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旅天

张蕴钰老将军的儿子叫张旅天,出生于一九五六年,曾任北京军区装备部长,如今已退休。 而这个张核子,按照国家司法鉴定名录上面的信息来看,他是一九七二年出生的。

希望可以帮到你

两弹一星元勋中，有钱三强，但没有张蕴钰和李觉。

1、两弹一星元勋是指为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强调的是他们都是科学家。

2、23位“两弹一星”元勋全部完成了大学本科学业。其中7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比例最高。其他大学依次为西南联大、交通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等 。

3、23位元勋中有21位有留学经历，美、英、法、德、苏是他们的主要留学地。从21位元勋所获的学位看，16人获得博士学位，2人获得硕士学位。

4、“两弹一星”元勋们的外语水平普遍较高。除了较长的国外留学经历外，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时，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

5、张蕴钰将军是共和国第一任核司令，领导了我国核试验基地的建设。他把战争年代积累的指挥经验灵活地运用于核试验的组织工作上，为我国核试验基地的创新和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张蕴钰将军不是科学家。

6、李觉将军是国民党起义将领，建国后，历任解放军第21兵团副司令员，中南军区高级参谋。中南行政委员会参事，民革第三、四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五、六届中央委员。是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但李觉将军不是科学家。

扩展资料：

1、两弹一星，是对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简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几十年科技实力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两弹一星也时常被用来泛指中国近代在科技、军事等领域独立自主、团结协作、创业发展的成果。

2、两弹一星年代中国在导弹、人造卫星、遥感与制控等方面的成就，也为以后中国航天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事实上，两弹一星最初指的是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后来随着中子弹等核武器的相继诞生，前一弹逐渐演变为核武器的合称，即核弹。

3、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

4、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两弹一星元勋

-张蕴钰

-李觉 （国民党起义将领）

2018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54周年。当年罗布泊的一声巨响，使中国迈入核大国行列，为新中国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障。当年，那些为两弹一星鞠躬尽瘁的科学家也成为国人心中永远的丰碑。事实上，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老一辈科学家，另有一人我们不能忘记，那就是被称为“中国第一任核司令”的张蕴钰将军。

张蕴钰1917年生于河北赞皇，1937年加入八路军，并于同年入党，曾参加过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经历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在抗美援朝战场，他作为第15军参谋长参加了上甘岭战役。

张蕴钰将军

1958年，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国就研制核武器问题召开专门会议。在建立核试验场的问题上，陈赓推荐张蕴钰担任核基地司令员。据张将军后来回忆，当年陈赓对他的交待很简单：“张蕴钰，叫你去搞原子弹靶场，这是我推荐的，好好搞，建设好了交给别人，可以吧。”张蕴钰受命后，立即赶赴敦煌主持工作。

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张蕴钰

然而到了敦煌，张蕴钰才发现，根据苏联专家的设计，试验场只能试爆2万当量的核武器。而张蕴钰早就听说美国已经试爆了1500万吨级当量的氢弹。同时，他觉得苏联专家选择的地域缺少水源，在这里做核试验还可能损坏敦煌文物。苏联专家则称中国有原子弹就已足够，不必追求核爆当量，苏联会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张蕴钰对此很生气：“2万吨的当量撑不起6万万人的国家。”他随即返回北京，向总装万毅等人提出了更换地址的想法。在陈赓组织的会议上，张蕴钰的建议得到批准，并允许张蕴钰自己选址。

张蕴钰亲自选择的核基地办公区

张蕴钰返回敦煌后，和几名技术人员与战士，于12月24日携带10天给养，乘坐8辆车出玉门关向西。在测绘队的帮助下，他们终于来到罗布泊，并继续沿孔雀河向西行上百里，确定此地地势平坦，遂打下一棵木桩，初定为核试验靶场。

1959年三四月间，张蕴钰带部队进入戈壁滩，开始建立基地。这地方无耕地无花草树木，只有无边无际的荒碱土。但好在地下水源还算丰富，南方20公里外就是博思腾湖，那里还开有美丽的马兰花，因此被张蕴钰命名为马兰村。

马兰花

1962年，马兰村被建得像城市一般，但水源问题一直没有彻底解决。博思腾湖里的水是盐碱水，人喝了拉几天肚子就自愈，但若是用来搞建筑则远不能达标。生活建筑尚可迁就，实验用的工程建筑却马虎不得。张蕴钰又带人在一条夏天奔腾的水源下，建了一座达1600万立方的水库，并修通水渠修建自来水厂，用水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到了1962年底，一条540公里长的公路以及一座简易机场修建完成。张蕴钰决定1963年开始准备原子弹爆炸实验，并于1964年初完成主要的试验工作。大家没有机会松一口气，北京已经定下了核试验的时间，同时其他科研单位的进展也十分顺利。张蕴钰不敢怠慢，组织人员抓紧安装调试设备，于8月中旬完成了所有准备工作。

在戈壁滩工作的张蕴钰

1964年10月16日10时，张蕴钰进入安放第一颗原子弹的爆室，在现场的科研人员做完检查后，他揭下墙上贴着的操作规程，在上面写下“1964年10月16日，张蕴钰”。等到他来到观察所时，距离起爆还有不到20分钟，“我屏住呼吸，戴着防护眼镜低着头，等待着最后时刻的降临……”张蕴钰后来回忆起爆前的细节，称自己那天心情既激动又紧张。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

1968年，因特殊时期的影响，张蕴钰赴北京学习期间被免职，直到1975年才返回马兰工作，三年后他再次来到北京，主持洲际导弹、潜射导弹等武器的研制工作。1985年张蕴钰退休， 2008年8月29日，张蕴钰逝世，时年91岁。

1994年时，张蕴钰谈到他在核试验基地任职的经历时说：亲眼目睹我国原子弹，氢弹爆炸时的壮观而美丽的蘑菇云，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两弹一星精神不仅属于那些科学家，也属于张蕴钰等核基地的建设者们，正是这些人的艰苦奋斗才为新中国的核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任赞皇县游击队队长，平汉游击队副大队长，独立团参谋长，晋冀鲁豫军区第一游击支队司令部军务股股长，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司令部训练参谋，第七团副团长，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三十三团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三十四团副团长，第一军分区参谋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安次第二十五小组中共代表，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二十七旅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十五军副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参谋长，旅大防卫区副参谋长，第三兵团参谋长，基地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基地司令员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1971年后，他历任沈阳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兼核试验基地司令员等职，直接参与组织指挥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次“两弹结合”、第一颗氢弹和多次空爆、地下平洞核试验等试验任务。1978年后，他历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司令部参谋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等职，下大力抓了洲际导弹、潜地导弹和通信卫星试验任务，为国防科工委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2008年8月2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原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副主任。　　张蕴钰是河北省赞皇县人，1937年参加八路军，同年11月加入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游击队队长、独立团参谋长、股长、参谋、大队长、副团长等职，参加了清河、马岭、大陈庄、百团大战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副团长、军分区参谋长、旅参谋长、军副参谋长等职，参加了淮海、渡江、两广、挺进大西南等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军参谋长、兵团副参谋长、兵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西南剿匪和抗美援朝。1958年，他被任命为核武器试验靶场主任，1961年改称基地司令员，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了贡献。　　张蕴钰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张蕴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8月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张蕴钰看了这些材料之后感到十分地震惊，他怎么也不理解：美国在比基尼岛已经试验了1500万吨TNT当量的氢弹了，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试验场为什么只能试验2万吨级的原子弹？

张蕴钰是个不甘心吃别人嚼过的馒头的人，他要亲身了解一下这个已定的选址，要亲自核实一下已有的资料。到任不久，他便亲自驾着汽车没日没夜地奔驰在已选定的试验场区。塞外古地，旷古长风，雄关大漠，滚滚沙土，使这片原始荒漠展现出一幅幅雄浑奇丽的图画；千佛洞，烽火台，鸣沙山，汉长城，在这里聚起了历史的凝重。民族文化的辉煌和自强不息的战鼓在他胸中激起无限豪情，却也引起阵阵忧思。这里离敦煌只有120公里，太近了，敦煌的历史古迹太多了。工程一旦上马，这一切必然遭受严重的破坏和影响。另外，搞建设需要大量的水资源，可唯一的堰塘水已快枯竭，只剩下一片片荒草无奈地在寒风中瑟瑟颤泣。 “为什么把试验场选在这里？”迎着刮脸的寒风，张蕴钰大声吼叫。

“苏联建场专家选定的。”随行人员没加思索地回答。

“这地方怎么行？”虽然张蕴钰不是专家，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考察，他对这个选点已经有了不同的认识。

“专家讲这里能搞2万吨的试验……”随行人员还想解释下去，却被张蕴钰的吼声刹往了：“一个拥有上千万吨氢弹核大国的建场专家，怎么会把一个新型核试验场的试验当量目标定在2万吨之内？2万吨和1000万吨在一架天平的两端永远不会平衡！2万吨支撑不了一个6万万民族！” 随后，张蕴钰带领大家对敦煌场区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并召开会议，科学而又理智地对它的各种弊端进行了全方位的权衡和分析。会议最后决定：否定现定场址，并向北京汇报。

同志们都疲倦地离去了，大漠黎明的前夜异常地宁静。张蕴钰披衣独坐寒灯下，提笔向有关领导部门草写报告。在报告中，他详细周密地陈述了否定敦煌场区的理由：试验场区严重缺水，水源只能依靠珍珠泉，不能满足生活和试验需要，其余大量用水只能靠水车远送，这不仅会造成很大的浪费，而且难以保障；场区大部分区域为飞沙区，无法建筑道路和其它基础工事，不能在场区进行大规模建设；场区离敦煌太近，主导向偏向下风处，有敦煌及城郊农村，更有千佛洞等重要古迹和南湖等较大居民点，且为国家开发区，核试验可能会污染该地区；根据有核国家核试验逐步转入地下的发展趋势，我国今后核试验的发展也会以地下为主，但根据勘察资料表明，场区地下水流向为西东方向，流经甘肃、陕西，对地下水资源会造成很大危害；由于受到气象、地理等条件限制，试验当量只能在2万吨左右，最大当量不能突破5万吨级，整个试验场区没有大的发展前景。 随后，张蕴钰专程来到北京，在陈赓大将召开的办公会上，汇报了敦煌场区的情况，提出了重新建场的建议。经会议反复研究，最后同意了张蕴钰转场的建议，并把新场址初定在罗布泊地区。

1958年12月18日，张蕴钰和张志善、史国华等人飞抵乌鲁木齐，准备穿越戈壁在新疆罗布泊附近另寻新的场区。

梦里寻他千百度，戈壁深处有人家。张蕴钰向万毅副部长报告：“罗布泊是核试验的风水宝地。”

天一亮，张蕴钰一行20余人就分乘4辆吉普车和两辆“63”运输车，组成了一支精干的勘察小分队，直奔罗布泊。新的艰苦征程一经开始，每个人的心情即处在一种无可言喻的兴奋之中，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遥远的大漠深处向他们召唤。中午，赶到了鄯善。午饭时，他们买来民族饭菜，围在一起就餐。张蕴钰触景生情，讲起了西汉大将军霍光派傅介子杀死楼兰王并更国名为鄯善和孙悟空向铁扇公主借扇子过火焰山曾经露宿此地等轶事，同志们边吃边听，不知不觉一筐又香又酥的烤馕在欢笑中被吃得一干二净。 经过3天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来到了塔里木盆地东北边缘的黄羊大沟。在这一地区用了整整3天的时间，对地貌、水源、土质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这里北部有海拔5400多米的天山博格达峰和它的支脉－－海拔2000米的鲁克山，南有海拔5000米的阿尔金山，南北两山组成两道高大的自然屏风；东部为丘陵，再南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并有罗布泊和孔雀河丰富的水源，正中部是一条南北宽60公里、东西长100多公里的原始戈壁，周围300多公里内不仅没有村落，也没有可供开采价值的矿藏，有的只是海浪般连绵起伏的沙丘和寸草不生的砾石。古代的僧侣行至这里曾望漠悲叹：“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唯以死人骷骨为标志耳。”西方的探险家称这里是可怕的“死亡之海”。可眼前这块令人望而生畏的“死亡之海”，不正是张蕴钰将军刻意寻找的“风水宝地”吗？

勘察结束后，张蕴钰匆匆飞回北京，将在罗布泊勘察的情况向万毅副部长、陈士榘司令员做了汇报。1959年1月下旬，他陪同万毅副部长、工程兵设计院院长唐凯对罗布泊选场区进行了空中考察，并在飞机上向万毅副部长逐一报告着地面情况：“这是孔雀河，大约一个流量，距场区20公里，施工、饮水没有问题，中心位置在北纬41度50分，东经89度50分。孔雀河到北山之间有60余公里，东西长100余公里，地势平坦，海拔1000米，地质为冲积土，有些地面是戈壁，施工筑路可以就便取材，常年风向为西，下风方面至敦煌420多公里，其间无居民，无耕地，无牧场，未发现有价值的矿藏。”万毅、唐凯听后连连点头称好。

2月初，由张蕴钰、陈士榘、万毅负责向国防部写了选场和转场报告，建议核武器试验地定点在新疆罗布泊西北地区。1959年3月13日，国防部、总参谋部正式批准罗布泊为核试验基地。作为核基地的司令员张蕴钰也正式踏上了艰难的创业之路。 与此同时，在秘密成立的原子能研究所里，一批自欧美归国的爱国学者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邓稼先等人在钱三强的主持下，正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并由程开甲执笔完成了《国家第一种试验性产品初步技术方案》，预定两年内完成各项研制工作，最迟在1964年夏秋之际进行我国第一次核爆炸试验。

茫茫戈壁扎根，大漠沙中创业。险些失踪的张司令竟诙谐地说“老风婆见我手中有原子弹，一直向我表示友好呢！” 1959年5月下旬，张蕴钰率领刚刚组建的5万建设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罗布泊。这是继王震部队之后，新中国史上军队又一次大规模开赴西北边陲。不闻连天号角，没有金戈铁马，从硝烟战火中走来的军人将在千百年前经历过血与火浇铸的古战场上，静静地拉开铸造核盾牌的序幕。

首先面临的便是生存问题。他们因地制宜地搭帐篷、挖地窑、盖简易营房，并在营房周围垒起了一排排的麻黄草，扎成了一棵棵人造树。这种因陋就简的建筑方式，不仅节约了大量经费，解决了人畜的防暑防寒和设备器材的储放问题，而且还给荒凉的罗布泊带来了一个人造春天。 1959年6月13日，张蕴钰在地窑里召开第一次党委扩大会议，部署了全盘工作，并把这一天定为中国核实验基地正式诞生的日子。

8月下旬，基地的勘察设计工作大面积、全方位地展开了。 9月的戈壁滩正是喷火的季节，太阳像个硕大的火盆悬在头顶，呼呼地向他们喷射火焰，最热时地表温度高达摄氏50多度。胶鞋底被烫得变了形，人被晒成了绛紫色，脸上卷起层层红皮。成群结队的毒蚊，更是使得人们寝食不安。茫茫荒野，沟坎纵横，沙丘遍布，自古就没有路，所有地形几乎一个模样，野外作业完全要靠自己识别方向，时刻都有迷路失踪的危险。

一天，张蕴钰带着张志善、史国华6人分乘两辆小汽车外出勘察归来。快到营地时，张蕴钰见天色尚早，就独自开车继续在营地周围勘察。可预想不到的是，狂暴的风沙突然降临，就像绵密的帐幔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车辙淹没了，视距不足30米，使得刚离开不久的张司令竟迷失了方向，怎么也找不到回去的路。天越来越黑，大风裹着砂石把车身打得“叭叭”作响，车在戈壁滩上来回地奔跑。到了下半夜，油耗尽了，还是没有找到原路，他只好以不变应万变，干脆把车停在沙丘边的一棵枯树下，关紧车门，靠在车座上闭目养神，可连日的劳累使他渐渐地进入了梦乡。

由于张司令的失踪，整个指挥部里的人彻夜未眠、忧心忡忡，出动了大批人员、车辆四处寻找。直到黎明时分，当他们终于在离营地还不到2公里远的一个小沙丘后面找到自己的司令员时，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同志们紧紧围着疲惫的司令员，有的人竟流下了泪水。张蕴钰醒来后，看着一双双关切的目光，竟诙谐地说：“昨天晚上，戈壁老风婆突然降临，非要逗我上西天。走着走着，孙悟空悄悄送给我一枚原子弹。我擎起原子弹冲着风婆大吼一声：‘快滚开！你可知道我这宝贝的厉害。’你们猜怎么样？老风婆一见我手中有了新式武器，马上变软了，还一直向我表示友好呢！”司令员的幽默讲得众人破泪为笑。 1960年，中国遇上了最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十分困难，世界上一阵阵反华恶浪也接踵而至。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中苏“10·15”协定，撤走援华的全部技术人员和专家，343项合同被中止，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被取消，给核弹研制和罗布泊试验基地的建设工作制造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面对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决策：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之路。在这一精神的鼓舞下，张蕴钰挺起腰杆，以一个革命军人、一名***员的胆略和气魄，勇敢地迎接着无情的挑战：你走你的，我干我的，“死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

由于孔雀河濒临枯涸，为保证部队用水，张蕴钰作出“苛刻”的规定：“一、三、五洗脸，二、四、六刷牙，星期天干擦。”常常是一盆水，洗完脸后留着下班后洗手，晚上洗脚，澄清后再用来洗衣服。身为司令员的他，对自己要求更严，洗脸不用盆，一个小茶缸，先洗脸，再刷牙。久而久之，成了习惯，以至日后回到北京，他的这种“习惯”常使孩子们啼笑皆非。

苏联专家撤走之后，张蕴钰最大限度地挖掘国内专家、技术人员，鼓励他们敢于探索、艰苦创业。他还经常深入科技人员中间，与他们唠嗑、拉家常、交朋友，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并亲自批准两位教授享受司令员的待遇。

基地的生活很苦。主食是当地的面粉和小米。因用水困难，米很难淘净，饭里含沙，人们硬是含沙而咽；新鲜蔬菜经过长途运输，都变成了干菜和烂菜，主要蔬菜只能靠榨菜和葱头。很多人因营养不良生病，烂嘴烂舌流鼻血，夜盲症像瘟疫一样流行。张蕴钰为此伤透了脑筋。后来，他托许多人说情，从兰州买来一些鱼肝油丸，发给科技人员和部队，聊作补养。至于鸡鸭鱼肉，更是人们连想都不敢想的“禁区”。

后来，由于经济愈发困难和其它原因，基地又遇上了“下马风”。一些单位被撤销，干部被调走，人们议论纷纷，担心核试验还能否搞下去。张蕴钰一次次召开基地全体人员大会，讲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讲中央领导对核武器试验的重视，讲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10多次亲自过问基地进展的情况。他记得，有一次周总理出访亚非国家，途中在乌鲁木齐作短暂停留，在和新疆自治区领导共进晚餐时，总理突然站起来说：“我们中央在新疆有个原子武器靶场，那里的条件艰苦，任务很艰巨，希望自治区领导能给予帮助和大力支持，我代表他们向大家干杯。”张蕴钰说：“就凭这些，我哪也不去。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非要在这里搞成自己的原子弹试验场！”

在经济困难、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民族的自尊心、历史的使命感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张蕴钰率领着他的部队，继续在罗布泊奋战不息。

就这样，5万大军在张蕴钰的带领下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于1963年12月底完成了核试验场的所有建设。公路、机场、地下工事修筑齐全；指挥、通信、监控、检测、观察等设施均建成并测试完毕；102438米高的铁塔也庄严地矗立于戈壁之中，只等着与“神弹”拥抱。 巨响震天，火球腾空。张将军泪流满面，当即吟诗一首：“光巨明，声巨隆，无垠戈壁腾巨龙……”

1964年10月14日，硕大的原子弹被稳稳当当地吊升到爆心铁塔的顶端，静静地等待着施展雄风的时刻。当天下午，国家首届核试验委员会在试验场指挥所召开全体会议，总指挥张爱萍代表中央军委、国防部庄重地宣布：10月16日15时核爆炸试验准时进行。

10月16日清晨，高擎着原子弹的铁塔周围数公里范围内万籁俱寂，各部队、各参试单位均已撤至安全地带。孤独的风呜呜地缠绕于飞机、坦克、火炮等效应物阵地，茫茫戈壁似乎又一次在感受着战前的宁静。当天上午，张蕴钰带领原子弹研究所所长李觉、核试验委员会副主任朱卿云和安装技术人员一起，完成了原子弹引爆装置的最后安装，并最后一个撤离爆心危险区。

12时前，各种指挥、控制、监测等设施完成了最后一次严格、周密的调试。各个岗位均进入了一级待命状态。

15时整，随着异常清晰的“10、9、8……4、3、2、1”倒报时的结束，一道强烈的闪电划破天空，紧接着滚来一阵雷鸣般的巨响。当腾空而起的巨大火球映入张蕴钰的眼帘时，防护墨镜后的双眼涌出了两行积蓄已久的热泪。 张蕴钰默默地看着狂欢的人群，望着一堆堆由高大铁塔和效应坦克等装备熔成的赤色毛铁，他似乎看到了共和国的未来，看到了祖国已崛起在世界强国之林。是的，虽然建场工作多多少少带有一种突击性，但试验场区的整体布局、工程设施、工程质量等方面都是从长远宏观的角度来建构的。从中国核试验发展的前景来看，一个永久性大气层核试验场已是初具规模了。罗布泊不再是“死亡之海”，而是共和国的新生土地，中国人民在这里树起了一座崭新的国防尖端技术的里程碑。

兴奋之时，张蕴钰思如泉涌，当即吟诗一首：

光巨明，声巨隆，无垠戈壁腾巨龙，飞笑融山崩。

呼成功，欢成功，一剂量知数年功，敲响五更钟！ 企盼世界和平的核司令，中国需要和平，但和平需要盾牌。

1996年7月29日，将成为后世史学家研究世界和平史时不可或缺的一页----这一天，中国政府向世界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

作为中国核试验基地的第一任司令员，张蕴钰在北京寓所里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赋词一首：

光天化日，原子弹，电闪地震雷鸣。

寰球世界，伫立听，中国音响声明。

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日寇如狼虎。

百年忍辱，天安门狮吼。

备而不用持衡，防止核战争，保住和平。

世人皆望。

好环境，生产发展兴隆。

诸国共识，原子弹无用，消此灾星。

鞠躬尽瘁，净化大地晴空。 当1964年的10月16日张蕴钰在罗布泊畔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高塔上，手握那启动核爆炸的金钥匙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总有一天全世界能够全面禁止核试验并彻底销毁核武器。

回忆往昔的岁月，伟大的历史事件，壮阔的人生旅程，在张蕴钰简洁的话语中都变得像一缕烟，像一片云，那样轻淡，那样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