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职官 通直郎 随奉太子的侍从官 承信郎 武职官最后一阶，宋武职共有52阶。 成忠郎 武职官第48阶，充左班殿前侍卫官。 秉义郎 武职官第45阶 武翼郎 武职官第41阶 宣抚使 负责督察军事的重任，职位高于安抚使。 节级 弓手班头，统制弓手，听命于县尉。 巡检 掌训治甲兵巡逻州邑、擒捕盗贼事务，属于较高一级官职。 通判 由朝廷中央直接派遣，有权和知州（知府）共同处理事务，并监督行动。 士曹参军 州府六曹之一，掌婚姻、田土、斗殴等诉讼案。 司录参军 书写六曹公文的专职官员。 局务官 掌监造盐、铁等业的官员。 主簿 掌出纳官物、销注簿籍等事的县级官员，官阶次于县丞。 县尉 掌管训练兵丁、防奸禁暴、查缉走私等治安事务的县级官员。 兵曹 六曹之一，置参军一人掌兵事、缉捕等事。 兵马都监 马步军统制官。 都监 有两种，一种是路分都监，掌本路禁军的屯戍、训练和边防事。另一种是州府都监，掌本城军队的屯戍、训练、器甲、差使等事。 监当官 州府所设掌管征收茶、盐、酒税事务的官员。 典级 掌礼仪制度的官员。 胥吏 办理文书的小吏。 都统制 属于御营使，为监护诸军将领协同作战的军事长官。 同都统制 官职相当于副都统制。 御营使 统管全国军事。 保义郎 右班殿前侍卫官。 团练使 州府一级的常设武官，从五品。 钤辖 重要州、郡或路屯禁兵统制官。有路分钤辖、州钤辖。 武经郎 又称西京左藏库副使，即西京（洛阳）供备库副职武官 朝奉郎 又称左、右司谏，即谏议官，位次于谏议大夫下。 宣谕使、抚谕使 中央派往各地巡察民情，处理冤狱，措置营田的监时性官员，即所谓“钦差大臣”。 忠训郎 又叫“左侍禁”即内宫侍卫官。 镇抚使 由中央委派负责一个地区或几个州府军事防务的临时设官。负责辖区军事防务兼理民政、财政等事务。 宜文字 简称“机宜”如同秘书或机要秘书。 龙图阁学士 皇帝侍从的荣衔，掌管御书、御制文集、典籍、属籍、世谱等事。 提举 原意管理，主管专门事务，提举宫观，为安置罢退的大臣而设，光领俸禄不管事。 枢密使 掌全国军机、边备、征战等事的最高军事长官。 大理评事签书判官 掌管刑狱的京官。 参政知事 宰相的辅助，通称“使相”。 起居舍人 又称右使，皇帝的近臣，负责记载皇帝的言行。 中书舍人 地位比起居舍人高，掌管起草诏书。 翰林学士 皇帝最亲近的顾门兼秘书，权力极大，有“内相”之称，往往是“将相之储”。

这些“小偷”变成了官员和商人，建立了一条“商品街”。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俯视校易搜。

北宋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文人、诗人，以及一些具有先进经济思想的实干家。只是在宋代，武人和商人并不被主流社会所重视，一些清廉甚至“耻于谈商”的人对商人产生了些许同情。

北宋政治家陆

陆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也是一位精于算计的官员和商人。他是北宋第一任城市秘书，负责城市的市场交易管理。北帝神前住的时候，政府不干预社会市场交易，这就给了开封的一些大商人可乘之机。当外国商品从远处运来时，这些大商人以低价垄断的方式购买。当时物流系统不发达，有些货物难以储存，外商买不起，只好低价出售。当市场缺货时，这些大商家就会抬高价格，牟取暴利，伤害了老百姓，扰乱了市场秩序。

市商业部的建立打破了大商人的垄断。宋神宗拿出自有的500万民间资金作为资本，在大量商品上市时以官方价格大量买入，在市场缺货时以平价卖出，打击了囤积行为，稳定了物价水平。同时，只要有财产担保，城松部就以两个百分点的低利率借钱给小商人，进一步激活了商品经济。

鲁还开辟了一些交通繁忙的街道作为“商品街”，向那些想做生意但没有信贷资金的穷人出售政府仓库里的新鲜水果、针和大脑等小商品。政府派人监督管理，收取费用。这种经济管理模式具有先进性和实用性。穷人有出路，政府也有好处，两全其美。

北宋保守派代表人物文彦博

但有些人就是不喜欢这种“潮流”。有一天，文彦博大使去索国寺朝圣，看到寺前的街道上挤满了小贩。这位“守旧派”立刻皱起眉头，第二天就给宋神宗写了一封信，指责易思侮辱斯文，丢了大宋朝廷的脸。一些保守派大臣，尤其是被市商业局抢了家业的大臣，也纷纷上书，要求皇帝废除市商业局，严惩陆的罪行。由于王安石的论证和坚持，吕佳要求救国。

他是陆安世的忠实追随者，甚至为他当过“家贼”。鲁家可以说是大学者之家。他的曾祖父是北宋仁宗朝的宰相吕夷简，他的曾祖父吕公弼和吕公著也是高级官员。他们是保守的代表，尊重“祖法不变”。鲁是这个家庭的“另类”。他思想活跃，超前，非常认同王安石的政治思想。

陆公弼和吕公著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的关系也很紧张。有一次，吕公著在一次家庭会议上决定弹劾王安石。纪念碑的内容非常尖锐和机密。吕佳要求半夜摸吕公著的书房，偷了纸交给王安石。王安石知道弹劾内容后，提前做好应对，躲过一劫。事发后，陆家人痛斥陆是“小偷”，将他赶出家门。即使在他死后，也不允许他与鲁分享这个故事。

一、政治：

1、中央制度

宋朝的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宋朝的相权大幅萎缩，仅负责行政职能。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掌文武大权。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号称计省。这样三司、宰执、枢密使三权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这些都是监察机构，负责弹劾等事宜。经过这番改革，而皇帝便可以总揽大权。

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将宰相职位由多人担任，同时还设置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使皇帝掌握的权力超过了历朝历代。

宋朝还实行官衔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官吏任用制度，即“官、职、差遣”制度。官即官名，如尚书，侍郎之类，只是一种虚衔，作为叙级、定薪俸之用；职亦称贴职，是授予一部分文官的荣誉衔，并无实际职掌，如学士、直阁之类；差遣才是官员所担任的实际职务，故亦称职事官，枢密使、三司使等，属于此类。一般官员则在所担任的职务之前，冠以“判、知、权、管勾、提举”等字眼，如判寺事、知州、提举常平等，以示差遣。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中央集权。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中唐、五代以来藩镇跋扈的局面，对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

2、文人治国

北宋通过改革，采取了以文立国的国策，实行文人统治。宋太祖把科举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军队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

由于宋代皇帝都能较好地执行太祖的祖训，大臣和文官也敢于发表意见，使皇权得到一定的束缚，大臣参与决策与执行政策的权力比前朝都大。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这种开明的政治气氛，造成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这种比较开明的政治为他朝罕有，也为宋朝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3、科举制度

在科举方面，宋太祖打破常例，以殿试的方式对考生进行最终的考核。这样一来，北宋王朝的官僚阶级队伍得到了壮大，从中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巩固了政权。

北宋建国后，就逐渐采取许多措施，严格考试程序，增加录取名额，提高被录取人的待遇，广泛地吸收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政权。从宋太祖后期起，举人经礼部试之后，必须再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才算合格。这样，被录取的人便成为“天子门生”。

宋太宗在位21年，通过科举而得官的将近一万人。宋仁宗在位41年，单由进士一科而得官的就有4517人。沼帔数量庞大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封建国家的忠顺臣仆，便巩固了宋朝的统治基础。

4、赋税制度

宋代的农材赋役制度，大致延续唐末的两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则甚为繁重造成人民负担，因此王安石变法时有免役法的推行。

北宋的田税规定，向土地所有者按亩征税，每年夏秋各征收一次（沿袭唐朝的两税法）。北方各地大致每亩中等土地可收获一石，须纳官税一斗。江南各地由于产量较高，每亩须纳税三斗。唐代的两税法是按资财多少征税的，而宋代则是按土地面积定额征税的。秋税，是在秋熟后按亩征收粮食；夏税，是以收钱为主，或者折纳绸、绢、绵、布。

按亩征税是征税的基本标准，但是在实际征收时，还有所谓“支移”、“折变”的计算，从而提高了实际征税的税额。“支移”就是在征收秋税时，要求农民运至指定地点交纳，如果农民不愿随长途运输之劳，就要多交一笔“支移”，也就是“脚力钱”。“折变”就是在征收夏税时，钱物辗转折变，也提高了实际交税额。

官田招佃农耕种，由政府收取地租，称为“公田之赋”。但官田本身无人交纳秋夏二税，往往又把二税加到佃农头上，加重地租数量，即所谓“重复取税”。

北宋的身丁税规定，男子20岁为丁，60岁为老。凡是20岁至60岁的男丁，都要交纳身丁税，交钱或交绢，与两税同时交纳。

北宋承袭五代十国的苛捐杂税，以类合并，统称之为“杂变”。其中名目繁多，如农器税、牛革税、蚕盐税、鞋钱等，即所谓“随其所出，变而输之”。杂交也必须随同两税输的。

和籴是官府强制收纳民间粮米；和买是官府强制收购民间布抽。在实行和籴与和买之初，是按土地多少，分别派定强制征购的数量，并付给一引起价款，到后来，则都是“官不给钱而白取之”。

5、司法

五代时期谈不到有司法制度，藩镇跋扈，任意杀伐滥刑，视人命如草芥，刑部形同虚设。宋朝除在各路由提点刑狱掌司法，严格法制以外，还规定：凡死刑必须申报中央复审核准。司法制度有所恢复，大权基本收归中央。

二、经济

1、农业发展

生产技术的进步

北宋时期，南方农民普遍使用龙骨翻车来灌溉，比龙骨翻车运转力更大的筒车，也用来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车赋》有“器以象制，水以轮济”之句，就反映了这种有轮轴、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动的筒车。北宋政府两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区推广“踏犁”。“踏犁”是一种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个劳动力的功效相当牛耕的一半。这对畜力不足地区解决耕田的困难起过一定的作用。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如犁、耧、耙、锄、镰等，其中耙、锄等中耕农具较多，表明了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农民还很注意积肥和施肥。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土壤的性质不同，应施用不同的粪肥。所谓“用粪如用药”。当时对作物栽种的深浅疏密与产量高低的关系，也有所认识。禾谱、农器谱、农书、蚕书等农业生产知识的专著，纷纷出现，反映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水利

宋太宗时，在河北地区修作陂塘，并修筑长六百里的堤堰，设置斗门，引淀泊水灌溉，种植水稻，获得丰收

南方地区水利兴修的成绩更为显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等处。如钱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时所修最有成效。这次修筑，吸收五代时的经验，把石块装在竹笼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桩，增强了阻挡海潮冲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顷，年久堙废。

宋哲宗时，苏轼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农田均获其利。此外，福建莆田县的木兰陂，也是当时著名的工程。木兰陂有宽80米，高10余米，长160余米的大坝，可拦洪、蓄水、排灌，使万顷农田旱涝保收。至今仍十分坚固，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

因地制宜

北宋农民克服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在山地、江畔、海边开垦出大片良田。圩田在南方有了进一步发展，规模有所扩大，如著名的芜湖县（今属安徽）万春圩即有田十二万七千亩。此外，农民们还造出许多新型的田地，如山田、淤田、沙田、架田等。太宗时，全国耕地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余顷。真宗时，增至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余顷。以后也不断增加。

农作物的推广和交流

随着北宋的统一，南北各地的农作物品种得到了交流。北宋初年，政府曾劝谕江南以至福建、广东等地种植原北方主要粮食品种粟、麦、黍、豆等。水稻的优良品种也在各地推广，其中最著名的品种“占城稻”从越南引进福建。后又推广到江淮和北方。甘蔗、棉花、茶叶、桑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范围也较前扩大。

手工产业

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有很大进步，汴绣、宋绣尤为著名。当时，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产技术发展显著，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大为增加和改进。最杰出的要算是北宋时期的各种瓷器了。

瓷器

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官窑、钧窑、汝窑、定窑和哥窑，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著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章生一的哥窑及其弟章生二的弟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在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 宋瓷已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艺术品，而享誉海内外。

采矿冶炼

北宋时，金、银、铜、铁、铅、煤的开采冶炼规模都相当大。重要冶铁中心徐州东北的利国监，有三十六冶，矿工约四千人。江西信州及其附近盛产铜、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安徽繁昌冶铁遗址中，有高约2米，面积达750平方米的废铁堆，反映了当时冶炼的规模。在开采冶炼规模扩大的基础上，产品的数量大有增加。以铜和银为例，宋神宗时岁课铜1400多万斤，银20多万两，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税率计算，可推知年产铜7000多万斤，银100多万两，产量都超过唐朝数倍。另外，采矿冶炼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丝质产业

北宋的纺织业主要有丝、麻、毛等部门，其中丝织业仍占主要地位，并以两浙和四川地区最发达。从河北东路到江南东路的整个沿海地区，丝织业也有相当规模。丝织品种类繁多，如绫有二十几种，锦有四、五十种。南北各地均有不少珍品，如蜀锦历久不衰，畅销全国；定州缂（kè课）丝，用各色丝线织出艳丽逼真的花草鸟兽，宛如雕刻而成，堪称一绝；单州（今河南单县）的薄缣（jiān肩），每匹才重四两，望之若雾，等等。在丝织业发达的某些地区已出现了一批独立经营的机户，以家庭手工业作坊的形式，为出卖商品而生产，反映了丝织业生产发展的新的情况。

漕运造船

北宋定都开封，东南漕运十分重要，船只是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加之海外贸易兴盛，便促进了造船业的进步。官营作坊以造漕船为主，同时造座船、战船、运兵船等，民营作坊则制造商船及游船。以漕船为例，真宗时，年产量达2900多艘。北宋船只的体积和载重量相当大，徽宗时造的出使高丽的大海船，称为“神舟”，据估计可装载20000石以上货物，载重量约为1100吨。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侧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风浪强的优势。海船上主桅杆高十丈，头桅高八丈，共装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舱，中舱又分四堂。这种隔舱防水设备是中国造船工人的首创。

北宋官府设有很多造船场所，分布在今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其中虔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吉安）、温州（今属浙江）、明州（今宁波）是著名的造船基地。太宗时，全国每年造船已达三千三百余艘，远远超过唐代。北宋的造船业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在对外贸易中，中外商人乘坐使用的大多是中国制造的船只。

工匠地位的变化

北宋时期，在官私手工业作坊中，工匠的身份、地位有了变化。

私营作坊使用雇佣工匠，他们领取钱米作为雇值，雇值多少因不同时期、不同部门而异。官营作坊役使的工匠，有从军队调来仍隶名军籍的军匠，也有从民间雇募来的和雇匠。此外还有一种当行差充的工匠，称“当行”或“鳞差”，这种当行工匠在北宋只作为辅助之用，他们和唐朝的番匠已有不同，不是无偿服役，而是付给一定的“雇值”。有的生产部门如铸钱作坊，还出现了类似计件给雇值的方式。这些情况都表明北宋工匠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缚已经有所松弛。

2、商业发展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于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北宋的纸币有交子——北宋货币

交子、钱引和小钞三种。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每年就达到80万贯。以后逐渐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六百余万贯。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大城市有金银铺和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为883900多两，到1120年（宣和二年）为1860万两。黄金虽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北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不方便，公元10世纪末叶，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讼不息，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但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于是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

商税专卖

由于商业发达，北宋政府对商税特别重视。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专门征税。

宋朝商税分为两种：过税，每关值百抽二，是对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对坐贾抽的。正税之外，还有杂税。随着商业的繁荣，商税日益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间，商税只有450万贯，到仁宗时，即增加到2200万贯。

北宋政府为了搜刮更多钱财，对盐、茶、酒、矾等实行专卖，即由官府控制这些物品的生产并垄断销售。北宋专卖制度的实行，使得封建政府大获其利，但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城市经济

唐代开始出现的在大城市周围的定期集市——草市和墟市，到宋代已经普遍存在于各大、中、小城市周围，北方叫“集”，南方叫“墟”。农村中也出现定期举行的小市。

唐代十万户以上的城市只有十多个，北宋则增加到四十多个。其中开封、洛阳、杭州、扬州、大名、应天（今河南商丘）、苏州、荆州、广州、成都、福州、潭州（长沙）、泉州等都是著名的繁华都市。开封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最为典型。全市人口不下百万，城中店铺林立，计有六千四百余家，街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市场上的商品从日常用品到奇珍异宝，无所不有。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居民区）、“市”（商业区）分区，交易只能在市里进行，而且只能在白天进行，入夜即止。北宋时，开始打破了“坊”、“市”和昼夜的界限。开封市内，商店可以随处开设，而且有了夜市和晓市。当时开封市内还出现了“瓦子”（或叫“瓦舍”、“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茶楼和说书、唱戏的，热闹非常。[43]

广告竞争

宋朝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市场竞争，各个行业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经营方式，多数商家利用“广告”进行角逐。宋代商人拥有较强的广告意识，其根本原因在于追求经济利益，客观原因在于他们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影响，商人们在广告上大做文章，宋代出现了诸如“声响广告、商品展示类广告、悬挂式广告、媒介广告、节日广告”等一系列的广告形式。

海外贸易

唐代仅在广州一地设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北宋除广州外，又

海上丝绸之路

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今山东诸城）、秀州（今浙江嘉兴）五地设市舶司，使外贸规模成倍扩大。北宋中期，每年的市舶收入达六十三万贯，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北宋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瓷器、金属等，进口的商品主要是香料、药材、象牙、珠宝等。

宋代远洋航行的海舶，无论是船体构造还是经营规模，抑或成员人数都很庞大。船内作业的劳动编成，也截然分化。宋元时期中国造船业异军突起，所造船舶规模大，数量多。根据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江海船舰》的记载，大型中国海舶载重达1万～12万石（500～600吨），同时还可搭载500～600人。中型海舶载重2000～4000石（100～200吨），搭载200～300人。

城乡集镇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3、全国人口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有6418500户、约达3210万人[77] ，若加上未列入主客户统计范围的户数则该年有687万户、近3710万人；至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全国有20882258户、46734784口[43] ，学者考虑到宋代户口只统计承担赋役的成年男丁，故认为当时实际人口达11275万，并提出北宋人口峰值出现在靖康之乱前夕的宣和六年（1124年），全国约有2340万户、12600万人。

三、文化

北宋是个非常奇特和发展不平衡的时代。一方面，北宋虽然拥有庞大的军队，但军事实力不强，与辽国和西夏对抗时长期处于劣势。经济上虽然十分繁荣，但北宋政府经常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由于北宋在军事上“积弱”，在经济上“积贫”，被历史学家视为“中国历史上最贫弱的一个朝代”。

然而，在另一方面，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繁荣的朝代之一。中国历史上很多重大发明都出现在北宋。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北宋在文学艺术方面，更是名人辈出，登峰造极。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繁荣昌盛的朝代之一。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1、诗词

宋朝的科举制度使文人得到了可以自由发展的空间。而宋朝的词作品也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它与唐诗并成为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瑰宝。

北宋文坛群星荟萃，明代学者宋濂称：“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在‘唐宋八大家’中，只有韩愈、柳宗元为唐人，其余六人均为北宋人。”六人中除“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外，还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而北宋词人众多，佳篇迭出，可以说是词的鼎盛时期。北宋著名词人有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范仲淹、柳永、苏轼、秦观、黄庭坚、周邦彦、李清照等。

2、书画

北宋涌现了许多著名书法家和画家。书法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成就最高，被称为“北宋四大家”，另外，宋徽宗取众人所长独出己意创造的“瘦金书”也别具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

北宋画家早期有李成、范宽、燕文贵、文同等名家，中后期有苏轼、李公麟、张择端、米芾、米友仁、赵佶（宋徽宗）等人，北宋的山水画最能代表中国画最高的艺术水平。

首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幅长卷通过描绘东京开封的风物，使近六百人跃然纸上，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不朽的佳作。

3、史学

《新唐书》和《新五代史》这两部史籍都是纪传体史书，这种体裁的史书以本纪和列传为主要内容。《新唐书》由欧阳修主持编写，《新五代史》则是欧阳修以一己之力私撰的。

《新唐书》不仅补了《旧唐书》之缺，对了解唐朝史书，也颇有帮助。《新五代史》相对《旧五代史》而言，取材广泛，叙事生动。加上欧阳修文笔简净，因而更有可读性。

司马光的史学成就更高，他和太史公司马迁并称“两司马”，他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和总结性作品。《资治通鉴》共294卷，上起战国时期的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之末（公元959年），记载了1362年的史事。另有《目录》、《考异》各30卷。该书“详于理乱兴衰”，在取材上“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顾炎武把《资治通鉴》视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4、哲学

北宋在哲学领域远超唐代，出现了一批理学家。理学是儒家哲学的特殊形式，因理学家着重探讨义理、性命之学，故称为理学，又称为道学。北宋初期，石介、胡瑗、孙复被称为“理学三先生”，但实际的开创者为“北宋五子”，即周敦颐、张载、邵雍 、程颢、程颐

应该是张知白

见《宋史·仁宗本纪》

(天圣三年 1025年)

十二月癸丑张知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天圣六年1028年）

二月壬午，张知白薨。

三月壬子，以张士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可见当时的宰相（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1025年-1028年宰相位的张知白，此人为宋一代名相，以清俭知名，颇有政树。

1028年张知白卒于相位，转月仁宗即任命张士逊接替了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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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宋仁宗一朝宰相（同门下平章事）表整理如下，副相（参政知事、枢密使、枢密副使）未作整理

按：范仲淹、韩琦只做到枢密使即副相一级 故未入表

乾兴元年

秋七月辛未…王曾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天圣元年

九月丙寅…以王钦若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

天圣三年

十二月癸丑张知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天圣六年

三月壬子，以张士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天圣七年

二月…丙寅，张士逊罢，以吕夷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明道元年

春二月…庚戌，以张士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明道二年

夏四月…己未…李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冬十月…戊午…以吕夷简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

景佑元年

秋七月…己亥，枢密使王曙加同平章事。

景佑二年

二月戊辰…以王曾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景佑四年

夏四月…甲子…以王随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陈尧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宝成元年

三月戊戌朔…以张士逊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章得象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康定元年

五月…壬戌…吕夷简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

庆历二年

秋七月…戊午晏殊加平章事。

庆历四年

九月…甲申，以杜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集贤殿大学士。

庆历五年

春正月…丙戌…以贾昌朝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集贤殿大学士。

夏四月…戊申…陈执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

庆历七年

三月…乙未…夏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庆历八年

闰月…戊申，文彦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皇佑元年

八月壬戌…宋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皇佑三年

冬十月庚子，文彦博罢，以庞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

皇佑五年

闰月…壬申，庞籍罢，以陈执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梁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至和元年

八月…丙午，以刘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至和二年

六月戊戌，陈执中罢。以文彦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富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嘉佑六年

闰月…庚子…曾公亮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欧阳修是北宋中叶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人。

欧阳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 [1] 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2]

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

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3]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 [3] 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集》传世。 [4]

1072年9月22日，欧阳修在家中逝世，享年六十六岁。

文学成就

文章

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在本质上是针对五代文风和宋初西昆体的，可是欧阳修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都与柳开以来的复古派文论家有很大的不同。在欧阳修主持文坛以前，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文风已经受到严厉的批评。欧阳修在反对西昆体的同时，还反对“太学体”。

欧阳修坐姿像

欧阳修坐姿像 [21]

欧阳修对文与道的关系持有新的观点。首先，欧阳修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 [22] 其次，欧阳修文道并重。 [23-24] 此外，他还认为文具有独立的性质。 [25] 这种文道并重的思想有两重意义：一是把文学看得与道同样重要，二是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柳开等人以韩愈相号召，主要着眼于其道统，而欧阳修却重于继承韩愈的文学传统。

欧阳修自幼喜爱韩、柳古文，后来写作古文也以韩、柳为学习典范，但他并不盲目崇古，他所取法的是韩、柳古文从字顺的一面，对韩、柳古文已露端倪的奇险深奥倾向则弃而不取。 [26] 同时，欧阳修对骈体文的艺术成就并不一概否定，对杨亿等人“雄文博学，笔力有馀”也颇为赞赏。这样，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石介的偏颇，又矫正了韩、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欧阳修早年为了应试，对骈俪之文下过很深的功夫，同时也认真研读韩文，为日后的古文写作打好了基础。他在洛阳结识尹洙后，便有意识地向尹学习简洁谨严的古文手法，并以古文为主要的文体进行写作，但也注意形式的多样化。欧阳修对待写作的态度极为严肃，往往反复修改才定稿。深厚的学养和辛勤的实践使他的散文创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欧阳修的散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议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例如早年所作的《与高司谏书》，揭露、批评高若讷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卑劣行为，是非分明，义正辞严，充满着政治激情。又如庆历年间所作的《朋党论》，针对保守势力诬蔑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的言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的论点，有力地驳斥了政敌的谬论，显示了革新者的凛然正气和过人胆识。这一类文章具有积极的实质性内容，是古文的实际功用和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欧阳修另有一类议论文与现实政治并无直接关系，但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如《五代史》中的一些序论，对五代的历史教训进行总结，并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褒贬，以及国家兴亡在于人事而非天命的历史观。又如他为友人文集作的序言，不但对友人的文学业绩进行评述，而且抒发了对死生离合、盛衰成败的人生遭际的感慨，绝非为文而文之作。

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如《五代史记》一类历史散文自不必说，即使是亭台记、哀祭文、碑志文等作品，也都具有充实的内容，如《丰乐亭记》对滁州的历史故事、地理环境乃至风土人情都作了细致的描写。又如《泷冈阡表》，追忆父母的嘉言懿行，细节描写细腻逼真，栩栩如生，这种效果决不是虚言所能达到的。

欧阳修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他的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则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例如《释秘演诗集序》，寥寥数笔，释秘演、石曼卿两位奇士豪宕磊落的性情和落拓不偶的遭际已跃然纸上，而作者对两人的敬重惋惜之情以及对时光流逝、人事变迁的感慨也洋溢于字里行间，感人至深。在欧阳修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和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也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

欧阳修

欧阳修

欧阳修对散文文体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作品体裁多样，各得其宜。除了古文之外，辞赋和四六也是他擅长的文体。首先，欧阳修对前代的骈赋、律赋进行了改造，去除了排偶、限韵的两重规定，改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其名作如《秋声赋》，既部分保留了骈赋、律赋的铺陈排比、骈词俪句及设为问答的形式特征，又呈现出活泼流动的散体倾向，且增强了赋体的抒情意味。欧阳修的成功尝试，对文赋形式的确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次，欧阳修对四六体也进行了革新。宋初的四六皆沿袭唐人旧制，西昆诸子更是严格遵守李商隐等人的“三十六体”。欧阳修虽也遵守旧制用四六体来写公牍文书，但他常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且少用故事成语，不求对偶工切，从而给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上随州钱相公启》、《蔡州乞致仕第二表》等都是宋代四六中的佳作。

欧阳修的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在韩文的雄肆、柳文的峻切之外别开生面。例如《醉翁亭记》的开头一段，语言平易晓畅，晶莹秀润，既简洁凝练又圆融轻快，毫无滞涩窘迫之感。深沉的感慨和精当的议论都出之以委婉含蓄的语气，娓娓而谈，纡徐有致。这种平易近人的文风显然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所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后宋代散文的发展历程就证明了这一点。

欧阳修的创作使散文的体裁更加丰富，功能更加完备。欧阳修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 [3]

欧阳修领导的北宋古文运动取得完全成功，结束了骈文从南北朝以来长达六百年的统治地位，为以后元明清九百年间提供了一种便于论事说理、抒情述志的新型古文。欧阳修也成为一代文章宗师。 [27]

词作

欧阳修侧身像

欧阳修侧身像 [28]

与晏殊词相比，欧阳修虽然也主要是走五代词人的老路，但新变的成分要多些。尽管他作词是以余力而作， [29] 固守着词传统的创作观念， [30] 但作为开创风气的一代文宗，他对词作也有所革新。这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沿着李煜词所开辟的方向，进一步用词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二是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开拓，而与柳永词相互呼应。

欧阳修一生宦海浮沉，曾三遭贬谪，仕途不像晏殊那么顺利，对人生命运的变幻和官场的艰险有较深的体验。表现这类情感的词作虽然不太多，但毕竟显示出一种新的创作方向，即词既可以写传统的类型化的相思恨别，也能够用以抒发作者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他有名的《朝中普·平山堂》（平山栏槛倚晴空）更展现出他潇洒旷达的风神个性。这种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用词来表现自我情怀的创作方式对后来的苏轼有着直接的影响。

欧阳修在政治生活中，刚劲正直，见义勇为，他的诗文和部分“雅词”表现出其性格中的这个侧面。而他的日常私生活，尤其是年轻时的生活，则颇风流放任。 [31] 因而也写了一些带“世俗之气”的艳词，其中有的比较庸俗，另一些内容和情调则比较健康，如《南歌子》（凤髻金泥带）、《玉楼春》（夜来枕上争闲事）。此类词作，体现出一种与五代词追求语言富丽华美的贵族化倾向相异的审美趣味，而接近市民大众的审美情趣。

欧阳修词朝通俗化方向开拓的另一表现是，他借鉴和吸取了民歌的“定格联章”等表现手法，创作了两套分咏十二月节气的《渔家傲》“鼓子词”，这对后来苏轼用联章组词的方式来抒情纪事颇有影响；而另外两首《渔家傲》（“花底忽闻敲两桨”和“荷叶田田清照水”）词，分别写采莲女的浪漫欢乐和爱情苦恼，格调清新，也具有民歌风味。在宋代词史上，欧阳修是主动向民歌学习的第一人，由此也造就了其词清新明畅的艺术风格，歌咏颍州西湖的《采桑子十首》就集中体现出这种风格特征。 [3]

诗作

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进行了革新。他重视韩愈诗歌的特点，并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相对于西昆诗人的主张，欧阳修的诗论无疑含有重视生活内容的精神。欧阳修诗歌创作正是以扭转西昆体脱离现实的不良倾向为指导思想的，这体现了宋代诗人对矫正晚唐五代诗风的最初自觉。

欧诗中有一些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作品，如《食糟民》揭露了种粮的农民只能以酒糟充饥的不合理现实，《边户》描写了宋辽边境地区人民的不幸遭遇。但欧诗更重要的内容则是表现个人的生活经历或抒发个人的情怀，以及对历史题材的吟咏等。由于他的这类诗篇多含有很深的人生感慨，所以与西昆体的同类诗作有本质的区别。例如《戏答元珍》（春风疑不到天涯）。

欧诗受韩愈的影响较大，主要体现于散文手法和议论入诗。然而欧诗并不对古人亦步亦趋，故仍然具有自家面目。欧诗中的议论往往能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所以得韩诗畅尽之致而避免了其枯燥艰涩之失。例如《再和明妃曲》议论精警，又富有情韵。欧诗的散文手法主要不是体现于句法上，而是借鉴散文的叙事手段，如《书怀感事寄梅圣俞》叙述宴游经历，平直周详，深得古文之妙。

欧诗也学李白，主要得益于语言之清新流畅，这与欧诗特有的委婉平易的章法相结合，便形成了流丽宛转的风格，例如《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写好友万里相思和少去老来的感慨，时空跨度很大，情绪亦跌宕起落，然而文气仍很宛转，娓娓如诉家常。欧诗的成就不如欧文，但两者的风格倾向是一致的，这种诗风显然是对西昆体诗风的矫正。 [3]

其他成就

欧阳修书法作品

欧阳修书法作品

经学方面，欧阳修研究《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

史学方面，欧阳修史学成就较高，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欧阳修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朱熹说：“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农学方面，欧阳修曾遍访民间，将洛阳牡丹的栽培历史、种植技术、品种、花期以及赏花习俗等作了详尽的考察和总结，撰写了《洛阳牡丹记》一书，包括《花品序》、《花释名》、《风俗记》三篇。书中列举牡丹品种24种，是历史上第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牡丹专著。 [32]

谱学方面，欧阳修开创了民间家谱学之先河，著有《欧阳氏谱图序》，该文中详细说明了欧阳修先世的迁移图，即其先大禹到越国王族的脉络，也描写了八王之乱后，欧阳氏再度南迁江南，在南方各地族衍发展的历程。

　　杨延昭

　　958～1014 北宋名将 。本名延朗 ，人称杨六郎。麟州新秦( 今陕西神木北 )人 。初投北汉军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灭北汉后归宋,补供奉官，从父杨业守代州(今山西代县)。雍熙三年(986)，宋攻契丹时,为杨业部先锋,出雁门关(今代县西北),战于朔州(今属山西)城下。旋知景州，后徙保州缘边都巡检使。咸平二年(999),率军民坚守遂城(今河北徐水西北)，抗击契丹军进攻。时逢天寒，令众汲水泼洒城墙，顿时结冰，滑不可攀,契丹军屡攻不克,乃退兵。其城被誉为“铁遂城”。以功升莫州刺史。景德元年(1004),契丹军大举南下进逼澶州(今河南濮阳)。上书真宗，建议趁契丹军深入，人马疲惫，扼其要路歼之。未得回示，乃率部进抵契丹境，俘获甚众。次年，任高阳关副都部署。守边关20余年，智勇善战，号令严明，同士卒共甘苦，深受部属爱戴。大中祥符七年卒。

　　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汉族，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后人。祖籍邠州（今陕西省彬县），先人迁居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遂为“苏州吴县人”。他生于武宁军（治所徐州）（一说河北真定府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世称“范文正公”。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1052 年（皇祐四年）五月二十日病逝于徐州，终年64岁。是年十二月葬于河南伊川万安山，谥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有《范文正公全集》传世，通行有清康熙岁寒堂刻版本，附《年谱》及《言行拾遗事录》等。

　　狄青、

　　狄青，字汉臣，北宋汾州西河人，面有刺字，善骑射，人称“面涅将军”。他出身贫寒，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为延州指挥使，勇而善谋，在宋夏战争中，他每战披头散发，戴铜面具，冲锋陷阵，立下了累累战功。朝廷中尹洙、韩琦、范仲淹等重臣都与他的关系不俗。范仲淹授以《左氏春秋》，狄青因此折节读书，精通兵法。以功升枢密副使。平生前后25战，以皇佑五年（1053年）正月十五夜袭昆仑关最著名。狄青生前，备受朝廷猜忌，导致最后郁郁而终；死后，却受到了礼遇和推崇，“帝发哀，赠中令，谥武襄”。其事迹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及动画片。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