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人迁移贵州，大部分源于明朝时候。分析如下：

贵州江西人的移民最早发生在汉代，那属于官方移民；而大规模的军事移民则是由明代朱元璋发起的。当时明王朝建立不久，多地方还存在反叛和抵抗，其中以东北的那哈出和云南的梁王；公元1381年，也就是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直取云贵，第二年就将云南平定史称“太祖平滇。”

当时朱元璋的干儿子沐英奉命率万余官兵留守，其余的部队就在此地屯田养兵，大都分散于黔中的大部分地区。其中以现在著名的屯堡文化最为出名，这也是屯兵最多的地方。

在《明太祖实录》中有这样一条记录：“公元1386年（洪武十九年）二月太祖以白金锭赐予江西等处军士戍守者千八百人，通年又赏赐江西袁州等卫队从征云南军官钞四万九千锭。”有历史记载，贵州各府衙中江西籍占大多数，并且大都是洪武年间的军官。

扩展资料：

《贵州通志》记载

据《贵州通志》记载，当时贵州军户七万两千两百户，二十六万一千八百人，民户六万六千六百户，二十五万人。这些人口中，大量均来自江浙地区。

明朝初的“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自汉朝开始后的大量汉族移民，此后的各朝代也均有少量的汉族移民到贵州，但这些先期而来的汉族移民与当地各土著民族杂居在一起，“居夏而夏、居楚而楚、居越而越”。

在脱离汉民族的文化环境之下，也开始“夷化”了，所以有人将此现象称为“汉人也称蛮”，例如唐代的“东谢蛮”、“西赵蛮”等等。到了明朝初，朱元璋为了解决盘踞在西南地区的元朝遗将匝剌瓦尔密带来的军事隐患，派遣付友德、蓝玉、沐英率领三十万大军远征西南平定。

后来担心大军撤回后，云南孤悬边陲，于是便在西南各驿道沿线设立卫所，将几十万大军就地屯守，军食自赡，史称“调北征南”。

后来为了缓解内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实行“移民就宽乡”的政策，将江浙一带的大量老百姓迁入贵州“民屯”，史称“调北填南”。

-贵州通志

慕影的内容是什么的贵州宁王传？穆莹死后藏在哪里？以下文字材料由校易搜收集并发表。让让我们赶快看一看吧！

沐英传

沐英传，全名明史沐英传，是一部明朝传记。全文记述了明代王的生平事迹。

木法点雕塑

是二十四史之一。清顺治二年，御史赵提出修订。顺治皇帝准予开史馆，用了四年时间完成手稿，历时94年。这是中国最长的历史书。明史的编纂由于种种原因耗时如此之久，也有不少学者为此丧命。那些死去的学者被定罪，是因为明史的编制没有按照政府的要求。所以现存的明史有很多关于胜负的言论，他对前明皇室成员的描述有失偏颇。

是明朝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关于明朝皇室的公正传记。第一段是对慕英的简介，简单介绍了他的出生、成长和仕途。

下面几段介绍穆莹详细的生活经历。穆莹18岁升任上尉，开始手握实权。后来在朱元璋手下屡立战功。朱元璋称帝后，穆盈帮助朱元璋平定四方，然后平定云南之乱，治理云南的穆盈，利用自己的才能把整个云南治理得很好，得到了朱元璋的称赞。后来，慕英在云南政府病逝。

最后一段是对穆莹的评价，都是溢美之词。穆莹的评价主要是清纯勤奋，优雅重要。这句话主要说的是慕英忠诚、勤奋、自律、博学、儒雅。作为明朝开国皇帝的儿子，在清朝编纂的明史中得到这样的评价实属罕见。可见此人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

沐英墓

穆莹死后，云南人民非常悲伤，连不是大明臣子的蛮夷也为之极度悲伤。听到穆莹的消息后朱元璋下令将他的遗体运回京师，葬在距中华门20英里的观音山，并改名为将军山。

穆盈墓

穆莹这个墓曾多次被盗，至今保存得不是很完整。近年来，国家开始修复穆盈墓，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穆盈墓已经不是以前的样子了。墓中的大部分随葬品都保存在现在的南京博物院，其中穆盈墓中的一个梅瓶是博物院的镇院三宝之一。

盗窃穆盈墓的盗墓贼名叫康永海。当时他是整个江宁盗墓集团的头目，后来因为盗墓被抓枪毙。据康永海介绍，穆莹他于1949年挖掘了秦始皇的陵墓。当他们挖出穆盈当时，除了取走墓中的金银财宝外，他们还撬开了穆盈棺材，带走了他们能从穆盈遗迹。

康永海被抓完全是因为一个梅瓶，这是古代比较高级的随葬品。除了皇家藩王，其他人都没资格用梅瓶陪葬。康永海偷了木英后开始低价卖赃物这个梅瓶是被盗物品之一。巧的是，这个梅瓶被一位收藏家高价买走。经过鉴定，这个人发现这个梅瓶就是和穆盈一起埋葬的，于是他向政府报告了这件事。当时的南京市长是刘伯承，他下令彻查此事，严惩盗墓贼，彻底消灭南京周边的盗墓贼。最后公安机关根据梅瓶追查到康永海，随后将其抓获。经过审讯，康永海被判死刑。康永海死后，南京周边的盗墓之风也得到了遏制。

后来，对穆莹由于墓葬遭到严重破坏，国家组织发掘的大墓失去了考古价值

竭[竭、揭、谒，读音作jiē(ㄐㄧㄝ)]

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春秋时期楚国官制之司揭，属于以官制称谓为氏。

司揭，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一种官职，主要执掌和管理君王的旌旗依仗，自己则亲举华盖(王伞)。司揭在楚国是君王的贴身小官，属于内廷侍从类，不列官籍，但负责历代君王的威仪和显示国祚，职责重大。

“揭”，在这里是担、负、举的意思；而“司”，是掌管、负责之意。司揭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其先人的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司揭氏，后省文简化为揭氏。

元至元～至正年间，元朝学者范椁在《赠揭景哲茂才别》中说：“司揭本楚官，子孙以官氏，揭阳汉建侯，揭氏突出于史，回源而异流……驱与燕山市，路遇子揭子，为我述其先，本自司揭氏，及乎盱徒洪，着与揭阳通。以兹究其源，濒海而南东，南东烟涛恶，将身犯蛟鳄。远拜故侯坟，遗踪尚如早……”明确指出司揭为楚国官职称谓，子孙以官名为氏。

竭氏，为揭氏所改，或字误所致，其后代子孙自以为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官称，出自春秋战国时期上大夫谒者，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谒者，春秋战国时期设置此官，为国君掌管礼宾、消息传达的职责。

秦、汉时期沿袭，负责宫中宾客及拜谒皇帝者传达通禀。到汉朝初期以后，郎中令系数的官员中就有谒者，在少府下属官中有中书谒者令，后改称中谒者令。郎中令的属员谒者，负责宾赞受事，员额多达七十人。这七十人的首领就叫谒者仆射，俗称大谒者。到东汉时期，称作中宫谒者，隶属大长秋管辖。

到了晋朝、南北朝时期，朝廷设置了谒者台，属员叫通事仆射，负责引见臣下，传达使命。到后魏、北齐时期，称作中谒者仆射。

隋朝时期设通事谒者，唐朝时期原称内谒者，后改为通事舍人，由宦官担任。以后到宋朝时期废黜，统称使者。

谒者，其后裔子孙有以其官职称谓为行驶者，称谒氏。而竭氏，为谒氏所改，或字误所致，其后代子孙自以为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地名，出自古邑揭阳县县令史定，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揭氏族人坚持认为，揭氏源于揭阳，是原来以官为姓的史氏，因官于揭阳，遂以揭阳为姓氏，后省改为单姓揭氏。这在中华姓氏史上是遗世独美，潮汕之光。

据史籍《万姓统谱》中“揭”姓条：“ 说：古代家族在豫章郡…… 文中有安道侯揭阳定”。

在史籍《揭阳文史·南康地名与北门关帝庙灯橱》文中记载：“关帝庙灯橱，有‘清樽调北海；桃熟献南康之联’。根据词典，南康原为江西地名，古为南康郡，汉属豫章郡(辖今江西及其南部一带)，揭阳晋时属南康”。

广东大埔名贤温廷敬在《潮州福佬民族考》中记载：“潮州自秦朝史禄将率戍揭阳岭，后皆家焉。南粤为揭阳令降汉之史定，当即禄后，以官为姓者”。

在文献《揭阳县志·宦迹》中记载：“史定，秦时人，仕南越为揭阳令。元鼎六年汉兵下番禺，定决属汉。武帝嘉之，封安道侯，邑六百户。子当时袭侯爵，子孙遂家于揭阳。祀名宦。”

在文献《辞海·文学分册》中注明揭氏为元文学家(今江西丰城人)，官至翰林侍讲学士。《豫章丛书》为其诗文集，揭斯亦称其祖先因官揭阳，遂以揭为姓。

在文献《辞源》中“揭”词条注解：“姓，安道侯揭阳定之后，改为单氏，江西建昌府多此姓。”

二千多年前的古揭阳县首任县令史定，是豫章郡郡令史焕之长子，秦末汉初时已任揭阳县令。汉武帝刘彻在征服南越时，“史定闻汉兵至，遂降汉。”因史定智勇超群，而被留用，“封为安道侯，仍任揭阳令。”后因史定自嫌“史”和“屎”谐音，而特别奏请汉武帝为其赐姓改名，刘彻遂以其原任官职所处为姓氏，赐其为复姓揭阳氏。

上述资料，说明揭氏源出于古揭阳县，原为复姓揭阳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揭氏，代出名贤。

竭氏，为揭氏所改，或字误所致，其后代子孙自以为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出自蒙古族济喇敏鄂玛特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八旗满洲姓氏通谱》记载：蒙古族济喇敏鄂玛特氏，原居锡喇塔拉地区(古凉州，今甘肃武威)。元朝时期随驻广西地区，元末明初，所部为明军大帅沐国公沐英击溃，分散逃逸于岭南各地，后有以部落名称首二音谐音汉字“揭”为汉姓者，称揭氏，后在明朝“改土归流”过程中逐渐融入壮族，今为广西壮族揭氏。

竭氏，为揭氏所改，或字误所致，其后代子孙自以为氏。

第五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女真族济喇敏鄂玛特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八旗满洲姓氏通谱》记载，满族济喇敏鄂玛特氏，袭用蒙古族姓氏，满语为Gilaminemate Hala，世居锡喇塔拉(今甘肃武威)、上都河(今内蒙古正蓝旗)一带地区。清朝中叶以后，济喇敏鄂玛特氏族人中有取原姓氏谐音汉字为单姓揭氏、竭氏、济氏、吉氏、敏氏、鄂氏、玛氏者。

竭氏，为揭氏所改，或字误所致，其后代子孙自以为氏。

得姓始祖：史定(揭阳猛、揭猛)

二千多年前的古揭阳县首任县令史定，是豫章郡郡令史焕之长子，秦末汉初时已任揭阳县令。

汉武帝刘彻在征服南越时，“史定闻汉兵至，遂降汉。”因史定智勇超群，而被留用，“封为安道侯，仍任揭阳令。”后因史定自嫌“史”音不雅，而特别奏请汉武帝为其赐姓改名，刘彻遂以其原任官职所处为姓氏，赐其为复姓揭阳氏，赐名猛。史称揭阳猛，后省改为揭猛。

之后，揭氏、竭氏以此为奠，后代代相传，且历代名贤辈出，世有今人。

历经艰辛二十载胡氏寻根出“七说”

市家谱研究会副理事长、原铁西区区志办主任胡忠奎，可谓是“小云南”调查者中的集大成者。他奔走辽宁、北京、山东等各地，耗时近20载，翻遍了有关的多种史志、资料，综合各家之长，将“小云南”的出处梳理成“七说”：

“小云南”在云贵边界说

胡忠奎认为，“小云南”在明代的乌撒卫即今云南和贵州两省交界一带的可能性较大。

据了解，“小云南”应该是云贵边界一带的俚称、俗称，不是真正的地名。据鞍钢建设公司李凤昌的《李氏世谱》（清同治九年本）记载：“始祖小云南乌撒卫人也，遭红巾之变徙居长清大河迤西五里许，相土而居，以姓名庄，遂为李家庄。”另据《蓬莱县志》（1988年《蓬莱县志稿》）载：“元末明初，山东为元明争夺要地，明将常遇春血洗山东，山东半岛人口被杀戮殆尽，残存土著极微。明朝建立后，开始向半岛大批移民，当地人口多为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及永乐二年（1404年），两次由‘小云南’的乌撒卫迁入。”

“小云南”在山东说

在胡忠奎老人多年的调查中，“小云南”在山东的说法较为普遍，也有一些资料佐证此说。据岫岩县《王氏谱书》记载，“顺治八年（1651年）始祖王明政率四子，从山东小云南大榆树村迁来奉天城北康家屯定居。”吉林省舒兰市白旗镇《马氏家谱》则这样介绍：“马氏原居山东‘小云南’马家庄，清乾隆时迁吉林永吉县缸窑镇，后迁舒兰县白旗镇。”山东省昌邑县《谭府万世谱书》载：“余谭氏之相传，于元明之际，自‘小云南’鳌山卫、迁邑城之北，潍水之东，庄名海眼。”

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说

在两下蓬莱探访“小云南”时，胡忠奎从当地县志办获悉，“蓬莱县志办领导曾就此事专访了北京大学于希贤教授，于教授认为明洪武年间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村移民至蓬莱”（《辽阳县志》1994年版）。抚顺市蒋本瑛说，他的邻居杜某的《杜氏家谱》有祖坟的石碑记载：“杜氏祖先是山西洪洞县人氏，又名‘小云南’”。

关于明代从山西洪洞县向外省移民之事，许多文献多有记载。明初的大规模由山西向外部移民大约开始于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移民所到的地区主要是河南、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湖南等地，移民者都要到洪洞县北二里的广济寺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由于故土难离，大家也不愿走。传说官府就张贴告示限定某日之内，愿迁者到广济寺大槐树下报到，不愿迁者也需到大槐树下等候裁定，那日，成千上万的民众聚于大槐树下，一律捆起迁走，众人一步一回首，看着渐渐远去的广济寺里的大槐树和大槐树上的老鸹窝，心中无比留恋，大槐树和老鸹窝也就成了泣别家乡的标志，这些移民也就把洪洞县大槐树作为老家，写进家谱。

山西运城“小运南”说

有资料认为，“小云南”在晋西南的运城地区，那里有条小运河，“小运之南”渐渐演变成“小云南”。沈阳侯育明先生《“小云南”之拙见》一文载：“唐宋以前，为运送粮食和木材开凿了运城（明清称安邑属解州）至永济的漕运水道（低档运河），它把汾河与黄河联结起来，成为唯一重要的交通线，当时水运繁忙，人群聚集，一度驰名辉煌省内外，所以人们习惯地把晋西南称为运河南，后泛指今运城市所辖各县广大地区。历经数代口头传诉，因乡音俚语以讹传误，将‘运’换作‘云’，故‘小云南’即‘小运南’。”

“小云南”在安徽凤阳说

另有资料认为，“小云南”在安徽省与河南省交界的濠州与凤阳地区。《所城刘氏家族》（刘树厚1988年手稿）记载：“胶东追祖有二说，一说是从四川移民而至；二说是从“小云南”移民而至。通过考察，“小云南”之‘云’应为‘运’。古时山西运河南部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元时全国战争频繁，各地人口不均衡，采用移民方法把我们刘氏祖先移民到安徽省与河南省交界濠州与凤阳地区。为了纪念刘氏自己的故乡，山西运河以南，故把新生落户的地方安徽地址称作‘小运南’，后人们讹传‘小云南’。”

山西北部“云中之南”说

有的资料认为“小云南”在山西北部大同一带，因为古地名有云中、云州、云岗和云阳的名称，都带“云”字，统称云南，为区别云南省，称这一地区为“小云南”。这一观点来源于1936年出版的《牟平县志》：“洪武四年，山后徙民事，谓：阴山之南，恒山之北，自昔即以云称。战国赵曰云中，秦汉置云中郡，北周置云中县，隋置云内县，金元皆置云州，其地俱在今晋察绥三省之交。则云中、云州之南，或云岗（在大同西，为名胜地）、云阳（谷名，在左云县）、云泉（山名，在张家口西）之南，其人必有以云南称者。登莱迭遭金元之乱，居民死亡殆尽，于是移民来此。其先至者领地开垦，为占山户，后至者购熟地耕种，为买山户，而迁者不忘旧居，故传称云南。又以非云南省，故别之为‘小云南’。”

“小云南”在云南省祥云说

也有资料认为“小云南”在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祥云县。大连《甘井子区志》（1995年版）载：“康熙时期，迁入境内的汉族人口中大多数来自登州府，尤以蓬莱、文登、莱阳、福山等县为多，其中一部分如住周水子街道王家桥从福山迁来的王姓其祖籍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原云南县）俗称‘小云南’”。铁道部十九工程局王跃《“小云南”与“大槐树”》载：“祥云县位于大理州东部，汉武帝无封二年设云南县，县治在东30里的云南驿镇云南驿村，在这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又先后设立了云南州、云南郡等地方政权，直到1929年才由民国时的云南县改称祥云县，因此，史学者总称祥云县为‘古云南’，而民间则称这一带为‘小云南’”。

马氏观点：山西大同、云南大理祥云史证充分

鞍山还有一位古稀老人———马文清，十几载痴心不改，多次到北京、南京及山西等地，寻访调查“小云南”这一未解之谜。他认为，“小云南”可能在山西大同，抑或在云南大理祥云一带，跟胡忠奎老人梳理出的后“两说”观点类似。

1984年，马文清不止一次听老邻居提起，自己的老家在一个叫“小云南”的地方，可具体在哪儿，却没一个能说清楚。1986年，调入民委工作后，工作之余，他开始潜心对得到的各种“小云南”线索逐条分析，有的干脆还进行实地考察。十几年间，老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多个省市村镇。根据史料佐证，他的“小云南”山西大同、云南祥云两说，内容渐渐丰满起来。

山西大同古称“小云南”

不久前，马文清获悉这样一条信息：公元前325年，雁北盆地中心始设云中郡（今大同）建制，而置云中、雁门、代郡。云中郡成为边陲要地。后来不同朝代对这里的郡或州或府或路均简称为“云”。云中、云州、云岗、云阳、云泉之南地区当地人俗称“云南”，防止与“大云南”重名，故在云南前加一“小”字，称“小云南”。

今年9月16日，马文清出席银川第十四次全国回族学学术研讨会归来，专程前往大同市考察。接待单位请来两位年逾八旬的老人马升、谷玉泉及文史界李大钧等5位先生召开座谈会。据他们介绍：“小云南”在当地山区农村仍有流传。当大家驱车前往市区南郊，瞻仰元代24座古墓时，管理墓园的老者说：“我们这儿就叫‘小云南’，但那是老老年的事了。”

多年寻访中，马文清还了解到，山东莱西县后村《王氏族谱》记载着：“王氏于明洪武年间由山西‘小云南’雀头村迁莱阳亭儿山。至万历年间（1571－1620）迁埠后村落户定居。”登州府蓬莱县龙山店镇井家湾《周氏家谱》记有：“原始祖先也是由陕岐而山西‘小云南’移来，在蓬莱城大土地庙之左安家落户。经六世分系，老祖又到龙山山麓安家。”

云南大理祥云史称“小云南”

虽然“小云南”的山西大同说，一度使马文清老人备感惊喜，但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纳为信教授协助提供的《云南省云南县志》又让老人增加了疑惑。该县志记载着：“云南者小云南也。曷小乎尔？云南置郡昆池之阳，大府所治行省旌麾驻焉。（盖）云南乃在苍河间为大理，不隶于大府而为云南得名所治。区别之曰小云南尔。”另据该志卷三“建制沿革”载：“汉置云南县，梁荒废。南诏国、大理国为品甸坦。至元十一年，赛典赤以元中书宰相行省云南驻大理时‘初置郡县’。在此置云南县。至元十三年开设云南行省治昆明之后，祥云县便有‘小云南’之称谓”。“小云南”在云南祥云东云南驿镇云南驿村。马老还搜集到这样一个佐证：2001年12月26日，云南昆明《春城晚报》“大观”栏目编发“六城古地———‘小云南’的考证作品，祥云县农村自由撰稿人胡子龙先生在文中记述，云南古城位于祥城东15余公里的今云南驿镇云南驿村。经考该城筑于唐天宝年间。唐代樊绰撰《蛮书》载：“云南城，天宝中阁罗凤所规置也。历经元代动乱洗礼，到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朝除把大理总管段氏和蒙古贵族迁往北方省份安置外，又移民实边，开展军屯、民屯、商屯，大批汉族从内地移居云南。”“明中叶以后，汉族开始成为云南各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主体民族”。这种线索侧面证明，云南的人口鼎盛为居民外迁提供了可能。

元末明初，连年混战，给山东、河北等中原地区人民带来了灭顶之灾，“民不聊生，日甚一日”，《明史》载，战后“淮北鞠为茂草”。战争使运河从南到北的人民惨遭涂炭，山东、河北广大地区成为无人区域。大批来自“小云南”的兵士及民工被迫迁居于此。

繁衍生息数百年后，山东一带地区的人丁兴旺起来。据考：清顺治八年（1651年）清廷曾由登州向辽东半岛移民。辽阳府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载：“其应招之垦民，官给地亩，牛给口粮，而招揽民户者，则励以官爵。”还规定：“招百名垦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招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判，武授千总；招五十名以上者，文授县主簿，武授百总；招民多者每百名加一级，所招之民每月口粮一斗，地一饷，种子五升，每百名垦者给牛二十头。”由于清政府采取一系列农垦政策，鼓励汉人来此开垦荒地，使直、鲁大批移属迁入辽东半岛。康熙七年（1668年），废除其《开垦条例》移民暂停。康熙二十八年（1760年）周人骥请禁各省流窝人民入川，高宗（乾隆）不准，并谓“承平日久，生齿繁多，在籍难以维持生计之人口，移民别地乃情理之常。”又谓：“古北口外，内地人民前往耕种者达数十万户。”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高宗谓，“热河之地，数十年来，见该处户口日增，民生富庶，且农耕藩殖，市肆殷阗”。乾隆五十七年（1796年），放宽了贫民出关禁令。嘉庆、道光年间，又颁布了特别许可令，移民逐渐起动，上述史证表明，清定鼎后的200年间，关内各省向东北移民，无论是有组织或逃荒，下关东谋求生路，始终未能停止。乘船渡海、推车挑担步行出关的“先民之路”。古时水路东起庄河的青堆子、皮口、旅顺的都良镇、复州城的北海和海城牛庄的**庙等码头上岸，分流东北各地。

20世纪80年代，《东北地方史稿》（1987年四期）、《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年三期）、《东北民族是史略》对辽宁省一部分汉族先民祖籍“小云南”，进行过多次讨论，尤其《本溪文史资料选辑》刊发“本溪县的小云南人”之后，《满族研究》于1999年第一期，发表了夏树藩先生的“试论历史上的‘小云南’与‘小云南’人”。综合史家观点是，“三藩之乱”被评定后，其残部由云南拨发山西；二是吴三桂余部直遣山东聚居。他们为了纪念自己是云南人，后将山西（或山东）居住地称为“小云南”。两说涉及的历史事件便是“三藩之乱”后移民迁徙史的记述。据史载“”三藩之乱”事发于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因清政府发出撤藩旨令，激怒平西王吴三桂发动叛乱。《中国通史》图文版说：“平叛后，康熙先后撤去了三藩建制，就地就近安排藩属”。余部谪遣戍边。

东北史家在研讨清代移民时认为，发生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九月以吴世�于昆明自杀为界定的移民迁徙，是历史上更具代表性的发遣戍边。据《沈阳回族》载：康熙帝将三藩余部发遣至东北各地充当台丁、站丁或官庄壮丁。他们开荒垦地发展农业生产、负担守卫、传递情报和运输货物任务。吉林境内的宁古塔、吉林乌拉、三姓、伯都纳等地方，为流人（罪犯）、发遣者落脚和安插之地，还有被破例“恩赐”到吉林占荒开垦者。他们或者被编入官庄充当壮丁，或发送船厂充当造船匠役，有的调水师营充当水手。时被发至38个驿站充站丁者850名，27个柳条边台的台丁约4050人，以及从事驰送文报、查边立栅修壕差者若干人。据东北民族源流研究会副理事长、原吉林省考古队分队长、考古副研究员李松岩先生介绍说，守卫我国南方云南地区反清部将兵丁约有近10万人。除按朝诏旨就地安置部分藩属外，大部分发遣戍边、屯垦开荒于东北。其中大批余部遣赴黑龙江，安置在渔村（今哈尔滨）至齐齐哈尔间一带，落籍垦荒，守卫东北边疆者数目不小。以泰康（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为集中安置点，建戍边垦植站多处，他们称自己为“站人”。人数较多的戍边站为嫩江东部垦区的多耐站，人数达5000人左右，其中信仰佛教的汉族站人来到北国与当地满族通婚，世代传宗，后将萨满教融入自己信仰之中。但他们的后裔至今仍然承认自己祖先是吴三桂部下，从云南移来黑龙江。“康熙十五年从直鲁等省有40余户回回被强制迁往黑龙江省地区，在齐齐哈尔等地随军当差，承种旗地”。据吉林《唐氏族谱》引清廷《书札》诏曰：“兵部为钦奉上谕事，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奉上谕事，马永荫差来赉奏，段应龙发往起程之时，预先奏闻：‘应给札赏，赉交兵部，钦此’查，据马承先供内既称，段应龙原系伪游击，相应授以游击，札付户部取缎二匹，赏给可也，等因。马承荫、马承先曾随父马雄附乱吴三桂，朝廷平叛后率军归顺，被宽大处理。段、唐、于、张四姓回族兵士，遂由川、滇一带随军发往吉林省九台县蜂蜜营扎根，随旗当差，种官地，听从国家调用。上述史例说明，吴三桂余部发谴戍边东北各地。他们的后裔至今仍承认自己的先人是从“小云南”过来的。从移民迁徙角度考证，吴三桂部卒移入东三省者不在少数，仅《奉天通志》所载，即有“八百八十四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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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的发现(转)

　　世居云南坝区的汉族人家，许多人都说祖籍是南京应天府。从家谱、族谱和祖坟的碑刻墓志还可看到“南京应天府柳树湾”、“柳树湾大石坎”、“高石坎”等记载。“应天府柳树湾”成为云南人座谈祖籍时提起最多的地名。应天府，宋为建康府，元为集庆路，朱元璋建明王朝定都于此，永乐后定为南京。应天府就是南京，但柳树湾在南京何处？就是到了南京询问，一般人也说不出来；南京的市、县地图也无此地址。

　　在南京举办的一次学术座谈会上，我们为是否有“应天府柳树湾”这个历史地名，向南京史学界的同志请教，他们说：明故宫遗址内有一块明万历四十年（1612）立的石碑，碑文中有柳树湾地名的记载。南京市文物研究所还特意派了两位年轻人领我们到明故宫，实地察 看了立于午朝门区内的这两通碑。由于年代久远，风雨侵蚀，加上碑面被灰浆涂抹，难以从头到尾通读。但是经仔细辩认，还是找到有“东城兵马司首下□□行营、柳树湾、关王庙、太医院……”等字样；碑末的立碑时间是清晰的：“明万历四十年九月初一建立。”碑文说明，在明代确有“柳树湾”这个地名，但具体方位在何处，我们只能从地方文献中去进一步查找。幸好这两通碑的碑文录文还能找到。从全文看，碑文内容讲的是水利建设中的“疏通沟渠”问题。把这两通碑内出现的小地名连起来，再从南京的水道资料及《明应天府城内坊厢图》对照，判断出柳树湾在“标营”、“太医院”、“大中桥”一块弧形区域内，具体位置在当年太医院的上游，东城兵马司的下方，即今天的蓝旗街、御道街一带。现在该处尚遗留有“石门坎”的小地名，云南流传的“高石坎”、“大石坎”均为口传之误。如果祖籍是应天府枊树湾、高石坎的云南人到南京“寻根”，只能到南京明故宫跨越的东南角这一片为止，现在这里已经是繁华的闹市区了。

　　方位虽然已经找到，但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探讨：难道明代数以几十万计和移民来滇，都是南京人？并不一定全是。柳树湾位于故宫东南角，当年最皇城前的宫禁要地，是中央行政机关所在地，六部除刑部以外，吏、户、礼、兵、工部都在这个地区，兵部的兵马司是部队集中驻地，还有个大校场是训练兵士和比武的地方。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遣傅友德、蓝玉、沐英率30万大军征云南，从南京出发的部队集中地就在柳树湾，随沐英征滇的皇家直属部队“羽林军”就驻扎在柳树湾。朱元璋的部队组成和兵源并非全部来自应天府一地，江苏、江西、安徽、两湖的都有，所以只能理解为征云南的军队系从柳树湾集中出发。明军平定云南之后实行军屯，几代之后就只知祖籍是“南京应天府”了。还有另两种情况：一是因为洪武后期中央机关多建在柳树湾，官员中因“有罪遣戍云南者”不少，就是民间说的“充军”。还有富商和令朱元璋认为“不放心”的人，被加上罪名强行发配来云南，往往是连家属甚至家族都被“扫地出门”。这两类人的籍贯是江苏为多，并不确指枊树湾。典型的如沈万三一案。沈是江苏“第一水乡”周庄人，他的祖上以躬耕垦殖为业，到他这一代善于“治财”，做外贸发财，“富可敌国”，“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在南京置有大是产烽，这就引起朱元璋的忌妒。沈万三不知道，竟然还出钱来“助筑都城三分之一”，又“请犒军”，这就犯了僭越之险。朱元璋大怒：“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要杀沈万三的头，后经皇后说情：“不祥之民，天将诛之，陛下何诛焉！”沈被释放后，被“戍云南”。

　　不论哪一种情况在明代来到云南的“应天府”的人，他们在云南扎根，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对云南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推动作用，这些功绩不可没也。至今云南人到南京，或见到南京人有一种新切感就不足为怪了。

　　南京柳树湾高石坎------云南人的故乡(转)

　　南京柳树湾高石坎，是云南人说不完的话题，是云南人心里的牵挂，是云南人寻根的情结中国人一向是守礼义、重亲情的，因为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家乡的山水永远是最动人的风景。寻根问祖，落叶归根，是华夏民族永远抹不去的一种故乡情结。

　　我家世居云南省弥勒县，很小的时候，就听我的爷爷说，我们家是从南京来的，祖籍就在南京柳树湾高石坎。

　　“那为什么要从南京来，怎么不回南京去？”我这样不停地问着爷爷。

　　“那是几百年前的事了，我也是听我的爷爷说的。”爷爷这样的回答并不能令我满意。

　　后来，我又听到许许多多的父辈们和亲戚们不停地提起“南京柳树湾高石坎”这个地名，这让我确信，我的祖辈一定是从南京那个叫“柳树湾高石坎”的地方来的。

　　据金陵旅游网（http://wwwnanjinggovcn）讯：1983年秋天，云南省弥勒县给南京有关部门写来一封信，说他们那里有许多汉族同胞称先祖是从南京柳树湾迁去的，恳切要求帮助查找“柳树湾”。南京的有关专家反复查阅了解放前后各种图籍史料，并无“高石坎”的地名，只是现在城东南有一处叫“石门坎”。石门坎是否即高石坎呢？如果是的话，柳树湾应在其附近地段内。专家们一方面继续查阅史料，一方面到石门坎至明故宫一带实地访问踏勘。后在明故宫的遗址上看到有一块明万历四十年九月初九立的大石碑，这块碑的一段碑文帮专家解决了难题。碑文曰：

　　“看得疏通沟渠，乃王政要务。除十三门内大小渠陆续疏通外，惟洪武冈口(以)东，从口口关首下北东城兵马司门首下北标营，柳树湾、关王庙，太医院等处过西下各沟，向来不得下流之处，所以虽经疏浚，水仍不。”

　　从这段碑文说明：柳树湾的地名在明代确实存在，而且就在明宫城附近。于是，专家们又查对了《明宫城图第十》，上面标有“东城兵马司”、“太医院”。将碑文与宫城图一对照，说明柳树湾的位置原在东城兵马司与太医院之间，正与现在的石门坎相去不远(筑城后由城墙隔开)。至此明白，“高石坎”应为今“石门坎"，柳树湾即在今天的城东南角。

　　金陵旅游网还有一篇文章提到：在南京举办的一次学术座谈会上，南京史学界的人说：明故宫遗址内有一块明万历四十年（1612）立的石碑，碑文中有柳树湾地名的记载，也就是说，在明代确有“柳树湾”这个地名。从南京的水道资料及《明应天府城内坊厢图》对照，柳树湾应该在“标营”、“太医院”、“大中桥”的区域内，具体位置在当年太医院的上游，东城兵马司的下方，即今天南京市的蓝旗街、御道街一带。云南祖辈们流传下来的“高石坎”实际上是一种口传之误，现在该处称作“石门坎”。

　　在关于云南现今居住着的汉族从何移居而来，有很多文章都这样提到：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命令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等大将从南京率大军30万出征云南。平定云南后，朱元璋很赏识沐英，又念其功劳无比，便派沐英留在云南镇守疆土。为了巩固疆域，促进云南的发展，洪武十五年前后，沐英亲自回到了南京，在南京广招工匠，随着自己远赴云南屯田垦荒，兴修水利，世居云南。

　　其次，又因柳树湾紧靠明朝皇宫的东南部，属于皇城禁地。因此，在这一片驻扎的军队以及居住着的居民，成为朱元璋的心头之患。还有一些让朝庭很不放心的官员、商贾以及那些犯了罪或被强行加上罪名的人，统统都被发配充军到了云南这块不毛这地。就这样，居住在柳树湾一带的居民就自然成了移民的主要对象了。

　　其实，何止是弥勒人，走遍云南38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只要询问云南的汉族人来自哪里，大多数人都会根异口同声地说，来自“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对于云南的汉族人是来自“南京柳树湾高石坎”的传说，虽然历史学家们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和定义，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祖籍关系讲，现今居住在云南省内的汉族人，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古代吴越地区，即今天的江浙一带。因为从云南汉族人与南京人风俗习惯上的很多相同之处，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就连弥勒县的汉族灶台灼力样和装饰花纹，都和今天的南京郊区农民的锅灶相似。

　　南京柳树湾高石坎，是云南人说不完的话题，是云南人心里的牵挂，是云南人寻根的情结。

　　如今，柳树湾高石坎（即今石门坎）已经是处于南京城繁华的闹市区了，听说，每一年都有不少云南人去南京寻根呢。而很多云南人从小就对“南京”这两个字很耳熟，见到南京人也自然地有一种亲切感。

　　我想，作为今天的云南人，虽然可以寻根，但我们不应该过多的去依念南京。无论我们来自哪里，无论是谁把我们的先祖带到这里，我们都应该看到：云南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云南是一块肥沃的土地，云南正在与发达的南京及中国东部地区一样，随着中国的改革前进方向，一步一步地走向深入。对于先祖居住过的柳树湾高石坎，我们可以为它今天的发展摇喊助威，并亲切地说一声——南京，你好！

一般来说，以开国之君夺得天下之人，十有八九都会为后代着想而有意无意对开国大将下手；温柔点的会如同宋匡胤那般“杯酒释兵权”，凶残点的如刘邦、朱元璋，直接抄家灭族。

但是作为历史上以凶狠残暴著称的朱元璋，举起屠刀之下，也能有幸免之人；而这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明朝开国第一功臣——徐达

出身农家元朝末年，徐达参加了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公元1363年大败陈友谅。公元1364年，朱元璋以为左相国。公元1367年，率军消灭张士诚地方割据势力。同年，任征虏大将军，与副将军常遇春一起挥师，北伐中原，推翻元朝的统治。

公元1368年，攻入大都，灭亡元朝。以后，连年出兵打击元朝残余势力，官至太傅、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兼太子少傅，封魏国公。为人谨慎，善于治军，戎马一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乃明朝开国第一功臣。

徐达是由于在北平留守时得了背疽，后来由于病情加重而死，当时朱元璋57岁，徐达53岁。

徐达死后，朱元璋亲至葬礼以示悲疡，把他列为开国第一功臣，追封他为中山王，谥号武宁，赠三世皆王爵。赐葬钟山之阴，御制神道碑文。朱元璋曾经称赞他说：“令行禁止。不居功自傲，不贪图女色财宝，处理问题不偏不倚，没有过失。当世有此美德者只一徐达。”

对于野史所说的，徐达的死因是不能吃鹅，结果朱元璋还特地送蒸鹅给他吃，结果吃完就死了，真是天大的笑话，按现在的说话，最多过敏，过敏也不是立马就死啊！

明朝开国应该是第二功臣吧——汤和

汤和于1326年出生在濠州钟离孤庄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和朱元璋不仅是同乡，而且在一条小街上长大。

1352年，汤和带领十多个壮士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他因作战勇敢而被封为千户之职。汤和给儿时伙伴朱元璋写信，邀请在皇觉寺的朱元璋参加义军。有人知道了这封信的内容，要去告密。于是，朱元璋投奔了郭子兴的红巾军。朱元璋入伍后，因功被提升为镇抚之职，级别在汤和之上。

比起徐达的病逝，汤和似乎更显得深谙为臣之道。

在随朱元璋渡长江、占集庆、取镇江诸战中，屡破元军，累功升统军元帅。1357年，镇守常州，多次击败张士诚部。1367年，为征南将军，在浙东击败方国珍部。尔后率部由海道入福州，俘获占据延平的陈友定。又随徐达率军征今山西、甘肃、宁夏等地。

功劳不可谓不高，但是汤和依旧得以善终，这就难能可贵了；那就是汤和为臣之道。

《明史·汤和列传》：汤和晚年为人更加恭敬谨慎，入朝所听到关于国事的议论，不敢向外泄露一句。他有妾百余人，生病之后便全部用钱将她们打发走。他在朝廷上所得的赏赐，大多分给了家乡的乡亲们，每当见到布衣时的故交遗老时，汤和总是显得非常高兴。当时许多公、侯等老将都因奸党罪先后伏法，很少有人幸免，而汤和独享老年之福，并以功名而终。

朱元璋的干儿子——沐英

沐英原本出生贫苦，父母早亡，八岁的沐英流浪到濠州城，被当时的农民起义军将领朱元璋发现并收留，朱元璋夫妇当时膝下无子，就认小沐英为义子，沐英改姓朱，在朱元璋夫妇身边生活。朱元璋夫妇待他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不仅教他识字读书，还教他如何带兵打仗。

之后的沐英，就一直在军营服侍朱元璋；在十八岁的时候，沐英开始担当军事要任。先是被朱元璋封为帐前都尉，参与镇守镇江；后提拔为指挥使，守江西重镇广信；之后就一路追随朱元璋征战天下。

在二十六岁的时候，沐英被授镇国将军，任大都督府佥事；次年升大都督府同知。大都督府是明初军事中枢，掌天下兵马，当时府中积务繁积。沐英年纪虽轻，聪明敏悟，在府中七年，处事果断，解决问题明快，毫无遗漏，马皇后多次称赞他的才干，深得朱元璋器重。

1381年，朱元璋以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率军三十万征讨云南的元朝残部。1383年，朱元璋下诏命傅友德及蓝玉班师回朝，而留下沐英镇守云南。

之后的沐英及其后世家族，就永世镇守云南，沐英死的时候才4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