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君子不妄动，动必有道；

2、 第二、君子不徒语，语必有理；

3、第三、君子不苟求，求必有义；

4、第四、君子不虚行，行必有正。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士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

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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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背景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划时代的历史变革中，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

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

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儒家思想

仁”是儒家思想伦理道德的最高境界,但是,落实到个人的具体修养上,“君子”则是其理想的人格典范曾参强调“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试图以君子的成立来辅助仁的修养的实现或者是将仁的高标准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君子人格上

对君子的含义要求,孔子曾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讲得比较 广泛,只是讲言行中各个方面的总的原则曾参则进入了更具体的要求他说：“君子有三费,饮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乐,钟磬琴瑟不在其中……有亲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遗,此一乐也；有亲可畏,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乐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乐也……少而学,长而忘之,此一费也；事君有功,而轻负之,此二费也；久交友而中绝之,此三费也”(《韩诗外传集释》)另外,《曾子立事》篇还有大量的对君子的严格要求,比如：“君子不绝人之欢,不尽人之礼,来者不豫,往者不慎也去者不谤,就之不赂,亦可谓之忠矣君子恭而不难,安而不舒,逊而不谄,宽而不纵,惠而不俭,直而不往,亦可谓知矣”又说：“君子入人之国,不称其讳,不犯其禁,不服华色之服,不称惧忄冒 之言,故曰：“与其奢也,宁俭；与其倨也,宁句”

显然,对君子的定义大大超过了“九思”的具体性和严格性,虽然并未超出“九思”的范围要求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这种师徒相承的样式,是很具有代表性的由于曾参学派对“君子”的要求过分严厉,所以有时又不免流露出一些道家者流的味道《曾子立事》篇还说：“君子不绝小不殄微也,行自微也不微人,人知之则愿也,人不知苟吾自知也,君子终身守此勿勿也”“君子见利思辱,见恶思诟,嗜欲思耻,忿怒思患,君子终身守此战战也”这种做人的小心翼翼的态度,虽其要求基本上还是在儒家的范围之中,但用道家的逻辑来要求君子,其消极避让的倾向已很明显这种倾向,也许是曾参当初要避免的,但思想的发展,形同其他许多人能参与其中的事情一样,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会出现自身难以把握的变形曾参对君子修养的要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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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家“君子人格”的思考

儒家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价值论是儒家哲学的核心，而“君子人格”则是与它的价值论相联系的，是其价值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的价值论在价值目标上向往个人道德的高尚和社会道德的普及，即：追求一种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君子人格和德化社会。这一价值目标在中华民族个性品格和人格的塑造过程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甚至到现在仍扎根于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心理的底层，虽然儒家的价值论中有不少消极因素，对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利，直至有些人喊“儒家文化该退休了”，也许正因为此，我觉得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同时，有必要剖开儒家哲学的价值体系，辨别其利害得失，功过是非，以确立人们对它的正确态度。

　　我们知道，儒家创造了伦理型的价值体系，追求一种理想人格。从史料中，我们也可以得知：儒家关于这种理想人格有好多种说法：“圣人”、“贤人”、“仁人”、“志士”等等。但是，最典型的、最理想的还是“君子”，对君子人格的基本特征和崇高价值，从孔孟到宋明时的儒家们都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和高度评价，那么，儒家所追求的“君子”竟究是什么样的呢？也就是说，儒家所追求的“君子”应具备哪些条件呢？下面，我将从四个方面谈点自己很不成熟的看法：

　　（一）仁、智、勇

　　儒家哲学家认为，成君子者，非仁、智、勇三德不可。亦即通常所说的：“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这里所说的“仁”是指道德而言的。关于仁德，在儒家塑造的“君子”中，几乎包括了所有德目。谢无量曾将散见于《论语》、《诗》、《书》等书中的德目选集了四十八个：曰诚、曰敬、曰恕、曰忠、曰孝等，这些无一不是出于儒家们之口（其中很多出于孔子之口），最清楚的是孔子答复颜渊问仁的一段话，这段话应当看为对“仁”的比较全面的正面论述。“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除此之外，还有孔子答子贡的一段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雍也》）。这两段话，前者讲的是克己复礼。后者讲的是立己达人。前者从约束修己方面讲，复礼集中表现了仁的政治倾向性，后者从积极方面讲，但也离不开克己复礼的原则。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也就是说：为人之道，总而言之只是一个仁而已。孟子以后，汉代董仲舒论仁最晰，他以对人对己分别仁和义，爱人为仁，正我为义。实质上，仁即为人处事之道。不过，这种道是有崇高境界的。毛泽东曾经把它解释为友爱、团结，是有道理的。

智：才慧的意思。“智者不惑”，一个人只有掌握了全面的知识，才不致被假象所迷惑，才有可能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孔子提倡在前人的基础上学习，“不践迹，亦不入于室”（《先进》）。他强调，“博学于文”（《雍也》）、“学而不厌，悔人不倦”（《述而》）、“发奋忘食”、“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学而》）。他自己正是这样好学一生的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便是证据。因此，他才成了比同时代人，以至在以后相当长时间内无人可与比拟的学者。他自己讲：“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可见他好学求知的境界。

　　勇：从整个儒家哲学来看，谈勇并不多，但它却是达仁成君子的重要一条。“勇者不惧”，“见义不为，无勇也。”可见，儒家所谈之勇主要是指一个人的气质、胆略。如果一个人胆小怕事，无论如何也成不了大事业。

　　仁、智、勇三德融为一体，其中仁是中心，智者知仁，勇者行人，也就是说，只有智、勇才能达仁。并且由此构成一个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杀身成仁的理想人格。

（二）文、质兼备

　　儒家的突出代表孔子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也就是说，君子人格包括“文”和“质”两个要素。这里所谓的质指的是内在的道德品质，其内容仍以“仁义”为主。孟子说：“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离娄》）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卫灵公》），又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此外，君子之德还有智勇等。所谓“文”指的是对古代文化典籍的知识素养，高度的文化修养以及文雅、庄严的风度仪容，以知识、礼仪、风度为内容。因之“文”总是与“学”和“礼乐”联系在一起的。“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利”；（《雍也》），“文之以礼乐”、“礼以行之，逊以出之”（《卫灵公》）；“色思温，貌思恭”；“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正其衣冠，尊其瞻视”等等都属于“文”的素质内容。司马光说：“古之所谓文者，乃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答孔文仲司户书》）大体可以概括儒家所说的君子“文”的素质的各个方面。儒家认为：君子人格的素质应该是仁义道德（质）和知识文化素养（文）二者的完满统一，所以孔子反对只具备某一方面素质而忽视另一方面素质的片面性。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雍也》）。也就是说：光有仁义道德的质而无礼乐修养的文，尽管朴实，但未免显得干瘪、贫乏、土头土脑，不配成为君子；反之，仅有礼乐修养的文而没有仁义道德的质，就显得华而不实、虚伪，同样不配成为君子。当然，在两种素质结构中，儒家比较强调“质”——即：道德品质一面，要求君子“义以为上”、“无终日之间违仁”。（《里仁》）而且指出，“文”要为“质”服务，主张“君子学以致其道”，“学道则爱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三）重义轻利

　　重义轻利是儒家君子基本的价值观念。君子穷不失义，弱不丧志。“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这并不是说儒家不懂得利欲与人的关系，只是在义利关系上相对于利来说，重视义，即人的道德品质修养罢了。孔子就是一个很重实际的人，他既承认了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里仁》），也讲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不过，他仍把利看得比较轻，并把义利之辨看成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线。他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孟子尚义反利，比孔子更甚。他认为，一切行动惟须以义为准绳，更不必顾虑其他。“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离娄》）。在《告子》里也提到：“去利、怀仁义以相待”。自孔孟以后，儒家学者大多数把义利之辩作为君子、小人的根本区别，把重义轻利视为“君子人格”的基本标志。南宋著名理学家朱喜曾说过：“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集》卷24《与延平李先生书》）直到王夫子仍坚持这一价值观念，认为“君子、小人之辩，人、禽之异，义、利而已矣。”（《读通鉴论》中册61页），重义轻利的价值观，表现在生活中，就是重视道德境界的提高，反对对物质生活享受的追求。儒家强调君子应该“心不役于形，神不逐于物”，应该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追求道德的完善和心灵的净化，鄙视、贬低那些只顾蝇头小利的人。孔子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谋道不谋食，小人谋食不谋道”、“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他一生可可怜怜、栖栖遑遑、生活贫困、但仍保持着旺盛的精神状态，为弟子榜样。

（四）心胸坦荡，成人之美

　　儒家认为：君子是“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孔子语）的人，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孟子语）的人。君子的社会责任就是实现仁义之备于天下，“君子之仕，行其义也”；“仁以为己任”（《论证》）。由于君子任重道远，因此，必须培养自己可以大受的责任能力。对此，君子应有高度的自觉性。“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知己也。”“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他要求自己有高度的责任心敏行慎言，虚心好学，勇于改过，忠于上司，力争上游、善于合群，安分守己。只有这样，君子才能承担国家重任，完成自己的使命，“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千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论语》）。君子既要心胸坦荡，又要成人之美。要做到：“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也就是说，要做到庄矜而不争执，合群而不搞宗派，要严格要求自己，“君子求诸己”；“讲大信，不讲小信”、“君子贞而不谅”（《卫灵公》）。“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这里要说明白的是，儒家的所谓“不争”，并不是说对其所确立的理想目标不努力争取实现，在这一点上，儒家还是提倡努力争取的，主张“当仁不让于师”，“勇者不惧”、“勇而有义”，儒家在君子人格修养上要求的不争是指，不争利欲。所谓“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欲而不贪”、“戒之在色”，“戒之在德”皆指此。二是指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不与人争斗，严于责己，以和为贵。所谓君子“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矜而不争”，“和而不同”、“成人之美”，也是指此而已。三是指不争权力，不作超越自己权限的事，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这三点就是儒家在君子人格修养上所讲的不争的主要内容。因此，我们不能单纯地把儒家的君子不争理解为希望人们做不顾原则，不分是非的好好先生，在与人相处时一味地一团和气，“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卫灵公》）。我们知道，儒家哲学的根本目标在于：一方面追求人与人的和谐一致。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四海之内皆为兄弟”。另一方面，又具有积极乐观有为的精神。孔子虽然承认天命，但并不是消极地等待命运的安排，而是积极努力争取达到人力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孔子就是个忠实的积极入世的现实主义者，强调“内圣外王”、“修齐治平”、要求将内在的思想修养外化为治国正俗的事功，强调兴邦治国，化民为俗。《易传》提出：“刚健”、“日新”、“自强不息”的重要原则，提倡刚健的精神、宣扬日新、勉励向上，不断提高。可见，儒家特别是孔子的处世态度并非单一贯之，但并不是矛盾的，这正象我们现在既主张党性、原则性、斗争精神等，又主张灵活性、团结等。孔子的处世态度是春秋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诸侯争雄、战争连绵、国内明争暗斗、勾心斗争的复杂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他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心境里，抱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矛盾心理度过了一生。儒家提出的“和”则是针对你争我斗的混乱情势提出的，规劝人们“以和为贵”，达到国安邦定的目的。

　　此外，儒家还把“执两用中”的思维方式作为君子人格的一个必备条件。儒家要求君子按照“中庸”原则进行思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这里所说的中庸的思维方式是指：把矛盾两端直接结合起来，使双方处在和谐的统一体中，每一方都在自身应有的适当的限度内发展，不可突破其限度而压倒另一方，以免引起矛盾统一体的破坏。所以又把它叫作“执其两端而用中”（《礼记·中庸》），因此，儒家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认为这两者都是失度的，即过犹不及。儒家认为“中庸”的思维方式是最理想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最高尚的道德，倡导君子要“用中”的方法把“中庸”之道贯彻到自己的处事和修养中去，做到“周而不比”，“和而不同”、“群而不党”、“泰而不骄”、“矜而不争”（《论语》）等，可见，儒家把“中庸”作为君子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综上所述，“君子”寄托了儒家的理想人格，会萃了历代华夏人民的优良品质，几乎成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化身，对于形成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传统道德起了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马克思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马恩全集》第四卷174页）， 中国的传统道德，经历了几千年的沿革以后，经过历代洗筛，终于形成了中国人民优良品德的结晶，象忠诚、坚定、正直、热忱、勇敢、刚毅、谦虚、谨慎、克己、节制、明智、勤劳、艰苦、朴素、文明、善良、团结、互助等。这些优良品质作为传统道德的范畴，已经深深地凝聚在中国人民的传统道德之中，同时也激励着人们用相应的道德行为去实践。从个人来看，它可以构成一个人的高尚的道德情操；从整个社会来看，必然形成有别于其他异国邦族的中华民族独有的良风美俗。历史上那些为祖国、为人民、为真理而忘我奋斗、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无一不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皎皎者。很显然，儒家塑造的“君子”形象，在旧的传统文化道德中树起了一个榜样，它的影响是深远的。但是，历史地去考察儒家的理想人格——君子，则很明显地印记着封建道德的烙印，暴露出了君子的极大奴性和封建宗法的类似宗教的盲目信仰，如守礼、忠、孝、节、义等。因此，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也就必然地成为鲁讯先生所批评的旧礼教的牺牲品。是的，儒家的“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仁义礼智、孝悌忠信、温良恭俗让等道德规范，吸收了道家无为、不争、知足、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形成了十分严密完善的协调性道家体系，仁义礼智、说穿了就是要人们在已经形成的封建等级制度下安分守己的生活，不要试图越过等级、破坏等级，否则就是不仁、不义，非礼无智，对上级要忠，对朋友要信，对父母要孝，对兄弟要悌，上下左右的关系都有道德规范来约束，每一个人都被固定在一个纵横交错的十字纽结上，成为不可动摇的伦理关系网上的一点。“思不出其位”，不要说和做非分的事，连越出自己位置的非分想法都不应当有。整个道德都是用来协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各个等级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的。这一切，岂不束缚了人的个性的发展，肯定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知道，要发展市场经济，首先得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中国伦理生活的大趋势》认为，需要的是强者。而强者就再不是统治者愚民政策孕育的结果，而是人民群众主宰自己命运的体现，不是仅仅为协调人际关系，而是始终以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为己任，勇于创新、勇于开拓，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是人类进化的结果，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愿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多涌现些强者。

慎独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概念，慎独讲究个人道德水平的修养，看重个人品行的操守，是儒风（儒家风范）的最高境界。对于其含义，人们一般理解为“在独处无人注意时，自己的行为也要谨慎不苟”《辞海》，或“在独处时能谨慎不苟”《辞源》。

慎独是儒家修行的最高境界，举一例而言其深。

慎独

慎独

君不妨以慧心以观世，芸芸众生，一人不言不语，不哭不笑，不悲不哀，为之初见此人，席其身旁而坐，亦无过人之处，此人却散发着一种磁场，一股正气，压的人好生喘不过气来，唯有率先打破气氛得以解。此何人也，其必是集“儒风五行，仁义礼智圣，诚于中，形于外，内外道德品行兼修慎独之辈”。

在《大学》原文中，有这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小人闲居为不善”，意思是小人平时喜欢做不好的事情，当他见到慎独的人后，却试图伪装自己，“掩其不善，而着其善。”然而，人们的内心与外表往往是一致的，平时不好的意念、想法总能在行为中表现出来，“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勉强在形迹上伪装是伪装不了的，只有像慎独的人一样“诚于中”，才能“形于外”，“诚于中，形于外”是慎独的一个主要含义。

儒家对于慎独的解释是：“能为一者，言能以多为一；以多为一也者，言能以夫五为一也。”“慎其独也者，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谓也。独然后一，一也者，夫五为一也，然后得之。”“仁义礼智圣”为其五，也就是儒家风范的重中之重，通称为“儒风五行”。

按照“儒风五行”的规定，它是五种“形于内”的“德之行”。仁义礼智圣虽然是“形于内”、形成于内心的，但它还有“多”的嫌疑，还没有真正统一于心，故需要舍弃仁义礼智圣形式上的外在差别，将其看作一个有机整体，使其真正统一于内心，故说“一也者，夫五为一心也”。因此，这里的慎独实际是指内心的专注、专一，具体讲，是指内心专注于仁义礼智圣五种“德之行”的状态。

慎独释为诚其意，是“儒风五行”的理解，还是当时人们的普遍理解？难道《大学》、《中庸》的慎独也是指诚其意吗？回答是肯定的。先秦典籍中的慎独都是指诚其意，《大学》、《中庸》也不例外。

《大学》中提出“三纲领”和“八条目”是内圣外王的具体化。“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注重自我和亲民的统一。

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将修身作为安身立命的出发点，将治国平天下作为外王的实现。这八个条目也被视为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的具体途径。儒家的“内圣外王”被最简明的概括为“修齐治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可以说，“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体系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内圣”和“外王”的统一，就是学问和事功的结合，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结合，因而被视为完美人格的体现。

儒家《大学》所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实际上体现了一种从心灵秩序到社会秩序的过程，从内在的修养过渡至外部的强大的过程。

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的是圣贤气象，在现实世界的追求则是一种君子人格，这种君子人格刚柔并济，内外兼通，乾坤合一，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儒家君子的行为乃是“刚健有为”的行为，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与执着。

儒者将“内圣”与“外王”合一，因此历来儒家都主张创造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价值，这就是“内圣外王”的追求。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大儒，如范仲淹、王阳明、曾国藩等，他们不仅自身修养境界高，而且在事功上有建树，成为真正“三不朽”的大儒。

需要指出，“内圣外王”虽然体现的是儒家最高的理想人格和价值追求，但“内圣外王”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常常会出现“内圣不外王，外王不内圣”的局面。可见，两者的融合非常艰难。

无论如何，儒家“内圣外王”作为一种人格修养思想，主张“德性”和“事功”的统一，即便在今日也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所在。中华文化中自古有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价值追求，这也是内圣外王的生动写照。

在现实社会中，“内圣外王”的理想是我们每个领导干部都有启发。要充实自己的内心世界，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更要努力亲民，夙夜为公，达成外王的事功。追求内圣外王，就是要在“修己”中“安人”，真正达到以“德”治人。

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更要我们经常的反思，检讨自己的言行，思量个人行为的准则，从而真正使内心世界强大，使我们能够实现自己的经世济民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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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

“内圣外王”最早出现于《庄子·天下篇》。《天下篇》作者说：“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道）。此即“内圣外王之道”。照《天下篇》看，“内圣外王”是天下之治道术者所追求的，“内圣”是作者的人格理想，它表现为：“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

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

“外王”是作者的政治理想，它表现为：“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天下篇》作者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儒道法三家思想结合的产物。

其内涵通俗的讲，“内圣”就是修身养德，要求人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的统一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

虽然“内圣外王”一词不是直接出自儒学和孔子之说，但《天下篇》作者所阐述的“内圣外王之道”与孔子儒家思想有相通之处，这就为儒家采用这一术语提供了理论依据。

言论

在“内圣”方面，孔子主张，“为仁由己”。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仁人，关键在于自己。正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

在“外王”方面，儒家以“修己”为起点，而以“治人”为终点。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在孔子的思想中，内圣和外王是相互统一的，内圣是基础，外王是目的，只有内心的不断修养，才能成为“仁人”“君子”，才能达到内圣，也只有在内圣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安邦治国，达到外王的目的。

同样，内圣只有达到外王的目的才有意义，外王实现了，内圣才最终完成。比如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立身，通达了，也不要忘记使别人也能立身，通达。

也就是说，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也要满足他人的需要，两者都满足了，才是一个真正的“仁者”，也才能真正做到“内圣外王之道”。立己，达己是基础，立人，达人是归宿。

政治思想

孔子“内圣外王”政治思想中，体现了道德与政治的直接统一。儒家无不讲道德，也无不谈政治，认为政治只有以道德为指导，才有正确的方向；道德只有落实到政治中，才能产生普遍的影响。没有道德作指导的政治，乃是霸道和暴政，这样的政治是不得人心的，也是难以长久的。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v][5]要求政治家首先出自道德家，统治者只有先致力于圣人之道，成为“仁人”，才可能成为天下爱戴的“圣主”。怎样才能成为道德家呢？按照孔子的言论，要做到“仁”与“礼”，达到内圣，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统治者。

在孔子思想中，政治和道德教化是不分的。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以下层百姓为对象，以礼乐为主要工具，辅以刑政，试图达到“名人伦”的目的，来稳定民心，稳固统治。

道德与政治的统一，也就是由“内圣”到“外王”。这里，“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础，“外王”是“内圣”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修己”自然能“治人”，“治人”必先“修己”。

-内圣外王

孔子很重视培养学生的坚强的意志和约束力，同时还要求学生时时反省自身，提高自己

由以上君子人格内涵的分析可知，君子人格是内在修养和外向的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统一，是一种追求知，情，意统一的人格境界。这种知，情，意统一的人格境界对我们今天21世纪的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塑造是不无启迪意义的。但君子人格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对学生进行长期的教化和培养。我们除了借鉴吸收君子人格品质外，更重要的是借鉴培养君子人格的方法和途径。孔子为了将弟子培养成一个个君子，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不仅教授弟子各种知识，还严格要求弟子的言行举止。孔子很重视培养学生的坚强的意志和约束力，同时还要求学生时时反省自身，提高自己。作为老师，孔子以身作则，他的伟大的榜样力量深深地激励弟子不断地向着理想人格迈进。孔子的这些培养学生君子人格的方法，都是我们今天仍须借鉴的方法。下面，结合当今我国青少年的人格现状及学校人格教育，具体分析孔子是如何培养学生的君子人格的，从中探索一些当今人格教育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方法和途径。

1．德教为先

孔子教育学生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君子理想人格。而君子最根本的就是要学会做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里的“本”就是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学会作为一个有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为此，孔子要求学生“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明确主张把德育放在第一位。要求学生通过学习做人之道，具备君子的品格，掌握治国平天下的本领。

孔子教育学生把完善人格作为做人目标这一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我国当前教育重智能轻人格的教育现状来说可谓“切中时弊”。充分认识“德教为先”的重要意义，深入开掘孔子培养君子人格的德教思想，认真借鉴和吸取其合理成分，对于当今学生的道德教育大有裨益。如针对当前学校学生中存在的不良道德状况，我们一定要加强学校道德建设，改变重智轻德、重分数，轻人格的教育现状。而如何加强学校道德建设，孔子的德教思想也给了我们深刻的启迪。如把注重功利的道德心态引导到崇道尚义、见利思义的价值轨道上来。把主体性意识引导到自觉的道德精神上来。当今的学生，热情奔放，乐于思考，个性特征鲜明，主体意识在不断增强。将学生的这一特点引导到敬仰道德，并自觉地践履道德，加强自身修养上来，是学校德教成功的关键。在实际生活中，有些学生对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在道理上是清楚的，如果回答问卷或评论别人的是非，也能说得头头是道，但一轮到分析自己却糊涂了。可见，有道德观念，而没有道德自觉精神，道德教育是不能奏效的。孔子尤为重视人的道德实践精神。他讲的君子理想人格的培养，道德教育内容的实施，无不求诸人的内心，及求诸人的道德自觉精神。如何将道德理论转化为道德现实，使道德内容不至于成为口号，孔子的这一徳教思想仍值得我们借鉴。因此，在实际操作中，教育者除了向学生传授道德理论，还需向学生研究分析社会上涌现出的道德楷模，激发学生的情感，启发学生的理性，同时还要配之于法制教育，日常行为规范管理及严格的纪律。

2．博学于文

人是学而知之的，非生而知之的。没有学习，则不可能懂得为人之道。要实现君子人格，就要持续不断地努力和坚持不懈地学习。孔子深知，要实行“仁道”（君子之道），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君子状态，首先得使人懂得“仁道”。但是，没有实际的学习行动，则是不可能实现其理想人格——君子人格的。他自己的修养历程，就是从“志于学”开始的。他在培养弟子人格时，也要求学生“博学于文”。孔子所谓的学习内容是非常广泛的，既包括《诗》、《书》、《礼》、《乐》等内容，还包括一些为人处世、为官从政的基本道理。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弟子可以广博见闻，培养能力，知书达理，存仁守义。可以说“博学于文”是修为君子的必经途径。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所谓“六言六蔽”就是六种品德六种流弊。“仁”“知”“信”“直”“勇”“刚”都是君子的品格，但是如果不通过“好学”来把握它们的实质、尺度，那它们就会产生弊端，走向反面，即没有用学习来辅助人格修养的行为就不能真正取得良好的效果，就容易走向反面。学习是获取知识和积极修养的主要方式，是君子人格修养的必备法宝。

孔子要求弟子“博学于文”，通过学习来懂得“仁道”（君子之道）的方法。其实就是对学生“知”的培养，使学生通过学习，获得“知”的高层次发展，从而懂得君子之道，提高自身修养，完善自我，拥有正确的人生信念和人生追求目标——能“泛众爱”，“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对我们今天人格教育的启示就是：要对学生加强认知教育，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推动优良人格形成的精神动力，也是构成健全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学校教育注重对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而疏于对学生怎么认识和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为此，当今学校在人格教育中应吸取和借鉴孔子培养君子人格的方法，通过多种形式让学生在“博学”当中去提高自身修养，去体认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如可通过课堂教学，理论讲座，专题报告，社会调查与研究等形式，使学生正确地观察、分析和理解客观事物与社会现象，学会冷静、稳妥、积极的态度审视人生，认识环境和对待生活。

3．为仁由己

关注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是孔子人格教育成功的关键。人格教育是强化和内化的统一，需要学生发挥主体性，因为教师的教育只是影响学生的外部因素，外因必须通过学生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等内因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孔子在培养学生君子人格时，就充分认识到了人的主体作用。所谓“君子求诸己”，“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说明孔子是很关注学生的主体性的。那么在教育实践中，孔子是如何建立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的呢？孔子从培养君子人格的目标和自己的亲身实践中总结出以下原则：一要立志，“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志于仁就是以实现仁道为志向，走仁的道路，坚定自己的信念；二要力行，强调“力行近乎仁”，只有努力按道德规范实践的人才接近于仁德。三要内省，就是要对日常所做的事，进行自我思想检查，对自身不断地反省，提高。即“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醒也”。

因此，由孔子“为仁由己”的主体性的教育观为依据，教育者应充分尊重和调动学生的主体性，努力设法增强学生的人格建构意识，使他们懂得优良人格是个体主动构建的结果；指导学生学习和掌握一些自我建构的有效方法和技巧，如“吾日三省吾身”，严格解剖自我，然后选择有效的途径去克服弱点；指导学生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有针对性的座右铭来激励和督促自己，改造自身人格；指导学生针对自身弱点有选择地投身实践活动，从知行统一的角度来完善人格。

4．为人师表

孔子是他的人格理想的切实的实践者。对自己提出的思想，他总是尽力先去做到。他在试图将弟子培养成君子时，同样也在以君子人格要求自身。他门下的弟子，从他的一言一行中都可以体会到君子的风度，从他的言论思想中都会领悟的君子的内涵。孔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认为“夫子自道也”。在他看来，君子的追求就是老师对自身行为的表述。孔子的伟大人格魅力深深地吸引着他的弟子，不仅成为弟子学习的榜样，而且成为他们学习的动力，颜渊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孔子如立在学生面前的一座丰碑，孔门弟子一生不忘老师的教诲，不断追寻着老师伟大的人格形象。

孔子为人师表的伟大人格精神，告诉我们教师的人格对学生的人格形成是有深远的导向作用的。教师作为青少年健康人格塑造的楷模，必先受教育，使自己具有健康的人格形象，并以高尚的人格形象影响学生走向健康的人格之路。那么教师该从那些方面来以自身人格魅力影响学生，在塑造学生人格上以身作则呢？

首先，教师热爱学生是塑造其健康人格的感情基础。没有对学生的爱，也就没有真正的教育。孔子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爱护学生，关心学生是一个教师成功须具备的条件，对教育事业表现出充沛的精力和毅力，对青年一代表现出满腔的热情和关怀，这是教师应具备的情感意志品质。一个关爱学生的教师才能做到像孔子一样对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才能细致入微，扬人之长。坚持对学生精神上的理性引导，情感上的投资，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建立深厚融洽的师生关系，才更有利于塑造学生健康的人格。

其次，要把“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本是教育统治者如何管理百姓的，但孔子教育学生实践中同样如此。从孔门学生对孔子的评价中也可知，孔子是处处以身作则，躬行实践的。由于师德具有以身立教的作用，客观上要求教师必须达到比平常人更高的道德标准，需要更加重视道德修养，并能以实际行动，用自己的道德去影响和形成学生的人格，以自身的情操去陶冶学生的情操。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就是教师要把健康人格的导向作用潜移默化地贯穿于各学科的教学之中，使学生在接受知识，提高智能的同时，自觉地把学习与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联系起来。教师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给学生正确理想的确立起引导作用；以坚强的意志能力对学生心志的砥砺起激励作用；以高尚的人格行为对学生的行动起示范作用。

先秦君子文化人格的主要特征包括：关心国家和群体的积极进取精神，执著理想关注现实的忧患意识、坚持实践无怨无悔的独立节操。这几个特征具体表现为：

一、关心国家和群体的积极进取精神。儒家文化自孔孟以来就形成“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传道经世传统，士大夫希望通过塑造完整的理想人格对政治生活和社会风貌发挥重要影响。

二、执著理想关注现实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一种否定性的逆向思维，永远不满现状，甘于救助苦难，因而富有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经常忧虑未来，乐于防患未然，因而具备自觉意识和防范意识。忧患意识的实质，是一种追求完美的理想主义和关怀生命的人道主义。

三、坚持实践无怨无悔的独立节操。坚强是自我的坚持，是对尊严的扞卫。即使是面对敌人的屠刀，也坚持着自己的节操，镇定地吟出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篇。狭隘的人总是想扼杀别人的个性；软弱的人随意改变自己的个性；坚强的人自然坦露真实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