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一曲诗词传天下 "四重""四足"教子孙

杨升庵

杨升庵（1488-1559），名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朝著名文学家。正德六年（1511年）中状元，后授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明嘉靖三年（1524年），在明朝著名的“大礼议”事件中，因触怒嘉靖皇帝被终身流放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卒于云南戍所。

杨升庵一生勤奋好学，博涉百家，其诗、词及散曲创作水平很高，尤以《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名扬于世。《明史·杨慎传》记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据统计，杨升庵生平著述达百余种，涉及文学、哲学、史学、地理、民俗等，均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后人辑为《升庵集》。

杨升庵纪念地桂湖

桂湖园林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是杨升庵在故里的纪念地。“桂湖”因杨升庵在此沿湖遍植桂树而得名。历经明、清及近现代修建，桂湖现有升庵祠、升庵书屋、黄峨馆及楼台亭阁等古迹20余处，基本保存了清道光十九年的建筑和布局。其中，升庵祠为桂湖的主体建筑。

桂湖面积46500平方米，水域占16300平方米，是一座花木扶疏、楼阁掩映的园林。粉荷凌波，桂蕊飘香，是桂湖独具的特色。

杨升庵·新都杨氏家训

“一门七进士，宰相状元家”的新都杨升庵家族，历来清白传家。也正是在这种优良家风的润泽下，逐渐孕育出世代相传的家规家训。如今，在杨氏家族现存的光绪乙未本《杨氏族谱》和民国辛未本《新都杨氏家谱》两本家谱中，除记录着杨氏先祖清廉为官的事迹之外，也记载了杨氏的家规家训。

“四重”家训。杨升庵曾祖母熊夫人曾留下“家人重执业，家产重量出；家礼重敦伦，家法重教育”的“四重”家训，教育子孙敦睦人伦，兴家立业。

“四足”家训。杨升庵流放云南前夕，借前人创作的《四足歌》，从居住、饮食、娶妻、育儿四个方面教育子孙淡泊名利，节俭持家。

临终遗训。杨升庵于嘉靖三十八年（1599年）卒于戍所，临终时，他以“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评价自己的一生，同时告诫子孙重义轻利、见义勇为。

此外，新都杨氏还有一条不成文的爱乡族规：凡是入朝或在外为官，均不能忘记新都父老乡亲，每次回乡，必捐资为故乡做一件益民的善事，以报答家乡的养育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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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都杨升庵：“四足”重千钧 勤廉传佳话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是一曲抚今追昔、大气磅礴的千古绝唱，这是一份洞穿历史、笑看风云的豪迈情怀。491年前，一位词人在湖北江陵长江之畔挥毫写下这篇传世之作，他就是一代大家杨升庵。

杨升庵，本名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朝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后人习惯称其为“杨升庵”。

杨氏家族家学渊源、家风淳正。杨升庵23岁便考取状元，是明朝四川地区唯一的状元，曾任经筵讲官，也就是为皇帝讲书的官员。受父辈影响，他为官清廉、刚直不阿。公元1524年，在明朝著名的政治斗争“大礼议”事件中，触怒嘉靖皇帝，被罢官杖责，并终身流放云南。

成都市新都区杨升庵研究会秘书长 张德全：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崩，因其无子，便由其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明世宗嘉靖皇帝。嘉靖皇帝继位以后，杨廷和（杨升庵父亲）就根据封建礼仪，要求皇帝尊他自己的生父为“本生父”或“皇叔父”，当时杨升庵和父亲同朝为官，也支持父亲的提议。但是嘉靖皇帝一意孤行，想要尊他自己的生父为皇帝，于是就产生了矛盾，发生了“大礼议”事件。在事件中杨氏父子触怒了嘉靖皇帝，最终杨廷和被迫辞官还乡，而杨升庵则两次被杖，并充军云南，永不赦免。

杨升庵流放云南前夕，与妻子告别时，亲笔书写家传的《四足歌》，作为对子孙的谆谆教诲。

《四足歌》中这样写道：

茅屋是吾居，休想华丽的。画栋的不久栖，雕梁的有坏期。只求他能遮能避风和雨。再休想高楼大厦，但得个不漏足矣。

淡饭充吾饥，休想美味的。膏粱的不久吃，珍馐的有断时。只求他粗茶淡饭随时济。再休想鹅掌豚蹄，但得个不饥足矣。

丑妇是吾妻，休想美貌的。只求她温良恭俭敬姑嫜。再休想花容月色，但得个贤惠足矣。

蠢子是吾儿，休想伶俐的。聪明的惹是非，刚强的把人欺。只求他安分守己寻生计。再休想英雄豪杰，但得个孝顺足矣。

杨升庵在滇南三十多年，恪守清贫而不忘初心。他孜孜不倦博览群书，平生著述百余种。《明史·杨慎传》记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杨升庵个人虽淡泊名利，却时时关心民间疾苦。当时，昆明一带的豪绅以修浚海口为名，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敛财肥私，杨升庵正义凛然地写下《海口行》、《后海口行》等诗篇痛加抨击，诗中写道“疏浚海口银十万，委官欢喜海夫怨”。他还写信给云南巡抚，请他制止这种坑害百姓的恶行。

在云南期间，杨升庵竭尽全力传播中原文化。他常常独自深入边地各处游历，与当地各民族倾心长谈。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滇士从者如云，其中有著名的“杨门七子”，对当时文化落后的云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在云南还流传着许多关于杨升庵的民间故事。人们赞誉他不畏权贵的风骨，钦佩他广博多才的学识，学习他知足常乐的高贵品质。

　　摘 要:近三十年,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文章先回顾了家谱的历史演变,再分析了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并以家谱的“前言”、“后记”来例证。　　关键词:家谱 重修 原因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7(a)-0220-01

　家谱,也称宗谱、族谱、世谱、家书等,是记载一个家族迁徙、繁衍、兴衰历史,褒扬家族功德人物的史实资料,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近三十年来,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这股热潮,其声势之大、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编修家谱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这股编修新谱的热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可以从新修的家谱的“前言”、“序”、“后记”等中得到印证。

　1 家谱的演变

　最早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在甲骨、青铜器上简单刻有父子兄弟世系,这是中国最古老、最原始形态的家谱。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家谱适应世家豪族的政治需要处于兴盛期,成为了世族之间通婚和做官的主要依据。唐代,谱学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官修谱牒巨大,私修家谱亦十分兴盛。宋代为家谱的转型期,官修谱牒废绝,私修家谱兴盛。家谱作为用来区别门第身份的政治功能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尊祖、敬宗、收族”和“尊尊亲亲之道”的道德教化功能,并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欧式谱例和苏式谱例。进入明代,中国家谱发展趋于成熟,编修家谱的体例、内容更加完善,并基本定型。明代修谱进一步发展以朱熹“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作为修谱的指导思想。清代及民国时期,编修家谱的活动在民间非常普及。新中国成立后的50～70年代,编撰家谱一度停止,大量的旧谱牒遭到了破坏。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率先出现了重修家谱现象,很快遍及全国各地。

　2 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例证

　21 主观愿望——敬宗睦族,惟有修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极为深刻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农村人口流动的增长,即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经商、求学日曾增多。各家族子孙迁居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而家谱,就是家族群体联系感情、亲情的纽带。族中老人希望通过修家谱,达到“敬宗睦族”的目的。浙江海宁《褚氏家谱》的“前言”中写到:“当大部分子孙汇集硖石参加迁葬时,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尤其是少、青、壮年一代对褚氏根从何来、对家史一无所知。所有健在老人都为自己重任深感不安和内疚。后经合计,一致认为,有续修家谱刻不容缓的急切愿望,因此开始筹编。”修谱可以使民族源流清晰,能得到族人相互提携帮助。……吾族之谱,自公元一九二四年第四届续修至今,屈指已八十有六载,由于年代久远,族内后裔或谋生外迁,或经商发迹,子孙繁衍,徙居各地,昭穆既远。当今后裔辈份不清,祖宗支派不明,犹如陌路之人,如何将族内之人团结起来,惟有修谱。”

　22 客观基础——盛世修谱,势在必行

　中国有句古话:盛世修史,明时修志。盛世也为修谱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冲破了“左”的思想牢笼,思想大解放使人们打破了精神枷锁,营造了宽松的文化氛围,让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新生的政治条件;二是经济快速发展,国力日益增强,百姓日益富裕,为修谱的各项费用提供了物质基础。《上虞管溪徐氏宗谱》序:“盛世修志,盛世修谱。可以说,政通人和,太平盛世赋予编史修志著谱的神圣使命和高度的责任感。”

　23 推动因素——“两个通知”的发布

　1984年,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等单位联合编撰《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为使这项涉及全国各图书、档案、文化部门的联合目录编撰顺利,国家档案局会同教育部、文化部联名向大陆地区各文化厅、文管会、档案局等单位发出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国档会字(1984)7号)。为了增加大陆以及海外收藏的中国家谱目录,2000年国家决定编撰《中国家谱总目》。为了推动此项工作进展。文化部办公厅于2001年2月发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办社图函[2001]29号)。“两个通知”的发布对近三十年来的家谱编修意义十分重大,推动了家谱重修的盛行。

　首先,家谱的价值重新得到了确认。在“”时期,家谱被认为是封建糟粕,不要说是修谱,连收藏的旧家谱也遭到了破坏。而在“两个通知”中,明确指出:家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钱塘孔氏宗谱》重修宗谱新凡例中说:“家谱,是记载一个家族繁衍迁徙的历史文献,曾经被作为维系宗法制度和祖先祭祀的工具而被奉为圣物。然而在上世纪中叶的“”中被作为“旧时代”的遗物而惨遭毁灭。浩劫之后,家谱的性质和现实意义重新被人们所认识,被认为与国史和地方史志同为民族历史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

　第二,为农村修谱提供了契机,成为了修谱宗旨。需要敬宗睦族,修谱有了主观愿望。思想解放、物质丰富,修谱有基础。而家谱目录整理工作的开展,为修谱者重修家谱提供了契机。家谱目录专业工作人员为了对各地家谱资源进行调查、征集和著录工作,深入城乡,宣传家谱的价值、家谱工作的意义,民间私藏家谱被公诸于世。在家谱目录整理工作开展之际,各族人认为有必要对自家的家谱进行重修,并把“两个通知”精神定为修谱的宗旨。广西北流《郑氏族谱》凡例第十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编好《中国家谱总目录》等文件精神编好士球公宗支系族谱。并在书前附有“两个通知”的原文。《齐贤镇西徐巷村樊氏家谱》“谱例”第一条:遵循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国档会字[1984]第7号联合通知“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也是建筑自己的血缘关系……”之精神,作为编修本谱之宗旨。

　编修新谱是历史上续修家谱的继续与发展,是适应社会需要、民众需求的一个文化现象。新修的家谱跟旧家谱相比,有继承、有批判、有创新。我们应对其进行引导,使新谱编修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健康向前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担当起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功能。

　参考文献

　[1] 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 赵小玲家谱征集工作的实践和体会[J]当代图书馆,2004(4)