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余复，字子叔。南宋乾道四年（1168）生于古田县一都三阳（今杉洋镇杉洋村）教育世家。余复祖父余丕，应宁德县城何姓人家之聘为塾师时，携年少儿子余孔惠前往。在塾馆里，孔惠与何家女仁娟同桌共读。仁娟见余家贫寒，常赠银接济，并爱上孔惠。后来，何家认为孔惠虽贫而有大志，将仁娟嫁予余孔惠。

何氏身怀六甲时，其兄至杉洋探望，见胞妹家中拮据，便携返宁德。何氏在娘家生下男婴，这就是余复。因此余复祖籍虽是杉洋，却生长于宁德。

余复七岁就学，十四岁师事宁德名士张翰（乾道二年进士），得其指授，闭门苦读，常至“笔枯手成胝，眼稀目生晕”。逐渐淹贯古今之学，尤精于《周礼》。余复舅舅以甥儿才华出众，怜爱有加，极力资助。

淳熙十六年（1189），舅父为余复筹资赴京应试。余复启程往临安（今杭州）时，余孔惠到宁德码头送行，为儿子吟七律一首：“父子相随只学儒，常将笔砚代犁锄。汝今捧剑趋丹阙，我且安贫守旧庐。酒酌十分休酩酊，路行千里莫踌躇。来年二月花期候（一作‘朝后’），早寄平安及第书。”

绍熙元年（1190），余复中庚戌科进士。策试大廷时，光宗赵览其所对，议论国事见解精辟，称其“直而不讦”，擢为第一。传胪唱名时，进士及第、出身者共587人（从《宋史》载，《文献通考》作557人）。余复进士及第，光宗皇帝召见，对策大廷，见其言谈直率，且不攻击别人之短，甚为满意，擢为第—，并当场赐诗一首：“临轩策士岂徒然，嗣守不基务得贤。尔吐忠言摅素蕴，我縻好爵副详延。爱民忧国毋终怠，厚泽深仁赖广宣。赐宴琼林修故事，朕心期待见诗篇。”余复感激之余，即就《和御赐登第诗》：“风虎云龙岂偶然，信知盛世士多贤。虞庠教育蒙深泽，汉殿咨询愧首延。释褐遽沾琼宴宠，赐诗齐听玉音宣。爱君忧国平生志，敢负周王宴乐篇。”

余复上殿时，将赴试前父亲的殷殷寄语，赠诗勖勉向皇帝一一禀奏，光宗命其回古田谒祖后赴任，授予洪州（治今南昌）军节度佥判官职。余复带着御赐“状元及第”匾及一道圣旨还乡。圣旨中载述余复所授官及对父母的诰封。杉洋宗亲为其撰贺辞：“乔木世家，厚德自百年之积；飞龙上第，高名宣四海之传。”“鹏翼风高，壮万里扶摇之便；鳌头浪暖，居五百人变化之前。”

北宋时期，进士一般都只授九品以下的官职，到宋仁宗时，才有所重用，但前三名者也只不过授予监丞、通判（知州副职）之类的小官。而余复先是被授为洪州（今江西南昌）佥判，不久改官，授为宣义郎佥书镇南军节度判。八年后，宁宗召余复入国史馆任实录兼检讨，官至秘书省著作郎。余复在朝为官十五年，在任时体恤民情，兴修农田水利，修复名胜古迹，政绩优异，但官位不高，到庆元二年（1196）十一月，才特授秘书省著作佐郎（正八品）兼实录院检讨官。终于厌倦官场，于开禧元年（1205）退隐还乡。

途经宁德十八都仙霞岭时，余复题诗（后人镌于石壁）云：“二十年前过此间，旅囊羞涩笔头悭。时来山色与人好，我亦诗肠似海宽。旧事消除身后梦，新声惭愧路旁官。乘车衣锦浑闲事，留取功名竹帛看。”余复在杉洋余氏宗祠左侧建“科名阁”，将书写列祖列宗名讳、科第与仕宦之木主摆置阁中。后又在宁德县城南辟园构轩，觞咏其间。约七八年后，他病逝于宁德县城南门小轩楼，旋葬于宁德九都贵村金嶂山（明坑余家山），入祀于乡贤祠。县城原有状元里，今已废。

先后著有《礼经类说》、《左氏纂类》及《祭礼》十四卷;《风集渚》、《余状元集》等诗集。

余复在初任洪州佥判时在蓝田诸族人为其饯行席上说的一通话犹掷地有声：“虽云鹤岭之奇，实种蓝田之玉，银河派别，岂非无源？”余复曾祖父邦宪的坟墓即在杉洋村东头的庵墩，杉洋人俗称“状元墓”。余复授官后曾回古田祭祖，辟楼三间名为“时思楼”，撰写《西庵时思楼记》。

余复从小跟随游学授馆为生的父亲，沿着朱熹曾经留下过墨香的道路，来到长溪即今宁德一带。南宋朝廷以重文轻武为国策，“学校之设遍天下”，贫民学子也有就学的机会，在校的学童“日给官食”，可安心钻研学业。余复成年后，师从闽中名儒、理学家、宁德濂坑的张翰，学业有成。当时南宋朝廷偏安一隅，政治中心南移杭州，福建学子赴杭州参加科举考试比较方便。故福建“有宋一代人才辈出”得中进士人数达到7144人（录《科举史话》），而杉洋的余复正是沾了天时地利这个光。

过去还有一种古田宁德两县的胰令为了这个状元而争执不休的说法，其实也经不起推敲,古田县志找不出有关状元的记载。

古田杉洋古称“蓝田”，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村落。蓝田溪从村边缓缓流过，为敖江之源。据史料记载，欧阳修、王安石等唐宋大家与蓝田名士有过深交，朱熹曾流寓这里并设书院讲学。距杉洋镇西北3公里的狮岩山麓有座气势恢宏，巍峨壮观的余氏蝉林祠，始建于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该祠坐北向南，木构建筑，占地13218平方米。中轴线上依次为大门，华表门亭、下游廊、前天井、中在厅、后天井、祖祠厅。正殿面阔5间，进深3间，穿斗抬梁混合式木构架，双坡顶，风火墙。祠门两旁对联为：“狮嶂钟灵持厚，蝉林流泽孔长”。大门内有华表门亭，门上有如意斗拱，层层出挑以承托屋檐，中间挂一竖匾“状元及第”，坊亭匾额为“蝉林祠文物馆”，文物馆共有馆藏文物300多件。祠堂的主祠厅正殿内有楷书：“檀樾主尚书堂”六字大匾牌。宗祠内的横梁上悬挂有状元及第、文魁、武魁、进士等古牌匾20多块。厅内柱上分别保留有古代楹联趣对24副，整体建筑保存完好。祠前百余平方米的旗杆左右竖立着数十副历代科名旗杆石碣，是蝉林祠世代簪缨，人才蔚起的见证。走进朱红色大门，二进的科名阁上高悬“状元及第”的华带牌，是宋淳熙元年的闽东第一位，也是当朝全国第一状元及第的蝉林祠第九世孙余复的荣誉匾。祠内收藏的余氏家谱，记载着这位状元郎的事迹。余复在《西庵时思楼记》中就说道“吾家自尚书而上，凡累代之祖，下而逮令凡十二世之孙，族属各有封识，其百世之泽也欤”。除了状元余复外,余氏蝉林祠后裔子孙中曾经荣耀地诞生过工部尚书宰相余靖、丞相余深、礼部尚书余象等一批决策朝廷大事的人物，还诞生过五十多名进士。

为什么一个家族仅生活在一个小小的村落里，历史上会如此人才辈出呢。这就必需从杉洋余氏族人对于子孙后代的培养以及历史对杉洋眷顾上进行一番探究了

公元968年,杉洋余氏的第六代余仁椿，从永贞(现罗源)县令的位子上告老还乡后，虽然口吟“喜遂还乡志，家贫身自安，有田三五亩，种竹作渔竿”，但行动上却是倾尽一生积蓄，殚精竭虑，在村北“相地宜，创学馆……萃山川之秀，额以蓝田”。余仁椿创建的蓝田书院开头为家族学塾，后经多次重建，成为杉洋最高学府，罗集全村子弟入泮读书。余仁椿建成蓝田书院后，意犹未尽，觉得有了学校，还要为学生提供上得起学的物质条件。 “仁椿公留田七十余亩，岁入谷八十石”专供子孙读书及岁时A尝之用。这些田产都是平畴沃野里最好的水田，家族中为其起名曰“油灯田”，意思是为读书的子孙添灯加油，只准轮流耕种，绝不变卖，只许增加，不许减少。每年收成后，除了耕种者必需的抽成外，余下的除了每年祭祀祖先的部分用度外，全部作为家族中子孙读书的奖励。这种奖励，有时数量是很可观的：如果当年家族中只有一人读书，那么此收入就全部归这一人所有，如果第二年有两人读书，就二人平分。如此类推。因此到了后来，读书子孙多了，所分就渐渐减少，于是各分支房又合资购买田产作为本房系的“油灯田”。这样，家族中不管贫富，能发奋读书的子弟都一视同仁地得到全家族的扶植，有不少的学子还能幸运地拿到祖房与支房的双重”油灯奖”。此举为余氏家族子孙后代的读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种习俗沿袭几百年，直到民国后期方才式微。

蓝田书院不但占尽风水地利，且两次天赐“先贤过化”。南宋淳熙十一年，名噪闽省的理学大师朱熹到此讲学，周边各地学子慕名云集，蓝田书院成为闽东的理学根据地，杉洋的读书人也因此寄志青云，文风鼎盛。十三年后，因“党祸”之灾，朱熹又再次来到这个偏僻的避风港。他的高弟古田的林用中、杉洋的余隅、余亮，以及跟随他左右的女婿黄干悉心保护与照顾，使他能安心养病讲学，潜心授徒著述。朱熹在此期间为蓝田书院写下《东斋志》，其中有言：“时庆元间避学禁，云集高弟十有八者于蓝田书院曰‘东斋’为础，分赴诸院施教，门人遍闽，邑东有余、李，邑西有黄、魏。诗礼传家，义方有素”（录《福建杉洋村落碑铭·记叙碑》）。

“地经过化便是名山”，蓝田杉洋“自宋至今，守朱 遗训”， “人文崇孝弟，家贫亦业儒”（录民国《古田县志》）。在朱熹莅临的前后十年间，除了余复高中状元外，杉洋就有余隅余亮叔侄，余仁椿六世孙余飞，仕瑜公六世孙余日严，以及余及、余昭攀、余宋兴等高中进士。

自信“胸中造化饱星斗，笔下文字盘蛟螭”的余复当看到自己真的名列榜首之时，难抑心中喜悦，据说曾信口吟哦出：

“银瓶供砚照袍新,笔下千军自有神第一唱名知是我,从来头上不容人”这首诗。

有人说余复因了这首诗受人告发而得罪了天子，最后官职受到贬抑。仔细分析也不尽然，南宋科举是二月发榜，三月殿试，方才选中状元榜眼探花。余复名列榜首，诗也是当时吟的，如果受到告发，就不会在一个月后被点为状元了。实际的情况可以从《余氏总谱志》中找到答案：“余复，少从张翰，学精《周官》，绍熙元年对策大廷，光宗称其直而不讦，拔置第一”。是光宗皇帝看中他的刚正无私的品格才选拔为魁首的。至于说官职受到贬抑更是不了解宋朝的擢官之道,北宋时期，高中进士的一般都只授九品以下的官职，到了宋仁宗时，才有所优渥，但前三名者也只不过授予监丞、通判之类的小官（引自《中国历代选官制度》）。而余复即被授为宣议郎镇南节度佥判，六品官职，算是待遇不错了。八年后，宁宗召余复入国史馆任实录兼检讨，官至秘书省著作郎,著有《礼经类说》、《左氏纂类》等。至老“官归觅佳胜辟园构轩，以觞门生，咏终天年”（录民国《古田县志·人物传》）。从诗句来看，文句浅俗，不像出自状元手笔，因此余复因诗惹祸实乃空穴来风，属于“民间故事”范畴，不大可信。

纵观中国历史上，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产生状元880多名，但真正能够名垂青史的屈指可数。唐有王维的诗，柳公权的字，宋有张孝祥的词，清有翁同的胆，既有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也有秦桧的卖国求荣遗臭万年。真正让人耳熟能详的就没有多少了，可见状元也不是神，只不过是读书人的一种奋斗榜样，精神淬励罢了。杉洋三姓三大祠堂的正厅，有设置独特的“功名石”。当族人中有高中状元回到祠堂祭拜祖先时，这“功名石”方才打开，而蝉林祠能够享此殊荣的仅余复一人。当年老祖宗预设此石饱含对自己家族子孙期盼与鞭策，用心良苦。

翻开杉洋《余氏总谱志》，我们还可以查阅到余复其他情况，他的墓在宁德九都贵村金璋山下奥坪，但至今尚无法找到，而宁德旧街当年也曾建树的状元街牌坊也早已了无痕迹了。只有余复在初任洪州佥判时他在蓝田诸族人为其饯行席上说的一通话犹掷地有声：“虽云鹤岭之奇，实种蓝田之玉，银河派别，岂非无源？”

关于余复生平的记载为数不多，然而在有限的史料中，清晰地证实了这位状元郎书法造诣颇高，尤其在隶书方面，堪称独领一席之地。在蝉林祠现存的还有余复的一幅隶书《题燕文贵秋山萧寺图》。宋代书法以行草书的成就最高，楷书次之，篆、隶几成绝响。在南宋、北宋的320年间，几乎找不到可举之人、可举之碑。至于墨迹就更为罕见，故此，余复隶书墨迹就更显珍贵。宋代隶书在整个书法史与隶书的发展变迁史中，地位不高，然则不可或缺。因而余复的隶书尚能为宋代隶书争得一席之地。

余复的父亲余孔惠，娶妻何氏，一家人寄籍宁德．余孔惠在余复赴考前曾作诗一首勉励余复："父子相传力学儒，常将笔砚代犁锄．汝今捧剑趋丹阙，我且安贫守旧庐．酒酌十分休酩酊，路行千里莫踌躇．来年二月花朝后，早寄平安及第书"（《杉洋余氏总谱志》）。

从中可以看出余家当时的确是以笔代锄安贫乐道。所以过去有人故意诋毁余复，说他的父亲早殁，余复是母亲改嫁何家后生的遗腹子等等。甚而把“余家状元何家甥”故意歪曲成“余家状元何家生”，也的确曾骗过了一些不明底细的人．

余复著有《礼经类说》、《左氏纂类》及《祭礼》十四卷，《风集渚》、《余状元集》等诗集(失传)，多不传世。

现存清乾隆李拔纂修的《福宁府志》载有余复中状元之时的两篇谢表。

清乾隆版《宁德县志》刊载的一些诗，大多颂咏宁德风光秀色及本邑寺观等。

1995出版的《宁德市志》记载，当余复名列榜首，听传胪唱名时，当众口占一绝：“银瓶笔砚照袍新，笔下千军自有神。第一唱名知是我，从来头上不容人。”并将此诗作为家书送回家中，答其父勉励养育之恩。不幸此诗惹出是非，当朝枢密院权臣韩腚谐鲇诩晌废蚧实劢谗言：“余复一跃龙门，野心勃勃，君前奉承，背后目无皇上，敢吟反诗‘从来头上不容人’。”光宗问明原委后，并不办其罪。此说虽见诸县志，但我以为这是民间传说，宋代读书人受理学影响很深，从余复与皇帝的唱酬诗及现存的《谢状元及第表》中“臣学未闻道，才非过非过人，进山林狂瞽之言，无海岳涓尘之补”的表述可看出，余复是个十分谦恭、内敛的人，不像是“口占绝句”所表现的那种口出狂言的张狂之徒，而那绝句也写得过于直白、粗显，不见文采与功力，不像出于状元之手笔，属于“民间文艺”的档次。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时间推移，朝代更迭，英雄迭代，在我国上下五千年来，多次上演。而一代的兴旺则伴随着一代的衰落！在这些兴衰交替中，有喜怒哀乐，颠沛流离。我们不能说朝代的消失和出现是偶然，是一人所因。元朝从1360年灭亡至今已有600余年，他曾经盛极一时。而他的建立者成吉思汗铁木真也已经消逝于沧海桑田之中。而他的后人却在这历史的大潮之中延续至今。这实属于难得的现象。

一代天骄

说起元朝，让我们首先想起的是他的建立者成吉思汗。“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其中暗含元朝兴衰之因。蒙古人居住于塞北草原，民风彪悍，善战。而成吉思汗带领着麾下铁骑横扫整个亚欧大陆，足迹遍布各个区域。因为善战，所以成就了元朝。

但是战争可以创造一个国家，但是并不能让一个国家繁荣长久。而发展农业，富国强民才是一个国家能够长久之道。因此元朝虽然拥有辽阔的疆域，但是并没有使之成为元朝发展的基石和财富。真所谓天骄却也只能射雕，而不能驭雕。最终走向灭亡也是历史所趋。

“九子十进士”，说的是成吉思汗的重孙铁木健。古代的王孙贵族本就十分注重家庭教育，他们不必为了生活而奔忙，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与金钱可以花费在个人提升上，而铁木健也是如此。他膝下有九男一女。而且九个儿子非常争气，就身中进士，而唯一的女婿，也是进士及第。所以有“九子十进士”之说。

他一家满门在朝中任宰相，尚书等关键官位。自然如此风光自是会引得别人的嫉妒猜忌。而时下，元顺帝在位，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甚至导致了红巾军起义。而朝中便有奸人便上书弹劾铁木健背后扶持红巾军，想要谋朝篡位。元顺帝本就昏庸，便听信谗言。而铁木健知道此事后，终于明了，昏君奸臣，朝代危矣！便决定一家逃出元都，如此辽阔的元朝就此走向衰亡。

弃富贵，话桑麻

他们逃出元都，因为家族人数众多，容易被发现。当他们逃至泸州时便分散逃入川内各地，并且相约改姓氏为余。取“杀不尽斩不绝还有余”之意。分散之后，四处颠沛流离，寻找安家之地。多数人流落到现今的重庆、泸州、青神、荣县、富顺、纳溪、乐山等地。

据记载，当时他们兄妹在泸州分离之时，为之后可以相认，便每人作诗一句。便是这十句诗“本是元朝宰相家，红巾作乱入西涯。泸阳岸上分携手，凤锦桥头插柳杈。否泰是天还是命，悲伤思我又思他。十人识别归何处，散时犹如浪卷沙。余字更无三两姓，一家分作万千家。”却不曾想就此一别便是数代都不曾相见！分离的痛苦在他们一代又一代中传承了下来！

他们抛去了过去的生活，开始过着寻常人的生活。本是王族之后，却为了生存隐去身份。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们逐渐汉化，甚至在身份证上都是汉族登记。除去性格中可见的一些豪迈之气隐隐有蒙古族人的特性之外，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都已经汉化。

如今已在川内生活了600余年。当然这并不能消磨他们内心渴望认祖归宗以及寻找分散族人的心。他们可能没有了尊贵，没有了辉煌，但那又怎样。而在这些分支中有一支就是生活在乐山余家湾的小村庄里。

幸得归族

在他们每一代的传承中，为了生存，不敢认回祖籍。而在余家湾居住的共有19户人家他们大多数都姓余。他们14世纪中期开始，居住于余家湾。而他们所收藏的《余氏家谱》中就记载了先祖逃亡四川，改为余氏的经历。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他们迫于局势没有说出这一历史，而成立之后，已经没有隐瞒的必要了。于是他们向有关部门作出申请，到此才知道，原来成吉思汗的后裔现仍有一支生活在四川一代。

而近年来，他们族人也在进行修正族谱的工作中，根据先祖当年所留诗句，陆续找到流落各地的铁木健后裔。亲情的牵绊从来没有让他们停止找寻的步伐。在漫长的找寻之后，他们才再次相聚到了一起。这百年分离的亲情，终于在时间的阻隔之下再次相见。

而现如今他们家中都供奉着成吉思汗的画像，去瞻仰这个祖上的英雄人物，同时也缅怀祖辈的亲情。百年的相聚，穿越时代的相聚，又如何不是一场家族的辉煌。

铁木健在元朝末年，权力衰微，民心所失之时，举家逃亡四川。为了生存，改姓氏为余。隐姓埋名多年，如今600多年已然过去。他们生活在普通的农村，过着平凡的生活，但他们内心却世代守护且相传着这个秘密，就是有朝一日可以用祖辈的流传的血液真正的站在阳光之下。

那种埋在骨子的情怀并没有随着普通的生活消失，他们也在寻求着那些失落的族人。可能中间的血脉已经分离的不知多远，但是十句相认的诗句，内在相传的亲情，并没有使他们放弃相认！而如今他们的相聚正是无数代努力的结果。

人生在世，改变的可以是语言、外貌、生活习惯等等。但是骨子里的血脉却不是能轻易被时间所凐灭的。人这一生到底有多少牵挂呢？你不妨放下手机，看看你陪伴左右的妻儿，看看已年迈的父母，看看许久不曾嬉戏的兄弟姐妹，看看变化繁多的故乡，看看一日千里的国家。

那丝丝沉淀在血液里的情怀和血脉相连，他其实还在！但是更多的需要你去用时间和感情去经营。不要因为他在身边，在眼前就可以忽视，因为离别总是来得猝不及防，不会给你准备，趁着他还在，他们还在，请珍惜！

左宗棠的家谱如下：

曾祖父：左逢圣，字孔时，一字仁乡，湘阴县学生员，以孝义闻名，居贫好施。

祖父：左人锦，不详。

祖母：杨氏。

父亲：左观澜，1778-1830，余氏（1775-1827）丈夫。

母亲：余氏，1775-1827。

妻子：周诒端，字筠心，1812-1870，湘潭黄荆坪辰山人。

妾：张氏。

兄长：

左宗棫，1799-1823，字伯敏，县学廪生。

左宗植，1804-1872，字仲基，一字景乔，1825年道光乙酉拔贡生，1832年壬辰本省乡试解元，即第一名举人。

子女：

长女：左孝瑜，1833生，字慎娟，适陶澍之子陶桄，著有《小石屋诗草》。

次女：左孝琪，1834-1873，字静斋，著有《猗兰室诗草》。

三女：左孝琳，1837生，字湘娵，适湘潭黎福昌，著有《琼华阁诗草》。

四女：左孝瑸，1837生，字少华，适湘潭周翼标，著有《淡如斋遗诗》。

长子：左孝威，1846-1873，字子重。

次子：左孝宽，1847生。

三子：左孝勋，1853生。

四子：左孝同，1857-1924，字子异。

后裔：

左景伊。

左景鉴。

左焕琛。

左焕琮。

左景权。

延藏法师。

《颜氏家训》：中国家训之祖

　　作者：[北齐]颜之推/著

　　简介：《颜氏家训》是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书，是作者关于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在传统中国的家庭教育史上影响巨大，享有“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它集前代家训之大成，在严肃的道德传承和尊长期待中，包含了浓郁、细致、深远的人文关怀。

　　点评：对颜之推及其《颜氏家训》，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有高度评价。他说：“颜之推是当时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经历南北两朝，深知南北政治、俗尚的弊病。”历史中的颜之推三经世变，身仕四朝，以一介儒生保持家业不坠，自有其独到之处。他对立身处世的经验之谈，对后人也自有其借鉴意义。此外，《颜氏家训》还反复强调读书上进的重要性，认为为学贵在真知，不可自欺欺人。这在“反智主义”、“学术垃圾”泛滥的当今社会，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2《曾国藩家书》：“三不朽”人格的践行范本

　　作者：[清]曾国藩/著

　　简介：“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乐、习劳则神钦——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像这样一句说透一生的话，在《曾国藩家书》一书中比比皆是。该书汇编了曾国藩修身、治学、治家、为官、理财、交友、待人、养生等方面的百余篇代表作品，堪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点评：古人将“立德、立言、立功”称为“三不朽”。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里曾写道，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做到“三不朽”的只有二人：王阳明，曾国藩。知易行难，这两人又是如何做到知行合一的呢？王阳明的《传习录》从理论高度阐明了“知行合一”何以可能的问题，他的文治武功也让后人感佩。但王阳明的“知”和“行”都不是常人所能知、所能为的，这使得他更像一个不可接近的光环。曾国藩则更像一个凡人，他的所有功德都是他克服凡人的缺点成为完人的结果——《曾国藩家书》就是他的经验、心得之谈。一般人按照他的经验践行，也能取得一番成就，真应了那句“人人皆可为尧舜”。故读者读来倍感亲切。　　

　　寻常百姓家风朴实

　　名门望族、世家门第有深厚的家风，寻常的平民百姓也有自己的家风。“身正不怕影儿斜”“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举头三尺有神明”等等在百姓口中流传的顺口溜，本身就是最朴素的家风的体现。

　　1《吾家小史》：书写一个百年家族的精神支柱

　　作者：余秋雨/著

　　简介：余秋雨曾自述：“余氏家谱我看到过很多，每次翻阅，都能从密密麻麻的长辈姓名间看到他们在接连不断的灾难间逃奔、挣扎、奋斗、苦熬的身影。这个清清朗朗地顶着一个‘人’字的姓氏，无法想象为什么自己的一部部家谱全都变成了灾难史。”作为余氏家谱中的一个小分支的《吾家小史》，余秋雨一家三代人在百年间也历经苦难。

　　点评：《吾家小史》是在《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两本“记忆文学”的基础上改写而成。该书是文化名人余秋雨迄今最完整的家族回忆录，展示了他作为老百姓的家风。

　　2《家世》：夹缝中的家风仍是教化之源

　　作者：余世存/著

　　简介：《家世》从“家风家教之于当下”的视角撰写了17个中国家族的传奇经历。每一家的家风家教自有特点，如：林同济家要培养专门人才，以适应中国的现代化；宋耀如家是要出伟大人才；聂云台家有家庭会议……这些家族中既有显赫大家，也有寻常百姓。读《家世》最大的收获，是能让人联想到自家、自身，以知道自己要传承什么。

　　点评：“家风家教”的现状很尴尬。一方面，在现代世界强大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面前，家庭教育几乎是无足轻重的，使得现代人的品质大同小异，很少看出其背后的家族烙印；另一方面，我们从小被告之自己的一言一行体现的是自家的家风家教，“有爹生没娘养”是人们对没有家教者最刻薄的表达。在这夹缝中，余世存仍认为家风是教化的根源。他在书中追问读者：在中国社会或著名或普通的家族面前，你是缺家教的吗，你能总结出自己的家风家教吗，你给社会或孩子提供了什么样的言传身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