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断》共分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六类。其中兵部一类大量涉及明王朝与女真族的关系、交往、很多地触到了清统治者的痛处，大致说来，其内容有以下几类。

褒扬正直朝臣

褒扬那些指出朝政弊端，忠诚正直的朝臣或边镇将领。如万历三十七年蓟辽总督王向乾上疏所奏，言辞急切地指出“辽镇阽危已极，蓟镇兵力难续”的危险，王向乾在奏章中详细地分析了边防情况，将辽的蠢蠢欲动、逐渐兴起和明边境的防御疲弱、急待增兵的两方实力对比一一列出，希望皇帝“垂圣明察”向蓟辽一带增兵，加强防守力量，以对付辽兵的不断袭击，防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扼制辽的发展壮大。对此，董其昌抚今追昔，深有同感，认为当时的朝廷倘若照着王象乾的话去做，也不会将辽姑息至此，养虎成患，并由此评价王象乾是有智谋的“此疏在万历三十七年，去扶顺之役七八载，而虏情然如此，老成谋国岂虚哉！”赞叹之情，跃然纸上。又如万历三十六年三月初九，兵部职方主事叶世英奏清明部在镇江堡和宽虞加强防守一折，也是得到了董其昌的大加赞扬“惜乎辽事起而其人不用矣。”

批评当权大臣

尖锐地批评那些优柔寡断、麻痹大意、姑息养奸的当权大臣，对辽管辖以及控制本是兵部之职责，但董其昌却在一份礼部的奏本中发现，礼部发现兵部疏于职守之事。起因是这样的，女真族在明朝时是受明管辖的，年年要向明廷进贡，建州女真自壮大以来常怂恿其他部落不向朝朝廷进贡，这事到了努尔哈赤崛起后尤为突出。万历三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礼部案验证实，海西女真与建州女真已经有两年未曾入贡，因此呈上一本名为《海建二酋逾期违贡谨循职掌据实据实题明以清宸断事疏》。董其昌阅后不禁回忆起其后十年发生的抚顺之战。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列叙了对明廷的“七大恨”，直接与明廷对抗，5月8日率领一万军队直扑抚顺。抚顺是当时的重要贸易城市和军事重镇，当时驻守抚顺的是明朝将领李永芳。李永芳在努尔哈赤的威逼利诱下，在金只发动一次进攻后就率所千余户投降了。抚顺陷落，其后的援军也被击溃，带给明朝极大的耻辱。明廷先后有大将杨镐、熊廷弼、李应泰组织军队向金进攻，但一一被打败。从此辽河以东，明军重镇锦州以北的全部地区都被金军占领。抚顺之战是转折点。因此，当董其昌面对着岌岌可危的明形势，面对这样一本言词中肯指出危机的奏折，不能不发生感叹。

他评论说：“《周易》上有“履霜附冰至”的话，这是说考虑问题要防微社渐，及早提高警惕。努尔哈赤两年不进贡，这说明他心有所恃。可是我们的兵部大臣却内心恬然，无动于衷。幸亏礼部大臣揭发了努尔哈赤的阴谋，这才引起了明朝廷的重视。戊午之役（即抚顺之战）正好印证了礼部的预言。考虑国家大事的人都象兵部大臣这样麻痹大意怎么行呢？

指出努尔哈赤的狡诈

指出努尔哈赤的狡诈以及明朝臣的昏庸无辨、沾沾自喜。被努尔哈赤列为“七大恨”中的“老女之争”一事，御史王雅量妄存侥幸的奏本被董其昌痛加斥责。”老女之争”事情是这样的，女真叶赫部布场古其妹艳丽多姿，是当时名传满蒙的美女，十五岁许给努尔哈赤。其后，叶赫部曾与建州部发生过战争，布扬古之父、叶赫布寨贝勒被建州士卒武谈“掩尔杀之”，战后叶赫索要遗体，努尔哈赤竟将布寨贝勒的遗体剖为两半，仅还一半给叶赫，既杀其身，又辱其尸，这样的不共戴天之仇岂能不报，布扬古怎能让妹妹与仇人永结丝罗之好。其妹纳林布禄改许给哈达蒙格布禄、写拉布占泰贝勒后，又被而布扬古许了给蒙古喀尔喀部巴哈达尔汉贝勒之子莽古尔岱台吉。努尔哈赤为此发兵争抢。当时艳丽如花的美女在多次改聘后成为政治角还的牺牲品，直到三十三岁仍未婚娶，成为“老妇”，最后嫁与蒙古，一年而亡，实为可悲。”

对“老女之争”的分析，王雅量是这样写的：努尔哈赤与蒙古暖免（喀尔喀部）都很强大，一旦联合起来，辽东的局面就无法支持；而现在努尔哈赤与暖免争婚，势不骤合，而叶赫由于与蒙古通婚（叶赫亲明朝），于是有了强大的后盾，这对中国非常有利。王雅量于是沾沾自喜地预测：明朝只要在辽阳以东设防，按甲不动就可以了。不但坐收渔翁之利，努尔哈赤的灭亡也是翘首可待的事了。对此种言论，董其昌加以否认，他在笔断中指出，努尔哈赤之所以借老妇之争挑起与叶赫和蒙古的战争，形成剑拔弩张之势，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为布扬古之妹以及什么改聘之耻，仍然是图谋辽阳，“老女之争”只是个幌子，这样，看起来好像夷人之间互相仇视的复仇之战，但如果我们放松了警惕，就正好中了他们的计策。由此。董其昌指出努尔哈赤的本性是很狡猾的，明廷不应被其诡计所蒙骗，他希望大臣们打消对努尔哈赤的侥幸心理，提高警惕，否则情况会更加严重。其四、严加斥责努尔哈赤等辽统治者的嗜杀成性，他痛责努尔哈赤的将领们草菅人命，指出，女真百姓的生活是很痛苦的，怨声载道如“奴酋好杀，辽之怨恨上通于天”，这些言证必不会被清所容忍。

针对辽的防边之策

并且是占最大比重的，是关于针对辽的防边之策，作者在详细分析后，提出以下策略。

（一）军事上：①集中兵力打击敌人，避其强势打击弱势，如万历四十七年九月熊廷弼在抚顺之陷后给神宗奏疏后的笔断。②实行屯守的政策，将防卫落实到边境每户人家上，平时在民间组织军队并进行操练，一有战事派往战场，如万历二十六年兵科给事中赫敬呈神宗奏疏后的笔断；③用重金收买辽营掌握军机之人，或派心腹深入内部刺探敌情，以期对辽军事动向有所准备，及早制定有效的克敌措施，避免措手不及勿忙应战，如万历四十二年二月初十日辽东巡抚张涛星神宗疏的笔断；④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在边境地区严加防范，并招募土著之兵，利用他们骁勇善战熟悉地形的优势，组成精锐部队，打击辽兵入侵，如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日户部主事郝敬呈神宗以笔断。

（二）经济上：①控制边境贸易，尤其是禁止女真盛产的人参、貂皮的买卖，控制明物产尤其是粮食的外流，摧毁女真族的经济，使他们困厄疲惫，坐困致败（如万历四十八年三月初十日）南京部主事牛维曜呈神宗奏疏笔断；②用优抚政策吸引流向女真的汉族回来重操旧业，帮助他们安家并发展生产，对有才能的人回中国给予奖励，以此削弱努尔哈赤的实力，使他们民心涣散如万历三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呈神宗的奏疏笔断。

这些策略不能不说是很有见地的，由此可看出董其昌的军事才能。只可惜这些建议并没受到明统治者的重视，董其昌的苦心付之东流水。至明灭后，清统治者然自不会让这些笔断存世，《容台集》被列为禁书是情理之中的。

以下是武汉市各个古桥的特点：

北洋桥位于武汉市洪山区和平乡白洋村北头，横跨在东湖北岸的港汊上。建于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始称白杨桥。单孔石拱桥，桥长12米，宽685米，净跨95米，桥两侧有砖砌护栏。为当时武昌联络江淮各省的重要通道。桥址原为北洋渡渡口。明宣德、正统年间(公元1426;1450年)，地方官曾于北洋渡口两岸浅水处打木桩，以竹笼装石块放在桩上形成墩石，搁置木板架桥，累架累毁。后镇守刘太监拨白银240两，交江夏县主簿修建石桥未成。明弘治十七年，江夏县官员周玺到北洋渡口，见等船过渡者不下二三百人，渡运中一船翻沉淹死多人。事后，周玺与友人陈延英述说所见，倡修桥梁。陈捐银1000余两、米100余担。周、陈二人又去白洋渡选定桥址，确定桥型，征集石匠100余人筑成。该造型古朴典雅，坡降平缓，砌石牢固，可通行车马。桥东段北侧立有明万历年间;楚城白杨桥碑记;碑和民国初年;乡人李凌重修北洋桥碑记;碑。碑文刻有该桥沿革。

保寿桥位于今武汉市硚口保寿巷46号。原为玉带河上一座2墩3孔平板式石桥，名玉麟桥。始建于清康熙初年。道光十四年(1834年)秋，山陕水烟号商人捐资重修更名。该桥是当年山陕会馆及新安街、汉正街一带通往后湖的要道，今河道被填，保寿桥已成巷道。

三眼桥始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清乾隆年间《汉阳府志》载：;三眼石桥：在平塘渡，邑人刘肇远建。;在;三眼石桥;条下还列有;琴塘桥：在平塘渡，邑人刘肇远建;。至今尚有桥在，地处汉阳城郊，在与汉蔡路相交的武汉市中环线以外。

;三眼桥，隋唐时期是汉阳城通往京城的一条驿道。驿道到此被南流汉水所隔，此处便为官差和百姓过往的重要渡口，扼武昌、汉阳二府通往京城的官马大道之要津。官方在此设官渡，专供各级官吏和驿马邮差过渡，称为平塘渡。四方百姓由此过渡，有朱姓船家摆渡，称朱家渡。明成化初(1465;1470年)后，汉水改道由北向东入长江，朱家渡、平塘渡的水流减弱，人们募捐集资在此筑堤修桥，分官道桥和民道桥。官道桥即三眼石桥，建在官马大道上，民道桥即琴塘桥，在三眼石桥南侧。琴塘桥被水冲毁未重建，三眼桥便成为官民共用桥。清道光年间，三眼石桥曾改建或重建。三眼石桥今为桥闸合一的三眼桥，又名三孔桥。目前尚存的三眼桥闸上刻有;建于1839年，修复于1955年，由汉阳县人民政府出资修复;字样。

;关于三眼桥的来历，民间流传有一段故事。传说很久以前，汉阳县有个大盐商的女儿拒嫁给官家的一个浪荡公子，逃婚到一条渔船上，年青渔夫相爱并成亲。夫妻俩打鱼卖鱼汤又兼营盐运，后发家成为有3条盐船的盐商。多年后，丈夫陪同妻子回娘家探亲，走到平塘渡口，渡船在河对岸要等人坐满了才开船过来。妻子想到渡船两头等人太耽误工夫，便隔岸与摆渡人商谈，摆渡人同意给足银子，才专程接送他们过河。丈夫见妻子如此这般，好不心疼地说：;我情愿花钱修一座桥，我就在桥上卖凉茶。;事后两口子用卖掉的3条盐船的巨资，在此修起了3孔石桥，在桥上卖茶卖鱼汤到老。四方百姓知道桥是由3条盐船换来的事后，便取名;三盐桥;，又因此桥有3孔，天长日久，人们把;三盐桥;叫成;三眼桥;。

;现存的三眼桥，一是1955年汉阳县人民政府修复的桥闸合一的三眼桥。二是1970年改造汉沙公路时在三眼桥北侧兴建的三眼桥，该桥长5085米，宽96米，净跨径2216米，上部结构为微弯板工型钢结构，下部结构为钻孔桩基础，重力式桥台，由武汉市建设局设计科研所设计，汉沙公路改建工程指挥部建设，武汉市城市建设局第四工程大队施工，武汉市桥梁维修管理处管理。新桥承担交通运输任务，老桥只履行涵闸功能。由于三眼桥历经数百年，桥名也演化成地名，在桥的所在地，有武汉市汉阳区永丰乡三眼桥村的村名。

高公桥清雍正十年(1732年)由汉阳郡守高主持与绅士昌祺捐资修建，该桥为石拱桥，位于高公堤，故称为高公桥。清末，建汉口集家嘴到汉阳城区的渡口，高公桥逐渐淤没。20世纪80年代建设施工时挖出高公桥部分存体。1998年因汉水入汉口拓宽及南岸嘴驳岸堤建设施工，高公街不存。

桥上桥位于汉阳区桥上街，为汉阳城内的人行桥。明、清时期，为青石桥，跨夹河与段子湖之间，位于夹河沿港，是汉阳城南部的一个重要通道。清末，人们在青石桥上筑起一座木桥，于是有了桥上桥。后桥上桥附近居民逐渐增多，并形成街道，随着湖、河变迁，石桥、木桥也随着地势淤高和街道的发展而消失。现仅存有一条长不过70米、宽约2米多的桥上街。

品字桥位于汉阳品字街。建于清雍正十年(1732年)。清《大别山志》辑《汉阳县志》载：;品字桥在睛川阁北，雍正十年里民公建。;品字街，民间有一段逸事。相传古时，汉阳城北的小镇上住着一位张员外，四十得子。待张公子长到14岁时，家里突遭一场大火，父母双双去世，无人管教，他便无恶不作，有外号称之;张百害;。一天，镇上来了一位耍把戏的老人，随手在墙上画只小鸟，小鸟扑扑翅膀飞走了;随手画只桃子，拿下来能吃。张百害一看有这等便宜事，就央求老头传授本事。老人拿出3面铜镜说：;你把它们正反面都看一遍，再到江边烟波石上来找我。;张百害看到第一面刻着;尊老;二字，反面是自己在殴打老人;第二面刻着;爱幼;二字，反面是自己在欺负小孩子;第三面刻着;善行;二字，反面是一群强盗在放火烧自己的家。张百害连忙跑到江边，请老人传授本领。老人带着他走到镇边，将3面镜子抛上天空，铜镜闪闪发光，越变越大，落到地上排成一个;品;字。老人用手一招，一只仙鹤翩翩而至，老人跨上仙鹤飞走了。张百害对天大叫：;师傅，您还没传本领给我呢!;老人道：;记住铜镜上正面的六个字和铜镜反面的恶行，知错改错，前途无量。;从此，张百害改过自新。后来，铜镜落地之处叫品字街，老人跨鹤飞天之处叫跨鹤街。20世纪90年代初，品字桥遗迹尚存。 2000年后品字街拆除，建南岸嘴景观区，品字桥不存。

迎春桥坐落在莲花湖上，是古时连通凤栖山(今凤凰山)、大别山(今龟山)、月湖通道上的一座人行桥。始建于宋大观初年(1107年)，为武汉市有记载的最早的跨水桥梁。桥头有宋大观年间儒士书;迎春;二字。每年春天，该桥两侧桃红柳绿，燕啭莺啼，春游踏春者络绎不绝。明诗人赵弼赋诗赞道：;谁人垒石架长虹，江水流来汇泽通。绿野年年二三月，野花芳草总春风。;清末，河港淤塞后，迎春桥不存。

板子桥清雍正年间，郭公堤建成后，靠近汉水一端的堤脚两侧经多年回流冲积淤塞而形成小岛。岛上居民为方便出行，便架木桥连接小岛与郭公堤，称之为板子桥。板子桥周边景色优美，同治六年出版的《汉阳县志·古迹》中将;板桥花影;列为月湖八景之一。清同治七年(1869年)出版的《续汉阳县志·桥梁》中记载了板子桥，

;20世纪初，湖广总督张之洞在龟山北麓业已淤塞的东月湖创办汉阳铁厂，铁厂矿渣向西月湖倾倒，形成后来的月湖新街、月湖堤。板子桥与月湖连成一片，成为街巷，板子桥便成为汉阳最有名的地名之一。

石潭泾桥位于东西湖区径河街，横跨径河，明清时径河亦称石潭泾，故名。明代汉阳县丰乐里(柏泉农场和东山农场巨龙岗)周世匡创修，清初同里张叔珽于雍正二年(1724年)夏至雍正三年(1725年)冬重修。长98丈，高1丈5尺，宽1丈2尺。民国初尚存，后毁。

六港桥位于东西湖区荷包湖农场西北、辛安渡农场东南两场交界处，横跨六港。1920年版《夏口县志》记载：;六港桥在新沟后、河泊湖前。为通黄、孝大路。在三沦所、平马所之间。桥用皮篙建造，每年培修。;;六港;在1958年东西湖围垦后消失，河道略与今总干沟上游重合，今辛安渡农场东风大队有;六港村;。;新沟;即旧新沟镇;;河泊湖;即辛安渡农场荷包湖大队旧荷包湖村;;三沦所、平马所;为河泊所名称，明初设置，均属原汉阳县管辖。该桥民国初年尚存，后废弃。今旧迹不寻。

戴公桥位于东西湖区辛安渡农场西部，通云梦、孝感大路涧港之上。初为木桥，清初，孝感县广阳乡尚文会(今属辛安渡农场)士绅戴华改建为石桥。早湮。清咸丰八年(1858年)孝感县诸生、尚文会戴廷兰等4人禀告知县文希范：;缘云、孝大驿中隔涧港，不独人行病涉，亦且公务多阻。前任涂宪不忍徒涉之苦，转为公务之计，欲易木为石，工程浩大，非千金不可。令曰‘能有捐资建斯桥者，准免徭役。’时生祖戴华闻令鸠工庀材，培土凿石，作为洞桥。乾隆年间，有马姓退保役于戴姓，生祖戴利塽、亨焕等先后具呈，复蒙傅宪给有碑文，准云、孝、川邑免一切徭役。;

长虹桥位于武昌起义门外东南，三孔砖砌。《湖广图经志》载：;在县南六里;，未说明始建时间，民间传说是唐朝尉迟敬德所修，但没有文献佐证。该桥头夜燃油灯，光彩若长虹，故名。又传，长虹之名，典出《阿房宫赋》：;长桥卧波，未去何龙复逆行空，不霁何虹;。

;明万历末年(1619年)熊廷弼在修筑邑南堤时重修，用明砖砌筑三孔，砖经磨制，用糯米浆加石灰等物粘接，孔径均为5米。为城南驿道的起点，鄂省与江南的交通要道。同治五年(1866年)，该桥损毁严重，作过维修。清代，长虹桥一带已是县邑境内较大的集市。民国初年，桥成为南北走向的路，路以桥名命名为长虹桥，1967年曾改名长虹路，1972年恢复原名。

;在近代革命史上，长虹桥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和1926年的北伐战争，在长虹桥都曾有过激战。1983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将长虹桥列为武汉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积玉桥为石桥，《江夏县志》记为鲫鱼桥，建于光绪十三年(1887)。该石桥内空丈余，每逢春夏，湖水上涨，邻近居民多在此桥孔处捕捉鱼虾，因捕的以鲫鱼居多，故称鲫鱼桥。清末此桥为铜元局运送铜元料车必由之地，取鲫鱼之谐音和堆金积玉之义，改名积玉桥。1931年桥毁后为地名，沿用至今。1934年在此桥址处，重建钢筋混凝土桥墩，木面桥梁，1938年又毁，残留的桥基延至20世纪80年代，今不存。

解放桥曾用名倩桥渡、王惠桥、中正桥。跨巡司河。明洪武年间(1368一1399年)知府冒政造舟为桥，名倩桥渡。明正德年间(1507;1523年)周仪改建。明嘉靖年间(1523;1568年)知府严中增修，藩王以木构桥，更名王惠桥。康熙四十四年(1706年)总制喻成龙及知县洪国补便选中这里，用木船作墩子，船上铺设木跳板供行人行走的浮桥。1936;1937年浮桥拆除，由武昌市政处招标，建筑商汉协盛营造厂承包，建成钢筋混凝土桥，称为中正桥。解放后改名解放桥。1954年桥身、梁体因被洪水冲刷塌毁，1957年1月由武汉大桥局第二桥梁工程处修复。桥长6595米，是武昌最早的一座四跨梯钢筋混凝土中型桥梁。

老人桥位于武昌南湖机场到狮子山华中农业大学的公路上，跨南湖港。该桥原名长寿桥，始建于公元1411年。明正德年间，胡王连募资重建。1963年2月由市政部门改建成为两孔33米钢筋混凝土板梁桥，名为老人桥，可通行荷载13吨以内车辆。

;老人桥地区有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文化遗址，因其址附近有一;老人桥;地名，故省文物管理部门将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文化遗址命名为;老人桥;遗址。

李家桥位于武昌城南约20里的古驿道上，跨巡司河。该桥古名为宏济桥，清康熙年间(1662;1723年)为张之藩倡建，三孔石拱桥。乾隆年间(1736;1796年)由程炳重修。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克武昌时，该桥被清军所毁。同治八年(1869年)修复。1956年该桥由武汉市水利工程公司培修加固。

新桥位于武昌复兴路南端，跨巡司河。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1576;1619年)，由熊廷弼主修。清康熙年间(1622;1723年)，总督额伦特重修，故名额公桥。咸丰年间(1853年)太平军攻克武昌，桥面被守城清军所焚。同治年间(1861年)，该桥修复。光绪二十四年，因修武泰闸曾拆桥运木。民国七年(1918年)，许松林等筹款修复。

;;1955年和1982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市政建设局对该桥作过两次较大的加固和改建成一座三孔红砂石墩，工字钢梁钢筋混凝土桥面的板梁桥，桥长32米，车道宽5米。

张公桥位于新洲凤凰镇举水河新大桥头约1公里处的田畈中，是目前新洲境内所发现、唯一保存最完好最大的古石拱桥。今存的;张公桥;取材于附近石屋山上的青石块，通过人工打凿，单拱堆砌而成，造型简朴古拙，以优美弧线构成主体，线条流畅，视觉感极为舒适。桥面长约27米，青石条铺成;拱顶桥面宽78米;拱高13米;拱顶高约8米(至水面)。

孔叹桥位于新洲旧街街黄林墅村，处沙河支流孔子河上，该桥全为青石垒砌而成，桥长228米，宽225米，高252米，其造型为四墩三孔，每孔之间铺装5根石梁，共15根。传说公元前489年，孔子率领弟子自陈蔡去楚国。途经一条逶迤10多公里的河流，由于水深岸阔，不知津口。孔子一行只好在离津口约半公里的下游涉水渡河。由于河水很深，水盈车轴，车上的书籍全部被淹。孔子见状，长叹一声，说此处若有一座桥就好了。明万历年间，黄冈知县茅瑞徵在此修筑了一座石桥，并命名为孔叹桥。相传茅瑞徵修桥时，一位白发飘飘、有仙风道骨的长者来到此地。他对村民说：;要修成此桥，非用龙骨不可。;村民诧异，;从哪儿找龙骨呢;只见他拿起罗盘依地而卦，随即指着南方一块长形垄岗说：;此地似龙形，必可得龙骨。;众人依言，来到垄岗，掘地一瞧，果见一块块的青石，天然生成，坚硬硕长，每根长逾十米，重约万斤。抬出地面后，一数，共十六根。说来也怪，其中有一根石头，众人使出浑身力气怎么也搬挪不动。这时，地仙又飘然而至，向众人解释道：;此乃龙脊，不可妄动。;众人依言而行，留下龙骨，重新填埋好，将其余的十五根抬走，而此桥的造型为四墩三孔，每孔上面铺陈五根石梁，正好只需十五根。

官桥位于索河镇官桥村。传为三国时关公所建。清初，由木桥改建为石台石面平桥。清末，复建为长47米，宽4米的麻条石平桥。1969年，蔡城道复修，官桥便向北移建到李家集。1998年，改建为钢筋混凝土简支板桥，桥长164米，宽72米，单孔净跨67米。

马城桥又名仙人桥，亦名韬光桥。位于索河镇彭新集北面，桥东是一条山涧汇流向西注入白石湖的无名河，石桥横跨其上，北连汉川市城子头，直通马城而故名。始建于三国时期，原为木板桥。清嘉靖年间，改建成单孔石拱桥。全桥均为青条石，用糯米瓦灰粘接而成，长5米，宽3米，高4米。拱面中央镶嵌石刻;功德何人及，名誉岂敢邀，不碑无所记，铭曰‘韬光桥’，嘉庆十三年岁官戍辰季春吉日谨识;。1979年，改建成钢筋水泥结构的单孔桥，长10米，宽5米，高4米。

茅新集桥位于永安街菱乐湾。清光绪二年(1877年)建，为青石拱桥，石缝用糯米浆、石灰挂口，桥两边各有24级台阶，全长50米(包括两端桥堤)，净跨4米，宽5米，高45米。该桥由石匠李万安包修，故又称万安桥。1969年，汉沙公路改建时，废旧桥，重建钢筋混凝土一孔平桥，桥长87米，宽92米。

西板桥位于大集街大集场东南，西湾湖莲溪港上。建于明末，因桥面用木板铺成而得名。清光绪年间，改建成石板桥。今保存完好。

状元桥位于蔡甸街马号街。相传清朝年间，蔡甸韩家塘员外韩宏道与安人王氏婚后数年无生育。天长日久，韩员外与府内丫环春桃私通怀孕，被安人王氏发觉，将丫环春桃赶出府门，韩员外追赶春桃至断桥上，不料春桃分娩，生下一子，正巧被路过此桥的安人王氏的长兄王山落发现，将其子捡回家中抚养成人，后中为状元。为光耀门庭，念其生母春桃的功德，养父之恩，状元公捐资重建新桥，并取名为状元桥。1930年，修建汉口至马口公路时，此桥被辟为路基。

慈渡桥位于沌口街升官渡，马沧湖南。雍正十三年(1736年)建，为石台木质结构的拱桥，三孔，长20米，宽5米，高5米，桥下可通航。民国时期，时毁时修。1938年，日军侵占汉阳时，将此桥改名为吊桥。1945年，由国民党军重建为青石三孔平桥。1949年春，国民党军溃逃时，将此桥炸毁。建国后，修复为石台木面桥。1955年，由武汉市建设局重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双曲拱桥。1980年，兴建汉沙复线公路时，撇开此桥，重建新桥，慈渡桥停用。

张都桥位于黄陂张都桥村，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由任明廷都察院右御史、辽东巡抚的长轩岭人张涛捐银改建，故名张都桥。张都桥位于滠水河东的汊港上，石拱单孔，桥墩平面北雕龙头，南刻龙尾。石桥全长288米，主桥205米、宽44米、高65米，底孔直径68米。桥所连接的是北通豫皖，南达武汉的大路，且更是木兰山西南傅家大湾、南场湾、周家畈等40余湾百姓出入的交通要道。

;张都桥万历四十一年改建后，崇祯十五年(1642年)前后遭炮火受毁，在清顺治、康熙年间作过一般性修缮，每遇山洪，;人车均不能过桥;，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基本复修。道光年间，桥孔与桥面出现破裂，给行人车辆行驶带来不便，桥北周家畈湾;武解元;周汉章、;文解元;周华廷父子俩遂捐银请石匠修缮，;以益利乡民路人;。今存张都桥即是周汉章、周华廷父子捐银修缮的。周汉章是道光初年的五品武解元，周华廷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的五品文解元。由于周家父子;武文;两解元情系乡里、为民修桥等事迹感人，故清道光至宣统年间，六品以下文武官吏到周家畈湾或途经周家畈湾，在距离湾前一华里的张都桥，须;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布衣百姓更是称赞两解元的义举。

双龙镇历史源流

双龙镇亦称朱城寨、大城潭。东临滠水、民舍座北朝南，南倚小寨山，古护城河环绕村庄，总面积约800亩。关于双龙镇等称谓，笔者多年研究的初步结论是：隋唐时，此处叫朱城寨，意思是朱姓人在这里筑的城寨。明时又叫过大城潭，即滠水河深潭旁修筑了一座大城（其实不大）。叫双龙镇，是因此处地貌形似二龙戏珠之状，其称谓是隋唐之前，可见双龙镇历史的悠久。

双龙镇历史的确悠久。考古发掘和案头研究的资料表明：西周时，这里已有先民栖息。到汉代，双龙镇已成为方圆数十里较繁华的集镇。“当街铺面百十家，商贾运货有驴马”为当时的写照。基于繁华，村民谌文坤等老人谈到历史上曾在双龙镇设过县治等事。据《黄陂县志》记载：汉至隋，黄陂曾称西陵、木兰、梁兴等县名。古木兰治所在黄陂，史书上早有记载。《南齐书、州郡志》载：南齐司州安蛮左郡辖七县，第一个便是木兰县。当时，木兰县管辖包括今黄陂北部和红安县的西南地区，治所就在滠水河东的双龙镇。

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历史地理学家谭骐骧更明确地把古木兰县县址标在黄陂滠水上中游处，而双龙镇正好处于这个位置。这就使古木兰县治所在黄陂，或说在黄陂双龙镇的说法更具权威性。从地理位置、军事位置、商贸集散活动等方面分析，这也是极可能的。一、古时滠水水道十分发达，不但河宽河深水清，且离长江近便；二、双龙镇濒临滠水，不但筑有石城，且有宽阔的护城河，易守难攻，为兵家必争之地，宜于设置重要的政权机构；三、双龙镇北近豫皖，与本省红安、大悟毗邻，水陆交通便利，是最佳的商品集散地。我们从大寨山遗留下的众多粗绳纹板瓦等分析，当时这里的建筑十分豪华，很可能是统治者在此设置过政权机构，而不是一般的民间住宅建筑所为。由此，还可以推断，双龙镇护城河最迟在唐初就有了。尔后，在宋元及明前期，均进行过拓宽与掘深。

谈到双龙镇历史，几年前该村的谌才卓老人曾说：古时候，双龙镇就被誉为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不但出了木兰将军这样的大英雄、大贵人，古时还有大贵人和达官显臣来过这里。谌老之说，民间确有所传。双龙镇东北一里许有一观音寺，隋唐时，观音寺就十分著名。隋末，南阳王伍云召兵败韩擒虎、宇文成都之手后，隐居大悟山紫竹寺为僧，取法号丧吉。紫竹寺距观音寺七十里，他应醉月长老之约到观音寺讲解经义。丧吾曾赞此处“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兰山耸翠于前，柏笼横枕于背后，为西陵第一名胜。”贞观时，开国元戎鄂国公尉迟恭受太宗皇帝李世民之命督鄂时，曾多次来双龙镇观音寺。尉迟恭来观音寺，一是祭奠救过他命的好友朱若虚，二是会从紫竹寺来此的丧吾和尚，三是请醉月长老为他讲解经义。这些正史乏见的故事，虽不足为历史事实，但其说有接近于历史的一面。所谓接近历史，譬如丧吾对双龙镇的那些赞颂，方方面面就说得十分真实准确。

座谈了解双龙镇历史时，年近古稀的谌文书、胡升喜等老人补充说：祖祖辈辈世代相传，汉代就有双龙镇的叫法。此说真实与否并不重要，但至少能说明双龙镇是极其古老的。隋唐时，由于朱若虚、朱天禄父子在朝廷和地方为官，并在此处承头筑城修寨，也就印证了朱城寨之说实有其事。民间还相传：北宋时期，因战败、流亡的定远县官吏，曾一度摄政双龙镇。洪武初，明地方政府在原城寨的基础上，对城寨进行了扩建，在大寨顶巅增修了一座烽火台，并设巡检司于双龙镇。以“遏察奸伪、期在士民乐业、商旅无艰、镇静一方……”在双龙镇设巡检司，这是很多老人都知道的事实。所以，不少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双龙镇出生的老人仍一直称双龙镇为大城司。据传，大城巡检司公署是一幢上下两重的线石青砖屋。清咸丰年间，看管此屋的老人烤火睡着后，炭火烧着了火盆旁的干柴，公署被烧毁。咸丰末同治初又复建。清同治时，大城谭司巡检为方家 。

清代至民国初年，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一直在双龙镇设有驿站和盐局。据传：双龙镇驿站的最后一块匾牌为清军提督、后擢升为台湾巡抚的刘铭传所题。同治5年（1866年），刘铭传率清军追捻军经双龙镇，扎营时，驿役磨墨请他题写了“大城潭驿站”几个字。民国初年，湖北督军王占元微服观看了木兰山农历八月开山门迎香客的庙会后，还寻访了双龙镇。王督军到双龙镇，主要是冲着历史上是否有木兰其人，是不是双龙镇人两个问题而来。王督军双龙镇之行，自然不会有什么结论。民国21年，国民党第十军军长徐源泉回新洲仓埠省亲后去河南，中途曾在双龙镇作了短暂的停留。在双龙镇，徐源泉在盐局老板计某的陪同下，拜谒了观音寺。并为观音寺题写了“慈悲为怀、利益众生”的匾牌。对此，已故黄陂知名绅士胡秋原的父亲胡康民曾说：双龙镇虽不大，但关注他的人物不小。

木兰将军与双龙镇

今年二月二日，中央电视台第七套节目，在《国防时空》栏目播放了《荆楚行——英雄木兰》专题片。该片于2003年11月27日至12月3日在双龙镇拍摄。该片播放后，社会反映较大。由此，一个关于木兰身世、姓氏、故里、生卒年代等老话题，亦又成为双龙镇民众谈论的热点。

为中央电视台《荆楚行——英雄木兰》作解讲的双龙镇村民谌文书老人说：历史上的花木兰就出生在双龙镇，本姓朱。木兰祖父叫朱若虚，父亲叫朱天禄。1998年，笔者到双龙镇采风时，村民谌才卓老人对此说得更详细。他说：朱若虚是个文官，先为隋文帝杨坚幕僚，后随唐公李渊镇守太原，为高祖器重的大臣，贞观初后赋闲在家潜心研究佛经道典。木兰的父亲叫朱天禄。天禄憨厚正直，贞观时为双龙镇千户。他为官清廉，乐善好施。谌文书、谌才卓所讲与明《木兰古传》上“木兰将军黄郡西陵人、姓朱、父寿甫、又名异、天禄、母桂珍”的记载是吻合的。清同治十年（1871年）编纂的《黄陂县志》上也有“湖广省黄州府黄陂县木兰山有朱异家住其下，其女代父从征，功封木兰将军”的记载。这个记载，原自明万历时曾任都察院右御史、辽东巡抚张涛的一篇奏疏。谌才卓老人还谈到，双龙镇东城门桥头原有石碑一块。石碑高约19米、宽12米、厚8寸。碑正面有“木兰将军双龙镇人”等字。背面文字记载的是修建东城门桥时，双龙镇朱谌陈等姓人捐资的情况。谌才卓老人还说：东城门桥头的那块碑大部分埋在土里，是他1946年冬挖树蔸时发现的。当时，他根本没想到这块碑有什么意义和作用。石碑裸露地面后，大约没过一年的时间，就被人砸碎了，而今连块碎片也找不到。

谈到木兰与双龙镇，1982年，黄陂著名鼓书艺人胡志高先生曾对笔者说，民国时期（大约是1939年），黄陂名人、原荆襄水师统制赵南山曾对他讲：木兰将军应是黄陂人，是北乡双龙镇人。赵南山还说：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赴日本任留学生监督前，曾看过一本木刻本《木兰传》。木刻《木兰传》中说：木兰将军，木兰山北，滠水河东双龙镇人，姓朱，年少替父从征云云。1999年9月，笔者到双龙镇采风，年愈五十的村民朱卫华讲他是朱若虚的后裔。他说：“木兰是双龙镇人。她就出生在我家后面的朱家台子屋。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我们也还要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木兰是民族的自豪，更是双龙镇朱姓人的自豪。”

笔者对朱卫华说：“现在黄陂境内的朱姓人，几乎全是明洪式时由江西吉安等地迁徒而来的。你是这里的土著吗？”

朱卫华的爱人彭云花说：“谈历史不能随意遍造。我们这里关于木兰的故事很多，她就出生于双龙镇的朱家台子屋。”

谈到这个问题时，谌文书老人说：双龙镇的朱谌胡三姓人，都是土著，不是明时由江西迁徒而来的。历史事实是不是如此，这还有待考证。

木兰将军与双龙镇，双龙镇与木兰将军，正如村民彭云花所言，这里与木兰相关的故事传说很多。如观音寺，相传木兰六七岁时，常到寺里“偷听”丧吾和尚与醉月长老讲解经义；大寨小寨山和大城潭边的河滩，传说木兰替父从军前，常到这些地方习武练功。实在地说，这些也只能作为传说，不能作为真实的历史。因为，根本无法找出佐证和事实证据。2004年6月1日，在黄陂区文联暨黄陂作家协会成立大会上，著名诗人韦启文先生曾说：历史上是否有木兰其人，是不是黄陂人，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韦先生所说是客观公正的。作为黄陂人，我们认为：如若历史上实有木兰其人的话，她就是双龙镇人。

双龙镇史迹的破坏保护与遗存

隋唐五代宋时期，滠水流域虽有多次的战争，但对双龙镇尚未造成大的破坏。双龙镇名胜古迹遭受大的破坏，是由元明时期开始的。

元明相交之际，战乱频繁，双龙镇的名胜古迹开始遭受大面积、严重的破坏。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徐寿辉部将率一支红巾军与元军在滠水中下游展开了长达数月之久的拉锯战。元军在进攻双龙镇时，炸城堡、挖城门、烧民房、毁道路、填护城河、凿木船，流窜到双龙镇的土匪，趁战乱抢动了观音寺，盗走了镇寺之宝玉观音佛像，焚毁了经书。洪武年后，双龙镇城堡又经历了复修、再毁、再复修、再毁的过程。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春，张献忠农民军在攻破滠水中游的周家寨、木兰山、大场等山寨城堡后，沿滠水北进，继而捣毁了双龙镇的部分城墙及西城门桥和西码头。此时的双龙镇，已是百孔千疮，“乡民依破城而居”。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部攻克黄陂县城后，在去黄冈途中，砸毁了观音寺的部分佛像。民国初年，双龙镇残城内外的民用和准军事设施基本破坏了。1947年，国民党军队在双龙镇大寨顶端修碉堡，拆毁了东城门桥北翼近40米长、数当时遗存得最好的一段城墙。尚存的一些建筑古迹，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基本上毁坏殆尽。

双龙镇城堡复修保护较好的数清乾隆嘉庆两朝。嘉庆之后，就谈不上复修和保护了。

相传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湖北巡抚刘藻经双龙镇去河南信阳。到双龙后，见此处有城堡和护城河，且风景不错，问地方官这是什么地方，城堡为何如此破旧。地方官回答：地方百姓相传是唐朱木兰将军的故里，城堡破旧不知有多少年，地方政府和百姓无银整修。刘藻“啊”了一声后，说要是拨银整修。不料没过多久，刘巡抚往督云南战败身死，拨银整修双龙镇城堡之事自然成了泡影。当然，刘巡抚的意愿是值得称颂的。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当年随刘巡抚到过双龙镇、时升为参将，据说是黄陂女婿的湖南人刘泗春捐银三百两，请石匠复修了破坏严重的部分城墙。

嘉庆二年（1797年）夏，黄陂普降大雨，山洪爆发，猛涨的河水冲垮了双龙镇西城门一带的城墙、民房及码头。时在湖北巡抚衙门当差的乡人谌某找到巡抚惠龄，以防洪安民为由，由巡抚拨银五百两，双龙镇商户自筹纹银若干两，将洪水冲垮的城墙、房屋、码头修复。

为保护双龙镇历史文化遗址，1988年12月，武汉市人民政府在双龙镇立碑，确定此处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

2000年，黄陂区姚家集镇人民政府成立了“木兰故里修复领导小组”，拟自筹资金、招商引资、申请国家扶持资金等措施，全面做好双龙镇名胜古迹的修复工作。

而今，能见证双龙镇古老历史的只有年久淤塞，已经废弃干涸、部分改作水田的护城河，大寨山上残存的粗绳纹板瓦及陶筒、鬲足、灰陶、红陶残片，尚有残墙残瓦的观音寺遗址。唯一保存较好的是隋唐时始建而受毁、明清时复修的东城门桥及东城门桥的古条石板

双龙镇作为木兰将军的出生地，应有木兰遗物和与木兰有关的遗存遗物，但由于历史年代久远，除朱家台子屋等遗迹外，其它尚少见，这的确是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