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和段祺瑞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曾经上海的《民国日报》1919年9月15日刊登一篇题目叫做《安福世系表之说明》的文章，仿照家谱的形式，列出了当时亲近日本的段祺瑞政府，按照该“家谱”，段祺瑞成了日本人的儿子，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则是段祺瑞的私生子。

安福政府的政客们对此非常恼怒，但是《民国日报》设在上海租界里，当时毕竟是洋人的势力范围，他们鞭长莫及。只能到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控告《民国日报》“侮辱大总统及在职官员”。

接受了安福政府的诉状后，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向《民国日报》总经理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发出传票。经过一番唇枪舌剑，法庭审理后的判决是：邵力子、叶楚伧各罚款一百元了事。《安福世系表之说明》却因为这次官司而广为流传，成了通国笑话。

徐世昌和段祺瑞的人物评价：

1、徐世昌

综观徐世昌一生，他当然不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品德上也算不上完美，但也承袭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精神风貌，学识广博，推行新政，热爱国家，坚持和平，崇尚自然，既非一般无聊政客可经，更非那些拥兵自重利欲董心、祸国殃民的旧军阀可比。

2、段祺瑞

段祺瑞在我国近代陆军教育史上，特别是军事院校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辛亥革命中段祺瑞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思想确实有了转变，赞成共和，并以实际行动加快了形势发展的进程，不能笼而统之称他是袁世凯篡夺政权的‘帮凶’。

虽然段祺瑞对中国军事近代化上的推动作用应予肯定，但是军私有化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难辞其咎，其卖国的本领，远远超过其前辈袁世凯。

家谱序言，多为自序、他序两种。宋代欧阳修、苏洵既自编家谱，又为自编家谱作序。他序的也很多，为了提高家谱的荣誉和地位，不少家谱往往请名人、政界要人作序。宋代的文天祥，明代的张居正，清代的赵翼、张廷玉、丘逢甲，民国的汤寿潜、段祺瑞、徐世昌等就为他人家谱作序。现代新修家谱也有请名人作序的。如著名作家谢冰心就为其家乡《横岭谢氏族谱》作序。家谱序言数量，清、民国时期为最多，其次是明代，再次是元代。据估计有几百万篇。序言是家谱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好比家谱的窗口，通过序言，我们不仅了解家谱的编写背景、意图、经过，而且了解家谱的内容梗概、作用、价值等一些基础性的谱学理论知识。如明洪经《增进贤双乳洪氏族谱序》说：“夫族谱者，所以辨姓氏，明尊卑，分亲疏，重申联族也。”清胡廷臣《商水李氏族谱序》也说：“族之有谱也，所以详世系、志功德。上明崇孝敬，下以敦雍睦而劝戒之。”

序言开始，对编写家谱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形势简略表述，接着说明作谱的缘由、指导思想、目的、作用。古代编修家谱的序言，首先指出编修的指导思想、目的和作用，说明家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清王朝纲《续修刘文恪公支谱序》说：“公卿大夫之家有族谱，犯国之有史也。国有史，则君之仁暴，臣之贤不肖，政事之得失，风俗之美恶，气化之盛衰．其兴亡治乱之迹，开卷无不了然。家有谱则支裔之亲疏，踪迹之聚散，品行之优劣，年寿之长短，家世之盛衰，按籍而稽．无不如诸指掌，使后世子孙知水源木本之思，尊祖教宗睦族之意，知有所劝，亦知有所诫。族谱之所系，重大如此。”序把家谱与正史对比说明修谱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修谱的目的在于教育子孙后人遵守封建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加强宗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是为统治阶级服务。

段氏在天津没有房产。1926～1933年在津期间寓居日租界宫岛街(今和平区鞍山道38号)。这所住宅是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吴光新（段的妻弟）的私产。约建于1920年，整所建筑有主楼、后楼、平房等均为砖木结构。主楼建筑面积242921平方米，共44间。主楼造型雄伟壮观，首层正面中间部位突出，上十磴台阶为门厅和前廊；二楼正面设屋顶平台；三楼背面东西角各有平台一座。楼内房间宽大考究。整座住宅共有楼、平房74间，建筑面积3458平方米。

矣。

民国四年，癸丑之役的硝烟早已散尽，北洋军阀算是坐稳了江山，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却遇到了一件棘手之事。此时筹安会已经成立，一直以“从龙之士”自居的杨度，征求东南半壁最大的实力派冯国璋的同意，然而“冯首鼠两端，袁密令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杀冯”。郑汝成看得透彻，自己这个上海镇守使，在“长江三督”面前不过是寄人篱下，于是“以电示冯”。冯国璋的反袁之意亦更加坚定，通电促袁退位不遗余力，以报暗杀之仇。这也与袁迫使“摄政王”载沣退位，以报罢斥之仇如出一辙，不过是“泄私人隐秘之憾”。冯国璋从袁项城那里偷学了不少手段，另一位老伙计段祺瑞却更倾向于“师袁”。

段祺瑞

对于这位“北洋三杰”中名号最响的“北洋之虎”来说，段祺瑞较“貌宽厚而内多欲”的冯国璋格局亦更大，然而“过信徐树铮以自累，则无间仇友皆议其非”。段祺瑞与徐树铮的关系确实存在硬伤，那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徐树铮可以说是袁项城的粉丝，这位才华横溢的旧式策士，“学袁惟恐不肖”，不过“才望地位，本远逊于袁”，从而“画虎成狗”。因为徐树铮制造督军团，组建安福系，掌控庙堂声音，逼反吴佩孚引起直皖战争，皆使皖系军阀蒙上恶名，段祺瑞作为掌门人，自然首当其冲，但是徐树铮仍然“己树威风，众怒难犯，抵死不悟”。书生本色的徐树铮，忘了尽信书不如无书。

徐树铮

对于徐树铮来说，虽然满腹经纶，“究未脱正续经世文编之范围”。早年上书时任山东巡抚的袁项城，“侈言兵事，虎虎有生气”，其后被时任山东督练公所总办的段祺瑞收入麾下，并送其赴日留学。宣统三年，段祺瑞以第一镇北洋军统制督师湖北孝感，学毕归国的徐树铮充行营参谋，运筹帷幄，力荐段祺瑞领衔北洋军人通电“请愿”，“开段氏十年功名之基”，徐树铮也被“隆隆大用”。不过正如吴虬所言：“弗以军人以自囿，更从德行淬砺修养，如彼其专，未尝不可大有造于国家。”但是段祺瑞荣登阁臣之首，徐树铮也跟着水涨船高跻身北洋中枢，却不知辨别敌友，风头过盛四处树敌，“自恃得段信任，又复发纵指使”。

吴佩孚

最终，段徐两人关系的硬伤，也在于徐树铮“以己意代段意，驱遣群藩，至所谓北洋袍泽侧目而视”。要知道徐树铮早年是连北洋军阀“老头子”袁项城都敢顶撞的硬茬儿，对于同样的硬茬吴佩孚也没有拎得清矛盾所在，误以为吴佩孚一人挟愤修怨，不料吴佩孚请出孙洪伊捉刀檄文直指徐树铮，“海内汹汹，皆集矢于徐”。结果直皖战争爆发，“段之英名，被毁其半矣”。在民国九年之前，段祺瑞的意志，多见于实际的庙堂决策，徐树铮可以“代表其泰半”，而欲知徐树铮之成败史，“观段之专纪，几可从略”，所以说两人之间的成就与羁绊，不过是蚍蜉岁月中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袁世凯去世后，中国开始了长达13年（另一说15年）的军阀割据时期。北京中央政权连续被北洋军阀系统控制，但此时没有一个人具有足够能力单独控制整个北洋系统的军队和政权，各不同派别的***以省为单位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形成了地方的军阀和实际上的割据局面。军阀们展开了相互的混战以夺取北京北洋政府的政权。名义上各势力仍受北京中央政府（即北洋政府）支配，但北洋政府实际上在不同时期也由不同派别军阀统治。大大小小的战役不断，如“中原大战”估计有二十万士兵死亡。

1916年6月7日，作为前革命党人的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袁氏亲信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二者争执不断，史称府院之争。两人的第一次矛盾发生在中华帝国崩溃之后，恢复中华民国是依据1912年的《临时约法》还是依据1914年的《中华民国约法》这一问题。作为前革命党人的黎元洪支持前者，而作为袁世凯亲信的段祺瑞则支持后者。经过争论，两方同意中华民国的恢复依据1912年的《临时约法》，解散1914年袁世凯设立的旧国会，并任命段祺瑞为新国会的总理。作为交换，革命党人同意解散军事委员会。

1917年，两人就中国是否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由发生矛盾。1917年5月14日，段祺瑞未经国会和总统的许可，便宣布中国对德国宣战，并利用他的亲信将领和军队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作为反击，黎元洪解除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而段祺瑞就离开北京，拥兵对抗黎政府，使得众多省份宣布独立，并在决定向北京进军。这使得黎元洪不得不求助于安徽督军张勋。

1917年6月7日，张勋从徐州率五千辫子兵入京拥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即位，宣布复辟。黎元洪拒绝接受，并协请段祺瑞主持讨伐。复辟仅持续12天被段祺瑞讨平。黎元洪宣告辞职，由副总统冯国璋继任总统，而段祺瑞续任国务院总理。1918年8月12日重新选举的国会中，段祺瑞控制的安福派系通过贿选等手段获得330多席，成功得控制了国会，被称为安福国会。8月14日，国会通过了对德宣战的决议。

在此时，孙中山于1917年7月在广州设立军政府，拥护1912年的《临时约法》，开展了护法运动以反对北洋政府。对此问题，作为主和派的冯国璋与主战派的段祺瑞时有冲突。最后冯国璋总统任期结束，冯段二人相约共同下野，由袁世凯的老朋友，前清元老兼当过国务卿的徐世昌接任总统，而段氏的皖系在背后操纵政权。

此后皖系、直系、奉系和晋系四系军阀明争暗斗，中央政权频频易手，仅段祺瑞本人就三次组阁，更有曹锟贿选总统丑闻，奉系军阀张作霖也两次进入北京执掌政权，中央政府陷入混乱局面。

袁世凯死后，按照怎样的游戏规则来“再造共和”，关系到“共和”的生死存亡。北洋系内部，冯国璋、段祺瑞均有继承袁氏衣钵的欲望；西南护国军蔡锷、唐继尧诸将领则力主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也倾向于支持黎元洪。

以上这些立场的背后，均有各自武力作为支撑。但武力显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带来生灵涂炭。群龙无首，军阀混战一触即发之际，梁启超却有自己独特的意见，即循法律途径解决，其法律依据，则是民国初年拟定的《临时约法》；按照该约法第五条规定，大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故而应以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

作为北洋系的代表，段祺瑞能接受黎元洪继任总统。但段氏不愿意以《临时约法》为黎氏继任总统的法律依据，1916年6月6日，段氏以国务院的名义通电全国，说“经遗令遵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此处所谓的“遗令”，是指袁世凯临终之际所留遗言；所谓的“约法”，不是指《临时约法》，而是指袁世凯遗言中所提及的1914年5月制定的“袁记独裁约法”。段氏之所以坚持要以“袁记约法”为再造共和的法律依据，目的有二。其一，以袁世凯衣钵传人自居，巩固自己北洋系新领袖的地位；其二，按照“袁记约法”，黎元洪只能短暂代理总统职务，稍后，应当在三天之内，在“石室金匮”中开启前大总统预先推荐的三人名单，从这三人名单中选出正式大总统。很显然，“石室金匮”名单当中，不可能有国民党，也不可能有进步党，只可能是北洋系；而且“石室金匮”制度，可以保证北洋系对大总统职位的永久把持。

梁启超在1914 年并不反对“袁记约法”，因为梁氏当日正极力推动袁世凯搞“开明专制”；但此时却坚决不能认同段祺瑞以“袁记约法”再造共和，因为梁氏已经看清：“袁记约法”强烈的独裁特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担负起再造共和的根法大法的重任。唯一的办法，只有恢复奠定共和民国的原始法统《临时约法》；按照《临时约法》，可以恢复被袁氏强行解散了的民国二年国会，国会的存在，是监督、制约政府保持“开明”的根本前提。

1936年11月5日是段祺瑞的大殓日，国民政府林森、居正、于右任、吴忠信、张治中等要人均亲临吊唁。蒋介石也拨款20万元，在黄山为段祺瑞购置了墓地。但段祺瑞长子以先父死前要葬在北平为由，拒绝将父亲葬在黄山。遂于同年12月7日，由其亲属将段祺瑞的灵柩移至北平，暂厝于西山卧佛寺的后殿。

在宋哲元将军的帮助下，段祺瑞的家属正打算为其勘探墓址，以便修建坟茔之际，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此时已踏上了北平的土地，并要在西山修筑工事，连段祺瑞停柩的卧佛寺也要征用。段的家人将其灵柩移到北平西郊段氏的三弟段子猷的坟地南边，就靠在大道旁边挖了个坑，草草将其埋葬了。

没想到段祺瑞的墓这一耽搁就是28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忙于打内战，早把段祺瑞安葬的事情给忘了。然而，段祺瑞昔日的好友、老部下章士钊在1949年后，却一直挂念此事。他当时任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1964年，由章士钊出面，协同段祺瑞的亲属段宏纲等人，在北京香山的万安公墓西部水字区，安葬了段祺瑞和他妻子张佩衡的灵柩。段祺瑞的墓碑为章士钊手书：“段公芝泉之墓 男宏业 宏范 及诸孙敬立 母张佩衡”

这块墓碑的题字，若不知段祺瑞的字芝泉的，绝对想不到墓主竟是北洋军阀赫赫有名的段祺瑞，因为这座坟茔看起来实在太普通了。据说，当年章士钊在题写墓碑时，曾拟题：“故中华民国执政段公芝泉之墓”，又想写“执政段公之墓”，最后考虑再三，觉得还是不提段祺瑞生前的官衔为妥。

段祺瑞的墓地很小，墓圹也没有护栏，前来墓地的除了他的后人及研究近代历史者、文管机构的人外，知之者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