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氏源迁

据《出府家谱》记载： 出氏族人从清乾隆丙辰年开始修谱，盖乾甫公口述，质候公序谱，懋甫公截笔，至清乾隆三十三年，记原流元太尉纳哈出明洪武二十年农历9月，封为海西候，分隶云南、两广、福建，封君自处，讳不归公。妣娜氏，男佛家奴，从燕山北平入闽，依明洪武十四年黄册，占藉福州中卫十三甲，屯田三十二亩。佛家奴系纳哈出后裔，去纳哈以出为姓，隐而不宣达十二世。至清高宗皇帝三主乾隆大帝问出科联祖所自，对：“以元太尉纳哈出裔分出为姓。”帝称誉：“好固奇姓！”始祖姓显白天下。佛家奴原名不改，率祖率亲之意也。福中入藉，第一世～第五世三迁，故只有总牌名字，祖系一世祖纳哈出不归公，二世祖佛家奴公，三世祖通昭公，四世祖舜宾公，五世祖光育公。

1985年1月5日，泉州市人民政府正式批示，确认出氏族人为蒙古族，隐居五百九十二年的历史才公开向全世界宣布出氏是蒙古族。经深入细阅元、明两朝史册，并考证《出府家谱》，可知出氏族人族源：蒙古族原聚居蒙古高原，出氏蒙古族人如何到东海之滨的惠安西北部的山沟里（既现福建省泉港区涂岭镇小坝村）？要解开这个迷，需上下求索，追根溯源。

出氏蒙古族人的远祖是木华黎(公元1170～1223年)。据史籍《元史·木华黎传》记载：“木华黎，札刺儿 氏，世居阿难水东，父孔温屈哇以戚里故，在太祖麾下，从平篾里征乃蛮部，数立功。后乃蛮又叛，太祖与六骑走，中道乏食……太祖马毙，五骑相骇。孔温屈哇以乘马济太祖，身当追骑死之，太祖获免。有子五人，木华黎其第三子也。”可知，木华黎是蒙古族人，他是在蒙古族刚倔起的战火中成长的，并在蒙古族统一中国的战争中，累立奇功。史籍《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记载：“宋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农历10月，蒙古木华黎统兵侵金，所向残破。”“宋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农历12月，蒙古铁木真以木华黎有佐命之功，后面拜太师国王，承制行事，赐誓券金印，分宏吉刺等十军及番汉诸军，并隶麾下。建行省于燕云。”且谓之曰“太行以北，联自经略，太行以南，卿自勉之。”“宋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农历3月，蒙古木华黎以疾卒于解州(今山西解县)。木华黎雄勇善谋，与博尔木、博尔忽、赤老温俱以忠勇佐元主创业，赐号为拔里班曲律，犹华言四杰也。四人之子孙，皆领宿卫，号四法薛，出官则为辅相焉。”可见木华黎是蒙古族人，元太祖的大将，开国元勋，功勋昭著，是蒙古族四大杰出人物之一。其子孙后裔，皆为元朝辅弼股肱之臣，族裔兴旺、发达，延绵不断。 蒙古族人木华黎裔孙，元太尉纳哈出降明后，明廷将其所属的二十万蒙古军，“分隶云南、广西、福建各司处”。纳哈出本人，在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被封为海西候，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7年)农历7月随从傅友德征云南时，卒于途中武昌(今湖北武汉)。 纳哈出之长子察罕，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农历8月袭封，改为沈阳候。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农历4月因受“蓝玉事件”牵连，故被诛除。是故，纳哈出及其长子察罕是蒙古族人，均没有到过闽疆。但纳哈出所属二十万蒙古军，其中一部分被派遣至福建，迁入福建的蒙古军，落籍福州。 据《出府族谱》记载：“明洪武廿年(公元1387年)，元太尉纳哈出封为海西候，所部官属授职有差，皆食禄不任其事。分隶云南、广西、福建，占籍屯田，充入卫军，以出为姓”，说明落籍福州屯田的蒙古军中，有部分人是姓出的。《出府族谱》又载：“洪武中，福州中卫故军几十外姓，一百二十二户为左所。明正统后期(公元1438～1449年)，军政不修，卫军暂次逃敌循亡。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倭夷大变，军政再修。而福中左所一册，但存张、陈、林、许、李、董、出七姓，顶起始终。明之世以屯军占籍，而有功于御倭也。出氏族人自洪武时，二世祖佛家奴以本等名色充入卫军，而始祖不归公称职食禄，不任其事，闲员而已。”可见，这部分出氏的屯田军士是纳哈出的后裔，即入闽始祖出不归。 据《出府族谱》记载：“始祖不归公，元太尉纳哈出之后，洪武中屯田福建，授指挥使，分出为姓，妣那氏，男佛家奴。”因此，出不归是元太尉纳哈出之后，并任福建屯田军指挥使，是入闽始祖。 综上史实表明，出氏族人是纳哈出的后裔，纳哈出是元朝木华黎后裔，木华黎是蒙古族，纳哈出是蒙古族，出氏是蒙古族无疑也。 木华黎之父是孔温屈哇，在元太祖铁木真麾下征乃蛮部，数立功，后乃蛮又叛，元太祖引六骑走，中道乏食，元太祖马毙，六骑相骇，孔温屈哇马让太祖，身当追骑死，元太祖获免。孔温屈哇第三子木华黎雄勇善谋，元太祖与其结为兄弟，出氏族人因木华黎为皇亲，是历史事实无疑。 纳哈出不归隶入闽疆，又是被朝廷派遣到福建任屯田指挥使，为何要改名更姓？这是因为在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农历4月，纳哈出长子察罕因“蓝玉事件”被明朝政府“诛除”，所以，入籍福州屯田的纳哈出后裔怕被诛连，是时次子佛家奴去“纳哈”分“出”为姓氏，由福州迁至后龙象狮，由象狮迁至涂岭新厝，再由涂岭新厝迁到照船山下洪厝坑（今福建泉州泉港区涂岭镇小坝村洪厝坑自然村）。 出氏族人定居后，也受汉族影响，埋名隐姓，所以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更无传授，这是一个最大的遗憾。出氏族人将在党的政策沐浴下，望来日能够学到蒙文和蒙古族的风俗习惯。

现在，出氏族人与当地的汉族的各种习俗大同小异，基本上呈民族大融合的现象。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是一年中最为热闹的几个节日。除外，还有农历7月7日、农历10月29日等节日，也是出氏族人的喜庆节日。唯一与其他地方蒙古族人不同的，是出氏族人同汉族共享中秋节。

名人显事

据《出府谱序》记载：清顺治至乾隆期间，因出隆显白天下，因清统治者同意出蒙、满等少数民族，因此得到清统治者之青睐，所以出现了一批举足轻重的文士、武将。如今孙同中举的出一马见、出希尧，还有兄弟出科联、出梦鲤及出美候、出调元等人。

出氏古迹：

①出梦鲤兄弟的“翰林第”一座，内挂“进士”、“解元”、“文魁”等模匾，有出科联遗像及其墓志铭。

②出光育墓、光育妾墓各一座，科联墓一座。光育为涂岭小坝出氏始祖，其墓碑写道：燕山、皇明、光育出公祖坟等字样。

③洪厝坑“出氏家庙”一座，中所悬“忠节”，左挂“进士”，右挂“文魁”，中梁钉有“解元”等鎏金模匾各一。家庙大门联为“燕南无二族，惠北自一宗”。家庙边柱联为“帝廷称奇姓，闽海振科名”。家庙内堂中木柱联为“一案拱门楣预占遇试皆一，三台壮屏翰早卜达尊有三”。

④洪厝坑对面之烟道山，因出氏迁居洪厝坑遂改名为“燕山”，与祖先之居相符。

⑤所有农具仍然书写“燕山出记”，住宅仍书“燕山出府”。

出氏族人埋名十二世，在清朝中期显白天下，太史公有机会随清高宗皇帝乾隆大帝游览山川名胜，作赋吟诗，真如诗中所显耀的那样：“遐想英才看荟萃，荣叨迷选沐皇仁。”成为名垂青史的显赫姓氏，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诗文现遗留下来无几篇，更无全部入谱，可惜的是原来藏有一个纸箱，被一个不懂事的人毁掉，上述情况都无法说其所以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然是个迷。蒙古族出氏族人自元末明初入闽定居后(大部分小聚居于现在的福建省泉港区涂岭镇)，和汉族人民群众和睦相处，共同生活。政治、经济、文化进行密切地交流与互通，受汉族全面影响，文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小坝行政村，出氏蒙古族人最初只有纳哈出后裔入闽始礼服同不归的五世孙出光育一家，他们为了脱避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隐姓埋名，荒弃了本民族的生活习惯、语言文字等，现已全面汉化。在生产、生活、斗争中与汉族人民建立了战斗情谊。

1930年4月，省委调陈平山任中共泉州特委军委书记，与此涂岭镇小坝村也开展了农运，建立中共党组织，成立党支部。出氏族人出福元也联系群众投入农运。当年农历9月间，带领暴动队伍二百余战士，四面围攻涂岭街地主陈速生住宅。陈平山根据省委的指示，继续以涂岭镇凌溪、泗洲、樟脚、寨后、后楼、洪厝坑为据点，大力开展涂岭、内三坪游击活动。在此期间，出氏族人民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同汉族人民一起并肩作战，并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自1985年恢复民族成份以来，出氏族人民也一如既往地同汉族人民和睦相处、团结互助、友好往来，建立起亲密无间的社会主义新颖民族关系。真乃谓：“五百年风云际会，蒙汉两族情意深。”纳哈出隶入闽疆，分居两广、云南、福建，封海西候，次子佛家奴以本等名色，占籍福州中卫街十三甲，屯田三十二亩。因纳哈出长子察罕在兰玉事件发生后被明廷“诛除”，佛家奴怕被牵连，去纳哈分出为姓氏，迁至后龙象狮，再迁至涂岭新厝，最后迁到照船山下的洪厝坑村。隐瞒族姓至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3年)，出氏显白天下，才涌现一批文武将士，如出科联戊午解元，巳未翰林，选入翰林院，庶吉士授检讨，又有兄长出梦鲤，还出现公孙举人出希尧、出一马见，还有出美候、出调元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蒙古族出氏族人同全国各族人民群众一样，生活在民族团结的在家庭中，享受着民族平等政治权利。1985年元月五日，惠安政府在涂岭镇小坝村洪厝坑自然村召开恢复蒙古族成立大会。埋名隐姓五百九十二年的蒙古族出氏族人再现了本来面貌，这是中共的民族政策的一件重大成就，自此，祖国朔方剽悍的民族在祖国东海之滨沐浴着党的民族政策的阳光。吾蒙古族，在民族大家庭中享受平等政治权利，在参政议政方面、在就业方面均与兄弟民族不相区别。现党政军、工农商等行业均有出氏族人同胞，也受到同等的待遇。

目前经济：出氏族人居住地群山环抱，交通不便(山地一万二十亩、田地一千五百三十二亩)，无任何工业，农业只有稻谷、小麦、地瓜，够于自食，畜牧业有所发展，生猪及猪苗可以供应市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出氏族人的民族成分恢复以后，果木有所发展，特别是山地与农地综合开发更有成就，有的农户果树收入每年可达万元。出氏族人的民族成份恢复后，政府建立了小坝小学、燕山小学，还有前欧、樟脚、九社等小学。适龄儿童全部入学，四十岁以下村民全部扫盲。小学、中学、中专、大学大有发展，成绩显著，现今基本上每年均有大学生毕业至社会工作。

小坝小学：是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的一所希望小学。共有老师十三人，学生约二百五十余人，主要覆盖小坝、甘蔗园、后头、上新、东洲、南型等六个自然村。

燕山小学：全称为燕山蒙古族小学，建于1982年，也是福建省泉州市道清。 ”

据任氏谱牒记载，始迁祖有智公原有兄弟七人，名讳有仁、有义、有礼、有智、有信、有道、有德。惟长兄有仁留居守祖，其余兄弟六人分别迁徒落居直隶、山东一带（据十七世孙延耕说，始迁祖有智公为山西洪洞任氏第四十四世孙）。有智祖于洪武二年（1369年），由山西洪洞县迁徙至直隶保定府枣强县，又旋徙山东滨邑（今山东滨州市），洪武十三年（1380年）又从滨邑迁至青州府寿光县西北隅立南雷子埠村（今属东营市广饶县）。当时，这里土埠群起，村北有一雷公庙，故立村名为南雷子埠。村南有阳河流水潺潺，村北有淄河蜿蜓曲折。二水丰沛明澈，鱼蟹甚多。东有广阔的清水泊、巨淀湖，芦苇茂密丛生，故祖上家家从事编织苇席之手工业。站在土埠之上，向南远眺，云门山壮丽景色尽收眼底；向北遥望，广袤的原野蔚为大观。我雷子埠实属物华天宝之地、人杰地灵之乡。始迁祖有智，二世祖江，（据说还有二世祖海等，来源同上）三世祖盘、蓝，四世祖光祐、光祜(hu四声)、光先，五世祖钺、金、巩、鈗、镛、九忿、钲、锜、鋐、锖、铣、锋、谨、权、量、审、法、度、官，以上二十六祖百余年在南雷子埠以稼穑为业繁衍生息。

随着人口的增多，族人四处发展。明嘉靖四年（1525年），四世祖光祐、光先后裔在埠阴两侧分别东西立村，东边即现在的东雷子埠村，西边为现在的西雷子埠村。后来，以西雷子埠村为中心建了一座任氏祠堂，供族人奉仰先祖。每逢过年过节，族人轮流祭祀。明隆庆元年（1567年），五世量祖之后高六公相继迁往寿光羊角沟南任家庄子村，其后人相继迁往大家洼村、邵家村、西北河等村，同期，审祖后裔守道公迁岳庄村，后人分居风凰庄子村、斜庙村、高密市等地。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五世金祖之后裔迁淄河以东，因此处老淄河东岸有一过河道口，故村名为东河口村。万历末年（1620年），有任姓从西雷子埠村去河北岸的一片注地垦荒并立村，因当时条件艰苦，住茅草屋子，常年辛勤耕耘，后人故名北辛村。崇祯元年（1628年），五世铳祖之孙程万、凌霄等迁居寿光韩家庄子村。康熙十年（1671年），五世镛祖之后裔从西雷子埠村迁往淄河北岸定居，因西与西刘桥村相望，故名东流桥村。后来又有任姓迁入西河口村。南雷子埠村、西雷子埠村、东雷子埠村、东河口村、北辛村、东流桥村、西河口村合称五雷子埠。与此同时，三世蓝祖之后裔道、度去寿光饮马村、青州阳河村一带立村定居。

早在嘉庆六年（1801年）已查明，今昌色市ト庄镇南任、东任、北任村之任姓皆为我五世官祖之后裔，此次续修宗谱纳入谱系。据乾隆年间考稽，离始祖居住地雷子埠四十华里乐邑官仓后（今乐安街道钟家村、广饶街道十三村）的任姓，均为四世光枯祖之子征、锜、的后裔。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十五世祖绣春命其子象乾查稽老谱按世系修谱，考证了锋祖三兄。十五世贵初祖等在1990年又考稽锋祖四兄销、五兄统入谱。深感遗憾的是，谨、法二祖之后裔下落不详，难以记叙。

我任氏后裔主要分布在广饶、寿光、昌邑、青州境内。平度、昌乐、莱州、博山、莱芜、滨州、高密、东三省等地，也有我任氏后商分散居住。由于人口繁行众多，从五世祖开始分支脉，相继分家自立。其主要居住村落如下：

钺祖一支：主要居住南雷子埠村，部分住西雷子埠村。清康熙年间十二世润祖去南寨落居，清乾隆年间十一世河祖迁居大王孙庄村。

金祖一支：大部分住东河口村，少部分居住西雷子埠村。明末清初社会动荡，七世如陵祖迁居辛罗营（现寿光稻田桂村一带），其后裔克和公于清同治八年入谱；如岐祖（字率西）迁青州刁桥数年，后辗转至广饶南寨村。

巩祖一支：主要居西雷子埠村，西河口村有一少部分。可靠记载，十世洙祖，于明天顺末年迁任楼村（今大王镇）；新文祖居寿光县彭家道口。

鈗祖一支：其后裔一民祖之后多数住东雷子埠村民祖之子程万、凌霄等于明崇元年迁寿光韩家庄子；十三世天命祖于清乾隆五十九年自韩家庄子迁出，住广饶颜徐店姑母家，清同治八年考证，天命祖更名寿茂，其后裔去央上村居住；十四世岐岩祖、永样祖居寿光市韭巷一带。二民祖之后裔居住西雷子埠，十六世祖登元、登奎二人先去央上村，后居东常徐村；清末十五世祖维勇由西雷子埠村去义和村居住。

镛祖一支：多数居住东流桥村，部分住昌邑城北小任家村。

九忿祖一支：居住南雷子埠村。

钲、锜、鋐三祖各支：主要分布于现广饶县城西关十三村、钟家村。后来又有人自西关十三村迁居广饶封庙村、皮里村，但未能入谱，部分去向不详。

锖祖一支：其后裔昂祖居西河口村，孝孟祖居住北辛村，部分下落不详。

铣祖一支：其后多数居住寿光市马齐村，部分下落不明。

锋祖一支：其后裔三乐祖大部居住南雷子埠村，外出去黄桥者，部分旋即归宗，部分留居；仕宦后裔多数居济阳县五里后等村，部分下落不详

谨祖一支：老谱标注其后人住津邑，十世祖以后无考。

权祖一支：居东雷子埠村。

量祖一支：主要分布于寿光任家庄子村、大家洼村、邵家岭村、西北河村、风凰庄子村等处。

审祖一支：多数居住寿光岳庄村、斜庙村，部分去向不详。

法祖一支：后人去向不详。

度祖一支：其后裔居寿光饮马村，部分居青州阳河村一带。

官祖一支：据考证，自雷子埠迁出后几经银转，最后落居现在的昌邑市ト庄镇南任家村、东任家村、北任家村。官祖之后修祖，嘉庆六年曾前来我雷子埠祭祖。

                                          十九世孙    耀忠道记

广饶雷埠《任氏宗谱》付梓 跨越 90 年再度寻根续谱

2013年4月4日，广饶县稻庄镇西雷埠村聚集了近400位任氏族人、乡邻，不少族人来自寿光、昌邑和寒亭等地，参加雷埠《任氏宗谱》颁发庆典仪式。一位拿到新宗谱的任氏族人非常激动，抚摸着印刷精美、装帧古朴大方的宗谱说：“终于了了多年的心愿了。”

百人呕心沥血两年共续宗谱

2011年春节期间，任氏家族中的年长者提议续修宗谱。春节过后，数位任氏族人开始寻找旧谱资料，逐村走访、发动。2011年5月成立续谱委员会，开始筹备续谱工作。2012年8月，充实调整编委会成员并设立秘书处，开始全面宣传发动、筹集资金、资料搜集、老谱序文言文翻译、文字材料整理撰写等工作。

因为本次续谱时间跨度长，资料缺失多，族人搬迁广，且搜集到可供参考的资料仅有光绪二十年、民国十年续修的宗谱两册。宗谱续修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参与续谱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共有百余人参与到修谱工作中来。任氏族人积极利用业余时间寻找宗谱资料，进行翻译工作，对材料进行整理。本次续谱，不仅重新梳理了雷埠任氏各系支的传承关系，续谱还与时俱进，将女性族人实名入谱。重新续订的雷埠《任氏宗谱》，新增族人27500人，涉及昌邑、寿光、寒亭、广饶县(市、区)的37个村庄。新续修的《任氏宗谱》，收录了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历史时期为国捐躯的47名革命烈士的事迹，同时录入了传略人物33名，当代知名人物97名，使谱籍内容更加充实。

今年4月3日，续修的宗谱付梓成书，共5卷30万字，除族人收藏外，存东营市历史博物馆、东营市史志办、广饶县史志办、山西洪洞县史志办各1部，东营市档案馆、广饶县档案馆各3部。

跨越九十年续谱         为了尊祖 寻根

“新谱修成，了却了宗亲族人期盼多年的夙愿。这既是我任氏族人尊宗敬祖的具体体现，更是我族宗脉和谐凝聚的最佳例证。”参与宗谱编撰的任氏族人告诉记者，跨越九十年再续宗谱，就是为了理清宗族承继关系，尊祖 寻根 。

据任氏族人介绍，任姓是黄帝的后代，为天子赐姓。任姓在当今中国姓氏排行中，位列第五十九位，人口数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三七。自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雷埠任氏始迁祖有智公迁此定居，至今已有632年之久。世事变迁，往事烟尘，而宗谱则可以见证宗族变迁的历史。

宗谱又称族谱、家谱、家乘，是记载一姓 世系 和重要人物事迹的谱籍。记者从东营市史志办了解到，编修家谱、族谱，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它不仅为区别姓氏源流、数典认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且为研究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等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族谱还被称为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方志、族谱)之一，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参与雷埠《任氏宗谱》编纂工作的执行总编认为，宗谱是一种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一部分。宗谱记载了家族的历史，从宗谱可以看到一个家族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历史足迹，也折射出国家的一段历史。宗谱中著名人物的优秀事迹，会激励后代子孙努力奋发上进，宗谱还是一座连心桥，族人可从中寻找归属感。宗谱编修，可以维系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大小传统，维系国家和家族血脉的传承延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而雷埠《任氏宗谱》的编修，可以进一步挖掘任氏家族史料，弄清宗族血脉关系，加深对故乡的感情，促进家族和谐。 (记者 孙娟)

===林州家谱目录===

林州西街李氏族谱

正题名林州西街李氏族谱

责任者李修德

撰修时间2010年

摘要始祖于明洪武六年（1373）由山西省平阳府洪洞县迁中州彰德府林县西诸翟镇（村）入户，立茔村东南半里许。本族始祖同林州市横水镇铁炉村李氏始祖李全为兄弟。族谱分八支，传24世。一支李自新后裔，二支东姚李家厂李首都后裔，三支后寨村李连财后裔，四支东头村李辅荣后裔，五支后寨村李福后裔，六支、七支、八支。

谱涉地河南省林州市

版本精装印本

数量1册

馆藏地河南省林州市

登记人李刚毅

先祖名人

六世李汉，山西绛县县丞（正八品）。

十世李璋，修职郎（正八品）

十五世李崇儒，浙江宣平、缙云知事。

十五世李崇修，九品职员。

附

统一续修李氏族谱序

国有史，地有志，族有谱。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追根溯源，认祖归宗，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姓氏是标志家族系统，标志血缘关系的符号，也就是人的根。家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之缩影，在这里可读到祖先所处历史变革中的生存状态，处事心境、人生观、价值观，可读到吾氏之悲欢离合，生灭盛衰……为尊卑分明、亲疏明析，增进凝聚力，为促进团结，发扬传统美德，以传亲亲之念，为促进社会和谐，科学文化和经济发展，奉献族人之力，而统续修族谱。

本族始祖和横水镇铁炉村始祖李全同根、同祖、同源是同胞兄弟，明洪武初年同地、同时、同路从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广济寺老槐树下迁原林县城东分居西诸翟、铁炉两村，至今已六百二十余年，繁衍二十多代，已族众丁繁，迁徙广布。

本族原有家谱被族人李雨因故焚毁，致使族系紊乱。直到清雍正年后，各支系才据先人历代传承及茔地碑碣考证，分别修谱。因时局变迁，多不完整。几经隔代、口碑流失资料难祥，续编已成难事，如再不统修续，为我李氏最大憾事，难慰祖先，愧对后人。吾虽才疏学浅，阅历不深，决尽所能。仗多数族人鼎力相助，奔各地搜集谱牒、手抄本、碑碣、分单、契约、长辈口传等，统续修族谱，编辑成书，印发各支。

族谱编撰之道时近则宜，时远则难。近者二、三十年，此时长者尚存，年少者得闻其祥，时远者皆亡，得其祥难也。切望后人及时续修，别步我艰苦难愿之思。

始祖十八世孙修德讳传文谨序

公元二〇一〇年菊月吉日

问题一：明代辽东的 清朝到哪里去了？被后金杀光了吗？ 辽东在近代之前 本就不多

在明代，辽东虽然是领土，但是实际管理权掌握在服从朝廷的各大少数民族部落手里，这些部落后来被满族逐渐统一。

明代 出入山海关都需要朝廷的文书，一般除了来往贸易，朝廷是不会随便让 出入关口的。

明与后金战争爆发后，本就不多的辽东 多数内迁，或者臣服后金。

清代，满族绝大部分迁入关内，清廷以保护王朝发源地为由关闭了出入辽东关口，普通人禁止出入。有一个细节可以说明，近代，沙皇俄国进入外兴安岭和库页岛等地时惊讶发现，这里的原著民竟然生活的像石器时代，可想而知清代的封锁是多么厉害。

辽东在内的东北，基本上发展是在近代的事儿了， 大规模迁入是近代闯关东的结果。

问题二：在清朝盛京指的是哪个地方？ 盛京 1625～1644为后金（清）都城，即今辽宁省沈阳市。明洪武二十年(1387)，曾在此置沈阳中卫，属辽东都指挥使司管辖。天命六年三月，努尔哈赤占沈阳。四月，由兴京迁都辽阳，是为东京。十年又自辽阳迁都沈阳。 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死，清太宗皇太极即位于此，扩建沈阳城并营建宫殿。天聪八年改沈阳为盛京。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定都北京，盛京改为留都。陆续设户、礼、兵、刑、工五部，各部设侍郎，置内大臣为总管，留守盛京。三年，改内大臣为镇守昂邦章京。康熙元年(1662)

问题三：清军入关前，辽东还有多少 ？ 辽东在明代属于辽东都司，于洪武八年并入明朝版图，明朝在辽东都司共设25卫2州，其中25卫是汉族聚居区，2州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明朝和历史上的其他汉族政权一样在统计人口时往往只统计汉族人口而不统计少数民族人口，因为只有汉族人才负担赋税。辽东自古以来就是汉族聚居区古代就是九州之一的幽州之地，居民以汉族为主，而且人口不在少数，仅25卫中的金州卫一卫在明朝洪武年间就有人口45620人（《辽东志》第3卷），可以从中看到辽东25卫在明洪武年间就有汉族人口114万左右，这还不算驻屯的军户及其家属。明朝洪武年间统计当时明朝统计的总人口只有60545712人，到了明末，根据现代学者葛剑雄、高王凌考证1600年明朝人口为2亿（注：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 期）和葛剑雄、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1期）。）。由此可见明朝从洪武到1600年的人口总共增加了33倍以上，根据这可以推算出1600年辽东都司本土的土著汉族人口不会低于378万，但是辽东都司同时又是明朝流放犯人的地方，而且自16世纪末开始明朝朝 败外加上关内连年天灾大批关内汉族纷纷移民当时气候地理条件都不错的辽东都司谋生，甚至辽东都司以北的奴尔干都司都出现了大批的蛮子城（汉族城镇），这一点可以参见《奴尔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从中可以推算出1616年之前辽东的汉族人口不会少于400万。

见到了清末光绪年间清廷废除针对汉族的禁垦令时，整个东北（辽吉黑三省）的人口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人口总数只有455万左右，粗粗看上去和明末时辽东都司差不多。但是请不要忘记，清朝康熙初年的人口只有1亿4千万左右，而光绪年间的人口已经有42亿，也就是说从清初到光绪时期全中国人口长了3倍，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清初东北的人口应该不会超过151万，即使加上清初入关的满蒙汉八旗及家属60万以及随吴三桂逃到关内的20余万辽军及辽民也不过230万左右，可是如果这230未入关前的东北总人口中还包括了1616年后被清兵数次从关内掠到东北的数十万关内汉族百姓（见葛剑雄的《中国人口与疆域的统一》一书）以及东北被满清裹挟的蒙、索伦等东北各少数民族及满族本身近百万的人口数，如果扣去这些的话最乐观得估算清初时的东北人口中属于1616年之前的辽东汉族不会超过100万。

400万-100万=300万，那么请问1616年到1645年这短短29年间这300万辽东汉族哪里去了？是凭空蒸发了？还是让外星人给拐跑了？显然都不是，只可能被满清所屠杀了。满清及后金入关前共有2代酋长，一个是皇太极，一个是努尔哈赤，皇太极此人工于心计上台后就重用汉臣力图缓和当时的后金内部尖锐的民族矛盾，300万辽东汉族全是他杀的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只剩下努尔哈赤了，事实上无数中国和朝鲜的史料都不乏有努尔哈赤攻入抚顺关后在辽东都司汉区内攻一城屠一城的记载尽管往往只有几个字或一句话。攻一城屠一城是什么概念？想想就能知道，日本侵华可都没做到啊，可见说努尔哈赤屠杀辽东汉族300万还是往最低了说，根本不是什么造谣污蔑。

问题四：明朝时期为什么辽东 打不过满清 很简单 这要从好几个方面说

首先明朝当时几年间水灾旱灾 接连而至 民不聊生 而且当时明朝内部腐败已经到了骨子里 民众吃都吃不饱 官员酒宴铺张浪费成风 赈灾款到民众手里十不存一 民众活不下去了 怎么办？ 对 造反 当时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 都打到了明朝帝都 崇祯皇帝也上吊自杀 也可以说当时明朝就已经被农民起义军灭亡了 而满清军队就在这个时候入关了 联系少数投降满清的 明朝官员走狗 大军直逼京都 而此时李自成也被京城的纸醉金迷迷了心智 无力抵抗 然后就改朝换代了 可以说 明朝不是被满清打败的 是被内乱 天灾 打败的 本身朝廷内部也是 腐败至极 连年旱灾是 吹灭城墙的最后一阵风

其实崇祯皇帝还算一个好皇帝 虽然也少不了明朝皇帝的疑心病 但是 早年罢免魏忠贤 治内诸多改革也是有成效的 连李自成都说过皇帝是好皇帝 可惜天时不利啊

问题五：清朝盛京那个地方是现在的哪里 在今天辽宁省沈阳市

盛京是清朝（后金）在1625至1644年的都城。即今辽宁省沈阳市。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曾在此置沈阳中卫，属辽东都指挥使司管辖。

问题六：东三省清朝以前属于哪个朝代 还是一直都是满人占领 东北三省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只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分分合合，在周、唐、元三个朝代控制东北全境，有一段时间被金（后来改为清）控制，并不是有了清朝东三省才属于中国，历史本来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一个过程。

舜帝（约公元前2277-公元前2178）把中国分为十二州，闾山被封为东北幽州的镇山即北镇。

公元前11世纪，箕子在辽西建立箕子侯国（即箕子朝鲜），为周王册封。周朝典籍明确记载“肃慎吾北土也”表明中原与东北的关系即东北就是周朝的北土。

公元前300年，燕将秦开破东胡，开辟辽东。

前226年，秦将王翦攻克燕都蓟，燕王喜与太子丹逃亡辽东，秦将李信追太子丹至衍水，太子河因此而得名。

前222年，王翦之子王贲率军进攻辽东，俘虏燕王喜，燕国遂亡。秦在东北地区设辽西郡及辽东郡等。

公元前2世纪，扶余国建立。

公元前37年，高句丽在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建国。

公元337年称燕王，建乎府于龙城（今朝阳市），史称前燕

668年，唐朝吞并高句丽，唐朝领有东北全境。

698年，满族先祖H人大祚荣建立渤海国。

713年，渤海国接受唐朝册封

926年，辽国吞并渤海国。

1287年，元朝设置辽阳行中书省，统辖东北全境。

1371年，明朝在辽东设置定辽卫都卫（后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

1409年，明朝在今俄罗斯境内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

1616年，后金（后改为清）政权建立。

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极发布改族名为满洲的命令。（满洲是民族绝非地名！）

1644年，清军入关，统一中国。

1689年，清朝击退沙俄侵略，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

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沙俄侵占黑龙江以北领土。

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沙俄侵占乌苏里江以东领土。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开始。

1906年，成立“满铁”。

1928年，皇姑屯事件，张作霖遇刺。

1928年，东北易帜，张学良名义归顺南京国民 。

1931年，柳条湖事件。发生九一八事变。

1932年，伪满洲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粉墨登场。改长春为“新京”。

1934年，溥仪即位伪满洲国皇帝。

1945年，苏军进入中国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日本投降，伪满洲国灭亡，东北光复，伪满“皇宫”的所在地被命名为光复路。国共同时进入东北。

1946年，四平保卫战

1948年，辽沈战役，东北三省全面解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问题七：清朝前期管理辽东半岛的机构是 东北为清朝龙兴之地。顺治年间入关后，以驻防八旗留守盛京沈阳，并严禁内地 出关耕种。逐渐形成三个相当于行省的将军辖区：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之下设专城副都统分驻各城，并管理各城的临近地区。副都统下有总管统领各旗。

问题八：清朝时的满州在什么地方 回答楼主：

满洲和东北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中国东北一词源于近代。辛亥革命后，特别是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中华民国开始用东北来取代清朝发祥地的原有名称――满洲。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在中国一般用东北或者东三省、东北三省来称呼满洲地区的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这三个省份。后来东三省的西部划入内蒙古自治区，因此内蒙古东部（东五盟）也属于满洲地区。

满洲和辽东、关东、关外、东北具有前后相继的承接关系，只不过具体所指的地域范围有很大差别。春秋时期燕国在东北建有辽东郡、辽西郡，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燕国故土建立辽东郡，大体范围即今天辽宁省和吉林东南部，秦代长城东起点即为辽东。明朝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大将徐达修建山海关，从此东北方向领土即以关东、关外来指代。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极发布改族名为满洲的命令，满洲既是族称，也是地理概念，从此东北方向领土即以满洲称谓。站在历史学角度来看，满洲（东北）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东北指代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前大清朝在东北方向上的全部领土。大致上西迄贝加尔湖、叶尼赛河、勒拿河一线，南至山海关，东临太平洋，北抵北冰洋沿岸，囊括整个亚洲东北部海岸线，包括楚克奇半岛、堪察加半岛、库页岛、千岛群岛。辽东是满洲南部的地理概念，一度用来指代广阔的满洲地区。历史上的辽东一度包括汉四郡（朝鲜半岛汉江流域以北大部地区）。狭义的满洲指代东北三省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或说东北四省区（包括内蒙古东部）。

希望我的回答能给你些帮助

问题九：谁能给我科普一下清初，满清对辽东 的屠 明末东北原住汉民大部消失之谜

去过辽宁的人应该都了解，现在的东北人绝大多数是民 国时候闯关东的河北，山东人的后代；而当地原住汉民的后代可说是凤毛麟角。这不由让人感到费解。

是因为民 国之前的历史上辽宁没有 吗？显然不是的。辽东在明代属于辽东都司，于洪武八年并入明朝版图，明朝在辽东都司共设25卫2州，其中25卫是汉族聚居区，2州是少 数 民族聚居区。明朝和历史上的其他汉族政权一样在统计人口时往往只统计汉族人口而不统计少 数 民族人口，因为只有汉族人才负担赋税。辽东自古以来就是汉族聚居区古代就是九州之一的幽州之地，居民以汉族为主，而且人口不在少数，仅25卫中的金州卫一卫在明朝洪武年间就有人口45620人（《辽东志》第3卷），可以从中看到辽东25卫在明洪武年间就有汉族人口100多万，这还不算驻屯的军户及其家属。明朝洪武年间统计当时明朝统计的总人口只有6000万人，而现在中国的人口在13亿以上，假如按照正常人口繁衍的比率来看，我们就照100万人来算，他们的后代到现在应该已有了2000多万，这将在现在辽宁4090万总人口占到一半以上的比率，而绝非凤毛麟角了。那导致现在辽宁原住民后代绝迹的原因只有一个，他们的祖先集体“失踪”了。

那他们又是如何失踪的呢？现在的历史专家惮于河蟹闭口不谈。

我们只好来看看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努尔哈赤极端反汉，也许从中我们能找到答案。

努尔哈赤自吹自擂“恩养尼堪（ ，贬义）”却大杀辽民。

明天启三年， 1623）六月，听说复州汉民人数增加，接受大明国“派来之奸细和札付”，将要叛逃，努尔哈赤派遣大贝勒代善、斋桑古、阿济格、杜度、硕等贝勒，率兵两万，前往镇压，将男人全部屠杀，带回大量子女、牲畜。

后金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连下九次汗谕，遣派大批八旗官兵，在金国的大部分辖区，查量汉民粮谷，凡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定为“无谷之人”。努尔哈赤辱骂“无谷之人”是“不耕田、无谷、不定居于家，欲由此地逃往彼处（明国）之光棍”，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发现其“闲行乞食”，立即“捕之送来”，并于正月二十七日“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

后金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历数镇江、长山岛、川城，耀州、彰义站、鞍山、海州、金州等地汉民武装反抗事例，宣布要斩杀叛逃之人。他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各去自己辖属的村庄，“区别”汉民，凡系抗金者，一律处死。各将遵令，“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时有辽民几尽屠杀殆尽之说。

努尔哈赤还在十月初三的“汗谕”中，命将未杀的“筑城纳赋”之“小人”（即劳动者），全部编隶汗、贝勒的拖克索（庄），每庄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八十晌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官赋”。编丁隶庄后，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每备御各赐一庄”③。这样一来，原来“计丁受田”的汉民，失去了“民户”的身份，沦落为奴隶制农奴性质的“庄丁”，被迫缴纳数倍于“计丁授田”之丁上交的丁赋，人身奴役加重，剥削更为厉害。

辽东地区的大多数汉民（即除去原系阿哈的汉民以外），从“计丁授田”的后金国“民户”，下降为缴纳高额地租、惨遭庄主压迫的封建农奴，严重地加深了辽民的苦难，农奴制庄园恶性扩展，遍布后金辖区，这是很大的倒退。

努尔哈赤令 与女真人合户，实际上是将满 族旗人分置于 各户之中，满 人奴役 ，汉族男丁承担了全部重体力劳动，汉族妇女则成了他们的奴婢。

如此的不平等，加上缺衣少食，就导致了>>

问题十：明清朝时东北地区 多还是满人多分别占多少 明朝时辽宁内属山东所以 几乎占百分之九十，但满清攻下辽东后大肆屠杀 ，并实行柳条边政策，所以东北几无

历经艰辛二十载胡氏寻根出“七说”

市家谱研究会副理事长、原铁西区区志办主任胡忠奎，可谓是“小云南”调查者中的集大成者。他奔走辽宁、北京、山东等各地，耗时近20载，翻遍了有关的多种史志、资料，综合各家之长，将“小云南”的出处梳理成“七说”：

“小云南”在云贵边界说

胡忠奎认为，“小云南”在明代的乌撒卫即今云南和贵州两省交界一带的可能性较大。

据了解，“小云南”应该是云贵边界一带的俚称、俗称，不是真正的地名。据鞍钢建设公司李凤昌的《李氏世谱》（清同治九年本）记载：“始祖小云南乌撒卫人也，遭红巾之变徙居长清大河迤西五里许，相土而居，以姓名庄，遂为李家庄。”另据《蓬莱县志》（1988年《蓬莱县志稿》）载：“元末明初，山东为元明争夺要地，明将常遇春血洗山东，山东半岛人口被杀戮殆尽，残存土著极微。明朝建立后，开始向半岛大批移民，当地人口多为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及永乐二年（1404年），两次由‘小云南’的乌撒卫迁入。”

“小云南”在山东说

在胡忠奎老人多年的调查中，“小云南”在山东的说法较为普遍，也有一些资料佐证此说。据岫岩县《王氏谱书》记载，“顺治八年（1651年）始祖王明政率四子，从山东小云南大榆树村迁来奉天城北康家屯定居。”吉林省舒兰市白旗镇《马氏家谱》则这样介绍：“马氏原居山东‘小云南’马家庄，清乾隆时迁吉林永吉县缸窑镇，后迁舒兰县白旗镇。”山东省昌邑县《谭府万世谱书》载：“余谭氏之相传，于元明之际，自‘小云南’鳌山卫、迁邑城之北，潍水之东，庄名海眼。”

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说

在两下蓬莱探访“小云南”时，胡忠奎从当地县志办获悉，“蓬莱县志办领导曾就此事专访了北京大学于希贤教授，于教授认为明洪武年间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村移民至蓬莱”（《辽阳县志》1994年版）。抚顺市蒋本瑛说，他的邻居杜某的《杜氏家谱》有祖坟的石碑记载：“杜氏祖先是山西洪洞县人氏，又名‘小云南’”。

关于明代从山西洪洞县向外省移民之事，许多文献多有记载。明初的大规模由山西向外部移民大约开始于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移民所到的地区主要是河南、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湖南等地，移民者都要到洪洞县北二里的广济寺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由于故土难离，大家也不愿走。传说官府就张贴告示限定某日之内，愿迁者到广济寺大槐树下报到，不愿迁者也需到大槐树下等候裁定，那日，成千上万的民众聚于大槐树下，一律捆起迁走，众人一步一回首，看着渐渐远去的广济寺里的大槐树和大槐树上的老鸹窝，心中无比留恋，大槐树和老鸹窝也就成了泣别家乡的标志，这些移民也就把洪洞县大槐树作为老家，写进家谱。

山西运城“小运南”说

有资料认为，“小云南”在晋西南的运城地区，那里有条小运河，“小运之南”渐渐演变成“小云南”。沈阳侯育明先生《“小云南”之拙见》一文载：“唐宋以前，为运送粮食和木材开凿了运城（明清称安邑属解州）至永济的漕运水道（低档运河），它把汾河与黄河联结起来，成为唯一重要的交通线，当时水运繁忙，人群聚集，一度驰名辉煌省内外，所以人们习惯地把晋西南称为运河南，后泛指今运城市所辖各县广大地区。历经数代口头传诉，因乡音俚语以讹传误，将‘运’换作‘云’，故‘小云南’即‘小运南’。”

“小云南”在安徽凤阳说

另有资料认为，“小云南”在安徽省与河南省交界的濠州与凤阳地区。《所城刘氏家族》（刘树厚1988年手稿）记载：“胶东追祖有二说，一说是从四川移民而至；二说是从“小云南”移民而至。通过考察，“小云南”之‘云’应为‘运’。古时山西运河南部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元时全国战争频繁，各地人口不均衡，采用移民方法把我们刘氏祖先移民到安徽省与河南省交界濠州与凤阳地区。为了纪念刘氏自己的故乡，山西运河以南，故把新生落户的地方安徽地址称作‘小运南’，后人们讹传‘小云南’。”

山西北部“云中之南”说

有的资料认为“小云南”在山西北部大同一带，因为古地名有云中、云州、云岗和云阳的名称，都带“云”字，统称云南，为区别云南省，称这一地区为“小云南”。这一观点来源于1936年出版的《牟平县志》：“洪武四年，山后徙民事，谓：阴山之南，恒山之北，自昔即以云称。战国赵曰云中，秦汉置云中郡，北周置云中县，隋置云内县，金元皆置云州，其地俱在今晋察绥三省之交。则云中、云州之南，或云岗（在大同西，为名胜地）、云阳（谷名，在左云县）、云泉（山名，在张家口西）之南，其人必有以云南称者。登莱迭遭金元之乱，居民死亡殆尽，于是移民来此。其先至者领地开垦，为占山户，后至者购熟地耕种，为买山户，而迁者不忘旧居，故传称云南。又以非云南省，故别之为‘小云南’。”

“小云南”在云南省祥云说

也有资料认为“小云南”在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祥云县。大连《甘井子区志》（1995年版）载：“康熙时期，迁入境内的汉族人口中大多数来自登州府，尤以蓬莱、文登、莱阳、福山等县为多，其中一部分如住周水子街道王家桥从福山迁来的王姓其祖籍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原云南县）俗称‘小云南’”。铁道部十九工程局王跃《“小云南”与“大槐树”》载：“祥云县位于大理州东部，汉武帝无封二年设云南县，县治在东30里的云南驿镇云南驿村，在这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又先后设立了云南州、云南郡等地方政权，直到1929年才由民国时的云南县改称祥云县，因此，史学者总称祥云县为‘古云南’，而民间则称这一带为‘小云南’”。

马氏观点：山西大同、云南大理祥云史证充分

鞍山还有一位古稀老人———马文清，十几载痴心不改，多次到北京、南京及山西等地，寻访调查“小云南”这一未解之谜。他认为，“小云南”可能在山西大同，抑或在云南大理祥云一带，跟胡忠奎老人梳理出的后“两说”观点类似。

1984年，马文清不止一次听老邻居提起，自己的老家在一个叫“小云南”的地方，可具体在哪儿，却没一个能说清楚。1986年，调入民委工作后，工作之余，他开始潜心对得到的各种“小云南”线索逐条分析，有的干脆还进行实地考察。十几年间，老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多个省市村镇。根据史料佐证，他的“小云南”山西大同、云南祥云两说，内容渐渐丰满起来。

山西大同古称“小云南”

不久前，马文清获悉这样一条信息：公元前325年，雁北盆地中心始设云中郡（今大同）建制，而置云中、雁门、代郡。云中郡成为边陲要地。后来不同朝代对这里的郡或州或府或路均简称为“云”。云中、云州、云岗、云阳、云泉之南地区当地人俗称“云南”，防止与“大云南”重名，故在云南前加一“小”字，称“小云南”。

今年9月16日，马文清出席银川第十四次全国回族学学术研讨会归来，专程前往大同市考察。接待单位请来两位年逾八旬的老人马升、谷玉泉及文史界李大钧等5位先生召开座谈会。据他们介绍：“小云南”在当地山区农村仍有流传。当大家驱车前往市区南郊，瞻仰元代24座古墓时，管理墓园的老者说：“我们这儿就叫‘小云南’，但那是老老年的事了。”

多年寻访中，马文清还了解到，山东莱西县后村《王氏族谱》记载着：“王氏于明洪武年间由山西‘小云南’雀头村迁莱阳亭儿山。至万历年间（1571－1620）迁埠后村落户定居。”登州府蓬莱县龙山店镇井家湾《周氏家谱》记有：“原始祖先也是由陕岐而山西‘小云南’移来，在蓬莱城大土地庙之左安家落户。经六世分系，老祖又到龙山山麓安家。”

云南大理祥云史称“小云南”

虽然“小云南”的山西大同说，一度使马文清老人备感惊喜，但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纳为信教授协助提供的《云南省云南县志》又让老人增加了疑惑。该县志记载着：“云南者小云南也。曷小乎尔？云南置郡昆池之阳，大府所治行省旌麾驻焉。（盖）云南乃在苍河间为大理，不隶于大府而为云南得名所治。区别之曰小云南尔。”另据该志卷三“建制沿革”载：“汉置云南县，梁荒废。南诏国、大理国为品甸坦。至元十一年，赛典赤以元中书宰相行省云南驻大理时‘初置郡县’。在此置云南县。至元十三年开设云南行省治昆明之后，祥云县便有‘小云南’之称谓”。“小云南”在云南祥云东云南驿镇云南驿村。马老还搜集到这样一个佐证：2001年12月26日，云南昆明《春城晚报》“大观”栏目编发“六城古地———‘小云南’的考证作品，祥云县农村自由撰稿人胡子龙先生在文中记述，云南古城位于祥城东15余公里的今云南驿镇云南驿村。经考该城筑于唐天宝年间。唐代樊绰撰《蛮书》载：“云南城，天宝中阁罗凤所规置也。历经元代动乱洗礼，到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朝除把大理总管段氏和蒙古贵族迁往北方省份安置外，又移民实边，开展军屯、民屯、商屯，大批汉族从内地移居云南。”“明中叶以后，汉族开始成为云南各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主体民族”。这种线索侧面证明，云南的人口鼎盛为居民外迁提供了可能。

元末明初，连年混战，给山东、河北等中原地区人民带来了灭顶之灾，“民不聊生，日甚一日”，《明史》载，战后“淮北鞠为茂草”。战争使运河从南到北的人民惨遭涂炭，山东、河北广大地区成为无人区域。大批来自“小云南”的兵士及民工被迫迁居于此。

繁衍生息数百年后，山东一带地区的人丁兴旺起来。据考：清顺治八年（1651年）清廷曾由登州向辽东半岛移民。辽阳府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载：“其应招之垦民，官给地亩，牛给口粮，而招揽民户者，则励以官爵。”还规定：“招百名垦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招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判，武授千总；招五十名以上者，文授县主簿，武授百总；招民多者每百名加一级，所招之民每月口粮一斗，地一饷，种子五升，每百名垦者给牛二十头。”由于清政府采取一系列农垦政策，鼓励汉人来此开垦荒地，使直、鲁大批移属迁入辽东半岛。康熙七年（1668年），废除其《开垦条例》移民暂停。康熙二十八年（1760年）周人骥请禁各省流窝人民入川，高宗（乾隆）不准，并谓“承平日久，生齿繁多，在籍难以维持生计之人口，移民别地乃情理之常。”又谓：“古北口外，内地人民前往耕种者达数十万户。”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高宗谓，“热河之地，数十年来，见该处户口日增，民生富庶，且农耕藩殖，市肆殷阗”。乾隆五十七年（1796年），放宽了贫民出关禁令。嘉庆、道光年间，又颁布了特别许可令，移民逐渐起动，上述史证表明，清定鼎后的200年间，关内各省向东北移民，无论是有组织或逃荒，下关东谋求生路，始终未能停止。乘船渡海、推车挑担步行出关的“先民之路”。古时水路东起庄河的青堆子、皮口、旅顺的都良镇、复州城的北海和海城牛庄的**庙等码头上岸，分流东北各地。

20世纪80年代，《东北地方史稿》（1987年四期）、《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年三期）、《东北民族是史略》对辽宁省一部分汉族先民祖籍“小云南”，进行过多次讨论，尤其《本溪文史资料选辑》刊发“本溪县的小云南人”之后，《满族研究》于1999年第一期，发表了夏树藩先生的“试论历史上的‘小云南’与‘小云南’人”。综合史家观点是，“三藩之乱”被评定后，其残部由云南拨发山西；二是吴三桂余部直遣山东聚居。他们为了纪念自己是云南人，后将山西（或山东）居住地称为“小云南”。两说涉及的历史事件便是“三藩之乱”后移民迁徙史的记述。据史载“”三藩之乱”事发于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因清政府发出撤藩旨令，激怒平西王吴三桂发动叛乱。《中国通史》图文版说：“平叛后，康熙先后撤去了三藩建制，就地就近安排藩属”。余部谪遣戍边。

东北史家在研讨清代移民时认为，发生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九月以吴世�于昆明自杀为界定的移民迁徙，是历史上更具代表性的发遣戍边。据《沈阳回族》载：康熙帝将三藩余部发遣至东北各地充当台丁、站丁或官庄壮丁。他们开荒垦地发展农业生产、负担守卫、传递情报和运输货物任务。吉林境内的宁古塔、吉林乌拉、三姓、伯都纳等地方，为流人（罪犯）、发遣者落脚和安插之地，还有被破例“恩赐”到吉林占荒开垦者。他们或者被编入官庄充当壮丁，或发送船厂充当造船匠役，有的调水师营充当水手。时被发至38个驿站充站丁者850名，27个柳条边台的台丁约4050人，以及从事驰送文报、查边立栅修壕差者若干人。据东北民族源流研究会副理事长、原吉林省考古队分队长、考古副研究员李松岩先生介绍说，守卫我国南方云南地区反清部将兵丁约有近10万人。除按朝诏旨就地安置部分藩属外，大部分发遣戍边、屯垦开荒于东北。其中大批余部遣赴黑龙江，安置在渔村（今哈尔滨）至齐齐哈尔间一带，落籍垦荒，守卫东北边疆者数目不小。以泰康（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为集中安置点，建戍边垦植站多处，他们称自己为“站人”。人数较多的戍边站为嫩江东部垦区的多耐站，人数达5000人左右，其中信仰佛教的汉族站人来到北国与当地满族通婚，世代传宗，后将萨满教融入自己信仰之中。但他们的后裔至今仍然承认自己祖先是吴三桂部下，从云南移来黑龙江。“康熙十五年从直鲁等省有40余户回回被强制迁往黑龙江省地区，在齐齐哈尔等地随军当差，承种旗地”。据吉林《唐氏族谱》引清廷《书札》诏曰：“兵部为钦奉上谕事，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奉上谕事，马永荫差来赉奏，段应龙发往起程之时，预先奏闻：‘应给札赏，赉交兵部，钦此’查，据马承先供内既称，段应龙原系伪游击，相应授以游击，札付户部取缎二匹，赏给可也，等因。马承荫、马承先曾随父马雄附乱吴三桂，朝廷平叛后率军归顺，被宽大处理。段、唐、于、张四姓回族兵士，遂由川、滇一带随军发往吉林省九台县蜂蜜营扎根，随旗当差，种官地，听从国家调用。上述史例说明，吴三桂余部发谴戍边东北各地。他们的后裔至今仍承认自己的先人是从“小云南”过来的。从移民迁徙角度考证，吴三桂部卒移入东三省者不在少数，仅《奉天通志》所载，即有“八百八十四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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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肇端于元、明的湖广移民迁川活动成为过去，变成一种历史沉淀时，人们出于生命本源的思考，沿着“我从哪里来”这一命题往下求索，自然会唤起对过去的了解和记忆。

由于孝感乡在元明以来的“移湖广实四川”历史中发轫最早，居于源头地位，因此名气最大，影响最巨。以至到了明中期，尽管这一地理单元早已在湖广消失了，但它在移民定居的四川地区，一直被湖广移民及其后裔作为对原乡的一种记忆保存下来，并通过口授和文字载体一代代流传至今。 湖广移民密集于“洪武二年” 大夏政权覆灭后，留居四川的楚籍将士和乡人，为明初湖广移民在四川的分布奠定了基础，播撒了四川楚籍祖源的种子。蜀人楚籍记忆的滥觞，正是以此作为源头的。 这集中体现在，后世蜀人在追溯祖先来源时，动辄就说迁川时间源自洪武2年。 民国《简阳县志》称：“洪武二年，湖广麻城居民迁至简州者众多。”民国《简阳县志》收录的原籍为麻城孝感乡和湖广籍的30支入川氏族中，明确为洪武2年，或洪武3年入川的家族，有24支，约占80%。 在蜀人祖源记忆中，称洪武2年入蜀的现象，主要存在于楚籍后裔中，尤其是在自称是麻城孝感乡的移民中得到了普遍认同。 这种祖源记忆，起源于何时尚待追溯，但在“民国”年间已形成一种“俗传”“蜀语”，达到“人人言然”的程度。 在清朝及“民国”的四川家谱与地方志中，有关洪武2年入蜀的家族，遍布全川。 这些洪武2年入蜀的家族，大多系籍楚省，或经湖广，或经麻城，或经孝感乡入川。 “奉旨入川”的3种不同说法 在洪武2年入蜀的家族中，又有不少人将祖先迁川原因记述为“奉檄入川”、“奉旨入川”、“奉诏入川”，更有的将“奉檄入川”的年代记为洪武2年。 众所周知，洪武2年，四川还被大夏政权控制着。为什么民间族谱普遍将家族由湖广迁入四川的时间书写为“洪武二年”？在洪武2年迁入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奥秘？既以“奉檄入川”相传，那么，究竟奉谁的旨意？是大夏政权的旨意，还是朱元璋明朝的旨意？还是另有原因？ 对此，学界有3种观点。第一，大夏说。祖籍麻城的氏族，大多是元末“东人避乱者”，大夏政权为“招乡人以自固其势”，故颁诏者当为明玉珍无疑。沿称“洪武初迁蜀”的家族，是出于革除前朝“伪号”的需要。在明军平蜀后，不得不避讳以称之。为掩盖这段历史，他们及后裔便称家族是“避红巾之难入川者”；或改称“奉檄入川”、“奉旨填蜀”。 第二，明朝说。早在至元24年，朱元璋政权就开始了对鄂东麻黄地区的直接经营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大夏政权不仅没有能力，而且也不可能越境到朱元璋控制的地盘招徕移民。因此，家谱上记载的洪武2年迁入四川的家族，绝非是响应大夏政权的诏令。那么，这些迁入家族所奉的旨意，必然不会来自大夏政权，只能是来自明朝。 第三，陈友谅军民说。重庆学者岳精柱、程行在分析众多洪武2年麻城孝感乡民迁川的案例时指出，他们既非大夏，也非明朝，而是避难的陈友谅军民：洪武2年，还是大夏政权控制巴蜀时期。这么多人一起从孝感乡入川，是从军，还是移民？洪武2年的湖北，早已是朱元璋的势力范围，大夏政权不可能到湖北征召。因此，这些人应视为自发移民，也就是为躲避朱元璋追究的陈友谅军民。 “洪武二年”是一种象征符号 “洪武二年”不仅是四川移民迁徙源流上的一大难点，也是明朝移民史上一个令人费解的话题。环顾明初全国各地的移民活动，除确需以确切年份来书写移徙事件外，通常都是以“洪武二年”这种纪年方式来加以表达。 四川“洪武二年”现象的产生，一般而言，通常应理解为“蜀人楚籍”在明军平蜀后，出于“避忌”的一种行为表现。 四川各种地方文献也无不证明，早在明军平蜀前，已有各种类型楚籍民众迁入四川，其中既有元末自楚避难入蜀者，也有追随明玉珍入川者，他们一道构成“蜀人楚籍”的主体。 明朝定鼎天下后，这部分“蜀人楚籍”群体，为适应新政权革除“伪号”的需要，耻于再言及大夏，遂将原本于元末或大夏时期迁入的年代，转写成“洪武二年”。可见，“洪武二年”之于四川，实乃元明改朝换代背景下，附加在“蜀人楚籍”民众身上的一种文化符号。 继元末明初“徙楚实蜀”现象后，四川又在明末清初发生了再一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 为区分不同时代迁入的移民身份，有的遂将“洪武二年”作为划分明初时代迁入者的识别标志。 在清初以来的四川社会中，与明末清初新迁入的移民相对照，其中既有宋元时代迁入者，也有以“洪武二年”为标志的明代迁入者，他们一起构成当地的“土著”，“俗称本地人”。 由于这一划分符合四川历史实际，不失为历史时期四川人口来源构成的真实写照，故这种认识逐渐积淀为四川民众的一种集体记忆。 到了“民国”年间，当新一轮四川地方志和族谱编修 到来之际，“洪武二年”成为指代明初时代的一种象征符号，被保存在地方民间文献中。（四） 黄勇整理（本文根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区域文化整合与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