在社会中往往起到法律的作用。弥补了国家、社会在教育、救济、赡养和治安等方面的职能缺陷。祠堂这一执法场所一一“民间法庭”也在追求公平公正的决断，对于一族中房派、邻里或众家出现的纠纷，祠堂可以仲裁者的身份，进行调解并作出权威性的裁决，涉及双方都必须执行。邻族之间的纠纷，或者族人侵犯邻族利益或个人间的案件，一般是由两族祠堂来协商解决的。而没有经过祠堂处理，族民个人是不能直接向官府告状的。可见，祠堂通过祠规民约的制定和对族民约束，对社会各种矛盾排解，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节，族民利益冲突的调节起着难以想象的作用。

祠堂是婚丧嫁娶的公共场所，也是开展娱乐活动的场所。祠堂一般设有上、中、下厅，上厅为享堂，放置祖宗牌位；中厅为祀堂，用来举行祭祀仪式或喜庆活动；下厅设有“万年台”，为吹鼓奏乐之地，也可以演戏。凡是婚丧寿喜，一般都有在祠堂进行拜祭活动，仪式结束后，就在祠堂大摆宴席，设宴就餐，酒、菜非常丰盛。族人们相聚在宗祠，饮水思源，缅怀祖先业绩，颂扬祖先恩德，思祖之情融于佳酿，崇祖观念进一步地得到强化。逢年过节,有的祠堂装饰一新，族人带着自家做的果子、酒来到祠堂，大家坐在一块，相互问好，大人喝酒、聊天、下棋，小孩嬉闹玩耍，其乐也融融。有的地方祠堂还搭台唱戏庆贺。每次演戏,不会是演一、二天，而是演一段时间，短至三、五天，长至一、两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添丁上灯之日，鞭炮齐响，醒狮起舞，主人大宴亲友，还会有戏曲表演或醒狮武术表演，令众亲友心情欢庆。

综上所述，祠堂文化在历史上发挥其巨大的作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各种运动的开展，祠堂作为“四旧”彻底被破坏了，其社会功能也逐步消失，直至80年代，改革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寻根热”的兴起，祠堂又得以复兴。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各地方政府都根据各地的情况，把祠堂文化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心。引领农村先进文化的发展。祠堂文化也被赋于了新的内涵。

二、祠堂文化的现实意义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主要内容整理现代社会中的宗族祠堂基本都已经剔除宗族传统内容中的糟粕，如何发掘其有利于当代社会的文化内涵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成为重要的任务。

（一）各级政府十分重视祠堂这个特殊“载体”，充分利用祠堂资源，挖掘祠堂文化积淀和传统道德积淀，把祠堂变成为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和先进思想文化传播的阵地；在农村，群众对姓氏宗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为强烈，许多祠堂都设立了诸如理事会、监事会、老人会等民间管理机构，其成员作为祠堂活动的“掌舵人”，为灌输新鲜血液、拓宽文化内涵、调解邻里纠纷、宣传思想道德和科普知识身体力行、不辞奔波，对社会安定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祠堂文化作为地方传统文化，是最具个性特征的文化，有着突出的地域性，它所承载的是千百年来历史文化的积淀。不少村两委也不失时机地引导祠堂活动，发挥祠堂文化“以德育人”功能，培育时代道德风尚，为用先进文化占领农村祠堂阵地作了有益的探索。摒弃祠堂内的菩萨、神位等东西，在祠堂举办成年宣誓仪式、尊老爱幼、移风易俗教育等宣传教育活动，以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如设立计划生育婚育新风先进文化"七室一栏"，即计生电教室、图书室、阅览室、书画室、活动陈列室、功德榜室、计生戏曲宣传排练室、计生宣传栏。不少祠堂引入功德榜、能人榜、成才榜、好样榜、寿星榜等"五榜"，评选表彰各类典型，一年一评，未上榜的见贤思齐；有条件的祠堂可设置阅览室、电视室、棋牌室等活动场所，平时对居民开放，节假日可举办象棋赛和书画展等文娱活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特别是乡风文明建设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保留古老的乡村祠堂风，发展旅游和休闲观光业。随着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群众生活的日趋富裕，对年代久远、保存较好、具有一定建筑文化价值、体现地方特色的农村祠堂，加以保护和整修，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方，以祠堂为中心进行的旅游景点开发以及展览馆、博物馆的改造。通过大量的报道、或文字展示等，让民众加深了对祠堂历史、文化、建筑审美价值的认识，同时也增强了村民对祠堂的保护意识。其合理的利用与开发不仅有利于文物的长久保护，并拉动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当代的祠堂其名称或许还沿用了旧制，但它们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祠堂变成为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和先进思想文化传播的阵地。在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正确认识祠堂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性，继承和弘扬祠堂文化成为研究当代农村建设的新课题。

当今中国祠堂兴建的原因

（1）经济发展——兴建祠堂的经济原因

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经济收入地增长了。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不少打工农民赚到了大钱。党和政府又重视“三农”问题，在农村实行“免征农业税”和“减轻农民负担”的惠农政策，我国农业和农村有了巨大的发展，农民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农民有了钱，就为祠堂的兴建提供了资金来源。

（2）草根意识——兴建祠堂的文化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开放的文化指导方针，使得人们的儒家思想观念回潮，从而激发了人们心灵深处的家族观念。中国农村宗族文化在当代虽有演变、转型甚至消亡，但是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根深蒂固。它都会有一个不变的内核——对血缘原则和“报本敬宗”理念的坚持。“寻根问祖”、“叶落归根”的思想在农村流行。催生了农村宗族文化的复兴与转型。祠堂作为农村宗族文化的“载体”和本村（或者本堂）的“心理场域”，在农村有着重要的地位。

（3）文化资本——兴建祠堂的突出角色

田北村三座祠堂的兴建，充分体现了文化资本的力量。主张祠堂的兴建，有三类人在起核心作用：一类是村干部、一类是富裕人、一类是退休干部和教师。这三类人是祠堂修建理事组成人员，在修建祠堂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

（4）心理场域——祠堂的心理动态

村落中的祠堂就是一个具有“正价”的点场。村落的整个心理场都是以宗祠为中心层层扩展的，这种具有“正价”的引力场不仅使宗祠成为村民日常活动的中心，如各种祭祀、议事、喜庆等村中大事均在祠堂里进行，而且使宗祠成为村民心目中的精神文化中心。田北村村落组织按血缘关系以祭祖尊先的场所——宗祠堂（敦本堂）为中心进行布局，全村按血缘关系派生出三个支系，各支系都有一定的空间且有各自的支祠堂——叙伦堂、奎观堂、菊记堂。

（5）政治真空——兴建祠堂的政治氛围

我国在农村实行“村民委员会”建制，这以群众自治性组织的设立，实行村民自治，农民在各个方面有自主权。当地政府对农村修建祠堂的做法“不闻不问”，这为祠堂的兴建和宗族文化的复兴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真空。另外，国家对乡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新农村建设的开展，为祠堂的兴建提供了契机。田北村三座祠堂的兴建也有这样的因素。

2 祠堂教化功能的载体

（1） 堂号堂联

祠联、堂号，是祠堂文化的典型产物，反映祠堂教育功能。堂联、堂号的立足点则是从训勉后人的角度出发，告诫子孙珍惜家族声望，努力进取，不要辱没了列祖列宗。

（2） 仪式活动

祠堂为祭祖的圣地，通过繁琐而又严肃的祭典，使族人受到孝悌人伦的教育和训练。通过祭祖强调了家族内部的上下尊卑伦序，宣传了以孝悌忠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提倡了子女对父母、子孙对祖先的孝道。

（3） 族谱

族谱是教科书，各宗族的族谱多通过叙传、碑记等记叙历代祖先出类拔萃的事迹，如显宦名儒、孝子顺孙、烈女节妇等，为后人树立起效法的楷模，以激励后人奋发努力，耀祖光宗。宗谱家谱的修订，严格地梳理了本宗族的血脉源流关系，达到明彝伦、序昭穆、正名份、辩尊卑的目的。族谱不仅是对宗族历史时间的叙述，而且要通过其严格的入谱规则和谱式图序确定宗族成员的界限和等级，表明宗族成员的血缘和身份组织关系，同时通过族规族训完成对宗族成员的道德教化和管理。

（4） 祠规民约

族规是宗族权力的具体体现，具有劝谕和强制的作用。由于祠规禁止族人有违犯社会公德的行为，加强了家庭道德和行为的纯洁性，起到了劝善扬德的效果。家法族规规定遵纪守法、尊长敬老、自尊自爱、孝顺父母、教育子孙、和睦相处、重家庭、讲信义、保护公有族产、强调责任义务、重视血缘亲情与血族关系、极力维护稳定的政权、反对社会动荡等，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目前基层政府工作中的某些薄弱环节。现代各宗族组织的家法族规，虽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规定对其族人实施各种惩罚，但在注重教育感化的基础上，普遍强调以惩代罚，各种经济制裁、名誉罚还是存在的，如训斥、赔礼道歉、罚款、记过等，这种惩罚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国家现行立法中惩罚体系的内容，对我国现行法律加以补充。

3 祠堂教化功能的体现

（1） 集体意识和民族认同的培养

以宗祠为中心在本宗族人中开展的纵向活动，主要是祭祖；以宗祠为基本单位与远宗开展的横向活动，主要是联宗。这些祭祖和联宗活动，所追求的实际上就是对同宗文化的认同，宗祠每开展一次这样的活动，都会强化宗人的集体意识和民族认心理，并将这种文化心理积淀传输到下一代。尤其是宗祠开展的横向联宗活动，其着力证明公祖、校正班辈、再立祖碑，这都是对民族文化认同心理的有力刺激。（2） 个体社会化的过程

祠堂承担着个体社会化的功能。祠堂祭祀是一个精神联系的纽带，通过祠堂祭祖活动，加强了血缘关系，联系了族属感情，强化了家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特别是通过祭祖强调了家族内部上下尊卑伦序，宣传了以孝悌忠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提倡了子女对父母、子孙对祖先的孝道。通过祠堂祭祀之礼，外则教之以尊君长，内则教之以孝其亲。这样家族的儿童成员从幼年起，长幼之序，孝梯之礼等礼仪就在其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另外，通过祠堂的祠规、族规的制定和族规的执行宣传封建礼法，维护了封建伦理纲常，很多家族成员改邪归正，成为社会的优良分子，族中每位成员也都明确了自己的社会角色。

（3） 文化传递与选择

礼堂建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物化现象。它的建筑规模、格式包含有向后一代灌输一种文化意识的内涵，这在宗祠内的灵牌、堂号堂联尤为明显。

（4） 道德法治的教化

祠堂是‘祖宗神灵所依’的地方，这里有祖先对子孙的审视，族长在这里代祖宗立言，对犯错子孙进行惩罚，同时也对其他子孙有警示告诫的作用。祠堂是传统伦理道德的载体，对社会越轨行为起控制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祠堂是一种“规训和惩罚”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