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谱的解释 [mass spectrum] 按照其质量分散开的带电粒子(如电子或核粒子)流的谱 词语分解 质的解释 质 （质） ì 本体，本性： 物质 。流质（流动的 不是 固体的 东西 ）。实质。质言（实言）。沙质。本质。质点。 品质 。 性质 。素质。资质。 朴素 ， 单纯 ： 质朴 。质直。 问明，辨别，责问：质疑。质问。质询。对质。 抵 谱的解释 谱 （谱） ǔ 依照事物的类别、系统制的表册：年谱。家谱。食谱。菜谱。谱系（a．家谱上的系统；b．物种变化的系统）。 记录音乐、棋局等的符号或图形：歌谱。乐（）谱。棋谱。画谱。 谱号 。 谱表 。 编写歌谱

万德古籍

温馨提示：毛泽东同志早在1958年曾说过：“收集宗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种以记述男性血缘为脉络的宗族世系之书，虽然带有封建性的消极因素，但是，谱牒所载的家族史，

族谱又称宗谱、家谱、家乘，是家族的民间档案资料，族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也是我国传统的历史文献之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族谱是我国古代宗法社会的特有产物，它通过“载祖德、立族规、明宗支、分族丛”，籍以增强“木本水源”，“敬宗睦族”的思想感情。毛泽东同志早在1958年曾说过：“收集宗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这种以记述男性血缘为脉络的宗族世系之书，虽然带有封建性的消极因素，但是，谱牒所载的家族史，包含了诸如姓氏来源、家族兴替、人口升降、民族迁徙、风俗习惯、社会变故、以及族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活动等，卷帙浩瀚，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无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

族谱在中国历史典籍中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和跨时代的社会文化功能，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随着我国史学研究领域的不断得到开拓，族谱的重要性再次为人们所认识。早在1984年11月20日，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发出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国档会字[1984]7号、办社图函[2001]29号），对于家谱整理工作和提供学术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知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它不仅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当前某些工作也起着很大作用。”

家谱与正史、方志一起，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家谱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修谱立志不仅有着学术研究、文物保护、道德教化的重要作用，而且对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强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有利于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当然，族谱也有弊端，要历史地、具体地分析。宗谱因为始于封建社会，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如，封建专制思想、封建迷信、重男轻女、重农轻商、三从四德等等。对这些不合时宜的、有害的应予以摒弃。但旧宗谱许多族规家训中体现了中华传统美德。如，孝敬父母，尊师重道，课子求学，爱国守法，以德为首，修身齐家，艰苦创业，勤俭为本，怜贫济困，戒止奢侈，禁止赌博等等。这些人伦思想、做人的规范、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今日仍可汲取并加以发扬。

总之，族谱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可以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促进各方面交流，促进团结，主流是应当肯定的。今日修谱，要用现代的精神，正确的观点来分析研究，扬其之精华，弃其之糟粕，既要挖掘、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优良之内涵，古为今用，又要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精神。

分类: 社会/文化 >> 民俗传统

问题描述:

越祥细越好

解析:

一、汉族高姓的来源 就人口而言，高姓现居中国姓氏第十五位。高姓的分布重心历来在中国东部，西部的陕北也较集中。除朝鲜、白、满、高山等少数民族也有少量高姓成员外，高姓绝大部分属于汉族。 见诸史籍的第一个高姓人士是“作宫室”的黄帝臣高元。后世高姓出自古老的姜姓，姜姓的起源则可上溯到中华民族的另一位始祖炎帝。周初，武王封灭商大军的统帅姜尚 (字子牙)为齐侯，号称太公。齐太公姜尚的6世孙(依《史记》则为8世孙)、齐文公姜赤有个儿子被封在高邑(在今山东禹城县)， 世袭“高子”爵位，名字就叫“高”，称作“公子高”。姜高的孙子名叫姜傒,字敬仲(一说是谥号)，相传号“白兔”，被周天子任命为齐国上卿，执掌军政大权，因和名臣管仲合作，使齐桓公称霸中原，建立大功，桓公赐“以王父(即祖父)名为氏”，因而叫做高傒。高傒就是后世绝大部分高姓子孙的共祖。高傒去世后，子孙世袭上卿的职务。高氏和同为上卿的国氏成为齐国最显赫的两大贵族。高傒墓至今仍在山东临淄敬仲镇白兔丘南村。田氏代齐，高氏衰落，族人多外迁鲁燕等国。直到东汉、西晋，高姓才逐渐复苏，并形成渤海、渔阳、辽东、广陵、河南五支望族。 二、高姓五望 1、高姓主流——渤海高氏的发端 东汉后期渤海郡太守高洪为春秋时期高姓始祖、齐国上卿高傒的25世孙。高洪担任渤海郡太守后，定居于郡内的蓚县(今河北景县)。高洪后裔十分兴旺，成为景县历史上最有名望的姓氏宗族。这就是天下高姓的主流“渤海高”。今县城南偏西15公里处，仍保存有绵延十余里的南北朝时期的高氏墓群。 高洪之后，直到南北朝以前，家族事迹在史籍中记载不详。只知道高洪的后代直至北朝时期累世为官。 2、渤海高的南方分支——晋陵高氏的兴起 早在东汉时期，吴郡无锡高彪、高岱父子皆为江东一代名儒。三国至两晋，是后世晋陵高氏产生、形成时期。晋陵高氏出自东吴丹阳(治今江苏南京)太守、广陵(治今江苏扬州)人高瑞，因而又叫作广陵高氏。浙江《萧山高氏家谱·原系图》把高瑞列为高洪之后，据此，晋陵高氏也是渤海高氏的分支。高瑞的4 世孙高悝迁居秣陵(今江苏南京南)，成为晋陵(治今江苏常州)高氏始祖。高悝后来官至丹杨尹、光禄大夫，封建昌伯。高悝之子高崧，于哀帝时官至侍中(宰相)，其侄高耆官至散骑常侍。隋朝时，高瑞13世孙高子长任秘书学士。高子长之子高智周于唐高宗时官居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然而南宋以后的晋陵高氏始祖是出自庐陵( 治今安徽合肥)的晋陵令高彻(号琼台)。 3、渤海高的北方分支——渔阳高氏的形成 早在春秋时期，齐国贵族高氏成员、高傒7世孙高止(字子容) 及高无丕先后在和政敌斗争失利时逃往北燕。西晋末“永嘉之乱”，中原世家大姓纷纷南迁，而渤海高氏主要是大规模向幽州(治今北京)一带移民。西晋光熙年间(公元306年)，高瞻补任尚书郎，“永嘉之乱”发生后，回到家乡县和叔父高隐一起率领乡亲数千家北徙幽州，和当地高姓先住民如涿郡高氏等汇合，形成渔阳(治今北京西南)高氏。雍奴( 属渔阳郡，今天津武清西北)人高原为西晋上谷太守、关中侯，其5世孙高闾文才超卓，于北魏明君孝文帝时担任中书监(宰相)，和名相高允并称“二高”。 4、渤海高的又一北方分支——辽东高氏的来源 高瞻率族人迁居幽州后，因王浚政策多变，难以相处，又随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迁往辽东(治今辽宁辽阳)。高隐曾任晋玄菟( 治今辽宁抚顺)太守，其7世孙中有一个就是北齐王朝高氏政权的奠基人高欢。随高瞻、高隐徙居辽东的高氏族人成为高姓五望之一——辽东高氏的源头。辽东新昌人高策曾在北燕主冯跋属下任散骑常侍、新昌侯，其子高育为北燕建德公，后率500余户向北魏太武帝投诚，官居太守。高育子高玄任武邑太守，定居县。高玄子高道悦于孝文帝时历任谏议大夫、御史中尉、太子中庶子。隋相高颍先祖出自渤海县，至边塞为官，子孙留居辽东，至高颍曾祖高高，于太和年间投奔北魏，世代为官。 5、河南高氏的渊源 宋代韵书《广韵》中列举的高姓五望族渤海、渔阳、辽东、广陵、河南，前四望均源于渤海，且至两晋之交均已发祥。唯有河南高氏形成的过程较为复杂。“河南”指河南郡，治所在今河南洛阳东北。南北朝以后“河南高氏”的内涵主要是北魏孝文帝时改为高氏的鲜卑族是娄氏。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孝文帝自平城(今山西大同) 迁都至洛阳，逐渐采取汉化政策，于公元496 年把内迁的鲜卑各部姓氏一律改为汉姓，史称“河南虏姓”。内迁鲜卑人均以洛阳为籍贯。“河南高氏”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古今姓氏书辩证》把隋朝吏部侍郎高孝基归于河南高氏。 6、其他高姓分支 除《广韵》等古籍列举的上述高姓五望外，历史上还有其他源于渤海高的高氏分支。例如: 高句丽高氏 出自渤海高的高顾、高抚兄弟也是在“永嘉之乱”中逃往高句丽，北魏献文帝时， 高抚之孙高潜归来居于辽东。高顾4世孙高飏、高乘信也于孝文帝时回归北魏。高飏的女儿和一个孙女成为皇后，高飏之子高肇、孙高猛则成为驸马。高肇还位居尚书令(宰相)的高位。今朝鲜高氏的一支出自此家族。 北海高氏 渤海蓚人高轨随鲜卑南燕主慕容德迁至青州( 治今山东临淄北)，此后定居于北海(治今山东昌乐东南)剧县，成为北海高氏开基祖。高轨4世孙高聪颇有文才，又兼习武艺，受到族祖父、北魏名相高允的赏识提携，历任侍郎、幽州刺史、安化将军等职。 京兆高氏 唐德宗时任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的高郢，先世由渤海蓚县迁卫州(治今河南汲县)，又迁至京兆( 今陕西西安)。高郢曾祖高卿任遂城(治今河北徐水西遂城)令，祖父高质为沧州(古渤海郡治)长史，父高伯祥任右拾遗，始定居京兆。高郢子高定官至京兆参军。 三、渤海高的兴衰 渤海高于东汉末形成后，至西晋渐趋兴盛，并形成上述多个支系。南北朝时期，渤海高已成为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士族的代表，进入鼎盛阶段。相继任大丞相的高欢、高澄父子控制了东魏军政大权，至高澄弟高洋，更以相国、齐王的身分接受东魏孝静帝(高欢婿)的禅位，成为北齐王朝的开国君主。 隋代国祚短暂，高姓人物只有几位北周遗臣。其中最为显赫的是在统一战争中立下大功的名相高颍，还有高欢堂弟高岳之子高劢和吏部侍郎高孝基。唐代高姓一度复兴。首先是高劢之子高俭(字士廉)作为太宗皇后长孙氏的舅父，成为开国功臣，于太宗时为相。后世各地高氏多为高士廉之后。唐代除高士廉外，还有4位高姓宰相。高季辅，高士廉族弟；高璩，高士廉8世孙；高郢，京兆人，出自渤海迁卫州一支；高智周，晋陵义兴( 今江苏宜兴)人，祖上出自渤海高支系广陵高氏。唐代渤海高文武齐飞，涌现6员名将，其中4人封王。高开道，自称燕王，一度受唐封为北平郡王。高崇文，先后封渤海郡王、南平郡王。高霞寓，受封感义郡王。高骈，高崇文之孙，受封渤海郡王。 经过唐代“安史之乱”、“黄巢起义”两次大动乱，继而演变为五代十国的纷乱局面，渤海高成员四处离散，而且谱牒散佚，以至五代时期以后，史籍中的高姓人物不再称作“渤海蓚人”，而是以各自父祖甚至本人出生地为籍贯，这也标志着渤海高已经解体。现存河景县(即古蓚县)高氏墓群下限为唐代，就是上述历史事实的反映。北宋亡后，高氏家族大批南渡，今南方各地高氏族谱仍普遍记载祖先出自渤海。 四、渤海高的后嗣 五代时期十国之一的荆南政权创建人高季兴自称为北齐勇将高昂之后，因而也是出自渤海高。荆南高氏和北齐相似，也是以尚武为家风。荆南是渤海高氏创建的第二个王朝。 北宋以后，作为渤海高后裔，世系最清晰，地位最显赫的，应属宋武烈王、名将高琼一系。流传至今的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六修浙江《海宁岩门高氏家谱》中保存着下署“皇宋龙飞至道元年归义节度使兼侍御亲军都指挥使六世孙琼”的《渤海高氏宗支图序》，序文说:“(唐)太宗时，高氏遍山东，在渤海者尤盛……德宗朝有讳岳者，申公七世孙也，谪判蓟门，卒于官舍。其子讳登者占籍于蓟……今奉为一世祖……大父讳霸。”《海宁谱·大传一》中又说: “公讳登，许国文献公七世孙、侍御公讳岳长子也。”可见“申公”就是唐太宗时任宰相、谥号“文献”的高士廉。据《海宁谱》，高琼为高登6 世孙，高士廉13世孙，高洪30世孙，高柴45世孙，高傒54世孙，姜尚62世孙(依《史记》则为64世孙)。高琼子嗣甚多。据宋神宗熙宁九年 (公元1076年)宰相王圭受命撰写的《二王碑》记载，当时武烈王高琼后裔已有儿子14人(均已去世)、女儿12人、孙遵度等63人、曾孙士先等145人、玄孙公庠等71人、来孙世祚等13人。高琼重孙女为宋英宗皇后、神宗生母，曾辅政三朝，史称“女中尧舜”。自高琼起，五世七人追封为王:高琼为武烈王，子继勋为康王，孙遵甫为楚王，重孙士林为普安郡王、士宏为武安郡王，玄孙公绘为咸宁郡王、公纪为新兴郡王。公纪之子高世则于北宋末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麾下行营副使，后“扈跸南渡”，金兵渡江南侵时，一直护从高宗赵构转战于浙东沿海，任元帅府参议，后担任万寿观使、开府仪同三司、温州节度使、太保。高世则长子高百之后裔世居温州，次子高千之后裔居山阴西(在今浙江萧山)。据《越州萧山高氏家谱》，北宋靖康年间，高世则及同辈兄弟二百余人南渡至江浙一带，家族另有数百人陷落中原。高世则家族散布在江南临安、钱塘、温州、山阴、上虞、平湖、海宁、仁和、余姚、余杭、台州、处州、宁波、无锡、苏州等地，成为今浙江高姓的主体。建炎年间(公元1127—1130年)，高宗下诏在杭州武林门内建高氏“五王祠”，内祀高世则五代先祖高琼、高继勋、高遵甫、高士林、高公纪。绍兴初(公元1131年)，在山阴县西梅花山白达湾建分祠，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起，又附祀少保忠节公高世则。钱塘高仪于明代官居文渊阁大学士(宰相)。据广东陆丰《高氏族谱·流源》，高琼之子高继伦之孙高耀祖和高继和之重孙高重光于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因逃“青苗倩”自山阴避居福建，分别居福清、漳浦。漳浦开基祖高耀祖之孙高登(号东溪)为进士、迪功郎、古县令，其第四子高拂聘岳飞之女银瓶**为妻。高登长子高扶后裔有迁居粤东潮阳和惠来等地的。闽南、粤东高氏子孙又大批移居港台和海外泰、马、新等国。 此外，据民间族谱，浙、湘、鄂、川、赣、皖、闽、滇、苏、豫等省都有明确记载为渤海高氏名人后裔的家族。 据1926年修《府西高氏族谱》，浙江衢县府西高氏一世祖高俨为北齐神武帝高欢6世孙，于唐咸亨四年(公元673年)任福建永平县令，5世祖高德文居于邵武城南。至12世高询，于元泰定年间(公元1324—1328年)任衢州推官，后居于府西，其弟高谋居于洪都(治今江西南昌) 丰城。 据渤海堂1936年修《资阳高氏六修族谱》，湖南益阳十一里外城山口高氏系五代南平王高季兴裔孙，于元代经湖南宁乡横塘冲转迁而来，后又分迁宁乡、沅江、华容、湘乡、桃花江、湘阴、常德、吉水及湖北、四川等地。《宋史》记载，高季兴4世孙高怿饱读经史，曾在终南山豹林谷隐居，屡屡拒绝为官，要其弟高忻去就任。高怿后在京兆府学讲学。 据《合肥高氏族谱》，本支出自南宋参知政事(副相)高若纳，而高若纳7世祖高重(字文明)又是唐相高士廉5世孙(《新唐书》作6世孙) 。高若纳4世孙高良为避元兵之乱隐居江西九江府城西山中， 此山就叫“高良山”，元末，有4 兄弟为避陈友谅之乱由九江德化迁居江苏勾容县勾曲山中，不久又迁居庐州(治今合肥)城内，后散居4乡，现发展到一万余人。 安徽绩溪、宿松高氏均称源于唐威武王高崇文。据1934年修《绩溪霞间高垂裕堂支谱》，高崇文5世孙高戬于唐乾符二年(公元875年)任新安绩溪县令，因战乱不能返回原籍，故留居绩溪。据宿松《高氏宗谱全编》，剑南西川节度使高崇文之子高承简有后裔世居成都崇庆，传至高祖一，于元代担任淮南行省都事，其子高瑞甫定居安庆府治西门外，明初，高仕贤、高仕贵兄弟迁至宿松，分别居于城南和城东。另一说是高承简之后有继尧、继周自蜀迁居江西铙州，其后有4 兄弟分居九江德化湖口彭泽、福建建宁、广信(治今江西上铙)上清、宿松和黄梅(今属湖北)。谱中还说:成都高氏始于高崇文，皖(安庆) 之高氏始于高瑞甫，宿松高氏始于高祖一。 云南白族高氏源于宋代大理国世袭清平官(相国)的白蛮高氏。据云南鹤阳土司村《高氏家谱》(万斯年1942年手抄本)，白族高氏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景冈村，先世也是上溯至唐代高崇文，及其孙、唐安南都护高骈，重孙高芳。自高芳之子高望奏始，皆如同今彝白等族实行父子联名制，例如高奏晟、高晟君、高君补……暗示着从这一代开始融入白族之中。直至清末，白族高氏世袭鹤庆土司之职。可见高崇文后裔广泛分布于川赣皖闽滇等地。清平官高升泰于宋元九年 ( 公元1094年)受大理国王段正明禅位，称“大中国表正帝”。 这是渤海高氏族人所建第三个王朝。高升泰去世后，其子高泰明遵父亲遗嘱还位给段氏，但仍世袭清平官，称“高国主”。不过，大理高升泰之先是否果出自唐将高崇文，仍有异议。 《十国春秋》记载，自认为唐代曾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高骈裔孙的高讽，前蜀时即居于西川，后蜀时位居高官，随后主孟昶降宋后任太府卿。 据河南淮阳、项城等地1990年续修《高氏族谱》、江苏扬州清光绪三十三年《维扬裕民洲高氏重修族谱》，江苏宜兴丁山《丁南高氏族谱》，广东澄海《华窖高氏族谱》，4地高氏均出于北宋开国元勋、太祖赵匡胤妹夫、渤海郡王高怀德之后。江苏二支均于北宋亡后辗转南迁而来。澄海一支先祖随南宋末帝转战闽粤，失败后子孙留居下来。有材料表明，和高崇文一样崛起于幽燕地区的高怀德家族也是系出渤海，且可上联高士廉, 为12世孙。 至于广大北方地区，由于历代战乱，动荡不已，尤其金元时期，世家望族多携谱南迁，滞留中原的或在抗战中殉节，或隐姓埋名，辗转避难，谱牒自然难以保全，故今北方高姓谱牒中世系一般只能上溯到元明之交，和渤海高氏的具体渊源关系已难查明，但和南方高姓一样，世世代代保留着出自渤海高的传说。 综括上文所述，形成于东汉的渤海高成为后世高姓的主流，晋唐间高姓名人和分支几尽出于渤海。渤海高于南北朝时期成为山东士族的代表，唐以后解体，散向全国，金元时期又大规模南渡。近代以来，明确记载出自渤海高氏名人之后的高姓家族广泛分布于中国南部几乎所有省分和河南。实际上，今天几乎所有高姓家族，即使族谱中世系记载不全，也是众口一辞自认系出渤海高。因此可以说: “天下高姓出渤海”。宿松《高氏宗谱全编》还说高崇文为唐相高士廉5 世孙。《合肥高氏族谱》则把先祖高若纳列为高士廉12世孙。如以上二谱之说确有实据，则可看到，出自渤海的北齐皇族旁支高士廉一系高姓，除北宋武烈王高琼一支于靖康年间南渡后成为浙江等地高姓主体外，也形成后世整个南方高姓的主干。 诚然，谱牒和口碑未必尽属信史，但在史料残缺不全的情况下，谱牒和口碑就成为研究宗族史的极为珍贵的材料，事实上也常常能补正史之不足，赖以揭示许多历史迷案，因而在尚无确凿反证材料时，不可轻率舍弃。至于许多姓氏的不同分支族谱把世系追溯到同一位历史名人的现象，学术界早已有审慎的分析，认为其中真伪均有，不能一概而论。就本文所引谱牒材料来说，除浙江萧山、海宁两地《高氏家谱》所载北宋武烈王高琼后裔世系颇为详备，可信度相当高之外，其他各谱因记载支离破碎，对其真实性都暂时难下断语。但是，即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不可靠，今天看来已无碍大局。因为，千百年前的祖先究为何人，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谱牒和传说铸就了人们群体出自共同祖先的坚定信念，正是这种信念，促使全球华人都坚信同为炎黄子孙，从而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的一种强大精神纽带。 注释: 1 见《世本》。 2 见(唐)林宝:《元和姓纂》，《新唐书·宰相世系》。 3 见《新唐书·宰相世系》。 4 见《景县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0、969页。 5 见《新唐书·宰相世系》、浙江《越州萧山东瓜沥高氏家谱·原系图》。 6 见《后汉书·文苑传》、《万姓统谱》。 7 见《晋书·华轶传》、《晋书·高崧传》、《新唐书·宰相世系》。 8 见《新唐书·高智周传》。 9 见常州守愚堂《晋陵高氏支谱》。 10见《春秋左传集解》。 11 见《晋书·高瞻传》。 12见《北史·高闾传》。 13见《晋书·高瞻传》、《晋书·王沈传》。 14见《魏书·高道悦传》。 15见《隋书·高颍传》。 16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 17见(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卷十一。 18见《魏书》《高崇传》、《高肇传》。 19见《魏书·高聪传》。 20见《新唐书·高郢传》。 21见《魏书》有关各传。 22见《北齐书》有关各传。 23见《北齐书》《幼主纪》、《武成十二王》。 24见《新唐书·高士廉传》。 25见《萧山谱》。 26见新旧《唐书》有关各传。 27见《旧五代史·高季兴传》 28见浙江《海宁岩门六修高氏家谱》，清光绪三年修。 29见《萧山谱》。 30见《明史·高仪传》。 31详见拙文:《粤东高氏的源流与文化传统》，载《岭峤春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 32见《元史》卷61。 33另文详论。 34见《明史》《高拱传》、《高谷传》。 本文原载《河北学刊》1998年第4期。 内容参见高路加著《高姓群体的历史与传统》，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遗传图谱是一种研究基因或遗传标记在染色体上的相对位置的方法，标记间的距离通常用减数分裂中的交换频率来表示，单位为厘摩（cM），每单位定义为百分之一的交换率。

遗传图谱通常用两点测交、三点测交及家谱分析等技术研究，通过数理统计可展示基因在染色体上的相对位置，从而预测物种的发病率，基因的交换频率等，对遗传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一生创作96部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总名为《人间喜剧》。其中代表作为《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100多年来，他的作品传遍了全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他“是超群的小说家”、“现实主义大师”。 巴尔扎克出生于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法科学校毕业后，拒绝家庭为他选择的受人尊敬的法律职业，而立志当文学家。为了获得独立生活和从事创作的物质保障，他曾试笔并插足商业，从事出版印刷业，但都以破产告终。这一切都为他认识社会、描写社会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他不断追求和探索，对哲学、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积累了极为广博的知识。 1829年，巴尔扎克完成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这部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为他带来巨大声誉，也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放下第一块基石，巴尔扎克将《朱安党人》和计划要写的一百四五十部小说总命名为《人间喜剧》，并为之写了《前言》，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基本原则，从理论上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 巴尔扎克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就，他在小说结构方面匠心独运，小说结构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并善于将集中概括与精确描摹相结合，以外形反映内心本质等手法来塑造人物，他还善于以精细人微、生动逼真的环境描写再现时代风貌。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写出了贵族阶级的没落衰败和资产阶级的上升发展，提供了社会各个领域无比丰富的生动细节和形象化的历史材料，“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院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恩格斯：《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巴尔扎克以自己的创作在世界文学史上树立起不朽的丰碑。

履历：

历史小说《朱安党人》(1829)是巴尔扎克用真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描述1800年法国布列塔尼在保皇党煽动下发生的反对共和国政府的暴动。作者赋予英勇的共和国军人以应有的光彩，但也大大美化了朱安党首领孟多兰侯爵，表现出他当时对贵族的同情。为了写这部小说，他曾细心研究有关暴动的历史文献，亲自去布列塔尼调查山川形势和农民生活，访问暴动的目击者和参加者，还从友人柏尔里公爵夫人那里收集许多关于朱安党人的掌故。从写神怪小说过渡到写历史小说，是巴尔扎克走向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他在《朱安党人》中描写的不是古代历史，而是属于当代社会生活范畴的重要事件。着重反映当代社会生活，正是巴尔扎克日后所写的《人间喜剧》的一个特点。

1831年，巴尔扎克加入保皇党。但是他的政治态度和极端保皇党人也不完全一致。他是党内的自由派，在党员中间不大受欢迎，他甚至公开批评保皇党，说“这个政党令人厌恶”，“这是一个失败的政党。”

从1829年写《朱安党人》起，巴尔扎克的创作开始进入成熟时期，即《人间喜剧》时期(1829-1848)。在三、四十年代，他除致力于文艺创作以外，还出入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为几种报刊撰稿，他接触的生活面非常广泛。

巴尔扎克从这时期起，就在现实主义理论方面进行探索。他认为小说家必须面向现实生活，使自己成为当代社会的风俗史家；又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仅在于摹写社会现象，还须阐明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指出人物、欲念和事件背后的意义。在塑造人物的问题上，他强调特性，也强调共性；他说诗人的使命在创造典型，使典型个性化，个性典型化；又说典型人物应该把那些多少和他类似的人的性格特点集于一身。他还强调艺术必须为社会服务；认为艺术家不仅描写罪恶和德行，而且要指出其中的教育意义；艺术家必须同时是道德家和政治家。

作为巴尔扎克的代表作的《人间喜剧》，包括九十六种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分为“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和“分析研究”三个部分。“风俗研究”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在这里又分“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政治生活场景”、“军人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六个方面。作品最初定名为《社会研究》，后来受了但丁《神曲》的启示，才改用《人间喜剧》这个名字。

从当代风俗史家的角度出发，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交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特征，是金钱逐渐代替了贵族头衔。1830年革命以后，金钱统治的威力尤为强大。资产阶级以捞钱为生活目标，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来达到目的，而更多的是用欺诈和暴力进行掠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绘了从拿破仑帝国、复辟王朝到七月王朝这一历史时期法国社会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的活动场所，使作品成为一个由两千多个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画面，从中可以看出封建主义必然为资本主义所代替的规律，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弊病。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形形色色具有时代特点的资产者，从他们身上反映出资产阶级的发家史。在这里，有原始的、低级的贮藏商品的高利贷者高布赛克(《高利贷者》，1830)，有懂得钱币作用的葛朗台老头(《欧也妮·葛朗台》，1833)，以及高级的金融巨头纽沁根(《纽沁根银行》，1838)等。他们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真正主人；他们在国家法律的庇护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公开进行掠夺，而在掠夺方式上又各有特点。高布赛克是旧式的剥削者，还没有学会“最新”的发财致富之道，他宁愿把商品贮藏在家里，而不敢把它当作资本来增殖；他是以囤积商品的方式来贮藏货币的守财驻。葛朗台老头的活动范围则比较广泛。他是由旧式剥削者向资本主义企业经营过渡的一个精明能干、狡猾诡诈的投机商人。他知道把金钱放到有利可图的企业中去，从而积累更多的资金。在他心目中，金钱是人们生活的目的。他非常吝啬，利用周围所有的人为他掠夺金钱的目的服务。银行家纽沁根男爵是交易所中用暴发户手段兴起的新型资产阶级。他的策略是使所有的资本经常处于不断的“运动”中。他利用法律的庇护搞假倒闭，逼得几千家小存户陷于破产，自己却捞到百万黄金。他不像高布赛克和葛朗台老头那样装穷、吝惜，使自己的财富深藏不露，而是穷奢极欲，用各种方法炫耀自己的财富。他身上表现了享乐、黄金和鲜血混在一起的特点。他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金融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刻画了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形象，如拉法埃尔·德·瓦仑丹(《驴皮记》，1831)、拉斯蒂涅(《高老头》，1834；《纽沁根银行》；《不自知的喜剧演员》，1846)、吕西安·吕庞泼莱(《幻灭》，1837-1843；《娼妓荣辱记》1838-1847)和伏脱冷(《高老头》、《幻灭》、《娼妓荣辱记》)等。除了伏脱冷以外，他们当初走进社会时，都想通过“正当的”途径寻找个人出路，后来由于沾染了上层社会的恶习，一个个弄得道德堕落。瓦仑丹从外省来到巴黎，幻想得到学者的光荣，刻苦自励，自从认识贵妇人馥多拉以后，他便使用一切手段去追求金钱。拉斯蒂涅是一个获得成功的野心家。他从对巴黎社会的接触和观察中找到成功的秘诀，苦役逃犯伏脱冷是他的引路人。拉斯蒂涅虽说有时不免怀疑和懊悔，但最后还是走上邪路，成为寡廉鲜耻的流氓政客，金融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吕西安·吕宠泼莱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诗人，他从外省来到巴黎，渴望找到出人头地的捷径。新闻记者罗斯多告诉了他当前文坛的内幕，他便出卖自己的才能，做一个不择手段的文艺评论家。但是为了获得成功，他必须干更多的罪恶勾当。曾经作过拉斯蒂涅的引路人的伏脱冷，在这里又为吕庞泼莱策划阴谋，用逼死吕庞泼莱的情妇的办法，企图使吕庞泼莱获得百万家财。伏脱冷还犯了其他谋杀罪行，而吕庞泼莱则以同谋犯的嫌疑被捕，死在狱中。伏脱冷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最突出的典型人物，在他身上集中了个人野心的一切罪恶；他以愤世嫉俗的面貌出现，猛烈攻击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法律，实际上却在传播这种道德和法律。拉斯蒂涅和吕庞泼莱便是在他指引下的两个利欲熏心的青年，一个爬进了统治集团，一个死于牢狱。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在金钱原则的统治下，家庭成为人们互相欺骗掠夺的场所。做女儿的耗尽父亲的财产，然后把父亲像一只挤干了的柠蒙似的丢掉(《高老头》)。做父亲的为了金钱，逼死自己的妻子，又葬送了女儿的一生(《欧也妮·葛朗台》)。做母亲的企图霸占自己丈夫的遗嘱，以便剥夺儿女的财产(《高利贷者》)。做妻子的宣布丈夫为白痴，要求执管他的产业(《禁治产》，1836)，或者干脆翻脸不认自己的丈夫(《夏倍上校》，1832)。为了私心，不惜用卑劣的手段，损害亲人的幸福(《贝姨》，1847)，或对穷亲戚任意侮辱，一旦穷亲戚变富，就狠心把他杀害，夺取他的财产(《邦斯舅舅》，1846)。

作为历史残余势力的封建贵族，在《人间喜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刻画这些形象时，巴尔扎克常常表现出对贵族阶级的深切同情。例如在《高老头》中，他用感叹的笔调描写鲍赛昂子爵夫人的爱情悲剧，百般美化她的贵族气节，用希腊女神和罗马斗士来形容她被迫告别巴黎时的神态；又如在《禁治产》中称德·埃斯巴尔侯爵为超凡入圣的贵族，因为他保持了清廉正直的家风；又如在《幽谷百合》(1835)中，对于莫尔梭夫夫人用祈祷来驱除邪念、克制情欲，也是赞扬备至，认为在莫尔梭夫夫人和她对青年贵族菲里克斯的爱情之间那场不为人知的搏斗，几乎和史册上著名的战役同样伟大。但是在不少场合，巴尔扎克对封建贵族的讽刺和嘲弄却也极其尖刻辛辣。德·法罗阿骑士(《老处女》，1836)是一个狡猾的贵族，他自视甚高，目空一切，但他在婚姻竞争中，却被强悍的自由党人杜·布斯吉耶弄得狼狈不堪。德·爱斯格里雍侯爵(《古物陈列室》，1836-1838)是宗法社会“忠诚”、“坚强”和“高贵”等的化身，然而他这些“品德”解决不了实际生活中的任何问题，甚至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家庭中不出败坏家风的子弟。他的儿子维克多里延因伪造支票而受到银行家杜·克罗阿兹的控告，后来只是由于按杜·克罗阿兹的意志行事，放下贵族架子去做银行家的侄女婿，才免于破产，保全了名誉。在巴尔扎克笔下，爱斯格里雍侯爵是一个失去时代意义、只配进“古物陈列室”的玩艺儿，而他的儿子则是在资产阶级金钱关系中腐化堕落的花花公子。

巴尔扎克也是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拿破仑的形象在《人间喜剧》中得到多次反映，如在《乡村医生》(1833)、《一桩神秘案件》(1841)、《三十岁的女人》(1831-1842)、《夏倍上校》等作品里。同时，作者也着力描写了和拿破仑相联系的帝国时代军官的形象。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以赞赏的心情描述共和主义的英雄人物。例如在作者笔下，《幻灭》中的米希尔·克雷斯蒂安是一个具有丹东和圣鞠斯特气魄的政治家。他提倡欧洲联邦制，对欧洲贵族阶级威胁很大。1831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时，他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在战斗中英勇地死去。他的牺牲引起所有认识他的人们的深切哀悼，人们经常怀念他。又如《农民》(1844)中的尼兹龙，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共和主义老战士，“坚强得像钢铁，纯洁得像黄金。”他放弃他在大革命中应得的财产，甘愿过贫苦的生活，曾把独子送到前方去参加保卫祖国的战争。因为他憎恨有钱的人，他特别受到农民的爱戴。

日益得势的资本主义侵入农村后所产生的变化，在《农民》中得到深刻的反映。《农民》描写的是贵族大庄园土地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小土地所有制的冲突，而农民处在这两种社会力量中间，就像“虫子夹在锤子和铁砧之间一样”。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高利贷商人高贝丹和里谷战胜了代表贵族大地主利益的蒙戈奈将军，但是被高利贷商人和富农吸引到这场残酷斗争中来的农民却毫无所得，他们只不过陷入一种新的奴役，遇到了更狠毒的主人。巴尔扎克在这里描写了资产阶级革命后农村在地主和资产阶级双重剥削下的贫困状况、农民对剥削者的强烈憎恨，以及农民由当时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对高利贷商人的依赖关系。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以同情的态度描写了劳动群众的贫苦生活。在叙述里昂纺织工人起义时，他指出这次起义的正义性和社会原因：“定货停止的时候，工人因饥饿而死亡；即便是在有工可做的时候，他几乎是半死半活地度日。任何一个苦役犯也比他们幸福。”(《纽沁根银行》)

巴尔扎克力图在《人间喜剧》中概括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貌，把小说写成一部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风俗史，但是其中没有包括“工人生活场景”；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人间喜剧》中只是得到零星的、间接的反映。巴尔扎克写了农民的贫困生活和悲惨命运，但他对农民暴动始终采取否定态度，把农民反抗贵族的斗争说成是残忍的、野蛮的报复行为(《农民》)。他赞扬共和主义英雄，歌颂拿破仑的功绩，但他对封建贵族的同情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这种复杂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正是他那自由化的贵族保皇党立场的反映，这里既有封建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

183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高老头》，在《人间喜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间喜剧》的许多重要角色，在《高老头》里已经出现，从人物体系来看，《高老头》可以说是《人间喜剧》的序幕。

这部小说叙述复辟王朝时期一个青年大学生在巴黎资产阶级社会影响下，逐步走向腐化堕落的故事，作者抨击资产阶级的极端利己主义和建筑在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上面的人与人的关系，同时又在超阶级的“父爱”的名义下，转而肯定资产阶级的腐朽寄生的生活原则。

故事发生在颓败、粗俗和寒伧的伏盖公寓。公寓中有三个房客特别惹人注目：怀着寻找个人出路的目的的大学生拉斯蒂涅，行迹可疑的议论家伏脱冷以及年迈力衰、神情沮丧的高老头。高老头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当了伯爵夫人，二女儿嫁给银行家纽沁根。由于表姐鲍赛昂子爵夫人的介绍，拉斯蒂涅认识了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并且特别属意于二女儿纽沁根夫人，企图利用她来作为个人飞黄腾达的跳板。但是拉斯蒂涅没有钱，无法博得巴黎贵族妇女的青睐。伏脱冷猜透了他的心事，便向他宣扬要成功就不能怕弄脏手的谬论，并为他策划谋财害命的阴谋。伏脱冷原来是一个著名的苦役逃犯，他终于案破被捕；不久，鲍赛昂夫人又因为情场失意而遁世。但这两个引路人的遭遇，对拉斯蒂涅来说，都是新的人生一课，他决心接受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法则。同时，高老头的命运也对拉斯蒂涅发生了重要的作用。高老头一生疼爱他的两个女儿。为了满足她们的虚荣心和金钱欲，他牺牲了全部家私，结果却被她们遗弃，在贫困和疾病中死去。高老头这种悲惨的结局，使拉斯蒂涅再一次受到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生活教育，促使他最终地决定他的道路：决心用一切卑鄙手段向上爬，在资产阶级世界里当一名“英雄好汉”。

拉斯蒂涅伶俐狡猾，头脑冷静；在邪恶的诱惑面前，他并不是毫无顾虑的，有时甚至也为自己的荒唐行为感到羞愧，可是他每次内心斗争的结果，总是邪恶占上风。为了添制一套漂亮衣服，他写信给母亲和妹妹告急；回信来了，他感动得流泪，责备自己不该这样狠心利用至亲骨肉的感情，他很想不拿这笔钱，但是转眼之间，想到能够穿上新衣出入交际场中，他又得意非凡，觉得整个世界已经是他的了。伏脱冷向他建议谋害维多利**的哥哥，使她成为唯一继承人，如果他和她结婚，他就可以弄到一百万陪嫁。他虽说拒绝了这个罪恶的计划，但并没有停止对维多利**谈情说爱的勾当：只要罪恶的行为不是出于自己之手，也未始不可以享受罪恶的果实。他在觉察到高老头的悲剧以后，便成为伏盖公寓中唯一同情高老头的人，他护理高老头的疾病，央求高老头的两个女儿来给父亲送终，他典当自己的表来给高老头办理后事，他差不多是唯一参加高老头的葬仪的人。但是，向上爬的野心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他在安葬高老头以后，就上纽沁根夫人家里吃晚饭去了。拉斯蒂涅从外省到巴黎，不是非走邪路不可，但他在巴黎社会环境的影响下，逐步腐化堕落。后来当他在《纽沁根银行》中重新出现时，他是个搞银行假倒闭的帮手；在《不自知的喜剧演员》中，他已经获得爵位，当上部长了。

伏脱冷是资产阶级世界一名凶残的掠夺者，因为遭到追捕，他对社会进行猛烈的反抗。从巴尔扎克后来的小说中，我们知道他当时在巴黎给一批犯人管理一笔暂时不能公开的财产。在伏盖公寓的房客中，他看准了初出茅庐的拉斯蒂涅，千方百计地对他加以诱惑，私下和他畅谈为人处世的秘诀。他骂尽了巴黎上流社会的卑鄙龌龊，但他自己所追求的却是要捞一笔资本到美洲去贩卖黑奴。他把自己置于道德之外、法律之上，用不道德来反对不道德，用无法纪来反对无法纪。他和其他掠夺者作斗争，采用了毒蛇猛兽互相咬啮对方咽喉的方法，谁是强者，谁就获得胜利。伏脱冷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抨击是由于掠夺失败的个人仇恨而产生的，只要个人野心得到满足，他就可以不再抨击。后来，在《娼妓荣辱记》中，伏脱冷已摇身一变而为巴黎秘密警察厅长。

高老头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靠投机倒把大发横财的面条商人，他原想爬得更高，但是在金融势力统治日益强大的情况下，他的幻想不能实现，因而他在妻子死后，就把全部希望和感情转移到两个女儿身上。两个女儿十五岁时便有自备马车，生活非常奢华，像一个有钱的老爵爷所养的情妇，只要一开口，最荒唐的欲望也会得到满足。后来高老头为了给这两个嫁给名门贵族的女儿挣面子，结束了他的面条生意。当他知道两个女婿不愿意公开接待他，他竟像乞丐一样，从旁门偷偷地去探望女儿，或者守候在马路旁，窥伺女儿乘坐华丽的马车走过去。他是伏盖公寓里大家取笑的对象，能够从拉斯蒂涅那里打听到两个女儿寻欢作乐的情况，是他的无上的快乐，而拉斯蒂涅也就因此成为他推心置腹的朋友。至于他的两个女儿，她们只有在被债主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才跑来找他，而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满足她们的需要，为的是有机会看她们一眼。他病重垂危时渴望看看自己的女儿，可是她们都不肯为了给父亲送终而牺牲一次参加舞会的机会。高老头临终时，在他的嚎叫和诅咒中，夹杂着对两个女儿的凄惨的呼号。他甚至曾经发狠要再去做面食生意，赚它几百万回来，因为钱可以买到一切，也可以买到女儿。当他看出自己已经完全被女儿抛弃时，他不由得叫喊起来，他要去抗议：如果做父亲的给踩在脚底下，国家不就要亡了吗高老头的殡葬，仅仅由于拉斯蒂涅及其朋友青年医科学生皮安训四处奔走，才得以草草了事。两个女儿和女婿都没有参加送葬，却派了他们有爵徽的空车，跟着灵车一直送到公墓。

《高老头》还成功地描写了许多次要人物，如伏盖太太、纽沁根男爵和皮安训等。伏盖太太是一个城市小市民的代表人物，她可以从舞女那样的笑容满面，一变而为债主的冷酷无情。她想尽办法在房客的膳食上节省开支，把房客喝剩的酒用瓶子收集起来，年年望着自己园子里的苹果树发愁，惟恐苹果收成不好。高老头的悲惨的死亡，只有当她害怕由此而给她带来一些额外的开销时，才引起她的不 安。纽沁根田爵是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在《人间喜剧》中多次登场，是《人间喜剧》的主要主人公之一。他在《高老头》中虽说只是初露头面，但我们已能看出这个资产阶级强盗的实质。皮安训是作者笔下的正面人物，他刻苦勤学，和拉斯蒂涅所走的道路恰恰相反。他同样在巴尔扎克的另一些小说中出现，却没有成为任何一部小说的中心人物，其典型性远不如《人间喜剧》中的反面形象那么突出。

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巴尔扎克的创作特点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作了广阔的反映。他以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中心图画，以金钱统治原则为这幅图画的线索，描绘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社会的历史，并以批判态度指出产生这些现象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阐明隐蔽在这一大堆人物、激情和事件中的意义，暴露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罪恶，为我们认识当时法国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人间喜剧》的许多重要人物(如拉斯蒂涅、伏脱冷、纽沁根伯爵、皮安训等)在不同的小说中重复出现，这些小说明确地反映出他们的各个不同的生活阶段及其相互联系，从而加深了《人间喜剧》这幅广阔的社会画面的整体性和连贯性。

《人间喜剧》中的人物性格是典型化的。尽管巴尔扎克唯心地认为“欲念”是人的基本要素，强调“欲念就是整个世界；没有欲念，宗教、历史、小说、艺术都是无用的”，但他总是把体现某一“欲念”的人物性格放在一定的生活环境中来研究它的具体发展过程，从不孤立起来描写它。而他要求通过生活环境来塑造人物性格这一现实主义基本原则的确立，又是和他深信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个观点相联系的。巴尔扎克作品里的中心人物乃至一些次要人物，都极为鲜明突出。葛朗台老头不同于十七世纪莫里哀笔下的守财奴阿尔巴贡，也不同于《人间喜剧》所描写的十九世纪任何其他守财奴和资本家的形象。

巴尔扎克着重描叙了物质环境，如住宅、住宅的周围、城市、街道以及室内装璜和日常生活用具等。对什么样的人就安排什么样的环境。浪漫派作家通过大自然描写来抒发人物的内心感受，巴尔扎克则借助于物质环境的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但有时也不免失之烦琐)，这是巴尔扎克一个独创的手法。他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作品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脓疮溃疡，指出资产阶级如何仇视人类感情和才能的正常发展，使人们陷于良心泯灭、道德堕落的境地。一部《人间喜剧》事实上就是一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控诉书。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给予巴尔扎克以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认为巴尔扎克是一位“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的著名作家，恩格斯写道：“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来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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