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南宁市郊那洪村：国、能、兆、振、本、朝、恩、邦、藩、佩、贻、尔、永、式、家、云、祁、远、大、嗣、续、延、长、清、廉、正、直、万、世、荣、昌。

2，南宁市郊那告村：祥、绵、邦、作、晓、赵、喜、风、摊、日、亮、礼、士、运、腾、献、三、曾、显、培、清、丙习、明、振。

3，邕宁县苏圩镇仁德村覃氏班辈排字：福德玉殿世，南成启永元。春至开新景，荣茂树秀长。显达通明日，仁义广如天。

4，隆安县左谭乡古龙村覃氏班辈排序：喜、庆、贵、世、仲、汝、秉、明、思、仁、善、三、磷、绵、震。

5，蒙山县黄村镇明觉村覃氏班辈排字：钟元成保定，永庆祚宏昌，忠厚传家远，诗书世泽长。

6，田林县覃氏班辈排字：福应益世盛，绍席正安隆。

7，罗城桥头镇仫佬族覃氏班辈排字：立志朝文，君忠仕玉。

8，容县覃氏新拟派联：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克肇宽宏，丕振芳猷。

-覃姓

《新唐书》记载中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北宋宋祁、欧阳修等撰，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全书完成，由曾公亮进呈。《新唐书》所增列传多取材于本人的章奏或后人的追述，碑志石刻和各种杂史、笔记、小说都被采辑编入。 《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食货志》增加为5卷，不仅比《旧唐书》份量大而且比较有系统、有条理地保存了大量社会经济史资料。《地理志》着重叙述唐朝地理沿革，记载军府设置、物产分布、水利兴废等情况，补充了不少《旧唐书·地理志》所没有的资料。《天文志》和《历志》在篇幅上超过《旧唐书》3倍以上，记载了唐代流行的7种历法，特别是保存了历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大衍历》的《历议》，反映了唐代历法理论的水平和发展高度。《艺文志》比《旧唐书·经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旧唐书》所没有收录的。北宋人认为，《新唐书》要比《旧唐书》高明。他们严厉批评《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曾公亮进新唐书表》），自以为《新唐书》无论从体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新唐书作者批评旧唐书「使明君贤臣、隽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一]，所以在新唐书中秉孔子修春秋之意，进行所谓「忠奸顺逆」的褒贬，并在旧唐书的类传的基础上，增添了卓行、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又将原有次序作了重新排列。

《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颇为得意地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大大胜过《旧唐书》的地方。的确，《新唐书》从文采和编纂上比《旧唐书》强。

一、其主要作者宋祁、欧阳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学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当时有“二宋”之称，宋人《东轩笔录》说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为其特长。他们笔下的功夫当然不同一般。参加编撰《新唐书》的其它作者，也都为北宋时期名家高手。宋仁宗嘉祐年间曾公亮《进新唐书表》中所列之范镇、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都是当时文坛知名人物。范镇曾为翰林学士，文笔流畅，有《东斋纪事》等百余卷流传于世。王畴文辞严丽，一向为世所称。宋敏求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于藏书，曾编《唐大诏令集》和《长安志》，对唐史十分熟悉。刘羲叟是著名天文学家，后来曾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新唐书》用这些人主笔，自然文采粲然，体例严谨。另一方面，宋、欧等人在修《新唐书》时，态度也很认真。欧阳修负责本纪、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传部分时间更长，前后长达十余年。他曾一度为亳州太守，“出入内外”把这部稿子随身携带。在任成都知府时，每天晚宴过后，开门垂帘燃烛，几乎都要著作到深夜。这种认真谨严的态度，使《新唐书》在不少方面的确胜过《旧唐书》。

《旧唐书》因撰稿时间仓促，有些转抄自唐实录、国史的痕迹都没能抹掉，存在许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样。宋祁等在新修时，把这些不伦不类的话都删削了。使《新唐书》在体例和笔法、风格上显得比《旧唐书》完整严谨得多。另外，《新唐书》在列传的标名上也作了归纳整理，如把少数民族仕唐将领合并到“诸夷蕃将传”中；把割据的藩镇也归到一起来写等等。这样，就使得眉目更为清楚。这些都是在文笔、编裁方面，新书胜过旧书之处。

通常都以新书废旧书61传、增331传，但对其原始根据却说法不一。有说是“文征明《重刻旧唐书序》言”，有引作“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马端临是引用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著录：“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十一。”清代钱大昕另有统计，也被认为“遗漏很多”。近年来，黄永年统计说，新书共增修了315传，包括“只有一两句话极简略”的记载，不包括“诸帝公主传所记二百一十二个公主”。事实上，那种“只有一两句话”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记载，作为“人名索引”开列得越细致越有利于读者，但这绝不能视为是人物小传或新增人物传，两者不应混同。其实，关于新书增废旧传的情况，《新唐书》的编修者是有他们的统计标准和统计数字的。《郡斋读书志》卷七《史评类》著录，吕夏卿撰《唐书直笔》4卷、《唐书新例须知》1卷，为其“在书局时所建明”。其中，《唐书新例须知》记有“新书比旧书增减志、传及其总数”。这就告诉人们，吕夏卿作为编修官，在当时有过统计。尽管在《郡斋读书志》的著录中未记录其“增减志、传及其总数”的具体数字，但这个统计数字无疑会存于书局，并为各编修官所熟记。据《玉海》卷四六《嘉祐新唐书》条引《国史志》云：纪十、志五十、列传百五十。凡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卷、录一卷。（旧史凡一百九十万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万九百三十字。）所谓《国史志》，指北宋《国史》中的《艺文志》。北宋《国史》，仁宗天圣八年修成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国史》，神宗元丰五年修成宋仁宗、宋英宗《两朝国史》，南宋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宋钦宗《四朝国史》。其中，仁、英《两朝国史》120卷，纪5卷、志45卷、列传70卷，宋敏求作为史馆修撰参预其编修。因此，《两朝国史·艺文志》著录《嘉祐新唐书》，必然要依据当年书局的统计数字，更何况宋敏求又是当年《新唐书》的六编修官之一。《郡斋读书志》据此记录了“旧书约一百九十万，新书约一百七十四万（言）”，而《直斋书录解题》则据此记录了“凡废传六十一，增传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为《文献通考》、文征明等转相引录。笔者以两部《唐书》每卷人物列传前的目录为统计依据，除去各自的重复，所增（包括正传、附传）、所废（仅指正传）数字极为接近上面所引《国史志》的数字（诸帝公主不在统计之列），证明“废旧传六十一，增新传三百三十一”，确实是《新唐书》书局留给后人的一个权威性的统计。今后，再引用这个数字时，不要误以为是书局“局外”人的说法，并请分清其增、废的具体情况。

二、在史料方面，因为北宋时期比较安宁，有许多在战乱时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到北宋初年得到了征集和整理。据专家估计，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参考史料达三百种之多，《新唐书》的修撰与《通鉴》时间相近，司马光看到的，宋、欧等势必见到。如在《新唐书》增加的《李绩传》记载立武后之争时的态度，记房玄龄论守成之难易，都是《旧唐书》和其它书所不及的。其它如《新唐书》的《食货志》里增加了唐朝屯田、和籴、矿冶等资料；《地理志》记载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况和各州的土特产，也都是他书少见的珍贵史料。欧阳修还是当时有数的金石大家，他对古代金石学颇有研究，曾撰《集古录》，用金石刻的记载考证史实。最有名一例，即他用孔颖达碑文考证出这位唐初杰出经史学家表字冲远的事实。这些都使《新唐书》在某些史实考证方面略胜《旧唐书》一筹。

新唐书还在列传中保存了一些旧唐书所未载的史料。自安史之乱以后，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无官修实录，所以宋祁为唐后期人物立传，采用了不少小说、笔记、传状、碑志、家谱、野史等资料。同时，还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传。关于少数民族的种族、部落的记载，新唐书比旧唐书多而且详。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新唐书》载：“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百数十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为详。又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这一切对修唐书都提供了有用的资料。许多列传中采用了小说、文集、碑志、逸史和政书等文献。诸志在采用“旧书”各志资料之外，又有新的扩大。有关实录、政书、逸史、文集、碑志以及小说等文献，均在采摘之列。

三、《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中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保存了中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许多宝贵史料。《新唐书》的宰相、方镇诸表，也给读者认识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镇势力的消长，提供了一条线索。著名史论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新书最佳者志、表”。这是公允的评价。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此外，由于欧阳修过分强调写史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有些史实他是有意避讳的。如后周有位大将叫韩通。他忠于后周王朝，反对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欧阳修就不给他立传。这在当时就遇到同辈的议论。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当时有个史学家刘攽（曾参加《资治通鉴》的编写），曾问欧阳修的弟子焦干之，五代史脱稿没有，焦说即将脱稿。刘又问：为韩瞠眼（韩通的外号）立传没有，焦说没有。刘攽大笑说：“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这个故事说明欧阳修也未能完全忠实于历史。这是时代给欧阳修打下的烙印，不能不说是《新五代史》的缺陷。 宋祁（998～1061）北宋文学家。字子京，安州安陆（今湖北安陆）人，后徙居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天圣二年进士，官翰林学士、史馆修撰。与欧阳修等合修《新唐书》，书成，进工部尚书，拜翰林学士承旨。卒谥景文，与兄宋庠并有文名，时称“二宋”。诗词语言工丽，因《玉楼春》词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句，世称“红杏尚书”。

著作除《新唐书》列传部分外，有《宋景文公集》，有《湖北先正遗书》本。近人赵万里辑有其词《宋景文公长短句》 1卷，唐圭璋据以收入《全宋词》时又稍有增补。

欧阳修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且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宋词《踏莎行》。并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记》。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词集名。北宋欧阳修作。三卷。南宋罗泌编次。收入《欧阳文忠公文集》，又有影宋刻单行本。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改题《六一词》，仅一卷，据前本而有所删节。另有影宋本《醉翁琴趣外编》六卷，多有《近体乐府》未收之词。公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代表作有《醉翁亭记》。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

马廉先生是著名的鄞县“五马”中的九先生。“五马”说的是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准和马廉五位教授，也是五位亲兄弟。其他四位先生是：二先生马裕藻，曾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系主任；四先生马衡，曾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图书馆馆长，后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五先生马鉴，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七先生马准，曾任北京大学教授。

马廉少年时喜读明末忠臣义士著作，后受王国维和鲁迅影响，孜孜不倦地收集、整理、研究古典小说、戏曲、弹词、鼓词、宝卷、俚曲等作品，成为著名的小说戏曲研究家。

他的稿本如《隅卿杂抄》、《不登大雅文库书目》等都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鄞居访书录》一书的主要内容是马廉摘抄一些鄞县文人著作的目录，以及鄞县一些世家大族家谱的部分内容，其中很珍贵的除从《甬上屠氏宗谱》中录出屠本畯《饮中八仙记杂剧》外，还录有鄞县近代学者冯贞群的《伏跗室书目稿本》，冯氏藏书多善本，谢国桢先生《江浙访书记》多次提及伏跗室藏书。1935年猝逝于北京大学讲堂之后，藏书陆续散 出。其小说戏曲类的大部分，为北大图书馆购藏；然而若干珍稀小说以及大量的明踪影。

凭借丰富的藏书，马廉于古代小说研究成绩斐然，却因多属未刊稿本，而少为人知。我们以北大所藏马氏稿抄本为资料基础，梳理马廉在古代小说目录学、三言二拍、《清平山堂话本》及《三国志演义》等领域取得的学术成果；并从小说学术史的视角，重新评价马廉的学术地位，探讨小说收藏与小说研究史之间的学术联系。明代嘉靖年间杭州洪楩清平山堂出版的《六十家小说》原为六十篇，现存二十九篇(包括残本)。其中十五篇为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不知集名，通称《清平山堂话本》。马廉在宁波发现的十二篇是《雨窗集》与《欹枕集》的一部分，现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

马廉又是小说戏曲古籍收藏家，生前经常与钱玄同、刘半农、郑振铎等学者结伴，到琉璃厂访书购书。他因意外购得海内孤本———明万历年间王慎修刻本四卷二十回《三遂平妖传》，遂将书屋取名“平妖堂”。又因有感于封建时代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长期受到正统文坛与学术界的轻视，将自己藏书戏称为“不登大雅文库”，将书室戏称为“不登大雅之堂”，用以表示心灵深处的骄傲与欣慰。鲁迅先生当年就常去堂中看书。

1935年2月19日，因患脑溢血，先生在北大讲台上溘然长逝。他的5286册藏书经魏建功、赵万里等专家整理，于1937年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购藏。在“不登大雅之堂”藏书中，有小说372种，戏曲394种，还有大量的讲唱文学及笑话、谜语等。共计928种，5 386册。大量不常见的小说、名剧珍本深受国内外学者珍视。藏书印“鄞马廉字隅卿所藏书”、“不登大雅堂文库”、“隅卿藏珍本小说戏曲”和“平妖堂”等。北京大学图书馆与首都图书馆合作编辑出版《不登大雅文库藏珍本戏曲丛刊》，共收入马氏戏曲64种。

马廉对天一阁曾作出颇多贡献。1932年他回故乡鄞州养病时，曾与郑振铎、赵万里两位先生访得天一阁散出的明抄本《录鬼簿》，3人连夜影抄出一部副本，后来又和赵万里一起全面整理天一阁藏书。1933年，马廉先生又购得一包残书，从中发现了天一阁散出的明嘉靖刻本《六十家小说》中的《雨窗集》、《欹枕集》，次年交由北平大业印书局影印出版，使12篇宋元话本得以传世。

1931年，宁波拆毁古城墙已近尾声，回乡的马廉发现其中大量的汉晋古砖历史文化价值很高，于是朝夕巡颓垣，欣然撮拾，负麻袋以归，灯下敲拓，著录《鄞古砖目》一册。1933年，宁波文化界人士筹款维修天一阁，并在阁后移建尊经阁和明州碑林。马廉就将自己收集的数百块古砖全部捐赠给天一阁，天一阁乃特辟一室予以储存陈列，因其中有不少珍贵的晋砖，所以命名为“千晋斋”。自此，千晋斋便成了天一阁的一个组成部分，迄今已有70年的历史，这是马廉先生对宁波历史文化的一大贡献。

马廉，男，医学博士，主任医生、博士生导师，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儿科主任，第二届“汕头市十大青年文明标兵”，第十一批“汕头市优秀拔尖人才”获得者，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血液专业学组委员，广东省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副主任委员。　擅长于小儿血液和肿瘤、免疫性疾病的治疗及危重病人的抢救，对川崎病、儿科临床输血有较深入的研究，主持完成的课题获汕头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三项和卫生厅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以第一作者在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中国小儿血液、实用儿科临床杂志等杂志发表论文二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