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姓氏源流

桑氏的来源有三： 1 、我国的桑氏，根据考证，是由穷桑氏而来的，十分的源远流长。关于桑氏的源流，《姓谱》及《万姓统谱》都有记载：“出自少昊的穷桑氏，子孙以桑为氏。”古代的穷桑，位于现在山东省曲阜市的北方，而少昊君临天下之后，都城就设在曲阜。少昊又称为金天氏。后来因为居住在穷桑，并且在他居住在穷桑的时候登上了帝位，所以又号穷桑氏。他的子孙的一部分以他的号作为姓氏，称为穷桑氏，后来简化为桑氏 。 换言之，桑姓中国人的老家，是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境地曲阜市北方。2、 到了二三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古老的桑家放族，又加入了另一支庞大的阵容，那就是当时秦国公族后裔的以桑氏为姓。当时，秦国公有人改以桑为姓的情形，《姓苑》记载清楚：“秦穆公，公孙枝字子桑，其孙以王父字为氏。”出自秦国。春秋时期秦国公族有叫公孙枝的，他在秦穆公时期担任秦国的大夫，他的后世子孙以他的字作为姓氏，称为桑氏。 3 、相传，神农氏娶了桑氏作为自己的妻子，他们的后代于是有以桑为姓的，称做桑氏。

二 迁徙分布

桑氏的望族居住在河南（今天的河南洛阳东北）、黎阳（今天的河南浚县东北）。安徽省固镇县，宿州，太和有大量桑姓人。今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鹤山乡的东皋村、大辛庄、小辛庄、桑家庄以及桃源村等约有万余桑姓人；山东省肥城市桃源镇屯头村也有数千桑姓人。山东各地的桑姓人均源于宁阳县鹤山乡的东皋村，该村（原名（音）桑家海子）有桑姓人家庙及家谱（先祖山西洪洞县，明初迁徙定居于此）。在今河北高碑店市阎家务村有桑氏一族，约400人，据称祖上来自山东境内。今山东省莱芜市黄庄镇有金水河，东王家庄，南北通香峪，台子村，茄子峪村，桑家庄等村约有数千桑姓人。 山东寿光也有大量桑姓人，但他们和安徽固镇桑姓人同出一宗，均来自山西。

三 郡望堂号

郡望： 1 黎阳郡：黎阳县设置于西汉初期，北魏的时候改黎阳县为黎阳郡。在今天的河南省中部。 2 河南郡：汉高帝的时候设置。在今天的河南省洛阳市一带。

堂号： 1 枢密堂、淮翼堂：明朝的时候，桑世杰被封为秦淮翼元帅，连克镇江以东诸州县，判行为枢密院事。2 铁砚堂

四 历史名人

传说中有桑魁星点状元封百官一说。

1 桑弘羊：西汉洛阳人。出身于商人家庭。武帝的时候担任治栗都尉，领大司农。主张重农抑商，推行盐铁酒类商品由国家统一出售的政策。武帝临终的时候，授给他御史大夫的职位，与大将军霍光一起受遗昭，共同辅佐少主（昭帝）。始元六年许多官吏大臣要求取消盐铁酒类专卖的制度，桑弘羊坚决不允许。后来桑弘羊因为朝廷上有人政治阴谋而被杀害。终年70岁。

2 桑钦，北魏郦道元所注之《水经》，据说就是他撰写的。他曾从平陵人涂浑受《毛诗》，而造诣极深。他还精通《古文尚书》。

3桑馥三国时魏音乐家。

4桑维翰：字国侨。五代后晋河南人。开始去参加考进士，主考官因为厌恶他姓桑而没有录取他。有人于是劝他改姓，他不肯。有人劝他改业，不要读书了，他也不肯。他自己铸造了一方铁砚，发誓说：“要是等到我把铁砚磨破的时候还不能中进士，我酒改业。”他勤学苦练，结果铁砚还没有磨穿的时候他就考中了进士。为石敬瑭掌书记，主谋引契丹兵灭后唐。敬唐建立了后晋王朝以后，桑维翰累官中书侍郎平章事兼枢密使，接受贿赂积累了巨万财产。后来契丹军队打败后晋以后，原来的后晋将军张彦泽想要夺取他的财产，于是派人杀死了桑维翰。终年48岁。

5 桑世昌：淮海人，宋朝时期著名学者，陆游的亲戚，编辑有回文类聚，著作有《兰亭考》。

6桑容：字文耀，常熟人。明代画家，著有《竹窗集》。

7桑春荣：清朝刑部尚书，道光进士。职掌刑部十余年，平反大狱，执法公平，他的名声在当时很大。

8桑调元清朝工部主事

家谱之体现，能合书、图、史、表、志为一体者，它的利用价值就显得大些。家谱主要以文字内容为主，资料为副，但一张好的、照片仍是能将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特质传达出来。

将、照片纳入家谱的意义在于，为家族传承提高了一个最直接的环境背景，使家谱不在局限在文字文字记录、整体概念也变得鲜明而生动起来。

只要是能让人对家谱有更进一步认识的古地图或老照片，均应该被收入家谱里，包括：

1．老照片：家中存有的古老黑白照片、一家人的合照等，都有其历史价值，也是见证家谱的最原始材料。

2．祖先（遗像、人物画、肖像画）：中国历代以来多有大量之人物画及肖像画，其中有大部分是为了纪念先人，或表达对圣贤亲人的追慕。也有些家谱将家族先人中显达之人，画出其仪容，置于卷首，以求达到光大族望，启迪后人的目的，有些也刊载一些先人手泽遗墨。

3．风水图（祠堂图、墓图）：祠堂是供奉先人的地方，在古代更是家族聚会之所，所以一般的家谱均有记载和刊载建物版图、描绘实状，有些更是附刊墓图，有些甚至详记地理方位。人们相信一个家族的兴衰和祖辈所居住、埋葬的地点有很深的关系，这些都蕴涵着丰富的“风水”内容，所以也被称为“风水图”。

4．故居/村庄图：明清族谱中不但记述居址迁徙，很多富家所修的谱书中，还以精美的版图，印制出他们家族的庭院、楼阁、书斋、房舍等。 明清以来，祠堂成了宗族祭祀先祖、议决大事的重要场所。每个祠堂大凡都有自己的堂号，从某种意义上讲堂号是宗族的标志。堂号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具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如王氏“三槐堂”、赵氏“半部堂”等；另一类是没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如“世德堂”、“崇本堂”等。具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其来源大都伴有寓于某些含义的典故，它重复出现于该姓氏的不同支族。没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大部分分别为某一支族特有或与其他宗族的堂号甚少重复，其馀少量的堂号则在同姓和异姓宗族中间着较高的重复出现率。而其他的堂号辅以姓氏、地域的限制，也能在判断宗族方面起一定的作用。如“世德堂”，杨、丁、王、李、吴、何、沈、邵、周、胡、秦、徐、陆、陈、孙、黄、曹、许、张等数十个姓氏都有此堂号，而且同姓中的不同支派也有，出现的重复率极高，但加以姓氏、籍等条件限制，就可缩小范围。

堂号名称一般取自于郡号名或为纪念家族史祖或名人而自创。

一般来说，堂号多取自于郡号名，郡是秦、汉时期对行政区域的建置，郡号名又取自于郡名，或诸侯国名，地方府、州、县名。随着姓氏家族的发展壮大，就出现了以各姓氏名门望族发祥地的郡名作为郡号的由来。

大家族日久人众，或是遇至天灾连年之时，族人就会因迁徙流离，而散布各地。于是就有了在“总堂号”之下，再加入“分堂号”名称的方法。“总堂号”代表家族（姓氏）的发祥地，寓后人以不忘本源，“分堂号”则是族人迁徙至新地，成为当地有名望家族后，以该地的郡号作为堂号，“总堂号”和“分堂号”统称为“郡望”。

因为各族姓基本上都是以郡名作为自己家族的郡号，所以就有了若干姓氏同为一个堂号的现象。例如：王，胡这两个姓的郡望都是“清河堂”。

堂号名称的另一出处：自创堂号，乃家族中人自立的堂号，该堂号名称一为有别于各姓氏的分支别派，二为铭记祖先或名人的公德事迹或教诲。例如：杨氏的“四知堂”寓意“天知、地知、我知、子知”的为人风范。 明代中后期是中国家谱体例演变与内容更新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体例的变化与内容丰富是此前谱牒所少有的。正德元年所纂《余氏会通谱》内容包括新旧序、跋、辨、图、外传、外纪图、世系图、茔域图、卷末跋、后序。《休宁文昌金氏世谱》内容已较全面，包括序、凡例、列士、金氏该国、世系、事略、行实、行状、墓志铭、杂著、记、诗、赞、规约。嘉靖十八年许璞、许汉纂《许氏统宗世谱》内容涉及序、名人传记、行状、墓志、世系。嘉靖三十四年朱世恩纂《朱氏统宗世谱》内容涵括历代谱序、敕命、凡例、像赞、祠屋图、墓图、传、世系图。嘉靖三十七年黄侍、黄仁德纂《左田黄氏孟宗谱》内容包括序、图、地理志、姓氏源流、世系、文翰。隆庆六年许可复、许凤翔纂《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吸收并总结了嘉靖以前家谱的有关内容，且有所扩展。该谱涉及历代谱序、目录、世系图、考、先世文翰、序、说、传、记、寿叙、赋、诗、歌、词、挽诗、行状、赞、祭文、谱说、后骗子、领谱字号等诸项内容。万历以后，字谱内容较前更为丰富。隆庆、万历年间歙县殷氏宗族“始为谱，其大凡有姓氏、本原、世系三考”，其后内容又扩充了“世德、规范、训典、文献、宅第、丘墓、遗文、遗迹、里社九考。”万历五年吕仕道纂《吕氏续修宗谱》涉及目录、书法、凡例，历代谱序、像赞、迁源源流、祠墓寺图表、里居图、姓氏来源、世系、世德、规范、训典、文献、遗事、丘墓、祭田、家规、修谱衔名、修谱总论、后序、跋等内容，该谱的列诸项涵盖了后世家谱所具备的基本内容。万历十八年程弘宾纂《歙西严镇百忍程氏本宗信谱》分谱序、谱例、纪源、传疑、传信、世系、世传、内传、保莹、遗翰、族约、续后十二篇。万历末年修成的休宁《曹氏统宗世谱》涉及序列、题辞、谱引、谱歌、谱诗、恩荣录、曹氏先达、迁徙源流、坟墓、后序、跋、谱约、支谱图、统宗谱系小叙、系图、事略、重修族谱叙略、家乘序、诗集序、遗嘱、跋等内容，名目纷繁，同万历以前所修宗谱相比，内容得到大规模扩展，几乎囊括了与宗族相关的所有事项。通过对上述明代宗谱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与宋元谱相比较，明谱新增加的内容主要体现为家规家训、祠产族产等宗族制度的相关方面，这也正是明代宗族制度较前有所发展的一个反映。

关于体例方面，明谱在因袭欧苏谱例的同时，增加了“志”“图”“考”“录”等项新内容，这是明修宗谱进一步吸收正史和地方志编纂学上成果的重要体现。据翟屯建先生研究，明代宗谱体例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纲目体，以纲统目；二是条目体，一事一目，互助统辖；三是纲目与条目的混合体。且愈往后，这种混合体的方法在宗谱编纂中愈益得到广泛的运用。与明代以后所修宗谱相比较，有明一代所修宗谱的体例已比较完备，且大体上已定型，此后清、民国年间所纂宗谱在体例上基本承袭明谱，变更甚微。

2016年3月媒体报道：仙桃市张沟镇新西村81岁陈江培老人保存的《义门陈氏江州老谱》。扉页楷书“义门陈氏江州老谱”字体古朴苍劲，纪年“明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清晰可见。族谱为黄绫质地，手工抄写。族谱记载了义门陈氏牛公庄的3位先人，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由江西吉水迁至湖北沔阳越舟湖，世袭至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的家族历史。现在这一支系已发展到近2万人，分布于仙桃各地。全国“非遗”评审专家、江西师大历史系教授梁洪生认为这部《义门陈氏江州老谱》是迄今发现的成书最早、保存最好的谱牒，极具史料价值，够得上“国家级历史文物”。

户籍制度，一直都是在中国社会中权重占比很大的管理制度。

如今，为了孩子升学买学区房，就是现代户籍制度的一个缩影。在明清时期也是一样，老百姓为了能参加科举，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户籍，还有田产。

朱元璋上任后，执行“里甲制”一百十户为一里，每10年编修一次。这个制度以保障部分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通过这种登记，老百姓的田产就得到了官府的认可。

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入籍。

入了籍，向朝廷纳了粮，等于行使了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于是，也就有了可以参加科考的权力。而那些流民们耕种的土地，由于自身无户籍，当然，就没有合法性了。户籍，如此之重要，所以，在各家的族谱中，都会“浓墨”的书写一番入籍的地位等等。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有了户籍，才被认可是国家的“子民”，才能有去开发、利用土地的资格，以及可以参加科考的资格。

这里就有一个案例：

说的是蓝山的一个家族，从记载这个家族入籍祖以及土地纠纷案，就可以看出当时户籍制度的“强大”功能。《钟氏族谱·阖户宗祠》非常浓重地介绍了入籍祖，并将其和始迁祖并列，是“百世不祧之宗”。虽然，二人只差一代，但“入籍”的功劳却显得意义非凡。

再来看《钟氏族谱·阖户田租表》，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止，这位钟姓户祖的祭田数量排列第一，地位更是无人可撼动。根据族谱记载，开立户籍是在明初，祖先于元延祐间，从江西迁至湖南蓝山，并定居在黎家头。

因为，黎家从宋朝开始，就是当地的大户，到了元代中期，家族没落，到了钟家第三代时，黎家的很多家业，陆续归钟氏，钟家开始起家。就家业而言，第三代贡献更大些。但若是没有户祖的“开立户籍”，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得到官府的认可。

当然，他人也不会认可。

到了修谱的1936年，其家业已相当雄厚，山场的南北长度有三十来里。之后，也正是有了户籍，名下的所有产业，才得到了官府的认同。也因此，如果发生土地纠纷时，就会占据有利的一方。光绪十六年（1890年），钟家就发生过一起和雷家的土地纠纷。

根据族谱记载的官方判词，判雷姓族谱所写为假。因为，字迹不符是伪造的，所以，有争议的土地一概为钟姓管业。可见，两家为了争夺土地资源，都出具了族谱。甚至于，雷姓一家为了利益制作假的族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族谱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除了记录先祖的事迹，还能成为证明“家业”的有利证据。

还有一个类似事件，是发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钟姓和崔姓的一桩墓地纠纷。根据文字记载，崔土保兄弟立了一份契约，保证不在“坟山顶脑上开挖、栽种生理”，还请了公证人。虽然，崔家买的土地和钟家的墓地挨着，但未必一定会跑到隔壁墓地去开挖栽种。而钟家却认为这会坏了风水，要求崔家立下契约，否则，就会以此为据告官。

再来看看户籍和科考的关系。

根据《大明会典》，洪武十七年（1384年），朝廷规定：各府、州、县生员乡试前要“各具年甲、籍贯、三代”。

清代的规定更加详细，就是为了防止“冒籍”。如有违反者会有重罚，“生童有籍贯假冒者，尽行褫革，仍将廪保惩黜。”除此，还规定：祖上要入籍20年以上者，且名下的家业在官府有登记，才有考试的资格。

那么，为何科考如此重视户籍？

因为，有名额的竞争，今天亦是如此。以《蓝山县图志》记载的一个事件为例：在康熙年间，湖南蓝山、宁远二县，就出现了一桩户籍争端事件。

大慈乡四十六村原属于蓝山县，和宁远县距离较近，便到宁远县购置田产庄粮，向宁远县交纳钱粮。那时，新来了一位县令，“不查来历”，就将四十六村村民归了宁远县籍。但老百姓不愿意了，因为，当时每个县的科考名额是有规定的。根据该县的整体“文风高下”，以及缴纳钱粮人口的多少作为基准。

最终，四十六村的村民不仅回到了蓝山县，还为蓝山县令建祠树德政碑。

由此可见，户籍对于科举有多重要。

当然，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移民迁入，都会让和土地、科举密切关联的户籍地位越发重要。除了这些，如：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等，都和户籍有关系。即使放到现在，户籍依旧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

时至今日，户籍在我国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日常出行，大到结婚生子，买房买车等。试想，如果你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那将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这样的你，还怎样在现今的社会生活呢？简直是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