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姓由来

汪氏最早是源自商代汪芒氏之后。汪芒氏又称汪罔氏，是防风所改，防风是夏朝诸侯之一。夏朝国君禹召集群神到会稽山，防风氏因为晚到，而被禹杀头。进入商朝，防风氏的后代就改为单字汪氏。氏子孙即是商代汪罔氏后代，而其祖先又是夏朝诸侯，所以汪氏的渊源可谓悠久异常，距今大约有四千年的历史；同时汪氏也必是贵胄之后。商、周后的春秋时代，又有一支汪氏子孙出现。鲁国国君成公的支庶儿子被封到汪邑，其后世子孙有的就以邑为氏而姓了汪。这一支汪氏，出自姬姓，是黄帝的直系子孙。还有一支是翁氏分化出来的。据史料记载，福建泉州有翁乾度，生有六子，分姓洪、江、翁、方、龚、汪六姓，六子处休分姓汪。这兄弟六人同列为进士，地位非常显贵，历史上有“六桂联芳”之誉。

由来: 汪芒后的汪芒国子孙，用原来国名作为姓氏，就是汪芒姓，后省文作为汪姓。汪姓还有一支出自春秋时的鲁国，是用邑作为姓。鲁国有个童子汪奇，同齐国军队战在朗而死。在唐代以来前中原已有汪姓的聚居点。到了宋代，汪姓已发展成为全国著姓之一，他被为黟（现在的安徽黟县）、歙（现在的安徽歙县）、婺源（现在属于江西）等地。宋代以后，南方的广东、广西、贵州等省都已经有汪姓的居民。自从清康熙年间开始。闽、粤汪姓陆续有人移居到台湾，此后又有远播海外者。见于史籍的汪姓人，主要出自隋代以后，以清代为最多，唐代有泾县人汪伦，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之句，元代有航海家汪元亨，明代有戏曲家汪道昆，书画家汪士慎，为“扬州八怪”之一，还有太平天国将领汪海洋，京剧演员、剧作家汪笑侬，近现代有曾于是1940年任伪国民政府主席的大汉奸汪精卫，在当今按人口多少排次序的中国大姓中，汪姓居于第57位。

这是吕碧城在青年时期对其闺蜜说的话，这个一心扑在女权事业上的人，最不缺的便是追求者，而这位23岁就当了最年轻的女校长，最后却没从这些人里面选出一人。

作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她没多少风流韵事，远不及萧红、石评梅、张爱玲那般有名。但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多金，样貌姣好，又有才情，而不熟悉她的人，只知道她终身未嫁，得了一个 “民国第一剩女 ”的称号。

吕碧城，1883年出生在安徽旌德，其父亲是光绪进士，吕家一共三姐妹，各个都是书香门第下的才女，耳濡目染下，吕碧城7岁就能与父亲对诗作画，10岁时与同邑汪氏定下婚约，本是才子佳人的好事，却不想这份婚约并没有眷顾到她的身上。

1895年的一天，吕父去世了，年仅13岁的吕碧城随母亲已从北平出发，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安徽。而映入她眼帘的，却是同族人的窃窃私语，吕家家中无男子，那些昔日慈眉善目的族人，便翻脸不认人的主持起了“公道”。

“家业传男不传女。 ”

光是逐客令还不够，族人唆使劫匪将吕碧城的母亲劫持，母女二人为了不受凌辱，服毒自杀了，幸而被当时外出回来的大姐救了回来。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的吕碧城咬紧了牙，事情已至此，她再没有什么可顾虑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她以剑执笔，开始了为母亲和姐妹维权的第一步。

年仅13岁的吕碧城，四处告援，将此事一纸诉讼捅到了当地政府的门下，报刊媒体、父亲亲友的各方介入下， 家中的族人被多方舆论哗然，最终放过了吕家的遗产 。

可谁能想到，这一为自己母亲维权的举动，传到了吕碧城未婚夫那就显然变了样——小小年纪，就知道借用权势呼风唤雨，要是嫁进来了可不得翻天？

如此，13岁的吕碧城便收到了 一纸退婚的协议 ， 第一次不成文的婚约， 也给了年幼的她埋下了对恋情无所期盼的种子。

婚约解除后的吕碧城只能随母亲回了娘家，在那个年代，还盛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被退婚更是奇耻大辱，吕碧城和母亲一同寄宿在舅父严凤笙，高墙之内没有诗书，日子过得淡而无趣。

1903年，当时20岁的吕碧城实在呆不住了，便问了问她的舅父，能否去天津女校看看？

彼时正是女权悄然兴起的时代，民国的学校开始渐渐的接纳女子入学，新闻报社渐渐的开始让女编辑入门，吕碧城自然也盼着能去一展抱负，但她这一问却换来了舅父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这一骂，气的吕碧城一宿没睡，第二天她便只身一人踏上了前往天津的火车，“富家女连夜出走”的新闻轰动一时，她在火车上一路颠簸，身无分文的她给《大公报》社的方太太写了封长信求助。巧就巧在，这信恰好被《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见到了，问明缘由之后，英敛之二话没说，就将吕碧城纳入了编辑部。

从《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到《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吕碧城的女权之路在英敛之的帮扶之下越走越顺，《大公报》成了这位女文豪兴女学、倡女权、破夫纲的沙场，她下笔刚毅率性：“民者，国之本也；女者，家之本也。凡人娶妇以成家，即积家以成国”。

从宣扬女权到建立女校，英敛之对吕碧城事无巨细，一一帮扶，只是当时但英敛之已有妻室，他的妻子知道了此事后，心中便已经知晓了自己丈夫对这位才情女子的爱慕，英敛之与吕碧城在办公室内畅聊文学，这位正妻便在隔壁偷偷哭泣。

民国才女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林徽因那般，左拥右抱还落个好名声，吕碧城与英敛之的 情感 ，最终也草草了结于“ 发乎于情、止乎于礼 ”的地步。

情路又一次止步了，但事业还没有停止。

1904年9月，在吕碧城的多方奔走下，北洋女子公学成立了。这是中国 历史 上第一所公立女子学校，虽说来这所学校的，大多是官宦、富商的闺秀，但这所贵族学校算是真正意义上开辟了女子上学的先河。

吕碧城也因此被称作了“北洋女学界的哥伦布”，与此同时，吕碧城在兴办女学之路上，还遇到了她的另一个贵人——袁世凯。1905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英敛之十分痛恨袁世凯的泄密，《大公报》开始宣传抵制美货， 袁世凯打压不成、拉拢不下，便和英敛之结下了怨 。但吕碧城和袁世凯没有过节，与袁家越走越近，袁世凯之子袁克文垂暮吕碧城已久，便举荐其成为了当时袁世凯的女官，也就是总统府秘书。

这便是第三段感情的开始，渐渐决裂的英敛之退出了吕碧城的日常，取而代之的是袁克文的诗词唱和。

袁克文对吕碧城的爱慕之情，甚至还帮吕碧城捡回了一条命，彼时晚清的女革命家还有与吕碧城交好的秋瑾，二人时常以书信交心，当时官府抄家，把秋瑾连人带文书一并带走，并以“密谋革命”之罪将其枪决。

而清廷法务部员外郎正好知晓了下一个被盯上的，恰好是吕碧城，而吕碧城本人也道“夜不能寐，宛如惊弓之鸟”。

袁克文便将此事告知父亲，借着袁世凯一句“若是通信就能定叛国，那我不也判了？”将“书信”大事化小。

吕碧城由此也和袁克文越走越近，游山玩水间，诗词歌会，皆有此二人的身影。只是，即便如此，吕碧城对 情感 的态度依然是片叶不沾身的态度，她对任何人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谨慎。

熟悉她的人，都知她见地超人，守身自洁，不乏称颂她的文人墨客。

这其中，自然也不乏探听她对袁克文看法的人，只是吕碧城却心若止水，对感情透着股清明，她笑了笑道：“袁属公子哥，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

至此，这第三段感情也在她的心里画上了句号。

这世上有比感情更为重要的事，出任机要秘书的她本着一腔热血，试图开启男女平等的先河。她固执且坚定地认为， 在这个世界，当时的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将女性的力量发挥到极致，地位得到认可。

可1915年袁世凯的复辟之路，给吕碧城狠狠地泼了一盆凉水，她就此辞去了女官的职位，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更为先进的文学和人权知识，四年学成归国，她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系数整理成书《欧美漫游录》，连载于北京《顺天时报》和上海《半月》杂志。

不知是她活得太过通透，还是 情感 对她来说本就是附属品 ，在所有的感情都浅尝即止之后，47岁的吕碧城在1930年皈依了佛门，法号“曼智”。

而又过了10余年，1943年1月24日，在香港九龙孤独辞世，吕碧城孤独辞世，享年61岁。

1941年6月21日，日本，汪精卫（右）与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

钱钟书先生《槐聚诗存》中，有一首写于1942年的七律，诗题为《题某氏集》。“某氏”为谁，钱钟书先生何以隐去？是不敢提还是不便提？这些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困扰着“钱学”爱好者和研究者。

 近年来，随着一些资料、档案的公开，大陆和台湾的学者经过详细考证，确认此“某氏”即为汪精卫。由此，钱钟书先生和汪精卫的交往历史被公开，《题某氏集》本身所含的诗谶意味，以及诗中所用“武元衡遇刺事件”的典故，更为我们回观武元衡遇刺和汪精卫遇刺这两个历史事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窗口。

 钱钟书与汪精卫的关系纽带

 《题某氏集》原诗如下：

 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

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

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

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以下试以诗解、诗证诸法，结合余英时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回观武元衡的遇刺和汪精卫遇刺这两个历史事件。

 关于汪精卫本人生平，已为世人所熟知，故不再另注。诗题中的“集”，为汪精卫刊刻于1943年初的《双照楼诗词稿》。

 钱诗写于1942年，汪的诗集正式刊刻于1943年初。一个合理的推测是：钱钟书先生先于普通读者，看到了汪的诗集。

 余英时先生的考证，可证此推测之合理：陈群（人鹤）为汪精卫刊印了《双照楼诗词稿》，负责编校的是龙榆生（沐勋）……钱与龙多有往来，所读汪集必龙氏赠本无疑。

 陈群是民国时期有名的藏书家，当过汪伪政府内政部长、考试院院长，主持编辑刊印汪的《双照楼诗词稿》，颇有“投桃报李”的意味。而词学大师龙榆生作为汪诗集的编校，则因一个共同的纽带：朱祖谋。

 朱祖谋（1857年—1931年），原名朱孝臧，字藿生，浙江吴兴人。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为晚清四大词家之一，著作丰富。

 龙榆生约在1928年前后投朱门下。而汪精卫则早于1903年朱祖谋任广东学政时，投于朱门下。因此，算起来，龙榆生应该是汪精卫的同门师弟。

 1931年，朱祖谋去世，秉承遗命，龙榆生主持老师身后事，与汪精卫这个师兄开始有了频密的联系，并有诗词唱和。

 而钱钟书和龙榆生的交往，则因另一个共同的纽带：陈衍。

陈衍，号石遗老人，通经史训诂之学，尤长于诗，“同光体”诗派之****。钱钟书先生于1933年清华在读时拜会于他。

 陈衍批评钱诗的绮丽之风，建议他不要学汤卿谋（晚明诗人汤传楹）和黄仲则。此后，钱写诗遂改弦易辙，奉陈衍若神明。两人的忘年交，被传为佳话。

 而早在1928年9月，龙榆生便和陈衍认识。经过陈的引荐，龙榆生到上海暨南大学国文系担任讲师，并兼国立音乐院诗词课。从这一时期开始，龙榆生全心研究词，或也得益于陈衍给予的指导，龙榆生对陈衍，当以师事之。

 因此，某种程度上，龙榆生和钱钟书，也可以说成是同门（陈衍）师兄弟。但从上世纪50至60年代钱钟书致龙榆生的四通书札来看，钱在龙的面前，是以“晚学”“教晚”自称的。

 一是因于龙榆生与父亲钱基博有旧谊，自己不敢托大称弟，乱了辈分；二是陈衍虽与自己忘年相交，但究其年辈，实可为祖，因此，在龙榆生面前称“晚学”“教晚”还是比较妥贴的。

 考及龙榆生和钱钟书的生平，1940年期间的南京和上海，当是两人共同的交汇点。

 1940年4月，龙榆生被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任命为立法院立法委员，不久，龙榆生以病辞；9月，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兼任汪的家庭教师，并坚持不参加任何政治会议，惟以教书育人、研究学问为务；此后一直寓居于南京白下，专致词学研究。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钱钟书从国立蓝田师范学院辞职回到上海，一直到1949年，都住在上海辣斐德路钱家与蒲园“且住楼”。因此，汪的诗集刊印前，钱钟书和龙榆生或已假上海和南京两地，有过书信或者实地的交流。

 《槐聚诗存》中，编入1942年的诗作，尚有《得龙忍寒金陵书》一首，大意是宽解他被汪精卫“绑架”任职的不得已。在他们的书信或者实质交往中，龙榆生将汪诗集未定稿赠予钱钟书以求赏鉴，再是自然不过。

 由是，经由朱祖谋和陈衍这两条纽带，钱钟书和汪精卫这两个本有径庭之别的人物，在1942年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段，有了实质上的精神交往。

 钱钟书先生感于汪精卫的诗才，写下了《题某氏集》这首诗，对汪的诗才大加赞赏，却又对汪的政治作为心有隐忧，为了避免将来给自己带来麻烦，特意在诗题中，略去了汪精卫的名讳。

 还有一说为，钱钟书先生当年题写此诗，直接题于原诗集扉页，因此，世传此诗之诗题原为《戏题双照楼诗词稿》。1993年钱钟书先生修订《槐聚诗存》并付梓时，汪氏之“汉奸”声名，已钉入历史，故将诗题修订为《题某氏集》。

 汪精卫（右一）接见日本滑翔机教官

 

据传，钱钟书先生所题诗之《双照楼诗词稿》原本现存于上海图书馆，惜未亲见，未敢持以为据，以此略补一说。

 日出生事：武元衡的遇刺

 《题某氏集》首两句赞扬汪精卫诗才清雅，颔联则委婉批评汪诗有孟郊的酸寒之气和愁苦之情。颈联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化用曹操《短歌行》：“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意指汪精卫将隐忧不绝；二是活用唐武元衡“日出事还生”诗典，暗喻汪精卫将与日寇偕亡。尾联则含规劝之意，是说不要以为诗写得愁苦悲戚就好，居于高位的人从来诗句容易和预言相应。

 钱钟书先生对汪精卫本人的认识，早于写作此诗前，认为汪是一个“善于作诗的政治家”，并对汪所持的和议政策多有嘲讽。

 钱学研究学者范旭仑先生在《寒相死声》一文中有已专门的考证，如清末俞樾《春在堂随笔》录有金眉生《上湘乡相国书》：“人知和之可耻，而不知战不胜而求和之更可耻。北宋以前无此成见也。九世之仇可复，一旅之甲可兴。”钱先生谲讽道：“惜汪辈不知引此。”由此可观钱钟书先生对汪精卫和议政策的态度。

 然以当时之局势而论，所持和议政策者，不独汪精卫等政治中人，更有一班于史实有清醒认识的文人大家也支持和议，认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足以抵抗日本的能力。不过，钱钟书与支持和议的人观点正好相反。

 诗中颈联首引“曹操典”姑置不论，单论武元衡“日出事还生”之典，关涉公元815年一桩刺杀事件。

 武元衡（758年-815年），字伯苍，武则天曾侄孙，适唐德宗、顺宗、宪宗三朝，为唐宪宗所倚重。宪宗元和二年，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寻出为剑南节度使。元和八年，征还秉政，任宰相。

 元和十年，淮西节度使吴元济谋反，宪宗委任武元衡统领军队对淮西蔡州进行清剿。引起与淮西勾结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等割据势力的恐惧，决定刺杀武元衡等主战派大臣，以救蔡州。

元和十年六月三日，报晓晨鼓敲过，天色未明，大唐宰相武元衡即启门户，赴大明宫上朝，刚出靖安坊东门，被躲在暗处的刺客射灭灯笼遇刺身亡，同时上朝的副手裴度同样遇刺受伤。

 可能是对自己被刺的命运有所预感，事发前夜，武元衡作了一首很具有诗谶意味的诗，叫作《夏夜作》：“夜久喧暂息，池台惟月明。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

 武元衡遇刺案被列为唐朝十大奇案之一，虽然后来宪宗缉拿并杀了五名刺客，但宪宗削藩之战的得力助手武元衡却再难复生了。

 钱钟书的诗谶与汪精卫的死亡

 钱钟书先生这首题汪诗集的律诗，重要一句在“高位从来谶易成”。这对汪是一种提醒，也无疑是一种警告。

 那么，钱钟书先生所谓的“谶”究竟是实指上引武元衡遇刺的实典，还是虚指？

 收入《双照楼诗词稿》中，有汪精卫写于1910年的《被逮口占》一诗。1910年3月31日，汪精卫和同盟会同志刺杀摄政王载沣，行动失败后被捕。

 汪在狱中写下此诗，表明他革命的决心。此诗后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其中“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四句，以其舍生取义和大无畏的精神受到时人赞颂，汪也因此诗而名动一时。

 但是，人们在阅读此诗时，只注意到了汪“引刀成一快”的万丈豪情，而没有注意到这首诗中另一句所蕴含的不能自主的悲剧宿命：“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这是汪的自谶，如同一千多年前武元衡在被刺前夜写下的“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一样，他们都隐隐感觉到冥冥之中已有一种自身无法驾驭和左右的大事件，影响和改变着自己前途命运。

 1935年11月1日上午九点半，南京市湖南路，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内突然响起三声震耳的枪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应声倒地。行刺者是以晨光通讯社记者名义入场的徐州铜山籍志士孙凤鸣，其行刺后亦中枪被擒，次日身亡。

 作为汪诗中的名诗，钱钟书先生应对《被逮口占》一诗有着自己的注解。加之1935年汪精卫在南京遇刺，汪虽侥幸捡回一条命，但此事件对汪的影响依然巨大。

 汪浓厚的政治家诗人身份背后复杂矛盾的悲剧性格，通过“残躯付劫灰”这句的悲凉陈述，实已表露无遗。从他遇刺后的种种政治作为来看，他其实是一步步把自己逼向命运的死局。

 因此，钱钟书先生在《题某氏集》一诗中，引“武元衡遇刺”这一故典，其目的在于提醒汪“高位从来谶易成”。而这个谶，实指他“残躯付劫灰”的悲剧命运。

 1984年，作家钱钟书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汪精卫在九年之后的1944年，因孙凤鸣行刺留在其脊椎骨中的子弹中毒，死于日本名古屋。

 关于汪精卫之死因，说法多有，本文仅引以上较为普遍的说法。汪精卫虽未直接死于遇刺，其间接死于遇刺，当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比起唐朝武元衡死后哀荣及对唐宪宗的震动，汪的遇刺乃至最后身死，得到的无非是一句“死有余辜”或者“活该”，而更让他悲哀的是，“汉奸”这个身份，他怕是难以洗掉了。

（作者：云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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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铭（1883年－1944年），祖籍浙江山阴（原绍兴县），出生于广东三水，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早年投身革命，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文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汪精卫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1924年任中央宣传部长。后期思想明显退变，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汉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因“骨髓肿”病死。

汪兆铭（1883年－1944年），祖籍浙江山阴（原绍兴县），出生于广东三水，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早年投身革命，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文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汪精卫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1924年任中央宣传部长。后期思想明显退变，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汉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因“骨髓肿”病死。

其实汪精卫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做尽坏事，恰恰相反，他一开始还是革命的中流砥柱。1925年汪精卫加入了革命派行列。他不仅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而且担任会章起草和评议部负责人。其间，汪氏为驳斥改良派的种种谬说，发表诸多战斗檄文，在革命党人中赢得了声誉。基于他的性格，汪精卫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很严重的妥协性。这是他的致命弱点

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由于性格软弱，汪精卫一遇不利，动辄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1927年12月汪在广州，***利用时机发动“广州起义”，汪遭到国民党各派指责，于是宣布隐退，悄然出国。1932年7月汪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通电，压张学良进兵热河，张不听命。汪与张矛盾加剧，10月请病假赴德就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又将南京伪政权绑上日本法西斯的战车，宣布与日本侵略者“同生共死”，又参加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与东亚各国的日本傀儡政权首脑会晤结盟。

1943年8月，汪精卫旧伤复发，日本军医诊断为“多发性骨髓肿”，病根在1935年遇刺时仍留体内的子弹，也与他因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败迹日益明显而心境恶劣有关。次年3月，汪精卫被秘密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学院治疗。11月10日，不治身亡，葬于南京明孝陵前的梅花山。1946年1月在蒋介石返回南京之前，国民党当局指令工兵部队炸开汪墓，将汪氏棺木连同尸体运往他处火化。汪精卫不仅尸骸无存，还被后世以叛国巨奸之恶名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说的是在清朝替代明朝后，有一次，孔有德经过曲阜，想进庙拜见孔子，但是孔氏宗人关了门不准他进去，说他不是孔家后裔，没有资格进去拜见孔子。那么，作为姓孔的孔有德，究竟是不是孔家后裔呢？

孔有德说：“吾先圣之裔，势会所迫，以至今日；阁部何太执耶？”张同敞厉声答道：“尔无辱先圣，不过毛文龙部下走卒耳！乃自以为圣裔耶？”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孔有德是孔氏后裔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为什么不管是孔氏后裔，还是别的人，都不承认他呢？

孔有德原先是毛文龙的部下。后来，辽东督师袁崇焕杀掉毛文龙后，孔有德、耿仲明这些人不服，投奔了登、莱二州巡抚孙元化。孔有德手下的士兵偷吃了当时富户的一只鸡，当地人不服，孔有德便把那士兵穿耳游行，结果引起士兵严重不满而哗变。局势无法控制，于是孔有德在部下劝说下，干脆造反，回军登州，在耿仲明里应外合之下，攻下登州。从此，孔有德就在拥兵作乱直到反明降清的路上向前狂奔。

后来，孔有德又作为清军攻打明朝的马前卒，先是带着军队攻打朝鲜，迫使朝鲜投降清朝。让明朝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盟友。接着，清军入关后，孔有德又追剿李自成及各地反清势力。孔有德，本姓“孔”，却玷污了孔门；名“有德”，但是降清杀同胞，并无道德。所以，当初孔家不让他进庙门祭拜。孔氏家谱也不把他收录进去，是有道理的。

“九·一八”事变之后，汪找到了与蒋合作的机会。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长履新之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肇事挑衅，给汪一个下马威。

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民心可用，士气高涨。

而汪精卫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被日帝的*威压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却看不到中国的大和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注：见《汪精卫传》，第120页。）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5年5-6月间，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相让，社会舆论哗然，连他的子女都反对他兼任外长，以免“独负卖国责任”。汪精卫听了伤感万分，流着泪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注：见《汪伪十汉奸》，第54页。）言外之意是被强适逼得如此。日本蛮横，汪君怯懦，顶不住，只好逆来顺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汪精卫起先不敢公开宣传投降论调。他在7月29日的《最后关头》演讲中装出腔调，谈得很豪壮。其实，他的内心是很畏怯的，在私下里却暗示抗战必败。他说抗战是“跳火坑”，潜台词是“救国已无希望，只好跳火坑”而已。（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91页。）

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他说：张悌说“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亡，而惟一死自尽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为隶，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还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页。）虽然该语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语穿插其间，而“求和”、“投降”的心态则是十分明显的。

在恐日心理的左右下，汪精卫千方百计寻找“和”的机会。

1937年10月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关系，正中汪的下怀，两人“款款而谈”，他认定“和平有望”，对抗日毫无热情。

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注：见《汪精卫传》，第134页。）

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页。）

后来汪精卫回顾说：“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不知说过多少次，到广州丢了、长沙烧了，我的意见更加坚决，更加期其实现。”（注：见《汪精卫传》，第146页。）

恐日主和，在汪精卫的意念里，绝非一日两日，而是懦弱自卑的个性造成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周佛海策划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今井武夫、犬养健订下“重光堂协约”，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向汪精卫、陈璧君表功时，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从此，他向媚敌卖国的深渊滑下去了。

汪精卫优柔寡断，被手下“亲日派”分子摆布，为最终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加速了媚敌降日的步伐。

汪精卫周围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陈璧君和周佛海。

陈璧君不满意汪久居蒋介石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反蒋夺权”之欲推波助澜，极力鼓动之，欲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陈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91页。）为了让汪独立掌权，恬不知耻地表示放弃东北领土主权。

1938年10月梅思平携密件回重庆呈汪。汪在家为梅设筵，当送梅出客厅时陈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敌的决心，说：“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73页。）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条件带到重庆，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馆连日“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26页。）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注：见《汪伪十汉奸》，第226页。）最后周、梅请汪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为谈判对手。周是整个降日运动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两个月中，周对汪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当汪犹豫时，周即劝驾：“您兼外交部长的时候，与日本人打交道，还可以称顺利吧！”周在心里却怪“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点，“断定虽有反覆，结果必仍如原计划”。（注：见《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动身，周已扛着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犹豫、妥协及动摇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圣，反复劝诱，推波助澜，汪精卫的“降船”就这样启程了。

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61页。）。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沦为汉奸，也是坏在陈璧君和周佛海手里。

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寇的*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诱向卖国求荣的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最后身败名裂。其中汪氏个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叛国艳电，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

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对此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另据记载，某次汪精卫曾问冯玉祥，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卫这个秀才听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

而汪精卫之羽翼周佛海对中日之战也有“妙论”：“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

在汪精卫以及身边的“急和派”们看来，“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们看到了中日之间硬力量的差距，却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和坚忍韧性无从认识。

汪日勾结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发表声明，维护“九国公约”；美国国会不久后通过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于欧战爆发前抽调兵力增强远东防务。抗战曙光可谓初现。

周恩来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术家，但称得上一个好的战略家。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

在早年刺杀摄政王之前，革命党内部曾认为刺杀意义较小而风险太大，汪精卫为此撰《釜薪论》，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精卫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

陈立夫曾对此评论说，汪精卫最缺少的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书生难成大事”；而汪精卫的死忠派陈公博也有过评价，“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一个国民有他自己应付的责任，责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战正是考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韧性。汪精卫却在胜利前的黑夜悲观绝望，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良知，走向了无法回头的叛国之路。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从上海飞赴日本谈判。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按照“重光堂密约”，汪精卫企图拉拢云南的龙云和广东的张发奎宣布脱离中央，但立遭拒绝。汪精卫此时无地无枪，仅有几个“急和派”跟在身边，根本无法对板垣的奚落做出回应。对于日方顺势提出的得寸进尺的新密约，说不出半个不字。

而此前，汪精卫就曾被日本晾在越南河内数月不理不睬，当时的汪精卫曾感到从未有的孤独和寡助，只能“诗酒自娱”。对此，日本想拉拢而未成功的军阀吴佩孚有锥心之论，“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之出山入匣，无谋和之价值”。

汪精卫此时已成傀儡，此后汪日密约又被高宗武、陶希圣曝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

汪精卫降日投敌，建立傀儡政权之后，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理论。他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的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

汪精卫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来作为分化抗日阵营，摧毁抗战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在《对东京中日记者谈话》中，就其开展的东亚联盟运动对重庆国民政府有何影响一事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余确信东亚联盟运动之发展，将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觉悟，参加和平运动。盖抗日派之理论为中日两国绝对不能共存，东亚联盟则证明中日两国不但有共存之必要，并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实之证明，则抗日派之理论，自然消灭，而同归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之一途。”汪精卫这种以发展“东亚联盟”运动而谋瓦解抗日阵营的企图，并未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奏效。对于这点，他后来转而攻击道：“渝方的将士已完全失掉东亚人的灵魂……我们从前欲将理论感动渝方，使之觉悟，促成全面和平，现在知道单是这样决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和平区内整理起一条东亚同志的阵线，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无所施其侵扰。”

汪精卫还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对日本侵略分裂我国东北，并扶植起伪满傀儡政权一事，为日本辩护，为自己承认伪满洲国的罪责开脱。他在《中日国交调整条约签署后对记者谈话》中诡辩道：“我们收拾时局要从大处着想。从远处着想。这次中日条约的签订，不是计较一时的便利，不是计较一事的便宜，而是从中日两国永久亲睦，东亚永久和平着想。至于东北四省，本来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现在，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事实之推移，是人所共见的。”他进而《在东京对日本国民广播词》中讨好说：“中国对于满洲，从前与日本抱着不同的见解，如今合中日满三国都向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前途迈进，正所谓安则俱安，危则俱危，从前不同见解，一转瞬间便为一致了。”

汪伪集团在开展“新国民运动”的同时，也卖力地配合日寇开展了“清乡运动。”汪精卫在《二次巡视清乡区在常熟民众大会训词》中说：“清乡运动好比一个病人服药调整，新国民运动便是病去之后，将他的元气培养，使之精神强健，身体结实。”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汪精卫集团开展上述两项运动的险恶用心。汪精卫声称“清乡要清心”，也就是通过对沦陷区民众灌输其卖国主义的思想，以消除人们的抗日意识和在心理上对傀儡政权的抵触。

汪精卫多次亲赴各清乡现场进行所谓的实地指导，趁此机会四处兜售其卖国主义的谬论。他宣称：“清乡就是协办大东亚战争。”他把这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东亚安危所系”，“中国存亡所关。”他强迫沦陷区民众要“以其全国力量……和日本协力，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后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东亚战争之目的之早日完遂。”同时，他还要求大小汉奸也承担起“后方责任”：“一在确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强军力，勤求精神物质之并进；三在裕源节流，尽力于物资之增益。”

当日本的侵略战争已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时，为了让傀儡政权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承担更多的“责任”，自1943年起，日寇在口头上宣称要给予汪伪政权以更多的“自由。”而汪精卫也就借此把自己的卖国主义的言化，由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进一步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不惜以沦陷区的人力物力倾掷于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去。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之后，汪在《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竟然还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如果说以前的汪精卫真是上当受骗，真是对日本心存侥幸，这时他已是死心塌地的要做日本人的走狗了。汪还宣称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所有足以妨害决战意志之昂扬，②丧民族精神之振奋的，必须一一摧毁而廓清之。”汪精卫这种不顾一切地效忠于日本主子的奴才嘴脸，到这个时期可谓是暴露无遗了。

为配合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汪精卫在沦陷区竭力推行奴化统治与宣传，以达到与主人“同生共死”之目的。在具体推行过程中，汪精卫等人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制订出一整套的奴化宣传纲要，用以推行卖国主义政策。汪伪政权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的宣传要点、纲要，抛出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等文件。在《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中，汪精卫集团提出了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各项任务：诸如“发扬东亚文化，巩固东亚轴心，完成战争之使命”；清除英美侵略主义的罪恶，扫除英美个人自由主义之毒素，消灭依赖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国民打倒英美侵略主义之敌忾情绪”；“协力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之成功”；

2）组织训练沦陷区青少年，竭力向他们灌输“东亚联盟”等亲日卖国的思想，以此作为其推行新国民运动的重点。汪精卫等人在沦陷区各学校强制推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并在南京举办了“青少团训练班”，以东亚联盟和新国民运动的理论作为“训导”的基本内容，同时还通过了《新国民运动青年训练纲要》、《中国青年模范团组织原则》、《中国童子军组织原则》等文件，并决定在全沦陷区普遍设立青年团与童子军，进行对汪个人崇拜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在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之下，专门附设了一个青年干部学校，实施法西斯式的训练，培训从事卖国主义奴化教育与统治的人员。

3）利用报刊、广播、**、巡回展览以及各种纪念活动形式，大肆鼓吹和宣传东亚联盟等卖国主义的理论。汪精卫傀儡政权的要员们还经常在节庆日子利用报刊和广播大肆贩卖其卖国主义的主张，同时还举办“和平建国文献展览”、“和平建国摄影展览会”进行奴化教育宣传。

汪伪集团在开展“新国民运动”的同时，也卖力地配合日寇开展了“清乡运动。”汪精卫在《二次巡视清乡区在常熟民众大会训词》中说：“清乡运动好比一个病人服药调整，新国民运动便是病去之后，将他的元气培养，使之精神强健，身体结实。”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汪精卫集团开展上述两项运动的险恶用心。汪精卫声称“清乡要清心”，也就是通过对沦陷区民众灌输其卖国主义的思想，以消除人们的抗日意识和在心理上对傀儡政权的抵触。

汪精卫多次亲赴各清乡现场进行所谓的实地指导，趁此机会四处兜售其卖国主义的谬论。他宣称：“清乡就是协办大东亚战争。”他把这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东亚安危所系”，“中国存亡所关。”他强迫沦陷区民众要“以其全国力量……和日本协力，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后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东亚战争之目的之早日完遂。”同时，他还要求大小汉奸也承担起“后方责任”：“一在确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强军力，勤求精神物质之并进；三在裕源节流，尽力于物资之增益。”

当日本的侵略战争已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时，为了让傀儡政权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承担更多的“责任”，自1943年起，日寇在口头上宣称要给予汪伪政权以更多的“自由。”而汪精卫也就借此把自己的卖国主义的言化，由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进一步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不惜以沦陷区的人力物力倾掷于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去。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之后，汪在《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竟然还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如果说以前的汪精卫真是上当受骗，真是对日本心存侥幸，这时他已是死心塌地的要做日本人的走狗了。汪还宣称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所有足以妨害决战意志之昂扬，②丧民族精神之振奋的，必须一一摧毁而廓清之。”汪精卫这种不顾一切地效忠于日本主子的奴才嘴脸，到这个时期可谓是暴露无遗了。

汪精卫从革命者转变为汉奸的原因其转变原因主要有几条：

（一）汪精卫缺乏民族自信心

抗战初期，中国在日寇凌厉的军事打击下大片沦陷国土，人民被大量屠杀，军队更是被成建制的歼灭或击溃。必须承认，当时的日本在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战争准备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比中国强很多。

日本自认为强大很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公然发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同时在国际上，“不堪一击，很快屈服”也是列强对于中国抗战前途的共识。

汪精卫出逃之前对抗战是持悲观态度。他认为“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根本没认识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

当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关头，人民爆发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这种澎湃的爱国热情在以蒋介石为首的抗日国民政府领导下展示了其巨大力量。以抗战中滇缅公路的修建为例。上百万人民在没有现代工程机械助力的情况下，在崇山峻岭的西南边疆地区开出了几百公里的国际生命线。参与修建公路的人民基本没有薪水，甚至饮食都未得到充分保障。但在民国的公路修建史中此公路的修建速度最快，工程造价最低。另抗战中期，为配合盟军战略轰炸日本。后方人民再一次展示了巨大力量。当美军工程顾问人员正在踌躇得不到大马力轧路机时，四川人民硬是用人力轧出了供B－29“空中堡垒”庞大机身起降的坚硬跑道。机场竣工后，美军轰炸机在人们声嘶力竭的欢呼下起降。从四川起飞的美军飞机共在日本投下了几十万吨的炸弹。

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汪精卫曾经投身的辛亥革命也是一例。革命党的实力跟清政府比起来悬殊很大。武昌起义的意义并不在于对满清政府的军事打击。在深处中国内陆的武汉，那万把人的革命军对清廷的实际军事威胁并不大。但起义唤醒了人民的反封建意识。随即而来的各省独立和人民运动才导致了清帝的退位。孙中山先生在革命初期也是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进行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斗争。正是有这种“坚持”的精神才最终取得胜利。号称以孙中山先生为“偶像”的汪精卫为什么在抗战中丧失了这种可贵精神。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民众的力量决不能忽视。战后印度的独立运动；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运河管理权的运动；以色列在面对阿拉伯世界围攻下求生存的历次战争，哪个不是实力对比悬殊，哪个不是民众力量的体现呢。抗战中汪精卫的悲观正是源自于“脱离群众”。最终，失败主义转变为投降主义。由此可见汪精卫并不是孙中山先生的好学生。

（二）汪精卫认识不到日本侵华的性质和目的

汪出逃河内后，曾发出过全国通电（即艳电）。在通电中汪精卫认为：“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

至于日本到底对中国有无野心，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兄弟之邦（至少在当时），大家都有了解，就不详述了。

(三)日本的诱降

日本出于对中国的野心，几乎中国所有政治势力都被日本下过功夫。

当时中国的政治势力主要是这么几家：国民党也就是当权派，领袖人物就是汪蒋等；满清的遗老遗少，立伪满的皇帝是日本情报机关的伟大胜利之一；北洋政府的遗老们，主要对象是吴佩孚和唐绍仪，但最后他们一个是莫名其妙的死亡，一个是在答应与日本合作后被爱国青年刺杀。华北伪政权的王克敏，南京伪维新政权的梁鸿志也是北洋余孽，但他们跟汪精卫比，也就是“小字辈”。最后他们还是被紧密团结在以汪主席为核心的伪民国政府里了；地方实力派：阎锡山，龙云，张发奎，陈济棠等。工作虽做了不少，但最后他们的抗战决心和抗战贡献都很大；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里投降的有，抗战的也不少。

最著名的是“梅工作”，也就是成功诱降了汪精卫。

还有“知白工作”，因由土肥原负责，又称“土肥原工作”。工作来工作去，当事人全都工作死了。有观点说吴佩孚想同日寇合作，但价码太高。又有人说吴佩孚不愿与日寇合作，但躲不开，只能漫天要价。不管怎么说，老吴最后没当汉奸，并且他的死还跟日本医生有关系，所以算是保住了晚节的。

对“天字一号”人物蒋介石的诱降被称为“桐工作”。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系统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陆相。当时板垣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影佐祯昭；一个就是今井武夫。这两人对中国政治人物的诱降主张上有很大不同。影佐祯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卫的路线；今井武夫却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他认为：从清朝开始，中日之间所有战争或争端最后的解决方式都是中国的“委屈求全”，现在日本对中国的打击在历史上是最大，中国面临的危机也是最大。而且日本已经有了汪主席，如果中国全民抗战的领袖蒋介石也来个扭转乾坤……当汪精卫在南京和日寇“共商国是”的时候，“桐工作”正在香港进行。蒋认为要利用日寇的心理，不妨跟日寇工作工作，一来打击汪精卫在南京的“和平”运动，二来对日本军部的战略有个了解。了解日本军队的意图就等于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意图。因为日本“二二六”事变后，政府的内阁陆相一定由日军现役人员担任。不管是谁来组阁，只要你的政策不合军队的意，那么就不给你推荐陆相人眩内阁5相缺了一个，您还怎么组阁？所以当时日本军队对政坛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蒋介石对假工作的实施很费了些心机。出于对抗战有负面影响的考虑（万一传出去，又说不清楚了），决定派那些又不是政府官员，又能跟国民党高层能接触上的人。这些人身份全是真的，但脸可都是假的。全是“军统”特务。其中有个假宋子良，宋子良本是宋子文的弟弟，跟老蒋都算是亲戚。他相片从没在报纸上登过，人又不喜欢热闹，很多人都没见过。这样的人选日本很满意，觉的国民政府派出了这样的人物，起码还是有“诚意”的。鬼子可不知道，这个宋子良真实的名字叫曾广。代表是假，谈判中自然有假。每到日方谈及实质性问题。我们这位曾假代表就“我要请示请示”“这要研究研究”。请示来研究去，把日方都弄烦了，从而怀疑这代表的真实。做了很多调查都调查不出此人的真实身份。谈判中蒋还是有收获，他起码知道了日寇的意图，这个意图没什么新鲜的，停战可以，但要承认伪满，要在中国驻军共同防共等，简单说就是汪精卫认可的那些东西。

与此同时，汪精卫一众人马得知了日寇在进行“桐工作”。汪精卫周佛海等乱了阵脚，按周佛海自己说“一夜都未睡好”。他们为什么乱？汪精卫不是自诩自己的事业是“救国救民”的吗，既然如此伟大光荣正确，蒋介石搞一下你们乱什么？“正义”的事业多个帮手不是很好吗？最后，日方通过门上钥匙孔拍了张假宋子良的照片，把照片拿到南京后请同宋子文共事过的汪精卫等人鉴定。周佛海看了照片后大概是惊呼一声吧：这不是小宋！日寇这才明白了重庆方面的意图，“桐工作”自然流产。因香港不归日本管，故也没难为假宋子文，只有让他们回中国了。这是军统在抗战中间谍战的一个侧影，不知这位曾广回到中国后又有什么故事呢……简单的说，日本对汪精卫的诱降是煞费苦心的。做了一个结实的绳套，套在汪精卫脖子上后就由不得汪精卫做主了。绳套一点一点收紧，最后汪主席想喘气就要跟日本商量了。日寇开给汪精卫的条件一开始很宽松，从>；到《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条件起了质的变化，这很说明问题。

河内枪声宣告了蒋汪的彻底决裂。汪精卫决心死心塌地投靠日本。

3月27日，汪精卫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披露了1937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听取外交部次长徐谟的报告，讨论德国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平条件。蒋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精卫以此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自己不过是执行者而已。

经历这场劫难后的汪精卫，再也不计什么名利得失，最后毫不犹豫地投进了日本人的怀抱。河内的冬天非常温暖，红花绿草，到处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春天景象。体弱多病的汪精卫从寒冷的重庆来到这里，呼吸着湿润新鲜的空气，感觉良好，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可他在这里没住上几天，坏消息就接踵而至。先是举国上下口诛笔伐，一致声讨他叛国投敌；接着传来日本国内因各种矛盾激化，首相近卫突然辞职的消息。加之继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对近卫策划的“汪日和平行动”不感兴趣，主张用战争解决问题。这样一来，汪精卫便在河内被冷落下来。

当初痛下决心，准备脱离蒋介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哪怕是背上“汉奸”罪名也在所不惜，而如今却成为扔在路边的一只破鞋，无人问津。汪精卫十分着急和痛苦，再也无意欣赏周围春天般的美丽景色，吃不好，睡不安。

从此，汪精卫永远失去了在中国政坛上东山再起的机会，失去了在国民党内与蒋介石抗衡的资本。这，也正是蒋介石所企盼的。

1939年4月25日晚，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秘密逃离河内，经由海防乘船前往上海。

1939年5月26日，汪精卫在上海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动提出“建立政府”的计划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拟订出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准备以书面形式提交日方，汪精卫亲赴日本和日方谈判。

《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的主要内容是：改组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11人，在影佐侦昭和犬养健陪同下秘密飞往东京。对汪精卫的来访，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召开政府首脑紧急会议，讨论汪精卫提出在南京组建政府的要求，平沼说：“原来我国政府鼓励汪氏出逃重庆是为了促进重庆政府内部分化而与帝国政府议和，这样战事就可能更加顺利一些。原先我们只是计划在经济上支持汪氏进行和平运动，现在汪氏要求我国政府支持他在南京组织中央政府，这是我们未曾想过的。”

日本政府内部对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的设想意见很不一致，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日方终于统一意见，同意汪精卫建立新政府。1939年6月5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拟出一个《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但日方的这个方针和汪精卫的建立政府设想相去甚远。

阿部首相的新方针使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中央政府的计划成为可能。汪精卫开始策划新政府的同时，也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

汪精卫在“我对中日关系的根本理念和前景目标”的广播讲话中，提出了中日间“结怨不如解怨”的看法，汪精卫说：“现在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把蒋介石先生等人夸口的抗日战争继续下去，但我实在看不出重庆有取得抗战胜利的军事力量，抗战的结果只能使***受益；另一条道路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朝化敌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国走向亡国之路，后者是中国走向复兴之路，也是亚洲走向复兴的道路。我决心选择后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国各党派和无党派的有志之士加入我们的行列。”

1939年10月，日本兴亚院起草了一个《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此作为与汪精卫谈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条件。所谓“兴亚院”，是日本政府于1938年7月成立的一个专门处理中国问题的部门。兴亚院提出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包括《调整原则》、《调整要项》、《调整要纲附件》，比起前首相近卫文麿去年宣布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有很大的倒退。

《要纲》的主要内容有：承认“满洲帝国”、给予蒙疆自治权对华北实行防共驻兵，允许日本军舰在长江沿岸及华南特定岛屿驻屯停泊。日方的“和平运动人士”对兴亚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也感到不满。影佐帧昭说：“如果以此方案为基础与汪先生谈判，就会使人怀疑日本政府的信义。即使汪先生接受了这个条件，和平运动也不会成功。”犬养健说：“除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还有附件等8件，好比一座大山压在汪先生身上，怎么能使他开展国内的和平运动呢？又怎么能使他得到中国民众的信任呢？”

汪精卫考虑再三，还是准备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判。汪给影佐回信说：“尊函及日华关系调整拟订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相当差异，颇以为憾。但对此拟订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委员以周佛海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为委员。希肝胆相照，和睦相处，以审拟东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