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下乡是指骗子利用农村地区信息不对称和贫困等弱点，通过伪造族谱、骗取信任等方式，骗取钱财。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法律，而且也严重损害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族谱崛起”是指一些骗子利用族谱这一传统文化形式，伪造族谱、骗取信任，从而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这种行为不仅违反了法律，而且也严重损害了族谱的声誉和价值。

为了打击骗子下乡和“族谱崛起”等违法行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该共同努力，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村地区居民的防范意识，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加大对骗局的打击力度，保护农村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这是一个由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带来家谱编修的问题。

女儿能否入谱，并不是指女儿可不可以修入族谱（历代修谱，女儿本就记录在内了），而是指女儿能不能够作为本族的传承之人。

之所以说这是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一个问题，因为这在以前并不成为问题。某人无子只有女儿，他当然算是“绝代”了，但这种情况不多，因为过去生育子女不受限制，而且，一定继续生，到生了儿子为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不要以为这个无后是没有后代，它特指没有儿子。

没有儿子，意味着断了香火，不能以子传子，子子孙孙了。

从1970年代，特别是1980年代，政府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被强制推行，特别是在城市，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这样独女户的情况就多了起来。我本人就只有一个女儿，估计这辈子也不准备要儿子了。

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特别是只有女儿的人就提出，女儿也可以作为传承之人。

我的看法是，尽管无奈，尽管可以理解，但还是不能一概而论。我的意思是说，要看族人的反应和其本人的意愿，这一点要在凡例中说明清楚，作为一条制度规定下来，要行都行，一视同仁。我们林氏家族在修编族谱时采用的办法是：在女儿的齿录中载明女婿的相关信息，再载入所生子女的姓名、性别等信息，对其第二代以下暂不延伸登载，广大族人普遍接受。

族谱说到底，是父亲氏族的一个产物，在过去，它有它一定的规则和标准，但并不一定只能是以子传子，子子孙孙。这倒不是歧视妇女、男女不平等的问题，而是按照传统的宗法制度只能如此。不然的话就会乱。我曾经研读过一本《韩氏女谱》就是如此，也就是说，你只能采用一个标准。

打个比方，某人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当然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但在一些家族，谱名只能随父姓。她长大以后要结婚，结婚之后要生孩子。如果这个人坚持要将女儿、女婿、外孙修入自己的族谱，那他的这个外甥是不是应该改姓？你要求改姓，他的爸爸、爷爷会同意吗？再如果到时候女婿的家族也要修谱，那她的女婿和外孙修不修？

所以，女儿入谱的问题不是没有办法。有一种情况就是可以变通的。那就是如果女儿、女婿育有二子，他同意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或者虽只有一个儿子，但他们同意随母亲姓，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采用入赘的方式叙其齿录了。但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不放松，这种情况也会很少出现。换句话说，过去出现过继或领养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就是采取了这种方法处理的，比如李鸿章原本应该姓许，但他的祖父改为李姓，他自然也就不再姓许了。

组织、经费、编辑只是修谱的三个不同侧面，其实紧密相连，合为一体的，不应人为割裂。我从这三个方面分而论之，是为了思路更清晰。 翻印损耗效应

以生活中的一个场景来诠释家谱传承所隐藏的重大危机。

将一张记载信息的纸张放进复印机中复印，再将得到的复印件进行复印，每次都用上次的复印件进行复印，多次重复这个操作，将发现复印件纸越来越模糊，最后得到的是一张毫无价值的纯黑色废纸。

这是因为每次翻印都会产生误差，而一次次误差叠加将导致这个最终结果。

家谱在历史传承中，每隔数十年重新修谱都要：翻录旧家谱—>添加新族人—>印刷家谱书。这一次次修谱的过程不正如同翻印纸张的过程！

传承影响因素

在以前家谱秘不示人的家规下，很多家族家谱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后，旧的家谱除留下一两本保存在宗祠或族长手中外，其余都全部销毁掉。

如经历战争、饥荒、动乱等灾难，家谱保存无比艰难！仅近代就有：太平天国运动；日本侵华战争；文革的“破四旧”…… 让无数的家谱被焚毁，甚至孤本也不曾留下，家族历史从此中断！

且因家谱书纸质的原因，在历史岁月中容易受到火灾、水浸受潮、自然磨损等影响而阻碍家谱向后世传承。

民国时期民间百姓对权贵集团怨声载道，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叫 “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兄妹孔家财” ，很是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掏空近代中国国库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其中孔家的代表人物孔祥熙，既是蒋介石的大姐夫，又是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家族十分显赫。

作为国民党的高官，孔祥熙还有一个身份更让人津津乐道——万世师表孔子的第75代“祥”字辈孙子。 奉命出访时，外国人的报纸也喜欢大肆渲染一番。孔子闻名全球，而咱们这位贵客孔部长，是中国圣人的后裔，国际国内对这一身份的宣传，让孔祥熙倍感尊荣。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直到1930年孔府重新修订族谱，才将孔祥熙的名字载入其中。而在修订族谱的过程中，老孔还捐了一笔钱，这就更使人怀疑其中藏有猫腻了：

是孔祥熙发达了碰瓷孔子，找个显赫的先祖，硬往自己脸上贴金么？

清王朝的土崩瓦解的那一年，孔祥熙的老父亲 孔繁慈 撒手人寰。孔繁慈是读书人，山西太谷县人。奈何屡试不第，尤其在晚清取消科举考试之后，只能以贡生的身份，做了个教书匠。

民国肇始，老孔悉心培养的小孔，将在未来几年，一飞冲天。

1890年以前，孔祥熙一直跟着父亲孔繁慈学习儒家经典，之后才进入一所外国教会创办的新式学堂华美小学。

抛弃旧学拥抱新学，学贯中西并且最后顺利留学，这一番机缘巧合和他10岁时的一场病颇有渊源。

那年孔祥熙患上了腮腺炎，吃了大半年中药毫无好转迹象，只好求助于西医，由此结识了外国传教士，并最终变成了一个基督徒。

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归来后，孔祥熙一边办学一边经商，因为头脑灵光和人脉广泛，收入丰厚。

举个例子，1912年时，孔祥熙争取到了壳牌煤油在山西省的独家代理商资格，那时候老百姓普遍使用传统的油灯，烟大不说而且照明效果差。如何鼓励老百姓都改用煤油灯，来买自己公司的煤油呢？孔祥熙的办法在那时堪称一绝： 凡是来买煤油的，达到一定数额，就送一盏全新的煤油灯 。很快顾客纷至沓来，山西的家家户户几乎都用起了煤油灯。

这只是孔祥熙生财有道的一个小小缩影，总而言之，短短几年他就已经是极为成功的商人了。1913年以后，孔祥熙奔赴日本，在这里为孙中山出钱出力，还结识了宋氏三姐妹中的大姐宋霭龄，并于次年成为了孙中山乃至于后来的蒋介石的连襟。 ——当然了，也由此先后被孙中山和蒋介石视作自己的心腹。

随着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日益稳固，孔祥熙也摇身一变，从一个商人变成了国府要员，先后出任实业部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重要职务。这个昔日的买办商人，也由此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官僚资本家，强悍的吸金能力，在四大家族中拔得头筹，被百姓咒骂为“国蠹”，即国家的蛀虫。

那么，如此显赫的一位国民党高官，为何又突然有了一个孔子第75代孙的身份呢？

按照孔祥熙方面的说法，他的先祖在明朝末年从山东曲阜迁徙到了山西太谷，由于离大宗越来越疏远，几代以后他家这一支系便无人过问了。孔府自乾隆以后就没有重修族谱了，因此好些代子孙就这样湮灭于 历史 ，没能进入孔府的族谱当中。

孔祥熙是“祥”字辈的，父亲孔繁慈是“繁”字辈的，这个和孔家的字辈排行保持一致。他也曾从父亲的口中，得知自己确实是孔子后代，且同样是第75代“祥”字辈子孙。

不过，孔祥熙自己说了不算，还必须让孔府承认才算权威。

民国初年，孔祥熙在山东曲阜办事，结识了 孔府八府老爷子的长孙孔祥勉 ，俩人都是一个字辈的，分外亲近，于是孔祥勉应承下来，帮忙核实孔祥熙是否是孔子后裔的事情就包在了他的身上。

孔府八府是什么？原来衍圣公死后，他的嫡长子会袭封衍圣公的爵位，居住在孔府内。而他的弟弟们就只能搬出去分家住。就这样形成了各个府。相比于孔府，他们虽然也是显赫世家，但是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远远不如。

根据孔祥熙的自述，他的父亲叫 孔繁慈 ，祖父叫做 孔庆丰 ，再往上的几代不清楚，但能追溯到有个当县令的祖宗叫 孔宏问 ，生了两个儿子 孔闻钦和孔闻美 。于是孔祥勉回家里拿出保存的家谱仔细查看，终于发现了孔弘问和他的儿子们的名字。

孔祥勉仔细核对后的结论是，孔祥熙的确是孔氏家族的后裔，他的先祖属于孔氏“六十户”当中的 “纸坊户” ，孔祥熙的确是“祥”字辈的孔子第75代孙。

那么问题来了，“纸坊户”又是什么玩意？

原来在清朝康熙年间，孔子后人光是男丁就已经超过了两万人。孔府再大也塞不下几万口人住着，事实上他们也早已分家，在山东曲阜城内城郊四处开枝散叶。当时就根据他们搬迁后所住的地方名，命名了他们的户头。大户多达数千人，小户则只有三五百人。

得到了孔子家族的确认，自此以后孔祥熙自称孔子后人更有底气了，也越来越多人知道了他是孔子第75代孙的身份。为了表示对孔祥勉的酬谢，得知孔祥勉是个工程人才，孔祥熙特意托人买了一份德国顶尖工程师的设计图纸，送给他参阅。

1928年时，全国已经推翻封建制度，成立共和政权多年了。 社会 上对于孔子家族后代依旧当着“衍圣公”颇有微词。

孔子死后，孔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作为儒家代表的孔子及其后裔，就得到了无上尊荣，被历朝历代的政权不断加封，爵位也水涨船高，到了北宋时期直接成为了“衍圣公”。

除了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还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孔府占地面积广阔，名下还有不计其数的田地宅院，整个家族也因为有个好祖宗孔子，香火旺盛绵延两千多年。

在革命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晚清，“衍圣公”家族无疑是封建制度的代言人，哪怕是个吉祥物，也是站在封建制度那边的。到了民国时期，皇帝都没了，你怎么还能当“衍圣公”呢？

1935年，民国政府改最后一代衍圣公孔德成为 “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 。当然了，这是后话了。

摆在衍圣公家族面前最大的难关，从来不是什么虚头巴脑的封号，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1928年蔡元培率先向孔府开火。

蔡元培丢出的王炸是 《改革曲阜孔林办法》 ，他认为衍圣公家族和民国格格不入，应该进行改革。孔家的衍圣公封号应该取消，孔府占有的广大良田和一些特权应该被收回。老蔡还算是个厚道人，提出了对孔府的财产四六分的建议，政府收回六分，留下四分养活孔府嫡系的子孙后代。

民国靠的不是什么儒学，衍圣公这个封号名存实亡，所谓的政治地位孔府也不奢望了。但是蔡元培这个动议，真是要了命了，一锄头锄在了孔府的钱袋子上。

若按照这么个改法，孔府的经济收入无疑锐减，换做是谁都不可接受，再开明的人也不行。

为了阻止蔡元培的这个提议通过，孔府不断动用各种金钱关系上下活动，但收效甚微。眼看就要接受现实了，突然天降猛男，帮助孔府力挽狂澜。

这个人是谁呢？正是不久前刚确认孔子第75代孙的孔祥熙。

在国民党高层会议中，孔祥熙对这提案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觉得这样处理太过激进，很不合时宜。

孔祥熙为孔府衍圣公家族辩解说，他们的田地宅院都是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赏赐的，不好没收，对于孔府放高利贷、兼并土地、压榨贫农的恶行避而不谈；孔祥熙还说，衍圣公家族是有着两千多年 历史 的大家族，受到历朝历代的尊崇。国民政府也应该这样，对孔子家族取一种尊重的态度，倘若逼得孔府上下鸡飞狗跳，会为政府招来国内外的种种非议。

经过孔祥熙的阻止，这份提案便从即将执行变成了束之高阁。 毫无疑问，孔祥熙成为了孔府的救命恩人，成为了当时孔子家族最有出息的好儿孙。

1930年的时候，衍圣公孔德成决定重新编修族谱。上一次的编修还是在乾隆年间，过去了二百多年，添丁不少，也是时候了。

当时许多孔子后人都捐钱帮助重修族谱，孔祥熙也是大手笔， 直接捐了1000银元 ，还动用自己的关系网，帮助找寻失散的孔子后人支系。

这一次的族谱修订完成后，孔祥熙的名字也正式载入衍圣公家族的族谱，在“纸坊户”这一卷当中，将近六成的版面全都用来记载孔祥熙这一支的事情。自此，孔祥熙坐实了自己是孔子第75代孙的身份。

1943年，孔祥勉的儿子在重庆结婚，邀请孔祥熙当证婚人。孔祥熙在婚宴上说起了孔祥勉帮助自己查实身份的过往，还讲述了孔子后裔身份带给自己的尊荣。说他1937年初以特使身份出访英国，参加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时，当地报纸都拿他孔子后裔的身份来作宣传。

还有一幅漫画，说比起英国皇室的家族谱系，这位孔特使的家族就好比一棵参天大树，前者不过是一朵小蘑菇罢了。

不管是孔祥熙的个人说辞，还是孔子家族正式确认，似乎他孔子后代的身份都难以动摇了。

然而很多人却一直怀疑，这背后并没有什么 历史 事实，而不过是双方的利益交换罢了。

还有人觉得，孔祥熙是因为纵横商海而后官运亨通，便希望掩盖自己祖上并不显赫的过去，硬给自己找了个大家族挂靠着，处心积虑地证明自己是孔子的后代。

毕竟孔氏“纸坊户”跟孔子的血缘没多亲近的关系，而且“纸坊户”定居与山东曲阜附近，而你孔祥熙家族一直住在山西呀！

所谓的和孔祥勉核对了自己的某个先祖，谁知道是不是你俩一看族谱，看哪个合适就挑了哪个？

孔祥熙为衍圣公家族“仗义执言”，衍圣公家族投桃报李，这似乎更能逻辑自洽。此外，孔祥熙捐出去的那1000大洋， 更让人怀疑，这是不是属于花了钱把自己写进的族谱？

这么说，那就是孔祥熙攀附衍圣公家族这根高枝咯？

可是笔者认为，在民国时期，孔祥熙和衍圣公家族两个放在一块，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衍圣公家族是昔日的高枝，眼下最粗壮的高枝分明是孔祥熙。所以，说孔祥熙攀高枝，似乎并不合适。

倘若孔祥熙入衍圣公家族族谱的事情，确实有悖于 历史 事实而藏有猫腻的话，那么这更像是双方在互取所需。

孔祥熙位高权重财源广，缺的就是个名人后裔的光环加持。而在风雨飘摇的民国，衍圣公家族也需要一个可以紧紧抱住的大腿，以求保全整个家族的利益。

当家产的即将被没收走60%的时候，当整个家族乱作一团毫无办法的时候，一个有能力改变局面的人，不但无偿相助，还乐意当你家孙儿，谁又能拒绝呢？

因为是很珍贵的。

家谱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经历了历朝历代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历史上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

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当今可见的古代家谱，大多是明清两代纂修。在我国明清时期，出现了专门替人伪造家谱世系的“谱匠”。

历史：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家谱是影响人数最多、影响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广的书籍之一。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

唐朝灭亡以后，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以致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正因为古代谱牒不复存在，加上迁徙的频繁，各姓氏修谱也都有了合理的“想象空间”。

"

先说结论：家谱是农业社会的残余，在工业化社会里是行不通的，只能作为某种怀旧的情怀出现。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一个大家族聚族而居，可以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家族中的成员几乎全部是务农，依靠土地而生存，家族中的成员几乎不外出，几乎不迁移，一些村落可能离县城很近，但是村中的人可能一辈子不去县城一次；家族男耕女织，自给自足，需要和外界交换的物资很少；家族中的事务基本自理，族长对于族人有很大的司法权、行政权，官府对此也是支持的，一方面降低了管理难度，二来也节约了大量的行政和司法开支。以至于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古代政府不是把家庭当做社会的细胞，而是把家族当做社会的细胞，政府的施政必须以乡间的缙绅、族长作为基础。

古代社会理想的男耕女织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大的家族才有修家谱的可能和必要，族谱是维持一个大家族向心力和秩序的诸多工具之一，除此之外还有祠堂、族规、辈分、祖坟、族学等等。

祠堂（祠堂在古代家族中拥有非常神圣的地位）

但是这样的大家庭实际上只有农业社会才有可能存在。进入工业化社会后，农业社会逐渐弱化甚至解体：土地不再是谋生的唯一手段，甚至不是主要手段，大批的家族成员进入城市，甚至定居在城市，不再以血缘关系将自己归类，而是把自己归属为行业、公司、商社、单位、政党等等现代化的、更加高效的组织；家族成员外出频繁、迁移频繁，安土重迁的思想基本被放弃；家族中的族长对于外出的家族成员几乎不再有约束力，更不要说司法权和行政权了，即便对于仍旧在农村居住的家族成员，也几乎没有司法权，现代化的政府把自己的触角深入到了最基层。传统的家族迅速解体，小家庭成为社会的主流。现代政府认为，现代社会的细胞是家庭，不需要家族作为辅助管理手段。现代社会的准绳是法律，不是族规。违反族规的人，族长除了道德和舆论手段外，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权力可以处置对方。

在此情况下，一个大家族的祠堂、族规、辈分、祖坟、族学等等对于现代人来说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和约束力，族谱也是如此。很多农村人进城之后，第一代人知道自己的辈分，但是他们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就有相当多的人不按辈分取名字了，等到到了第二代、第三代，恐怕连自己的辈分都不知道了，严格地讲，这种不按辈分起的名字是不合格的，难以进入族谱的。

我国目前城市化率为47%，目前世界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发达国家一般都在80%以上，我们国家一直把城市化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而城市化正是这种旧式家族的杀手。大规模的城市化完成后，旧的大家族，以及与此相关的族谱、祠堂等，只能以“文化遗产”的面目出现了。

经常看古装电视剧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历朝历代的君主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避讳皇帝的名字，用其他意思相同的字代替，如果实在找不到就用其它的字代替，那么就要换另外一个词，反正无论怎样，都不能用皇帝的名字，如果出现了，那就是大罪，轻者流放重者抄家。

清朝历史上出现的文字狱，就是因为文字被曲解而造成的冤假错案，但是我们讲的不是文字狱，而是另一个因文字而获罪的，就是族谱修订。原本统治者是提倡民间修族谱的，觉得这样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弘扬宗族理论。但在乾隆年间，有地方官员发现，很多地方的百姓，同姓不同宗的家族一起建宗祠，而且为了攀附权贵甚至还随意篡改家谱。于是地方官员把这个问题上报给了乾隆皇帝，要求整顿这种现象。因此，就有了后来乾隆皇帝颁发的谱禁政策。

这个政策对全国范围内的很多贵族都实行禁止频繁随意修家谱的要求。若是已经修过族谱的宗族，地方政府要仔细核查，族谱里是否有存在藐视皇权的字眼，如果有，不仅族谱要被销毁掉，而且族内人员还要全部下狱追究责任。政策上写的是禁止随意修改，就是说，如果有正当理由还是可以修正族谱的。如果宗族主动配合官府的审查，然后按照官府的意思来重新修订，还是能够安稳度日，最起码不会惹来官司。

比如徽州的张氏，因为在谱禁政策实施时，主动配合政府，灵活的运用文字修改族谱，坚决不触碰清朝的敏感区，修正之后主动交由官府审阅。所以族谱得以保存至今，族人也幸免遇难。张氏的后人都还能拿出当年的族谱出来。反观福建的胡氏兄弟修族谱，他们觉得把自己的祖先名字给改了，是对祖先的不敬，而且家谱按当时社会的风俗是不能外传的，所以他们觉得应该没什么隐患，就按照自己祖先的原名修订。结果他们家的族人就惨招下狱，族谱也被毁。

只能说他们生不逢时，生在一个君主专政的年代，成为了政令的牺牲者。据史书记载，在清朝的后期，不仅皇帝的本名要避讳，甚至连他的祖父外祖父的名字全都要一起避讳。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说你家族里的爷爷早已作古，但他名字里有一个字和当今的皇帝的名字里某一个字相同，那么你就必须把你爷爷在族谱里的名字给改了。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后代给祖先改名字，多少是有点不太尊重，违背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礼仪。

虽然清朝的谱禁政策，清政府干预过多，使很多宗族下狱，造成文字狱，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这个政策并不是完全错误，最起码它打击了当时民间的攀附权贵之风，整顿了社会风气。在一定程度上，用强硬的律法政策规范了民众的道德风向，使他们不跟风，不趋炎附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