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朝内阁与英国内阁的相同点在于：明朝内阁和英国内阁都是政府最高行政机构，但双方的权利都会受到上级的权利限制。

在英国宪制程序上，内阁是英国枢密院属下委员会，首相在提拔任何内阁大臣时也需要英国君主的正式同意；君主同意都只是象征式，近期亦从无拒绝过。 

明朝内阁与皇权矛盾重重，又始终屈服在皇权的重压下。明代内阁权力不稳定，虽然有严嵩，张居正之显赫，但他们一是乘皇帝静摄而代行皇权。一般阁臣来说，由于基本上都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入阁后权力之大小，只决定于票拟被采用的情况，所以呈现为不稳定，没有保障，没有连续性。

扩展资料：

明朝内阁，形成时期长，而且始终没有取得法定的地位，始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从永乐开始，历代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寄大政于内阁，皇帝“其不接见臣下而能统治天下者，以有阁臣票拟故耳”。

但是，他们谁也不敢担当违反祖制的罪名，谁也不愿从已经取得彻底胜利的皇权中，又拿出一部分给阁臣分享。所以内阁进展缓慢，而且始终未能成为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

-英国内阁

-明朝内阁制度

1637年虎门之役背景： 17世纪初，英国人希望到中国贸易，因此企图借助于长期垄断对华贸易的葡萄牙人打入中国市场。当时，葡萄牙人在远东的商业霸权已经衰落。他们的商船在远东屡次遭到荷兰舰队的的劫掠，因此希望联合英国人的力量以牵制荷兰人。1635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同果阿的葡萄牙总督达成协议，同意英商自由出入澳门从事贸易。同年12月12日，英王查理一世颁布训令，任命威德尔上尉为指挥官，率领 6艘船舰前来中国。 威德尔船队于 1636年4月14日从伦敦启航，11月7日到达果阿，与果阿总督交涉前往澳门贸易问题。1637年1月17日，船队离开果阿，先后在伯特卡尔（Bhetkal）柯钦和亚齐建立商馆。6月 27日，船队到达澳门以南的十字门外停泊。英国商船的到来使葡萄牙人感到为难，因为这时澳门与果阿，里斯本的贸易航线已被荷兰舰队所阻截，航行十分困难，澳门葡人只能维持长崎和马尼拉的贸易航线，而且同长崎的贸易也将因日本颁布锁国令而被迫停止，这样就只剩下马尼拉一处仍然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但贸易额每年仍达 100万两。如果任由英国人开辟中国市场，打破其对中国外贸的垄断，则葡人仅存的一点贸易利益也将丧失。因此，澳门葡人拒不不执行果阿总督的指示，不允许英国人分享澳门的贸易特权。葡人在中国官员面前极力底毁英国人，说他们就是荷兰人，企图前来捣乱，应于驱逐。葡人又从澳门派出巡逻艇在英船附近巡弋，阻止英国人进行贸易活动。经过： 威德尔见到澳门贸易已无希望，便于 7月底启碇前往广州。1637年8月8日，由6艘舰船组成的英国威德尔武装商船队到达虎门亚娘鞋（Anunghai）停泊，明朝虎门炮台守军鸣炮示警。威德尔蓄意挑起事端，下令扯下圣乔治贸易旗，升起英国国王的军旗，随即指挥船队炮轰虎门炮台。攻上炮台后，英军扯下中国军旗，挂上英王旗帜，并拆下35门大炮，作为战利品搬到船上。广州当局派葡人诺雷蒂（帕洛Noretti）交涉，威德尔才把大炮归还，同时派出两名商人随同诺雷蒂前往广州。他们携带西班牙银币 22000里尔，以及2小箱日本银币，作为购货之用。但英船却继续深入广州内河。9月10日，广东海防当局派出3艘战船冲向英国船队，发射火炮和火箭，英舰退走。19日，英国人在虎门地区纵火烧毁了三艘中国帆船，焚毁一个市镇，抢夺 30头猪。21日，又攻占并炸毁虎门亚娘鞋炮台，焚毁了大帆船一艘。结果： 威德尔虽然获胜，但如此一来与中国进行贸易的目的就无法达到了，于是他将船队驶向澳门，请求葡人出面转圜。11月22日，英商在广州答应中国的要求，赔偿白银 2800两。30日，威德尔向中国官员提交了一份保证书，对虎门事件表示歉意，并保证完成贸易后即行离去。据此，广州官员决定对其不予追究，令其贸易后尽快离境。12月29日，威德尔船队离开澳门，启程回国。

参考: wenwensoso/z/q184271757，《西方列强与澳门的关系》﹑《清史讲义》

一、性质不同，前者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物，后者是封建制度产物。

二、有无行政权，明朝是内阁票拟，皇帝或者太监披红，最后皇帝盖印，最后的最终行政权在皇帝。英国内阁可以直接行政。

三、责任不同，英国内阁直接行使权利，向议会负责，是权利机构；明朝内阁辅佐皇帝，是皇帝决策的顾问。

四、成立方式不同，英国是议会提议，国王认命内阁首相，再有首相组织内阁；明朝内阁成员全由皇帝任命罢免。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一直有后世王朝为前朝修史的传统，如隋朝灭亡后，负责编纂《隋书》的就是唐朝的魏征。通常情况下，新王朝的史官都不会替已经灭亡的前朝说好话，能做到客观公正已实属不易。像唐朝的史料中都记载隋炀帝昏庸无道，李渊父子这才揭竿而起，替天行道。但后世的史学家通过考古发现，隋炀帝也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并不像唐朝史官所记载的那般无能。而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对明朝史料的篡改就更严重了。

明朝往事

明宪宗朱见深因为从两岁起就被宫女万贞儿照顾，所以在他长大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这位比他大17岁的宫女。朱见深登基后，想立万贞儿为皇后，却遭到了生母周太后的驳斥。没办法，朱见深只好将万贞儿封为妃子。朱见深日夜宠幸万贞儿，却不看皇后一眼，所以吴皇后便有些生气。

万贞儿仗着有皇帝撑腰，也不把吴皇后放在眼里。在一次冲突后，吴皇后动手打了万贞儿一巴掌。吴皇后以为她作为一朝皇后，责罚一个妃子还不是家常便饭？没想到明宪宗朱见深却为此动怒，将她打入冷宫。吴皇后被废后，朱见深又想立万贞儿为后，但周太后还是不同意，最后立了王氏为后。

有前车之鉴在那摆着，王皇后也不敢跟万贞儿对着干，所以万贵妃更加得宠，于成化二年生下皇长子。朱见深大喜，晋封万贞儿为“贵妃”，即万贵妃。万贵妃以为自己迟早会当上皇后，没想到儿子不到一年便夭折了，而她从此也不再有孕。

按照清朝所编的《明史》，万贵妃为了防止其他妃子诞下龙子，便使用各种手段对她们进行迫害。一旦有怀孕的，便想办法让其堕胎。

后来宫女纪氏怀上了孩子，万贵妃又派人送去打胎药。幸得太监张敏等人保护，明孝宗朱祐樘才存活了下来。明宪宗将朱祐樘立为太子后，万贵妃对张敏等人颇为怨恨，张敏害怕被万贵妃报复便吞金而死。但福建同安县《张氏族谱》中记载的内容，却与《明史》上截然相反。

张敏家谱

原来这张敏正是同安张氏一族的家庭成员，

据《张氏族谱》记载，张敏死于成化二十一年，而并非《明史》记载的成化十一年。且张敏也不是吞金而死，而是自然病死的。

《同安县志》和《金门县志》关于此事也有记载，说成化二十一年张敏患重病后，皇帝还派太医前去给他看病。

而据《明史》记载，明孝宗的母亲也是万贵妃迫害而死。但奇怪的是，明孝宗继位后却没有拿万氏一族的人开刀，为母亲报仇。可见，万贵妃迫害明孝宗生母的说法也站不住脚。而这只是《明史》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内容而已。由此可见清朝删改了多少明朝的史料。

是翻译问题

英文叫cabinet

明代内阁和英国互不相干。内阁。明代不设丞相。朱元璋包办一切。但总得有人帮着打杂。所以设立内阁学士。意思相当于秘书。后来的皇帝处理政务不如这些职业官僚。内阁秘书门权力就大了起来。内阁首辅学士成了实际的宰相。

日本西化的时候，直接把西方cabinet翻译成内阁。二者不相干

类似的有公侯伯子男。这是中国的爵位等级。齐桓公就是公爵。关羽汉寿亭侯。侯爵，封地在汉寿亭

国外也有贵族，于是就把国外贵族对等翻译过来。其实也不相干。

类似的还有州，郡。是中国古代行政单位。英文里也有。纽约州，约克郡都是翻译问题。

社会性质不同：明朝的内阁制是封建制度的产物，英国的内阁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权力不同：前者只有提供意见，后来有票拟的权力，但没有决定权，即没有行政权，行政权掌握在君主手里，明朝内阁制只是君主的顾问机构。

作用不一样：明朝内阁只是顾问机构，英国内阁制是与首相共进退,一同掌握行政权，处理国家大事。

英国内阁制是英政府权力中心，女王是名义上的君主，内阁拥有重大事情的决定权。明朝内阁：为了避免丞相专权，皇帝的顾问智囊团，对决策没有太大影响，始终不是决策中心。清朝内阁官员主要是“跪受笔录”

扩展资料

明朝内阁是明朝建文四年（1402年）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皇帝咨政机构，此后权力逐渐增大，后形成为明朝行政中枢。内阁辅臣的人数为一人至七人不等，辅臣奉使出外办事，多自称阁部。

起初，内阁大学士只具有顾问身份，皇帝为最终决定的权力，而大学士很少有参决的机会。到明仁宗、明宣宗时期，地位日益受尊崇。自此，内阁的权力日益增大，到明世宗中叶，夏言、严嵩等人执掌内阁，地位赫然为真正的宰相，亦可压制六部。

然而，虽然首席内阁大学士（或称内阁首辅）有票拟的权力，但却不得不依赖于内部太监送达批红  。首辅大学士的职权如同以往的丞相，但必须与宦官合作，才能执掌大政，如张居正结合冯保。

雏形——明朝最初沿袭元朝制度，设立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原中书省官属尽革，惟存中书舍人。同年九月，朱元璋设置四辅官，以儒士王本等为之。从明代起，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的政务，实际上等于兼任宰相，把君主独断专行扩大到了顶峰。

洪武十五年（1382年），再次撤销，而仿照宋朝制度，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其中礼部尚书邵质、检讨吴伯宗、翰林学士宋讷、典籍吴沉分别为四处大学士。

之后，又置文华殿大学士，征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人担任，以辅导太子，品秩为正五品，其主要权力只是顾问。这就是内阁的雏形。

成立——建文年间，改大学士为学士，悉数罢免大学士，各设学士一人。此后改谨身殿为正心殿，设正心殿学士。明成祖朱棣虽有朱元璋一样独揽大权的雄才伟略，但一次又一次的御驾亲征让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地总揽政事，于是一个帮助皇帝的“助手”机构——内阁应运而生。明成祖即位后，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内阁制度至此建立。

过去，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国家每一个角落。 

然而，“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也就是说内阁此时仍然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不是权力机构。

参考资料：

大英博物馆的明朝：帝国盛世50年展很早就打出广告了。今年6月在维多利亚博物馆举行的陶瓷收藏家Butler爵士追悼会上，我见到了近20年未见的霍，知道她和牛津大学艺术系的Krueger教授正在忙这个展览。他们花了五年时间做准备，这次展览将介绍一批西方从未见过的文物。每隔十年左右，大英博物馆总会呈现一场划时代的中国文化展览。比如1996年首次向英国公众展示三星堆文物的《中国古代文化之谜》展览，2007年的《秦始皇：中国兵马俑》展览，都轰动一时。看这个明展的宣传姿态，应该和那两个展览是一个级别的。于是，期待了一个夏天，展会当天，我兴冲冲的去展会了。

先不说我对这个展览的整体印象，我来阐述一下策展人自己的看法。明朝有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这个展览乍一看受到从1400年到1450年这短短五十年的限制。但我知道西方学者倾向于以小见大，以微观解释宏观，可以更深刻更全面。所以这次展览的时间跨度非常新颖，从永乐皇帝被俘开始到正统皇帝土木保被俘结束。霍解释说，这50年虽然不能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50年，但其影响和意义是深远的，因为这50年可以说是中国的重新建立：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紫禁城修复，《永乐大典》的编纂开始。在朝廷权力中，文官的力量最终会超过武将，占据更重要的地位，成为管理的核心。而且在这一时期，中国也开始了与外界丰富多样的外交和贸易交流，如郑和下西洋，率领庞大的船队前往东南亚、中东和非洲，远征时间早于哥伦布和达伽马。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出现在欧洲人的视野中是在16世纪，比实际情况晚了一个世纪。而且当时中国和亚洲有很多重要的接触，比如朝鲜、日本、越南。明朝流传下来的丰富物质文化，不仅见证了明朝自身的繁荣，也见证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和贸易往来。因此，大英博物馆希望展示15世纪初中国与欧洲和世界的联系。

给西方人讲中国，很多都是从这个明字开始的。这个字很好读，也很好解释，但每当西方童书的故事中加入一个东方的孩子，它的名字往往就叫明。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明朝并不陌生。大家对明式家具和青花瓷都略知一二，但这些知识是有限的。霍说，这次展览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打破这种局限，把京外的其他重要文化介绍给英国公众。为了更好地控制中国，太祖朱元璋采用分封制，把自己的子子孙孙分封到各个重要地区和军事重镇做俘虏。这些帝王在明朝历史上非常重要。所以山东朱谭王陵和湖北梁庄王朱占阳墓出土的文物是这次展览的亮点，能让人耳目一新。其实整个展览的起源要感谢梁庄王墓。2009年，克鲁格赴湖北进行学术交流，在湖北看到梁庄王墓出土的文物，尤其是金器，被大量倾倒。因为明代保存下来的瓷器很多，但金器也不少(黄金可以熔化后再使用)，所以在国外的博物馆里很少见到中国的金器。这次展览中的一些展品。

这次展览非常热闹，共有218件展品，包括金、银、瓷器、武器、绘画、服饰、雕塑、家具等。其中70%是从除大英博物馆以外的全世界约30家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中借来的。展览分为宫廷、武侠、文学、教育、贡品五个展区。

第一个展区以明代宫廷生活为主题，是背景介绍。展厅里总结了这50年来四位皇帝的不同性格：永乐皇帝朱迪被视为武士，执政仅一年的弘熙皇帝被定义为行政官。宣德帝在位十年，因书画好而被誉为美学家。九岁继承皇位的正统皇帝，是一个无知的少年皇帝。展厅列出了四位皇帝和公主的年表，还介绍了什么是太监。展出的优秀文物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宣宗射猎图》，湖北梁庄王墓出土的魏公主青铜镀金书皮，制作精良的金凤钗等饰品，山东朱谭王墓出土的锦缎龙袍和九缝皮夹克，维多利亚博物馆的复杂红色和龙凤图案抽屉盒，大英博物馆的雕漆。这些闪闪发光的物品和图案复杂的家具与一般印象中优雅的明代艺术大相径庭。

第二展区的主题是军事文化。首先大英博物馆有一个《真武像》。其他引人注目的文物还包括：故宫博物院《朱瞻基行乐图》，描绘玄宗皇帝在皇家园林观看各种体育表演的便服和帽子。画面从右至左细致逼真地描绘了射箭、蹴鞠、马球、痛击、抛壶等。美国亚瑟赛克勒美术馆《颖国武襄公杨洪》藏品，图上方于谦的悼词最能形容这位身着红袍的明朝统帅：朝气蓬勃，仪表堂堂，谈吐不凡。江湖广阔，石头就是肝肠。胸策莫测，剑戟在手，繁星垂下。灭万里，轰雷讯电。指挥三军，烈日秋霜。功在朝廷，威震边疆。骑先行者，不如骑马。正如《旗帜报》指出的那样，有两个卫兵站在杨红身后，其中一个人的一只耳朵上戴着耳环。展览上说，打耳钉不是中原汉族人的习俗，但在蒙古族中很普遍。难不成这就是大元帝国的遗风？其他有趣的画还有《湖畔射猎图》和《柳荫双骏图》在故宫。在这个展区，还有一把金银镶嵌宝石的兽面铁剑，据说是永乐皇帝的剑。它的剑柄是真金打造，刻有喜马拉雅藏式狮脸装饰，眼睛镶嵌着红色和绿色的宝石。与剑一起的还有马鞍、头盔、剑鞘等。

第三个展区的主题是文人艺术，宣德皇帝本人就懂得写字写字。在此期间，文化古籍也有了丰硕的发展。在这个展区里，有故宫1426年2月10日玄宗的圣旨《刺谕文武群臣夏原吉》，大英图书馆最早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杏园雅集图》，展示了玄宗宫廷里三个年轻人(杨士奇、杨蓉、杨普)的聚会。在这本书的后面有三个年轻人和许多其他人的题字。宣德时期的瓷器非常有名。这里有上海博物馆的青花琴、棋、字画壶，展现了仕女们的文艺生活。大英博物馆里的明代宣德青花勾连扁瓶和景泰蓝龙盖罐非常漂亮。我最喜欢的展品之一是德国国家博物馆的夏昌《湘江春雨图》长轴卷轴。水墨竹石，文人气息十足。其他15世纪的精美画作包括德国陈记录的《梅月图》，上海博物馆藏戴进的《金台送别图》等。

第四个展区是关于中国人的信仰。最有趣的书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和《古兰经》并排展示。是1400年从北京牛街清真寺抄来的。作者署名Hajji Rashad ibn Ali al-Sini，意思是来自中国。好像当时伊斯兰教在北京还挺流行的。我很庆幸我曾经工作过的木刻基金会也有两件展品，一件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一件是《释氏源流》。关于道教的经典在大英图书馆是《玉枢经》，在山西博物馆的四幅《九天后土圣母诸神众》的画前也有很多人驻足，讨论佛教和道教的区别。

第五个展区名为贡品，展示了明代中国与亚洲和西方的联系。郑和下西洋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造船工具在这里展出。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郑和铜钟被放在显眼的位置。钟上铸有“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铭文，建于1431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前。费城艺术博物馆里还有《瑞应麒麟图》，画的是一只长颈鹿和一个随从，描绘的是1414年郑和下西洋时，邦格拉进贡的长颈鹿。有趣的是，在索马里语中，长颈鹿这个词是Girrin，可能是因为中国麒麟这个词发音的影响。

整个展览的最后一件展品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安德烈亚曼特尼亚的油画《三王朝拜》(东方三博士崇拜)。这幅画创作于1495年至1505年间。画中圣母玛利亚怀抱婴儿，三位东方国王献礼。其中，中国的青花碗里装满了黄金。油画旁边的展柜里有一个青花碗，图案和色彩好像刚从画上走下来。

花了两个小时仔细逛了一圈展览，整体感觉比较乱。梁庄王墓出土的黄金虽然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还没有三星堆第一次面对英国公众时那么震撼。整个展览似乎为那50年设置了很多小摊位，缺乏因果脉络的内在联系。中文标题《大朝五十年》还是贴切的，但英文标题《明：改变中国的五十年》就有些混乱了。这些展品如何证明那50年改变了中国？它是如何改变中国的？展览中没有进一步的讲解和探索。展览的色彩和设计也很热闹，仿佛怕观众厌烦，催着大家往前走。展品的录音说明过于简单，而且很实用，很少向人们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让我想起去年10月至今年1月张红星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策划的展览《中国名画展》。那次展览展出了近80件作品，贯穿了中国从700年到1900年的绘画。按照年代和主题，可以概括为五个展厅，很有历史感和学术性。从波士顿美术馆展出的宋徽宗抄本《捣练图》开始，其他展品如下：法国巴黎集美博物馆的敦煌画、张僧友(传)《五星二十八宿神图》(大阪博物馆)、李公年《冬景山水图》(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陈蓉《九龙图》(波士顿美术馆)、米友仁《云山图》(大都会博物馆)、宋徽宗《瑞鹤图》展览的设计相当大气，充满人文气息。展品之间有足够的空间供参观者驻足。整个展厅的光线很暗，主色调和文字描述都很安静，为参观者提供了观察中国绘画的最佳环境。不求涵盖中国绘画史，策展人也没有提供太多的历史背景，没有把观众当傻子来详细讲解唐宋元明清的来龙去脉。然而，由于馆长在每幅画的每一处描述上都花了大量的时间，所以他不厌其烦地逐句翻译上面的诗句和题字。再加上平静的环境，观众理解了中国绘画的美和特色，同时仿佛与历史和东方的灵魂做了一次交流。

看到那个展览的时候，感觉和热闹的VA格格不入，本来应该在大英博物馆举办的。今天看了明展，有同样明显的感觉，这个明展放在VA会更合适。

克鲁格在采访中说：我不希望大家看完这个展览后只留下对明朝的刻板印象；希望你能看到多样性，复杂性，矛盾性。这确实做到了。然而，对于一个世界级、顶级的博物馆来说，这真的足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