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帝王将相中，醉心于长生和求仙者，可谓比比皆是，如秦始皇、汉武帝等。然而，在中国的神仙体系中，帝王将相却往往被安排在了较低的阶位，比如城隍、土地之类，很多还被安排在了阴曹地府，担任鬼官。这是为什么呢？

道教神仙谱系的《真灵位业图》——其中收入历代帝王将相一百多人，除极少数（如比干、周穆王等）得以位列仙真外，绝大部分都不能直接成仙，而是担任酆都鬼官，辅佐第七阶位的主神“酆都北阴大帝”，治理阴间，如：

秦始皇为“北帝上相”，魏武帝（曹操）为“北帝太傅”，周武王为“鬼官北斗君”，晋文公（重耳）为“水官司命”，等等。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就是在于他们与古代民间对神仙的定义太不相符。

中国的神仙“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等都与他们不相干，帝王将相们，恰恰是“红尘凡世”的突出代表。这样的人，欲望太重，自然难以成仙。

其次就是一个轮回比较，生的时候享福，作威作福，发动战争，死了就会成了厉鬼，因而也难以成仙。这个就是为了告诉百姓，不要生前享乐，一定要对当前的生活状态满足，知足常乐。死后就可以升天成仙，就算不能，重新投胎以后，也一定会大富大贵的。结果，很多人相信了！

当然，也有少数帝王将相例外，死后得以位列仙班。这些人一般是忠义之士。

例如商代的比干，辅佐商朝两代帝王，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忠臣之一；还有三国时蜀国大将关羽，因其忠义而被后世推上了神坛，反映了我国古代民间对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的推崇！这里面也是有政治宣传的需要。

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人家，只要是与人为善，救死扶伤，就会在时候位列仙班，若是不能，也是会投胎于富贵之家的。你是想成仙还是要富贵？

1、古代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帝王将相的家谱。它写满了帝王将相的叱咤风云，而卑微平民无足轻重,芸芸众生从来不见记载。而古希腊罗马史却是一部平民追求民主权利的发展史。在这里，没有君临一切的专职君主，有的只是围绕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的各种斗争和改革。

2、君主专制、个人集权与宗法血缘关系，贯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始终。古代中国在向阶级社会过渡中，原始民主荡然无存。古代民众没有古希腊、罗马公民那种自豪感与主人翁意识，在中国最终确立的是君主专制统治。而希腊、罗马在城邦国家时代，出现了西方的群体公民的民主，较多地保留了原始民主制残余。他们采取的是贵族集体领导或全体公民共同掌管国家政权。

3、中国古代变法争鸣和政治改革都是围绕加强王权专制而展开。诸子百家为专制王权制造了奠基理论；中国古代法律，实质是加强君主专制，其内涵是刑罚，惩治百官和众民，以加强王权的威慑，带来的是人权的丧失。古希腊罗马的政治改革大多是在平民与贵族斗争的背景下进行的，内容是巩固和扩大公民的民主权利；法律制度是为维护民主制度服务，其内涵是人民权利、保障公民自由与平等的人权。这种主权在民,法律至上的政治制度是共和国中心价值观念，与中国帝王思想，官本文化是水火不相容的。

4、从中西古代政治制度的利弊和影响看：中国大一统和儒家正统思想加上专制皇权造就了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安定。其中专制王权是整合社会的权力中心。旧中国的每一次朝代更替或走向统一，都是强有力的君王专制维系了帝国的统一与文明的延续。所以，尽管中国古代有频繁的朝代更替，但文明的继承与发展却一脉相承，从未中断。 而西方的民主政治和法制思想成为了催生人类迈向现代化的动力。进入近代，西方国家率先确立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传统有内在的继承关系和深刻的历史渊源。

延引他人并综上所述总结：古代中国实行人治，一是重视皇权，没有民主人权可言。皇权对臣民施以严刑酷法，以强制百姓遵规守矩；二是中国重视家庭伦理纲常，家庭是皇权最坚实的社会支柱，严格受到血缘礼仪规范的限制。上有皇权，下有家庭，所以奖赏与治罪往往涉及家庭。

古代西方实行法治，一是重视人权，人权自由受法律保护；二是西方伦理推崇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对家庭与乡土观念相对淡泊。所以政敌制裁相对宽容，不涉及家庭。

大概的意思是二十四史不是纯粹的历史记载,只是那坐皇朝的二十四个姓的家谱罢了它的意译也可理解为历史是当权者写的,只会记载当权者的生平事迹之类大多数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发家史，没有记载普通人的。比如它不会记载某年某月某个农民种地的事吧。

鲁迅有言，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就因为史官单一地从帝王的视点出发，忽略了更广大的人群，尤其忽略了他们的精神状况。“也不知道是不是作者搞混了，或者鲁迅先生曾经在某篇文章引用过类似的话，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