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你好！你的情况相信很多川、渝朋友都有，当年湖广填四川有很多我们麻城先祖后来定居在你们那儿，并世代繁衍，也留下今天你们川渝同胞和我们麻城人难以割舍的血缘亲情。可惜随着时代的改变，地域变迁，当年的孝感乡早已经撤并，但仍在麻城市地域内，大概位置在现今麻城鼓楼办事处为中心的方圆10里地界内，很多老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如果可能的话实地走访比较准确。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就知道这么多，希望能帮到你！

根据《杨氏族谱》记载，宋朝绍兴年间，有一位叫杨元规的进士，他本来是广陵人，因为担任地方官职而迁入广东南关，杨元规因此成了广东一带杨姓人的始祖之一。可见，杨姓人进入广东也是比较早的。南宋以后，北方汉族大举南迁的历史基本上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南迁之后的再次迁徙。我们在寻根问祖的时候，必须考虑这些大的迁徙背景。例如，已经定居福建宁化石壁村的杨远绍，后来再次迁入广东梅县，成为梅县一带的望族。元明之际的安徽成为这一战乱时期的主要战场，战争使得这一带的人口减少达90%左右。战乱结束之后，只好从江西等地大量地补充人口。当时就有人声称：“如今的安徽人已经不是昔日的安徽人了”。皖南一带的杨姓族谱中也常常可以看到祖先来自江西的记载。湖南、湖北的情况与安徽相类似，这两地也曾经从受当时战乱时局影响较小的江西等地迁入了大量的人口，当时的湖南、湖北合称湖广，历史上把这次人口大迁移叫做“江西填湖广”。四川的情况最为典型。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杨姓人在汉代就已经进入四川了，而且是名人辈出，以后历代都有迁入。然而，今天四川的杨姓人却大多不是那些早期迁入者的后裔了，这是因为在宋末元初发生了大战乱，当地老百姓因为遭遇此次灾祸只剩余了二三成。到了明末清初，大战乱又一次地发生了，四川人口又因此减少了一大半。这样轮番的几次大换血，这就使得四川原先的土著居民所剩无几了。我国现当代大文豪郭沫若先生是四川人，他的回忆录文章《我的童年》对此有过十分生动的描述。郭沫若在回忆录中说，他在四川的家乡叫做“沙湾”，“沙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是外来户。郭沫若本人的祖先就是从著名的移民集散地福建宁化县迁移而来的，而且，他们还常常与当地的杨姓人闹别扭。郭沫若的这篇作品读起来很有乡土味，对于我们了解当时农村中姓氏家族观念很有帮助。现代的四川人绝大多数是清朝前期从邻近诸省迁移而来的，其中以湖南、湖北两地迁入者为最多，所以，历史上把这一次人口大迁徙叫做“湖广填四川”。开始的时候，移民是被迫的，据说，押运途中移民被绳索捆住了双手，大小便的时候需要请示押运他们的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叫做“解手”，后来，时间一久，“解手”就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了。不过，这些早期的被迫迁入者因祸得福，他们来到四川之后，发现四川原来是一个风调雨顺、物产丰饶的好地方，消息一传开，后来者就用不着官府拿着绳索去“请”了。现在，我们从四川省的一些地方志、家谱中常常可以发现杨姓人迁移自湖南、湖北的记载，而且，声称于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迁自湖北麻城孝感乡的人很多。例如，《忠县姓氏志》中就有祖籍湖北麻城孝感乡人杨古英、杨觉寿、杨时和等人于明代洪武二年迁居忠县的记载。

　　摘录的“湖广填四川”，希望有用：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此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很深。

　　所谓"湖广"，是指湖广行省。元初时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四川局部；元末时辖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区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部；明朝时辖今湖北、湖南两省。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四川历史上历经七次大移民。第一次是在秦灭蜀、巴之后，秦移民万家入蜀，约四、五万人；第二次是从西晋末年开始，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在此期间，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候，陕、甘移民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这次以湖北、湖南（当时行政区叫“湖广省”，还辖广西一部份）移民最多，移民人口达100多万，而今民间传说的“湖广填四川”，是在老川人血泪快要流尽的时候发生的大移民，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即指这次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大移民。第六次是抗日战争前期到全国解放，有不少人逃难或“南下干部”定居四川；第七次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三峡大移民，有许多人落户四川。

　　那么，为什么会有"湖广填四川"呢？

　　（一）、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此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贵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二）、瘟疫、灾害接踵而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撕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等瘟疫使许多人病死，“死者朽卧床塌，无人掩埋”，“人皆徙散，数百里无烟”。顺治初年，大旱、大饥、大疫席卷四川，“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大荒，饿死者日无计数”。不仅如此，又遇虎灾，“数年段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川南死者十二、三……”；“……川北死者十一、二……”。

　　(三)、人口锐减

　　康熙初年，由广元入蜀的巡抚张德地写道“沿途瞻望，举目荆榛，一、二孑遗，鹑衣菜色”，“在川省镜内行数十里……居民不过数十人，穷赤数人而已”，在顺庆(今南充)、重庆看到“舟行数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远麓……”，它反映了当时四川“民无遗类，地尽抛荒”的惨景。据有关史料记载，经过“三藩之乱”，四川官府所掌握的税户仅9万人；《营山县志》载：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存粮花户仅143户，819人。四川真正是“土满人稀”了。

　　（四）、政府鼓励

　　清王朝取得全国政权后，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采取“安民、惠民、安帮定国”的思想，实行“招辑流移，各令复业”，“凡各处逃亡民人，……广加招徕，编入甲保”，“永准为业”，“开垦水旱田地，三年起科，五年升科”，“奇荒田耕种，六年起科，荒地耕种，十年起科”，“零星地土听民开垦，永免升科”，同时，官府给以耕牛、种子、口粮等帮助。

　　由于中央政府大力倡导、各个地方官员努力推行的招民垦荒、南方诸省的战争破坏，形成了移民的大气候、大环境，从而形成前后分三个阶段，持续达一百多年的“湖广填四川”。

　　初期阶段大体是顺治十六年至康熙二十一年。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攻克成都，并控制全川，大规模的战争结束，招民垦荒提上议事日程。从陕西临近移民入蜀的垦荒者，遇到许多困难，而政府政策不配套，又遇“吴三贵之乱”，时达七年，他们多死于战乱，致使这一时期的移民受到很大挫折。康熙年间，多半是奉旨入川。所以民间盛传自己的祖先都是一队队由官府把双手反解在背上，捆着上路入蜀的，途中要小便时，由官差松开双手才方便，所以川人把解小便称为“解手”，走路习惯把手背在背上（它会遗传吗？）。

　　第二阶段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乾隆六十年(1795)。

　　清政府吸取过去教训，制定并完善了移民的有关政策，以“安民为本”，使移民大潮一浪接一浪，持续达一个多世纪。又据《营山县志》记载：雍正六年(1728)，全县民户3897，人口22533，乾隆年间，县内增加楚民17户，到乾隆六十年(1795)民户3914，人口22669，由此可见，营山是在1728年达到移民高潮。

　　第三阶段是嘉庆元年(1796)至同治年间。

　　这—时期，清政府对移民采取不禁而止，听其自然的态度，而这时四川白莲教起义，战火又起，因而，只有小量的移民入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