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室家谱：又称《爱新觉罗宗谱》、《清玉牒》。

《爱新觉罗宗谱》共8册，即：星源吉庆、甲册、乙册、丙册、丁册、戊册、己册、庚册。《星源集庆》册为直系皇室册，甲、乙、丙、丁册为宗室册，戊、己、庚册为觉罗册。清代玉牒是清朝历代皇帝的宗族谱。分满、汉文两种。

清朝皇室家谱分册目录如下：

一、甲册

1-4： 德宗景，穆宗毅，文宗显，宣宗成，仁宗睿，高宗纯，世宗宪，圣祖仁，世祖章，太宗文 皇帝位下 之子孙。

二、乙册

1-4： 太祖高皇帝位下　第一子贝勒褚英，第二子亲王代善，第三子镇国公阿拜 之子孙。

三、丙册

1-4： 太祖高皇帝位下　第四子镇国将军汤古代，第五子莽古尔泰，第六子辅国公塔拜，第七子亲王阿巴泰，第九子镇国公巴布泰，第十子德格类，第十一子巴布海，第十二子阿济格，第十三子辅国公赖慕布，第十四子亲王多尔衮，第十五子亲王多铎，第十六子费扬果 之子孙。

四、丁册

1-5： 显祖宣皇帝位下 第二子贝勒穆尔哈齐，第三子亲王舒尔哈齐，第四子郡王雅尔哈齐，第五子贝勒巴雅喇 之子孙。

5： 玉牒之末：

太宗文皇帝位下第一子武肃亲王豪格之第五子温良郡王勐峨之第三子延信此支降为红带子

太祖高皇帝位下第一子广略贝勒褚英之第一子安平贝勒杜度之第六子追封怀愍贝子杜努文之第一子苏努此支降为红带子

太祖高皇帝位下第二子礼烈亲王代善之第一子克勤郡王岳托支下奉恩将军兴瑞之第一子全亮此支降为红带子

太祖高皇帝位下第二子礼烈亲王代善之第二子硕托此支降为红带子

太祖高皇帝位下第二礼烈亲王代善之第二子颖毅亲王萨哈廉之第一子阿达礼此支降为红带子

太祖高皇帝位下第六子辅国厚公塔拜之第二子额克亲之第六子额尔济图此支降为红带子

太祖高皇帝位下第七子饶余敏亲王阿巴泰之第四子安郡王岳乐之第十九子务尔占此支降为红带子

太祖高皇帝位下第五子莽古尔泰此支降为红带子

太祖高皇帝位下第十子德格类此支降为红带子

太祖高皇帝位下第十六子费扬果此支降为红带子

显祖宣皇帝位下第三子庄亲王舒尔哈齐第一子阿尔通阿第一子舒尔赫宜此支降为觉罗

显祖宣皇帝位下第三子庄亲王舒尔哈齐第二子已革贝勒阿敏支下塞胡之第二子拉哈礼此支降为红带

子[此支宗谱未记载，记载对象为春宜位下福成阿，道光年间黜宗室]

显祖宣皇帝位下第三子庄亲王舒尔哈齐第二子已革贝勒阿敏第二子爱度礼此支降为红带子

显祖宣皇帝位下第三子庄亲王舒尔哈齐第六子郑献亲王济尔哈朗支下扬桑阿第一子务能义此支降为红带子

显祖宣皇帝位下第三子庄亲王舒尔哈齐第九子脑岱此支降为红带子

显祖宣皇帝位下第五子笃义刚果贝勒巴雅喇第四子巩阿岱此支降为红带子

显祖宣皇帝位下第五子笃义刚果贝勒巴雅喇第五子锡翰此支降为红带子

显祖宣皇帝位下第五子笃义刚果贝勒巴雅喇第八子德玛护此支降为红带子。

五、戊册

1-2： 景祖翼皇帝位下　第一子武功郡王礼敦巴图鲁，第二子多罗慧哲郡王额尔衮，第三子多罗宣献郡王斋堪，第五子多罗恪恭贝勒塔察篇古　之子孙。

2-3： 兴祖直皇帝位下 第一子德世库　第一子素赫臣，第二子谭图，第三子尼扬古　之子孙。

3： 兴祖直皇帝位下 第二子刘阐　第一子陆虎臣，第二子玛英格，第三子门图　之子孙。

六、己册

1-5： 兴祖直皇帝位下 第三子索长阿　第一子履泰，第二子务泰，第三子绰奇阿注库，第四子龙敦，第五子飞永敦　之子孙。

七、庚册

1-3： 兴祖直皇帝位下 第五子包郎阿　第一子隋痕，第二子巴孙巴图鲁，第三子对秦，第四子郎腾　之子孙。

3： 兴祖直皇帝位下 第六子宝实　第一子康嘉，第二子阿哈纳，第三子阿笃齐，第四子多罗郭齐 之子孙。

索引1-2： 爱新觉罗·常林主编。

付录： 星源吉庆

扩展资料：

清朝皇室家谱历史意义及价值：

1、意义：我国历代王朝均修玉牒，不过，唯一完整系统地保存至今的皇族族谱只有清代玉牒。

清代玉牒是清朝历代皇帝的宗族谱。分满、汉文两种。文献系统记录了清朝历代皇族人口及宗法谱系，在清朝皇族人口研究及中国宗谱研究等方面都具有宝贵价值。为清朝官修、皇家档案馆（皇史宬）的尊藏本。从形制、体积、装裱等方面都堪称世界宗谱之最。

2、价值：

（1）为研究人口学提供了精确的数字依据 。

以清代子女最多的康熙皇帝来说，他共有皇子35人，皇女20人，但真正活18岁成年者只有皇子20人，皇女8人；

5岁前死亡的皇子12人，皇女10人，已成年者也多数死于40多岁的中年期。 寿命在70岁以上者只有皇十二子允祹（79岁）、皇十六子允禄（73岁）、皇二十三子允祁（73岁）。皇女中寿命最长的是第六女格靖固伦公主，也只活到57岁。

而顺治皇帝情况更糟，8子6女中，8岁前死亡的皇子有4人，皇女5人，皇子寿命最长的当数皇三子玄烨（即康熙皇帝），享年69岁，皇女中只有第二女活到成年，也仅活了33岁。

由此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水平很低，加之皇族成员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其死亡率是很高的，平均寿命也不长。清代皇族女子的死亡率较男子更高，平均寿命较男子为短，这和现代社会女子人均寿命普遍高于男子的现象正相反，很值得研究。

（2）清代玉牒堪称世界上记载最丰富的族谱。最后一次修订的清代宗室玉牒多达7000页，其中仅详实记录的宗室男性就有10余万人，数量大史料多、有人口繁衍连续完整的记录，特别是女性人口资料和婚姻资料齐全。正因为如此，在研究清史的中外学者眼里，清代玉牒是一个真正的宝库。

（3）审美价值。清代玉牒用满汉两种文字缮写，装帧华美，书法隽秀，也是极具审美价值的珍贵文物。

-玉碟（皇族族谱）

-爱新觉罗宗谱

卢氏县东明镇黑马渠村有一个叫张家堎的地方，相传是唐代名将张士贵的故里。当地的文史爱好者告诉记者，距离张家堎五公里左右有个看坟寺，是张士贵的祖茔所在地，里面很有可能埋葬着其父亲张国和兄弟族亲。

且不论这里是否埋着张士贵的父兄，作为唐朝战功赫赫的一代名将，张士贵是卢氏人，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新唐书》《旧唐书》皆有《张士贵传》，称他是虢州卢氏人，本名忽峍，善骑射，膂力过人，“弯弓百五十斤，左右射无空发”。

张士贵，生于隋开皇三年（586年），卒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7年），官左领军大将军，封虢国公，赠辅国大将军，谥号曰襄。当朝宰相、同乡上官仪亲自为他撰写墓志铭，对他为唐王朝建立与统一出生入死、屡建战功的一生给予极高评价，陪葬太宗于昭陵。

昭陵张士贵墓

一、文武双全 起兵虢州

5月1日，一场题为《卢氏名人——唐代开国名将张士贵生平与功绩》的讲座在三门峡市卢氏县举行。主讲人是中国唐史研究学者、陕西昭陵博物馆原馆长胡元超。作为《昭陵墓志通释》一书的作者，胡元超对1972年出土、由上官仪所撰的《大唐故辅国大将军荆州都督虢国公张公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有着专门而深入的研究。

曾祖张俊，官北魏银青光禄大夫、横野将军；祖父张和，官北齐开府车骑将军；父亲张国，历任隋朝陕县主簿、硖州录事和参军、历阳令，以军功授大都督。在胡元超看来，隋文帝时代，张士贵的出身还称不上是显贵门第，应该算是一个庶族地主家庭，而“文武并举”正是开皇年间庶族地主子嗣间的风尚。张士贵自幼学武，又刻苦读书，据墓志铭记载，唐贞观年间，太宗“校猎次于武功皇帝龙潜之所，令作武功之咏”，可见张士贵不仅拉得了弓、射得好箭，还具备相当水平的文学素养。

文武双全的张士贵，到隋朝末年，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此时隋朝国运渐衰，各地起义烽火连天，豪雄并起的天下，多了一支张士贵的队伍。据墓志铭载，此时的张士贵“游道日广，缔交无沫，率闾左而儿聚，候霸上之祯祥。乃于枌闬之间，崤陵之地，因称大总管，怀义公。”大意是他在家乡卢氏一带发动起义，聚集许多穷苦民众，在卢氏到渑池一带起义反隋。

《新唐书》载：“起为盗，攻剽城邑，当时患之，号‘忽峍贼’。”

卢氏张士贵祖坟所在地：看坟寺

二、远见卓识 择良木栖

在胡元超看来，张士贵起初率领的队伍力量并不是很强大，但因虢州地处长安与洛阳之间，隋军想要壮大力量比较困难，而张士贵率领的起义军又都是反抗朝廷统治的贫苦民众，故战争的正义性与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再加上张士贵的个人能力和号召力，使得他的队伍在征战中不断壮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农民起义军力量。

当时，据守在洛阳的王世充掌握着隋军主力，而盘踞在河南的瓦岗军首领李密也拥兵百万，实力不可小觑。据史料记载，王世充和李密都曾多次写书信并派人来游说张士贵，欲拉他入伙，然而，张士贵并未投靠这两大军事集团的任何一方，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起兵晋阳、直杀长安的李渊父子。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父子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据墓志铭载：“皇家发迹参墟，肇基霸业，讴歌允集，征怨在期，将指黄图，行临降水。公乃遣使输款，高祖深相嘉叹，拜右光禄大夫”。就是说，李渊行军至降水时，张士贵派遣使者向其表示归顺之意。《旧唐书》载：“高祖降书招怀之，士贵以所统送款，拜右光禄大夫。”

且不论是谁先向谁表示的诚意，单看这一方发布文书招之，这一方送上所统精兵、人口册录，便可见李渊和张士贵彼此间诚意满满。自此，一代猛将张士贵的风云人生与李唐江山的盛世帷幕壮丽拉开……

已废弃的看坟寺墓地

三、西战东征 功勋累累

归顺李渊后，张士贵按照安排继续留在河南，牵制王世充、李密等势力，同时进一步攻城略地，很快就控制了潼关以东的大片区域，在战略上为李渊攻取长安解除了后顾之忧。

起兵六个月后，李渊攻下长安，拥立13岁的杨侑为隋恭帝，然而，王世充和李密仍是李渊的心头大患。在此后大大小小的多次战争中，张士贵一直纵横疆场，先后率部击败过王世充和李密的多支劲旅。

隋义宁二年（618年）五月，李渊称帝，建立唐朝，定都长安。然而此时，唐朝的疆土只限于关中和河东一带，尚未完全统治全国，因此，李渊经常派遣儿子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出征，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力。

武德元年（618年），张士贵跟随秦王李世民西征，夺取了消灭割据势力薛举、薛仁杲的胜利。接着，张士贵又被任命为“马军总管”，以劣势的兵力击败了王世充的五万马步联军劲旅，创造了以少胜多的骑兵战例。

武德二年，张士贵在李世民的统率下，渡过黄河在山西击败勾结突厥的刘武周割据势力，取得了山西会战的重大胜利。唐高祖李渊对张士贵的卓越战功，破格赏赐。

武德三年，张士贵又跟随李世民进军河南，凭借他在河南征战多年的优势，大败王世充和窦建德。据《旧唐书》载，因张士贵“先后战功，以为众军之最”被拜为虢州刺史。不久，李渊又召张士贵入京，特设宴款待，对张士贵说：“欲卿衣锦昼游耳。”

此后，张士贵又跟随李世民东征河北。由于张士贵多次跟随李世民屡建战功，遂被授为秦王府将军，成为李世民的嫡系和心腹。

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

“玄武门之变”令李世民深知“玄武门长上”这一职务的重要性，因此他称帝后，立即任命张士贵为“玄武门长上”，使其成为禁卫军的首脑。

贞观七年（633年），西南发生暴乱，唐太宗李世民任命张士贵为“行军总管”前去平定。

贞观十五年，雄据漠北的薛延陀统军南犯，唐太宗组织五路大军进行反击，张士贵一路出云中，大败敌军。其他四路亦都捷报频传，薛延陀不得不遣使求和。战争结束后，张士贵被召回京，依然统率禁军，此后，他还曾任过兰州都督和幽州都督。

在李唐王朝统一全国的六次重大战役中，张士贵跟随李世民参加了四次战役，为唐王朝的统一立下了卓著战功。

山东墓地示意图

四、举贤爱兵 无辜被黑

明明是为唐朝建立和统一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一员猛将，却在民间通俗话本中，被丑化成嫉妒贤能、陷害同僚薛仁贵的奸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贞观十八年（644年），张士贵 “以遣去官”，在墓志铭及其他史料中，均无对此次罢官原由的记载。胡元超认为，张士贵是受朋友牵连导致被罢官。记者查阅资料发现，“以遣去官”的事情，在初唐官员中很常见，宰相房玄龄、名将李绩、侯君集等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单凭这一条，不能成为张士贵被黑的理由。

那么，再来说说薛仁贵。

薛仁贵，（614年—683年），河东人，少时家贫，以种田为业，他准备迁葬先辈的坟墓，其妻柳氏说：“有出众的才干，要等到机遇才能发挥。如今皇帝亲征辽东，招募骁勇的将领，您何不争取立功扬名？富贵之后回家，再迁葬祖坟也不算迟。”薛仁贵应允，于是去见将军张士贵应征，自此步入军旅。

贞观十八年底，朝廷着手攻打高丽，年近花甲的张士贵被重新启用，授予辽东道行军总管，薛仁贵就拜在他的帐下。

次年，唐太宗亲征，六月打到高丽安市城下，这里城高难取，唐军诱敌出战。据《旧唐书·薛仁贵传》记载，安市会战中，唐太宗在山上擂鼓，诸军齐出，张士贵率部主力与敌交战。两军厮杀之时，薛仁贵“自恃骁勇，欲立奇功，乃异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张弓大呼先入，所向无前，贼尽披靡却走，大军乘之，贼乃大溃。”

安市会战前，张士贵曾命薛仁贵援救被困的郎将刘君邛，薛仁贵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张士贵的青睐和信任。安市会战中，薛仁贵的表现被山上擂鼓助阵的太宗看到，战后，太宗问张士贵，白衣先锋何许人也？张士贵据实相告，太宗大喜，遂赐薛仁贵“马两匹，绢四十匹，擢授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由此，薛仁贵脱颖而出，踏上了仕途。

唐太宗班师时，论功行赏，以张士贵“勋赏居多”，拜为冠军大将军，行右屯卫将军实权，又令其率军殿后至并州时，转为右屯卫大将军。

5月1日在卢氏举办的讲座上，来自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的张士贵后人张洲表示，其家族完整保存了1400多年的古老家谱，这份家谱脉络清晰，从未中断，其先祖就是唐朝的张士贵。张洲对家谱、墓志铭、相关史料进行深入研究后证实，历史上真实的张士贵不仅不是奸臣，还是与秦琼、尉迟敬德等人齐名的忠臣良将。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张士贵退休后，薛仁贵接替了守卫玄武门的重任。显庆三年（658），薛仁贵二次东征高丽时，张士贵已经辞世。由此可见，张士贵对部下薛仁贵一直是信任并大力扶持的，不可能有加害之事。

张士贵不仅是薛仁贵的伯乐，平日里对将士们也爱护有加。据载，贞观十五年，太宗检兵，有所不满，使张士贵鞭打中郎将，张士贵不肯，太宗怒，竟要因此鞭打张士贵，后被魏征劝阻。可见他非但不嫉妒贤能，反而是位知人善任、举贤爱兵的将领。

至于话本戏剧中张士贵迫害薛仁贵的故事，纯属宋元以来文学家、戏剧家们的杜撰。

五、陪葬昭陵 荣耀一生

贞观二十二年，雅、邛、眉三个州发生暴乱，唐太宗命张士贵带兵前去镇压。张士贵以茂州兵力为主，又调右卫将军梁建方率军参战，很快便平息了暴动。这是张士贵最后一次出征，当时他已63岁。战争结束后，唐太宗拜张士贵为金紫光禄大夫，出任扬州都督府长史。扬州都督府是唐代的上都督府，都督一职一般只授予王子或宰相。当时扬州都督是朝廷的首席宰相长孙无忌，通常情况下只是挂个名，遥领而已，都督府的军政事务由长史张士贵全权负责。

张士贵作为一员战将，东征西讨，戎马一生，虽然也曾担任过兰州、幽州、茂州都督之职，但大多是服从于朝廷的军事战略意图的。在担任扬州都督府长史期间，已经年迈的张士贵积极疏通河道，造福于民，使辖区内百姓殷实，生活安定，“市狱晏而无扰，水火贱而盈储”。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朝廷再次调张士贵回京，拜左领军大将军。永徽四年，由于年迈体弱又得了眼疾，张士贵多次上表请求致仕，高宗终于答应其请求，授镇军大将军，仍旧封为虢国公。显庆二年（657年），张士贵从驾东巡洛阳，六月三日，因病情加重，在河南县（今河南洛阳市西郊涧水东岸）显义里宅第逝世，终年72岁。

从隋大业十三年至唐显庆二年，一代名将张士贵追随唐初三代帝王李渊、李世民、李治奋战40年，为大唐江山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卒后，唐高宗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赠辅国大将军，使持节都督，荆州刺史，加谥号“襄”，并赐东园秘器，陪葬太宗于昭陵。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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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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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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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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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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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