畲族历史 畲族的族谱都记载了哪些内容

栏目:资讯发布:2023-11-21浏览:1收藏

畲族历史 畲族的族谱都记载了哪些内容,第1张

延续根脉的:畲族族谱

族谱是记载以有血缘关系为主,家族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载体。族谱是比较特殊的一种文献,它记载着祖先的事迹,传承至今,供后人阅读。而畲族对族谱更是重视,畲族族谱也是畲族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畲民本无编写族谱传统,明清以降受汉文化的影响,畲民效法 以修谱收族。编修族谱与建祠、祭祖同列为畲民家族三大事,而编修族谱是其中第一大事。如福安牛埕村《钟氏族谱·序》云:“五世不修谱乃祖宗之罪也”。又如《连江辋川蓝氏族谱》云:“谱之缺,系大矣。语云,无祠不成谱族,无谱不成家。三十年不修谱,谓之不孝。谱不修,则故老沦亡,典籍朽蠹,其中事迹有难以稽查矣。世情徒知,亲在,则亲疏供养;亲没,则衣衾棺椁。以此即谓之孝。讵知考在尊祖,尊祖则敬宗,敬宗故修族,修族则受亲,而孝于是夫全。”可见畲民是十分注重编修族谱的。

畲民族谱的初始形态简略、朴直、显明,没有过多的繁文缛节,不事“铺张”而仅求“的确”。如漳浦、连江一带蓝氏畲民的《燕山蓝氏原谱》,其开头部分仅叙自唐代至元代从开基祖至二十一世祖家传,但每一代仅书男性一人,且家传均十分简略。

如:“十七世祖万二郎,公字锯大,生于宋理宗淳佑五年四月初八日巳时,终于元成宗大德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子时,妻赖氏生三子,皆英杰。长熙一郎,次熙二郎,三熙三郎。……二一世祖七郎……”接其后以“燕山蓝家源派一脉相承,旁支不及”为题,将七郎定为“蓝氏太祖之初”。又言“七郎长子入漳州府漳浦,又迁居镇海隆教社。次子居闽省城西门外占籍侯官县。三房迁兴化府。”

随后才回朔《燕山蓝氏原谱》记载七郎三房各自祠堂,又各标画了祠堂匾额、对联等,还描绘祖宗坟莹,叙述各代人等没有严谨格式,而是有详有略比较随意。上述畲民族谱毕竟少数,现今所能见到的畲民族谱受到 族谱的影响十分明显,其修谱宗旨、体例、为自高身份而伪托、假冒等皆如 之谱。

如宁化县城南乡《雷氏家谱》云:“谱之修,岂徒籍以载一族苗裔生卒娶葬已哉?而尊主敬宗睦族追远之意,胥于是乎系焉!乎木本水源非修谱无以廑世德作求之念,续志述事非修谱无以见奉先思孝之枕。”还有闽东福鼎等地的《蓝氏族谱》把朱熹、范仲淹、苏询、欧阳修、韩琦等有关修谱的论述直接引载于谱中,作为修谱的宗旨。

又如福鼎《钟氏族谱》在序言中称其祖先:“志深公肇自高辛及东汉之钟离,西汉之钟仪。递传于兹千百余年。虽孔子删书断自唐虞,而《史记》所载至今如昨,明炳日月,非犹杞宋无征,文献不足可同日而语也。”钟氏俨然成为中原汉族世家,故他们的族谱堂堂正正的标上“颍川”堂号。其他的畲民族谱也是如此,如雷氏自称为“冯翊堂”,蓝氏自称为“汝南堂”,这些无非是想说明畲民家族是来自中原显赫世家。

还有一些畲民族谱则附会先祖跟随闽王王审之入闽,如《雷氏族谱》云:“唐光启二年盘、蓝、雷、钟四姓有三百六十余丁口,从闽王王审之为乡导官,分乘五大船由宁波渡洋入闽,船在洋中遭风阻,乃靠连江马鼻登岸,时徙罗源大坝头居焉。”畲民族谱虽在多方面一如 之谱,但也多多少少保留着盘瓠始祖的痕迹。如宁德猴墩《雷氏族谱》中的“驸马忠勇明王龙公像”、“龙公赞”、“凤凰山忠勇王坟茔图”、“得姓源流图”、“龙首师仗志”、“上古开派分姓开祥图”,福安田螺园《冯翊雷氏宗谱》中“凤凰山祖祠记”、“广东盘护王祠志”。

但漳浦县畲民蓝氏族谱则已经完全与汉族族谱汇为一流,丝毫看不出其祖先源出畲族的记述,他们称自己家族的堂号为“种玉堂”,意即先祖来自陕西蓝田,因该县盛产美玉名传天下,所以名门出贤子弟喻为“蓝田生玉”或“蓝田种玉”,漳浦畲民蓝氏的“种玉”堂号即源于此。漳浦蓝氏家族还编制了先祖从黄帝以来的世系,并以唐代扬州节度使蓝明德及八仙之一的蓝采和为直接先祖,经过对其先祖世系的编排,使人们从其族谱中看到一个世泽流长,宗光发扬的汉族世家。难怪近人称“漳州蓝氏一族看不出有畲族的皮肉”,在解放以后 对漳浦一带蓝氏族众进行科学的族属鉴定后才划归畲族。

由于畲民在接受汉文化教育方面相对薄弱,因此相当多畲民家族延请 知识分子代为修撰族谱。如宁德猴墩《雷氏族谱》在光绪二十三年由童山缪书亨修撰,后由其子缪培深续修。缪培深在《雷氏续辑谱序》中云:“闽川猴墩雷氏谱,前修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岁,系余先严主笔,时余在侧焉。越三十有一载,起杰、起权、起袁辈,暨各房长先生,合议续修。

而余尝主冰镜先生家,归好难忘,主宾相得,于是取择吉日,开祠发笔,采辑丁酉以后诸新丁,男女婚配岁庚,并志崇祠事实,更定新篇……”又如晋江《雷氏族谱》便是请陈姓的私塾先生代笔,该谱云:“先祖之事不可忘,昭穆之分不可容乱,遂集族众,特请惠邑黄塘乡新厝陈讳雪观,字温如,为西席,教督子孙,谨修族谱……”有些畲民族谱之修撰,主要由畲民族人完成,家族中知识分子更是承担起编修之重任。

如宁化县城南乡《雷氏族谱》中刊载了清代汀州府宁化县名人畲族进士雷宏的《世守谨书》:“我先大父慎庵公修谱时,与族中伯叔兄弟共订之族规也。先大父以躬为摔,乡族咸孚。若身为子孙者不能是训是行,上羞祖先,下渐衾影,尚敢望诸一族之人哉?一族之人众矣,贤愚不一,贤者敦行不怠,则愚者也自愧而思奋,此一族之兴替所关也,故谨载之卷首。”到了民国时期,闽东畲乡出现了闻名故里的畲族修谱先生,如雷一声、蓝宗山、钟肇基等。

畲民不仅和汉族有联宗现象,同时也有联谱之举,借以把不同宗支的同姓联系起来,增强相互间的团结和凝聚力。如清光绪年间福建侯官县籍的刑部主事钟大琨联络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等省钟姓官员,倡修连环总谱,凡钟姓不管畲汉不管何地,皆以颖川为郡望,共奉一古代汉族名人为始祖。畲民修谱是畲族更加汉化的表现,其最初本意之一是为了免受封建统治阶级对其的民族歧视,然而这一行为有利于民族大融合局面的形成,因此畲民族谱的意义远大于当初修谱者的初衷。

参考文献

1、福安牛埕村《钟氏族谱·序》,清乾隆十六年。

2、《连江辋川蓝氏族谱·序》,清同治十年。

3、宁化县城南乡《雷氏族谱·序》,民国三年。

4、民国《颍川钟氏宗谱》,道光年序。

5、民国《雷氏族谱·序》

6、白长川蓝氏源流考与罗东蓝家望族。1993年漳州市历史研究会“蓝鼎元逝世26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7、宁德猴墩《雷氏族谱》,民国十六年。

8、晋江丰山《雷氏族谱》。

9、宁化县城南乡《雷氏族谱·序》,民国三年。

10、蓝运全,缪品枚主编。闽东畲族志,宗族家庭。

我院前系与清朝潮汕最大官山美村郑大进公及丰顺布心九河同宗,明末与潮州鲲江祖失联,至乾隆丙辰(1736年)大进公登科回乡始归宗。

我院前太始祖南叟公,始祖榕斋公为丰顺布心九河山美共祖。创乡始祖颖和公。至今已20代以上,本族族谱已失,据证本乡世系如下:

太始祖:南叟公

始 祖: 榕斋公

创乡一世祖:颖和公

二世祖:羽士公

三世祖:梅兴公

五世祖:印山公(现存印山公祠一座,及裔孙太子少傅大进公亲题“榖诒堂”匾额一副)

六世祖:优莲公

七世祖: 明安公

八世祖:润新公

九世祖:联堡公

十世祖:悦之公

十一世祖:铭政公

十二世祖:朝壁公 (本人之太祖)

十三世祖:绵快公(本人之烈祖)

十四世祖:和林公 (本人之天祖,建“明经第”一座,我家尚有前房及火巷各一间)

十五世祖:暂失考

十六世祖:暂失考

十七世祖:其锦公

本人第十九代裔孙,万字辈。

自十一世祖始,命名世系如下:传家维诗礼流芳亿万春元良时振耀应运绍斯文

你好!根据你的情况,建议你去当地寻祖。

附寻祖步骤

一、寻根问祖第一步,必须搜集到相关资料

1、先祖迁居前居住地的确切记载(家谱记载或口头流传,如果是做官迁来的可以查看当地地方志史书记载)

2、始迁祖的名、字、号、排行字号,始迁祖生卒年月及相关生平事迹,典故。(始迁祖的兄弟、父、祖父的名号和有无同族、同支);

3、字派、排行字辈;

4、始祖的相关资料(始祖其他旁证资料,如哪个郡望,和谁是本族);

5、家族的迁徙史(如迁徙年月,还有迁徙的故事传闻)。

6、始祖和所修现有家谱的年代。

二、寻根问祖第二步:怎么搜集寻根资料?

1、有家谱的查看家谱,一般家谱的记载最清楚。

2、没有族谱的,查看祖坟墓碑文字 ,特别是始迁祖的墓碑,大都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资料。

3、没有族谱也没有碑记的,只能多问问族中老人,认真记录他们口述的祖居地名、村名、祖先名、字辈、故乡风物人情、故事传说等;尽可能的和老人交谈了解,并把这些珍贵的资料通过各种方式记录下来保存。

4、查看家里有没有保存以前的土地、房产契约,可以大致考查出始迁祖的名字,和所处的时代。

三、寻根问祖第三步:寻根信息的对接和确认

寻根信物并不是特指某件物品,而是指宗谱记载的、口头流传的祖先名号、祖坟祖墓这些寻根信息,通过网络交流,你可以和同宗相认对接的这些信息,没有相似点的,是同宗的可能性就很小,而寻根信息越详尽,寻根可能性也就越大。对于始迁祖的来源地名,因为在不同年代记载的方式不一样,比如多少都、什么府、郡之类的,可以根据大致地名所在地的地方县志,寻找到详细的精确位置,再对照如今的地图进行确认,也可以根据当地的人加好友咨询。

四、寻根问祖第四步:寻根的方式和实地考查

把以上这些东西收集得越丰富越好,然后在网上寻找宗亲网、姓氏网,发布寻亲信息。也可以在当地论坛发帖,再或者搜索加入当地QQ群,进入祖地群、同支派群等和宗亲交流,也可以在一些族谱数据库平台网站搜索。在网上联系上祖居地宗亲后,要向他了解祖居地相关情况;当大量资料能够确认对接上以后,可以到祖居地实地走访。在根据祖籍族谱记载,找出是否有外迁人员,与始祖资料是否一致来进行确认。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户籍制度,一直都是在中国社会中权重占比很大的管理制度。

如今,为了孩子升学买学区房,就是现代户籍制度的一个缩影。在明清时期也是一样,老百姓为了能参加科举,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户籍,还有田产。

朱元璋上任后,执行“里甲制”一百十户为一里,每10年编修一次。这个制度以保障部分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通过这种登记,老百姓的田产就得到了官府的认可。

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入籍。

入了籍,向朝廷纳了粮,等于行使了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于是,也就有了可以参加科考的权力。而那些流民们耕种的土地,由于自身无户籍,当然,就没有合法性了。户籍,如此之重要,所以,在各家的族谱中,都会“浓墨”的书写一番入籍的地位等等。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有了户籍,才被认可是国家的“子民”,才能有去开发、利用土地的资格,以及可以参加科考的资格。

这里就有一个案例:

说的是蓝山的一个家族,从记载这个家族入籍祖以及土地纠纷案,就可以看出当时户籍制度的“强大”功能。《钟氏族谱·阖户宗祠》非常浓重地介绍了入籍祖,并将其和始迁祖并列,是“百世不祧之宗”。虽然,二人只差一代,但“入籍”的功劳却显得意义非凡。

再来看《钟氏族谱·阖户田租表》,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止,这位钟姓户祖的祭田数量排列第一,地位更是无人可撼动。根据族谱记载,开立户籍是在明初,祖先于元延祐间,从江西迁至湖南蓝山,并定居在黎家头。

因为,黎家从宋朝开始,就是当地的大户,到了元代中期,家族没落,到了钟家第三代时,黎家的很多家业,陆续归钟氏,钟家开始起家。就家业而言,第三代贡献更大些。但若是没有户祖的“开立户籍”,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得到官府的认可。

当然,他人也不会认可。

到了修谱的1936年,其家业已相当雄厚,山场的南北长度有三十来里。之后,也正是有了户籍,名下的所有产业,才得到了官府的认同。也因此,如果发生土地纠纷时,就会占据有利的一方。光绪十六年(1890年),钟家就发生过一起和雷家的土地纠纷。

根据族谱记载的官方判词,判雷姓族谱所写为假。因为,字迹不符是伪造的,所以,有争议的土地一概为钟姓管业。可见,两家为了争夺土地资源,都出具了族谱。甚至于,雷姓一家为了利益制作假的族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族谱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除了记录先祖的事迹,还能成为证明“家业”的有利证据。

还有一个类似事件,是发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钟姓和崔姓的一桩墓地纠纷。根据文字记载,崔土保兄弟立了一份契约,保证不在“坟山顶脑上开挖、栽种生理”,还请了公证人。虽然,崔家买的土地和钟家的墓地挨着,但未必一定会跑到隔壁墓地去开挖栽种。而钟家却认为这会坏了风水,要求崔家立下契约,否则,就会以此为据告官。

再来看看户籍和科考的关系。

根据《大明会典》,洪武十七年(1384年),朝廷规定:各府、州、县生员乡试前要“各具年甲、籍贯、三代”。

清代的规定更加详细,就是为了防止“冒籍”。如有违反者会有重罚,“生童有籍贯假冒者,尽行褫革,仍将廪保惩黜。”除此,还规定:祖上要入籍20年以上者,且名下的家业在官府有登记,才有考试的资格。

那么,为何科考如此重视户籍?

因为,有名额的竞争,今天亦是如此。以《蓝山县图志》记载的一个事件为例:在康熙年间,湖南蓝山、宁远二县,就出现了一桩户籍争端事件。

大慈乡四十六村原属于蓝山县,和宁远县距离较近,便到宁远县购置田产庄粮,向宁远县交纳钱粮。那时,新来了一位县令,“不查来历”,就将四十六村村民归了宁远县籍。但老百姓不愿意了,因为,当时每个县的科考名额是有规定的。根据该县的整体“文风高下”,以及缴纳钱粮人口的多少作为基准。

最终,四十六村的村民不仅回到了蓝山县,还为蓝山县令建祠树德政碑。

由此可见,户籍对于科举有多重要。

当然,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移民迁入,都会让和土地、科举密切关联的户籍地位越发重要。除了这些,如: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等,都和户籍有关系。即使放到现在,户籍依旧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

时至今日,户籍在我国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日常出行,大到结婚生子,买房买车等。试想,如果你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那将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这样的你,还怎样在现今的社会生活呢?简直是寸步难行。

《钟氏家谱》载:仲銮长子,万禄字天爵,生于明成化戊子(1468年)三月二十五日。奉例纳七品散官苛身。生子七:钟美、钟盖、钟芹、钟莱、钟薰、钟莘、钟茂。

抱子钟康进为报答养父之恩,特建造“荷恩堂”。而亲生的七个儿子以抱兄弟钟康进为榜样楷模,也为谢父恩建造禄公祠。

禄公祠位于“荷恩堂”的西北面,堂、祠相隔距离不上10米,禄公祠是由钟万禄生养的七个儿子筹资兴建的。此祠的占地面积约200余平方米,建筑工艺精湛,全部青色火砖建成,历经数百年风雨,至今坚固美观。

传说,禄公祠的地址是钟万禄生前生活居住地,去世后又是操办他后事的地方。钟万禄抱子钟康进的故事在程龙、渡江、县城流传至今。

他的儿子们为表达对父母之孝敬,选址于此建祠。

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宗谱等,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先秦重要史籍《世本》为我国家谱的开山之作,其内容系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的记录,其作用在于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等。魏晋时期,门阀势力盛行,家谱成为门阀豪族势力维持其政治经济特权的重要工具。郑樵《通志》卷25:“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因此,谱学大盛。降至明清,私家修谱盛行,成为宗族普遍关注的大事,一般是三四十年即重修一次,往往是一修再修甚至多次重修,依封建统治者的逻辑就是“笃宗族以昭雍睦”、“修族谱以联疏远”。皇家也积极修谱,称为玉碟,由宗人府具体承办。现存家谱主要是宋代以后尤其是清代的私修家谱,其体例主要是融合欧阳修、苏询二体而形成的规范化的谱式,即“首世系,次讳字,次婚姻、次子嗣,凡祖宗之德行,品望、功业、文章悉载于谱。故族递衍而不乱,祖德常佳而不朽。”(《兴化戎氏重修宗谱》序),其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

(1)谱名,有称家谱、家乘、族谱、宗谱、世谱、会谱、统谱、房谱、支谱等的不同;

(2)谱序:包括达官贵人及儒学大师等撰修的序言,用以反映本族的历史、族望、修谱简况及修谱原则等;

(3)谱论,即论述修谱的意义、原则、方法等;

(4)恩荣录,包括皇帝对家族成员中官员及家属的敕书、诰命、赐字、赐匾、赐诗、御谥文、御制碑文及地方官府的增谕文字等;

(5)遗像及像赞,载有祖先及祖中重要人物的遗像,并配诗示赞;

(6)族规家训,包括祖训、家礼、家典、家范、家戒、家规、族规、族约,是约束族人的礼仪规定,它对于族长的特殊地位、族众的行为准则、祭祀的礼仪、族产的管理等都有具体而又细致的规定;

(7)五服图,即明确族众的五服关系;

(8)世系,系家谱内容的主体,族中所有成员依照图表格式,按辈分次序进行排列,借以明确族人的代系及血缘关系等;

(9)谱系本纪,即记载族人的简单情况,如本人名字、父名、排行、字号、生卒年月日、科第、官职、妻室、葬地、子女等;

(10)命名行派,为族人命名需依一定的顺序以区别辈分,如曲阜氏依照“兴额传继广,昭宪庆繁样,会德维垂邮,钦昭念显扬”二十字命名;

(11)官迹,记载族中历代官宦名人事迹,有的还专门收集族中及第人员;

(12)传记;即族中名贤的传记材料,有行状、行实、事状、志略、忠义、孝友、贞节、寿文、贺序、墓志、序文、祭文、年诺等;

(13)先世考,考正本族的历史渊源和迁徒情况,如得姓始末、始祖、世派、迁徒地区等。 (14)名i录,记述与本族或族中成员有关的山水桥梁、亭台楼阁等

(15)祠堂,有记堂图、祀文、捐祠者姓名、祠堂规制、神位世次等;

(16)族产,如祠田、义庄、山林、房屋、田至及租佃文契;

(17)坟墓;即族人的墓地分布;

(18)艺文,收录族人的著述;

(19)领谱字号,记载家谱的编号、印谱总数、分发各房谱数及领取人名。

以民国时的家谱为例,它所构成的体例要素计有三十项:

1.谱名。2.目录 3.谱序

4.凡例5.万年历6.世源

7.世系图 8.派序 9.先祖像及赞

10.恩荣录11.宗戒12.家训

13.家戒14.坟茎15.五服图

16.宗祠17.族产18.耆旧传

19.艺文20.大事记21.历届修谱名目

22.承修名目23.提修名目24.新旧居迁地名

25.门丁数26.领谱字号27.捐输名目

28.杂记29.后记30.宗支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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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家谱还有专章记载本宗族曾经发生的大事,如与其他宗族发生的纠纷或械斗;与冒认本族的同姓所打的官司等。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是传家之宝,一般秘不示人,故领谱子孙妥善保存。每次大祭时,全族将所有现存家谱集中到祠堂查验,凡是遭到鼠咬、油渍、虫蛀、受潮霉烂的家谱,藏谱者都要受到声讨和处罚,若卖出即被作为不孝子孙逐出宗族,如《西石城风俗志》记载江南一带的世家大族“谱集,污则罚之。谱未呈验者,亦予罚。”由于家讳甚严,家谱严格遵循隐恶扬善的规定,但家谱仍是人们认识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载: “汉书艺文志是秦、汉以前著述的总录,隋书经籍志是隋以前著述的总录。”那么“家谱”一名的取用应在汉至南北朝时期。所以,在《新唐书》中,以“家谱”冠名的才真正开始多起来,如“谢氏家谱”、 “薛氏家谱”、“颜氏家谱”、“李用休家谱”等。说以“家谱”为名始于宋代,是不确切的。作为家谱,本应为一直系之本家谱。但后来,绝大多数是凡同一区域内的同一先祖的各分支后裔的共同谱牒统称为家谱。从历史上谱牒用名看,宗谱、族谱、家谱应是有一定区别的。

大宗小宗 古代宗法规定,同一始祖的嫡系长房继承系统为大宗,余子为小宗。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这是周代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当时大夫、士阶层家族的始祖,一般是国君的别子,别子无权继承君位,必须分立自立一家,成为某一家支的始族,即“别子为祖”,继承始祖别子的也只能是长子、长孙、长曾孙这一系统,此谓“大宗”。《仪礼·丧服》:“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服族也,”极言大宗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高:别子的继承人是世代不断的,故称“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别子除有长子,还有其他儿子即庶子,庶子系统属小宗,小宗仅继承其父,故称继祢者为小宗,小宗超过五世,即无丧服规定。随着世代的推移,一个宗族扩展到旁系林立时,仍然可以通过尊奉大宗的方式被约定在血缘集团之内,而不会导致零乱。上述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缘远近区别嫡庶亲疏的法则叫宗法,在周代极为完善,后世或尊行大宗之法,或恪守小宗之法,都对周代的宗法制度作了变通处理。

简言之,凡同祖之裔为宗,宗人凑聚为族,按古宗法制度所制,大宗和小宗的合称为宗族。

事宗礼 聚族而居是古代中国人常见的居住形式,族人常恪守的事宗礼包括:平居遇事应咨告宗祠,如祭祀、嫁女、聚妻、凶事、生子、易名、出外求学、荣归故里等。如遇族内发生吉凶大事,宗子需率全体成年男性族人赴祠禀告,祭祀先祖。祭毕合族会食。“凡所告事,宗于皆书于宗籍,大宗无后则支子以昭穆之后宗之,则宗道存,而诸义有主也。”(《续通典》卷67)

义田 又称“义庄”,指宗涝用于赈恤族内贫寒人家和奖励贞节义行的田产,始创于北宋范仲淹。范仲淹创设义庄的初始动机是:‘祖宗积德百余年始发于我,今族众皆祖宗子孙,我岂可独享富贵”(《宋人小说类编》卷一)义田大多由宗族显贵捐献而产生的,一般设有专人管理,以防族人侵渔,并且不准典卖,地权比较稳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族人的生活困难。故顾炎武说:设立义庄“夫惟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思,吉凶有通财之义。”如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矣。”(《皇朝经世文编》卷八)清朝政权考虑到义田的巨大作用,严厉惩罚那些盗卖义田的不孝子孙,以保护宗族公产。

家讳 即家族或家庭之内的忌讳,又称“私讳,”与“国讳”相对。古人视直呼尊长姓名为大不敬,故晚辈在日常言谈和使用文字时,要回避祖、父等长辈的名字,做到“臣不言君名,子不言父名。”家讳现象,周代即以出现,汉晋逐渐盛行,至南北朝进入全盛,后世相沿,但明清时稍松。依家讳要求,外出写家信,信封上忌用父亲名字,而要用本人名字写成“某某某平安家信,”对别人说起自已的父母,亦多用“府君”、“萱堂”、“椿庭”、“家父”、“家母”一类的词代称。在行文时,如遇与长辈相同的字,则以改字、缺笔等方法加以回避,以表尊敬。如苏东坡作序,一律以“叙”代替“序”字,以避父讳“序”;司马迁父名“谈”,故他在《史记》中从未用“谈”字,家讳发展到后世已不限于文字和称呼上,如晋代桓玄父名“温”,其家中讳说“温‘,因来宾要求温酒竞至大哭,

排辈 宗族内以宗谱规定辈分用字以公开族人所处的辈分。族人在命名时(尤其是男性),名字中必须含谱定辈分用字,放于名字中间,俗称某字辈,以此作为族人相互关系的标志,防止族内人际关系发生混乱。这种规定自汉代开始,明清时期的大家族颇为盛行.如江西九江吴氏的排辈为:德里伯志盂,时添国道中,之登光宗应,茂学仁宜从。周邦新进化,富寿兆长荣,昭代闻仕启,恒慈建立洪。昌明高尚法,永守善良功,锡庆开先业,修和本大同。江西靖安钟氏的排辈为:子孙永昌,宗先福长,顺龙有庆,发荣万方。可见,排辈用字连接起来反映了强烈的血亲观念、浓厚的尊祖意识以及对于宗族繁荣昌盛的期望。

遵昭穆 是在周代确立嫡长继承制的前提下,为适应宗族组织的存在而出现的一种行辈标志制度,其盛于西周,后世则仅用昭穆表示辈分如父子的关系。其制,在确定宗族庙次和墓次时,始祖居中,父昭子穆,父穆子昭,左昭右穆,依次转换,以使在祭招、丧葬、继承和赐爵等礼仪活动中明确区分行辈,严防宗族内部的辈分发生紊乱。故<礼记·祭统》:“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周礼·夏官司马·司土》:“及赐爵,呼昭穆而进之。”周代设专官区分昭穆,如小史、小宗伯等。小史负有辨昭穆的责任,就是指史官应根据系世来确定王族成员的行辈。《周礼·春宫宗伯·小宗伯》特别强调小宗伯的一项职责是:“辨庙祧眨昭穆,”意即在为某位祖先建立宗庙时,朝廷的典礼官便要事先根据死者行辈标志的昭与穆,来确定其宗庙应建在宗庙群中的昭组还是穆组的位置上。这种以昭穆区分行辈的办法比较原始,在汉代被以行辈字标志行辈和方式取代。

九族 是先秦时期概括宗亲关系的一种说法,以西周为最典型,见于《左传”桓公六年》:“亲其九族”。《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关于九族所包含的亲属范围,古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其一认为九族全系父系宗亲,即指上至高祖,经曾祖、祖、父、已身、子、孙、曾孙、直至玄孙的九代的合称;其二,认为九族亦包括异姓有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认为几族亦包括并姓百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具体分布为:父族四指五族之内为一族,父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子子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母族三,指母之父姓为一族,母之母姓为一族,母之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妻族二,指妻之父姓为一族,妻之母姓为一族。可见九族是一个较大的亲属团体。后世在概括宗亲关系时基本上不用九族的提法。

六亲 即六代宗亲。古代有宗族亲情到第六代为止的民间成规。<礼记·大传》:“六世亲属竭矣。”《贾谊新书》:“人之戚属,以六为法,人有六亲,六亲始日父,父有二子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从父而昆弟,故曰从父兄弟。从父昆弟又有子,子从祖而昆弟,故为从祖昆弟。从祖昆弟又有子,从曾祖而昆弟,故日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为族兄弟,备于六,此之谓六亲。亲之始于一人,世之别离,分为六亲。亲戚非六则失本末之度,是故六为制而止矣,六亲有次不可相谕,相谕则宗族扰乱,不能相亲,是故先王设为昭穆三庙以禁其乱。”依此,到了第六代,即出了五服,已无亲情关系。宋代以后,以族规、义田、家训等为特征的宗族制度开始兴盛,宗族亲情被无限延伸,以激发族人的木本水源之思,但仍然注重六亲之制,只不过与六亲之外的族人可以保持较谈的宗族亲情。

谱学 自有文字出现,即有早期的人物记录。由简单的零散的记录发展到连贯系统的世系记载,由分衍世系到综合为后来的整体宗族世系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从而创造了人记录自己生平世系及血缘关系的专著,这就是谱牒。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以编撰当代姓氏人物世系为题材的籍典,有以人物世系为研究对象而创制的体例和修撰法则,从而研究它的起源、类别、功能、社会作用等,进而“演为专门之学”,这就是谱学。早期的谱学概念,主要着重于谱碟的修编、总汇、法则等方面。晋太元中贾弼撰写的《姓氏簿状》,称其为贾氏谱学,梁王僧孺在贾弼旧本的基础上,充实增补改撰为《十八州谱》,号为王氏谱学。隋唐时的《衣冠谱》、《开元谱》、《元和姓纂》、《永谱》等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唐在全国收集了大量的士族家谱,考其世系,撰编成大型的《氏族志》一百卷、二百九十三姓、计一千六百五十一家,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至今敦煌石室还存有《氏族志》原始写本残页。五代以后,有郑穛的《通志》著录谱序六种,另有《氏族典》、《古今姓氏书辩证》等都是有影响的谱学专著,特别须提及的北宋欧阳修与苏洵在谱学领域所创制的欧苏二体,为谱牒的修撰提供了至今不改的法则。这些古代谱学成就,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现代谱学,更着重于谱牒所涉及的历史内容而进行的学术研究与探讨,取其有史学价值和人文科学价值的精华部分,并从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地方史等方面解析历史,从而服务于现代社会。

谱法 所谓谱法,是按一定的规则制度、体例进行编撰谱牒的方法。这个方法,其要点就是怎样完整、准确、明了、有序地记载族人世系及其有关事项。从广义上讲,一部完整规范的谱牒,应涵盖该族历史、源流世系、人物、事件、业绩、迁徒、族规等内容。自宋起,编撰谱牒有两法,即欧体和苏体,也称欧式和苏式。

支谱 顾名思义,支是主干之外的分支,意属为同祖之下分衍的众多后裔,而后又各有其世系的支派。所谓支谱,就非常明确了它的谱牒定位,即局限在该祖之下的一个独特分支。形成或成为“支谱”的因素往往也是因分衍、择业、迁徒等原因,游离在原宗地所发展而成的,所以冠以“支谱”,它本身就表明了它属某宗之下的一个分支。支谱仍属于族谱范畴。

家乘 家乘,原意为以记载私家之事的文录。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山谷晚年作日录,题曰家乘。”家乘属于家谱的范畴,因此后有少量的家谱也冠用家乘。家乘是从“史乘”袭用而来。虽然冠用家乘的不太多,但对谱碟的称谓单位则多有使用“乘”,是谱牒定量的又一别称。谱中有如:“以上大乘,每乘拾八本。”这里所谓的大乘非指佛教“大乘”之意。乘,本为春秋时晋国的史籍名,以后引申到载史之类的书,可称“史乘”。因此将谱列入史类称乘,大乘即本族总谱和门谱的合称,如“每乘拾八本”,即这部完整的谱碟共十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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