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氏得姓始祖：

奚仲。薛姓出自黄帝的任姓，黄帝共有二十五子，分别得十二个姓，其中有一子名禺阳，因被封在任（今山东济宁市）而得任姓。任姓传到十二世孙奚仲，奚仲在夏禹时任车正，为车的创造者，居住在薛，称为薛侯。其后人祖已的七世孙曰成，举国迁于挚，改号为挚国。商末时，周伯季历娶挚国女大任为妻，生子姬昌，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到武王克商，复封为薛侯。春秋时，齐桓公称霸诸侯，惟有薛侯不从，被黜为伯爵。春秋后期，薛公子登在楚国做官，薛人迁往下邳（今江苏邳州），楚怀王赐沛地为其食邑。薛国历夏、商、周三代，凡六十四世，战国时亡国，其后子孙以国为氏，称薛姓。他们尊奚仲为薛姓的得姓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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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薛氏自晋迄唐，延绵不绝长久不衰。与其它著姓比较而言，河东薛氏较多地保持了东汉世家大族的特点：儒学继世，门风古朴；聚族而居，安土重迁，历数百年不离其根本所在之地，因而具有更为强大的宗族势力和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永嘉丧乱之初,河东薛氏凭河自固,自保不迁,曾参与前、后秦关中政权,北魏占领河东以后,薛氏集体入魏。

举族归附，这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先决的，由于汉帝国瓦解以后，中国社会饱受阶级矛盾、加之生产力低下和天灾、战乱、人祸等威胁的民众，只能依附于地方上拥有势力的豪强，才能谋求生活的安定。作为豪强的一方面，其与民众的连带关系对于维持自身势力是有利的，作为汉代乡里制瓦解的结果，人们以豪强的特定之家为媒介，期望组成古老血缘和新的地域结合体。

依附于豪强的族民，常用宗族，宗亲、族亲等用语来相互称谓。在此连带关系中，血缘与地缘的关系成为媒介，他们与豪强所蓄佃客那样的隶属民有所不同，基本上可以说是自由民。一方面有着身份自由，另一方面又依附于豪强，在其影响下生存。此种看似矛盾的关系正是北朝豪强共同体的特征。

当时的地方豪强与归附的族人间的关系不存在土地、生产资料等手段之有无的掠夺与被掠夺关系。豪强赈恤宗族中穷困者，费尽心力扶助其生活，还要指导日常农活，调解纷争。面临外敌，则团结族人以图自卫。当此之时，豪强倾其所有的情况很多，此种行为后世的史料中常用“轻财重义”、“轻财好施”等语言来记载和评价。

此种无私之心以及来自宗族内部的信任，成为当时地方豪族共同体不可缺少的精神要素。为了度过六朝时期充满苦难的艰难岁月，人们就是如此被置于超越自我之立场的。

六朝宗族的主要功能是“族人救济”，史料中一般都称为义田或祭田。族人救济更多是维系同族内部的自发性救济行为，不同于近世有制度保障的宗族制物质基础：宗族共有地。这种救济行为与其说是一种高尚道德心之表现，不如说是于当时宗族组织的恢复、发展的社会要求相适应的制度性产物。

此类自发的族人救济，对于强化宗族的凝聚力，使宗族组织得以再建和安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这种行为可以提高族首在族人中的名声，获得本人入仕机会，提高个人和家族整体的社会地位。

永嘉丧乱后，河东薛氏历经十六国和北朝，始终保持着比较保守的门风。虽然历经无数变乱，即在胡族政权中为仕，亦与胡族政权保持着或隐或显的民族和文化隔阂。

从这一时期的史料记载来看，河东薛氏或者不如南渡的士族扬名显世，但历经百年不离其根本之地，基础越来越巩固，与移植江东的士族难于固本大为不同，不仅没有因为北方胡族政权频繁易手而衰落，反而更加屹立不倒，一直到隋唐时期还依然保存着固有的传统势力并发扬光大，现留存于山西省万荣县的薛强堡就更加有力的佐证了这一历史特例。

晋末宋初时，薛氏有房支南下,居于襄阳；薛安都房支在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即刘宋元嘉二十一年南迁也寓居襄阳。薛安都在南,追随襄阳乡里柳元景频立战功,获取政治地位,但仍保持武勇豪侠的家族门风；“义嘉之乱”中，薛安都势力颇盛，是响应晋安王刘子勋力量的主要核心人物，刘彧平乱后薛安都等大部入魏，在京师平城和河东乡里皆有田舍房宅。

薛氏留北房支地方势力强大，多次起兵反乱，北魏朝廷“以薛治薛”，对其封赏颇厚；薛安都北归使薛氏家族地位获得更大提升，为薛氏家族入列郡姓增添了很大的筹码。

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自南北归的南祖房多仕东魏北齐，原先留北房支或居华州夏阳封地，或在河东有较强的宗族势力，多倾向于加入关陇军事集团。

后来，随着时代的变化，河东薛氏家族本身出现了族风分化。

从史料上看，南祖系主要是武人官僚家族，这点从其后裔薛讷、薛嵩等的任职和经历就能说明问题。

而西祖系子孙不断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并且在家族中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到隋代就出现被时人喻为“一代文宗”的薛道衡。西祖系文化素养整体的转变是其进入唐代达到鼎盛一个重要的原因。南祖系与西祖系的分化使他们在分房以后的发展中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

薛氏从西晋时期就定居在河东地区，而后在政治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薛辩曾祖薛兴任晋尚书右仆射。从南北朝到隋唐期间的三、四百年问，薛氏作为一个地方豪族社会地位显著，其社会地位对了解一个士族非常重要，一个士族的社会地位是通过各个方面表现的，但政治地位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地位一直被视为判别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

薛氏是河东地区三著姓之一。

北魏太和中，孝文帝“定四海士族”，标志着北魏门阀体制的确立，薛氏于北魏孝文帝定姓族时被列入郡姓，跻身士族之列。

关于士族评定标准，由于《魏书》阙载，历来多有异说：一类以柳芳《氏族论》为代表，认为四姓为四个门第等级；一类以《通鉴》为代表，认为“四姓”为崔卢郑王四大家族，历代史家多取柳芳之议，孝文帝太和改制以后，一个以北魏帝室为轴心，以婚姻为纽带的政治性门阀集团逐步形成，新的社会秩序得以确立，深刻影响了北魏后期的政治走向。此一时期，盛行家庙，即在家宅厅堂祭祖，此风俗一直延续到初唐，史上称之为“寝祭”。与寝祭是家庭内例行之事不同的是还有大家族的墓祭。但与明清时期专建祠堂作为宗族祭祀场所的制度不同，无论寝祭还是墓祭，祭祖的主体只是家族，而非宗族。

士族与贵族的差异在于当时无世袭封君的法律保障，这种区分对于解析北魏历史显得尤为必要。当时的贵族主要指拓跋宗室和鲜卑勋贵；而士族则主要指魏晋以来居于中原本土的世家大族以及具有一定文化色彩的地方豪强，河东薛氏当属于后者。

孝文帝太和改制的初衷，在于把鲜卑贵族和汉族士人这两类具有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的世家大族整合到统一的政权体制当中，这种努力后来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中最为突出的结果是鲜卑上层权贵与汉族士族大姓在政治上合作，确保了皇权的正常运转。

但是，这种上层门阀垄断地位的维持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原因主要是这类改制是以牺牲下层武人仕途为代价的。从史料记载来看，太和改制为北朝皇权的巩固、官僚机构的完备、民族融合的加深以及整个北方社会的历史整合创造了先决条件，但其代价却是以北魏末年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北魏王朝自身的覆灭为代价的。

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人所看重的是每代家族成员所任官职的高低，而非仅靠祖先任高官就能成为士族。那么取得累世官宦就成为列身世家大族的先决条件。

河东薛氏是如何取得累世官宦这个条件的呢它是否像山东大族四姓崔、卢、李、郑等那样凭借本身所传家学获取官职的呢

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大动荡的年代，分裂与动乱是这一时代的经常现象。相对于当时的南方，北方陷入了长久的动荡。要想在这个时期能够自保，拥有强大的武力就成为必要条件。

河东薛氏是从巴蜀迁徙而来的，初期户数仅有5000。

南北朝时期的薛氏主要居住在河东地区，虽然占据的地域不广，但他们往往给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带来相当的威胁。这个威胁是两方面的，一是军事上，二是经济上。河东及其周围地区民族成分复杂，有汉人、山胡、卢水胡和氐人。薛氏往往与卢水胡人联系起来进行平叛活动。如太平真君六年(445)氐人谋逆。薛永宗起兵后，立刻与两个月前在陕北杏城(今陕西黄陵县)起事的盖吴互通声气，给北魏政府以莫大的压力。又如太平真君五年(444)薛安都当时和东雍州刺史沮渠秉一起反叛。身为北凉王族后裔的沮渠秉即是卢水胡人。后薛安都南投刘宋，参加了北伐，成功攻下卢氏县、弘农、陕县等地，对北朝有一定危胁。当时北方地区氐人、胡人经常反抗北魏的统治。

胡白龙子反叛，北魏就命西祖系的薛谨和镇南将军奚眷征讨。

薛氏对北魏经济上的威胁主要是盐税方面。南北朝时的河东地区分布大量的盐池，是著名的盐产地，如猗氏县、安邑县、解县都盛产盐池。北魏若要从盐池取得税收，就必须要维持这一地区的安定。可薛氏往往会占据盐池，使北魏政府不能收取盐税，极大地影响了财政收入。如“薛时、薛风贤反于正平，薛惰义屯聚河东，分据盐池，攻围蒲坂，东西连结，以应宝夤。……(长孙)稚上表日：‘盐池天资贿货，密迩京畿，唯须宝而护之，均赡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乱，常调之绢，不复可收。仰惟府库，有出无入，必须经纶，出入相补。略论盐税，一年之中，准绢而言，犹不应减三十万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于畿甸。今若废之．事同再失。臣前仰违严旨，不先讨关贼而解河东者，非是闲长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没失盐池，三军口命，济赡理绝。”

从长孙稚的表奏可以看出河东的盐税对于北魏经济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因此要取得盐池之利，保证河东的安定就显得非常的突出了。而达到这一目的较好的办法就是朝廷必须要得到当地宗族势力强大的薛氏的合作，与此同时薛氏也取得了成为士族的一个条件——累世官宦。

河东薛氏的明显特征是属于由蜀入北的豪强家族，这与其他根基深厚的北方高门大姓迥然有别，汉魏以来，薛氏家族有文采，有骨鲠，负盛名，威武人物代有人才，这似乎成为后世河东薛氏的家传“门风”。

在对薛氏世系的考证中，正史中均详细介绍了薛安都、薛辫子孙直至北魏末一直为官，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河东薛氏分三著房：北祖房、南祖房和西祖房。通过上述对河东薛氏世系的考证，发现即使南祖系与西祖系都是累世官宦，但两系仍有一定的差异。以下比对两系之官职。

南祖系官职表：薛奂右光禄大夫；薛弘敞泰州刺史；薛安都平北将军、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徐州刺史；薛真度荆豫华扬州刺史、征虏将军；薛硕明清河太守；薛道标平州刺史、相州刺史、泰州刺史、镇南将军；薛道次南中郎将、安远将军、泰州刺史；薛怀彻征虏将军、车骑将军；薛怀吉骠骑将军、恒农郡守、益州刺史、梁，14刺史、汾州刺史、并州刺史；薛怀直京兆内史、卫大将军；薛怀朴恒农太守；薛怀景征南将军、河东太守；薛怀倩抚军将军、征南将军、益州刺史；薛达车骑都尉、汉阳太守；薛保兴平州刺史、青州乐安郡守；薛峦抚军将军、开城大都督；薛湛儒司空水曹参军；薛橙伏波将军、镇远将军、仪同达将军；薛承华司徒从事中郎、河东邑中正、安南将军、光禄大夫；薛舒嗣官至礼部下大夫、仪同大将军

《魏书·薛安都传》校勘记云：此《传》载安都及其子孙生前曾任、或死后追赠秦州刺史共五人，此疑皆泰州之讹。

泰州乃治河东蒲坂，是薛氏本州，当时以本州刺史为荣，故祖孙多居此官。若是秦州和薛氏毫无关系，便不可解。

又，此州虽或先曾又秦州之称，但此时早己名泰州。据此中“秦州”皆改做“泰州”。

从史料中可以看出薛氏南祖系任职的一些特点：“南北朝时期的刺史经常加持节诸军事，属于武职。”。

南祖系任官多刺史，将军一类职位，如“泰州刺史、平州刺史、相州刺史、征虏将军、安远将军、抚军将军”等，因此南祖系可以称作武人的官僚世家。在二十人中有十三人出任过刺史或太守一类的官职，占总人数的65％，任官地点较为分散。虽然有多人曾任泰州(治所在河东蒲坂，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益州(治所在晋寿，在今汉中以南)、恒农郡(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北)等地的刺史或郡守，但也有任平州(治所在肥如城，在今河北卢龙)、清河(今河北清河东南)、相州(治所在邺县，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任官的。从总体看来还是相当的分散的。

西祖系官职：薛兴晋冀州刺史；薛陶梁州刺史；薛强平西将军、雍州刺史；薛辩东雍州刺史、并州刺史。薛谨河东太守、秦州刺史；薛洪祚冠军将军、南豫州刺史、镇西大将军；薛洪隆阳平王国常侍、河东太守；薛瑚河东太守、州治中别驾、仇池都将；薛昂河东别驾；薛庆中书博士；薛胤义阳道都将、立忠将军、河北太守、玄瓠镇将；薛崇业汝阴太守；薛麟驹中书博士；薛凤子太子詹事承、华州中正、治书侍御史；薛骥奴州主簿；薛聪治书侍御史、直阁将军、齐州刺史；薛道智尚书郎；薛仙智郡功曹；薛昙贤国子博士；薛和谏议大夫、通直散骑常侍、左将军、南青州刺史；薛芳奉朝请；薛敬贤巨鹿太守；薛隆宗太原太守；薛裔左军将军、征虏将军、中散大夫、洛州刺史；薛孝绅前将军、太中大夫；薛修仁司空行参军；薛玄景陈留太守；薛庆集侍御史、征虏将军、沧州刺史；薛英集书侍御史、通直散骑常侍；薛景茂司州记室参军、猗氏令；薛孝通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常山太守；薛长瑜征东将军、洛州刺史；薛景渊尚书左民郎；薛元信中军将军、仪同开府长史；薛善河东郡守、隆州史、益州总管府、开府仪同三司；薛慎御伯中大夫、湖州I刺史；薛端丞相东阁祭酒、河东大中正、侍中、蔡州刺史、基州刺史；薛裕丞相参军事；薛温上黄郡守、燕郡太守；薛道衡内史侍郎、邛州刺史。

以上反映了西祖系任职有文职亦有武职，没有南祖系任武职的比例大。而其出任地方官的比例与南祖系基本一致，在有记录的四十个人中共有二十六个人出任过地方官，同样占总数的65％。但又非同南祖系仅出任地方官，在他们出任地方官的前后，还曾任职于中央政府。

另一个，与南祖系不同地方是西祖系有多人任奉朝请、中书博士、著作佐郎一类的文职清要官，此后升职也多为郎、丞、御史等，这是山东第一流高门的升职途径。

西祖与南祖的差异也由此开始显露。

北魏之前，河东乃至关中、中原地区向无族姓，因而分族定氏一以官爵为标准；而铨定素有门第传统的汉人士族的标准，除了当朝官爵外，还多了一个传统与习惯的“魏晋旧籍”。那么，入魏官爵和“魏晋旧籍”双重标准问题的矛盾如何协调统一呢？不能不说，这是对当时汉人世家大族“定郡姓”的历史性难题，后来一千多年的事实证明，隋唐至宋明多依“魏晋旧籍”。

河东薛氏因为累世官宦，跻身魏晋旧籍著姓，堪为千载一瞬的历史机遇，也是当时的特例，虽然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薛氏并不能得到社会尊重，因为他们是凭借家族武力和河东地区的特殊地位而换取的著姓官宦。当时文化素养是一般世家大族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也是门阀世族异于寒族的主要特征。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业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

第一流高门得到官爵就是凭借其本身良好的家学传承。因此薛氏家族要想成为全国性有影响力的家族，就要逐步从武力大族转到文化大族。而要具备累世学术，最基本要素就是产生良好的家学门风。

那么，河东薛氏是如何完成这一转变的呢

南祖系从北朝至唐基本上保持着武人官僚家族的特点，虽然有个别人物出任文官，如薛承华曾任河东邑中正，但总体来说变化不大。从其后裔薛楚玉、薛嵩等的任职与经历就能说明问题。

到南北朝后期，薛氏西祖系在任职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有多人出任中书博士、国子博士、治书侍御史等职，主要原因就是西祖系由武人世家向文人世家转变，这说明薛氏在文化修养方面已经具备担任文职官员的能力。

《魏书》记载“时兵荒之后，儒雅道息。谨命立庠，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于是河汾之地，儒道兴焉。”。薛谨自太武帝始光中就注重文化。薛谨子薛瑚，“少有节操，笃志于薛，专精讲习，不干时务，与物无竞，好以德义服人”。。薛谨的孙辈薛麟驹“好读书。举秀才，除中书博士”。其从弟薛聪则“博览坟典，精力过人，至于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词辩占对，尤是所长”。薛瞵驹长子薛庆集更是“颇以学业闻”，文章“词义可观”。。薛庆集之侄薛端和薛裕都是“励精笃学，不交人事”。薛端子薛胄则“每览异书，便晓其义。常叹训注者不会圣人深旨，辄以意辩之，诸儒莫不称善”。

从以上所征引的记载说明，西祖系已经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

至南北朝末期和隋唐初期，薛氏家族产生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一流的文人。如薛孝通，“博学有倩才”，并且留下“文集八十卷，行于时”。薛孝通子薛道衡，成为薛氏在北朝政治文化两方面最高成就的代表人物。他“专精好学，年十岁，讲《左传》，见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河东裴谳称赞他为“关西孔子”，已经成为经学大师。薛道衡不仅经学上很了不起，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陈使傅肄聘齐，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对之。缉赠诗五十韵，道衡和之，南北称美”。其后有“道衡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的称誉，让素来轻视北朝文人的南方人士也对他赞叹不已，成为“一代文宗”的骄子。其子薛收、孙薛元超、曾孙薛稷同样以文学知名，并有多方面建树。

到隋朝末期，薛氏西祖系与南祖系的发展有了巨大的差异，即西祖系从武人家族逐渐转变为文化大族。西祖系的转变从北齐与北周时开始，随着薛道衡的出现而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完成。从一定程度上讲，对薛氏西祖系进入唐代达到极盛奠定了文化上的基础。而南祖与之相反，逐渐式微。

从以上分析看，薛氏家族凭借其武力见长和河东地区的经济地位登上政治舞台，取得了跻身著姓的资本——累世官宦。薛氏家族的主体西祖系与南祖系却因为自身的改变和时代的变化，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南祖一支基本上还是凭借其善战的特质保持其武职官位，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他们就不能很好的转变和适应。而西祖则逐步由武力家族转化成文化士族，顺应了时代的改变，在南北朝时期产生了一批全国知名文人，并掌握了一些部门的清要官职，对后世西祖系取得极大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综合史料，河东薛氏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勇武善战的上等士族，魏晋时期从巴蜀之地迁徙到河东地区。

本文中，笔者首先从《旧唐书》薛氏部分世系校正入手，充分利用传统的历史文献和南北朝隋唐时代的墓志，对世系进行考证，整理出一个较为清晰正确的世系。经过校补，发现薛氏部分错漏是相当多的，如姓名、辈分、官职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和失载。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河东薛氏家族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发展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薛氏家族从西晋就已定居在河东地区，利用其自身善战的特点，抓住河东地区盛产食盐，对国家财政收入非常重要这一有利情况，服务于当时政权，获得累世官宦，从而由地方上的豪族成为士族。但薛氏在南北朝时期担任的官职主要还是以地方官居多，远不能和当时第一流的士族相提并论。

参考文献：《容斋随笔》《宋书》《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晋书》《旧唐书》《金明馆丛稿二编》《宋书》《权载之文集》《宋史》《四部丛刊初编》《南齐书》《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册府元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梁书》《魏书》《元和姓纂附四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