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湖南大学重要的近代起源，时务学堂标志着湖南教育由旧式书院制度向新式学堂制度转变，既是湖南近代化教育的肇始，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之一，与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等成为了中国近代教育最早的弄潮儿。

湖南时务学堂：中国近代教育的先声

❏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邓洪波

湖南时务学堂诞生在维新变法的浪潮之中，其存在不过短短一年，只是昙花一现，却在中国教育史上书写了璀璨一页。诚如毛泽东指出，“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著名文史大家杨树达亦言，“以一短命之学堂而能有如此事业者，古今罕见也。”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维新变法思潮勃然兴起，求新变革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在一批地方官绅和维新志士的共同努力下，湖南新政风生水起，被誉为全国“最富朝气的省份”。1897年1月，由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领衔，正式呈报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湖南长沙小东街创办时务学堂。1899年2月改为求实书院。1902年3月，求实书院改制为省城大学堂。1903年2月，省城大学堂正名为湖南高等学堂。1903年11月，岳麓书院改制为高等学堂，原湖南高等学堂并入其中，组建成新的湖南高等学堂。1912年，湖南高等学堂改名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17年，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改为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湖南工专、法专、商专合并，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

作为湖南大学重要的近代起源，时务学堂标志着湖南教育由旧式书院制度向新式学堂制度转变，既是湖南近代化教育的肇始，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之一，与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等成为了中国近代教育最早的弄潮儿。1895年天津设立中西学堂团，后改名为北洋大学堂。仅仅两年之后，1897年湖南“时务学堂”接踵而至,1898年北京筹设京师大学堂，这几所学堂都是中国近代教育最早的探索，为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洋务运动时期的“救急之需”到戊戌维新时期确定为“立国之本”,近代高等教育自我定位的调整,集中体现了近代高等教育趋向成熟。从北洋大学堂到天津大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从岳麓书院、时务学堂到湖南大学，它们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活化石，也是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值得深入研究的个案。

今年恰逢时务学堂创办120周年，此刻回望时务学堂，缅怀先贤贡献，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优秀文化教育传统，这对于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教学宗旨

时务学堂坚持以“报国、御侮、创新”为宗旨，“提倡新学，鼓吹维新”，“以政学为主义”，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才。

其办学宗旨有别于传统书院服务科举的教育目的，而是培养抵御外辱、救国强国的新式人才。时务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都特别关心时政，都“意气风发”，“或谈学术，或论政治，或研讨国内外时事”，“皆自期许有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之志”。这既是湖湘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发扬，也与岳麓书院“心忧天下”、“经世致用”思想一脉相承。戊戌变法后，时务学堂学生林圭、李炳寰、秦力山、唐才质、朱茂芸等参加了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投身反清斗争；时务学堂头班学生中年纪最小的蔡锷后来成为辛亥革命中反袁护国的主帅，再造共和。这些都与时务学堂贯彻“以政学为主义”的教育分不开。时务学堂揭开了湖南近代学校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成为近代中国“以政学为主义”的典范。

二、启蒙教育

时务学堂的启蒙教育促进了湖南思想界的大解放，推动了湖南乃至全国社会风气的大开放。

湖南为中国中部内陆省份，三面环山，北有洞庭湖，环境相对闭塞，洋务运动对湖南的影响也有限，直到维新运动给湖南带来了新的风气。有人曾说，“湖南是中国最保守的省份之一，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拒绝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维新运动兴起后，时务学堂推波助澜，湖南学习西方新学兴起，对外开放风气明显；与此同时，时务学堂讲新学，开民智，促进了湖南的思想解放；移风易俗，推动了湖南社会风气的开放。特别是时务学堂宣传民权政治，反对封建专制，启发人们懂得要救中国必须维新变法。其中，民权平等、国会议院等思想是湖南近代最早的革命性的启蒙教育。这些学说不但在学生中反应强烈，在社会上也如一枚重磅炸弹，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震动。后来的自立军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留日留法勤工俭学、农民运动等，湖南都走在全国的前列，这都与时务学堂中的启蒙教育等密切相关。 

三、教育体制改革

时务学堂的创办为湖南乃至全国书院的改革以及新式学堂的创办树立了榜样，是变革近代书院教育体制为学堂教育体制的一次成功尝试。

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招考新设时务学堂示》中表示，办此学堂能促使“各府厅州县官绅士庶闻风兴起，各集捐款，设立学堂乡塾，为国家造就有用之材。”时务学堂创办后，湖南各地书院纷纷效仿时务学堂进行课程改革，各地新式学堂也纷纷建立，如浏阳士绅将县城6所书院合并为一所规模较大的致用学堂；郴州士绅创办了经济学堂；宁乡则开办了算学堂。这些改革后的书院和新办的学堂在教学上也效仿时务学堂“中西并重”的教法，全省学风也为之一振，使新兴教育出现了勃勃生机。20世纪20年代初，湖南的教育事业也走在全国前列，这与维新时期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分不开。

四、近代高等教育转型探索

时务学堂自创办到改制，虽然时间短暂、历程曲折，但它将中国传统书院的人格教育与近代西方大学的知识教育结合起来，以培养出既有士大夫精神人格、又拥有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知识和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影响近代中国，彪炳史册。时务学堂前后仅招考学生200余人，但培养出了蔡锷、方鼎英、杨树达、范源濂、李复几等一大批杰出人才，推进了近代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青年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新民学会时，数次谈到长沙时务学堂，谈起对他影响很大的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时，他曾深情地说：“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

毋容置疑，120年前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运动中诞生的时务学堂，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转型做出了可贵探索。其教育教学特点和人才质量提升方略恰如梁启超所言：“欲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学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 时务学堂不仅仅是湖南和湖南大学的精神财富，更值得今日中国教育改革回望借鉴、传承和发展。

Ⅰ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核心。

大学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大师。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时务学堂虽办学条件艰苦，但它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西文总教习李维格，学校管理人员包括熊希龄、王先谦、谭嗣同、蒋德钧、李维翰等，教习唐才常、杨毓麟、韩文举、欧榘甲、叶觉迈等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老师们更是全心投入，梁启超每天除上课四小时外,还要批改四十名学生的札记和课卷,每一札记或课卷都要写批，有的长达上千言，为批改札记和课卷,常常彻夜不眠，以至病倒。有如此敬业的大师，培养造就一批名人志士也就不难理解了。

Ⅱ创新教育内容和教育教学方法是关键。

大学是时代的瞭望者，要引领社会风尚就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教育内容和教育教学方法，培养的人才才能勇担历史使命，勇立时代潮头。时务学堂在教育内容、课程安排上，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内容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课程有机结合，包括溥通学与专门学，相当于今天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强调对近代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通识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在教育方法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方法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方法有机结合，采用讲学制度，既有堂上讲授，也有同学会讲，还有札记册、问答法和讲学制度等教学方法，这些既植根于书院传统，又让人耳目一新，学生也“深造有得,旁通发挥”。

Ⅲ 优质生源是基础。

“药材好，药才好”。优质的生源是培养一流人才的基础。时务学堂有着严格的招生录取、分类培养、甄别挑选制度。其招考审查和招录的严格程度匪夷所思。第一次考试吸引了4000多名考生报考，结果只录取了40名，仅为1％。这还不算完，到了第二年4月，时务学堂又根据学生平日功课分数及性情举动再度审查，第一班40名同学甄别完之后，正式学生只剩下27人。蔡锷、范源濂、杨树达等就是该班的学生，被世人称为“天下第一班”。

关于时务学堂，你可能不知道的事

从书院到学堂，再到书院，再到学堂，这是一个轮回，但是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湖南大学有古代和近代两个源头，一个是岳麓书院，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是我们今天纪念的时务学堂，120年了。他们代表着古代和近代两个最高精尖、最高大上的教育源头，现在在湖南大学汇聚，成了我们建设“双一流”大学最宝贵的资源。这也是我们在这里纪念时务学堂120周年的逻辑起点。

时务学堂在1897年创办，从开始筹备到开学、讲学，并取得很大的成就，岳麓书院参与其中，当时的山长王先谦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如梁启超所说，时务学堂它兼采书院和学堂两者的长处，不仅有岳麓书院这样的实体存在，也是两种制度的结合，一个代表西方学校、一个代表中国传统教育。至少当初他们是这么设想和规划的，前期也是这么实践的。

1898年戊戌政变失败后，其实时务学堂还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伴随改革新旧之争和矛盾激化，在1899年改成了求实书院。学堂变书院，但它的课程、老师和学生都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完全就割裂了。

最典型的个案就是算学教授许兆奎，他最早出场其实是在岳麓书院的算学课程里，他当时是一个教习。从岳麓书院到时务学堂，到求实书院，再到湖南省城大学堂、湖南高等学堂，直至演变为湖南大学，他仍然是数学系的教授。他是一个非常前沿的参与者，见证了千年学府的演变，特别有意思。

我在这里想讲的是，抛开政治因素，教育的变革在这所古老又充满生气的学校里，其实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我们过去对这一点关注不够或者说有意屏蔽了，应该充分把它显露出来。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求实书院学规续抄》里，收录了“撤职查办，永不叙用”的陈宝箴在河南制定的《致用精舍学规》。当然，这里面做了一些技术处理，唯独这个章程没有作者介绍。在大家的想象中，由时务学堂改成的求实书院应该完全是保守的反动的，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作为戊戌运动在湖南的一个舵手，陈宝箴虽然受到革职查办，但他在求实书院学规里还在发挥着作用。

这种细节还有很多，随着更多材料的揭示，大家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学堂和书院并不是那么严重对立，我们可能把问题看得简单了。1903年初，由求实书院改成的湖南省城大学堂，改成湖南高等学堂。11月，岳麓书院改成湖南高等学堂，原高等学堂并入其中。也就是说，湖南大学承接了千年学府和时务学堂，古代和近代两个最典型的教育机构在这里汇流合并，就成了湖南大学的两个源头。

这样一个有着古代和近现代资源合流的学校由湖南大学承载，它是一千多年来中国教育发展最完美、最完整的一个呈现。它的典型性在于，可以反映我们从宋代以来对教育、对社会、对学术的承接，而且它又不排除近代向西方学习这样的洪流，正如湖大校歌里讲的，“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和资源，它既是湖南大学的资源，对于教育而言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坚持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资源，这个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1895年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

湖南是湘军的故乡，太平天国运动过后，湖南人扬眉吐气。然而，尽管当时湖南出了不少洋务派大佬，但整个湖南的空气却偏于保守，全省上下没有什么洋务业绩。连自己人郭嵩焘出使外国，还遭到本省士子的强烈抵制。抵制基督教运动的魁首，也有不少出自湖南，皆系原湘军的部将。甲午战争中，湘军出马，被打得落花流水，还不如淮军。这样一来，向来自信“湖南可以救中国”的湘人，多少有了点反思。

1894年，江标出任湖南学政。次年，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这两个人都是提倡经世致用的开明官僚，在甲午之后，都想有一番作为，但碍于眼界所限，能做的也就是两件事：一是办洋务，二是培养新式人才。官方成立了湖南矿物总局，加大力度开发湖南的矿产，还张罗筹建粤湘铁路。

民间的动作也相当大，湖南名绅王先谦、熊希龄、蒋德钧等人，开始弄出动静。王先谦等人开始张罗办洋务，成立宝善成公司，该公司的业务非常广泛，有机器制造、电力、轮船业和矿业。而后来名声远播的谭嗣同和他的老师欧阳中鹄、唐才常等人，也在浏阳成立了算学馆，是湖南第一所新式学堂。一时间，湖南的维新运动引领全国风潮。

思想新锐的时务学堂

湖南人最大的变革动静，是成立时务学堂。该学堂最初设计的时候，跟福州船政学堂一样，是附设在宝善成公司之下的技术学校，为公司培养技术人才的。跟此前所有公司一样，宝善成公司也是官督商办的，所以，成立时务学堂的计划，得上报巡抚批准。陈宝箴在审批过程中，将这个学堂升格了，不仅可以从本省矿业收入中拨出一部分款项作为办学经费，而且为时务学堂申请到了朝廷的拨款。于是，时务学堂实际上就从宝善成公司独立出来，成为跟武备学堂一样的官办学堂。学堂由年轻的进士、著名的湘西才子熊希龄负责筹办。

熊希龄是一个新派人物，思想相当激进。他接手之后，正好赶上黄遵宪出任湖南按察使，这位通晓西学的新派官僚的到来，使得湖南的新政如虎添翼。熊希龄马上邀请黄遵宪和谭嗣同参与此事。商议的结果是，由黄遵宪出面，向巡抚陈宝箴和学政江标推荐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推荐《时务报》的翻译李维格担任西文总教习。同时，黄遵宪还致信《时务报》总经理汪康年，要他以大局为重，马上放人。由于当年筹办《时务报》时，黄遵宪就是背后的强力支持者，他的面子汪康年不能不给，所以，这一中一洋俩人联袂来到了湖南。

熊希龄是个干才，在梁启超到来之前，时务学堂的筹办事宜已经大体完成，校舍已经租下来了，图书设备、常年经费都已经到位。时务学堂原计划招生120人，但由于校舍是租来的，过于逼仄，只能暂时先招60人，待校舍建好，再足额招生。由于时务学堂是官办学堂，所以，陈宝箴允诺，毕业生可以有监生资格，可以一体乡试。

在校学生跟当年的新学堂一样，在校住宿，由官府发给补贴。毕业生具体的出路跟北京的京师大学堂接轨，或者由省府公费直接送往国外留学，学成归来，由省府根据个人的状况，加以任用。大体上，时务学堂还是一个科举体制下的制度安排，并非真正意义上面向社会的新学堂。所以，时务学堂的课程设置，也是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其中的自然科学的份额，比当时已经开设的新学堂都要弱一些。

然而，这样的制度安排，对于湖南的读书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所在。所以，第一批招生考试有四千余人报考，经过严格选拔，只录取了40人。显然，尽管报考的人对求新知有很大的期待，但也不乏仅仅是为了求一个好出息之辈。

在那个年代，时务学堂成了思想最新锐的学校。这个“新”不是说它的西学份额多、教得好，而是因为其中学部分的主持者是梁启超和他的朋友。此时的梁启超，已经不是当年在广州被康有为做狮子吼、蒙得一愣一愣的年轻举人。经过这些年对西学的了解，加上他特有的感悟力，使得他具有把西方历史和社会科学融入中学、甚至经学的本事，讲课出神入化。此前，在办《时务报》时，由于是公开的言论，梁启超还有所收敛，现在到了讲堂上，面对自己精心挑选的学生，未免放言无忌。

他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抨击，借助历史的讲述，犀利而生动，对西方议会制度的推崇、对民主的张扬、对民权的倡导，无所顾忌。那个时代，学生的笔记和札记(作业)，负责任的老师，每每会加上大段的批注，梁启超也不例外。这个感情奔放之人，一旦动起笔来，每每收不住，借题发挥，洋洋洒洒。甚至连学生提到“改正朔、易服色”这样敏感问题的时候，他也毫不回避，大胆发挥。连一向作为言论禁区的清兵入关屠城问题，他也敢放言抨击。放眼过去，尽管当时思想解放已经成了气候，但举国上下，能够如此开放大胆的，还就是湖南的时务学堂。

当然，时务学堂的确是个好学校。学生知道用功，行为良好，老师也肯负责任。学校秩序之良好、学风之优长，不仅为武备学堂所不能比，连岳麓书院也不能望其项背。对于梁启超的到来，湖南士绅感到由衷的喜悦，后来对梁启超诋毁万状的人，这个时候都纷纷表示对他的欢迎。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湖南此时的风气是追求维新。

除了时务学堂之外，湖南还成立了湘学会、浏阳算学会、南学会、衡州任学会、郴州学会、常德明达学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积益学会等等。其中，以南学会规模最大，得到湖南官方的直接支持，因而影响力也最大。当年的湖南是维新最为热衷的省份，学会之多，活动之频繁，没有任何省份可以相比，几乎全省的士绅都动起来了。

开“官智”：成立官吏培训机构

此外，湖南还办了两份报纸，一份是《湘学报》(最初叫《湘学新报》)，一份叫《湘报》，这两份报纸，跟《时务报》稍有不同，因为它们都有湖南官方的资助。但是，在唐才常等人的运作下，两份报纸，尤其是《湘报》，影响已经越出湖南，对全国的变法启蒙，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经常在这两份报纸上撰稿的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杨昌济和易鼎等人，都是举国闻名的大写手，妙文一出，全国风传。跟《时务报》一样，《湘报》同样是因为言论过激，引来了张之洞的不快，并出面加以干涉。

在办学、办报、办学会之外，湖南的新政还有两项很特别的，一个是办课吏馆，一个是成立类似新式警察的保卫局。中国的官吏，从来都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吏由于是世袭的，而且长期在一个地方干，别的不讲，对自己业务倒还是熟悉。而官员，则无论是科举正途出身，还是捐班来的，对于自己的行政业务，根本是一窍不通，事事都得依赖师爷。

变法期间，无论官还是吏，对于世界大势无从知晓，对于新政，无论是学堂、铁路、工艺、商政都一无所知。显然，依靠这样的官吏来变法维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梁启超建议成立官吏培训机构，以开官智。陈宝箴接受了这个建议，在中国破天荒第一遭，成立了课吏馆，用来培训官吏。课吏馆的课程，除了日常的官吏业务之外，还有大量的新学知识。课吏馆还附设图书馆，供学习者自修。然而，这个新生事物，由于刚刚筹办起来，政变即发生，新政全废，所以，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保卫局也是新生事物。传统中国没有警察，警察的职能由驻军和衙役捕快共同担任，对于刑事案件的侦破、公共秩序和卫生的维持，都力不从心。湖南的保卫局是官绅合办，既有官方的授权，也有民间自治的意思。所以，尽管这样的警察，还没有学来西方警务的技术手段，但对于维护公共秩序、遏制犯罪已经显示出特别的功效，无论商户还是民众都感觉不错，就连顽固派乡绅，也不反对。所以，尽管后来变法失败、新政全废，但设立在长沙的保卫局被保全了下来，成为硕果仅存的维新成果。

湖南新政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乡绅们的积极性，但乡绅在新政推开之后很快出现分裂，像王先谦、叶德辉这样的人，虽然最初也乐见维新起步，但很快就受不了梁启超、唐才常和谭嗣同等人的激进，变成了维新的反对者。由于他们的煽动，在新政期间，反对变法的流言四起，一时间对维新事业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新政在戊戌维新期间能够维持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陈宝箴、黄遵宪和江标这些负责官员的支持。

从全国范围来看，维新变法是一个权力推动的变法，在湖南这样的局部地区，同样是要依赖权力的支持，凡是地方官有积极性的地方，新政就有眉目;凡是地方官没有积极性的地方，新政就一点影子也没有。可悲的是，由于中央政府的二元结构，地方大员大多在观望，像陈宝箴这样的封疆大吏，实在是太少了。尽管陈宝箴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并没有越出朝廷允许的范围，但是，在变法失败后，依然遭到顽固派的整肃，被罢免，且永不叙用。而湖南的新政，自然也就“一风吹”了。

责编：朱晓华

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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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蒋氏

蒋氏之族出自周，周公三子伯龄封于蒋。至九世孙诞，为幽王太子太傅，幽王弑，平王立，而诞子孟仍归蒋。越十代孙蟾移居豫州之弋阳，又五代孙简遂为楚所并，厥后子孙四散。裔孙琬，居湘乡曲静。后唐同光2年（924）仲南公由江西返归曲静，生子三：文辕、文通、文炳，三支分派，散居湘潭、湘阴、湘乡、宁乡、善化、安化、益阳、邵阳、溆浦、武陵、沅陵。长文辕数传至真公，号洞添，生子十，除十无传，长居湘乡之石龙；二居安化之三都；三居溆浦之柳溪；四居邵阳之栎坑，清初又分栎坑、宁乡之团山、新化之税塘；五居安化之常安、归化；六居益阳之鲊埠；七居安化之四都；八居安化之通溪；九居安化之常丰。次文通数传至汝臣，迁湘阴之赤土坎。三子文炳，登宋建隆乡榜，为宁乡令，子孙卜居宁乡之横冈塘，湘潭之筠湖，善化黑石铺，宁乡道林，益阳之志溪、沧溪，武陵之泥湾。清嘉庆10年（1805）六邑合修通谱，光绪34年（1908）再续通谱。嘉庆通派：恭维先泽本隆昌，次序敦和肇锡长，钜望汉中经鼎盛，鸿勋楚宇灿云章，诗书力业登科甲，孝友承家选俊良，蔚起人才昭善述，魁名辉映冀联芳。

长沙蒋家塅蒋氏

始祖琬公，汉大司马，由江陵迁长沙，支祖万芟公，世居长沙锦绣都蒋家塅。

长沙蒋氏

迁湘始祖虎公，字啸溪，明洪武23年（1390）由江西丰城迁居浏北珠山，四代孙廷宣，由珠山迁苗田，生希量、希衡，希量仍居浏，希衡生志科、志贵、志学，贵裔居浏北上埠岭，学裔居浏西竺家园，志科子惟先、惟景、惟明明末由苗田再迁长沙东屯渡，建祠于马鞍山。清乾隆9年（1744）一修族谱，同治3年（1864）二修，1911年三修，2005年大豹公支四修。派式：虎叟均廷希，志惟文启应，士开光大运，朝典尚躬修，孝思本忠敬，敦厚方裕远，家声南楚振。

浏阳忠诚乡蒋家河蒋氏

始迁祖虎公，字啸溪，江西省丰城县人。明洪武年间因宦游迁湘，开基于湘省浏阳县北乡（即忠诚乡）珠山里（即蒋家河）。至1949年，已传24代，约3000余人。宗祠设珠山里黄甲寮。

浏阳向埠岭蒋氏

始迁祖延宣公，明末迁此。至清光绪33年（1907），已传18代。

宁乡道林蒋氏

始迁祖国宝公，元时自宁乡横冈塘迁居本邑道林。子孙分为八房。1922年十修族谱。

湘乡石龙蒋氏

谱称蒋氏居湘乡，始于蜀汉司马琬公，五代之乱，迁徙靡定。后唐同光间仲南公自江西吉安回归琬公故里湘乡曲靖，生文辕、文通、文炳。文辕生应清，应清生伯万，伯万生士龙、士凤、士虎。士凤裔迁安化，士虎裔居湘乡戴家冲、横港、桥头。士龙十传至荣臣公，居湘乡石龙。又三传分为永贤、永芳二宗。永贤公六传而分八房，长房敏忠公，长子廷富居县门南，次子廷贵居黄连；次房海忠公，居蜡树坳；三房祈忠公居黄家岭；四房益忠公居何家巷；五房全忠公居张家冲；六房玺忠公居蒋家湾；七房武忠公居娄底；八房敏忠居唐家湾。永芳公六传分为三房，长彝忠公无嗣，抚曾姓子，居西阳；次利忠公居杨树坡；三仕忠公居伏成。清康熙、乾隆间纂有族谱，嘉庆10年（1805）安化、湘乡、宁乡、益阳、常德等邑合修通谱。咸丰5年（1855）、光绪26年（1900）又续修族谱。旧班：安湘宁益德，祖泽永贤良，孝友敦伦重，光先裕业长。该族名人蒋凝学，字先民，陕西布政使，赠内阁学士。蒋德钧，字少穆，蒋凝学之孙，龙安知府，参与筹设时务学堂。

湘乡沙溪、衡阳梅树里蒋氏

远祖诩公，传六世琬，从父佐公官居零陵，卜居湘乡曲静。又八世至后梁时，北宸由进士官内阁都堂学士，辞爵归里，值长沙马殷兵阻，遂趋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卜宅严庄。又二传至绍禄，后唐同光2年（924）携子仲南、仲山复还湘乡长乐乡崇义里普田冲沙塘落业。仲南三子：长文辕，派衍石龙；次文通未详；三文炳徙宁乡横港。谱以仲南为第一代鼻祖。炳裔十二代高荣，字绳武，行千五郎，明洪武时偕第四子如玠复徙迁上湘荷塘都中倚沙溪小星桥立业。三传思泷居故址；思凤派衍邵阳另修；思凰徙桐梁，复由湘迁衡，居四十二都梅树里。遂有沙溪、梅树之别。清乾隆8年（1743）创修族谱，嘉庆8年（1803）、同治13年（1874）、宣统3年（1911）凡四修。乾隆54年（1789）创建宗祠。班行诗：（自二十五代始）安湘宁益德，祖泽庆贤良，孝政敦伦重，光先裕后长。

湘乡西阳蒋氏

谱以伯龄为一世，七十一世仲南公。八十四世荣臣公，字时举，元贡生，由曲靖徙居石龙。荣臣公九世孙彝忠，抚内侄曾氏为嗣。十一世孙正芳，字湘洲；正茂，字湘台，兄弟复迁西阳。清光绪26年（1900）荣臣公裔合修族谱，而列该支为附录。1942年西阳蒋氏另修族谱，以别于石龙蒋氏。光绪31年（1905）西阳另建宗祠。行派：安湘宁益本隆昌，次序敦崇祖德其，国运文明家庆永，民权发达耀南乡（而不采用嘉庆蒋氏通谱）。

湘潭瓦子坪蒋氏

始迁祖际明公，明初自宁乡道林迁居湘潭筠湖。六世孙海清再迁瓦子坪，为瓦子坪支祖。1927年十修族谱。

醴陵长垅蒋氏

始迁祖友莘公，明洪武初年自江西丰城迁此。至1948年，全族人口2000人，族人分布分布于枫树塘、南田桥。

醴陵白竹岭蒋氏

始迁祖原公，明洪武2年（1369）自江西丰城迁此。至1948年，全族人口1400人，族人分布于鹅头。

茶陵蒋氏

始迁祖一贵公，河南汝宁府光州人，明初领苏松归附军调茶陵卫任职，离任后定居上东（今下东乡四联村境），后裔分徙窑里、石井等地。

衡南神山蒋氏

始祖应兴公，元末明初由江西赣州（一说庐陵县）迁衡阳政平乡神山（今属衡南县）。三派分祖旺、祖达两房。祖达公派下四世祖友富公分二、五、六、十摊，友贵公分四、一、七、八摊及禄公房、正公房、考公房。族谱清雍正2年（1724）一修，2000年八修。宗祠始建于康熙间。班行：应正祖友单，士代忠世朝，兴文一廷景，万福允承先，宏才昭时望，芳名扬德光，传家惟笃厚，积善显荣昌。是族后裔蒋永和官至提督。蒋福泽任连州知州。蒋玉轩为湘中名医，著《医学歌括》。蒋璧城为黄花冈烈士。

耒阳蒋氏

始迁祖少一、少二公，明初由江西泰和县茅头岭迁耒北咬柴岭。

缘起:

1895年开始的湖南维新运动，使湖南成为当时中国最富朝气的省份，也是后来戊戌变法的前奏和实践基础，而时务学堂的创立，则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895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以“变法开新”为己任，推作新政，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896年冬湘绅创办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蒋德钧“嫌其迹近谋利，乃创为添设时务学堂之议”

1897年1月由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领衔正式呈报巡抚陈宝箴批准立案，旋由熊希龄等请两江总督刘坤一拨盐厘加价银7000两为经费又得到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的赞助，于1897年10月在长沙创办。

经过:

1897年初筹设，同年10月开办，先后录取12～16岁学生（共三班），以及年长的外课生，共 200余名。

三次招考:

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二十八日，第一次招考，录取学生四十名。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初一日，时务学堂第二次招考，录取内课生三十名，外课生十八名，附课生七名。

闰三月，又录取第三期学生，其中内课生四十六名，外课生五十二名，各送北洋学生十名。录取学生总数只有两百名左右。

1897年11月延聘上海时务报主笔梁启超到校主讲。

成立仅数月就遭到守旧势力猛烈攻击。

1898年3月梁启超离长沙。

。7月，王先谦、叶德辉等向陈宝箴递交“湘绅公呈”，诬蔑该校“阴行邪说”。

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先后更名为求实书院、湖南省城大学堂。

1903年湖南省城大学堂与改制后的岳麓书院合并，组建湖南高等学堂

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

停办后，小东街校址屋归原主。后周桂午的儿媳将宅第租予湘潭人言某，办起了“泰豫旅馆”。

1922年，梁启超来长沙讲学，重访时务学堂故址，应旅馆言老板之请题写了“时务学堂故址”。

“文夕大火”中，时务学堂旧址全部被毁。

1945年陈云章（曾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买下此地，并兴建了三栋红砖洋楼。今天时务学堂旧址上的建筑是陈云章的私宅和其他一些建筑。

熊希龄，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湘西凤凰县沱江镇人。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政治、社会影响的人物。

熊希龄生于1870年，湘西凤凰民风朴野，教育本不发达。熊希龄的父亲熊兆祥从军之时，湘籍大儒曾国藩在湖南创建湘军，提倡文人治军，以理学管治人心，要求军人“上马能提刀杀贼，下马能训练士卒”，在湖南讲教重学于是蔚然成风。

熊兆祥在这种氛围之中，一方面加强自己的修养，一方面着力培养自己的长子熊希龄，希望他以后能够读书成材，光耀门庭。故熊希龄自幼便接受严格的家教，一心向学。

熊希龄6岁在凤凰镇发蒙，据传，他“闻一知十”，《三字经》只用了三四天便背得滚瓜烂熟。因为禀赋出众、好学深思且勤奋过人，熊希龄在少年时代便闻名遐迩，被誉为“湖南神童”。

熊希龄7岁的时候，随父亲回到住在沅州府芷江县熊公馆里的祖父身边，殷实的家庭环境为他求学奠定了基础。

经过多年的私塾苦读，1884年，熊希龄年仅14岁便中了秀才，这不仅对世代行伍的熊家来说十分荣耀，在当时的湘西也是凤毛麟角。于是，熊希龄的父母把他送往芷江县的秀水书院继续深造。

1888年，朱其懿担任沅州太守，他曾在湖南多处担任知府，“所至有政声”，尤以兴学育才为务，深得湖南士绅的尊崇。朱其懿就职后，了解到沅州学风不振，于是决意从振兴本地教育着手。

为造就有用人才，朱其懿延揽通经名宿为主讲，师资雄厚，于是熊希龄立即投考就学。正是在这里，熊希龄眼界大开，除了经史学问有长足进步之外，他特别钟情于历史与舆地，这种修养最终成为他建功立业的基础。

1890年，湖南学政按试沅州，熊希龄名列第一，因此被选调到长沙的湘水校经书院继续深造。1891年，熊希龄参加本省乡试，阅卷官对他的评语为“边楚蛮荒，前无古人，才华之高，乃三湘有为之士”。这时，熊希龄才是弱冠年华，才名一时誉满三湘。

1892年，熊希龄参加进士考试，会试得中，但由于当时殿试要求馆阁体，而熊希龄此类书法不佳，于是决定暂不参加殿试，先回去练字等待下一次殿试。这样等到1894年，熊希龄终于高中二甲进士，并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不折不扣的湘西“凤凰”。

次年，爱才的朱其懿把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朱其慧嫁给了自己的爱徒熊希龄。这位贤淑的夫人，成为熊希龄一生事业的知心伴侣。

春风得意的熊希龄，还来不及勾画自己的锦绣未来，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了。熊希龄痛苦地发现，读书似乎没有什么用了。恰在此时，湖南巡抚吴大电奏朝廷，请统率湘军入朝作战，清廷当即应允。

熊希龄立即计划投笔从戎，但不久，湘军在对日战场上一败涂地，这一惨痛的失败，让熊希龄从梦中惊醒，他很快转入了要求改革政治的阵营。

1896年，熊希龄给当时的洋务派首领、两湖总督张之洞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维新，他本人随后也正式投笔从戎，被张之洞委以两湖营务处总办。

在这个岗位上，熊希龄认识到了当时军队的各种积弊，于是撰写了《军制篇》，强烈要求改革军制，以增强清军的战斗力。

这一军事著作，被时人认为是“于古今中外军事融会贯通”，堪为“中国改革新军的嚆失”。

但当时的环境还未成熟，熊希龄不得不等待新的时机。而此时，熊希龄的家乡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已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这给了他新的舞台。

当时，湖南维新运动的重点是“兴利”、“致富”，而熊希龄认为兴利固然重要，可是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强军是必要的保障，他建议在湖南设立枪械厂。

这一建议得到了陈宝箴的高度重视，他认为熊希龄是懂得新政的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设法把熊希龄挖到湖南效力。

就这样，1896年秋，熊希龄加入了湖南维新运动的阵营。一开始，熊希龄便被委以筹建枪械厂的重任。当时湖南财政吃紧，而筹建兵工厂是极耗资源的事业，不过，当务之急是改善湖南军队陈旧的装备。

在这当口，熊希龄便想到了任两江总督的湘军大员刘坤一，经过熊希龄等人反复的沟通交涉，刘坤一两度拨给湘省枪支弹药，折合银价达20万两之巨。这么巨大的支持，为湖南编练新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随后，熊希龄又敏锐地把自己工作的重心转入实业。他和叶德辉、蒋德钧等人反复商议，确定了把开办机器制造业和筹办湖南内河航运作为突破口。

他们先是成立了“宝成善制造公司”。但是自从西方列强迫使我国内河开埠之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担心一旦自己开启内河航运，西方势力就会如鬼魅般跟进；除此以外，内河航运还涉及湖北省的利权问题。

但熊希龄和他的同仁据理力争，决不退却，最终说服了张之洞等大员，成功地让湖南内河航运成为事实，并抵制了西洋势力的进入。

其后，熊希龄积极为湖南省矿产资源勘察和开采，以及争取粤汉铁路改道湖南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至此，熊希龄在军事和实业方面的才华和纵横捭阖的手段得到了朝廷的初步承认。

在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为救亡图存，提出了“教育救国”的口号，湖南在这种背景之下，也开始了新式学堂的筹办。

熊希龄作为湖南籍的翰林学士，在办学方面自然是义不容辞。在湖南兴办学堂，最早由蒋德钧在1897年提出，但负责具体事务的重任却交给了熊希龄。

兴学需要两大要件，一是经费，二是师资。由于湖南财政紧缺，熊希龄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到通过提高食盐厘金可以解决，就说通两江总督刘坤一应允了此事。于是，办学经费问题总算有了着落。

后来，熊希龄毅然辞去营务处总办职务，全力投入湖南的维新运动，创办了湖南最早的报纸《湘报》，这也是熊希龄对湖南新政的最大的贡献。

1898年，熊希龄订立了《湘报馆章程》，规定宗旨为“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并强调“首重知己”，“重在纪实摘要”。

此外，熊希龄还为报馆制定了严格具体的工作制度和管理方法，以提高办事效率，保证报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聘请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何来保、戴德诚、樊锥六人为撰述，唐才常任主笔，另任李维格为西文翻译。

《湘报》于1898年3月7日正式创刊，当时为《湘报》撰稿的除了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外，陈宝箴、皮锡瑞、黄遵宪等人及当时部分时务学堂的学生，都曾在报纸上刊登讲义、论说或其他文章。

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有关团体的章程、朝廷谕旨等在报上也有所反映。这一时期的报馆工作运行有条不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

《湘报》创刊后，先后发表了激进派樊锥的《发锢篇》、《开诚篇》和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等言辞甚为激烈的文章，提出“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改整朔，易服饰，一切制度悉从泰西”等主张。

1898年3月29日，陈宝箴读了《中国宜以弱为强说》后，当即转告熊希龄，说该文章“过于偏激，惊世骇俗，非处士所宜言”，要熊立即收回救正。

然而熊希龄不仅没有照办，反于4月1日在《湘报》上刊文指出：“虽然易君偏激之言，诚不能为之曲护，而其哀哀长鸣，冀我朝毅然变更，以力持于存亡呼吸之间，实有忠君爱国之忱。”熊的勇气和决心，由此可窥一斑。

此外，熊希龄还积极创办了湖南瓷业公司。1904年初，他赴日考察实业，考察回来，熊希龄两次上书湖南巡抚端方，提出了“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四项措施，得到端方的支持和批准。

1905年，由熊希龄任校长的湖南官立瓷业学堂正式开办。由省府拨银12万两作开办费。学堂设址于醴陵城北姜湾之神农殿。为了加快人才培养，熊希龄将熟练工人编入速成科作短期培训，提高他们的本职工作技能。

他还在学校开设了一个“标本陈列室”，将从各国购买的新式瓷器一一陈列，供学员模仿学习。

为了让学员有一个实际操作的场地，熊希龄在学堂前筹建“湖南瓷业公司”，建立生产性窑场，实行机械制瓷并于当年生产出细瓷。它使学员既有理论知识，又懂实际操作。学校规定，学员毕业成绩优秀者可留在瓷业公司工作，充分调动了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

1906至1907年，艺徒班学员在书画名师指导下，创制出五种高火性釉下颜料，继而在传统青花装饰的基础上，发明釉下五彩瓷器。

这种瓷器以其色彩艳丽，看得见摸不着，不含铅、镉毒以及耐自然腐蚀和永不褪色等优点而领先世界，多次获得世界金奖等，誉满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