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是记载各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功用。（这是字典伤的解释。）

因为家谱记录的是一个家族的人员历史（名单）和传递过程，相当于一个记载东西的“传承之物”。所以又叫“家乘”。

（你们家也有家谱吗？我们家也有，呵呵！！一般有家谱的都是有历史的家族呢！！~~）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呼！！~~终于找到了，修改下。

是这样的，在清朝以前都叫“家谱”和“家传”之类的，是不叫“家乘”的。

然后在清朝顺治时期

顺治帝发乡谱诏（就是以皇帝的名义修改家谱）。

事件是：敦孝弟以重人论，笃宗族以昭雍睦，训子弟以禁非为，明礼仪厚风俗。

译文：修谱的目的是：敦促人们孝顺父母，爱护兄弟，以重视搞好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忠实的对待宗族，以显示内部的和睦，教训孩子的年轻人，禁止他们为非作歹，明白礼貌和谦让，以养成浓厚的良好习惯。

为了说明自己对这件事情的重视。顺治帝给家谱冠上了新的名字，也就是“家乘”来纪念。

这就是家乘这个名字的由来。~~~~

呼！终于找到答案了，呵呵，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其实，知识就是古称，只不过最初的单字词叫“知”，比如“格物致知”，意思是研究事物产生正确的脑心意忞。古代华语表示“知识的单字词还有“义”、“恉”、“谛”，后来才叫知识、学问、真义、义恉、真谛、致义、学识等等。

　　春秋以前，“氏”是用来区别贵贱的，可以封地、官位、职业特点等为“氏”；姓是用来区别婚姻的，同血缘的人不能通婚。秦汉时，姓、氏已不再分称，有的已以氏为姓。据说陶、唐、杜、范、刘等姓，皆是尧的传人，那么姓已经不同了。看是否一个大家族的人，主要凭家谱。家谱上都记有姓氏的来源，更记有什么时代、居在何地的可知始祖。家谱，从可知始祖，一代一代，按世、按门（支）记录着族人的简单生平。所以认同宗，要查谱、论世，方可准确和不乱辈分。

　　家谱是家族发展的史和志，旧时修谱是家族中最重视的大事。多规定三十年续一次，但因战乱或灾荒，加之几代没有有名望的人主持，也难以做到按时续谱，但是凡修谱者对血缘关系，强调很严，同姓人联宗要溯源有据，入谱的每个人要支系清晰，外姓继承人不得入谱。严归严，攀附权贵联宗者常有；单门独户人，找其同姓名门旺族联宗者亦有之。所以，家谱血缘的纯粹性，也不是绝对的。

　　本地的谱系记载有家谱、谱碑、家堂轴子等方式。家谱是家族世代连续记载的谱籍，多有各门掌门人保存。谱碑是记载立碑人之前的阶段性家谱，多立于墓林中，可供后人续谱参考。家堂轴子，是以五服制为主的门谱。供小家族祭祀用。

　　家谱可为地方志、国史提供补充资料，也可增强家族乃至民族凝聚力；但它反映着封建宗法制度，也大量宣扬着封建伦理道德。家谱上有像者，皆达官贵人。所宣扬的女性，除诰命夫人即贞节烈妇。

　　家谱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很强的传承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修谱之风曾一度再起。

　　家乘，即家族的史书；谱牒是古代记述氏族世系的书。

　　秦汉以前，只有帝王诸侯有谱牒。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特别重视门第、血统和婚姻等方面的纯洁性和排它性，以维护自己政治方面的特权，于是贵族和平民都有了谱牒，从而谱牒学也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唐宋以至明清，各个姓族不断修续谱牒、家乘。现存的家乘、谱牒，大多是明清时代修撰的。

　　谱牒加深了豪门大族与庶族寒人之间的鸿沟，使世家大族内部嫡庶尊卑关系得以强化。它用血缘关系的纽带模糊了阶级意识，使封建宗法制度得以维持和巩固。但是，家乘、谱牒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文献价值。就张姓的家乘、谱牒而言，它记录了张姓诸家族的氏族来源、世代系统、人物传记、迁徙居住、婚姻嫁娶、子孙繁衍和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不失为研究家族史、社会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傅杰讲论语》文稿—147杨树达一家三代对《论语》的研究

呦呦鹿鸣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本集文稿

古代有学者研究传统学问,学问可以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比如清代学者,一门研究儒家经典,几代都以经学研究而闻名于世。清代最有名的论语专家刘宝楠,写了一部详细的论语注释《论语正义》,代表了清代研究论语的最高水平。可惜书没写完就过世了。他的儿子叫刘恭冕,就子承父业,把这个书续完了,成为不朽名着。

台湾有位已故的大学者叫周法高,他曾发表文章说,像德国和日本,还有祖孙几代研究某一学问的家族,比如写中国历史,三代一代一代接着写,就以研究某学问,为家族的事业,家族的光荣。但中国上世纪自抗战后,先是战乱,后是运动,就较少有这种家学的传统。当然个别例子还是有的。比如我们上次讲的钱穆,他的儿子钱逊先生,是清华大学教授,也写了一本很好的《论语浅解》,在北京出版社出版,后来又修订改名叫《论语读本》,在中华书局出版,最近又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了个注本,他还写过《先秦儒学》等著作,对儒家有很好的研究。

除了钱家父子,还有三代研究论语的例子。比钱穆还年长、1885年出生的杨树达先生是老辈研究古汉语和古文献的大师,早年留学日本,在北京教过书,在湖南教过书,毛泽东早年还听过他的课,他一来根底好,很多古书背得很熟,二来既有很好的传统根底,又善于吸收新理论新材料新方法,在学术上有不少创见,三来非常勤奋,不断博览群书,不断勤做笔记,不断撰写论著。据他自己说,他隔两米就看不清对面人的长相,而他夫人说,在电灯不普及的时代,每天早晨光线刚从窗外透进来,他就坐在窗下看书,一看几个小时,所以视力受损太厉害了,换来的是众多重要的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过杨树达文集,17册,20多种著作。

在论语方面,他有一本40万字的专著,叫《论语疏证》,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论语研究着作之一。他先录一句论语原文,然后他的疏证不是自己解释,而是从论语里抄录跟这几句话意思相关相近可以参看的段落,然后从唐以前的古书里抄录或者是谁引用发挥过这句话,或者谁说过意思跟这个相通或相近的话,注意他抄的不是论语注释的专书,而是其他各种古书中的相关材料。这比光抄论语注释的专书难度更大,因为需要你有大得多的古书阅读量才行。比如论语第章学而篇里"子日,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杨先生在下面就引了孟子荀子相近的论述,又引了论语雍也篇里对颜回"一箪食,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赞美,可以让我们掌握先秦大儒相同的观念另外在杨树达的论文集里,也有不止一篇论语文句的考订文章,其中一篇叫《温故知新说》。我们都知道温故而知新是孔子的名言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作为一个教师,既要故,也要知新,一种解释是只有通过温故才能知新,要不断地对已掌握的旧知识加以温习熟悉,可以体会到以前没有体会到的新东西,发现以前忽略了的现象和规律。而杨先生自己就是温故知新的模范位他特别熟的学生,曾经回忆"老人平常家居经常手不释卷,对用来研究的书籍,每每读了又读,不厌百回,这是一种温故的精神,因为温故,所以更能知新,一方面对材料更加熟悉了,一方面对熟悉了的材料运用起来更能融会贯通,例证丰富。人们只知道他学问渊博,不知道他的渊博,纯是从温故中得来杨树达在《温故知新说》里批评了两种人,种是能温故而不能知新,一种是能知新却不能温故。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对传统学问功力很深,但对某些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持排斥态度,这是温故而不能知新,就不免流于庸,就是平庸。另一个是看到西方的新学说,就拿来硬套中国的古书,有时并不符合实际,这是知新而不能温故,就不免流于妄,就是虚妄。他在文章里没有点名,但他的日记也收在文集里出版。他在日记里明说,温故而不能知新指的是黄侃,知新而不能温故指的是胡适。胡适当然是我们都知道的20世纪中国思想与文化界的大师,他从美国留学回来,确实有些地方拿西方学说来跟中国古书比附。黄侃是国学大师章太炎最杰出的学生,旧学功力非常深厚,但对某些新东西的吸收不像杨树达那么积极。所以杨树达对他们都有微词。

但在这里我要声明两点,第一杨树达可以认为胡适知新而不温故,黄侃温故而不知新,但我们是没有资格跟着这么说话的。因为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把握,根本是我们只能心向往之的,更不要因为听到杨树达的批评,就以为胡适黄侃的书都不值得第二,杨树达觉得在温故知新方面,他比黄侃做的要好,但他绝不是以为黄侃一无是处。相反的,他批评的都是最看得起的人,他对黄侃的学问当然是佩服的,绝对承认黄侃掌握的东西自己还没有全部掌握,所以他的侄子跟他读书,他觉得还不够,明确指示侄子再去磕头拜黄侃做老师。从这个事例就可以说明问题。而他的侄子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写《论语译注》的杨伯峻先生。

杨伯峻先生生于1909年,论语孟子当然是他从小书读的书。他师从杨树达,又师从黄侃,在古汉语与古文献方面打下了坚实全面的基础,不到30岁就出版了研究古汉语语法的专著。在古文献方面,他注释的左传和列子都很受好评,而被更多人知道,当然是因为他为论语和孟子做的译注。《论语译注》是1958年出版的,到今年正好60年。这本书的影响太大。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杨伯峻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为了帮助更多的一般读者比较容易而又正确的读懂论语,给论语做了译注。论语在他之前也有人翻译过,但都不像他这么专业,也不像他这么认真,从注释到翻译,从字词句到古代的名物制度与风俗习惯,杨伯峻都广泛参考了前人的研究,参以自己的心得,尤其是作为古汉语专家,他事先编论语词典,全面弄清楚论语的语词用法之后,再来给论语作译注的。他说,"要写论语译注,必须先深入了解论语本书的体例,词汇,语法,就是每词每句在当时的本意。我看了某些人搞的古书译注本,并没有下大功夫,其中较好的不过就他的水平依字面翻译,并不考虑作者的本意,未免把译注看得太容易了。我认为无论读什么书,必须先探求作者的用心,才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若要得作者的用心,一定先求当时语句的流行意义。所以我在着手译注论语之前,先写了论语词典。"花过这样的功夫。所以杨先生的这部译注经历了一个甲子,60年来仍然长销不衰,至今没有被后出的那么多译注所取代,正应了那句名言,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他的这本译注经过杨树达先生的审定,然后他又请了北京大学的两位大学者,一位是古汉语大师王力提意见一一位是哲学史大师冯友兰提意见,冯友兰还专门给他的书写了推荐意见,这个推荐意见的手稿,现在还保存着冯友兰在推荐中说:"兹送上北京大学中国语文系教授杨伯峻先生著的论语今译稿本。论语这本书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极重要的资料,但是文约义丰,极不好翻译。杨先生是古汉语文法学家,他的翻译大概是从文法方面着眼,有些地方从义理方面看,还有可以商酌讨论的地方。但是论语这部书将来要有很多的翻译本。杨先生这个翻译本曾经用过很大的功夫,又经过杨树达先生的校正,对于研究论语的人及般读者都有很大的帮助。我建议由你们出版。正如冯友兰所预料的那样,现在确实出了各种各样的论语的译注本,也正如冯友兰所说的那样,任何一本论语的译注本都不可能没有点毛病。现在还有人写出了《杨伯峻论语译注商榷》这样的书,但不少条都是可讨论的问题,不属于杨伯峻的硬伤,不影晌我们的阅读而后岀的各种论语译注,也不可能不以杨伯峻的书为主要参考资料。

杨伯峻是杨树达的侄子,杨伯峻有个侄子叫杨逢彬,是我的朋友,现在是上海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他是北京大学的古汉语博士,早年对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做过改编,以两个人联合署名的方式,在岳麓书社岀版。后来他潜心研究,在前年由北京大学出版了《论语新注新译》,对很多疑难字句作了考证,是一部很下功夫的论语新注新译本。他当然会继承很多杨树达杨伯峻的研究成果,但对某些地方也都实事求是地提出了补证意见。因为他的书里有很多条考证,这部书对非文史哲专业的读者来说,读起来有点难。而他们杨家三代研究论语,都有重要论著问世,称们杨氏二代究论语,都有里要论者同世,称得上是现代论语研究史上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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