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众传媒来说，“冲突”是最有新闻价值的元素，因此大众传媒最喜欢把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描述为死对头，他们相信这样的描述有两大依据。

　　一、参看基督教历史，教会不止一次公开驳斥科学研究成果。十七世纪意大利天文学家伽俐略(Galileo Galilei)证实行星绕着太阳旋转，不料会触犯罗马教廷，结果被宗教法庭裁定为异端。伽俐略临终前八年光阴，都在软禁中度过。

　　教会逼迫科学家的事，不仅发生在十七世纪。一九二五年，美国田纳西州中学教员斯科普斯(John TScopes)因在学校讲授进化论而被州政府拘控，结果被判罚款一百元。斯科普斯后来上诉得直，可是上诉得直的理由，是上诉庭认为斯科普斯被判的罚款金额过高。

　　二、很多人以为随着科学研究发展，人类根本不用再相信神，也可以解答一切疑难，宗教因此成为明日黄花。又有人以为近代科学定理与圣经教导必然抵触，譬如说，近代科学“证明”神迹是没有可能发生的，因此圣经记载的神迹必属虚构。又有人说按照进化论的说法，创世纪第一章所记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英国生物学家、不可知论者赫胥黎(THHuxley)说：“人若接纳进化论的观点，就不可能再相信圣经。”

　　在本章我们要看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尤其要检视“近代科学定理”与基督教信仰有否抵触。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并非不能兼容

　　追溯起来，近代科学的培植土壤，正是基督教世界观。基督教相信一神，换言之，万有背后存在一个统一的意志，因此自然法则万古不变，不因时地转移。如果宇宙各处分神而治，“自然法则”就没有定律可言，而变成了因时、因地、因神而异——要研究、归纳、推演，就不知从何说起了。

　　此外，基督教相信创造万有的神，是全知全智、按序按理行事的神。科学家必须先相信宇宙间存在定律，人的探求推断才有意义。十六世纪科学家致力探究自然定理，他们相信自己研究的一事一物，都从一位满有智能的神创造而来。“人类从事科学研究，因为相信自然界有定规；科学家相信自然界有定规，因为相信有一位设立定规的神。”

　　基督徒相信的神，是超然物外的神，因此人可以通过“大胆假设、小心实验”来探究自然定规。相反，如果物与神等同(正如一些宗教所言)，人还可以做实验吗？又如果物质本恶(正如一些宗教所言)，做实验就不仅没有意义，更属不智之极了！基督徒相信物质本善，却与神有别，从这信仰引申出来的创世观“为科学事业铺路，成为科技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原”。

　　基督教信仰是科学研究的沃土——这可说是科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的公论。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核物理学讲师贺治森(Peter Hodgson)说：“基督教信仰提供土壤，让科学思想发芽成长，也为科学研究发展提供养料。”史学家巴特非(Herbert Butterfield)认为“基督教思想乃科学之母”。哲学家麦慕理(John MacMurray)说：“科学乃昔日一场轰烈宗教运动之嫡子，其家谱可追溯至耶稣。”

　　有大量史实表明，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研究是世交多于世仇。

　　科学革命之父、天文学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是“日心说”的倡议人，同时是波兰费琅堡(Frauenburg)大教堂的教士，他说神是“宇宙间最卓越、最有条理的匠人”。

　　数学家、天体物理学家伽俐略，也是现代机械工程与实验物理学之父，他曾独排众议，不惜得罪罗马教庭，公开指斥“地心说”之荒谬。他虽然遭受教会逼迫，却至死保留天主教徒的身份。他曾经说：“天地间有两部巨著：自然之书、超自然之书——圣经。”

　　现代光学之父开普勒(Johannes Kepler)，也是出色的天文学家与数学家，他最为人知的贡献，称为“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开普勒是个敬虔爱主的路德宗会友，他说自己“常以神的心为心”。

　　论到科学界的泰山北斗，史家可能会一致推许牛顿(Isaac Newton)。他的“牛顿力学三大定理”固然警世，在光学、天文学、数学也是贡献良多(人所共知的有微积分、光谱分析等等)。很少人知道的是：牛顿看重圣经权威，深信圣经是神的启示。牛顿除了撰写科学著作，也撰写神学著作，且觉得自己的神学著作比自己的科学著作更有价值。他相信世上没有任何学科比圣经神学更有理据、更具权威。

　　今日二十英镑钞票的肖像人物是十九世纪的科学翘楚法拉弟(Michael Faraday)。他发现电磁感应现象，从而研制出世上第一具电动马达和第一具发电机，可是法拉弟认为影响他一生最深的，是自己对基督的信仰。

　　很多一代科学宗师都是基督徒，包括发现“玻意耳定律”的玻意耳(Robert Boyle)；首创用消毒液进行外科手术消毒的利斯特(Joseph Lister)；发明“巴氏消毒法”的巴斯德(Louis Pasteur)；为遗传学奠定基础的孟德尔(Gregor Mendel)；现代物理学宗师开尔文(William Kelvin)；电磁场理论大师麦克斯韦(James Maxwell)等等。

　　有人问无痛外科手术的先锋辛普森(James Simpson)：“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辛普森答道：“是耶稣基督”。

　　时至今日，仍有很多科学家是基督徒。英国基督徒科学家同盟(Christians in Science)有会员七百多人，而美国的同类组织有会员七千多人。当代物理学大师、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院士、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女皇学院院长波京汉(John Polkinghorne)说过：

　　科学家可以向基督徒阐述有结构的实相，并宇宙悠长进化的过程，从而约束基督徒的口，叫他们不致在神创造世界的事妄下判论。神显然是极有耐性的神，愿意按部就班行事，而不喜欢任意介入自然定律。不过科学家也可以从基督教信仰得着启迪，开拓科学知识以外的眼界。自然界精致巧妙(反映神的心思)、生生不息(彰显神的意旨)，处处表明一件事实：万有由神创造。

继承文化遗产 创新文化建设

——论特色文化城建设

郑建光

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不动摇,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县委、县政府新一届领导班子提出“建设新型工业县，打造朱子文化城，构建和谐新农村”的战略目标，要求文化建设必须不断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特色文化城以弘扬朱子文化为重点，传承民族民间文化，赋予传统文化鲜明的时代特征，把尤溪建设成为文化设施完备，文化实力强劲，朱子特色显著的文化城。不断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发挥文化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全方位效应作用，为尤溪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努力铸造中华传统文化的新辉煌。为此，我们在特色文化城建设工作中要做到：

一、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夯实文化城建设基础

尤溪不仅具有灿烂辉煌的文化历史，而且还有深厚的群众文化基础和相对完备的场馆设施，文化底蕴深厚，要充分整合资源，为特色文化城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县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繁衍生息，迄今为止发现了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90多处。自1958年起，我县三次对全县境内进行了文物普查和复查，先后公布了四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7处，其中3处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即城关的朱熹诞生地南溪书院、中仙的聚奎堡、厚丰的郑氏大厝。2003年桂峰村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福建省历史文化名村”，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积极组织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工作。自1982年以来，先后在全县范围内发现了17座宋代壁画墓，这种现象被国内外考古界称之为“福建之最，南方少有”和“中国南方的地下敦煌”。1982年，在尤溪县朱熹后裔家中发现了《紫阳朱氏建安谱》（朱熹家谱），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当年我国的十大文物发现之一。尤溪文化辉煌的历史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光芒，令人刮目相看。

1988年4月，全国最高的朱熹塑像在尤溪县落成，同年9月15日成立了朱熹学术研究会，但是恢复对朱熹的研究工作，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了。尤溪县历届领导对朱子文化这一儒家宝贵的遗产极其珍视，2005年成立了尤溪县朱子文化研究会，并成功召开了首届朱子文化研讨会，有来自全国十几家高校和学术机构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参加，收到论文50多篇，经过遴选有44篇入选《尤溪首届朱子文化研讨会学术论文集》。该文集经过中国文史出版社严格审稿，于2006年5月出版发行，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1991年，尤溪县编纂了洋洋百万言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收录了大量的故事、谚语、歌谣等，反映了地方特色文化的丰富资源和强大魅力，反映了尤溪大众文化创作主体即劳动人民的集体智慧和良好的文化素养。早在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县曾经有民歌手光荣晋京，受到党和国家***的亲切接见。深厚的群众文化基础，在建设特色文化城中一定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2005年，三明市政府颁发的首届百花文艺奖，从特别荣誉奖到一、二、三等奖各个级别的奖项我县均有人获得，获奖作品涵盖曲艺、书法、文学、根雕等不同艺术门类，获奖者有文化工作者，也有民间的文艺爱好者。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县就活跃着一些民间文学社团，一直以来保持着创作热情，成为尤溪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其作品屡屡登临国家最高级别的纯文学刊物（如《人民文学》等）的神圣殿堂。

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至1995年间仅文化馆相关人员在省级以上发表（参演、参展）或获奖的作品有93件（次）。其中有**剧本、故事、小品、舞蹈、声乐、摄影、书法以及各类论文等。1996年至2005年，我县在群众文化工作中取得了更大的成绩，作品数量与上一个十年相比有所突破，质量上得到很大的飞跃。有些作品极具生命力，做到长盛不衰，屡次获奖，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如摄影《烈火神威》、快板《桃花渡》、舞蹈《茉莉花》等等。有些作品获得了较高级别的奖励，如1996年组织参加全国农民歌手演唱大赛获得银奖、戏曲剧本《丑女》获得第三届中国戏剧文学铜奖、《假酒惊梦》获得第四届中国戏剧文学奖和小型剧本二等奖、摄影《钢铁战士》获得“咱们中国人”全国摄影大奖赛优秀奖、舞蹈《甜妞妞》获得全国首届“红舞鞋”杯校园舞蹈大赛创作奖和演出三等奖、在第十届全国文艺推新人大赛儿童声乐组的比赛获得全国总决赛优秀奖、少儿书法在“中国人与水”国际书画公益大赛中获得金奖、第十届全国文艺推新人大赛中又有一幅少儿书法作品获得十佳奖等等。近年来，青少年获奖的比例逐渐加大，人才辈出。我县群众文化工作取得的骄人成绩有目共睹，文化馆于2004年被文化部授予“二级文化馆”、2005年被福建省文化厅授予“十佳文化馆”等称号。2005年，由文化馆编排的无伴奏六重唱《八骏赞》和《茉莉花》分别获得福建省第四届少数民族文艺调演金奖、福建省第二届社区文化艺术节银奖。县影剧院于2006年8月并入文化馆后，文化馆的场馆面积由原来的838平方米增加到2200平方米。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和艺术水平不断加强和提高，是全省文化馆队伍中较强大的一支力量。

县图书馆藏书91723册，其中具有尤溪地方特色文献达23万余册，古籍近万册。为了将尤溪优秀历史文化魅力充分展示，特别设立朱子学专架、万有文库专架、古籍特藏专架、台胞赠书专架、地方文献专架等。县图书馆1994年就被文化部评为二级图书馆，2005年，又从全省72家公共图书馆中脱颖而出，被授予福建省“十佳”公共图书馆。县博物馆是省级一级达标馆以及省、市、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传奇人物卢兴邦系列文物、明代宰相张居正撰额的“孝廉先生墓志铭”和明代三朝宰辅叶相高撰文并手书的墓志铭等，成为该馆馆藏文物的一大特色，为中外游客了解尤溪人文历史，提供了十分珍贵而翔实的资料。

我县场馆设施相对完备，并且具有各自的特色，在建设文化城中要充分挖掘潜力，发挥优势，成为弘扬朱子文化的重要阵地。

二、保护文化遗产，挖掘民俗文化中的朱子文化元素

尤溪的人类文明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期，发掘出的宋代壁画墓等文化遗迹也记载了这块土地高度辉煌灿烂的文明历史。文化遗迹的发掘与保护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它不仅见证了一个地方的历史文明，更体现了当今人们的自觉文化意识。对于已经发掘出来的文物古迹在做好保护的前提下，要充分利用好代表人类文明的历史遗迹所产生的影响，为准确定位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思路提供参照系。

1991年，尤溪县文化部门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对民间文化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的调查，“三套集成”之一的《中国歌谣集成"福建卷"尤溪县分卷》里收录了大量的尤溪山歌，内容之宏富令人叹为观止，有效地保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乾美的大腔戏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里看着它走向衰亡，南芹的小腔戏不能重蹈覆辙，应当抓住一息尚存之机，紧急抢救，并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泰宁的梅林戏能够打造成天下第一团，与政府的重视和抢救得力有极大的关系。小腔戏主要流行于尤溪，现在还保存有清代的剧本。为小腔戏“申遗”不仅可以让一个地方剧种起死回生，同时也是对地域特色文化最有效的宣传。一个名人可以影响一个地方，同样，一个富有地方特色的剧种也可以使这个地方扬名。

朱熹无疑是最能产生效应的历史名人。据《尤溪县志》记载，清代祭祀朱子为每年三次，即春季和秋季的第二个月的第一个戊日及朱熹的诞辰日。乾隆九年颁定祭文、祭器、祭品和诞辰祝文。努力挖掘、整理古代礼仪乐谱，尤其是清乾隆年间用于朱熹祭祀典礼的乐谱，做到古为今用，薪火相传。我们有必要对古代的祭礼进行挖掘整理，充分尊重历史，制定一套符合“三个文明”要求和有利于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祭典礼仪，并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无疑是提高尤溪知名度的有效途径。如果申报成功，随着尤溪旅游业的发展，其潜在的市场价值不言而喻。

建立朱熹纪念馆和资料库的工作要从计划阶段全面进入实施阶段。因为即使朱熹公园二期工程竣工，如果缺少有关朱熹的文物资料，就如煌煌学府缺少资深教授、豪华气派的图书馆没有藏书一样，难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政府要尽快划拨专项经费，安排有关人员沿着朱熹生活、讲学、工作的轨迹，开展朱熹文物资料的搜寻采集工作，使得朱熹纪念馆的雏形在“十一五”期间能基本形成。朱熹纪念馆不但可以提高朱熹公园的文化含量，而且还是展示特色文化的窗口，吸引游客的重要硬件设施。

文化问题是一个民族得以强大的最根本问题。如语言做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它受到母语国国力的制约，一个国家的语言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该国的国力强盛成正比。又比如西方洋节日对我大肆渗透，体现出强势文化的咄咄逼人之势，与西方发达国家强大的经济后盾支撑不无关系。2005年一些政协委员提议把“七夕节”定为我国的情侣节，并把中国传统的中秋节、端午节、元宵节、清明节、重阳节等民族节日规定为法定假日，充分体现了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文化的强大不仅能够增加精神实力，还可以增加经济实力。文化已经成为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重要的出口产品。

要发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民族传统节庆和习俗的积极作用，改造和发展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传统节庆内容、风俗、礼仪，维护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适时开展朱熹祭祀活动，增强文化的凝聚和辐射作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尤溪的筵席和饮食文化浸润着浓郁的儒家优秀文化的因子，隐隐约约随处可见古代传统礼仪的影子，需要加强研究、开发和改造，使之成为符合新时代的礼仪规范得到传承发扬。

我们要自觉地去开掘和宣传藏于民间、代表民族精神和民族前进方向的点点滴滴。但是，只是一味照搬肯定不行，关键还在于创新。比如，现有的小腔戏想要进入寻常百姓家，必须对剧种的形式加以改变，尽管这可能很难。只要自觉了，我们就有可能开掘出许多优秀的东西供广大的人民享受。

尤溪山歌只有在60岁以上人群中流传，对年轻一代已经失去吸引力，换一句话说就是山歌这一文化产品的消费群体正在萎缩，无人欣赏的事物终究是没有生命力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文化娱乐方式的多元化对地方大众通俗文化的冲击无疑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要在传统文化自身寻找症结。山歌从内容到形式都要随着时代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形势下人们的欣赏与审美要求。多数人的普遍认识是尤溪山歌曲调单一，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尤溪山歌曲调富有变化，可以归纳为八大原生态曲调。遗憾的是对八大曲调的了解仅限于极少数的文艺工作者和山歌老艺人。为此，必须组织力量挖掘整理，充实一些现代文化理念和地方特色的成分，使这种文艺形式焕发出现代气息，成为更加符合现代人口味的文化产品。尤溪山歌不是低俗文化，它的内容涵盖了文史、传说、礼俗、劳动、生活、爱情等方方面面。高雅文化要蹲下身来向地方通俗文化学习，因为通俗文化贴近百姓，是高雅文化的源头之一；地方通俗文化要仰头向高雅文化学习，否则难以提高，难以适应人们对文化的不断追求。只有具备地方特色的文化才能形成民族文化，而只有民族文化才能走向国际化。

三、加强朱子文化宣传力度，发挥文化全方位效应

朱熹公园二期工程是朱子文化城特色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要与“东扩西连美中心”的大城区架构相和谐，以大智慧、大思维来促使古老的人文景观与现代化建设相协调、相促进。为了提高文化品位，让人们更直观接受朱子文化城概念内涵，需要具有把内蕴外化的符号。在城市的文化核心区如中心广场建设朱子文化城标识，利用文化的凝聚力，唤起民众从内心深处认同并自觉参与朱子文化城建设。在九十年代之前相当长一段时期，尤溪文化部门一直坚持主办文艺期刊，培养了一大批文艺人才。《闽中文学》是我县文学爱好者在近年创办的不定期民刊，建议县文联接手主编，使其在打造朱子文化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新华书店要开设尤溪籍作者创作的图书专柜及反映尤溪为相关内容的图书专柜，成为展示尤溪文化风采的又一个窗口。博物馆的展厅应当常年向公众开放，让更多的人全面、深度了解尤溪的历史和文化。提倡国学教育，对中、小学生进行儒家传统美德熏陶；及时编制乡土文化教材，把真正属于地方特色的优秀乡土文化纳入其中，发放到中小学生手中，让青少年了解具有地方特色的乡土文化。

组织开展特色文化宣传月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地推介朱子文化城的特色文化。如：各种主题的朱子文化论坛、民俗和民间艺术展览、山歌大赛、综合文艺调演、书画摄影展览等等。

整合现有演出团体的资源优势，比如实验小学的三人舞《甜妞妞》，芳草艺术团的舞蹈《红红的日子》，残联的哑剧小品《看病》、舞蹈《夫妻乐》，文联的快板《桃花渡》，文化馆的无伴奏合唱《八骏赞》、小合唱《茉莉花》，南芹剧团的“小腔戏”，尤溪山歌《薅草歌》、《四季歌》等等，再编排几个以朱熹及朱子文化为题材的节目，使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真正形成具有本土的文化特色，打造一台高品位的精品文艺节目。

许多优秀的节目藏于深闺，需要推介与企业联姻，形成文化与企业双向互动，提高品位，取得共赢。通过多种渠道、灵活多样的形式，有计划、有侧重点地宣传朱子文化。如：一、二月份结合元旦、春节、元宵节、情人节开展朱熹伦理思想的宣传；三、四月份结合植树节、世界水日、世界气象日、世界地球日开展朱熹自然哲学思想的宣传；教师节组织师生开展纪念朱熹活动；重阳节召开朱熹诗词吟唱会；夏季举办绿笋节、冬季举办金柑节，并把朱子文化融入其中。

打造朱子文化城，展示地方特色文化风采，宣传工作要积极跟进，不能滞后。制定宣传工作计划尤其重要，要有明确的指标，保证在各种级别多种媒体的“上镜率”、“见报率”。这里所谓的宣传是指广义宣传，不局限在新闻媒体，方式方法要多样化。可以借助艺术的形式去反映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诸如文学、绘画、歌曲、、影视等等，易于产生永久效应。除了常规的新闻报道，要有计划进行主题深入宣传活动。如：组织主题旅游、电视专题、高级别的创作笔会、艺术家采风、开辟报刊专栏等等。邀请著名的影视编导、形象包装艺术家，策划制作一个10分钟左右的宣传片（类似申奥片），以艺术的手法展现尤溪最具魅力的一面，在电视台播放，刻录成光盘赠送有关部门，并在各种展会、推介会、招商会等活动中宣传，长期使用。形象宣传不同于介绍尤溪经济、政治、文化的专题片，宜短不宜长。以此为基础，用更加凝练的画面语言、背景音乐、广告词（如：灵山秀水，朱子故里——中国尤溪）概括尤溪，制作成5秒和10秒两种长度的广告片，根据不同级别的电视台和各个不同时段选择5秒片或者10秒片播放，把“灵山秀水，朱子故里——中国尤溪”这一概念灌输到公众的脑海里。

四、注重新农村文化建设，全面提高文化实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文化资源被挤占成了普遍现象，县、乡级文化队伍和人才正在流失，基础设施更换招牌。越在基层，文化越被认为只是一种点缀，是一种柔性的装饰，文化工作很难摆上议程。要提高朱子文化城的文化品位，亟待统一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对文化建设重要性的高度认识。政府要加大投入，整合文化资源配置，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新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争取在“十一五”内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三个文明”建设规律的新农村文化建设崭新的格局。

当前新农村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已不再停留于家庭图书室、文化室之类的原先比较单一的内容。调查显示，近年来我县城乡歌舞厅、音像店、网吧发展较快，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民欣赏需求和水平不断提升，农村特色文化的内容、种类、形式不断丰富多彩。今后，县里要组织力量对乡镇各种存量文化资源进行普查排队，建立档案，对不同特色不同成果的文化资源进行不同的功能定位，坚持“一乡一品，多项并举”的原则，在确定主打品牌的基础上分门别类成立专业协会或学会。最近几年，各地铜管乐队如雨后春笋蓬勃成长，文化等相关部门对演出团队在各种不同场合上演奏的曲目要进行指导和规范管理。面对民间艺人的数量不断减少的严峻形势，更要发挥艺人们的积极作用，如将有关朱熹的民间故事做为剪纸创作的题材，将朱子的理学思想编写成山歌等等，使朱子文化形成更加广泛的覆盖面，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加强特色文化建设，通过先进文化占领新农村文化阵地。进一步促进大众观念的转变，不断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引导大众的兴趣爱好，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和文明程度。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如通过把《朱子家训》制作成宣传品，散发到社区、乡村、家庭等手段，促进乡风文明，改变传统陋习，自觉抵制封建迷信、赌博、邪教等，净化社会风气，形成具有显著朱子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村文化活动室建设可从本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一室多用，明确一名村干部（文化协管员）具体负责。可将祠堂、闲置的厂房和撤点并校中腾出的空余校舍，改造为村文化活动阵地。充分发挥农村中小学在开展农村文化活动方面的作用，在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活动的前提下，提倡中小学的图书室、电子阅览室、体育设施等定时向就近农民群众开放。

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鼓励和吸收多种经济成份参与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按照确保文化站公益性的基本属性，引入竞争机制和进行市场化运作的要求，创新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同时建立健全农村特色文化的辅导网络，文化馆是国家设立的从事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培训、辅导的公益性文化单位，要承担起辅导提升新农村特色文化建设质量的重任，充分发挥自身人才优势和管理优势，深入基层，服务基层，建立农村特色文化建设志愿服务者队伍，加强城市对农村文化的幅射力度，推动新农村特色文化建设健康发展。

我们要立足于继承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弘扬朱子文化，科学思维，大胆创新，建设具有显著朱子特色的文化城，实现文化实力全面提高，增强全县人民的凝聚力，提升县域发展竞争力，推动我县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说说家乡的过年习俗 我们老家属于甘肃陇东地区，我们把过年这段时间叫“上正下腊月”。这说明从腊月开始在我们那里就已经进入年关了。腊月初八日，俗称“腊月八”，清晨人们将小米熬成稀粥，除自食外，还要给家里各个房门上涂一些，叫做 “腊八粥”。腊月二十三日，要打扫房屋，剪窗花，张贴年画，晚上要给“灶爷”烧香。先设糖果，然后取下“灶爷”（农村一般在厨房里供有‘灶爷‘）的画像，和香表一起焚烧，叩头鸣炮，意思是送灶爷上天，希望灶爷 “上天言好事，回宫将吉祥”。腊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这天更忙，白天贴门神贴春联还要准备年货，黄昏时候，全家人要端着香盘到十字路口或门外焚香烧表，祈请已故三代宗亲，名曰“接纸”。然后在主房桌上陈设菜肴，烧香点烛，有的还要展放家谱，表示把祖宗请来一起过节。“接纸”结束后，再到灶前焚香点烛，放炮叩头，意思是把腊月二十三日那天送上天的 “灶爷”再请回来。到了晚上，全家人一起热热闹闹，一直到天亮不睡觉，俗称“坐夜”（有点地方叫坐纸）。正月初一日为春节，俗称过年，这一天是全年最为欢乐而隆重的一天。天刚亮家家就开始燃放鞭炮，开门“迎喜神”。男女老少身穿新衣，先给祖宗烧香叩头，然后长者坐在土炕上，子孙依次跪拜，叫“拜年”。“拜年”的时候长者要给小孩给年钱。初一的早饭一般要吃饺子（有的吃猪骨头肉），饭后就更热闹了，全村男女老少赶上牲口，按“喜神”方位，聚集在一起焚香燃表，鸣放鞭炮，祈求来年幸福，名曰“出新”。“出新”以后各自回家。初二日开始，走亲访友相互拜年，已婚和未婚〈已有对象〉青年，还要携带礼品拜见岳父母，叫“转丈人”。初三日下午，大人到祖坟祭祖先，叫“送纸”。初五日下午吃“搅团”（本地的一种特色面食），俗称“缠五穷”，即赶走贫困之意。初七日谓“人七日”，人们习惯以当日天气的晴阴来占卜人的健康疾病。初八日叫“天八日”，据说这天的天气情况可以占卜来年五谷之丰歉。正月还要唱戏，老家叫唱“社火”。至于正月十五的习俗各地大概差不多，正月十五过后，年就算结束了。

　　生命教育初探论文篇二

《大学生生命教育研究》

摘要：近年来，大学生自杀现象已成为社会的一大 热点 ，各高校的相关数据不断攀升。自杀源于痛苦，痛苦是生命某一方面受到破坏的标志，当生命破坏的量积累到一定限度就会产生死亡。大学生自杀的缘由主要有就业压力、学业压力、个人信仰的偏失以及心理素质脆弱。为此，高等教育必须凸显生命教育的重要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加强心理咨询与引导，并适时开设生命教育课程。

关键词：自杀;大学生;生命教育

一、引言

长期以来，充满青春激情、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大学生被视为“天之骄子”，他们在“象牙塔”内一边忘我地吸纳人类知识精华、探寻社会发展真理，一边尽情展示活力四射的亮丽才华。毋庸置疑，担负着民族复兴重大责任和神圣使命的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是国家最宝贵、最紧缺的人才资源财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今天大学生的发展状况昭示着国家明天的发展前景。但是，近年来大学生(包括硕士生、博士生)自杀的事件却频频出现于各种媒体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2年4月，暨南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化学系一名研三女生服毒轻生，第二天该校经济学院金融系又一名研一女生跳楼轻生[1];2009年11月，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杨元元用两条毛巾系在一起自缢于宿舍的卫生间，从而结束了自己30岁的生命;2010年3月，北京邮电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吴某(属硕博连读的高才生)从该校本部主楼跳楼身亡;2012年3月，仅10天内，南京就有两名女大学生先后自杀身亡[2]。

大学生自杀已成为吸引社会眼球的一大热点，其数据不断攀升。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1-2005年，全国共有281名大学生自杀，其中存活72人，死亡209人，自杀死亡率为744%;2006年，大学生自杀事件剧增到130起之多，被称为自杀“高发年”;2008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发生大学生自杀事件63起，其中上海、北京各23起;2009年，北京仅上半年就有14名大学生自杀身亡，而上海这一年则发生了21起大学生自杀事件，其中13人死亡;2010年，江苏省教育厅在新学期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仅上半年江苏高校学生自杀人数就超出了40人[3]。由于就业压力、 毕业 论文、恋人分合等因素的交织影响，每年5月发生的大学生自杀事件最多。故而，这个石榴怒放、热情似火的5月被称为大学生“黑5月”。

二、自杀现象的哲学省思

自杀，这一极具悲情色彩的沉重话题，不仅是教育家、心理学家十分关注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社会学家、哲学家高度重视的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统计数据显示，自杀现象几乎成了一种“社会瘟疫”，全世界每年每十万人中就有16人死于自杀，而自杀未遂者却是自杀“成功”者的20倍。就中国而言，自杀现象极其严峻，每年约23-25万人自杀身亡，自杀未遂者高达200万人，每2分钟就发生8起自杀未遂事件，1人自杀死亡。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业委员会披露，自杀已成为继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意外死亡之后的第五大死因。然而，在15-34岁的死亡人群中，死亡的第一位原因并非是医学上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而是令人震惊的自杀[4]。2012年3月，重庆交通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廖桂芳教授主持的大学生生命教育创新模式构建课题的研究成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重庆十余所高校的980名大学生中，针对“脑中是否有过自杀念头”这一问题，4109%的学生选择“偶尔有”，1895%的学生选择“经常有”;而在“是否有过自杀行为”一项中，1739%的大学生选择曾经有过自杀行为[5]。在物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的当今社会，人们不再为果腹之食、蔽体之衣而终日忧虑与奔波，不少中产阶级女性为了追求“波澜起伏”的身材体形每天殚精竭虑地搜寻瘦身、整形与美容的最佳方法。在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中，逐渐攀升的自杀率不得不让社会学家、哲学家们陷入沉思。

学术界对自杀现象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学领域。就社会学领域而言，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是系统研究自杀的第一人，1897年他发表的《自杀论》可谓是研究自杀的第一本经典力作。他在该著中有力地反驳了有关自杀的自然主义、心理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解释，深刻指出其解释的缺陷性，故而不能自圆其说。他认为自杀与心理状态、自然条件、种族、遗传素质、精神病、个人素质、气候变化等并无直接关联，而是与社会环境(主要涉及政治危机、社会动荡、婚姻变迁、经济危机、工作变更等)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并将其概括为“自杀的社会性质”[6]。迪尔凯姆把自杀作为一项极其严重的社会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超越了以往或简单经验式归纳或主观臆想式的研究。但是，不无遗憾的是，他只对与自杀有关的各种社会因素(比如降职、失业、离婚等)进行线性描述，而没有对自杀原因从社会学的角度作出“彻底的和有说服力的解释”。

心理学家采取迥异于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尤其是致力于精神分析学领域的学者们努力从人格特征、无意识、本能以及早年的经验等场域试图揭开自杀的神秘面纱。奥地利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自杀是个体极度的自我攻击。他认为当个体处于焦虑、忧伤、抑郁寡欢而不能得到很好的宣泄、释怀时，他就会采取自我惩罚、自我攻击的方式分散、转移心中郁积的愁怨。在此基础上，他把自杀解释为个体与生俱来的“死亡本能”。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身上皆有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这二者分别代表人格系统中的建设性倾向和破坏性倾向，当人格这架天平因破坏性倾向超重而失衡时，个体就会出现病态而走向或自杀或杀人的危险之极端。美国的卡尔·门林格尔继承了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观并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认为人性中固有的破坏冲动总是要竭力寻求宣泄途径，当这种宣泄对外受阻时他就会转过身指向自己，当自我宣泄的能量积累到一定的“度”时，就会发生悲惨的自杀行为[7]。在中国心理学界，学者们主要认为自杀是个体人格障碍的结果。当自杀行为发生时，他们置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于不顾，总要追溯到自杀者患有某种程度的抑郁症;反之，当某人抑郁寡欢，人们就会担心他有朝一日会走上危险的自杀之路。

心理学的精神分析学说从“死亡本能”的角度解释自杀现象，虽然在逻辑结构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在经验层面却难以得到证实。因为生命的本质是维系生命对永恒的追求，即活得越长越好。那么作为具有高级 理性思维 能力的鲜活的个体何以舍生求死我们认为自杀源于痛苦，痛苦是生命某一方面受到破坏的标志，当生命破坏的量积累到一定的限度就产生死亡，因此痛苦的本质是死亡。失恋是精神上的痛苦，失业是因物质损失而产生的肉体上的痛苦，降职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苦。当生命产生痛苦时，理性思维就会支配他寻找解除痛苦的良方。当没有别的更为有效的方法可以让主体摆脱痛苦时，死成了一种选择，于是就产生了自杀。当然，以献身为目的的自杀不在此讨论之列(比如公元前278年自投汨罗江的屈原，又如1905年12月8日在日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的陈天华等，这样的自杀其实是一种生命的转换，即以牺牲生物生命而换取社会生命)。

三、大学生自杀缘由探析

尽管从哲学的视角审视自杀，发现自杀源于个体对痛苦的解脱，即以死亡的方式解除痛苦的折磨。但是，我们从自杀者的遗书以及与自杀未遂者的深度交流中可以发现，每一个选择自杀的大学生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些鲜为人知、错综复杂的因素，只有解开这些扑朔离迷、催促自杀的“死结”才能唤醒每一个试图自杀的大学生热爱生活、抵制忧伤、拒绝自杀。

(一)就业压力

严峻的就业形势、强大的就业压力是大学生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那些出生“草根”阶层、没有任何社会关系而又债台高筑的大学生，在毕业前夕由于不能顺利就业，故而往往会助推走向不归的自杀之旅。中国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直到1990年代初期，高等教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是“统招统分”制度，在此期间，大学生只要能够顺利毕业，政府会给你安排一个相应的就业岗位。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大学生就业压力日甚一日。1998年，中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10836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98%;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65%，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66176万人，招生人数是1998年的67倍。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很多并非热衷科学研究的本科生选择 考研 以缓解就业压力，当硕士毕业时由于就业岗位与理想岗位落差较大故而选择考博。博士研究生一般年龄较大，学业任务繁重，如果再叠加上经济拮据、就业前景不乐观等因素，常常会使其走上不归路。

2010年3月22日，北京邮电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吴某从该校本部主楼13层楼上纵身跳下，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吴博士缘何自杀，其遗书明白显示，“这个世界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我在这里再怎么折腾也激不起半点涟漪。所有的奋斗都面临着举步维艰”。他多么希望年迈的母亲“不用再为了我去捡垃圾、拾破烂，不用再去给人家工地上做饭赚钱瞧人家白眼……”可是，毕业后的窘境使他不能回报含辛茹苦的母亲，在强烈的自责意识驱使下，他选择了以死谢罪。北邮吴博士因对前途隐忧而自杀一事令人扼腕叹息，而刘伟的自杀则直指就业受阻。石家庄学院的大三女生刘伟(专科)，来自威县农村，2009年1月23日自溺于一个倾倒垃圾的狭小水池。刘伟自杀身亡后留下多达10万字的 日记 ，其日记显示，令刘伟自杀的直接原因是找不到工作——毕业前夕的就业压力，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8]。目前，中国高校每年有6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再加上历年的累积，待就业的高校毕业生逾700万。浩浩荡荡的就业大军面对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心理素质较差、自身能力不强的大学生则会萌生出自杀轻身的念头。

(二)学业压力

在对自杀大学生轻生缘由的深度探讨与挖掘中，我们发现学业压力(尤其是女生)是一个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原因。很多跨入大学校门的“天之骄子”在此前接受长达12年的基础教育的过程中成绩优秀，出类拔萃，既得到教师的肯定、家长的夸赞，同时更让同学们羡慕不已，在伴随着鲜花与掌声的成长过程中自我优越感非常突出。然而进入高校后，由于学习环境、学习方式、学习集体皆发生了“哥白尼式”的变化，昔日那些鹤立鸡群的优秀生变得不再优秀，成绩平平，故而心里产生了一种强大的落差遂萌发轻生之念。

另一类大学生进入高校后，由于学校管理宽泛，自己或沉浸于网络游戏而荒芜学业，或广泛交友，成天穿梭于不同的校园，或盲目疯狂考证等，从而导致专业欠缺，“挂科”红灯频频闪亮，当自我良知发现后，悔恨交加，遂以死谢罪。2010年3月，西安某高校一男生因两度拿不到毕业证，遂服药自杀。2010年3月28日，南京林业大学一黄姓女生在宿舍内上吊身亡，其死因与考研压力有关。2010年4月5日，北京科技大学大三女生陈蕾从本校逸夫楼的九层跳下，结束了自己21岁的生命。学校教务档案显示：截止到大三当年，陈蕾还有60多个学分没有修。大三时，陈蕾11门功课全部不及格(缺考两门)[9]。

(三)个人信仰偏失

大学生作为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青年才俊，理应确立正确的世界观、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看待事物的运行发展。就个人的成长发展而言，必须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知识武装头脑，理性地辨别真仿，自觉地抵制歪理邪说，而不应该受社会上一些邪教组织所蛊惑。几年前，非法邪教组织——“”利用参与者强身健体的初衷而传播邪教，使部分是非观念不正确、思想意志不坚定的人陷入消极厌世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在受蛊惑而成为牺牲品的人群中也不乏令人匪夷所思的大学生。

安徽中医学院一大四女生，在大学期间发现结肠脾区长有肿瘤，在安徽省著名的肿瘤专家直接指导下进行治疗，病情迅速好转。其后有人向该女生兜售“”，宣传只要练功，不用服药和做手术肿瘤就会自然消失，致使该女生停药而“练功”。当病情恶化痛苦难忍时，该女生从医院五楼病房自杀身亡。1999年7月4日，山西省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生常浩驰，为求“”，在村外堆积树枝，浇上汽油自焚身亡。上海铁道大学医学院学生吕涛，1997年开始练习“”并深陷其中，1998年6月15日凌晨从该校第二教学楼8楼跳楼身亡，时年24岁。由于个人信仰的偏失，在歪理邪教的蛊惑下，自杀身亡的大学生委实可惜、可悲、可叹。

(四)心理素质脆弱

当前在校大学生的主体是“90后”，少部分属于“80后”。无论是“90后”还是“80后”，独生子女者占绝大多数。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孩子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除了爸爸、妈妈无微不至的关爱外，还有爷爷奶妈、外公外婆的呵护、溺爱。孩子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极不利于其个性的健全发展，除了学习之外，其他的事情几乎全被家人“承包”，实属不折不扣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在层层关爱的包围下，孩子变得十分任性、唯我独尊，由于没有(很少)经历挫折的磨练故而其心理素质十分脆弱。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单亲家庭的数量不断增加，家庭中的实际人口数进一步减少，家庭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即由传统的联合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迪尔凯姆指出，“在一个人口不多的家庭里，共同的感情和怀念不可能十分强烈。在这种家庭中，不可能形成作为联系同一群体成员之间纽带的强大传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大学生，每当遇到挫折时，家庭提供的情感支持十分有限，而这样的大学生由于平常很少与同学交流、沟通，故而也难从同学那里获得真诚的帮助。为此，不得不承认心理素质脆弱是导致大学生自杀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对大学生实施生命教育的举措

(一)凸显生命教育的重要地位

生命教育是指帮助个体科学认识生命，从而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生命观，在不断成长发展的过程中敬畏生命、珍惜生命;不断激发个体生命的潜能，努力提高自我调适能力和生存能力，克服生命中所遇到的困难，最终实现生命价值的教育。生命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应该贯穿于个体的一生。个体从出生到入学这一阶段家庭是生命教育的主要承担者，而在长达十多年的学校教育期间学校则是主要承担者，个体成年后的生命教育主要是自我教育。高等教育在个体成长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肩负着实施生命教育的重大责任。然而，自近代以来，高等学校在工具理性主义(Tool Rationalism)的强势冲击下而重理工轻人文，博雅教育在高校中的地位日渐下降，尤其是二战以来更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现象。近年来，频繁的大学生自杀现象折射出高等学校对生命教育价值的低估与漠视。意大利著名教育家玛丽亚·蒙台梭利深刻指出：“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帮助生命个体的正常发展，教育是助长生命健康发展的一切作为。”[10]而印度诗人、哲学家泰戈尔则说：“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教育的出发点是个体的生命，归宿点是生命的健康与全面发展。生命教育是引导学生认识生命、敬畏生命和热爱生命的教育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关爱生命是现代教育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高等学校在引导学生探寻科学真理、剖析自然奥秘、不断创造新知识新科技的同时更应关爱生命(生命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点)，把生命教育放在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位置，从而使个体愉快学习、健康生活、幸福成长。

(二)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

自20世纪末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哥白尼式”的变化，由传统的稳健发展模式(1998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98%)而驶进了跨越发展的快车道(2011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69%)。高等教育扩招极大地提高了人口的文化水平与综合素质，对高层次专业人才适时进行了有效的补充，对经济社会全面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高校扩招的持续推进，毕业生的就业率则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与挑战。为了卓有成效地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率，不少高校都以社会需求为专业设置的导向，同时在课程设置中也增大技能性、操作性课程的比例，尤其是许多高职院校更是恣意削减人文社科课程，使个体全面发展的天平发生了严重的倾斜。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人的任务、追求、价值与使命就是要不遗余力地全面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不断发挖潜在的能力，不断完善自己尚缺的能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而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想。马克思曾在《***宣言》中提出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理想。他认为真正的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1]。就教育追求而言，亚里士多德把体育、德育和智育分别与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理性灵魂对等重视，中国古代教育中的“六艺”等，既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注解也是教育发展的本质追求。就中国高等教育而言，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在强化技能技巧、操作训练的同时，更要夯实哲学基础，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从生命的本源与心灵深处维护大学生的健康，使其真正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

(三)加强心理咨询与引导

大学生在心理发展上介于成熟与半成熟之间，心理发展的某些方面落后于生理机能的成长速度。故而存在很大的波动性，他们常常易受外在因素的影响而产生情绪、心理变化。此外，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大学生的就业前景越来越严峻，学习成绩不佳、失恋等因素的叠加可能成为心理障碍的推手。在对自杀未遂者的心理访谈、分析中，发现普遍存在或多或少的心理问题。为此，必须要加强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咨询与引导。心理咨询是指通过人际关系，运用心理学方法和技巧，帮助来访者实现自强自立的过程。通过心理咨询，为大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和条件，提高其精神生活质量和心理效能水平，以实现降低和减少心理障碍，防止精神疾病，保障心理健康的目的。通过心理咨询与引导让大学生正视现实，提高对挫折的承受能力和自我心理调节能力，使其在失败、挫折面前能够保持理性、正确的心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改造环境，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

(四)开设生命教育课程

作为学生系统学习的学科及其进程与安排的课程既是学校践履正常教育活动的基本依据，同时又是学校实现育人目标的基本保证，在学生的成长发展过程中具有“跑道”的作用。在西方发达国家，不仅高等教育中开设生命教育课程，而且为数不少的国家在基础教育中也开设生命教育课程。中国港、台地区很重视生命教育，中国台湾曾宣布2001年为“生命教育年”，大力推动生命教育走进课堂，走进生活。中国台湾当局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开设生命教育课程，主要包括《哲学与人生》、《生死关怀》、《道德思考与抉择》、《宗教与人生》等，从而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内容体系。然而中国大陆由于对生命教育课程意义的认识不够深刻，故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高校开设生命教育课程，并且课程体系很不完善，在现有的1280所高职(专科)院校中几乎没有开设生命教育课程。中国的第一本“生命教育”读本诞生于武汉大学，该校把生命教育从思想道德教育中独立出来，列为全校通选课之一。哈尔滨医科大学对选修健康教育课程的学生进行测试，其结果显示在导致学生产生心理痛苦的9项危险因素中，已经有8项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中南民族大学部分学院开设了生命教育必修课，强化对学生进行生命伦理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可见，中国高校必须要提高对生命教育课程意义的认识，加强对生命课程的开发，使其系统化与科学化，把对生命的关爱与呵护从日常生活走进正式的课程与教学进程。

参考文献：

[1]陈海生，钟梓毅暨南大学两名女研究生轻生：一人服毒一人跳楼[N]新快报，2012-04-18

[2]吴纪攀，黄昆 南京10天内两名女大学生先后自杀身亡[EB/OL][2012-03-09]

[3]黄永奎，张韵君大学生生命教育应转入快车道[J]高教研究，2011(2)：31-35

[4]王卫红抑郁症、自杀与危机干预[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45

[5]黄军调查显示重庆17%大学生曾有自杀行为[EB/OL][2012-03-16]

[6]迪尔凯姆自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4

[7]卡尔·门林格尔人对抗自己[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28

[8]杨继斌女毕业生的死亡日记[N]南方周末 ，2009-03-19

[9]杨猛，姚欢女大学生自杀：活着为何比死亡更痛苦[J]南都周刊，2010(19)：62

[10]龙春平新世纪大学生生命教育的 反思 [J]时代教育，2012(1)：21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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