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本纪一

　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讳弘历，世宗第四子，母孝圣宪皇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生於雍亲王府邸。隆准颀身，圣祖见而锺爱，令读书宫中，受学於庶吉士福敏，过目成诵。复学射於贝勒允禧，学火器於庄亲王允禄。木兰从狝，命侍卫引射熊。甫上马，熊突起。上控辔自若。圣祖御枪殪熊。入武帐，顾语温惠皇太妃曰“是命贵重，福将过予”

　雍正元年八月，世宗御乾清宫，密书上名，缄藏世祖所书正大光明扁额上。五年，娶孝贤皇后富察氏。十一年，封和硕宝亲王。时准噶尔役未竟，又有黔苗兵事，命上综理军机，谘决大计。

　十三年八月丁亥，世宗不豫。时驻跸圆明园，上与和亲王弘昼朝夕谨侍。戊子，世宗疾大渐，召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领侍卫内大臣丰盛额、讷亲，内大臣户部侍郎海望入受顾命。己丑，崩。王大臣请奉大行皇帝还宫。庄亲王允禄等启雍正元年立皇太子密封，宣诏即皇帝位。寻谕奉大行皇帝遗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并令鄂尔泰复任，以鄂尔泰因病请假也。以遗命尊奉妃母为皇太后，复奉懿旨以上元妃为皇后。召大学士朱轼回京。命大学士嵇曾筠总理浙江海塘工，赵弘恩署江南河道总督。大行皇帝大殓，命以乾清宫南庑为倚庐。庚寅，命总理事务王大臣议行三年丧。命履郡王允祹暂管礼部事务。召张照回京，以张广泗总理苗疆事务，大学士迈柱署湖广总督。谕大将军查郎阿驻肃州，与刘於义同掌军务，北路大将军平郡王福彭坚守。饬扬威将军哈元生等剿抚苗疆。癸巳，颁大行皇帝遗诏。

　九月丁酉朔，日食。高起、宪德俱罢，仍带尚书衔。以鄂尔泰总理兵部事，果亲王允礼总理刑部事，庄亲王允禄总理工部事，甘汝来为汉兵部尚书，傅鼐署满兵部尚书。己亥，上即位於太和殿，以明年为乾隆元年。庚子，定三年丧制，却群臣以日易月之请。命大学士朱轼协同总理事务王大臣办事。辛酉，召史贻直来京。壬寅，止进献方物。禁内廷行走僧人招摇。颁乾隆元年时宪书。铸乾隆通宝。遣官颁诏朝鲜。丙辰，赈甘肃兰州、平凉等处旱灾。丙午，命庆复往北路军营，代回福彭。手敕额驸策凌勿离军营。丁未，大行皇帝梓宫安奉雍和宫。戊申，上诣雍和宫行礼。自是日至乙卯以为常。己酉，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双俸，鄂尔泰、张廷玉世袭一等轻车都尉，朱轼世袭骑都尉。庚戌，召杨名时来京。辛亥，命海望署户部尚书，傅鼐署刑部尚书。乙卯，上诣雍和宫行大祭礼。奉皇太后居永仁宫。是日，上移居养心殿。命廷臣轮班条奏，各举所知。戊午，赏李绂侍郎衔，命管户部三库事。己未，上诣雍和宫梓宫前行月祭礼。自是迄奉移，每月如之。再免民欠丁赋，并谕官吏侵蚀者亦免之。逮傅尔丹下狱。庚申，开乡会试恩科。免贵州被扰州县之额赋，未扰者停征。辛酉，上诣田村孝敬皇后梓宫前致祭。以本年乡试弊多，逮治考官顾祖镇、戴瀚。大学士马齐乞休，允之。癸亥，召署河东盐政孙家淦来京，以侍郎用。

　冬十月丙寅朔，飨太庙，遣裕亲王广保代行。命副将军常德赴北路军营。丁卯，申禁各省贡献。以张广泗为征苗经略，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以下俱听节制。庚午，命履郡王允祹管礼部，召原任尚书涂天相来京。辛未，以任兰枝为礼部尚书。壬申，免江南等省漕粮芦课及学租杂税。命治曾静、张熙罪。加左都御史福敏太子太保。以王大臣办事迟延疏纵，申谕严明振作，毋与用宽之意相左。调徐本为刑部尚书，涂天相为工部尚书。丙子，以刘勷为直隶河道总督。丁丑，起彭维新为左都御史。命徐本军机处行走。癸未，停诸王兼管部院事。甲申，授海望户部尚书。己丑，命来保署工部尚书，兼管内务府。癸巳，傅尔丹、岳锺琪、石云倬、马兰泰论斩。甲午，改讷亲、海望、徐本为协办总理事务，纳延泰行走，如班第等例。丰盛额、莽鹄立罢。庚子，张照下狱鞫治。壬寅，湖北忠峒等十五土司改土归流，分置一府五县，於恩施县建府治，名曰施南府，分设县治，名曰宣恩、来凤、咸丰、利川。乙巳，申谕荐举博学鸿词。丁未，上大行皇帝尊谥曰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次日颁诏覃恩有差。免四川巴县等旱灾额赋。戊申，召迈柱来京，以史贻直署湖广总督。庚戌，以孙嘉淦为左都御史。癸丑，命庆复为定边大将军，赴北路军营。命孙嘉淦仍兼管吏部。谕赦降苗罪。免贵州三年内耗羡。丙辰，上诣田村上孝敬宪皇后尊谥曰孝敬恭和懿顺昭惠佑天翊圣宪皇后，次日颁诏覃恩有差。改河东总督仍为河南巡抚，以傅德为之。丁巳，授锺保湖南巡抚，俞兆岳江西巡抚。命岱林布为右卫将军。己未，以平郡王福彭协办总理事务。董芳、元展成、德希寿褫职逮问，夺哈元生扬威将军，命经略张广泗兼贵州巡抚。癸亥，赏阿其那、塞思黑子孙红带，收入玉牒。甲子，以王大臣会刑部夹讯李禧、耿韬，命审讯大臣宜存大体。

《终身误》是对宝、黛爱情悲剧的感慨。“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此曲从贾宝玉婚后仍不能忘怀死去的林黛玉，写薛宝钗徒有“金玉良姻”的虚名，实则终身寂寞。

清文字狱案例之戴名世《南山集》案 康熙朝的文字狱并不多，“文禁稍宽”是学人对他的评价。确实，如康熙也像其后人雍正、乾隆那样，那清初的那些思想大家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早被抄家灭族了，要么根本不可能进行什么研究。但“文禁稍宽”不是说文禁不存在，如果触到了统治者的痛处，一样会有大祸临头。戴名世《南山集》案就是一例。 康熙五十年(1711)，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检举当朝名士，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言狂悖”。康熙命刑部查处。于是一场文字大狱就此开幕。 那么，该文字大狱的主角戴名世是何许人也我们可以先来看看《清史稿》中的戴名世传:“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隽逸，课徒自给。以制举业发名廪生，考得贡，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弃去。自是往来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卖文为活。喜读太史公书，考求前代奇节玮行。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气逸发不可控御。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尝遇方苞京师，言曰:“吾非役役求有得于时也，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于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未能诱而出之也。”因太息别去。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式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及第，授编修。又二年而南山集祸作”。 戴名世与康熙同月同日生，但比康熙大一岁。他是个从小十分聪明的人，六岁从塾师学习，五年后即精通四书五经，以后更是探研经史百家。后因“家世零落”，“恒产尽失”，二十岁即课徒养亲。以后的行状如《清史稿》所言。戴自三十四岁后即游历“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这其实也效太史公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之所为，大约从此时戴就有凭一已之力，成一代之史(明史)的雄心。这在戴的《孓遗录》一文中表露无遗“(康熙)方宽文字之禁，欲成一代之史”。在游历期间，戴的文名也随之满天下。 戴名世才气横溢，自不免有些恃才傲物，“酒酣之时，吁嗟咄喳，旁若无人”，见王公贵人，最多不过一揖而已，因而也得罪了一些贵人。但说戴有反清思想也是不确的，戴早年或有对清的低触情绪，但后来见天下太平，国家全盛，不可能对他没有触动，他后来能去参加科考，就表明了其对清的认同。他要修明史，不过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他认为修一部信史可以“以期无负盛世”，“报效国家”。 戴名世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从苏州进北京，考中举人。四十八年(1709)参加会试，中第一名贡士，殿试获一甲第二名进士(俗称榜眼)，被授翰林编修，参与编篡明史。应该说，青年时即有心修明史的戴名世至少部分得偿所愿。但不期杀身之祸也正由此时种下。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按戴名世的文名及会试第一的成绩，大家都以为戴理所当然地会成为今科状元，但不料状元竟为一无名小子赵诏熊所得。赵诏熊何许人也，他就是后来首告戴名世的赵申乔之子。赵申乔，字慎旃，江南武进人。康熙九年进士。为官廉洁且颇有德政，深为康熙所重，此时官都察院左都御史。既然状元出乎众所意料，大家不免有些清议，认为可能是赵申乔作了手脚的结果。但平心而论，此事更可能是康熙有意为之，因为状元都是钦点，以康熙之精明，赵申乔不可能操弄他;且赵申乔颇有操守，未必肯为此等无耻之事。可能是戴名世一向狂名在外，康熙故有意压压他的傲气耳。但无论如何，赵、戴就此结怨。 五十一年(1712)，刑部上奏康熙，查实戴十年前刊印的一本叫《南山集偶抄》的书中“悖逆”之处有:《与余生书》一文中录有南明三王年号，并将南明与蜀汉、南宋相比，认为未可以伪朝视之。在另一文《与弟子倪生书》一文中提到清开端应为康熙元年，顺治朝不得为正统。《南山集》中尚记有以下内容“…(太子)徒步至前嘉定伯周奎家。奎，太子外祖也。是时，太子秭长公主，栖于奎家，相见掩面器。奎举家拜伏称臣。已而奎俱祸，言于官曰:‘太子不知真伪，今在臣家。奎不敢匿也’。因召群臣识之。或言为真，或言为伪，谓真者皆死。太子后杀于狱中”。 《南山集偶抄》为十年前戴之门人尤云鄂所刊印，南明三王年号及事迹是戴从方孝标一书《滇黔纪闻》处抄得。方家的与戴齐名的一个大名士方苞为此书作序。这使此案一下又牵涉到了另一大家族--安徽桐城方家。 方孝标，别号岗楼，安徽桐城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曾官弘文院侍读学士。1657年“南闱科场案”发，因其弟方章钺卷入其中，“方章钺……俱著责40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三年后，康熙即位大赫天下，方家得回故里。 康熙9年，方孝标游历了一次滇黔，回来后追记成书，名曰《滇黔纪闻》。书中记录了永历帝在滇的覆灭，南明的忠义之士、遗民的事迹，李定国北伐等史事。 刑部原拟对此案以“大逆”论处。这样戴名世将被凌迟处死，其三代以内直系亲属十六岁以上者将被立斩，十五岁以下者及女眷将发边或作功臣奴仆。为《南山集》作序者方苞等人将处绞刑。同时与此案有涉的方孝标家族也将被一并治罪。 康熙却没有对此立即处理，因为即使按《大清律》，此案也够不上“大逆”的罪名。康熙其实对此案中的所谓“悖逆”文字并不十分在意，因为如果以此为标准，则康熙朝那些明之遗老王夫之等人的文字有又当如何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的“(对付夷狄)杀之不能为不义，诱之不能为不信”等等简直是叫人造反，但康熙都视若无睹，独不能轻放此案乎但康熙最终还是没有放过此案，只是从轻论处。二年后，五十二年(1713)康熙下诏: 戴名世立刻处斩，方孝标此时早死，但仍被发棺“戮尸”。方孝标的儿子方登峰等，孙子方式济等，以及方家的族人方苞，方贞观、方世军等被流放黑龙江。 康熙为什么最后还是要成此冤狱呢最大的原因可能还是戴名世关于前明太子的那段文字。虽说那段文字说到的是多尔衮，但康熙在几年前刚用同样的手法把最后一个崇祯的儿子(已经七十五岁了)以“他们冒充前明太子”的罪名加以诛杀，而且杀了他的全部儿子。这段隐私，不能不说是康熙的一个心病，戴名世居然对此不知忌讳，康熙也只好那他开刀了。 关于《南山集》案中的一些人后的命运，可看以下资料: 方苞(1668~1749) 字风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派创始人。32岁参加江南乡试中举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进士第四，因母病，未参加殿试。五十年，因《南山集》案牵连入狱两年，后经李光地营救免死，编入汉军旗籍管制，以白衣平民入南书房，后移养蒙斋， 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元年(1723)赦还原 藉。九年，授左右允，次年迁待讲学士，十一年，迁内阁学士、礼部待郎，充《一统志》总 裁。乾隆元年(1736)充《三礼义疏》副总裁，七年，因病辞归，赐翰林院待讲衔。治经以宋 儒为宗，尤致力于《春秋》、《三礼》。论文提倡“义法”，认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 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以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后桐城派的文论，以此 为纲领加以补充发展。著有《周官集注》、《周官辩》、《周官析疑》、《考工记析疑》、 《仪礼析疑》、《丧礼或问》、《礼记析疑》、《左传义法举要》、《春秋通论》、《春秋 直解》、《春秋比事目录》、《离骚正义》、《方苞文集》等。 方观承(1698~1768) 字遐谷，号问亭，又号宜田。清治水与植棉专家。式济子。少年因《 南山集》案牵连，祖父、父亲被流放黑龙江，他与兄观象寄居于江宁清凉山僧寺。因书法被 平郡王福彭赏识，任症郡王记室。清雍正十年(1732)随福彭征准噶尔，十三年，补内阁中书 。乾隆二年(1737)充军机处章京，累迁吏部郎中。七年，授直隶清河道，后历任按察使、布政使、山东巡抚、浙江巡抚、直隶总督。二十年，加太子太保，署陕甘总督。闪年仍任直隶 总督。总督直隶20年，重视治水、兴修水利以及棉花生产，先后治理永定河方略数下疏，延 赵一清、戴震辑《直隶河渠书》130余卷。三十年，绘制《棉花图》(又名《木棉图说》)16 幅进呈乾隆，系统地说明从种植到制成棉布的过程，总结了每个生产程序的生产经验，并在 当地推行。病卒后，谥恪敏。蓍有《述本堂诗集十八种》、《述本堂诗续集》、《薇香集》 、《燕香集》、《问亭集》，另与秦惠田同撰《五礼通考》。 告密者赵申乔是个清官、能吏。《清史稿》载:“……二十年，授河南商丘知县，有惠政。二十五年，以贤能行取，命以主事用。二十七年，授刑部主事。三十年，迁员外郎，以病乞归。四十年，以直隶巡抚李光地荐，召见，上察申乔敬慎，超擢浙江布政使。陛辞，上谕曰:“浙江财赋地，自张鹏翮后，钱粮多蒙混，当秉公察核，不亏帑，不累民。布政使为一省表率，尔清廉，属吏自皆守法。”申乔顿首谢曰:“臣蒙皇上特擢，不黾勉为好官，请置重典。”申乔上官，不挟幕客，治事皆躬亲，例得火耗，悉屏不取。四十一年，上谕奖申乔居官清，能践其言，就迁巡抚。布政使旧有贴解费，岁支不过十之五，申乔积二千馀金，封识以授代者，曰:“吾奏销不名一钱，后将难继，得此足办一岁事，毋以扰民也。”钱塘江潮啮塘，申乔令镕铁贯石，筑子塘为护”。

目录

军机处简介

军机处的保密制度

军机处的效率

军机处的日常工作

与明代内阁的区别（通俗解答）

编辑本段军机处简介

军机处，清代官署名。亦称“军机房”、“总理处”。是清朝中后期的中枢权力机关。

雍正七年（1729），因用兵西北，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漏泻机密，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十年（1732），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

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军机处成立于雍正七年(1729年)，初名“军机房”，不久改称“办理军机处”，乾隆以后省去“办理”二字，遂简称为“军机处”了。军机处本为办理军机事务而设，但因它便于发挥君主专制独裁，所以一旦出现之后，便被皇帝抓往不放，不但常设不废，而且其职权愈来愈扩大。军机处的职官有军机大臣，俗称“大军机”，有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内特选，有些也由军机章京升任。军机大臣之任命，其名目为“军机处行走”，或“军机大臣上行走”。所谓“行走者”，即入值办事之意。军机大臣没有定额，军机处初设时为三人，以后增加到四、五人至八、九人，最多至十一人。军机章京初无定额，至嘉庆初年，始定为满、汉章京各十六人，共三十二人，满、汉章京又各分两班值班，每班八人。军机章京之任命，或称为“军机司员上行走”，或称为“军机章京上行走”。

军机处成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废止了，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二端，真正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军机大臣无日不被召见，无日不承命办事，出没于宫廷之间。皇帝行动所到的地方，军机大巨也无不随从在侧。但军机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军机处在权力上是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而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不像正式国家机关的样子。军机处办公的地方不称衙署，仅称“值房”。军机大臣的值房称为“军机堂”，初仅板屋数间，后来才改建瓦屋。军机章京的值房，最初仅屋一间半、后来才有屋五间。军机处也无专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离开军机处，回本衙门。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之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军机大臣的职务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的，所以军机大臣只是承旨办事而已。“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这些都说明军机处是皇帝集权的最好的工具。

海淀军机处

崔墨卿

军机处顾名思义，它是皇帝处理军国大事的机密之地，本应当设在皇宫内院，而海淀地处京城西北郊，军机处从何而来呢？事情怪就怪在海淀特殊的地理位置所致。

在当年的海淀镇上有一条著名的商业街，名叫老虎洞。此街长约一华里，东西走向，街道虽然不宽但商店林立繁荣异常，吴德利荣店、义兴号当铺、保丰斋糕点铺、长生堂药店以及各种档次的饭店茶馆酒肆。在老虎洞北侧偏西的地方有一条小胡同，因清朝的军机处设在胡同里面，因此它自然就被当地人叫做军机处胡同了。

军机处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个皇帝雍正，于雍正七年(1729年)对准噶尔策妄阿拉坦布用兵时设立的。军机处起源于清太祖努尔哈赤当年的诸王贝勒大臣议会，也就是一切军国大事，包括皇帝继位与立储，都要在诸王贝勒大臣议会上决定(顺治登基也是如此)。到了康熙帝执政以后，为处理事务方便，皇帝在离寝宫较近的地方设立了一个南书房，较之诸王贝勒大臣议会有了一定进步。雍正继位以后觉得南书房仍有许多弊病，使皇帝不能了解民情，因此特在雍正七年下旨，设立了一个军机处。

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上行走和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统称办理军机大臣，下设有军机章京和笔帖式等一干办事人员。皇宫内的军机处最初设在乾清门外，不久迁至乾清门内，与康熙皇帝当年的南书房相临，最后移至隆宗门西边，总之它都没离开皇帝寝宫养心殿。军机处首辅满族大臣是康熙诸皇子中与雍正最为密切的皇十三子和硕怡亲王允祥，而汉族首辅大臣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的元老重臣张廷玉，从这里可知军机处在雍正皇帝的心中是何等的重要。

海淀的军机处是随着畅春园与圆明园初具规模以后，每逢盛夏来临，皇帝都要到这里避暑消夏，康熙帝长住畅春园，而雍正帝则长住圆明园，皇帝既然长住这里，他的心腹重臣们自然不能离开左右，在海淀一带建一处军机处办公的地点是顺理成章的事，海淀军机处就这样诞生了。军机大臣们在此办公后，为方便起见在海淀一带纷纷建起了个人的私宅别院，如雍正朝第一任军机大臣中的平郡王福彭，乃礼亲王纳尔苏之子，他就在海淀镇西南侧建了一座占地近百亩的花园别墅，它就是今天所谓的海淀大观园，又称乐家花园。

海淀镇的军机处胡同长约一里，南北走向，上世纪末尚有遗迹可寻，称军机处胡同。但此时的军机处胡同成了典型的半截胡同，北半截已于解放初期修筑西直门至颐和园的公路时，把它拦腰斩断了，成了北大校园的一部分，据说只有当年的两棵百年以上的老槐树可以佐证这段历史了。而它的南半截仍称军机处胡同至2002年，因为修筑五环路，它也被夷为公路的路面和绿化带了。

军机处自设立以来，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历经了180余年，自雍正朝起，所有王公大臣贝子贝勒及历史名臣无不光顾此处，议论朝政，指点江山，可谓饱经了历史沧桑。

一九三四年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在燕京大学教书时，也曾入住过海淀军机处胡同的八号院内的一所大宅门里，但它的原址今天已是高楼林立的北大学生宿舍了，海淀军机处从此也从北京的地图上消失了。

编辑本段军机处的保密制度

军机处职掌着每日晋见皇帝，共商处理军国大事，并奉旨对各部门各地方负责官员发布指示的重要使命，因此它在清廷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军机处在清代初设阶段，由于无保密制度。时有部院官以启事画稿为名，侦探消息传播街市，目为新闻。造成清廷许多军国要事的严重泄密，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这严酷的教训，使清代军机处不得不对保密规制进行强行规定。据清吴振木或《养吉斋丛录》载：军机处自清朝嘉庆以后其保密规制始严，规定凡军机大臣只准在军机处输本日所奉谕旨，部院稿案不准在军机处输，司员不准至军机处启事，军机章京办事处（章京系专职办事官员）不许闲人窥视，王以下及文武大臣不准至军机处与军机大臣谈论。至于通谕王公大臣之事，在乾清门阶下传述，不许在军机处传述。并命科道官一人轮日至隆宗门内纠察。与此同时，军机处所收到的各类奏折和皇帝石朱批的谕旨，都有一整套严格的保密管理规定，每日奏折，于寅卯二时发下，由军机章京分送各军机大臣互阅。凡皇帝在奏折上批有“另有旨”、“即有旨”的奏折，由军机处章京贮于专门的保密奏折，由军机处章京贮于专门的保密黄匣中，交军机大臣捧入请旨，然后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旨意，命军机章京起草谕旨，经皇帝石朱笔改定后，交各部院速议速办。为防止文件在传递过程中的失密，由军机处将文件密封后交兵部捷报处递往。

在文件的封袋上，分别规定右书“办理军机处封”，左书“某处某官开拆”，至于皇帝亲笔改定的谕旨，在封袋上，则居中大书“传谕某处某官开拆”，其封口及书年月日处皆钤印……。除此之外，皆使领者（领取文件者）注明画押于簿中，谓之“交友”。这可谓保密责任到人了。

清军机处还实行了严格的归档保密规定，值日章京……凡本日所奉谕旨，所递片单，均钞钉成册，按日递添，月一换，谓之“清档”。凡发交之折片，由内阁等处交还及汇存本处者，每日为一束，每半月为一包……均责成章京检覆无讹，按季清档，月折及各种存贮要件，收入柜中，值日者亲手题封，谓之“封柜”。清军机处还设有专门的档案房，有专职的保密人员管理这些档案，由此而使军机处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之好，同时，为后代留下了许多难得的珍贵史料。 军机处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封建君主集权的进一步强化。

编辑本段军机处的效率

军机处的办事效率很高。根据内阁制度，下属官员有事题奏，或皇帝颁发诏旨，都是经过层层机构，辗转交送，常常要花费很多时间。军机处则不然，一切均由大臣和章京通同办理，皇帝有谕，随时奉诏承办，而且必须当日事当日毕。在通常情况下，军机大臣每日早5点左右进宫应召觐见皇帝，有时一天召见数次，主要是承受谕旨，然后回堂拟写。起先由大臣亲自主稿，后来才改由章京起草，大臣拟定。经皇帝认可后，按照谕旨的性质分“明发上谕”和“廷寄上谕”两种形式向下传达。明发上谕指交内阁发抄，宣示天下。廷寄上谕因奏请而降旨，事属机密，由军机大臣直接密寄具奏人。廷寄需封入信函，交兵部加封，发驿驰递，根据事情的缓急，或马上飞递，即日行300里，或400里，或500里，或600里加急，一律由军机章京在封函上注明。封口及年月日处，加盖“办理军机处”银印。如遇特别机密紧要的密谕件，则由军机大臣自行缮写封固，上写“军机大臣密寄”。这一套廷寄制度，减少了很多中间环节，大大加快了办事速度。

编辑本段军机处的日常工作

1、发折：奏事处将官员奏折下发军机处。

2、接折：军机章京将奏折送军机大臣阅。

3、见面；军机大臣将奏折送皇帝处请旨。

4、述旨：将皇帝旨意拟成谕旨再交皇帝御览。

5、过朱：皇帝朱笔改定奏折。

6、交发：将谕旨下发有关衙门实施。

7：开面：谕旨以年月日为序抄录备案。

8、交折：将原奏折交内奏事处。

9、月折：将奏折复本每月一编。

10、随手：将谕旨、奏折重点二季一编。

11、封柜：将月折、随手档收柜题封。

编辑本段与明代内阁的区别（通俗解答）

明朝的内阁在一定时期是有决策权的，是可以决定国家政务的，明朝的内阁首辅在某种程度上是行使相权的，比如著名的张居正，通过和司礼监太监的勾结，实际上是行政权集中于一身的地位。像万历那样几十年不上朝，国家政务都靠内阁去打理。

而清朝的军机处则纯粹是一个秘书机构，军机大臣只是提出建议、执行皇帝的决策，决策权都在皇帝。

制度是一方面，清朝皇帝勤政、明朝皇帝懒惰也是一方面的因素，如果明朝皇帝都像朱元璋那么勤政，内阁的权利就小多了。

明代的内阁大学士以六部尚书和曾任经筵讲官的来兼任，他们的地位就尊严了。明朝大学士的官衔，始终是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明代内阁大学士的品级虽然只有五品，但内阁还算是国家的正式官署，成员是有品级的国家官员，其任免是有规章制度的。

而军机处在编制上只是一个临时机构，类似今天的某某领导小组、某某办公室，而非一个正式机构，其成员无品级，组成完全由皇帝任意安排。内阁大学士，还可以勉强称为国家大臣，而军机大臣则只算是皇帝的私人秘书。

拿张居正来举例，大臣给皇帝上奏章，还要给内阁报一份，一式两份，到了清代则不然，只有给皇帝的一份，军机处只是皇帝的秘书机构，经手就完了。

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明发上谕都是比较不关紧要的事，譬如皇帝出外巡幸，上陵，经筵，救荒，以及中央政府尚书，侍郎，地方政府总兵知府以上的升降，以及晓谕中外诸事，都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交到六部，这是中国向来的惯例。寄信上谕是清代特有的，不按上述程序，而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譬如给江苏巡抚的上谕，直接寄给巡抚，旁人谁也不知道。或者要交给吏部尚书的，也是直接寄信给吏部尚书，此外无人得知的。

后来凡是紧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谕发出了。这种上谕，由军机处拟给皇帝看，皇帝看过以后，封来盖起一个印，这个印叫“办理军机处”。军机大臣，名义上是大臣，照制度法理讲，并不是大臣，因为他是皇帝御用的，而不是政府的正式最高行政首长。

全国中外各长官，都直接向皇帝发生关系，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这不是全国政治，一切都变成秘密不再公开。

明代还是在制度之下由皇帝来当宰相。宰相废了，而宰相的职权则由皇帝兼。只是宰相做错了，须负责。皇帝做错了，可以不负责。除这一区别以外，明代制度还是和过去大体相似的。清代就更超越了这一限度。唐宋诸代的诏敕，宰相一定要盖章，没有宰相的章，就不成为诏书。清代行政反而成了私下的秘密，自然比尚有制度可循的内阁制又大大进了一步。

因此，军机处的设置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达到顶峰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