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五华黄氏：

凤秀庆宗昌，贤才焕国光，季兰尚思有，世得日传芳。

辽宁黄氏：仁承善孝德

启帝安廷俊，克明志增新，钟祥柴湖黄云不配和付晨在一起

宏建荣新彩，英才焕锦章，云礽多吉士，和睦振伦常。

十堰黄氏；天子重贤良，开道聚荣光。

在远古蒙昧洪荒时代的中国东部地区，有许多以鸟为图腾的原始人群，生活在这一广大地区，典籍称之为东夷。其中有九支氏族最为强盛，组成为部落联盟集团，史书称其为九夷。据史籍《古本竹书纪年》，这九夷是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其中的黄夷氏族，就是黄姓的最古老的族源。黄夷是因为崇拜黄鸟而得此名。其发源地在今内蒙古东部、燕山之南的辽河西源西拉木伦河流域。远古时代，在燕山南面的古幽州一带，栖息着各种鸟类，其中有一种后人称为黄鹂、黄莺的黄鸟。这种黄鸟，不仅小巧精灵，色泽艳丽，而且叫声清脆，婉转悦耳。因对黄鸟的喜爱之情，转而变为尊敬，后来发展至顶礼膜拜，就把它当作自己氏族的守护神和标志，因而也就成为这一氏族的图腾。这个氏族就叫做黄鸟族、黄氏族，简称为黄夷、黄族、黄人，成为东夷族鸟夷的一支。黄氏族人所居之地，地名多带黄字。辽河西源西拉木伦河，古代叫黄水，后来才改为“潢水”。史籍《热河志》第七十一卷这样介绍：“《新唐书》始作潢字，辽金史因之。《清一统志》原本谓别于西黄河，故曰潢。”后来，黄人由内蒙东部向东南部方向迁徙，经河北迁安县西的黄山和束鹿县的黄丘进入山东半岛，加入东夷集团，成为九夷之一的黄夷。今山东黄县东南部有古黄城，掖县南有黄山，兴博县有黄山，黄阜、济南西南部三十公里处也有黄山。这一带就是远古黄夷栖息活动的地区。在东夷集团中，黄人的势力发展非常迅速，很快就成为东夷集团中势力强大的一支，因而被推尊为部落联盟首领。在野蛮时代中期，东夷部族集团由凤夷氏族的少昊金天氏为部落联盟大首领时，黄夷就与风夷结成了婚姻氏族，后来又加入了少昊部落。当时，东夷集团都普遍崇拜鸟。由于东夷集团大首领少昊氏族的图腾是凤，因此凤便成为百鸟之王，成为了神鸟。凤鸟中有一种雌性的鸟，叫做皇（后写作凰）。这种鸟与黄鸟一样，通身都鲜艳亮丽的**羽毛，而且这两种鸟名的读音完全相同。皇鸟是凤鸟的配偶，恰巧黄夷又是凤夷的婚姻氏族。这些相同、相似、相通之处，黄人便自然地用凰鸟来取代原来作为氏族图腾的普通小黄莺，崇拜的对象改成了凰鸟。这样，黄鸟变成了皇 （凰）鸟，黄夷的图腾由黄鹂鸟变为金凤凰。当历史进入到野蛮时代中期，大约是炎黄之世时，东方黄夷部落部分成员陆续内迁到了华北平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时，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尽是一片**：**的平原，**的山峦，还有横穿北部中国的**的大河，人们便崇拜起大地和大河并把这条河叫做黄河。由于黄人内迁中原，用原本是黄鹂鸟的颜色“黄”字来指称大地的颜色，所以才有了《说文解字》的注释：“黄，地之色也”。黄氏人加入东夷集团后，与少昊氏结成了婚姻氏族的关系。后来，少昊氏族势力越来越强大，少昊就成为东夷部落集团的大首领，这样，黄夷降而为少昊部落的附属氏族，它与少昊凤鸟族的关系也由婚姻氏族变为父子氏族。因此，黄夷便以少昊为本族始祖。《宋学士集》说：少昊世代为水官之长，颛顼时他被封于汾川，后世尊其为汾水之神。春秋时台骀的后裔建立了沈、姒、蓐、黄等国，后被晋国一一灭掉，其中黄国的公族子孙以国为姓，成为黄姓的一支，晋国的黄渊便是其后裔。亡国后的黄氏遗民，有的逃至今河南中部，大批被迁到中原今湖北境内，及福建入闽始祖黄元方（字彦丰又名黄允）官晋安郡守居于福州黄巷，有的在楚国做了官。据说今黄冈、黄陂、黄梅等地，都是因为黄人迁来而得名的。汉代以后，黄氏因任官等原因分别向大江南北迁徙，南至湖南、江西、四川等地，北至河南固始、南阳。黄知运子黄元方居福建，始于晋代。宋元之际，福州候官晋安黄氏称盛于闽粤，至明末清初又移居到台湾，后又有不少人移至海外。

黄国（夏朝公元前2148年—春秋末年公元前648年）据《史记》与《黄国故城志》所载黄国建国创始人为嬴姓伯益长子大廉字太康，建于公元前2148年春光州定城西十二里故城古隆乡。黄夷南下中原，东夷少昊的后裔--黄夷的后代嬴姓伯益长子大廉建立了黄国。《竹书纪年》载："(夏)后相即位，二年，征黄夷。"商代黄夷已在淮水之滨建立国家，与商王的关系不是十分和谐，卜辞中有"伐于黄尹"的记载。周人灭商后，黄人归服，得以保留。从出土的东周时期黄国及相关的青铜器看，嬴姓黄国与姬姓曾国等一直保持婚姻关系。黄国故城位于河南潢川县西北6公里处的隆古乡。城址长方形，周长6700米，城墙残高5米-7米，时代为西周到春秋时期。在黄国故城西南约20公里的光山县宝相寺一带，发现黄国贵族墓地。1983年发掘出黄君孟夫妇墓，1988年发掘出黄季佗父墓。在黄国疆域内的罗山、光山、潢川等地都出土不少珍贵的黄国文物，时代多为春秋早期。黄国史实见于《左传》者，始于桓公八年(前704年)。这时楚国方兴，在楚地约会诸侯，黄、随二国都没参加，结果，汉阳的随国受到讨伐，淮水的黄国由于相距较远，躲过一劫，但也遭到楚国的斥责。鲁庄公十九年(前675年)，楚文王首次伐黄国。面对势力已扩张到淮河中上游的楚国，黄国采取了依靠强齐抵御强楚的策略。鲁僖公二年(前658年)，黄国参加了在宋地举行的谋划伐楚的齐国、宋国、江国、黄国等四国会盟。第二年，四国又在山东阳谷盟会。前655年秋天，黄、江二国伐陈。随着齐国霸主地位的形成，淮域诸国纷纷叛楚附齐。极力北上争霸的楚国当然不甘示弱，前655年就将黄国的姻亲小国弦国灭掉，弦子逃奔黄国。6年后，即前649年冬，楚国借口"黄人不归楚贡"，出师由伐黄。半年后，即前648年夏，黄国终于被楚成王吞并黄国〔夏朝2148公元前—春秋战国公元前648年〕存在1500年黄国开国国君大廉字太康约延续繁衍50代子民。黄国在原始社会晚期至夏朝商朝和西周时期称黄邑，东周列国时期称黄国。夏襄王四年癸酉（公元前648年）被楚国所灭，地名依然称黄邑。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称光州，地理位置在今河南省潢州川县隆古乡境内，黄国都城的遗址成了河南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据《黄氏族谱》记载，黄帝的第八代孙，颛顼帝的曾孙南陆公受封黄邑，食邑黄城，以地为姓，成了黄氏的肇基始祖，成为黄邑的统治者。黄氏宗族就是以贵族的地位在黄国的土地上一代传一代地繁衍分支，发展起来的。到周襄王四年（公元前648年）被楚国吞并以后，黄氏宗族结束了一两千年的贵族地位，变成了平民百姓，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融合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走上新的生活旅程。黄国都城旧址建在今河南潢川县城以西约十公里的隆古乡南面，故城略呈长方形，周长为6720米，城墙用灰沙夯土筑成，墙高5－7米，基宽59米，现尚存三处城门豁口，是目前河南省东南地区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古城遗址。由于它在公元前648年夏被楚国所灭，黄国遗民们又从春秋战国迄今经过2650多年的改朝换代和灾荒战乱，时过境迁，古城荒废倒塌，今天的黄国都城已经荡然无存，已经掩埋在一片田野百植之中。今天到黄国都城能够看到的古迹，只有黄国宫殿池和1996年潢川县黄氏宗亲会重修的春申君歇公祖墓。在黄国都城故址的一个小山岗上有一个小水池，池边竖着一块石碑，石碑上边刻着“历史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黄国宫殿天池，潢川人民政府立”。在黄国都城的西面，有战国四君子春申君黄歇公的坟墓，是公元1996年潢川县黄氏宗亲会重修的，其余的古迹荡然无存。解放后发掘黄国都城时的700多件青铜器的历史文物，被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黄氏宗族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来到黄国当统治者，过着统治者的贵族生活。夏、商、周历代王朝，遵循先祖帝王分封制度，承认黄国的王侯地位，从夏朝公元前2148年世袭相传1500年约繁衍50代至公元前648年被楚国所灭之后，黄氏宗族结束了统治者的地位，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共谋生存，共谋发展。随年代的向前推移和黄氏宗族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增多，历代分支繁衍，必须采取分支迁居的方式，来维持宗族的繁衍与发展的局面。因此，黄氏宗族根据中华民族的留长迁幼的方式，各房留长子往黄国继承祖业，次子以下的兄弟外迁移居他乡，另创基业，各自立自强，兴旺发达。经过四千多年的历代迁移传播，大江南北，黄河之滨，长城内外，海内国外，五洲四海，处处都有黄氏宗亲在居住，在创业，在发展。黄氏子孙，勤劳智慧，遵纪守法，艰苦创业，处处繁荣昌盛，丁财日炽，人文蔚起，形势喜人。黄国是黄氏宗族的发祥地，是黄氏宗族的祖宗乡。黄国人民勤劳朴实，民风民俗清雅，令海内外每一个到潢川县寻根访祖的游子十分佩服。潢川县当地政府和人民正在积极发掘黄氏的文化品牌，正在筹建黄都古迹旅游景点和相应的旅游设施，吸引海内外黄氏宗亲到祖宗乡投资置业，观光拜祖，为黄都增添光彩。由于黄国被楚国所灭和都城的倒塌，黄氏宗族地位的改变，黄氏宗族逐步迁居外地他乡，另谋发展。今天的黄国都城旧址，几里路内尽是田野，没有乡村，更没有一户黄姓人家，十几里路内的乡村，黄氏乡亲少之又少。国内外新编的有关黄姓的志书族谱中，对黄国都城的美好描写提请改写，不要盲人说瞎话，不要误导海内外乡亲。等到海内外乡亲同心协力，共建黄都旅游胜地完成之日，才是我们黄氏宗族开心之时。潢川县城地处中原腹地，城市规模不大，城市布局合理，城市规划恰当，街道纵横有序，街路清洁整齐，令人心旷神怡。潢川县的父母官，对于寻根访祖的黄氏乡亲十分热情，带领你到黄国都城实地参观。隆古乡是黄都所在地，乡政府官员每年接待着一批又一批的海内外黄氏宗亲，黄国的父母官的行为令人钦佩黄国的人民令人可敬。

糖王黄氏家族

在印度尼西亚，建源公司与黄氏家族的影响已经烟消云散了，但年长的人都还记得，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这个公司及这个家族曾有过一段令人瞩目的辉煌。

建源公司以经营糖业为主，它的创始人黄志信是一名华侨。

黄志信1835年出生于中国福建同安县。他的青年时期，正是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蹂躏的时候。厦门地区出现了小刀会这样的民间反帝组织，吸引了厦门、同安一带的农民、渔民和城市贫民。黄志信也参加进去，并担任管理后勤粮草的军需官。后来，起义失败，黄志信等人乘船出逃，到了印尼爪哇岛。在这里，他以做小买卖起家，渐渐发达，到1863年，他的资产已达上百万荷盾。

从那时起，黄志信就创建了“建源栈”。当时，印尼实行开放政策，他把爪哇出产的蔗糖和烟运往中国，再把中国的茶叶、丝绸、香料等运回印尼，后来又经营大米。这种海上贸易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收益，到19世纪末，他已成为南洋著名的华侨巨商。

黄志信的儿子黄仲涵1866年出生于印尼三宝垄市，当时印尼是荷兰殖民地，但华人所占人口比例很大。在华人社会中，多数人还是用家乡语言，很多人不会讲当地的印尼话。黄仲涵从小与当地人接触较多，能操一口流利的印尼语，这非常有利于他在当地的商务活动。

黄仲涵天资颇高，办事精明，黄志信看出他有经商的禀赋，便更加精心地教导扶持。在黄仲涵24岁时，父亲把经营管理权交给他，并将建源栈改组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

1893年，荷印殖民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政策上作了一些修订，诸如放开自由贸易，取消强迫种植甘蔗等等。黄仲涵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立即调整了建源公司的生产、贸易比重和经营结构，从1894年起，他发展大面积的甘蔗种植，并先后投资兴办了巴基斯、里约阿贡等5家糖厂，总投资约为1000万荷盾。其中里约阿贡糖厂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电气碳化设备，能够加工生产优质白砂糖，令同行十分羡慕。

黄仲涵的事业青云直上，不到10年时间，他的糖厂年产量已达到15万吨。可是，正当他一帆风顺迅速发展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英国和荷兰政府将本国的船只都征调回国运送战争物资。这样一来，爪哇的航运秩序便被彻底打乱，三宝垄海口码头上，华商的货物堆积如山，茫茫海面上却看不见一艘货船。

蔗糖无法运出，爪哇的糖商们纷纷降价倾销，一时糖价大跌。作为爪哇最大的出口企业，建源公司的损失更是惨重。眼看着大厦摇摇欲坠，黄仲涵心急如焚。他决定组织一个糖业股份公司，向荷兰商业银行借贷以缓和危机。然而，当时的荷印殖民统治者对华商企业有许多限制，从各方面予以刁难，荷兰小公银行更是落井下石，趁机提出许多令人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黄仲涵放弃了对殖民主义政府的幻想，转而召集各路糖商，连续开了十多次同行业会议，群策群力，终于找到克服航运停滞的办法，渡过了难关。

战后，欧洲物资极为短缺，砂糖也属奇缺商品，价格比战前翻了四五倍。乘着这股“西风”，黄仲涵空前地扩大糖业生产，并迅速地打进欧洲市场。当时，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里，到处都可见到黄氏企业白花花的砂糖。不用说，建源公司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几年中，黄仲涵的资产也翻了几倍，他成了印尼地位显赫的大企业家。

1918年，黄仲涵在克列贝特创建了东南亚最大的木薯粉厂，还有占地2000万公顷的种植园。雇员近4000人，年产量达27万担。木薯粉主要市场也是在欧洲。此外，黄仲涵还经营橡胶、咖啡、木棉、花生、蓖麻粉、香茅油等。

黄仲涵在雅加达、锡江、万隆、棉兰等印尼各大城市设立了办事处和分行，以扩大贸易。在荷兰鹿特丹、英国伦敦、马来西亚的核城和恬保以及新加坡也设了办事处，黄仲涵的经营范围扩展到全世界各地，仅伦敦分行每年销售的货物就达145万吨。

建源贸易公司的日益壮大，需要相应的金融机构。1906年，黄仲涵动用400万荷盾创建了建源银行，随着他的资本日渐雄厚，又增加了水灾和人寿保险等项目，同时还代理经营其它保险公司的业务。另外，他在航运业方面也颇有发展，他的船队成为荷印华商航运业主力。制糖业更是独霸一方，仅5家糖厂资产就达4000万荷盾。

不少人认为，黄仲涵的成功是因为他比较幸运，他从父亲那里接手时，建源栈已具有相当规模和良好的信誉。黄志信是在建源栈经营最好的时候交到儿子手里的，他有多年建立起来的完整的贸易网络和充实的资金，这些都为日后黄仲涵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印尼，黄仲涵是印尼华侨最先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的人，他早在20世纪初就认识到，要发展事业，人才是根本。建源公司的各个重要部门，都选用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很高业务水平的人担当领导职务。他既不排斥从欧美各国聘请技术人员来参与管理，更重视华侨专业人员的培训。他从自己的公司里挑选优秀的青年，千里迢迢送到欧洲各国去学习，也让他们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有人说他是个数典忘祖的“洋奴”。可他并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他的糖厂是印尼最先使用电气设备和流水作业法的，由于敏锐地接受新事物新观念，使得他在糖业的竞争中独占鳌头，创建了一代繁荣辉煌。

1924牛，黄仲涵去世时，人们对这位巨富到底留给子孙多少遗产众说不一。一般认为他大概有2亿荷盾资产。这在当时，几乎是个天文数字。黄氏家族的第三代人黄宗宣、黄宗孝等人主持的建源公司已是国际的大公司，不仅在印尼、在东南亚有巨大影响，在全世界也是炙手可热的大富豪家族。

在荷兰殖民主义者统治时期，印尼华侨被列为第三等人，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对他们征收的苛捐杂税更是多如牛毛。甚至，华侨所到之处都要缴费领取路条，否则便受重罚。警察对待华侨和印尼当地人是完全不同的态度，在华侨面前，他们的话就是法律。殖民政府还规定了许多莫名其妙的禁令，其中有一条是华侨不得穿西服。黄仲涵对此极为愤慨，他通过律师交涉，迫使政府取消了这条禁令，又带头穿起了西服。

随着黄仲涵财势日渐壮大，荷印政府对他的财产垂涎三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就以种种借口和手段企图扼杀建源公司，只是由于黄仲涵的精明顽强，一直没有得逞。

1917年，荷印政府以征收“战时所得税”为名，规定经营者从战争开始时年获利达3000万荷盾以上者，必须缴纳30％的税，乘机大肆劫掠；1921年，又要求黄仲涵缴纳3500万荷盾“战争税”和“收入税”。然后又说，如果黄仲涵感到力不能及，政府愿以700万荷盾的代价收购黄家企业。此时，黄仲涵已经看清了殖民政府的贪婪与无耻，他清醒地认识到对方的目的是为了扼杀华侨资本，占为己有。他严辞拒绝了。

黄仲涵去世后，年仅25岁的黄宗宣和19岁的黄宗孝主持建源公司的经营。这兄弟俩既没有父亲和祖父的魄力，也没有那样的幸运。1924年，席卷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也殃及建源公司，整整两年时间，建源公司处于停产关闭状态，企业元气大伤。黄宗宣灰心丧气，对前途失去了信心，于是，他退出了建源公司，带着属于他的那份资产，另谋出路去了。这对公司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从此以后，建源公司的重担就落在黄宗孝一人身上。他振奋精神，力挽狂澜，但经营刚有了点起色，二战恶魔又降临了。日寇侵占了东南亚，印尼也不可避免地处于日寇的铁蹄下。稍有恢复的建源公司再次面临危机。

好不容易熬到1945年，日本投降了。获得独立的印尼政府采取了扶助本土居民的经济政策，对华侨经济实施打击和排斥。黄宗孝奋力拼搏，却不幸于1950年突发心脏病而离开人世。此时，黄氏家族没有一个能够挑起这副重担的继承者，又缺乏专门的经理人才，黄氏后人眼看着建源公司江河日下，无力回天。

1961年7月10日，印尼三宝垄经济法院以“偷漏重税”、“违反经济法令”为由，接管了建源公司，这个光耀了整整一个世纪的黄氏家族企业从此便销声匿迹。虽然在印尼以外其它各地还有黄氏后人经营的“建源私人有限公司”，却终究难以再成气候。黄仲涵当年盛极一时的事业只有在旧报刊和三宝垄的史志中才能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