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说看一个家庭的兴败只看三个地方：

第一看：看子孙睡到几点，假如睡到太阳都已经升得很高的时候才起来，那代表这个家族会慢慢懈怠下来。

第二看：看子孙有没有做家务，因为勤劳、劳动的习惯影响一个人一辈子。

第三看：看后代子孙有没有在读圣贤的经典，“人不学，不知义，不知道”。

畅游史海，可以看到“盛不过三代”是大多数官宦之家很难逾越的魔咒。而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层出不穷，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广铨、曾昭抡、曾宪植等一代代杰出人物。探寻曾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曾国藩留给后代的"四条遗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扩展资料

四条遗嘱：

一是慎独则心里平静。自我修养的道理，没有比养心更难的了。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恶，却不能尽自己的力量以行善除恶，这是自己的表现。内心是不是自欺，别人无从知道。孟子所说的上无愧于天，下无疚于心，所谓养心一定要清心寡欲。

所以能够慎独的人自我反省时不感到愧疚，可以面对天地，和鬼神对质，绝对不会有行为无悔恨而心却退缩的时候。人假如没有可以愧疚的事，面对天地便神色泰然，这样的心情是愉快平和的，这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是最好的药方，修身养性的第一件大事。

二是主敬则身体强健。在内专一纯净，在外整齐严肃，这是敬的工夫；出门如同看见贵宾，对待百姓像行大祭祀一样崇敬，这是敬的气象；自我修养以让百姓平安，忠实恭顺而使天下太平，这是敬的效验。聪明智慧，都是从这些敬中产生的。

庄重宁静则一天比一天强，安闲敬纵则越来越懒惰，都是自然的征兆验效。如果不论人多人少，事大事小，都以恭敬之心相待，不敢懈怠，那么身体的强健，还有什么令人怀疑的呢？

三是追求仁爱则人高兴。读书学习，粗浅地知道了大义所在，就有使后知后觉的人觉悟起来的责任。孔子教育人，莫大于求仁，而其中最要紧的，莫过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这几句话。人有谁不愿意自立自达，如果能够使人自立自达，就可以和万物争辉了。人有不高高兴兴地归附的吗？

四是参加劳动则鬼神也敬重。如果一个人每天穿的衣服吃的饮食，与他每天所做的事所出的力相当，则看到的人会赞同他，鬼神也会加以称许，认为他是自食其力的人。

倘若农夫织妇终年勤劳，才能收获数担粮食数尺布，而富贵人家终日安逸享乐，不做一事，却每餐必是美味佳肴，穿必锦衣绣袍，高枕而眠，一呼百应，这是天下最不幸的事，鬼神也是不赞同的。

这样怎么能长久呢？古代的圣君贤相，无时无刻不以勤劳自勉，为自己打算，则必须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在困境中奋力前行，殚心竭虑，而后可以增加智慧增长见识。

曾国藩虽然长年在外，对子女的教育却从未松懈。他就是通过书信，与自己的子女进行进一步思想上和学业上的沟通。

孩子们读书后，通过书信，将自己的学业反馈给曾国藩。曾国藩从中找出问题，指出不足，并进一步鼓励和引导。

作家杨大侠指出，教育的核心是激发自我

因此，虽然父亲不在他们身边，但父亲的教诲却时时在他们心中。

所以我们去看曾国藩的后代，几乎都是各行各业有才干的人。

曾麟书。

曾麟书（1790109～185724）派名毓济，字竹亭，祖籍湖南衡山县白果，出生于湘乡县荷塘（今双峰县荷叶镇）。

曾麟书（Zeng Linshu）是曾国藩的父亲。初为山乡塾师，43岁时参加第17次乡，终于考中秀才。仅曾麟书五代子孙，自清道光十二年至光绪末年，就出了曾国藩、曾广钧两进士，举人、优贡、秀才更是多达20余人。

子曾国藩、曾国荃均擢总督，因子贵，以知名乡绅活跃于湖南城乡。卒后诰封中宪大夫、荣禄大夫、光禄大夫，诰赠建威将军、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威毅侯、一等威毅伯。

扩展资料：

曾国藩的亲属：

1、曾国荃

曾国荃（1824—1890年），字沅甫，曾国藩的九弟，湘军主要将领之一，因善于挖壕围城有“曾铁桶”之称，官至两江总督、太子太保。

咸丰二年（1852）取优贡生；咸丰六年（1856），攻打太平军“有功赏“伟勇巴图鲁”名号和一品顶戴。同治三年（1864），曾以破城“功”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 同治年间，与郭嵩焘等修纂《湖南通志》。

1875年后历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署两广总督。光绪十年（ 1884）署礼部尚书、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光绪十五年（1889）加太子太保衔。翌年，卒于位，谥“忠襄”。

2、曾纪泽

曾纪泽（1839年12月7日-1890年4月12日），字劼刚，号梦瞻，清代著名外交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二位驻外公使，与郭嵩焘并称“郭曾”。

曾纪泽是曾国藩次子（国藩长子纪第早殇 ），1877年（光绪三年）袭侯爵。1878年（光绪四年）出任驻英、法大臣。

在出使期间，深入了解各国历史、国情，研究国际公法考察西欧诸国工、商业及社会情况。

1880年（光绪六年）兼驻俄大使，与俄谈判收回伊犁事宜，于1881年（光绪七年）2月24日签订《中俄改订条约》，收回伊犁特克斯河流域土地及部分利权，被认为是晚清一次较为成功的外交行动。

1883年（光绪九年），中法战争爆发，主张“与法人辩，始终不挠”。又疏陈“备御六策”。1886年（光绪十二年）归国。1890年（光绪十六年）去世，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惠敏”。

曾纪泽学贯中西，工诗文，书法篆刻，善山水，尤精绘狮子。著有《佩文韵来古编》、《说文重文本部考》、《群经说》等，后人辑为《曾惠敏公全集》。

——曾麟书

晚清时期，国际形势风云突变，清王朝的统治更是岌岌可危。面对内忧外患的窘境，清政府不得不大力重用汉人大臣。在乱世争锋又被委以重任的大背景下，着实涌现出了一大批汉臣能人、名人，其中曾（曾国藩）、左（左宗棠）、胡（胡林翼）、李（李鸿章）。

虽说这老四位同为“中兴名臣”，对于清王朝甚至对于当今中国来说，所立下之功绩又各有千秋，但是他们几位在后人的口碑评价之中却不尽相同。曾国藩显然是这四位之中，被后世之人赞誉最高的一位。而胡林翼因为去世较早，所以并不太被后人熟知。左宗棠虽说赞誉评价不及曾国藩，但是也绝对是褒远大于贬。但是李鸿章，就只能算得上是毁誉参半了，也是被后人诟病最多的“名臣”。

那么，同为中兴名臣且同朝为官，做人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其实，这差距主要还是在“人品”。

上图_ 曾国藩（1811年－1872年）

一、先说“名”。

曾国藩为什么会享有盛誉？因为他真正做到了淡泊名利。曾国藩一生对于“留名”一事，确实是在极力避讳，经常是做好事儿不留名，自己也不做记录，更不在信札中提及，属于“雷锋式”大公无私。

而左宗棠照比曾国藩就会在乎一些自己的名声，左与曾一样经常做一些资助之类的好事儿，但是左就更喜欢“宣扬”自己的忧国忧民。而且还有一事儿也可以看出曾、左二人对于个人声誉的在乎程度。众所周知，曾、左二人都写过很多家书、家训之类的信札，可以说里面汇聚了太多二人为人处世的智慧，如今都是我们了解史实和自我修为提升的源泉宝典。但在当时，曾国藩就明确表示，自己的信札等文字不要刊印，而左宗棠却明确对儿子说要将其书信刊印流传。虽说左宗棠是因为教育子孙后代而刊印自己书信，但其实也难免有博取名声之嫌。

至于李鸿章对待名誉，从认知上与曾、左二人就是背道而驰。李鸿章这个人做事十分现实，名声在他看来是虚头巴脑的事情，并不十分看重。可能也正因如此，李鸿章才能为其他两位不可为之事。

上图_ 曾国藩家书

二、说完“名”，再说“利”。

所谓“利”，既金钱耳。曾、左二人都是典型的禁欲主义者，尤其是曾国藩更是做到极致。曾、左二人的共同观点，金钱维持日常用度即可，并且终身恪守“不为官发财”的誓言。

此外，二人更是不愿意给子孙后代留下金钱资产。二人的人生观是，子孙如果是块料，不用留下家资遗产，一样能够吃饱饭，反之，则留有万贯家资也经不起败家。而且二人认为，家资越丰厚，越容易出纨绔子弟和败家子，这比较符合“穷苦孩子早当家”的国人信条。

李鸿章的利益观与曾、左二人截然相反，金钱的欲望那是相当之重了。与曾、左二人“不为官发财”不同，李鸿章利用自己位高权重，为自己及其家族攫取大量财富。在晚清时期，清王朝轰轰烈烈地大搞“洋务运动”，李鸿章作为发展“洋务”的主要推手之一，在众多兴办的企业中，大多是有李鸿章的股份，而且不少还是“干股”。

李鸿章本人也更是经商理财高手，典当、金融这类来钱快的暴利行业，李更是无不染指。除此之外，一些不可告人的黑色收入也不是没有，据说李鸿章还收受过俄国人的贿赂，虽说这事儿没有铁证，但也未必是空穴来风。因此，李鸿章不但比曾、左二人富有得多，而且更是当时全国一等一的富豪。

上图_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

三、最后咱们再聊聊这个“为”。

孔子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说实在的，克己人欲能做到的古来没有多少人，所以个人注重些名誉，爱惜一些钱财，这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品行不端，那被后人诟病也就不冤枉了。在笔者看来，李鸿章的个人品行，不但照比曾、左差距极大，甚至可以用“卑劣”这类鄙夷之词形容之。

笔者之所以对李鸿章的个人品行评价如此之低，并非因为李鸿章对待个人恩怨的睚眦必报，而是在国家大义是非面前，李却置之不顾而泄私愤、报私仇。

很多朋友都知道，曾、左二人关系并非融洽，左宗棠经常对曾国藩出言不逊。但是，曾国藩每次听到这类流言都一笑而泯之。当左宗棠征战西北之时，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后勤方面支持左宗棠那真是不遗余力，连傲慢一生的左宗棠，这次都不得不承认自愧不如。以国家之大义而将个人恩怨置之度外，这就是大丈夫之所为。

上图_ 左宗棠（1812年—1885年），字季

反观李鸿章，为达个人目的而置国家大义于不顾的卑鄙行径并不在少数。前文提及的收受俄国人贿赂之事，虽非确定，但是俄国人将日本人取而代之，攫取南满利益，李鸿章确实是从中斡旋出了不少力。也许这个事儿可以辩解为“不损失清王朝利益”，反正不论是日还是俄，没清王朝什么事儿，尽管地盘是清王朝的。那么，置胡雪岩于死地，进而搬倒左宗棠（所谓：倒左先倒胡），那就绝对是赤裸裸的阴险。

清法战争爆发之际，左宗棠以老迈之身亲赴沙场而不在朝中。而此时胡雪岩更是为了与洋人展开丝绸商战而赌上全部身家。李鸿章利用这一契机，勾结给胡雪岩贷款的汇丰银行（就是那个支持毒瘤的银行），从商政两肋插刀，硬生生地将胡雪岩逼迫到倾家荡产。失去了“钱袋子”的左宗棠，自然不能全力应战，这也成为决定清法战争最终走向的重要因素之一。最终，左宗棠与胡雪岩两人先后忧愤而死。

上图_ 印有李鸿章的钱币

李鸿章为了个人政治企图，不惜帮助外国银行，来损害自己国家的商业利益，不论怎么说，李鸿章这一行径都非常的卑劣。

所以说，“左宗棠不如曾国藩，而李鸿章不如左宗棠”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