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士，是中国古代中央一级科举考试中试者之称。原指古诸侯推荐给天子的士。唐、宋时，以州(府)、县科举考试(乡贡、乡举)中试者称乡贡士。明代，贡士分两种情况:一为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一为贡入国子监的生员。清朝时，会试中试者统称贡士。清制称会试考中者为贡士，再经殿试赐出身，乃为进士，但习惯上每于会试考中后即称进士。

明

洪武

胡靖：重庆府知府。

贾荣：户部主事。

岳安：东昌府教授。

张鉴：刑部郎中。

侯澄：邵武府同知。

洪禋：仁和县知县。

胡聪：工部郎中。

逯逊：布政司经历。

永乐年间

宋翚：沂州同知。

梁骥

莫志：吏部司务。

陈善

刘敏：蒙阴县丞。

贾铨：盐课司提举。

张翚：蒙阴县主薄。

乔林：监察御史。

孙本：南京户部检校。

单铎：永州府经历。

李茂

陈恭：青州府通判。

曹璇

毕鉴：兴化县主薄。

宣德年间

韩暄：留守卫经历。

薄显：龙门卫经历。

马贤

王让：太平府推官。

徐进：济南卫知事。

李恒

马俊：密云卫经历。

王春：郯城县丞。

正统年间

李美：束鹿县丞。

鲁让：延安府同知。

田土：上虞县丞。

崔宾：江浦县知县。

杨毅：宜君县丞。

惠宾：凤翔府推官。

陈禄：汉阳府照磨。

莫弦：安福县主薄。

景泰年间

冯浩：孝义县教谕。

仵胜：鸿胪寺序班。

扈勤：鸿胪寺序班。

王晟：庆王府审理。

安祥：兴县训导。

席禄：宜宾县丞。

姚璘：澄城县丞。

马宪：邳州同知。

孟祥：凤翔府照磨。

天顺年间

张真：苏州府经历。

孙铭：坤、域之曾祖，宜君县知县。

张宣：安阳县知县。

薄恂：邢台县丞。

黄道：蒙河县教谕。

刘志：武城后卫经历。

胡昂

成化年间

夏正

张文成：蓟州吏目。

许义：太湖县丞。

马聪：隰州吏目。

张翱

杨贵：临潼县训导。

朱祜：大兴卫经历。

安民：钝之弟，清县县丞。

张矩：平凉府训导。

吴宜：允之孙，广平府经历。

唐权：莱阳县丞。

赵谦：宁波府照磨。

张思睿：大城县丞。

符玺：冠县训导。

董明：金州同知。

皇甫敏：蒙县县丞。

弘治年间

安恭：钝之弟，保安县教谕。

张辎：知州。

郭孜

皇甫清

李槐

许安：伊王府奉祀。

李佐

赵辂：王府典宝。

符凤

黄云：灵寿县知县。

张玉

惠泽

周云：宁之子。

宋昂：荣河县丞。

孙仪

正德年间

韩永清：六安训导。

赵聚

王宪：王府教授。

孙杰：学正。

田凤：教谕。

罗云汉：束鹿县教谕。

杨济：蔚之子。拾遗金百两，候主还之。任清水教谕，捐俸以周贫士。

张寿

李恺

曹睿

杨环：临准县训导。

张维翰：辎之子，沾化县教谕。

曹铨：文通之子。

孙宥：石泉县知县。

藩麟

嘉靖年间

尚东震

许纯

杨师程：正宗子。

朱继：谦长子。昌黎县教谕。

袁锦：韩城县教谕，性朴实。平生无疾言厉色。

杨渊

朱缮：谦次子，隰州同知。

赵上卿：选贡。

樊玠：临潼县训导。捐俸续刻遗志，署印分毫不取。升清涧教谕，捐俸修明伦堂。居官十余年，止领一仆，升南京国子监学录，再转临洮府通判，致仕归，三与乡饮。

嘉靖《临潼县志》　樊玠纂修。久佚，内容不详。据清康熙《临潼县志》载，明代诗人许宗鲁为明嘉靖《临潼县志》所写的叙中称：“邑之训导睢阳樊生玠所参次者，县故有志，岁远残阙。”樊玠，河南睢阳人，嘉靖二十五年(1546)任临潼县训导。任职期间，参阅临潼以前县志，补遗纠错，编修《临潼县志》2卷。

陈大化：选贡，丁酉省试中试。

孙振德：武功县教谕。

袁永绶：锦之子。

杜云鸿

皇甫阶

田润：凤之子，洛阳县主薄。

张云衢：丹阳县训导。

安贤：束鹿县教谕。

张士奇：云鹏之子。长子县教谕。

许效

马钦：宣城县训导，庆府丰林王教授。

陈勋：青城县训导。

徐翰：昌平州学正。

周璠：宁之孙，济宁州训导。

孙东序：仙居县训导。

江域：平凉府训导。

蔡天祥：晟之子。安庆府训导。

李宠：孟晊之子。

潘天民：教谕。

马腾霓

张希孟

张有源：锦之子。

张士豪：云鹏之子，见《人物》。

陈居正

董应时：明之子，泗州训导。

田瑶：淇县教谕。

董建中：临朐县丞。

周玳：蕲水县训导。

刘调正：武进县训导。

隆庆年间

李必升：恩贡，武学教授。

张禹教：凤翔府经历。

谷以实

刘朝阳：隰州学正。

杨灿：容城县教谕。

王弘业

万历年间

张庆禄：恩贡，训导。

高凤翔：商水县教谕。

阮国仁：顺天乡试中式。

杨用宾：襄城县训导。

梁桂：嘉定县丞，有治绩。文见《艺文》。

马图：沈丘县训导。

蒋汝能：凤翔县县丞，有惠政。

宋同文：翰邑县教谕。

郭从征：辽阳县教谕。

孙缵

张好古：固始县教谕。

刘学易：汝南县教谕。

庞道充：当涂县教谕。

朱攀龙：太康县教谕。

彭好仁：临漳县教谕。

邓之功：镇平县教谕。

杜诵

孙愈奇：判官。

王弘济：鲁阳府教授。

刘之平：沧州学正。

李融光：洛阳县训导，扶沟县教谕，七与乡饮。

余阶：安庆府训导。

陈为邻

朱孔灿

傅冯

田有秋

张洪纲：云鹏之孙，士豪之子。

李养栋：馆陶县教谕。

皇甫守训

高用：桐柏县教谕。

刘斯行：汝宁府训导。以敬临人，士畏其严。

任性善：开封府教授。

朱国相

蒋怀礼：郑州学正。

周之祜：辽州同知。

许其清

杨东升

杨可教

干可行：榆社县知县。

杨化麟：沈丘县教谕。

蒋见龙：河内县教谕。

魏伯恭

魏伯谦

常文炤

唐文耀：汤阴县训导。

孟尚鲁：兰阳县教谕。

刘尧年：世贵之子。原武县训导。

天启年间

刘泽淳：本省乡试中式。

董起蛟：邹县训导。

王承泰：颍上县训导。

崇祯年间

刘三光：贵而能下，数与宾筳，卒祀乡贤。

余时变

褚泰珍：泰初之弟。皎然不滓，里人德之，谣传至今。任狄道县知县，有惠政。

历史上狄道学宫七百余年间，历经战乱，屡毁屡建，均得到不断修缮，有府、州、县志记载。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修复扩建元代文庙，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狄道知县管见修文庙，明世宗嘉靖四十年（1561年）提督龚守愚修明伦堂，设兴诗、立礼、成乐三堂，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狄道知县褚泰珍再次修文庙，清顺治五年（1650年）临洮府推官岳峻极复修学宫，康熙年间，临洮府属县河州知州王兆鳌重修明伦堂，设诚意、穷理、主教三堂，康熙十八年（1679年）临洮知府杨宗仁复修大成殿，雍正六年（1728年）川陕总督岳钟琪捐修两庑及乡贤祠、名宦祠，乾隆十六年（1751年）兰州知府与狄道知州程鹏远献俸银、率乡绅重修文庙，规模宏大，盛况空前。清道光元年（1821年）狄道知州陈沅在乡绅资助下筹措千金修建文庙，形成完整的建筑群。文庙于同治二年（1863年）毁于战火，光绪元年（1875年）知州喻光容筹资重建，文庙再次形成规模，光绪二十四年（1896年）乡绅何建威捐修文庙，修建文昌阁、魁星阁，使狄道学宫再度辉煌。临洮文庙历经风雨沧桑，解放后遗存仅有大成殿、西厢房九间。

鲁永庇：邦彦之孙，枣强县知县。

袁鸿渐：恩贡。

刘恒：偃师县训导。

石上麟

刘瓒：焕之孙。祥符县教谕。雅有文名，工于书，所著《睢州人物志》刻于苏州。《睢水音》及诗文集藏于家。

魏纶纲

权大任：裕州学正。

赵震元：拔贡，见《人物》。

曹嘉祯

袁鸿俊：宜兴县训导。

孙永承：科之孙。训导。

王玺

孙珙：己卯科副榜，乙酉本省乡试中式。

袁赋诚：可立之孙，枢之子。楚雄府通判，入觐，值云南乱，补于家，卒。累官皆以家资自给，大司马之产几尽。工诗，有集藏于家。

袁赋诚(1617-1680)，字一倩，一字与参，小字东居，号楚雄。明书画鉴赏家袁枢长子，兵部尚书袁可立孙。明崇祯十七年(1644)拔贡，授融县知县。弘光元年(1645)任吴县教谕，丁父丧去官。清顺治六年(1649)补确山县教谕，顺治十七年(1660)升广西南宁府新宁州知州，康熙十年(1671)补云南楚雄府通判。康熙十二年(1673)，袁赋诚进京师朝觐，值平西王吴三桂起兵反清于云南。袁赋诚因是前明大臣子，终为清廷所不容，遂投牒归里睢州。承父业，居家"论古今，商诗文或品评书画"。著有《袁赋诚诗集》。见《碑传集·国初守令》、田兰芳《逸德轩文稿·墓志铭》。

睢阳袁氏珍贵书画图籍的继承者，曾藏有《宋拓淳化阁帖》(泉州本)、南宋《松桂堂帖》、锡博本赵孟頫《临兰亭序》、祝允明行书《正德兴宁志序》等。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松桂堂帖》，明末清初经袁枢和袁赋谌父子精心收藏，后传入清代宰相翁同和之手，得以流传至今。

"袁赋诚河南睢州人贡士顺治十一年任"(《钦定四库全书·山西通志卷八十二·职官十》)

《奉训大夫云南楚雄府通判袁公墓志铭》

(清)田兰芳

公姓袁氏，讳赋诚，字与参，世睢阳卫百户。祖可立，前万历已丑进士，历官兵部尚书。父枢以户部正郎榷浒关。佥谓才可御乱，特授本省布政司参政，分守大梁道。母任淑人。

公生有异征，十三乌程潘昭度校士归德，爱公文拨置胶庠。十四宾兴于乡，十八饩于三十人。壬午州陷于寇，时公年二十六，随父于苏。逾明年，为甲申，贡于庭。乙酉考授融县知县，未任豫王下金陵、改任吴县教谕。丁外艰，扶榇还里。戊子服阕，己丑补确山教谕。乱后，邑无弦诵声，公自出己资，葺学舍，日夕与诸生讲贯其中，文学由是兴起。

甲午，升山西沁源知县，县在万山中，田瘠不可耕。滨于沁者尤善溃，户多流亡，于是积逋莫办。公为招辑流移，使复其所。更请丈踏久荒田地，除其虚额，岁减无虑二千金，穷民为之少。苏县境北际，界平两山对峙，叠嶂复崖，莾为盗薮。土人李虎等潜踞其中，时出侵略。公密请巡抚奏发太原满兵，公为之导入东山雕窝沟，追剿四十余日，数十年地方隐忧一朝荡定，公之力也。

已亥奉命变卖王产。初，两山流移与土著争田不胜，遂献之晋王而岁输其租，名虽王产实与各藩自置有殊。公历陈开荒投献之由，且言两山用兵之后，村落成墟，虽西山有数家存，皆朝不保夕，无力承买。急之恐生他变，屡请必报，罢而后已，沁民尤以为德。公在沁七年，一切服食器用，供应大兵，代完逋赋，皆取给于家，先业为之几尽。

庚子，升广西新宁州知州。州当孙李焚掠之余，城中止存衙舍，终日行不见一人，虎豹虫蛇杂居之。公尝有诗曰:'墙头虎过风腥入，屋里蛇行穴乱穿。"盖可想其荒寂之概矣。未几以给由单过限降一级去。

辛亥补云南楚雄府通判。云南距家万里，舟车屡易而后至。然郡土平旷，士人多知读书，公顾而乐之忘其为异境也。久之，署定边事，县赋不满千，讼者稀少。猓猓则冬夏披羊皮耕田，语言虽不相通，而畏官惧刑，有太古风。公尤谓与已相宜甫代还。

承檄入觐至都，而吴逆之变作。吏部请云贵觐员改补。奉旨在京支俸，俟荡平复任。四月，云贵总督请滇黔朝觐官员俱赴荆州，军前所开地方择便随宜委用，乙卯赴荆。是岁以随军员多题请别补，于是又自荆赴部，投牒归，而待次于家。久之，卒。

公跋涉所至，几尽朔南。其间恶岩骇浪，瘴雨蛮烟，无不饱尝。虽云仕宦，实则无异投荒。故其自序曰:"先祖方筑东舍，梦苏明允先生来谒，东坡从之。明允顾问先祖曰:"渠来居是。比觉，则生余。先祖喜为前贤所托，冀以有成，因命小字曰:"东居"。而钟爱甚笃。讵知一身蹇劣，半世落拓。宦业文章万不足与东坡为役。独是迹遍炎徼，若或似之，以此征梦，殆可羞矣。"

公生于前万历丁已六月十八日辰时，卒子康熙庚申六月十九日戍时。初娶李氏，贵州都匀府知府梦星公女也，次安、次刘、侧室康与卢。刘出子二、女三。康氏、卢氏子各一，昌、山、远、定。女长适州庠生杨端，次适太学生袁贤，(袁贤乃睢州兵马袁氏十世裔孙，其妻袁赋诚二女为睢州尚书袁氏十一世孙女，生于顺治四年(1647)二月二十二日卯时，卒于康熙十五年(1676)十一月初一日酉时，享年三十岁。)，三(1648-1678)适壬戍进士兵科掌印给事中王绅，皆先公卒。公卒时止一孙在，盖山子也，名士元，未久亦殇。今乃以其弟赋谌孙景朱为山后。呜呼!亦可悲也。公生于华膴，酣习富贵者久，疑当娇侈脆惰不任淡泊劳瘁。乃服官所至，皆以清约勤敏著称。而孝友高简，尤足为后进法。

公早失恃，事继母刘淑人如已母。家居之日，每晨盥漱毕，必登堂揖问"夜安否"，立而待命，命之坐则坐。与之言愉色承之。语竟，揖而退。夕亦如之，终身如一日。

视其弟尤友爱，而督课则不少宽。及其有立喜甚。暇日相聚一室。论古今，商诗文，或品评书画，玩尝铜玉，极欢而后罢。公善奕，未尝一当弟，或问之曰:"奕有争道焉。"

公性恶凌杂，率常闭户。晚年多病，出入愈简，数月座无一客。或临池，或复古人之谱，于枰间以自娱。今世士大夫多鄙内则少仪，为细事不足道，竟以豪侈相尚往来，酬酢无暇晷，睹公遗事，亦当取以自饬矣。

公将卜以己已十一月葬祖茔右方，其弟赋谌来请铭，故叙而铭之。铭曰:腴于家，瘠于官，人以为难，公则安笃于亲。闲于礼，公视若常人，则佹有善宜乐，无儿何悲。人亦有后，家声用隳畴昔，公降梦来告，淑儋耳海康坡游未足。

(河南省图书馆藏 清·田兰芳《逸德轩文稿·墓志铭》、《碑传集·国初守令》)

人物简介 简介 生平

宝塔高耸擎云天，三贤故里多俊贤。在临渭区官底镇下薛村，长眠著一位我国哲学史上著名的人物，他就是明代关学重要传人，史称“关西夫子”的薛敬之。

薛敬之（1435年—1508年），字显思，号思庵。他天生姿容秀美，美须髯，腹有7颗赤痣，左膊有一胎Y带来的“文”字，黑入肤Y。5岁即喜读书，不与同龄小孩玩耍，尊儒重道，乡人以道学呼之。

年龄稍长，拜明代理学大师周惠（号小泉）为师。每天闻鸡而起，到周家门前等候开门。进门後扫洒设座，跪而请教，执礼甚恭……从此，就有了“周门候启”的典故。他对人说：“周先生品行高尚，学近尹洛（指宋代程颐、程颢），我以为师。州陈云逵洁身自好，事必躬亲，我以为友。我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之力也。”

景泰七年（西元1456年），薛敬之为渭南学生。自为学生，举止端严，不同於流俗。十六七岁即应乡试（科举制度中的省级考试，考中者为举人），应乡试十又二次。考试成绩总是居於上等。提学皆优异之，不以学生待之。成化二年（西元1466年），被县上推荐入太学（最高学府、国子监）。观其言行举止，太学生们都惊呼“关西（潼关以西）又出了个横渠（北宋哲学家张载，今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在太学Y，他与开创江门学派的广东新会人陈献章齐名。

不仅如此，薛敬之也是个大孝子。在太学期间，二老相继去世，闻听噩耗，悲痛欲绝，他竟赤脚哭号奔丧。当时积雪盈尺，泥泞遍道，亦不知避，後来因此落下了终生脚疾。母亲爱吃韭菜，母去世後，他终生不忍食韭。

上司为其文章惊奇，又观其身材高大魁伟，于成化二十一年（西元1485年)，薛敬之被提拔为山西应州知州。当时多以进士举人为知州，而薛敬之却以岁贡（州府县选送入国子监的生员），可见薛当时之影响。

在应州任上，他鼓励民众耕稼纺绩。春耕生产时，他亲到田间视察。有家庭困难者，就送给种子。民贫不能婚丧者，给予资助。买母畜数十，送与孤独，令其繁殖。不三四岁，应州积粟四万馀石，干蔬万馀斤。随即，遇上荒年。应州民众免於饿死，还有三百馀家逃荒者返回，皆予衣食，修葺其屋。又立义冢，埋葬死於道者。获盗贼，不轻贷，故道不拾遗。尤重学政，常为穷学生提供灯油纸笔。他倡导在应州修建了儒学明伦堂，并亲笔撰写了上梁文。

应州南山有虎患，他仿唐代韩愈任潮州刺史时，写《祭鳄鱼文》，为百姓除患。薛为文祭之，曰：“吾无虐政於民，而虎何居食吾赤子？”旬日，虎渍于壑。肖家塞北，瀑水涌出於中田，势汹，若将溺人。先生祭之曰：“是将没吾民乎？恶在其为民父母也！”痛自刻责。忽瀑水如鸣雷下泄，人得不溺。有狐狸精为妖，民惊恐。先生祝神明，狐死，不为妖。应州有井，水黄且咸，不可人食。忽一日，复为白水，其味甘。若此者，皆先生善政之徵验也。

应州有一木塔，是世界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木结构塔式建筑。弘治三年（西元1490年），时任应州知州的薛敬之亲自主持修缮，并欣然提笔，写下“玩海、望嵩、挂月、拱辰”8个字，制成4个匾，分别悬挂在木塔第5层的东西南北4个方位。今仍存3块，唯“挂月”匾下落不明。

应州人感激薛敬之的善政，为其立有生祠，感其恩德，祈祷长寿。还立有《应守薛君政德碑记》石碑，以报先生。薛敬之的政绩，不仅为老百姓称道，也得到了朝廷认可。史称其“奏课（官吏的考核成绩）为天下第一”。时巡抚诸老，深异先生，累荐于朝。“谓先生学行才术，非徒止区区郡邑已也”。

孝宗弘治九年（西元1496年），薛敬之迁金华同知（副官之名）。东南学者陈聪等数十人登门求教。在金华为官二年，即辞职回家。

薛敬之为官政声斐然，然而更让其青史留名的还是他的思想和著述，他与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陈献章并享盛名，所著有：《思庵野录》、《道学纂统》、《洙泗言学录》、《尔雅变音》、《田畴百集》、《归来稿》及《定心性说》。薛敬之的学说，注重“理气”，认为“一身皆是气，惟心无气”，“未有无气之性”。“风雷变化，气使然也”。主张宇宙遵循“无极—太极—天地—五行—四时—人”的演化过程。关学起于北宋眉县张载（横渠），传于薛敬之，使其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一家。

辞职10年後，政德三年（西元1508年）二月二十七日，薛敬之卒于家，终年七十又四。曾师于薛的关学集大成者、礼部侍郎高陵学者吕刮其撰写了碑文，史载葬于渭南西五里铺之南。薛敬之的事迹後被收入渭南乡贤祠，时任渭南主事张治道为其撰写了《思庵薛先生入渭南乡贤祠记》。

薛敬之的後人——官底镇下薛村薛姓人，每年清明都去渭南扫墓祭祀。直到解放後，薛氏坟茔仍有10亩坟地，并请有专人看管。1963年建设毛巾厂时，相关部门通知下薛村薛敬之後人去迁坟。现年72岁的村民薛庆元受族人之托，带领其馀5人前去搬遗骨，当时负责看坟的员张村员忠义接待并参与了全过程。搬回後，重葬于下薛村北薛氏祖茔至今。如今薛敬之的後人分布在下薛村、下薛新庄和蒲城县原任乡的庵前村（庵前疑为庵迁变化而来）。

夫子一生好学，知识渊博，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不通晓。一日，番邦派使节来朝，献上珍禽异兽，并附有连环战表。宣称如若你朝识得此物，便心服口服，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否则便自立为王，分庭抗礼，皇帝一听便急招殿前文武相辨。

只见此物“体大如犊，尾细如鼠，嘴巴尖长，两眼突出”，百官面面相视，无一人识得，情急中有人向皇上推荐薛敬之：“此人或可知晓。”皇帝急宣薛敬之入朝。听朝臣描述，夫子已猜出七厘八分，他偷偷在宽大的袍袖中藏了一只猫。及至在朝堂见到那怪物，他立马断定“鼠精也！”随即从袖中放出猫来。那怪物一见慌忙逃避，身体瞬间缩到尺余。夫子笑道：“果然是鼠！老鼠再大也畏猫，尔等再强也是我大明的臣子！”来使见被夫子识破，又献出一禽：形似凤，色如火。夫子立马道：“火鸡也！”使节问：“吃什N？”夫子道：“吃铁石也！”随使人喂铁，竟啄之，食完咯咯飞去。来使大惊，赶忙毕恭毕敬地躬身施礼道：“回国定上奏我主：大明尽能臣勇将，不可小觑。愿从此臣服，相安和睦！”

外使走後，龙颜大悦，对薛敬之赞道：“爱卿真有夫子之才也！”薛敬之听罢，赶忙跪拜：“谢主隆恩！”就这样御封薛夫子便传了出去。

有一回，夫子回故里探亲，村人皆出城相迎。夫子撩起轿帘伸首向外探视。不料，一只喜鹊从上头飞过。一滩鸟粪不偏不倚正好落在轿顶上。这扫兴之举，令夫子的喜悦之情大打折扣。喜鹊飞离後，恰巧一只乌鸦飞来，夫子误以为乌鸦所为，用手指著道：“这个虫艺儿要不得！”

这虽然只是一个传说故事，但下薛村无乌鸦却是事实。数百年来，下薛村Y村外，大树参天，鸟雀成群，唯独不见乌鸦。而相邻不远村庄，树上乌鸦窝比比皆是。人们都说：“这是薛夫子咒的！”只可惜无法为乌鸦 昭雪了，看来这冤案还将持续下去。

相传，薛敬之墓前有两排雕刻精美的石人石马，有一天夫子显灵，弟子吕棺写碑文的石碑夜Y突然光芒四射，白日能如镜照人。若是贪官污吏、行为不端者站立碑前，自己便可亲眼看见已经发黑变坏的肝胆。照後则会回心转意，从此弃恶从善，人曰：“劝善镜”。

汲取日月精华，滋润京兆地气，天长日久，那些石人石马也便有了灵气。夫子悯民疾苦，驱使石牛石马，夜间无人之时代农人耕作。忽一日夫子墓前一匹石马不见了，护陵人四处寻找，後来终於在渭河岸边找到。原来这匹石马夜间耕田完毕已晚，难忍饥渴，跑到渭河去饮水。被一大早去渭河挑水的农妇看见。她用手一指随口说：“这不是夫子的马吗？”这匹石马被揭破了秘密，灵性尽失，无法再返回墓地，从此便永久地蹲在了渭河之滨。

行文至此，还要特别说一说文头这张薛敬之和夫人薛李氏的照片。後人敬仰先祖的学识和品德，每年春节清明都要把珍藏的古老神轴悬挂参拜。“文化革命”中破四旧，各家的神轴都被收缴到官底公社戏楼前统一焚烧消毁。当时有位薛姓人在场，他甘冒政治风险，偷偷把薛家的神轴藏了起来。後来村人薛成信从神轴画像上翻拍下来，这才有了如今这张难得的薛姓祖先的照片供後人敬仰。

先贤言行成楷模，夫子遗风化故里。下薛村以薛夫子为荣耀，以薛夫子为楷模。人们尊老爱幼，教子读书，邻里和睦相处。每逢春节清明结伴而行，飨食祭祀，追终思远，怀德报恩。夫子崇尚道学，村人不守陋习。从古至今，下薛村人过年不贴门神，平日不记号月。守四时而作，男耕女织，日子越过越红火。

光阴荏冉，五百多年过去了，但有关薛敬之的美丽传说还在家乡人口中代代传颂著。

《思庵野录》、《道学纂统》、《洙泗言学录》、《尔雅变音》、《田畴百集》、《归来稿》及《定心性说》。

心乘气以管摄万物，而自为气之主，犹天地乘气以生养万物，而亦自为气之主。

一身皆是气，惟心无气。随气而为浮沉出入者，是心也。人皆是气，气中灵底便是心。故朱子曰：“心者，气之精爽。”

心本是个虚灵明透底物事，所以都照管得到。一有私欲，便却昏蔽了，连本体亦自昧塞，如何能照管得物？

学者始学，须要识得此心是何物，此气是何物，心主得气是如何，气役动心是如何，方好着力进？面去。

千古圣贤，非是天生底，只是明得此心分晓。

天地间凡有盛衰强弱者，皆气也，而理无盛衰强弱之异。先儒谓“至诚贯金石”，则理足以驭气矣。

心便是官人，性便是个印信，情便是那文书，命便是那文书上说的物事，文书或写得好歹，说得利害紧慢，便唤做才。这一弄事物，不是气怎么做的？便唤气。故心、性、情、命、才、气本同一滚的事，更何异？

德无个大小，且指一物始根，便是大德；发生条达，千枝万柯，都是那根上出来，便是小德。

接事多，自能令气触动心，敬则不能为之累，否则鲜不为之累。

心之存，则海水之不波；不存，则沙苑之扬灰。

仁则是心求仁，非一方也。但心有所存主处，便是求仁。观诸孔门问答，可见师之教、弟子之学，都只是寻讨个正当低心，心外无余事。

《太极图》明此性之全体，《西铭》状此性之大用。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标贴出个心之体用来。程子因而就说个“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包括这两句。

“有朋自远方来”，与“天下归仁”之旨同。

“活泼泼地”只是活动，指鸢鱼也。便见得理气，说得面前活动，如颜子“卓尔”，孟子“跃如”模样。

天地无万物，非天地也；人心无万事，非人心也。天地无物而自不能不物物，人心无事而自不能不事事。而今天下只是一个名利关住扎了，壅住多少俊才，可胜叹哉！气化然也。

气化人事，不可岐而二之，须相参而究之，然后可以知天道消息，世道隆替。

因天地而定乾坤，因高卑而位贵贱，因动静而断刚柔，因方类物群而生吉凶，因天象地形而见变化。此圣人原《易》之张本以示人，故曰“《易》与天地准”。

《太极图》虽说理，亦不曾离了气。先儒解“太极”二字最好，谓“象数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称，形器已具，而其理无朕之目”。“象数未形”一句，说了理，“形器已具”一句，却是说了气，恁看气理何曾断隔了。

雨燠寒，风之有无，见得天无心处。风雷变化，气使然也。

天本无心，以人为心，圣人本无心，以天处心。其未至於圣人者，可不尽希天之学乎！何谓希天？曰：“自敬始。”

凡所作为动心，只是操存之心未笃，笃则心定，外物不能夺，虽有所为，亦不能动。

在天之风霜雨露者，阴阳之质；在地之草木水石者，刚柔质也；在人之父子君臣者，仁义之质。阴阳一刚柔也，刚柔一仁义也。阴阳气也，离那质不得；刚柔质也，离那气不得；仁义性也，离那气质不得。未有无气之质，未有无质之气，亦未有无气质之性。偶观杏实，会得一本万殊道理。当时种得只是一本，如今结了百千万个，不亦殊乎？一本万殊，万殊一本，有甚时了期，就见得天命不已气象出来。

古来用智，莫过大禹，观治水一事，只把一江一河，便分割天地。

尧、舜之世，以德相尚，故无谶纬术数之可言。汉、唐以下，伪学日滋，故有谶纬术数之事。

古人之论处家，有曰义，有曰忍。盖忍字无涯澹义字有正救，独用忍不得。独用义亦不得，上下名分不得不用义，出入日用不得不用忍。义与忍相济，而后处家之道备矣。

孔门优游涵泳，只是调护个德性好。凡问政、问仁、问士、问礼与行，不过令气质不走作，掘得活水出来。

夜气与浩然之气不同，彼以全体言，此以生息言。但“浩然”章主於气，“牛山”章主於性，学者互相考之，有以知性气之不相离也。

天高地下，万物流行，分明个礼乐自然。

　　包括：衡阳石鼓书院,江西九江庐山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商丘应天书院石鼓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湖南省第二大城市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五年，迄今已有1200年历史。书院主要建筑有武候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七贤祠、合江亭、禹碑亭、敬业堂、棂星门、朱陵洞等。蒸水出环其右，湘水挹其左，耒水横其前，三水汇合，浩浩荡荡直下洞庭。而石鼓正当其中，横截江流，秦然若素。“衡州八景”有“石鼓江山锦绣华”、“朱陵洞内诗千首”、“青草桥头酒百家”三景集聚于此。 石鼓书院立有高约两米石鼓。晋时庚仲初《观石鼓书》云：“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则载：“具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经，鼓鸣则有兵革之事。”石鼓山峻峭挺拔，风景奇异，历有湖南第一名胜之称。 名城衡阳人文荟萃，石鼓文脉绵延千年。石鼓书院是一座历经唐、宋、元、明、清、民国六朝的千年学府，书院屡经扩建修葺，苏轼、周敦颐、朱熹、张栻、程洵、郑向、湛若水、叶钊、邹守益、茅坤、旷敏本、赵大洲、林学易、王敬所、蔡汝南、胡东山、李同野、罗近隐、王闿运、曾熙等人在此执教，在衡阳培育了王居仁、夏汝弼、管嗣裘、邹统鲁、朱炳如、伍定相、曾朝节、陈宗契、王夫之、曾国藩、彭玉麟、彭述、杨度、齐白石等一大批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名人。诸葛湖南衡阳石鼓书院亮、罗含、郦道元、齐映、宇文炫、杜甫、吕温、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等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其状蔚为壮观。 作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石鼓书院曾鼎盛千年，名噪朝野，在我国书院史、教育史、文化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正所谓“石出蒸湘攻错玉，鼓响衡阳岳震南天”！但不幸的是，1944年7月，石鼓书院在衡阳保卫战中毁于日寇炮火。2006年6月，衡阳市政府重修石鼓书院。 石鼓之名一说，石鼓四面凭虚，其形如鼓，因而得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载：“山势青圆，正类其鼓，山体纯石无土，故以状得名。” 另一说，是因它三面环水，水浪花击石，其声如鼓。晋时谀仲初《观石鼓诗》云：“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从《水经注》来看，秦代以前，石鼓之名就载于史册。山北面有一石洞，名为“朱陵后洞”，《水经注》上说“有石鼓六尺，湘水所经，鼓鸣，则有兵革之事”，意思是说如果在“朱陵后洞”内听到湘江水的鸣叫，就会发生战争；《潇湘听雨录》记载：此洞为“灵洞”、“真仙遗迹”，在此祈祷能求子、除病。 三国时期，建安20年（215年）武侯诸葛亮居住在石鼓山，督零陵、长沙、桂阳三郡军赋。因此，后人在石鼓山的南面建“武侯庙”（据《徐霞客游记》记载），后被迁移至石鼓山上李忠节祠旁，改名为“武侯祠”祠内有张南轩书《武侯祠记》（楷书体书），此碑在抗日战争时期流失。 唐贞观时期（公元627-650年）衡州刺史宇文炫辟石鼓东岸西溪间为游览胜地，题“东崖”、“西溪”四字，刻于东西岸壁上；天宝年（742～755）间，著名道士董奉先在“朱陵后洞”栖息，修炼九华丹，杜甫《忆苦行》诗中有“更忆衡阳董炼师”之句；懒残和尚常来洞栖息，又名朱陵仙洞；“诗圣”杜甫大历4年（769）3月中旬和大历5年夏两度到达衡州城，每次都在石鼓山下停泊上岸和离开，曾在此留诗数首。当杜甫第二次离开衡州城，便病故于耒水旁的方田驿（今耒阳市高炉乡龙王庙），时年59岁。德宗贞元3年（787），宰相齐映贬到衡州任刺史，在山之东面建一凉亭，取名为“合江亭”。顺宗永贞元年（805）大文豪韩愈由广东至湖北，途径衡州，齐映请韩愈为此亭写下著名的《合江亭序》“红亭枕湘江，蒸水会其左。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后人建“绿净阁”以此为纪念韩愈。地以人传，石鼓名声大振，成为后世文人骚客“朝圣”之地。宪宗元和年间（806-820），有“唐代八大诗人之一”美誉的衡州刺史吕温，任期间又对合江亭进行扩建装修；衡阳秀才（唐朝，秀才为最高荣誉，相当于现在“院士”）李宽在合江亭旁建房，取名为“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在此悉心读书，为石鼓书院之雏型。刺史吕温曾访之，并作《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日记其事。 宋代太平兴国2年（978），宋太宗赵匡义为赐“石鼓书院”匾额和学田（朱熹的《石鼓书院记》：“始唐元和年间，州人李宽之所为，至国初时尝赐敕额”。《国朝石鼓志》卷一事迹篇：“案文献通考赐额在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与朱子记国初者合”）；宋至道3年（997），衡州郡人李士真在石鼓书院内开堂讲学、广招弟子，使石鼓书院成为正式的书院。宋仁宗景佑2年（1035），曾担任集贤殿校理之职的刘沆，在衡州任知府。这时，他将石鼓书院的故事上报给皇帝，宋仁宗阅后，便赐额“石鼓书院”。由于石鼓书院“独享”两度被宋朝皇帝“赐额”的殊荣，而步入石鼓书院的“鼎盛”时期，成为当时与睢阳（又名应天府书院）、岳麓、白鹿洞齐名的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首。当时全国许多名流都至此讲学；如文学家苏轼、理学鼻祖周敦颐等……。孝宗淳熙14年（1187）理学大师朱熹、张栻在此讲学，朱熹作《石鼓书院记》；张栻在亭中立碑，亲书韩愈《合江亭》诗和《石鼓书院记》，后人将此镌制成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名曰“三绝碑”。仁宗庆历4年（1044）石鼓书院成为衡州路的官办学府，有正式教授1人，主要“以经术教导”学生。度宗咸淳10年（1274年）正月，湖南提刑、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驻衡州时，作诗《合江亭》：“天上名鹑尾，人间说虎头。春风千万曲，合水两三洲。……”；谆照十二年(1185)，部使者潘田青(一作畴)就原址建屋数间，榜以鼓额,“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未竟而去。提刑宋若水继成，奉先圣先师之像，集国子监及本道诸州印书藏其中。请朱嘉作记，诫诸生勿为科举功名所乱,而要辨明义利，有志“为己之学”。时戴溪为山长，与诸生讲《论语》，有《石鼓论语问答》3卷。七年林田井学教授兼山长凡三年，“补葺经创”，鼎新书院，并刊大字本《尚书全解》40卷。南宋开庆元年(1259)，书院毁于兵火。景定元年(1260)提刑俞琰(一作俞炎)命山长李访“扫地更新”，“尽复旧观”，增辟园圃，仰高楼，取明德新民文章，为诸生丕扬其义，绝响再闻，士风作振”。提刑黄斡又置田35亩，“以赡生徒”。宋末著名音乐家郭沔曾寄居住石鼓山上，他泛舟于湘江上，创作出“潇湘水云(雾)”这首著名的琴曲。 元朝，继续办学。然其田于至元十九年(1292)为灵岩寺僧强占，经邓大白、王复、康庄、程敬直等历任山长长达62年争讼，才得归还。元末又毁于兵火。 明清时石鼓书院不断扩大，明永乐十一年(1413)，知府史中重修书院以待旅游学者，设礼殿祭祀孔子，乾张祠祭祀韩愈、张拭。天顺、弘治年间均有修葺。正德四年(1509)叶钊为山长，讲圣贤身心之学、道德之首，剖晰疑义、阐发幽微“时学者翕然云从”。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湛若水至书院讲论“体认”之学，理学家、教育家王守仁的传人邹守益亦来大倡“良知”之说。二十八年，知府蔡汝楠以书院为朱熹、张栻、湛若水、邹守益“过氏之地”，乃重整书院，订立规约，以学文敦行、辨声慎习、等伦常、识仁体训士，刊《说经札记》、《衡汀间辨》、《太极问答》等，“忘倦”达4年(1549-1552)。又请赵大洲、皮鹿门等“海内名公”讲学其中，诸士环听，“宛然一邹鲁洙泗之夙也。”。著名地理学家徐弘祖在其《徐霞客游记》中对石鼓的景色有详细描述；万历四十的(1612)巡抚记事，观察邓云霄大修书院，以“铸士陶昆”、建有讲堂、敬义堂、回澜堂、大规模、仰高楼、砥柱中流坊、棂星门、风雩、沦浪、禹碑、合江诸亭、其他“殿祠号舍，罔不完葺”，规模极一时之盛，崇祯十五年提学高世泰修葺。青年时的王船山更是多次写诗词颂扬石鼓书院。明朝末年，书院再次毁于兵火。 清世祖顺治经略大臣洪承畴，将石鼓书院作为军事指挥所。同年偏沅巡抚袁廓宇上奏清庭，申请重建石鼓书院，衡阳县知县余天溥具体负责修复工程。此时，山上建有合江亭、禹王碑、武侯祠、大观楼、会讲堂、忠节祠、七贤祠等建筑。石鼓书院为清政府允许恢复的第一家书院，这一时期，书院科举化，石鼓书院成为传授举业、培养科举人才的基地。康熙七年(1668)，知府张奇勋扩建号舍20余间，“拔衡士之隽者肄业其中，每月两试之，士风称最盛”。二十八年，知府崔鸣捐俸“增其所未备”、“督率师徒援古证今，析疑问难”其中。时七贤祠、仰高、大观二楼，敬业堂、留待轩、浩然台、合江亭及东西斋房等、“日日髹、丹碧上耸、焕然巨观”。山长多一时之选，如陈正雅、余廷松、林学易、易廷彦、罗瑛、皆湖南名进士，然所援多为科举之业。咸丰3年（1853）9月～咸丰4年正月（1854），曾国藩、彭玉麟在衡州创建湘军水师，驻石鼓，石鼓书院附近的水面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石鼓书院改为衡阳官立中学堂，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改为湖南南路师范学堂；民国时期，相继改为“衡郡女子职业学校”和“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湖南三师），后由于石鼓山无法满足新型学校要求，学校被迁移至金鳌山；此时，石鼓书院便成为供人游览、祈祀的风景文化名胜。 1944年7月，石鼓书院原有的楼、阁、亭、祠等建筑物，在震惊中外的衡阳保卫战中被于日军焚毁。故址内还有唐、明、清碑刻多处。 1964年，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衡阳视察时，要求恢复衡阳的名胜古迹，诸如石鼓书院、回雁峰等。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限于历史条件，仅培植了树木花圃，建以亭榭，在废墟上建了一座石鼓公园，无法恢复当时的建筑和陈列。 1998年，国家邮政部发行“古代书院”即宋代四大书院邮票时，事先曾来石鼓书院实地考察，终因只见山石、不见书院而以河南登封嵩阳书院代之。 2009年，石鼓书院特种邮票首发式在湖南省衡阳市石鼓书院广场举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发行的“古代书院（二）”特种邮票共有4枚，分别为湖南的石鼓书院、江苏的安定书院、江西的鹅湖书院、海南的东坡书院，每枚邮票面值1．20元，由当代中国著名的国画大师范曾和著名画家邹玉利设计，以国画形式表现。

　　石鼓书院概貌

　　石鼓书院经过近十次的重修，在修葺的过程中，尽量保持其原貌，现在的石鼓书院主要是由禹碑亭、武侯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合江亭、朱陵洞组成。 始入石鼓书院，穿过大门，走过长廊，映入眼帘的是禹碑亭。禹碑亭亭柱上题着一副对联：“蝌蚪成点通，天地衍大文”，此联为我国现代著名书法家史穆所题，在禹碑亭中央放置着一块禹碑，为蝌蚪文所做，禹碑为大禹治水功成在南岳衡山 岣嵝峰所刻，最早见于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其后史乘屡有记载。衡阳石鼓山禹碑亭始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位于石鼓山南面。 明代杨慎为禹碑作释文亦置于此。 穿过禹碑亭，来到石鼓书院二门前，只见篆书对联“名修千佛上；至味五经中”于门上，石鼓山与道教文化有颇深渊源，后建立石鼓书院以“四书五经”作为正统教育教材，这幅对联是对石鼓书院的真实写照。 透过二门，看到眼前有两个祠堂，位居其右的为“武侯祠”，位于左的为“李忠节公祠”，武侯祠和李忠节公祠与石鼓书院都没有很多联系，但是由于这两位英雄的事迹都发生在石鼓山，遂将其移至石鼓书院。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初设讲堂5间,斋室52间。 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 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

　　湖湘学派

　　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持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在教学方面，提出“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原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从而培养出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湖湘学派多数学者也在岳麓书院学习过。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书院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当时的岳麓书院成为全国闻名的传习理学的基地。南宋淳熙七年（1180），张木式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教条》人微言轻正式的学规，颁于岳麓书院。,朱熹曾两次来此讲学,当时学生达千人,从而使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誉,几与孔子在家乡讲学的地方并称。 从元、明至清初，由于战乱，岳麓书院曾两度遭到焚毁，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已不复旧观。清初。书院被禁。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放宽书院政策。康熙二十六的（1687）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以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遣送至岳麓山，乾隆九年(1744)又御书“道南正脉”匾额送至岳麓山，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复兴后的麓书院，除了对斋舍屡加扩建外，其书院性质也由民办而逐渐演化为官办。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岳麓书院往往由从事诂经考史的著名汉学家主持，学习的内容也由理学转向经史考证，特别是在王文清主院期间，更以“群经教授诸子”。此后罗典任山长，“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湘水校经堂”，专以研习汉学为主。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 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

　　千年学府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 书院大门横匾“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两边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讲堂正中悬清乾隆御书“道南正脉”匾,左右壁有石刻“忠、孝、廉、节”四个高16米、宽12米大字。左右两廊有清欧阳正焕所书“整齐严肃”石刻。讲堂屏风正向刊张村撰《岳麓书院记》。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编辑本段]河南登封嵩阳书院

　　书院简介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

　　书院学制

　　嵩阳书院学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于唐朝，兴盛于北宋，一直到了清朝末年，兴学堂以后书院制才被废除。教学特点： 嵩阳书院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经过近千年的衡读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教学经验，其特点主要是：1、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的机关，又是学术研究的机关，实行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2、书院盛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讲会，开展争辩。3、书院的教学，实行“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4、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采用问难论式。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5、书院内的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书院的名师，不仅以渊博的知训教育学生，而且以自己高尚品德气节感染学生。

　　名家辈出

　　嵩阳书院，是中州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我国古代的高等学府。 宋初，国内太平，文风四起，儒生经五代久乱之后，都喜欢在山林中找个安静的地方聚众讲学。登封是尧、舜、禹、周公等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据记载，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号称“二程”的程颐，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对学生一团和气，平易近人，讲学鲜感，通俗易懂，宣道劝仪，循循善诱。学生虚来实归，皆都获益，有“如沐春风”之感。康熙辛卯年，全省在开封选拔举人，录取名额一县不足一人，仅登封就中了五个。名儒景冬，就这于嵩阳书院，中进士后，曾九任御史。嵩阳书院正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声名大振，四方生徒摩肩接踵，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

　　书院珍宝

　　院内的汉封将军柏人称“稀世珍宝”。 嵩阳书院内原有古柏三株，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岳时，见柏树高大茂盛，遂封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军”。 大将军柏树高12米，围粗54米，树身斜卧，树冠浓密宽厚，犹如一柄大伞遮掩晴空。二将军柏树高182米，围粗1254米，虽然树皮斑驳，老态龙钟，却生机旺盛，虬枝挺拔。树干下部有一南北相通的洞，好似门庭过道，树洞中可容五、六人。两根弯曲如翼的庞然大枝，左右伸张，形若雄鹰展翅，金鸡欲飞。每当山风吹起，枝叶摇动，如响环佩，犹闻丝竹之音。三将军柏毁于明末。 关于将军柏树龄一直是个神秘的话题。该树从受封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赵朴初老先生留有“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的赞美诗句。经林学专家鉴定，将军柏为原始柏，树龄有4500年，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 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二将军柏比大将军柏大得多，为什么被封为“第二”呢？这里有个“先入为主”的传说，动人的传说，不知吸引了多少文人的墨客泼墨挥毫，赋诗赞颂，更留给人们以启示。 巍巍将军柏，给嵩阳书院增添了历史的沧桑感和浓郁的感染力。 门外的大唐碑素有“嵩山碑王”之称。全称为《大唐嵩阳观纪圣德盛应以颂碑》，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碑高902米，宽204米，厚105米，碑制宏大，雕刻精美，通篇碑文1078字，内容主要叙述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李隆基炼丹九转的故事。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的八分隶书。字态端正，刚柔适度，毛法遒雅，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作品，大唐碑重80多吨，仅碑帽就有10多吨重，古时，人们是怎样将这么重的碑帽主上去的呢？千百年来，凡到嵩阳书院的游人都要提及这个问题。在民间，“智立唐碑”这个充满智慧的传说故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成为品赏大唐碑的重要内容之一。嵩阳书院在我国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以文化瞻富，景观奇特名扬古今。山峦环拱、溪水长流、松柏参天、环境幽雅、景最清、石幢莠纪故宫铭而文明。书院主要文物有西汉的“将军柏”和唐朝的“大唐碑”。

　　千年道场

　　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是佛教、道教场所，但时间最长，最有名气的是作为儒教以圣地之后，嵩阳书院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名为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僧待多达数百人。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更名为嵩阳观，为道教活动场所。宋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名为嵩阳书院，以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明末书院毁于兵火，历经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时期，学田1750多亩，生徒达数百人，藏书达2000多册。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经历千余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这的历程。但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载入史册。 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院落而言,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较广阔。大至而言，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除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

　　[编辑本段]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又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位于商丘县城南。因为商丘在唐供称为睢阳，北宋景德三年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隋唐以来，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宋代的应天府书院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应天书院位于商丘旧城州之东。其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l009年，宋真宗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院。 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扩展。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仁宗景佑二年，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明正德六年迁城，应天书院也迁往今地——城内中山东二街路北。现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伦堂为学堂。这两座建筑均为歇山式建筑。

海瑞字如贤，海南琼山县人，明正德八年（15 14年）12月出生。四岁丧父，母谢氏纺绩为业抚养幼小海瑞，母亲粗识书史，在海瑞幼时即口授《孝经》、《大学》、《中庸》等典籍。母亲的启蒙教育对海瑞一生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忠贞不渝的坚强品格更是让海瑞受益终身。后在他《与琼州诸先生书》中，对母亲作了高度评价，深情回忆谢氏”苦针裁，营衣食”以供养自己。

小时读书，风神欣秀，自许甚高。自号”刚峰”，同学称之”道学先生”，在学业中渐渐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学术与人生见解，特重个人操守气节，鄙视荣华富贵。他安身立命的誓言是：”上天以完整的节操系于汝等之身！而汝等不能将其保全，那么还有何颜面立于天地之间？俯首索气，曲学阿世。纵然能一局而跻身于卿相之列，成为天下人艳羡的焦点，却无足挂齿。呜呼！海瑞若有如此卑颜之举，不如速死！”

血气方刚的海瑞，不仅受到师生的肯定与尊重，也受到了督学官的器重与嘉奖。1549年督学蔡公按视琼州郡学，以”不以白乎”两句为考题考察诸生。得海瑞答卷惊讶于在这穷山僻壤竟有如此奇才。同年得中举人，赴京参加会试，到京后上《平黎策》，黎族为海南岛上主要少数民族，因不满明朝统治，屡屡发动暴动，明朝多次出兵，无功而返。海瑞上疏批驳了这种劳民伤财，滥杀无辜的措施。提出琼州，距京师万里之遥，请朝廷在当地开道设县，全面加强治理、开发。可能是人微言轻，此事不了了之。直到距海瑞上书《平黎策》之后300多年，清朝末期清政府才在琼州当地设立道一级的行政机构。

海瑞先后参加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与三十二年（1553年）的会试，均告落第。当时已年满四十岁，不愿在为科举功名浪费时日，于嘉靖三十二年毅然听从吏部选调，受任福建延平府平南县教谕（主管县学的长官）之职。这给了海瑞一个施展个人报复的机会，他到任之后，特重学生品质道德的培养。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官场，保持气节需要绝大的勇气。刚刚踏入仕途的海瑞很快便遇到了考验。根据《明会典》记载。洪武年间即明令规定，因各处儒学均设在当地孔庙之中，每至朔望之时，当地官员应清晨谒庙行香。师生需出大门迎接 ，而至明伦堂后师生作揖，教官侍坐。官员退出时，师生复送至大门。但在明代中叶以后，世风衰退 ，一些教员惧怕上司*威，不顾朝廷祖制，在儒学内对上司进行跪拜之礼。这是以气节为生命的海瑞深恶痛绝。因此，他在《教约》中规定诸生于明伦堂见官，不许行跪礼。一次南平当时长官至儒学上香，至明伦堂后教员出来迎接，左右教官皆跪，唯独海瑞长揖不跪。一些官员不免怒形于色，讥讽道，”安得有此山字笔架”，从此海瑞有了”笔架博士”的雅号。

海瑞联想自己苦读圣贤之道，以祖宗成法为模式，教导学生崇尚气节，何错之有，却刚入官场，便横生枝节。书生意气十足，一气之下竟提出辞呈，当地一些地方官员，余怒未消，允其解除公职，放其还乡了事。

”争礼”一事给海瑞当头一棒，眼见出师不利，已无力回天之时事情出现了转机，延平知府在看到海瑞辞呈后，却惭愧不已言道：”海瑞言行均合族制，是吾等行事之误也。”更加幸运是，大司空朱衡（字镇山），闻听此事后，对海瑞的气节人品大为赞赏。在朱镇山宽慰他道：”汝自幼饱读诗书，究竟为何汝出任公职，究竟为何难道就为争一跪之礼，而全部放弃吗？”海瑞此番劝导挽留之下，才打消了辞归乡里的念头。

后有福建按使长官到延平视察谒孔庙，海瑞依旧长揖不跪，大家吐舌叹服。这位官员叹服道：”今日之世，竟有此等的教官!”从此海瑞声名远扬。

在延平海瑞任教官长达四年，他的正直不阿，有引起一些官员的非议与憎恶，但也赢得了不少士大夫的交口赞叹！这不能不说是海瑞的幸运。又得到巡案，监事等官员纷纷上书推荐。于是，嘉靖37年（1558年），海瑞升迁为浙江淳安县令。这是海瑞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他真正了解天下黎民之苦与王朝政治利弊的开始。

海瑞初任淳安，阅览户籍册籍，发现民户逃亡人数超过在册人数一半。当时的淳安地瘠而民贫，重岩叠嶂，百姓纷纷逃匿山林。山下田亩均为豪吏侵夺 ，贫穷之家无粮充饥。海瑞对百姓苦痛不禁感慨万千，顿生恻隐之心，决定以身作则，饭粝羹藿，奉薪之外，分文不取。淳安地处交通要道，往来官员路过之时，必以各种方式索要财物，弄得怨声载道。海瑞一反常规，均从自己收入中开支，有则送，无则已。

它的刚直与俭简，也得到了浙江总督胡宗宪的敬佩。有一次还诡秘的对手下官员说道：昨天听说海县令为其母做寿，买了两斤猪肉，真是不容易啊。”

不过海瑞也为自己的正直付出了代价，因为睚呲必报的长官随处可见。这里讲一位权倾一时的朝臣鄢懋卿，在大奸臣严嵩权倾朝野时期，鄢懋卿死心依附，深得严嵩父子宠任，总理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尽握天下利柄，权势显赫一时，且生性奢侈。有一年，他以盐法都御史巡视州县。携妻同行，特制五彩舆，命十二位年轻女子随之。道路之上，观者如堵。地方官迎送更是奇招迭出，馈送钱物之人，络绎不绝。海瑞闻知鄢懋卿将过本县，先发制人，  因鄢氏在京之时，曾故作姿态：预先通知沿线官吏，本官素性简朴，沿途饮食供帐，都应简朴为尚。而真实情况却是，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供帐极华丽，就是溺器也是银制之具。

海瑞在鄢氏未到淳安之前，及向其发出揭帖。声明”沿线官吏所为，与大人要求大相径庭，实为将百姓之苦怨归罪在鄢大人的错误之举，淳安百姓疲敝。本县令不知如何招待”云云。

鄢懋卿接帖后心中恼火，但素闻海瑞刚直之名，为避免正面冲撞，强压怒火，鄢懋卿命手下绕过严州境，改道而行。而严州知府已做好迎接准备，被海瑞一张揭帖给气跑，料定过后必将有所报复，故一腔怨气落到海瑞身上。鄢氏回京后，急派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