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常家庄园

晋商中规模最大的宅邸，同样也是最具有文化价值的。乔家大院只是靠那部电视剧出名罢了，而且那部电视剧中很多都是在常家庄园取景的。还有句话说“乔家一座院，常家两条街。”足以体现其规模。王家大院只是后人比较多所以显得好。底下瞎评论的，你们懂儒商和红顶商人的差别吗？

申家大院看潞商文化的经济价值

提起山西的大院，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等晋中商人遗留下来的汉族民居建筑。尽管明代沈思孝在《晋录》中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但几百年来，潞商的研究一直缺乏实物载体的支撑。

5 月27日，在长治市郊区区委、区政府组织召开的“潞商与申家二十四院”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省城和我市的多位资深晋商研究专家一致认为，西白兔乡中村申家二十四院的发现，填补了潞商文化研究在实物方面的空白，成为破解潞商文化的一把“金钥匙”，具有极高的保护和旅游开发价值。

申氏在明初从潞城县天贡村迁入南村，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迁入中村定居。自始祖申十三开始，至今已繁衍到第二十一代。申十三有二子，第四世时有七子，第七世时发展为三十子，第八世时发展到五十子，成为一大家族。申家最旺盛的时期在第七、八代之间，其后至嘉庆末年（公元1814）开始衰败，从兴盛到衰败大约270年。其兴盛、衰败的家族史与潞商的发展轨迹颇为相似。

潞商早期以盐铁为主，中期开始多元贸易，铁业、丝绸占主导，后期则以手工业制品为主。潞商的崛起始于盐铁、铁粮的交换。明代“开中法”的实施为潞商的发轫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地处河南、晋中、晋南交通要冲的区位优势则加速了潞商的发迹，并很快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商业集团。到明中叶，潞商已经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商帮。而此时，晋中商人基本上还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更没有什么显赫的乔家大院。清代以后，食盐贸易逐渐被徽商垄断，丝绸生产亦日渐衰微。同一时期，晋中商人以经营汇兑业务而后发制人，成为晋商的主流，闪烁在潞商头上的光环被晋中商人取而代之。

清人入关，带来一个好的结果是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纷纷内附，蕴藏在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巨大商机被释放出来。在遍地黄金的北方边疆地区，单是草原上牧民帐蓬中堆积如山的貂皮，就是在内地奇货可居的名贵物品。而拉回这些东西，当时只需要铁锅、盐、茶叶这些在内地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物品。在这波创业大潮中，究竟有多少潞商走出上党？由于史料所限，至今不为人知。但清末潞商在晋商中还是有一席之地的。康基田《晋乘搜略》载：“太原迤南多服贾远方”。就是说，就经商的人口比例及富庶程度而言，当时山西境内还是南胜于北。

今天，从申家大院现存的实物和资料中不难看出，申氏起家也是靠盐铁，其贩盐活动始于明正德年间，当时申家将粮食、铁制品等商品用骡马驮运至平阳，卖后买进食盐再运回囤积、转售从而牟其利润。从现存村东的三座铁矿之一，以及铁铺院、歇马店等遗存可以看出，申家的铁业在当时已经形成了采矿、冶炼、销售一条龙的模式。另外，在当时北中国最大的铁货交易市场——长治县荫城镇，申家还拥有一半实力雄厚的铁货交易店“福顺永”。除经营铁业外，丝绸业也是申家的支柱产业。创作于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中有17处提到潞绸，同时期的另一部名著《醒世恒言》也多处提到潞绸。据顺治《潞安府志》载：“洪武初年，潞州六县有桑树8万余株，织机9000余张”，可谓“登机鸣抒者，奚啻数千家。”足见潞商经营丝绸业之辉煌。除此之外，申家还兼营当铺、客栈、花店、酒坊、醋坊、皮革等，其中当铺在当时颇具影响力，数量达32家，西安、临汾、河南、河北均有分店。现存较好的有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河南店的“大申店”。 清道光十年（即1830年）申家申明远一支迁至今邯郸峰峰矿区八特古镇，成为当地八大显赫家族之首，富甲一方，子嗣兴盛。潞商作为晋商中最早发迹者之一，从“豪富大贾甲天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首先，调整产业结构要选对产品。潞商发轫于贩盐，盐被徽商垄断后，潞商转向铁业和丝绸。顺治《潞安府志》载：“上党居万山之中，商贾罕至，且土瘠民贫，所产无几，其奔走什一者，独铁与绸耳。”它说上党这地方山高坡陡，商人很少涉足，而且土地瘠薄，人民贫穷，所生产的没有几样能拿出手，如果有，那就是铁和丝绸。尽管当时铁业已经发展到“万里荫城”，达到年交易1000多万两白银的规模，但毕竟铁货笨重，比起晋中“汇兑天下”的银票来，有不便于运输和携带的弊端。丝绸虽然轻，但潞绸的发展不是靠市场杠杆撬动起来的，而是靠“朝中有人”发展起来的——要不是朱元璋的第21子朱模在潞安府任职，从而朝廷在山西设立织染局（主管为皇家派造潞绸），潞绸也不会兴盛。毕竟潞土不适合栽桑。当年满天遍野的桑树，以及后来大面积种植的泡桐，今日还剩几棵？当然也有官府重税盘剥的因素。但谁违背大自然的规律，大自然就惩罚谁。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包括太子朱模。

其次，发展经济，短期看环境，长远看文化。官本位越浓，商业味越淡。申氏的起家靠的是盐铁，其实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实质问题是官商文化。从申氏家谱可以看出，申家贩盐活动始于明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此间，申家出了一个官。天贡村申家四子的后代——河北永年县的进士申纶从平陆县调到太原县，升任潞州知州，申家便以这层关系开始从事食盐的贩运。这也是后来盐贩生意旁落徽商的根本所在。徽商靠智商打天下，潞商靠关系打天下。申家兴盛的时期正是申家子嗣官运亨通的时候。申家最后一个掌实权的官员是申受祉。据申受祉的墓碑载，乾隆六年（公元1741），申受祉还在广东儋州任上。嘉庆末年（公元1814）申家开始衰败，其原因不言自明。由于受地形的影响，上党人自古崇官而轻商，面对官府的强权力量，他们是默然无闻的一个群体，没有说话权，又大钱挣不上，小钱看不起，唯一发迹的办法就是读书做官。所以等级制、官本位在上党有相当大的市场。商人和文人两个阶层始终没有成为独立的阶级，也因此，缺乏文化支撑的潞商也就失去了“延年益寿”的生命本原。

第三，走出盆地，才能找到长治的出海口。世界有多大，发展经济的潜力就有多大。太行山挡住了昔日潞商的视线，煤焦铁束缚了新潞商的脚步。资源优势成就了潞商，也毁了潞商。对资源和手工业依赖太强，科技含量少，是潞商最终没有做大的根本原因。太行山上，上党盆地最大，大也不过1100多平方公里。因为封闭，所以思想保守。因为单线条思维，所以缺乏一种闯呀冒呀的精神，创新意识不够，缺乏与时俱进的思想。其实，我们离大海不过5个小时的车程，崇尚流动、竞争、开放的海洋文明正在向我们招手。山西加入环渤海区域经济圈的思路，河南构建中原经济区的举措，对我们来讲，是挑战，更是机遇。今天，透过申家大院的厚重，重新检索潞商历史，研究“修旧如旧、原汁原味”的宗旨与过度开发、人造景观的错位，研究文化、精神的缺失导致旅游经济后劲不足的硬伤；研究祖宗产业一派繁荣的背后对子孙幸福指数的亵渎，必将对长治今后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晋商宅院看上去形如城堡，三面临街，四周为封闭式砖墙，高三丈有余，上置女儿墙和探口。大门坐西朝东，上有顶楼，中间城门为洞式门道。大门以里为一条石铺甬道，两侧靠墙有护墙围台，尽头遥对处是祠堂，为庙堂式结构。大院之中的各分院均为“宅俱全”布局，宅院内东西南北建房谓之“宅俱全”。

当地民谚更有“有东没西，不存老妻，有西没东，不存老公，唯有北房，有君无臣”的说法。虽说是左右对称的几个大院，各自的大门却须挪错一旁。传统地理认为，门对门就是口对口，如此大口吃小口，便会造成父子不睦、兄弟阋墙、妯娌欠和、姑嫂相忌的结局。 著名的乔家大院由六个院落组成，南北各三院。北三院逆旋八卦布置，由震卦(东方)、坎卦(北方)、乾卦(西北方)依次由正东向西北逆时针逆旋排列；南三院顺旋八卦格局，由巽卦(东南方)、离卦(南方)、坤卦(西南方)依次由东南向西南顺序建造，最终交会于兑卦(正西方)。为何要建造六个大院呢上下四方谓之“六合”，寓意圆满。另外，六与“禄”谐音，又有吉祥之义，即“六六大顺”也。

另外，六院又有“六爻”之义，六爻合八卦，占尽地理之全。

建在平川的大院，都以东西为轴，两侧布局，依照“东青龙，西白虎，宁让青龙高三分，不让白虎压一筹”的传统地理之说，大门上的明楼一般都很高大，内宅院落也由西向东渐次抬高。

为了符合北高南低的传统地理原理，其院落中的最高建筑无不建在北端。曹家大院面山而筑，为此在北端的三座主楼上加建了三个象征猪、牛、羊的“牺牲亭”，以慑南山，且与东边的河流相配，便成了“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宝地了。景山是紫禁城的风水山，上建五亭，晋商中的曹家却也要建三亭，气派可谓大矣。

乔家大院离常家大院4749公里，

1

从起点出发,朝东行驶256米,左转进入G208

2

沿G208行驶49公里,稍向右转走晋中、长治方向匝道（经乔家大院景区收费站）,朝太谷、北京方向,进入榆祁高速

3

沿榆祁高速行驶247公里,从G55、长治出口离开,朝G55、长治方向,进入二广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